李白和杜甫，在天宝三年（744）的春夏之交，相遇于洛阳。李白是遭遇谗毁，由长安被赐金放回，时年四十四岁。杜甫是“忤下考功第”后的第十年，时年三十三岁。他们都在壮年，而且是怀才不遇，目空一切的。

当年的秋季，李杜相约漫游梁（开封）宋（商丘），高适也参加了他们的行列。杜甫晚年在《遣怀》和《昔游》两诗中，对于当时情况有所回忆。李杜二人其后又同游齐鲁（高适有时也参加），这时是他们的友谊的高潮期。杜甫在《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诗中有云：“怜君（指李白）如弟兄”；又云：“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看来他们好像比兄弟还要亲热。他们在一道的时候分不开手，不在一道的时候便终日怀念。“寂寞空斋里，终朝独尔思”，这是杜甫《冬日有怀李白》的开头两句。他们不仅趣味相投，而且信仰接近。在一同饮酒赋诗，六博畋猎；也在一同求仙访道，并准备采药还丹。杜甫第一首《赠李白》的七绝，便是当时李杜二人的合影。

秋来相顾尚飘篷，未就丹砂愧葛洪。

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前人以为这首诗是杜甫对于李白有所规劝，那是错误的看法。人们不仅忽略了第一句中的“相顾”两个字，更完全忽略了杜甫也迷信神仙丹药，而且终生嗜酒，嗜酒的程度绝不亚于李白。“空度日”、“为谁雄？”都是愤世嫉俗之词，在慨叹英雄无用武之地。这所指的不仅是李白一个人，也包含了杜甫自己。杜甫在《壮游》诗里，说他自己年少时“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饮酣视八极，俗物多茫茫！”这态度难道还不够“飞扬跋扈”吗？不要忘记，《今夕行》中，杜甫在咸阳客舍“凭陵大叫呼五白”时，还自称为“英雄”呢！

杜甫十分同情李白，毫无问题。在现存一千四百四十余首诗中，和李白有关的将近二十首。其中专门寄赠或怀念李白的有十首——《赠李白》前后两首，《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一首，《冬日有怀李白》一首，《春日忆李白》一首，《梦李白》二首，《天末怀李白》一首，《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一首，《不见》一首。诗中提到李白的五首——《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一首，《饮中八仙歌》一首，《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一首，《昔游》一首，《遣怀》一首。没有提名，但其中一定包含有李白的，无法统计。例如《哭郑司户（虔）、苏少监（源明）》诗中有句云：“豪杰何人在？文章扫地无！”这里面一定包含有李白。王维卒于上元二年（761），李白卒于宝应元年（762），郑与苏同卒于广德二年（764）。他们四位都是杜甫所亲近的有名的文艺家，相隔三、四年都先后去世了，故杜甫发出了那样的慨叹。又如《赠高式颜》诗中有句云：“自失论文友，空知卖酒垆”，这里面也一定包含有李白。高式颜是高适的侄子，高适卒于永泰元年（765），“论文友”自然是指高适。但如果我们联想到《春日忆李白》的“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更联想到《遣怀》诗中的这几句：“忆与高（适）李（白）辈，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能够说《赠高式颜》诗中的话没有包含着李白吗？又再如杜甫署明作于“大历五年（770）正月二十一日”的《追酬故高蜀州（适）人日见寄》诗，序中有云：“今海内忘形故人，独汉中王（李）瑀与昭州敬使君超先在。”这时岑参也死了，死于大历四年十二月下旬。在这“忘形故人”里面也应该包含有李白。

李白虽然年长十一岁，他对于杜甫也有同样深厚的感情。但他有关杜甫的诗不多，只剩下四首，都是在漫游齐鲁时代的诗。其前其后应该还有作品，可惜散佚了。前人爱以现存诗歌的数量来衡量李杜感情的厚薄，说杜厚于李，而李薄于杜。那真是皮相的见解。

现将李白有关杜甫的四首诗叙列在下边。

《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

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

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

开头一句是说没有几天便要分手了。舍不得分手，因而有酒同醉饮，有景同登临。这不就是“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的实际吗？“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不也就是“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的希望吗？虽然没有表达出“弟兄”的字面，但两人当时的情谊，比起一般的“弟兄”来似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秋日鲁郡尧祠亭上宴别杜补阙范侍御》：

我觉秋兴逸，谁云秋兴悲？山将落日去，水与晴空宜。

鲁酒白玉壶，送行驻金羁。歇鞍憩古木，解带挂横枝。

歌鼓川上亭，曲度神飚吹。云归碧海夕，雁没青天时。

相失各万里，茫然空尔思。

这首诗在题目上有问题。李杜游齐鲁时，杜甫并无官职。后来有了官职，做过左拾遗，也并不是“补阙”。因此，前人有的怀疑“杜补阙”不会是杜甫。考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已征引此诗：“众言李白惟戏杜考功‘饭颗山头’之句，成式偶见李白《祠亭上宴别杜考功》诗，今录其首尾（案即上引诗首四句与尾四句）。”这虽然误把“考功”弄成了杜甫的功名，“杜考功”即杜甫是无疑问的。“饭颗山头”之句是李白赠杜甫的诗句，《尧祠亭上宴别》也必然是赠杜甫的诗。因此，李白集中的诗题应该是《秋日鲁郡尧祠亭上宴别杜甫兼示范侍御》。“兼示”二字，抄本或刊本适缺，后人注以“阙”字。其后窜入正文，妄作聪明者乃益“甫”为“補”而成“補阙”。《酉阳杂俎》既只言“宴别杜考功”，则原诗应该只是“宴别杜甫”，范侍御不是“宴别”的对象。这位范侍御很显然就是杜甫《与李白同寻范十隐居》的那位“范十”了。

诗与前诗当是同时所作，时令相同，地点亦相近。同时的赠别诗留下了两首，正足以证明：李杜在“几日”的惜别中，的确是“登临遍池台”的。这首诗的末句“茫然空尔思”，不也就同于杜甫的“终朝独尔思”吗？

《沙丘城下寄杜甫》：

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

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

“沙丘城”不是钜鹿的沙丘台或沙丘宫。李白《送萧三十一之鲁中兼问稚子伯禽》诗云：“我家寄在沙丘旁”，可知此沙丘为李白在鲁中寄居处。此时与杜甫不在一处，怀念杜甫的情绪竟如汶水一样长流不断，有鲁酒也不能忘情，有齐歌也不足取乐。这情谊还不算真挚吗？

但有一首诗却被人误解得很厉害，那就是第四首的所谓《戏赠杜甫》了。“戏”字无疑是后人误加的。

《戏赠杜甫》：

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

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

李白集中未收此诗，前人或疑伪作。诗见唐人孟棨《本事诗》，孟棨以为李白讥刺杜甫“拘束”。同是唐人的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也以为李白“戏”杜甫。可见作为讥刺或戏作，是唐人相当广泛的见解。自从有了这种见解，后人便视为定论，如《唐书·文苑传》竟说：“天宝末诗人，甫与李白齐名，而白自负文格放达，讥甫龌龊，而有‘饭颗山’之嘲诮。”

这真是活天冤枉。诗的后二句的一问一答，不是李白的独白，而是李杜两人的对话。再说详细一点，“别来太瘦生”是李白发问，“总为从前作诗苦”是杜甫的回答。这样很亲切的诗，却完全被专家们讲反了。

杜甫作诗向来是苦费心思的。他在《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中说：“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为了能做出好的诗句连命都可以不要，这还不苦吗？又在《解闷十二首》之七中说：“熟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为了能做出好诗，要把谢灵运和谢朓的诗读得烂熟，还要学阴铿与何逊的刻苦用心，在这儿已明白说出了一个“苦”字。他不仅能体会前人的“苦”，也能体会今人的“苦”。“清诗近道要，识子用心苦”（《贻阮隐居》），这就是所谓能识此中甘苦了。“苦用心”的结果自然会“瘦”，所以他在《暮登四安寺钟楼（原在今四川新津）寄裴十迪》中有这样的一句：“知君苦思缘诗瘦”。这就是“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的极周到的注脚。不仅“苦”字有了着落，连“瘦”字也有了来历。这样亲切而认真的诗，被解为“嘲诮”，解为“戏赠”，解为讥杜甫“拘束”或甚至“龌龊”，未免冤枉了李白，也唐突了杜甫！

唐代以诗歌取士，做诗的人们因用心做诗而致身体瘦削，并不是什么丑事。请读韩愈为他的诗友孟郊所作的《贞曜先生墓志铭》吧。他形容孟郊的苦吟竟至使用上“刿目心”，“搯擢胃肾”的辞句。这也就是后人所说的“呕心滴血”了。

就是李白本人，尽管“放达”，做诗又何尝掉以轻心？他的《古风五十九首》的第一首开头两句是“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最后的四句是“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请看，他是在怎样的作鼓振金！

要之，“饭颗山头逢杜甫”一诗，既非“嘲诮”“戏赠”，也不是后人伪作。那诗亲切动人，正表明着李白对于杜甫的深厚的关心。这和杜甫《赠李白》“秋来相顾尚飘蓬”一绝，直可以说是一唱一和。

李杜在齐鲁的同游为期并不长。天宝四年秋季，李白南下，杜甫西上，成为了杜甫在《春日忆李白》中所说的“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杜甫定居在西北如古树，李白漫游在东南如浮云。）从此两人便没有再见面的机会。

一别十三、四年，经过了天翻地覆的安史之乱，特别是在李白长流夜郎时及其后，杜甫对于李白的感情是有明显的转变的，那便是由怀念仰慕转变为哀怜惋惜。乾元二年（759）的秋天，在秦州做的《梦李白二首》之二的结尾四句是：“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他耽心李白的冤罪，千载难雪，会“名堙没而不彰”。

这时杜甫远在秦州，因地方偏僻，消息隔绝，不知道李白的真情实况。其实在杜甫作诗的当时，李白已遇赦放回，在南游洞庭了。同时所作的《天末怀李白》，也是非常隔膜，但也非常哀惋。

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

他揣想李白流窜夜郎（在今遵义附近）所走的路径可能是经过湖南北部再往西走，故有“投诗赠汨罗”与“冤魂”屈原“共语”的揣测。这虽然揣测错了，但在杜甫做诗当时李白确实在岳阳一带，舟游洞庭，而有“划却君山好”那样豪放的诗句。

但到后来得到李白的消息，情况便不同了。《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共二百字，可以说是杜甫的李白诗传，对于李白的现状，不仅他的生活，更兼及他的心事，都好像了如指掌了。这首诗对于了解李白和李杜二人的关系上，是一项重要的资料，我想把全诗分段地诠解在下边。

第一段：

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声名从此大，汨没一朝伸。

“昔年”，我认为是开元十八年。李白时年三十岁，第一次出游长安。李白《与韩荆州书》中所谓“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即在此年。“狂客”指贺知章，贺曾自称为“四明狂客”。贺知章是“酒中八仙之游”的第一人。“八仙”中有死于开元二十二年的苏晋，足证“酒中八仙之游”为时必在开元二十二年以前。

唐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白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期不间日。由是称誉光赫。”此说与杜甫诗相为表里，最为可信。又范传正《新墓碑》云：“贺知章……吟公《乌栖曲》云：此诗可以泣鬼神矣。”《乌栖曲》，有人说是传闻异辞；实际上是贺知章同时见到《蜀道难》与《乌栖曲》。这由杜甫的诗可以证明。“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上句切《蜀道难》，下句切《乌栖曲》，可见孟、范二说正相为补充。

《蜀道难》之作有种种说法，有的说是刺严武，有的说是刺章仇兼琼，有的说是讽唐玄宗奔蜀，都是些武断的臆测。胡震亨在《李诗通》里说：“《蜀道难》自是古相和歌曲，梁陈间拟者不乏，讵必尽有为而作！”又说：“李白之作当在开元、天宝间。……即事成篇，别无寓意。”大抵上是正确的，但说为作于开元、天宝间，也只是揣测之辞。应该是李白的少作，作于开元十八年以前，此正足以表示李白的“天才英丽”（苏颋在李白二十岁时的评语）。诗中极言蜀道东北部的艰险，而未涉及东南部的壮丽，也足证明李白作诗当时对蜀道的认识还有局限。

第二段：

文采承殊渥，流传必绝伦。龙舟移棹晚，兽锦夺袍新；

白日来深殿，青云满后尘。

这是说到李白在天宝元年（742）第二次入京，受到唐玄宗的重视，做到翰林待诏，在那时做了一些歌颂宫廷生活的诗章。时或白日应诏，到深殿里草拟文诰；时或月夜泛舟侍游，赋诗了无敌手。夺锦袍的故事见《唐书·宋之问传》：“（武）则天幸洛阳龙门，令从官赋诗。左史东方虬诗先成，则天以锦袍赐之。及之问诗成，则天称其词愈高，夺虬锦袍以赏之。”李白既受到重视，如身在天上，即成为所谓“青云之士”，一时趋炎附势的人都来甘拜后尘了。这正是李白在自己的诗里所说的“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当时”是指开元十八年。

第三段：

乞归优诏许，遇我夙心亲。未负幽栖志，兼全宠辱身。

剧谈怜野逸，嗜酒见天真。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

李白在天宝三年受谗逐，被赐金放还，杜甫把它说得很轻松。说李白没有辜负自己浮云富贵的志趣，能够宠辱不惊，全身而退。说他们在洛阳相遇，得以亲近，满足了向来的期望。说自己的高谈阔论，蒙李白爱其粗野。说两人都喜欢喝酒，各显出一片天真。在梁园的夜月下酒醉而起舞，这说的是同游梁宋时的情形。在泗水的春风中沿路走，沿路唱歌，这说的是同游齐鲁时的情形。

第四段：

才高心不展，道屈善无邻。处士祢衡俊，诸生原宪贫。

稻粱求未足，薏苡谤何频！

说李白才气很高，壮志无法舒展。说人生的行路屈折，善人得不到援助。说李白虽俊如祢衡而无一官半职，贫如原宪只是一位书生；因此才下山求出路，想办法糊口。然而物质食粮还未得到满足，而贪污的诽谤喧腾众口。马援从南方运回的薏仁米被人说成为珍珠。估计当时的士大夫们必有人诬枉李白受了永王的重赂，故杜甫引用了马援的典故。李白诗中也有相应的自解：“徒赐五百金，弃之如云烟，辞官不受赏，翻谪夜郎天”（《赠韦良宰》），说到赐金的数目，并说到辞赏不受，无疑是为了避谤。但李白的下山被杜甫说成为解决吃饭的问题，杜甫虽然有意开脱，在倔强自负的李白看来恐怕是不会满意的。

第五段：

五岭炎蒸地，三危放逐臣，几年遭鹏鸟，独泣向麒麟。

这一段是指长流夜郎。“五岭”指岭南地带，在唐是流放区域。“三危”在敦煌东南二十里。《尚书·舜典》：“流共工于幽州，放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三危和五岭都是暗喻夜郎。“三危”句可能会使李白深受刺激，因为这样用典，是把李白比成“四凶”之一的“三苗”了。杜甫是在苦心炼句，以“三”对“五”，但诗是“寄”给李白看的，看到这里，尽管李白如何“放达”，恐怕也不能无动于衷吧。

“鹏鸟”是用贾谊的故事。贾谊被贬谪为长沙王的太傅，作《鹏鸟赋》以自慰。鹏鸟据说是不祥之鸟，赋中向此鸟扣问以吉凶及其祸福到来的迟速。鸟回答以一片达观的形而上学的见解，主要是道家思想。这里是以贾谊来比李白。

“麒麟”用的是孔丘作《春秋》绝笔于“获麟”的故事。《春秋公羊传》鲁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孔丘闻之，为之流泪。据说麟是“仁兽”，要天下太平、圣人当道，然后才出现。麟之出非其时，故遇害。因此孔丘为之感伤，就把《春秋》的写作终止下来了。《谷梁传》也是这样说。《左传》不同，直到鲁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孔子卒”才结束了。为什么把这个典故用到这儿？在方便上留待下面说明。

第六段：

苏武元还汉，黄公岂事秦？楚筵辞醴日，梁狱上书辰。

已用当时法，谁将此议陈？

前四句都在用典，但用得都很勉强。“苏武元还汉”，是说李白像苏武归汉一样本有脱离永王的存心。“黄公岂事秦？”是说商山四皓之一的夏黄公不肯为秦始皇所用，借喻李白人永王幕府是不愿意的。把永王李璘比成匈奴，比成秦始皇，比得都有点不伦不类。“楚筵辞醴”也是一样。西汉时楚王刘戊的祖父楚元王刘交对于经学家的穆生很尊敬，穆生不喝酒，但每有宴集都要为他备甜酒（“设醴”）。刘戊即位之后，也照常备甜酒。有一次偶然忘记了，于是穆生就说：这是看不起我，可以走了。他就称病辞退。这个典故也是用来表示李白早有脱离永王的用意。“梁狱上书”用的是西汉邹阳的故事。梁孝王下邹阳于狱，邹阳从狱中上书自陈，文辞典赡，是现存古文中一篇有名的作品。梁孝王得书后，把邹阳释放了。这明显地是用以暗喻李白在寻阳狱中有《上崔相涣》《万愤词》《百忧章》等诗。李白也是被御史中丞宋若思释放了的。“已用当时法”，是说已因罪下狱，受了处分，为崔涣、宋若思所洗刷。但又被长流夜郎，这又出于谁的倡议呢？“谁将此议陈？”的“议”或作“义”，是没有读懂原诗，被后人所窜改的。

第七、最后一段：

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滨。莫怪恩波隔，乘槎与问津。

上两句说李白已经老了，有时在秋月下闲吟；生了病，病有起色，有时在黄昏中的江边上散步。最后两句是劝李白不要埋怨朝廷，让我到天上去问个出路——或者让我们同到天上去问个出路。说得有点不着边际，好像是说要向朝廷请示，又好像是说听天由命。

杜甫的这首诗，一向的注家认为是乾元二年（759）秋在秦州所作，但从诗中所叙述的李白情况看来，这样的说法是大有问题的。杜甫在秦州所做的有关李白的诗，如《梦李白》与《天末怀李白》等，对于李白的情形都很隔膜，但这一首却不同了。关于李白的生活近况和心理动态，都好像了如指掌。特别是“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滨”两句，很明显地表明是李白在宝应元年（762），即行将去世的一年，在当涂养病的情形。这诗毫无疑问是这一年的秋天做的。当时杜甫在梓州，但他的兄弟杜占在留守成都草堂，经常在成都与梓州之间往还，因此杜甫对于外界的消息是比较灵通的。

诗既是“寄”给李白的，足证他们之间已经有诗札来往。这从李白来说，也要有了定居之后才能有此方便。估计李白在上元二年（761）定居当涂后，便立即有消息寄给杜甫，故杜甫也才能知道他的生活近况和早有脱离永王的心事。不然是无法说通的。

准此，第五段的“独泣向麒麟”也才可以得到确切的解释。那无疑是李白把自己的近作《古风》第一首抄寄了给杜甫——所抄寄的当然不止限于这一首，也不止限于诗。《古风》第一首的最末四句上面已经征引过，不妨再引一遍吧：

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

这儿的“绝笔于获麟”和杜甫的“独泣向麒麟”有如桴鼓之相应，能够说是偶然合拍的吗？

诗是“寄”给李白的，李白在去世之前还有相当的时间，不至于看不到它。看到之后，李白会作何感想？我认为有好些辞句很难使李白满意。关于“三危放逐臣”句，上面已经说了，那还只是出于考虑欠周到的语病。还有更重要的关节处，一定会使李白失望。天宝初年李白被谗逐，这在李白是非常遗憾的事，而在杜甫诗中却以“乞归优诏许”一句不着痕迹地带过。不好诽谤朝廷，在杜甫说来自然是“忠”；但对于谗毁者的“贱臣”“佞臣”——高力士、张垍之流，却未免过于“恕”了。李白下庐山从永王东巡并不算犯罪而是冤枉（皮日休在《七爱诗》中便未涉及此事），他一方面是体贴着唐玄宗的意旨在办事，另一方面也想借永王之力扫荡胡尘，拯救天下苍生；然而杜甫却把它说成为找饭吃而受到处分。这在李白恐怕是更感到意外的。

叙述到这里，对于李白《古风》第五十九首——也是最后一首的最后四句，算找到了它的寄意所在。

众鸟集荣柯，穷鱼守枯池。嗟嗟失欢客，勤问何所规？

前两句容易理解。大抵的人（“众鸟”）都在趋炎赴势（“集荣柯”），少数穷途末路的人（“穷鱼”）穷得没有出路（“守枯池”）。这“众鸟”与“穷鱼”自然是方以类聚，各走各的路；在这里也在暗喻着交道的翻覆——这是诗的重点。后两句译成现代语，便是：

呵呵，你同样是穷途末路的流浪者呵，

你勤勤问候我，到底要规戒我些甚么？

这里所说的“失欢客”，不就是在暗指杜甫吗？这首《古风》看来很明显地是李白在接到杜甫寄诗之后做的，也很明显地表明了李白的失望。他所期待着的知己，虽然同处在困境，但并不如十几年前那样的真正的知己了。

杜甫最后一首关于李白的诗是《不见》，题下原注云“近无李白消息”，可能是李白死后的第二年——广德元年（763）在梓州做的。估计是李白接到杜甫寄赠的二十韵长诗之后，由于失望便没有再和杜甫通消息；或许也是病到垂危，再没有可能通消息了。但这首《不见》，把杜甫对于李白的哀怜，表现得更无掩饰。

不见李生久，佯狂殊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

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

最出人意外的是“佯狂”（装疯）两个字。估计当时是有人造李白的谣言，说李白发了疯；杜甫为他辩解，说为“佯狂”。但从李白的诗文和行动看来，并看不出李白本人有过什么“佯狂”的痕迹。说他“佯狂”，李白曾在诗里斥为世人的误会。《笑歌行》的末尾有这样几句：

笑矣乎，笑矣乎！宁武子，朱买臣，叩角行歌背负薪。今日逢君君不识，岂得不如佯狂人？

这正从正面来回答了造谣者和附和者，并不是“狂”，而是被“不识”的人误认为“狂”，因此就仿佛“如佯狂”。《笑歌行》和《悲歌行》两诗，自宋代苏东坡以来，专家们都认为“断非太白作”。其实这个断案，下得真是武断。这两首诗，还有其他的诗如《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之类，彻底打破了“温柔敦厚”的老教条，正突出了李白的积极性的一面，断为伪作是老教条的幽灵在作怪。

《不见》一诗中“世人皆欲杀”句是可贵的资料。这透露出了当时的统治者和西蜀的士大夫阶层对于李白的一般的态度。杜甫处在这种氛围中能够哀怜李白，自然表示了他的友情。但他只怜李白的才，而不能辨李白的冤；在他看来，李白仍然犯了大罪，非真狂而是“佯狂”，应该杀而可以不杀，如此而已。这样的同情是大有限度的，故“诗”只言其“敏捷”，“酒”却着其“飘零”——孤苦伶仃，无人过问，只求解救于酒。因此，他要李白回到故乡彰明县的大匡山去读书，使晚年有所寄托。

看来杜甫对于李白的期待或评价，并不如李白自己所自负的那么高。拿对诗歌的评价来说，李白是有点轻视六朝文体的，他说过“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古风》第一首），虽然他也尊重陶渊明、谢灵运和谢朓。但杜甫对于六朝诗文却予以相当高度的评价。杜甫既肯定阴铿、何逊、鲍照和庾信的业绩，而说李白的诗句之佳者“往往似阴铿”（《与李白同寻范十隐居》），又比之以庾信和鲍照——《春日忆李白》：“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特别在《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一诗中，把李白和薛华并举，同时举出了六朝文人何逊、刘孝绰、沈约、谢朓和鲍照。这位和李白抗衡的薛华，而且超过了何、刘、沈、谢、鲍的人，却没有一首诗流传下来，可能是杜甫喝醉了酒，过分抬高了薛华，但他对李白的评价是保留着一向的水平的，便是和六朝的文人们可相颉颃。

值得提出的是杜甫有《戏为六绝句》——专门论诗的六首七绝。这些诗的写作，在我看来，和李白显然是有关联的。诗的第一首高度肯定了庾信，第二首和第三首同样肯定了唐初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这些前人，在李白现存的诗歌中都没有被提到过。第四首是对当代诗人的评价：

才力应难跨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

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隋人虞茂《四时白歌·江都夏》中有句云：“兰苕翡翠恒相逐”（见郭茂倩《乐府诗集》第五十六卷）。——作者注）

“数公”是指庾信和王、杨、卢、骆。说庾信和四杰以后还没有人能超过庾信和四杰。当今的文人中谁是出类拔萃的英雄呢？就是说谁也不是！《戏为六绝句》，一般的研究家认为是宝应元年在成都所作。李白死于这一年的十一月，杜甫作诗时李白还未死，在杜甫看来，李白自然不能算是“出群雄”了。同时代的诗人们，才力都敌不过庾信和王、杨、卢、骆；顶多只能写点像翠鸟站在兰苕上的小玩艺，至于在大海里剑劈鲸鱼的大作却谁也没有。因此，绝句的第五首说到自己要努力，要做到与屈原、宋玉并驾齐驱，不要反而落在梁陈文人们的后面去了。第六首则更劝大家努力，不要藐视前人，最好多多学习。

在这六首绝句中虽然没有点李白的名，我看是和李白有关联的，甚至可能是以李白为主要对象，以李白在《古风》第一首中轻视六朝诗文的见解为主要对象。杜甫为了减轻刺激，在题目上标出了一个“戏”字，其实他是很认真的。杜甫这些诗，包含着对于自己的高标准的要求；但李白对于自己的要求标准也有同样的高度，他在《临江王节士歌》里面曾经发问：“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这就是他自己也承认“未掣鲸鱼碧海中”了。

杜甫说他自己要努力：“窃攀屈宋宜方驾”。杜甫很看中宋玉，愿以宋玉为师，爱把屈原与宋玉并举来提高宋玉。其实宋玉是值不得学的，他的文学的成就已被李白远远超过了。李白并不那么佩服宋玉，他的《秋日鲁郡尧祠亭上宴别杜甫》开头两句就是反宋玉的。“我觉秋兴逸，谁云秋兴悲？”说秋兴悲的就是宋玉。杜甫在《咏怀古迹》里却特别欣赏他，所谓“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在这里也可以看出李杜二人的不同处。至于屈原的成就水平，不仅李白没有达到，杜甫也没有达到。杜甫爱做排律诗，元稹在《杜君（甫）墓系铭》中极力加以称颂；说他“上薄风雅，下该沈（佺期）宋（之问），言夺苏（武）李（陵），气吞曹（植）刘（桢），掩颜（延年）谢（灵运）之孤高，杂徐（陵）庾（信）之流丽，尽得古人之体势，而兼文人之独专矣”；“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这真是绝顶的颂扬。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人”中他没有提到屈原，而在“今人”中他却紧紧抓着了李白。

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这样抑李而扬杜，差不多成为封建时代士大夫阶层的定论。其实元稹所极力赞扬的排律，和六朝人的骈体文、后代的八股文，是一脉相承的东西。封建时代科考取士时长期采用过，是读书人的宦海梯航。那种完全脱离群众（正如元稹所说的“脱弃凡近”）、掉书袋、讲堆砌的文艺玩艺儿，正是李白之所不屑为，而有意打破它的。杜甫晚年来特别嗜好，借以消磨岁月，卖弄学识。元稹可以说是嗜痂成癖了。然而同是唐人，也还是有人能够说几句公道话的。韩愈有《调张籍》一诗，开头六句是：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

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这只是以李杜并称，但由抑李扬杜的人看来，可能已经是抑杜扬李了。其实无论李也好，杜也好，他们的“光焰”在今天都不那么灿烂了。用公平的眼光来看，李的“摆去拘束”的乐府歌诗，比起杜的“属对律切”的长篇排律来，要更有诗味，更接近于群众，更有生命一些。就是杜甫的好诗，也不属于他苦心惨淡地搞出来的排律。然而出乎意外的是解放以来的某些研究者却依然为元稹的见解所束缚，抑李而扬杜，作出不公平的判断。

在这里我想介绍一下前些年辰出现的一种新型的李杜优劣论，更想顺便加以批评。

剑阁的险峻，利于军阀割据，给人民带来灾难，他（杜甫）便大骂上帝，要把它划平：“吾将罪真宰，意欲划叠嶂！”（《剑门》）假如我们拿李白“划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的诗句和杜甫的诗相比较，我们就不难看出他们二人之间的差异。他们的想法，可以说是一样的，都充满着一种浪漫主义精神，然而动机目的却不相同。

——萧涤非《杜甫研究》，59页，1959年

动机和目的怎样不同，没有明说，但意思是很明白的。杜甫要“划叠嶂”是为人民除灾难（其实更多地在为朝廷着想），李白要“划却君山”却不是这样。因此，杜甫是人民的诗人，李白则不是。但李白为什么要“划却君山”？他的动机和目的究竟是什么？倒值得拿来研究研究的。

李白那四句诗是《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的第三首。这诗是乾元二年（759）长流夜郎，中途遇赦放回，南游潇湘时作的。时令是在秋季。不妨再把全诗抄在下边，以醒眉目：

划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

这好像是为了能多喝些酒而要“划却君山”，也就是李白三几个人要把洞庭湖的水当成酒来喝，喝不够还要把君山划掉以增加分量。如果真是这样，那真可以说是酒后狂言了。喜欢喝酒的人同时也喜欢流连风景。君山在洞庭湖中是风光明媚的地方。李白约略同时做的七绝《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首》的第五首，便在歌颂君山的美丽。

帝子潇湘去不还，空馀秋草洞庭间。

淡扫明湖开玉镜，丹青画出是君山。

这样美丽如画的君山而要“划却”它，岂不是大杀风景吗？但这还是皮相的说法，我们倒要再进一步问问：酒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洞庭湖里面的水，湘江里面的水，不能直接变为酒。这样穷根究底地问一下，似乎对于李白的真意能够有所接近了。

洞庭湖，对长江来说，是一个天然的泄洪池。大水期间，长江水位高涨，倒灌入湖。入秋，水位降低，洞庭湖周围或附近的土地又从水里解放了出来。因此在唐时就有人围湖作圩以事屯垦。杜甫有《宿青草湖》一诗可以为证：

洞庭犹在目，青草续为名。宿桨依农事，邮竿报水程。

青草湖在君山之南，实际上是洞庭湖的继续。“宿桨依农事”，便是说水退了，人们把船桨放在一边，又拿起锄头来开垦。注家有人认为“湖中多种田”（杨伦《杜诗镜铨》），这是正确的。这样的情形，一定在唐代以前就有，但要感谢杜甫为我们留下了唐代的实据。根据这个实据以揣想李白的“动机目的”，他要“划却君山”以铺平湘水，不是他看到农民在湖边屯垦，便想到要更加扩大耕地面积吗？这样的揣想，和诗中的“酒”和“秋”是不是有联系？有！而且联系得很紧凑！

秋是收成的季节。丰年，古人便叫着“有秋”。酒在古代是专用稻粱酿成的；要有稻粱的大丰收，然后才能有巴陵的无限酒。在这里还可以令人联想到周代的农事诗《豳风·七月》。那诗的最后一章便歌咏到秋收时的欢乐。

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

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

这歌颂秋收的快乐多么开心？李白曾经说过“我觉秋兴逸，谁云秋兴悲？”（见上举《秋日鲁郡尧祠亭上宴别杜甫》），就是从这里脱胎出来的。“划却君山好”的念头，难道不也是从这里脱胎出来的吗？李白有《田园言怀》一诗，足以证明他确实重视农事。

贾谊三年谪，班超万里侯。何如牵白犊，饮水对清流？

因此，我乐于肯定：李白要“划却君山”是从农事上着想，要扩大耕地面积。“巴陵无限酒”不是让李白三两人来醉，而是让所有的巴陵人来醉。这样才能把那样广阔的洞庭湖的秋色“醉杀”（醉到尽头，醉得没有剩余）。因此，李白“划却君山”的动机和目的，应该说才是真正为了人民。

或许有人会问：李白在《江夏赠韦南陵冰》一诗中要“槌碎黄鹤楼”、“倒却鹦鹉洲”，和这“划却君山”，不同样是醉时的豪语吗？何必一定要追求“动机目的”？我的回答是：李白要“槌碎黄鹤楼”、“倒却鹦鹉洲”，在那首诗里也是说明了他的“动机目的”的，那就是“头陀云月多僧气，山水何曾称人意！”他是不满意于中国的风景区多被僧寺道院俗化了，所以他要“槌碎”“倒却”；他是想破立一番。动机和目的，同这“划却君山”一诗虽然有所不同，但说到破和立的关系上来，倒是一致的。

或许又有人会说：“你是偏爱李白，在挖空心思扬李抑杜。”那么我可以另外举出一对十分相似的例证来评比李杜二人，而那对例证对于杜甫却是十分不利的。

欲折月中桂，持为寒者薪。

——李白《赠崔司户文昆季》

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

——杜甫《一百五日夜对月》

两人的奇拔着想完全相同，但动机和目的便大不相同。李白是要为“寒者”（请注意，不是“寒士”）添柴烧，想上天去扳折月中桂；杜甫是在思家流泪，眼泪有如月光的“金波”，想“斫却月中桂”，让眼泪流得更痛快一点。“一百五日”旧历合当清明前二日，古时是“寒食节”。杜甫做诗的当时沦陷在长安。他在对月思家，所以诗的开头两句是“无家对寒食，有泪如金波”。接下去便是这“斫却月中桂”的两句。前人注为把月桂斫掉，可以望到家里人。其实即使斫掉，也是望不到的。既言“有泪如金波”，那么金波更多些，不也就是眼泪更多些吗？杜甫在这首诗里面，完全沉没在个人的感情里，和李白的“动机目的”显然形成了为己与为人的对立。当然，我们也不能就此而抑杜扬李；但也不想赞同信手举一两句诗来便轻易地抑李扬杜。

一般地说来，李白的性格和诗歌是比较更富于平民性的。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刻画李白的四句，倒是传神之笔。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一方面同市井平民亲近，另一方面能藐视帝王的尊严，这正是李白的好的一面。这时没有夹杂着求仙还丹的迷信，功名富贵的野心，人们是比较喜欢这样的李白的。在中国古代诗人中，博得人们广泛爱好的，恐怕要以李白为第一人吧？

请读他的《宿五松山下荀媪家》那首诗吧。

我宿五松下，寂寥无所欢。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

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

古人席地而坐，坐取跪的形式。打盘脚坐叫“胡坐”，是外来的坐法。客人既跪坐，故进饭的女主人也采取“跪进”的形式。今天的日本人，主要还保存着这种习惯，是隋唐时代从中国学过去的。李白以“漂母”比荀媪，可见他是以韩信自比。这诗可能是他比较年青时做的。“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淡淡写来却表示李白是深知稼穑之艰难的人。因此，他在农家受到款待，他感谢得非常虔诚，谢了三次，不能动箸。

再请读他的《秋浦歌十七首》之十四吧。在这首歌里，他在歌颂冶矿工人。歌颂冶矿工人的诗不仅在李白诗歌中是唯一的一首，在中国古代诗歌中恐怕也是唯一的一首吧？

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

虽仅寥寥二十个字，却把冶矿工人歌颂得很有气魄。“秋浦，有银有铜”，见《新唐书·地理志》。“郎明月夜”与“歌曲动寒川”为对句。“郎”，旧时注家不得其解，其实就是银矿或铜矿的冶炼工人。在炉火中脸被焮红了，故称之为“郎”，这是李白独创的辞汇。“明月夜”的“明”字当作动词解，是说红色工人的脸面使“月夜”增加了光辉。工人们一面冶炼，一面唱歌，歌声使附近的贵池水卷起了波澜。这好像是近代的一幅油画，而且是以工人为题材。

这些歌颂工农生活的诗，虽然不是“掣鲸碧海中”，但也不是“翡翠兰苕上”，而是一片真情流露的平民性的结晶。

李白好酒，酒店老板可以和他成为莫逆之交。他有《哭宣城善酿纪叟》一诗是颇有感情的。

纪叟黄泉下，还应酿老春。夜台无李白，沽酒与谁人？

“善酿”表明是小工商业，一面自己酿酒，一面出售。这诗也表现了李白不拿身分，能以平等的态度待人。人们自然也就喜欢他。旧时的乡村酒店，爱在灯笼或酒帘上写出“太白世家”或“太白遗风”等字样，这是对于李白的自发性的纪念。杜甫也同样好酒，但没有看见过，也没有听说过，任何地方的酒店打出过“少陵世家”或“少陵遗风”的招牌。

人民的喜爱毕竟和士大夫阶层或者知识分子不同，人民是有人民自己的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