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只觉得，火车像大力士刚射出的响箭，在灰茫茫的雪野上飞。离火车很遥远的太阳，酒后睡了似的，脸通红，却没有光芒。我久久盯着那太阳，一直在想着夏日这个人。
北京到莫斯科的特快，只在东北三省的省会停，特别快，特别干净，也特别舒服，使我一路浮想联翩而没感到疲倦。
…………
白桦树上，
蔚蓝天空吹来南方的风。
北国山岗上，
白雪在融化。
啊，北国的春天已来临。
…………
日本的流行歌曲，像从春天的花园和秋天的瓜地里穿过来，恍如带着淡淡的花香和瓜根的苦味，还有看瓜护花老人对远方骨肉的浓浓思念。乘的是国际列车，又放着外国歌曲，想事情就不由自主地越出了国界。要是在国外，不，别想得无边无际，就说要是在这次列车所能达到的终点站吧，那儿的人们会怎样看待夏日这样的人呢？
职业的需要吧，每个作家的心窝里都喂养着一只想像的鸟儿。那鸟儿活泼、好动，像个自由的精灵，不知疲倦地寻找着树林、山野、天空以及一切可供飞翔和栖息的地方。我随身带的一包文字材料又像一棵大树，逗引我那只想像的鸟儿飞进去，不停地跳跃。我从材料袋里找出一份《江城日报》来，又重读那篇题为《当代红嫂》的通讯。
……江城市公共汽车上坐着一个年轻战士，老老实实，像个泥塑。忽然拥上几个小伙子，拍拍他的肩头：“有病号，‘雷锋同志’给让个座！”战士憋得脸通红，站起来让了座，同时汗珠儿噼哩啪啦从额上往下滚，差点儿摔倒，却被身后伸过的一只手扶住了。是一位娟秀的年轻妇女的手。年轻妇女对战士说：“坐我这儿吧，你好像有病！”她轻轻一按，他就坐下了，因为他确实病着，患下肢深度静脉炎，腿肿成上下一般粗的柱子了，几个小伙子看不出这些，竟在戏笑他们：“一个‘男雷锋’，一个‘女雷锋’！”
后来，女雷锋就经常照护男雷锋治病，四年如一日，写信七十几封，看望一百多次，买药二百多剂，来往奔波两万余里，快跟红军长征的路程差不多了，可许多人却说，“这不是个好女人，让小兵迷的，连自己当工程师的男人都离了。”“要是让她照顾一个女兵，别说四年，四天就够了！”
……
男雷锋万分忧虑地给报社写信说：“我的病已基本治愈，但这并没使我欢乐，夏日一天不解除舆论压迫的痛苦，我就一天也无法欢乐。记者同志，你们是无冕之王，请求你们把真相告诉人们，用笔的刀剑砍杀那蝙蝠一样在黑暗中飞窜的流言，救救这位不幸的红嫂吧！”
……
这个“不幸的红嫂”，就是我要去找的夏日。通讯是我的一个记者朋友写的，他是全国有名的大报记者，费许多心血采写的大通讯，只在小小的《江城日报》发表了。他们自己报纸没发的原因是，社长认为夏日太复杂，和保卫部门关押过的名声极坏的女人韩雪是朋友，加上照顾病战士期间还离了婚，周围一些人对她的生活作风有怀疑。记者朋友无奈才找到我：“夏日为你们军人做了那么多好事，一个部队作家难道不该以她为模特儿写篇小说吧？何况作家比记者自由！”他把战士写给报社的长信和他们写的调查报告给我看，我是看了这些材料后决定去写夏日的。按新闻报道要求，这些材料足够了，可写小说不行，只能算一片小树林，可供我想像的鸟儿在里面飞一飞。我必须得亲自了解当事人的生活经历，性格、气质、爱好、特长、习惯、语言、内心世界以及家庭、朋友等等。不过，这些材料倒是解救了夏日。她的事迹在《江城日报》一登，起码可以使那些瞎猜乱传的人有个认识。听说那个战士所在军区开拥军爱民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夏日被特邀为代表，还坐在主席台上了。所以我不必对她的处境担心了，考虑的只是如何能把她了解得透彻。
“特快”因路过小站不停而发出的吼声，再一次惊飞了我心窝里那想像的鸟儿。它跃出小树林，钻进长天，绕着雪野上空睡了似的太阳，飞个不够，像是要看透那睡太阳在做什么梦。又似乎那太阳就是一个人，她，夏日。鸟儿窥见那太阳在梦中一会儿高照青天，一会儿坠落黄海，一会儿又如大圆的金灯，挑在黎明的地平线，转眼又像一只五彩宝珠，抛在暮沉沉的山谷。忽而又变成一群仙女：敦煌壁画里的飞天，大足石刻上受罚的养鸡女，奔月的嫦娥，补天的女娲，千手观音，维那斯，白毛女……
二
“特快”迎着铁粉似的碎雪驶进夜江城。车门一开，一股新鲜的寒气扑上来，好冷，好冷。
我没有和大家一同往旅店介绍处跑。不是盼会有车来接，出发前给夏日她们厂政工组拍了电报，叫通知夏日别外出。考虑夏日是热心人，一旦跑来接我扑空不好，我就在出站口等了一会儿。
夜风和碎雪冻得打着旋儿，直往人衣服里钻。我被钻得了阵阵打寒颤。看看表，十一点半了。出站的和接站的都已走光。站外，除广场上威严地立着这座城市的解放纪念碑，只剩一个招揽生意的私人旅店服务员和我了。
夏日没有来，本来也没指望她能来。可由于天冷，加上她真的没来，我忽然又想，夏日大概不像战士信写的那样，什么也不图就满腔热情地帮助人。她还是图着什么吧？碎雪钻进衣领，我又打了几个冷颤。个体户旅店的服务员大婶见机行事，已动手拎我的提包了。论年纪，正该我帮她提东西，她却唯恐我不同意，直劲儿央求，说她们个体店从没住过解放军，我要去住是她们的光荣。她一再保证安全卫生，并且不比国营的贵。“要是打仗那些年，哪能开店挣解放军的钱。现在你们住哪儿都是国家报销，老百姓开的小店寒碜点倒是！”
战争年代解放军哪里有心思嫌老百姓的土炕寒碜哪，现在不行了。大婶子说得如此恳切实在，我便跟她去了。
小店倒真有点寒碜。充分利用每一点空间，因而走廊、房间、厕所、洗漱室都显得十分小气，像蝈蝈笼子让人伸不开手脚。但是，还没等你有机会感觉狭窄的时候，一杯热茶已经端上来了。刚喝几口，又送上洗脸的热水。洗完脸搭毛巾的工夫，洗脸水端走倒了。紧接着又送来烫脚水，还带有非常干净的擦脚巾。完了才让你舒服愉快地去登记。如此周到的服务足以把格局的小气抵消了。
服务员大婶看完我的工作证更高兴了：“个体小店能招来军官作家，是个光荣！明儿个我跟丫头说，解放军作家都住咱们店了，一个待业青年跟娘当当服务员有什么见不得人！”
大婶给我办完手续，没事了，便伏在只有桌子大小的柜台兼服务台上看报纸。我一看是《江城日报》，忽然又想到夏日。“大婶儿，您经常看《江城日报》？”
“专门订了一份，客人天天打听事，不看一问三不知！”
“一张报全看？”
“国内的事看，国外的看不过来了。”
“哪您听说过夏日这个人吗？”
“夏日？干哪行的？”
“一个妇女，两月前《江城日报》登过她的事迹，为照顾一个病战士跑过两万多里，战士说她是‘红嫂’！”
“啊，那个红嫂哇，看过。做了那么些好事，有人还说她的闲话！”
“对那些闲话您怎么想？”
“店里要是住个病战士，我都不一准能照顾人家那样，还有工夫说闲话？！”
“别人也这样想吗？”
“来这儿住店的人都说这人好，出门在外知道难嘛。不出门的人就好编排这个啦，那个啦。我的店小就是了，要是大点，招人都要她这样的。那些个见人家身上碰掉块肉也不心疼，见谁的油瓶子倒了也不扶一下，见牛上树也不笑笑的，我一个不要！”
话不多倒给我很大启发，心里暖和和的了。小屋里的土暖气热得也很适度，一夜睡得好香，梦见太阳就在我屋里挂着，微微地笑。
早晨起来用电话不慌不忙和夏日她们厂政工组联系，不料夏日已经调走了。问调哪儿去了，只说调到南方。南方什么地方，都说不知道。我好纳闷。问为什么调走了，也都说不清楚。一块工作，怎么会既不知道调哪儿去了，也不知什么原因呢？我极客气地说了来意，他们仍说不知道。我请他们帮忙安排几个了解夏日的同志谈谈，回答说上次已向记者谈过了，现在很忙，不能再安排了。忙肯定是忙，现在哪有不忙的工厂？我觉得有些蹊跷，又电话找到厂长。听说厂长对夏日反映不错，可电话里他也连连推脱。我感慨人们变得这样实用主义。新闻报道对厂里有用，就安排人详细谈。写小说跟他们没直接关系，便一点时间也不肯给。我不客气了：“才一二百人的小厂，夏日调哪儿去了您总该知道吧？！”
厂长吞吞吐吐好像有难言之苦，说给我问问看。过一会儿才告诉我夏日调南方的单位名称，并申明是从劳资组同志那儿问到的。夏日那位朋友韩雪不是这个厂的，找她谈谈总不会浪费他们时间吧？一问，厂长吞吞吐吐都没有了，干脆说不知道在哪儿，怕牵连着似的。
好在打听到了夏日的去向，但是千里迢迢总不能白跑一趟东北，哪管找一个人谈谈也好。记者朋友来采访时，江城日报社有人陪同过。不妨去趟报社，报社总会热情些的。
我带上介绍信直接找到报社。编发夏日报道的责任编辑是个老同志，头发白得很气派。安排我坐下，一边处理案头稿件一边向我介绍，夏日事迹登出后，收到一些读者来信，向夏日表示敬意，多是部队战士。老编辑忽然停下工作，在资料柜里找出一封信递给我：“也有写信骂的！”
我一看那信，不禁惊出一头细汗，错字不少，但意思明白，夏日是个坏蛋：
编辑同志：
夏日我们是多年同志，对她非常知底。谁做好事应该表扬，她这个人，对男子好，每天工作就是到处找男人。她这个人，为了自己生活愉快，千方百计巴战（霸占）人家男子。
她离婚原因，就是乱造（找）男人，丈夫不要她了。不久单位就要处理夏日。
头稿（投稿）人
于杰
“你们找这个于杰调查过吗？”我擦着头上的细汗问。
“查遍职工花名册，夏日她们厂没这个人。”
“……！”
“就拉倒了。”
“夏日因这个调走的吗？”
“她调走了？还不知道这回事，调哪去了？”
“南方。她有个女朋友韩雪，怎么找？”
“韩雪？这人找不得。夏日事迹一登，她找到我们门上来了，指问为什么没写她，说是她先照顾那个病战士的。”
“是这样吗？”
“是倒是，可怎么能提她呢，名声很臭，被保卫部门关押过！”
“报上不是说夏日在公共汽车上偶然遇见单铁锁，学雷锋才认识的吗？”
“就为这，韩雪来这大闹一场。哎，新闻方面的事儿，想你也能理解，我们想从学雷锋角度宣传这个典型，就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做了那么一点点技术处理，竟惹了这大麻烦。”
“结果怎样？”
“我们口头向她道了歉，她非要登报声明一下。我们说党报都向你道了歉，还不行？你的情况我们也了解，我们不能不考虑党报的影响。一说她的情况，她没敢再上门，但声称要找夏日算帐。”
“这封化名信会不会是她写的？”
“不像。夏日做那些好事她都承认，只是骂夏日贪天功归己有，不够朋友。她认定是夏日跟记者这样讲的，非要找夏日出一口气不可。”
“她找了吗？”
“听说找了，还是个疯女人配合，闹得满城风雨，之后就不了了之了。”
我忽然醒悟，大概是韩雪算帐的原因，才使得夏日单位从领导到同事都那种态度。也许因为韩雪算帐的结果，夏日才调离了北方？但是，中国的办事效率，一个普通工人跨省调不到两月就妥了，几乎不可能。我那只想像的鸟儿又活跃起来，在小树林里飞来飞去。
夏日为什么会跟名声很坏的韩雪是朋友呢？韩雪敢去闹，是不是因为夏日有把柄抓在她手里？化名信虽未例举事实，毕竟……不然为什么不说别的……她又离婚，莫非……
采访连遇意外，没别的办法，只好进一步求报社帮忙。
白发编辑也没啥办法。他抓掉几根白发，忽然说：“我们不好插手了。这样吧，上次采访的证言材料还在，你可以看看。”
我原计划也打算找些熟悉夏日的人谈谈，既然有现成材料，不妨看看。
（证言材料一）
我对夏日的了解
有天下班了，办公室只我和她，她突然哭起来。我惊讶，问她，她把袖子撸起来让我看，胳膊上一块紫青的印儿。她说她男人因为她下班回家晚，不接孩子，打了她。
以后我俩一同出过差。住旅店时，一个在火车上认识的男人在我们房间和她谈到十点，男的走了我们才睡。睡觉时她跟我讲，第二天要我和她同那男的一块去中山陵。我不想去，她批评我不懂礼貌。不管怎么说，我没跟她去。我反过来约她去商店买东西，她也没跟我去。
在火车上她也爱和男同志讲话，有时也讲她男人不好。我们一般女同志是不能讲这些的。所以我讨厌她。
另外，有年冬天她让我给韩雪转送过一个条子，不知什么内容。韩雪是外单位一个女的，名声很坏。
还听医院大夫说她给巴金写过信，就是作家巴金，内容不详。
夏日工作比较热情，完成任务也较好，但我讨厌她，因为出差时她总愿跟男同志说话。
庄严 ×月×日
（证言材料二）
我对夏日的印象
听邻居说她生活简单，不会安排，比如被子破了，拿块手绢补上，不管红的还是绿的。
我同她交谈比较多，但她很少讲自己的情况，总是回避，想知道一点都很难。比如她多大年龄，老家在哪儿，都不讲。也许有难言之苦。
有一个时期她信多、电话多，有的信不写发出地址，只说内详。她曾对我说，她有事多求部队帮办。对她的信和电话，同志们有看法。
说她作风不好吧，她从来不打扮自己，衣服里外不像样。说她不是那种人吧，她又不像正经过日子的样。按她的经济条件，不应落到如此寒酸地步。有人说她是不是跟人家男的得“倒贴”。
她从不参与同志间小事小非议论。
郑景云 ×月×日
（证言材料三）
我知道夏日的一件事
有天早上刚到厂，打更的说，有个妇女抱来一个小孩，说天太冷，把小孩先放这去买点东西，我们等了半天不见人回来。小孩哭，我把包打开，里面有一封信，指名这小孩一定要给夏日。信里还有钱和奶粉。当时有几个同志想要这小孩，夏日不给，把小孩抱回独身宿舍。后来她向领导提出给送奶时间，请求上户口，都没解决。她有点想不通，但又没有亲人帮忙。后来听说在市里找个老太太给看着。夏日当时已经离婚，总说经济紧张，为什么还要小孩呢？
刘佳华 ×月×日
（证言材料四）
我和夏桂莲（即夏日）离婚原因
夏向法院提出离婚时未提到照顾一个病战士是原因，更未说这是主要原因。
夏帮助一位解放军战士我是知道的，因那战士到我家来过。但他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怎么帮助的，我都不清楚，因她从未向我讲过。
杨成栋 ×月×日
（证言材料五）
我和夏日为什么照顾单铁锁
有年夏天，我去空军招待所看望两个部队干部，单铁锁就和这两个干部住同一房间，并且是一个部队的。小单的腿引起我的同情，因我自己也有个弟弟患小儿麻痹症双腿瘫痪。
后来我偶然又路过招待所，看小单还没回部队，就跟他交谈，得知他家在山西农村，入伍不久就得了这种病，连五十米都走不了。我最见不得谁有不幸和苦恼，决心帮帮他。我联系让部队派医生送小单去北京治过，我还去部队看望过他，并发动一切力量帮助他。我是这样想的，对于做好事的回忆可以为自己的往事补过。尤其我，不管怎么说，毕竟在生活道路上跌过跤，有过过失。所以我真心实意想为这个战士，也为其他我力所能及的人尽一点力。再说，一个人有了过错，难道就一辈子永远是错的，永远没有高尚和正确了吗？
以后，我又接到小单一封信，说部队让他复员，我就和夏日共同去部队一趟，使小单得以又到江城市治疗。
后来由于我又结了婚，就将照顾小单的事委托给我的好友夏日姐姐。我说：“你抽时间替我多跑几趟，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小单部队来人，都是我和夏日共同接待，以后因结婚搬到市内男人家住，就把这事全交给夏日了。为什么要委托给她呢？这要从我和她的友谊讲起。
1974年，我常去夏日办公室打电话，我们就认识了。她当时在少年宫工作，有时写个稿，写个表扬信也求我帮忙。时间长了，我知道了她也是苦命人。我爱人因小脑切除，身体残废了，夏日婚姻也不幸，因此我俩同病相怜，有共同语言。另外，夏日好学，肯钻研，我看她有时为了写一个字的书法，一站就是半天，像个傻子似的。她还聪明，愿意跟我讨论问题。那时我俩都是独身，几乎形影不离。有时天很晚了，还坐在操场上、山坡上、公园里不倦地谈着。
75年10月，我从北京将回江城，厂保卫科突然将我的日记、笔记、书信等全部抄走，罪名是反革命流氓集团一员、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我被看押审查了，被大会小会批判。批我吹拉弹唱黄色歌曲，看黄色小说，写反动诗词，甚至我的《东周列国》也被批为反革命黑书拿走。我69年技校毕业回厂，一直干得不错，没有过前科坏事。车间开会我主特会场，是车间文宣队长。但我不否认，有些人知道我和北京的丈夫分居两地，我自己意志薄弱，与别的男人发生过不正当的关系。但我并没有破坏别人的家庭，没有图过金钱，怎能突然一下子那样整我呢？我痛苦而不得其解，几次悲痛欲绝，想到自己由清高自傲沦落成被人唾弃的阶下囚！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夏日并没有抛弃我们的友情。怕我想家，她代替我给北京写信。北京寄来的糖果都由她偷偷转交给我。她不信我是反革命流氓分子。当时她也受到舆论压力，有人就问她为什么和我好。她说：“我是搞教育的，我不能在这时候落井下石！”多么难得的一颗心哪。平时尽管有成百的朋友，但患难中的知己则没有几个了。她没相信我是本质恶劣的反革命流氓，人也如树一样，也有枝权的地方，她不是采取唾弃而是冒被他人误解而热诚相助，这是多少金钱也买不到的人品。
还在我不自由的时候，我就发誓，要报她这个恩。后来所谓反革命流氓集团一案予以平反，单位领导和同志也都承认对我处理过重，向我赔礼道歉了。但人怕出名猪怕壮，我的坏名声彻底造出去了，挽回实在是难。我为了报答夏日，带她到北京，上医院看病，游名胜，逛商店……我所以后来把照顾小单的事托付给她，也正因我了解她是善良、热心的人，能够照顾好。我跟她说过：“都说我们在一起不干好事，我们偏偏要和这些卑劣之见做斗争，用事实回击偏见。”
对夏日的看法也是有的，友情不都是甜言蜜语。我这个人天生一副直肠，我母亲叫我傻大炮，不管对谁，有不满就火冒三丈。对夏日的不满处，是我不赞成她离婚，她离婚后才告诉我。我认为她丈夫人还不错，尤其别人本来就说我俩好，我离了婚她也离，不正给人做文章的机会吗，说跟我学不了好。
另外，我觉得夏日有虚伪的地方。如我和现在的爱人，她本来不同意我们结婚，后来当他面又说他好，还和我一块去给他父亲拜寿。
还有，她有时虚荣心强，如学画画，开始她水平并不高，求老师给打了素描然后她自己着色、加工。当然，她一个女同志竭尽全力模仿也不容易。
再就是，她胆子小，无主见，什么事没主意都来找我，甚至处个对像也得让我出主意，不知如何回信。她出差被骗了，上法院也不知怎么办好，吓得病了一场。
夏日还不注意生活小节，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邋遢。
韩雪 ×月×日
看完证言材料，使我更加疑惑而且心情不好了。看窗外，北方城市取暖的煤烟浓重的笼罩了天空，太阳几乎变成了黑色的，而且快被高楼遮住了。地上的积雪，被落下的煤屑弄得黑不黑白不白。报社大门口的长青树也变成煤黑色。我无心再找其他人采访了，决定乘飞机直接到南方去找夏日。
三
飞机在云层上面，是神速的飞着，我却感觉只是发动机在响，并没有前进，起码错觉比火车慢多了。从机窗朝上看太阳，仍是一动不动。怎么啥时候看，太阳都一动不动呢？直看白晃晃的光芒，眼睛被刺得生疼，觉得太阳像个怒火冲天的暴君，一点不宽容。避开光芒平着往远看时，又感到太阳很伟大。她照耀着多么辽远的空间啊。目光极限处的地平线也脱离不了她的光辉。由于她的恩泽，地平线就好像一条不鲜艳、不耀眼、也不清晰的光带，由好几种颜色混合而成，漂渺、朦胧、柔和，令人神往。大概离太阳越远的地方才能感到阳光的好处。
云层之上不时又有了云，飞机在淡白的云海里，变成一只潜水艇，整个天空就像奇妙的大海。透过浮云看见的蓝天就像透过海水看见的海面，太阳也变得温情、美好、动人。
穿过淡云，顺着阳光往下看厚厚的云层，那样白呀，白得能使小偷和野心家都会忘掉心中的杂念。凝固的白云堆积成一座座奇特的冰山，有的像原子弹爆炸后凝固了的气浪，有的像高山顶的泉正冒水时一点点冻凝了。山连着山，一幅恢宏的“山舞银蛇，原驰蜡像”画。
没等产生一点厌腻感，飞机已降下云层，落到地面。只掸指间，我已站在满眼冬绿的南国了。当飞机穿越云层下降，我看着峥嵘岁月一样翻滚逝去的飞烟流云，突然又重逢的人间烟火，心灵忽然产生一种飞跃感。人的肉眼多么局限！以前一说冬天眼中就现出一片雪白，一说太阳呢，就想到万里晴空一个温暖的圆盘。现在忽然穿过云天，从北方雪地来到南方绿树下，并且看见了云层上面的太阳！
北方部队的冬棉衣，使我明显感到热了。我在一棵形如巨伞的阔叶树下搧着风，欣赏了一会南国冬绿后，才到民航售票处找到公用电话。南方的口音实在难懂，费了许多周折才问到夏日工作单位的电话。
“喂！喂！”我唯恐对方听不懂我的话撂了。
“找夏师傅？你哪儿呀？”女人的声音。
“我从外地来！”
“你说什么？”
“我是外地来的！”
“外地哪儿来的？”
“北方来的。”
“你是她什么人？”
“我不认识她。”
“不认识怎么找她呀？”
“几句话说不清楚，麻烦您找她本人好吗？”
接话人也没说好还是不好，扔下话筒就喊：“夏师傅在不在，有个不认识的外地人找她，男的！”
好一会儿，有人拿起听筒：“你找夏日吗？你叫什么名？你是记者吗？不是记者为什么找她采访？啊……那你咋知道她在这儿？厂子什么人告诉你的？”
我生气了：“怎么？你们厂是保密局开的呀，打电话还要搞政审！”
“啊……不、不、不！”
“那请您找夏日本人好吗？”
“我就是。”
“啊……哪……我刚下飞机，还没住下，您看……？”
“我不愿意接受采访了。”
“我千里迢迢绕了一大圈，又是火车又是飞机，专奔你来的，连个住处还没找……”
“就你自己？我们厂在郊区，离民航很远，要是实在没地方住，我可以找书记问问，厂招待所是不是可以。你带介绍信了吗？那你等等。”过了一会她又拿起话筒，“那你就来吧，只是安排食宿，采访的事我已说了，不能改变！”
天气炎热，夏日态度又如此冷，一时搞得我身体和心情都不舒服。换了好几次车才找到夏日她们厂，她正在大门口等我。
见她第一印象，心里更不是滋味了，也说不清这更字因何而生。她穿条黑裤子，上衣却是淡粉色，松长的黄头发在脖后扎成一缕笋把形，戴一幅白边眼镜。体形、脸色、穿着不怎么和谐，不知底细很难猜准她多大年龄。看那幅眼镜像大学生，看穿着像农村人，看头发像城市少妇，走路又像四、五十岁的家庭妇女，说话有点知识分子味，神态、动作又像老大嫂。从头到脚给人感觉不大洁净，具体又看不出哪一块脏来，像个总在忙忙碌碌搞卫生的招待所服务员。神情说不上愁苦还是高兴，也看不出厌烦还是热情。她没容分说，接过我的提包，也没同我商量一下，就把我带到党支部书记办公室：“这是解放军报的记者！”尽管我已认真说不是记者了，她还是向书记这样介绍，而且具体到我是解放军报的。我多次遇到老百姓把写东西的人都叫记者，所以也不怪罪她。之后，她就像个非常合格的招待人员，给我安排住处，连饭票都给买好了。完了跟我和书记打个招呼：“你们谈吧，我得干活了。”走了。
书记向我解释，她正在给厂子俱乐部画画。我来之前，部队报社刚来过一个记者采访她。当地驻军开现场会，求她帮忙给画两幅大画，她突击半月，按时完成了。部队给她五百元报酬，她死活不要。记者联系她以前做的好事写了篇报道，她坚决不签字，拒绝登报，并照会厂领导也不得签字。记者那篇报道就白写了。
我再三讲明我不是记者，了解夏日是想搜集素材写小说，了解的情况也和记者不一样，保证不会给她带来什么麻烦。书记是来厂不久的转业军人，懂一点文学创作，很支持我的工作，说话口气还有点佩服作家的味道：“你是想以夏日为模特儿，搞创作，假的，那你就试试看吧，我可以给她几天假，不过，肯不肯谈就看你作家的本事了！”
我先没让书记给她讲。凭经验，她不肯谈你就是给多少时间也白搭。我便先住下来，慢慢想办法，我不信她会这样不通情达理到底。
我每天到俱乐部去，站在她旁边看画画，不时帮她干点力所能及的小事情。每干一点，她都只说声谢谢，既不阻止，也不当回事的样子。有回吃午饭了，她正画一只梅花鹿的头，入了神，我便给她买好饭端来，她只是礼貌地说：“谢谢，麻烦您浪费时间！”并不当真感谢。
她端起碗时，我故意找话说：“南方大米不如北方好吃，是吧？”
“吃惯就好吃了。”
“刚来吃不惯。”
“……”
“你工作调转的好快！”
“是很快。”
“一般不可能这样快呀？”
“那就是特殊呗。”
“有什么过硬的门路？”
“谁信我能有特殊门路。”
“那就怪了！”
“……”
“你到南方来还有别的任务没有？没有的话，白陪着我多浪费时间。”
“我们这项工作，看什么都有用！”
“记者，没别的事你还是早点回去吧，我不愿意别人采访，这是真心话。”
“我知道江城日报的文章给你帮了倒忙，实在对不起你！”
“你知道了？……又不是你写的。我也不怪记者，他也是好意。”
“记者用不着虚构那么个引子，韩雪也没必要去闹，何苦哇！”
“你见着过韩雪？”
“没有。只看过江城日报的文章和单铁锁的信，我就想来看看你。部队的同志都很感谢你，尤其小单这样的战士！”
“我也得感谢他……啊……不……没什么。”她像失了言，不说什么了，又开始画画。我也不走，仍不时帮她做点什么。
“老杨，休息去吧，你这样我心里不安，也画不好画。你早点回家吧，省得亲人们盼。”
她不称我记者了，却叫我老杨。我看她起码比我大十岁，叫得我好不敢当。我说：“别叫我老杨，叫小杨吧！”
“你今年……哪年生？”她有些吃惊，大概我显得相当老气，她以为我比她大吧。
我说了我的实际年龄后，她忽然怜惜地叹口气：“你家里……父母……做什么？”
“母亲早不在了。父亲文化革命中疯的，现在还疯着。这种病，按说好治，可他就治不好。”
“哎……怪不得，操心。看你白头发，我以为四十大多呢。你一出差，父亲谁照顾呢？”她问得极其认真了，而且停了画笔。
“亏得爱人贤慧，要不就苦了弟弟妹妹了。”
“弟妹们好几个吗？”
“本来好几个，文化革命中病死一个弟弟、一个妹妹，现在还剩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了！”
“怪惨的！”她放下画笔，像大嫂子似的给我倒了杯热水，“我告诉你个办法，兴许你父亲的病能治好。你们那不也有外文书店吗？医疗卫生柜台有个精神病栏。为了父亲你豁出点时间在那儿等几天，遇着谁在那儿买书，你就向他请教，研究外文精神病书的，肯定对国内各种疑难病例都研究过。我就是用这办法认识了一个老教授，单铁锁的腿就是老教授出方治好的。回去你一定试试，别怕耽误时间，治好了省得多操心。”
她说话的时候，不知怎么混进来个要饭的妇女，年纪也不大，穿的也不破，挺有礼貌的先对我说：“我不是专门讨饭的，出远门把盘缠钱全丢了，没有招了才厚了脸到背静处这么着，求您们行行好，帮助点钱啊粮啊都行！”
我一句也没盘问，就掏出两块钱、五斤粮票给了她，可能她看这个数目不小了，没再向夏日伸手就连声谢着走了。夏日重新打量我几眼，忽然问：“杨记者，你真不是写报道吗？”大概被我的小小义举所感动，对我这个类似向她乞讨的采访者也产生了恻隐之心，“你写小说保证不写真地真名吗？那好，看你也是苦命人，我也不忍心再难为你了！”她竟激动得眼里似含了泪水，“书记早就说给我假跟你谈谈，你看需要谈什么，我尽量好好谈。我也读过不少小说，多少知道点你们的工作是怎么回事。我早点谈完，你好早点回家治治你父亲的病！”
这番话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喜出望外，连连说：“谢谢你，太谢谢你了！那就谈吧，越详细越好，就像小说那样详细更好！”
夏日又问我带录音机没有。我正好带着。她说：“为了节省时间，你用录音机吧，可得保证，用完马上洗掉！”
我郑重向她做了保证。
四
我为啥和韩雪一块照顾过小单呢？一言难尽，得让我先说说我俩是怎么成为朋友的。
我在少年宫工作的时候，韩雪住我们办公室楼下。有次我正在办公室写一幅大美术字，她去像用电话看见了，一拍巴掌说：“遇见个女秀才呀，这把刷子不赖！”没容我吭气又问我名字。
我一说出夏日两个字，她像遇见寻了多年的亲人，上前就把我的手拉住了：“这不是上帝安排咱俩见面的吗？我叫韩雪，寒雪必得遇见夏日才能溶化呀！夏姐，你家几口人？”
我只说了家住哪，几口人却说不出口。结婚那么多年还两口人，问什么原因，我怎么好说男人不行呢。
韩雪眼神像x光似的，扫了我一下就说：“夏姐，我敢肯定你心里有创伤！”我被她一语说中，很吃惊。
她又说：“我从你的神态一眼看出你是个不幸的人！”
我简直遇见神仙一样佩服她，她怎么就能看出我不幸呢？
她坐下跟我说起来了：“夏姐，别看我是高干的儿媳，我也很不幸。男人在北京，两地生活，他小脑手术摘除了，是个痴呆人，我是不得已才嫁给他的。我们有个孩子，不过，哎那孩子怎么说呢，以后再告诉你吧。你看我一脸死气吧？原来我可活泼得不行。文化大革命串联到北京，在天安门上指挥红卫兵唱歌儿，现在成痴呆人的老婆了！”
我很奇怪她为什么不调北京而过两地生活，她苦笑着摇摇头，说以后慢慢给我讲。
我自己命苦，就愿意找苦命人做朋友。我们俩都是苦命人，连名字都有联带性，就很愿意在一块说话。她懂点心理学，说话也有哲理性，举止潇洒大方，形像也好，更增加一层我对她的好感。下了班，我们俩一块去公园，像未婚姑娘那样散步。我听她讲她崇拜的名人，讲人生哲学。她最佩服的是武则天和甘地夫人。我们俩挽着胳膊，抢着出钱买东西吃，看电影也抢着买票。她需要我，我也需要她。我多年孤独的心有了依托，她说话流利、好听，词汇丰富，喜爱文学，记日记，这都使我受影响。
她常到家找我，我也去独身宿舍找她。有天她又到家找我，我不在，被我丈夫骂走了。我知道后责问丈夫，丈夫说她是流氓，叫我别和她来往。虽然丈夫和韩雪一个厂，我也不信。我买了东西去找她道歉。
她却被抓走了。我吓坏了，一打听，人家真说她是反革命流氓集团成员。联想丈夫说的，我将信将疑，她不像反革命流氓啊？
她在监房里托人给我捎来个纸条：“夏姐，你是我黑夜的明灯，你比我亲姐姐还亲，现在谁也不来看我了，你要来看我呀，你会理解我现在多么需要友情！”
我很犹豫是否去看她，后来我想到自己孤独时的滋味，就问自己：“夏日呀夏日，你忘了自己为什么改名吗？不管怎样，韩雪是你的朋友。人怎么能在危难中不管朋友呢？”
我背着丈夫买了好多吃的东西去看她，还写好几次信安慰她别寻短见。
那个反革命流氓集团平反后，她跟我说了许多不能跟别人说的话。我才知道，她是先跟别的男人怀了孕才嫁给残废丈夫的。她一点都不爱那个痴呆男人，是因为有了身孕迫不得已了。
从那我开始发现她交的朋友很多，但很少有交长的，她妈妈说我是她最长久的朋友。现在我明白了，我和她朋友时间最长的原因，是我不占她便宜，吃了亏也能忍让。
原以为跟她能学不少知识，使生活变得美好，却越来越发现她一点真才实学也没有。她还向我灌输，女人要想生活得好，就得发挥女人的优势，控制男性，利用男性。她说她将来要控制一位男记者，替她写几篇报道恢复名誉。
渐渐我就想摆脱她了。但因心软，一时又拉不下脸直说。这也是我的弱点。就在这个时候，她介绍我认识了单铁锁。
说来认识小单的过程也是一场滑稽戏。我有个外甥女求我帮忙调工作，我没有一点门路。外甥女央求得怪可怜，我没法儿就去找韩雪，她认识人可多了。
她满口答应，说正好她要去一个县城看一个叫单铁锁的战士，那个县的劳动局长是她的熟人。
临出发她郑重声明：“你要明确，我是帮你办事，看小兵是顺便的！”意思就是路费得由我负责。她说两人来回才八块钱，可一买票呢，一个人单程就是九块，来回两人得三十六块。那我也得掏了。
火车上人满满的，一个空座也找不到。那天我有点感冒，不重，她又把我利用上了。她扶着我冲眼前长椅的三个人说：“请你们让让座，这是个重病号，我护送她去住院！”
人家看看我俩，不大相信，她就大声批评起来：“怎么连点起码的社会公德也不懂，救死扶伤，我们健康人应当发扬人道主义嘛！”她理直气壮，咄咄逼人，三个乘客只好都起来了。她让我躺下，我不好意思，也不敢。感冒根本不重，而且三个人站在那儿不情愿地看着我们。韩雪连说带推，硬把我按在人家的座位上，继续批评大家：“同志们别光站着看热闹哇，帮帮忙，问问谁有药，拿出来救救重病号！”
她小题大作，为了弄个座，把全车厢都折腾起来了。我躺着非常不安，要起来，她一直按着。那情况躺着比坐着难受多了。
她到底从乘客中找到了药，又招呼服务员给倒水。我吃了药，躺一会儿不敢再躺，悄悄坐起来。让座的三个人已躲到别的车厢，我们俩坐了人家三个座。我第一次竟是这样去见小单的。
韩雪连蒙带唬，在县劳动局长那借了辆吉普车和两件军大衣，带上一包桔子，兴师动众到了一个连队，像个首长，叫连长、指导员往那一站：“首长叫我们来看看病号小单，单铁锁。他的病你们要好好关心，不能马马虎虎！”她冒充首长派来的，一点都不心虚：“你们大队长呢，我要跟他谈谈！”
听说大队长刚被车撞伤，在医院抢救，她立刻改变主意，把带给小单那包桔子拿去看大队长了。大队长昏迷着，护士不让进，韩雪把人家护士一扒拉就闯进去了，把桔子往床头一放：“大队长！大队长！我来看你，我是韩雪！”
大队长根本不认识她，睁开眼，只微微点头，不能说话，我们就走了。出来她就和部队说大队长是她好朋友，小单他们连长都信以为真了。
那次我们就这样看了看单铁锁，我外甥女调工作的事她也没提，我白搭了五十多元钱。后来韩雪才透露，她看望小单，是想通过这个举动认识部队一些人，尤其领导。那时她已和北京残废男人离婚，想再找个高干子弟的军人。
不长时间，小单他们部队真又派人送小单到江城市治疗，有事就找韩雪。韩雪交往太多，又忙着找对像，没心思搭拢小单，就找我说：“夏姐，我太忙了，心有余力不足，你帮我照看照看那个小兵吧，帮他说句好话就行了呗，他当真找上来了！”
从那，她就把小单的事全推给我了。其实以前她也没做什么，只是像方才说的那样，顺嘴替小单说过一些好话。
我就自己去看小单。他正一个人撸着裤腿发呆，愁苦的样子真叫人可怜。我给他带了不多一点吃用的东西，他就感激得眼泪直转转，什么也说不出来。一看他就是农村小伙子，家里肯定也穷，说真的，小单对我感激的表情对我是个极大的安慰。感情生活极其贫乏的我，能够获得一个人真诚的感激也是幸福的享受哇！我还能为别人做点事！我还能得到别人真诚的感激！所以我后来照料小单从未感到是一种负担。
五
提到感情生活了，我也顺便说说吧，我的确是在照顾小单过程中离婚的。但离婚原因却很复杂。要是不说说我是怎样结婚的，就没法说清我为什么离婚。
二十岁那年，哥哥要结婚。四口人一间房，怎么结呀？哥哥对我说，“桂莲（那时我叫夏桂莲），我都三十了，再不结婚人家要黄了。哥哥的情况，好不容易处成一个，可……房子……”
我明白哥哥的意思，只有我先结婚出去，他才能结婚。我不恨哥哥，他成了右派，找个对像可难透了。我这才现上轿现扎耳朵眼，决定马上找个人结婚。
我从小在南方，十八岁时哥哥把我带到东北的，在百货商店当合同工售货员。那时候长的也不丑，心可高了，又要强又爱美。一件红毛衣，没钱买新的换，我就三天两头拆巴一次，再织个花样，也能像别的姑娘那样常换新的。惹得不少小伙子故意到我柜台买东西，常有往钱里夹纸条、夹电影票的，向我求爱。我一点都不动心，想非找个好样的不可。谁知道我心比天高，命比黄莲苦呢！以前往钱里夹纸条的小伙子我不理人家，等我着急找了，这些人都躲了。谁不知我哥哥已成右派分子啦。我跟哥哥住一起，裁减合同工第一个就把我裁了。
我一个二十岁的丫头，自己怎么会找男人呢，那个年头！和我一柜台卖货那大嫂挺善良，帮我问了几个，人家一听右派的妹妹，又没工作，都晃脑袋。有天倒问到个不晃脑袋的，她就跑去告诉我，说岁数大了点，三十二岁，但是大学毕业生、工厂技术员。当时那处境，别说三十二岁，五十二岁我也没条件嫌了。我说三十二就三十二吧，好赖人家还是大学生、技术员呢！她这才告诉我，他家庭成份不好。我也没太考虑成份，反正我也是右派妹妹，成份不好就不好吧。我就叫人领着和他见了面。我一看，那个老相啊，大十多岁能不老吗？我偷看他一眼就不敢再看了，也不知说什么。他好像连一眼也没看我，也不知说什么。呆老半天他才说：“走哇！”我也不知他让上哪儿走。他说：“介绍人不是告诉要上公园玩吗？”
到了公园，他离我二尺远一坐，二十多分钟才说了一句话：“不说你受了很多苦吗？说呀！”
这一句话我就有点感动，心想，大十多岁就大十多岁吧，知道疼人。
谁知道他是个书呆子，并不知道疼人。他不知道我兜里一分钱也没有，也没问问我有没有钱买公共汽车票就自己走了。我寻思跟他一块走好能给我买张车票哇，他说啥：“你先走吧，咱们方向不对，我上新华书店！”
我饿着肚子走一二十里回到家。一个月后我们就结婚了。
我没有工作，在家呆着。他把挣的钱往家一扔，就什么也不知道管，不知道问了。一结婚我才知道，他有病，就是那方面的病，不行，这你就明白我们为啥一直没有孩子了。不行就不行吧，反正那时我也没那个心思，我就不满意他为什么书呆子到那个份儿。书都读得特别特别认真，生活上就像陈景润一样。我想啥他不知道，他想啥也不跟我说。
我们住那房子，是四家合用一个厨房。别家做饭的时候，两口子来来往往灶前一站，女的问男的：“盐多不多？醋少不少？”我们呢，从来就我自己。有时候难过，眼泪掉油锅里，被油炸得扑扑响，也只有自己看。有回他偶然到厨房找火柴，赶巧见我流眼泪，竟很奇怪：“没有风怎么还迷了眼呢？”就这么傻！还有比这叫你哭笑不得的事儿呢。我病了，住院好几天了，他也没去看看，邻居说你得去看看哪，他才知道去看了一次。啥东西没拿，也没进病房，扒在门口问我：“缺不缺啥东西呀？”我气得啥话也说不出来，真想说：“啥也不缺，就缺男人没心！”我又不能那样，赌气说：“不缺！”他竟听不出我那是气话，屋都没进就回去了。同病房的人问这是谁呀，我都不好意思说是丈夫。哪有这样的丈夫哇，就说是邻居。人家就问，邻居怎么也不进来就走了，我就编瞎话，说可能面子矮，怕妇科病房男人进来不方便吧。
他对我倒是一点坏心思没有，可我怎么就没有人的感情呢？他有病，没有那方面的能力，这我不怪他，又不是他愿意那样的。可我有啥心思，我有啥想法，他应该说一说，问一问哪！他像软刀子那样在杀我，却一点都不知道。
我呆在家里，没人说话，憋屈得快成哑吧了，常常趴在窗台往外望，一趴就是一两个钟头。我家那间房儿是朝北的阴面屋，夏天还什么都看得见，一到冬天不行了，一指厚的霜把屋里和外面隔得严严实实。我想看外面的景物，看人，还想看阳光、就得每天把烙铁烧热了烫窗玻璃的霜。把整块玻璃的霜全烫光，要烧好几次烙铁。舍不得浪费煤，我只烫那么一小块。开初烫的时候，我总是烫成三角形。不是因为三角形面积最小，视野最大，那时候我还不懂这个数学原理。小时候我家的窗户是纸糊的，整个窗上只有一块小玻璃，那小玻璃就是三角形的，是我爸爸有回出远门捡来的。纸窗上装了块小玻璃，屋里就可以射进阳光了，虽然只一束，心里真亮堂。那一束阳光照在炕席上，也是个三角形，所以童年的记忆里便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三角形。我心中，三角形和阳光、和温暖一直连在一起。三角形烫得多了，我又想，太阳毕竟是圆的啊，为什么不烫个圆面呢？圆的面积最大，可以多进光，如果做梦运气好，整个太阳都能从圆里钻进屋。我常常惋惜童年家里没有大玻璃，也感慨青年时有大玻璃了屋子又是阴面的。住在阴面屋子里，多么向往阳光、温暖和屋外的人们啊！
屋外窗前有棵柳树，冬天我对着没叶的柳树久久端详，开春哪天发的芽，秋季哪天开始掉叶，我都知道。
一看柳树发芽儿了，掉叶了，我就掉喜泪、掉愁泪。常了，我就对这棵柳树发生了感情。我把它绣在枕头上，晚上看不见窗外的树了，枕头上的树还能和我做伴儿。忘了是哪年春天了，树又发芽了，我在窗台前流泪，无意中发现泪落在一个栽葱的盆里。葱已经吃光，盆里还长着一棵草。草很水灵，我就对草说话：“草啊草，你在背阴的窗台上，没有阳光照你，没人管你，还长这么好，难道我连你一棵小小的草儿都不如吗？”草也好像会说话，安慰我。我就老长老长时间看那棵草。又多一个伴儿啦！我又把草儿也绣在枕头上，就在柳树旁边，树像我想像中的丈夫，草儿像我心中的孩子，晚上它们在枕边和我一块做梦。
有回我梦里看见一个长白山的虎和人参，白天我就又老是想那虎和人参。我想，长白山大森林多可怕呀，冬天大雪封山，秋天凄风苦雨，夏天蚊子小咬，老虎和人参却在那里顽强生长，我真佩服它们。我又把老虎和人参绣在门帘上。我还在门帘上绣了太阳，是圆的。我想，还是给老虎和人参绣上太阳的好。
有了这些东西，丈夫不在家或在家不问我什么，我也有寄托了。我要自己学画画，学写字。我来了志气，别人会的，我就要会，别人不会的，我也要会。我用刀子削木板条，做成个圆桌子，桌面用紫木条和白木条拼成字，“从来就没有救世主”，桌子放在那里，不管吃饭还是平时，都能看见，看见我就念一遍。可是丈夫还是一点不知道。常了，就像他没我这么个妻子，我也没他那个丈夫。
因为我在家刻苦自学，后来街道民办小学招老师，我考上了。结婚十多年第一次参加工作，填履历表时，我就把名儿改了。我不愿叫那个夏桂莲了，夏日就是从那一天开始叫的，意思是以前受的凄凉太多了，要像夏天的太阳那样多为我创造些温暖，给自己，给人间。可是丈夫一直到离婚也没叫过一声夏日，他只承认我是夏桂莲。我不用他承认，外边有人叫就行。
因为我工作热情高，成绩好，又被抽到区少年宫当辅导员。那时我的心情好了，生活也变得有意思多了。但人不能光工作呀，还得有感情生活，要不怎么是人呢？看人家夫妇生活得那么好，我再次产生改变一下丈夫性格的想法，想帮他培养点生活兴趣，但总是惹一肚子气。有回我说：“我们也一块上趟街吧，买点布，好好做件衣裳！”他真同意了，我乐得没法儿。可我们走路总像李二嫂回娘家，一前一后。公共汽车来了，我用眼神叫他快走，他也不明白，打手势也不理会，我就先跳上车，占了两个座。他也不往上挤，总是往后稍，让人家先上。乘务员以为他是送人的，没等他上来就关了门。把我气的，第二站就下车，回家蒙头生气去了。他回到家却冲我发脾气：“在终点站等你半天，为什么自己回来？”我也冲他发脾气：“你像个纸人，为什么不上车？”“不是学雷锋吗？没等上车就开了呀！”
我哭不是，笑不是，过几天又商量他一块上次街。我参加工作也能挣钱了，到饭店请他吃顿好饭吧，也算夫妻一回。到饭店他就老老实实站队去了。队排的像条龙，拐了好几个弯。看那形势，让他站一天也吃不上饭，还得去商店给他买件衣服呢。我叫他坐那儿歇着，我张罗。我让他点了菜，就跟服务员说了个谎，说我们要赶火车来不及了。服务员一看他是个标准的书呆子，一点没怀疑就先给我们端菜去了。这空儿我就悄声开导丈夫说：“生活知识你也应该学点，不能光是看书、看书、看书，那样不是完人。***、周总理也不是你这样过日子！”他冷不丁把筷子一摔：“跟你出来学不着好！”吼了一声就扬长而去，全饭店的人都看我们，问怎么了。我把眼泪咽到肚里编排说：“他赶火车来不及了，先走了！”买那些饭菜一口也没吃，我又舍不得扔了，那是我第一次用自己挣的工资为他买的饭。我强撑着到外面买个塑料袋装回去了。我伤心透了，自认没好了，啥事自己想，自己做吧，就当真没男人了。
渐渐我就有了离婚的想法。可是文化大革命中他处境挺不好，批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批他地主阶级孝子贤孙，反动技术权威什么的，怎么污辱他怎么说。我恨他不懂生活，没有男人的感情，但从没认为他坏。他被人批判得那样，我挺可怜的，没忍心提。后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他处境好了，加上照顾小单的事他伤了我的心，我才决心正式提的。
那是韩雪刚把小单推给我那年的事。年三十儿白天，韩雪打电话告诉小单，晚上她带小车接他到未婚夫家去过年，叫他穿上新衣服等着。可是打完电话又找我，说本来诚心想接小单的，中央军委忽然有通知，首长家节日都要加强保卫工作，外人一律不让进了。她叫我到招待所向小单做个解释。我一听就来气了，中央军委不可能有这样的通知，这不是唬小孩子的话吗？不让去就别说得了，想买好，又不做事。
我急急忙忙往招待所跑。年三十晚上下大雪，有的地方车都堵了。我跑到招待所已经快半夜零点。屋里就小单自己，早就穿好新军装，一双舍不得穿的袜子、新鞋也穿上了，趴在窗台往外望，等韩雪来接他。全城的爆仗声突然响了，像千军万马攻城打仗一样。那是家家都该煮饺子、接神的时候到了。
我看小单趴窗盼人来接那又虔诚又可怜的样子，站在雪地就哭了。他也有亲人在远方盼着哇，现在他趴窗盼的应该是他的亲人，可偏偏是个欺骗了他的人。我呢，连个盼的人都没有，也没人盼我。我在家饺子已包好了，丈夫在厂里值班，就我一个人。
我顶雪流了一会儿泪，才擦干眼泪进屋，哄小单说：“你韩姐家临时来了许多客人，不能接你来了，我来接你。没有车，我扶你点儿，咱们走吧！”
小单深深感激地看看我，擦擦眼说：“夏大姐，这大的雪，连累你跑这远！”他那感激的眼光啊，给了我多大安慰！我搀着他在大雪里慢慢走。爆仗声还不断地响，彩灯照着雪花，照着我们两个雪中跋涉的非亲非故的人。
我边走边暗暗流泪，可那泪并不苦，觉着是酸楚的甜蜜和相依为命的温暖。春节晚上有通宵公共汽车，我们上的那辆，只有我们两个人。下了车，我们走走歇歇，歇歇走走，到家已下夜一点多了，也不累。
别家早都吃了饺子，我们才煮，又做了菜，喝葡萄酒。小单不会说感激话，但他会诚实地笑，会在有事时由衷地喊我一声夏大姐。那一声姐，胜似千言万语的感激。
那一晚上，我陪他听收音机，讲故事，直到天亮我丈夫值宿回来吃早饭。丈夫没表示出一点儿的不高兴，我们仨一块吃完初一的早饭，我见丈夫没话跟小单说，就送小单回招待所了，回来后丈夫却变了脸：“往后愿意照顾小伙滚出去照顾！”这就是他在我下定离婚决心前不久说的那句话。我伤心，我顶撞了他：“这是我家，我凭什么滚出去！”
他也没打我，没骂我，连一句啥话也没说，但是，午饭他把我刚端上的精粉馒头抬手倒了一地，然后一脚一个，踩得扁扁的。踩得那个狠啊，踩完了上工厂值班去了。我看雪白的馒头上那鞋印，觉得他踩扁的是我的心，不，已经把我的心最后一脚踩碎了。等那馒头一个个又鼓起来，我同他离婚的勇气也鼓起来了。
这个书呆子，我的决心都已经铁铁的了，他还一点没觉察。我先找他们厂党委书记谈了离婚理由。那是个女书记，也离过婚，很理解我，但是她劝我：“离婚我同意，但希望你再缓一个月。一个月后考核评定工程师职称，他正准备考试。这么多年才考一次，对他很关键，你这时候提离婚，也就很难考好了。做出点牺牲吧，毕竟夫妻多年了！”
女书记的话很在理，我也不是不通情达理的刁女人，就答应了。那一个月我尽量克制自己，照顾好他，他还比以前知好歹地说了一句感激话，可气他还是那样不知人心。他怎么就看不出来呢，那明明是我们夫妻生活临结束前的回光返照哇！
他考上工程师了，我一开始就相信他能考上，因为他工作上不是瞎胡混的人。没想到他同时下令当了技术科长，工资也调了一级。这对我是个震动，产生了一点犹豫。那些天我成宿成宿睡不着觉，把结婚后的事想了好几遍，觉得他的变化都是形式上的，促使我下决心离婚那些实质一点儿没变，还是离！
那阵儿他正高兴，我一提出离婚，他还以为闹着玩儿，见我把写好的起诉书都拿出来了，才大吃一惊，一点儿也不理解。他越不理解，我越不犹豫了。他不是没骨气的男人，说，那就离吧。我们就离了。
六
离婚后，负担少了，照顾小单就成了我生活必不可少的内容。
夏天公园到处是花，我就用小车把他推到花丛边闻花香。有一回我们在一棵大扶桑下乘凉，那扶桑刚刚开花，只开了一朵，红得角从一根血管里喷出来的。小单看那花儿出了神，我怕他想家，就给他讲关于扶桑的传说，背诵写扶桑的诗。他看，我念，都很忘情。忽然他说：“夏大姐，你看，这朵扶桑花儿打卷儿了！”
我细细看了一会儿，真的，那一大朵好看的扶桑花儿正慢慢在凋缩、萎谢。小单正摸弄着军帽上的五角星，情绪很不好。我看看他，又看看另一朵正蓬松欲开的扶桑花儿，也很感慨。花开花落，人生不也如此吗？花儿尚且开过之后才凋谢，我却好像没经过青春时期就快度完了中年，已经开始凋缩了。林黛玉葬花的情景出现在我眼前，我刚要叹息，忽然被小单的叹息声提醒了，他又在难过他的腿了。我便忘记了自己的叹息，赶紧安慰小单：“你看这朵，正在开！人生也像这花儿，有的在谢，有的在开。你才二十二岁，不正像这朵要开的扶桑吗，这点腿病会好的！”
他叹息声还是不断。我又讲：“小单，有阳光、有水份、有养料，是花都能盛开的。你的腿病只不过像一个花枝有了毛病，但阳光、水份、养料这么充足，很快就会病好花开。部队的关心，大家的照料，还有免费医疗，药方药品那么多，这不都是阳光、水份、养料吗？我小时候哪有这好的阳光？！”我又给他讲童年纸窗上那块三角形玻璃的故事。
我越说这些，他越深情地叹息起来，说他童年的时候家里也是纸窗，上面也装了块小玻璃，不知从哪儿弄来的，是不规则形，让他妈妈遮糊成圆的了。他说得很动感情：“我妈说圆的好，圆满、如意。可是，哎，有几个圆满如意的呢？”
我发现他好像另有心事了，一再追问他才说：“夏大姐，你离婚了，自己住独身，连个半圆也不是呀！你啥时候再成家，我啥时候给她……啊……不……我啥时候找对像，一定的，夏大姐！”
又追问了好一会儿我才知道，原来他家乡有个青梅竹马的对像，一直对他很好，总主动给他来信。他病了以后，没有告诉她，给她回信也渐渐少了，尤其我离婚后，他索性不回信了，已有十多封信只字未回。她以为他嫌弃她了，最近又写信要来，所以他才愁得不知如何是好。
我听了真感动，一股温暖弥漫了全身。虽然小单说我半个圆也不是，可有他这样想着我，我感觉自己像那朵蓬松欲开的扶桑花儿，又有了青春。感觉是幸福的，但我没有忘记理智，我怎么会让小单这样呢！我就拐弯抹角跟他唠，知道了他家住的地方，知道了他未婚妻的名字。
我悄悄给他未婚妻写信，把小单的情况都讲了，告诉她放心，小单一直爱着她。考虑路途那么远又那么偏僻，来一趟要花许多钱，我就诚恳地对她说：“照顾小单的事由我这个大姐姐包了，别看素不相识，我会全心全意的，千里迢迢你不用来了，主要考虑要花许多路费，你们家乡的经济情况我听小单说过，来一趟要给家里带来许多经济负担的。不过你要多给小单来信，他马上就会给你回信。我愿意和你这个远方的小妹妹作个朋友，我的情况，小单就慢慢写信跟你说的。寄上一张我的照片给你，将来总有一天我会参加你们的婚礼——”
很快我和小单同时接到她的信。她给小单和我每人寄了一张近照。
那姑娘挺俊，信也写得好，我就祝福小单，硬逼着小单给她写信。
一年后，小单做完手术腿就基本好了，部队照顾他，决定让他复员。走时候，部队领导和战友，还有招待所的同志都嘱咐小单夫妇，以后一定要把我当亲姐姐对待。
我也一直把小单当亲弟弟对待。他结婚后那年春节，我借出差机会拐到他家乡。以前光听他说家乡穷，穷到啥样也想像不出来。我把攒了两月的工资买了些东西，有一副药，几个罐头，还给小单媳妇买了件衣服，给小单母亲买两颗人参。到那一看我才知道是怎么个穷法儿。他母亲见了我高兴得没法儿，从锁着的柜子里拿出几斤白面，都放三年了，一股卫生球味儿。一顿擀一碗面条，给我自己吃。卫生球味直叫人恶心，我吃不下，剩半碗。他妈也舍不得叫别人吃，留到下顿，热热又给我端上来，我还是吃不完。她还以为城里人饭量小呢！第二天逢上集日，他妈叫人赶十多里路到集上买回二斤羊肉。我一看羊肉挺高兴，没想她只是每顿切点肉丝放在面条里还是给我一个人吃。我心里好难过，怎么吃得下，就谎说吃羊肉受不了膻味，分给孩子们吃了。
他们一家人穷是穷，心眼都好。他妈看我穿的衣服和鞋都那么旧，就在过年那几天让小单媳妇和她一块忙活，用家织布给我做了身衣服和一双鞋。我肚子受了亏待，可心里真充实，就像在亲娘亲弟弟家里。小单媳妇给我做那双鞋，底子纳得密密实实，穿着多暖和啊。我走的时候，差不多全村的人都出来送我。村党支书亲自开拖拉机，一直把我送到汽车站，四十多里。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们的。现在我和谁都不通信了，却还给小单他们写信。
七
问我为什么调回老家来？而且调得这么快吗？我实在不想再讲这段伤心事了。我想，这是最后一次，以后我要忘记它。
报纸把我的事迹登出来了，我一看，不对呀，和小单认识哪是在汽车上学雷锋开始的？我都给记者说了，是韩雪先认识的，后来才介绍给我。我心里正很不安，一天早晨刚上班，我在我们厂大门口遇见了韩雪，没等我向她解释，她就先说：“夏姐，你可真行啊，你自己学雷锋照顾小单的事上报纸了，祝贺你呀！”
她说得很挖苦，我一再解释她也不信。我理解韩雪的心情，她失足过，名声不好，特别需要挽回名声的机会，尤其像登报这事儿。我既暗暗埋怨记者又后悔当初不该同意记者采访。那天不知是巧合还是怎么搞的，我们厂长的老婆也赶在那工夫到厂大门口骂我。厂长老婆是精神病，骂得没头没脑可难听了：“……是男的你都勾引，当婊子还要立牌坊，小兵病的那样你不放过，我老头虐待我，你卖什么骚……”
里三层外三层的人们围着我，哪单位的都有，我有口难辩，坏名声也出去了。晚上我失魂落魄地往独身宿舍走，宽宽的大马路，不知从哪儿飞来一块石头，偏偏就砸在我头上，当时昏倒，流了不少血。等我醒过来，半夜了，我就想，这是谁干的呢？能是韩雪吗？
我绝望了，一个人没法再在北方生活下去了。以前老家这儿给我介绍过一个人，就是现在结婚的这个。原先我嫌他岁数大，农村社员没共同语言，又有三个二岁以上的孩子，没同意。出事后，我忽然改变主意，又拍电报同意了人家。男的是郊区生产队党支部书记，五十多岁，他原来的妻子半年前死的，我顶她的位置进这个厂的，要不哪能调这么快。办手续时我真不知迎接我的会是啥样的生活。二十岁草草成婚，过了那些年毫无感情的生活，没生过一个孩子，却突然又要草草成婚，给三个二十岁以上的青年人当母亲，而且是顶他们死去的母亲的户口去上班，我心里能好受吗？我像偷着逃走的，夜里一个人离开了江城。上路那天我真不知自己是否能有毅力坚持不改变主意。我甚至想到了死。
中途转车我拐到黄山去了。我觉得似乎自己生活的末日已经来临，听说黄山很美，让自己凄苦半辈子的生命在黄山结束算了，兴许再生后能美好些。
到黄山那天下雨。在汽车站避雨，我看见两张用毛笔写的寻人启事。一张写：“淑清，你千万别有什么不好的想法啊，我向你保证，今后一定改正，我和小峰一直在找你，我不再做不好的事了，你快回来吧。”另一张写：“妹妹，我来到黄山找你，妈妈很想你，心脏病都犯了，你一定回去看看妈妈吧！你要寻短见，妈妈也活不成了。”我站在两张纸条前徘徊着。大雨哗哗啦啦，迷迷蒙蒙，就像我当时的心情。人间怎么这多不幸！我觉得两纸条旁还有一张，是寻找我的：“夏大姐，你不能寻短见啊，不是你给我讲保尔的故事，鼓励我树立生活信心吗？你把我救过来了，怎么自己却对生活失望了呢，你要不活，会给我带来多大的不幸啊？”一想到小单和他全家见到我时由衷的笑容和感激，我就动摇了。满山雨声里像有小单在喊我。我失去了控制，精神失常似的，冒着大雨独自往黄山上爬。因为急雨，到处都是溪流飞瀑，有的像生龙下山，有的像天女散花，有的像织好的白织布往下抖动。不管像什么，都像有生命，而且都在青春期，刚吃饱了饭，喝足了水，朝一个远大的目标奔跑。山石一跳而过，深潭纵身而入，冲出来向下再跑。这景观给了我一种生的力量，我像身长翅膀脚生祥云，不害怕，也不费力气就能向上攀登。忽然眼前又出现一条更壮观的瀑布，像从山林突然冲出埋伏着的千军万马，嘶吼着，跳跃着，奔腾着，争先恐后向前冲锋。有的宽宽一面，有的窄窄一条，也有的既不成条也不成线，这是由多么伟大的生活统帅指挥的千军万马啊！我没当过兵，但看过电影，在小单他们部队看过一次演习。那瀑布的确像千军万马在冲锋。宽的像集团军，窄的像团队，也有像班、排的。各有各的位置。有一条细细的，我看着就像穿军装戴五星的小单。他虽然弱小，也跟着大队伍向前跑着。我忽然问自己，那呼喊着跳跃着奔腾向前的大队伍里，哪一个是我呢？
我被一股强大的生的冲动激发着，顶雨往上走啊，走啊，又看见了迎客松。在画中已看过多次的迎客松，那天却像站在生活的船上专门向我招手，迎接我这个北方南归的客人。站在迎客松前我神差鬼使似地打好了一张腹稿，到南方新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画一张迎客松挂在墙上。那个家里不会有我的爱情了，就当一个客人吧，给主人们增添一点温暖就行。人既活着，身上的精力和热就不能无处使用和放置。
成了新家的一员后，我第一件事真就画了一张迎客松挂在饭堂里，又给小单写了封信，写得很乐观。我这样写，一是给自己加固生活的精神支柱，再也为小单从我这里得到的不是精神负担。
我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内心深处的痛苦虽未消除，但我充实多了。工作之余，我除为“儿女”和丈夫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外，还为乡亲们画画。我那张迎客松在家一挂，全村引起反响，不少家求我来画。我就尽我能力给他们画。我不是图希什么东西，那也是一种安慰。附近一个部队开现场会急需一幅大画，听说我会，就来求我。我连续熬夜，准时画出来了。部队送我五百元钱，我不要。这多年来，我一个人生活，缺的不是钱，是感情和精神安慰。部队一再强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非要给我点什么。没办法，我就说：“我丈夫最喜爱花，你们有花就给他几盆吧！”结果部队派人在我家院中给修了个花坛，栽上松树、榆树梅、月季、芍药、西番莲……我丈夫高兴得摆酒招待战士们。
提到我丈夫，我不妨也说几句吧。他没文化，但手很巧，原来是汽车司机，现在当村支部书记。说实在的，他感情也不丰富。如果我把自己的经历和好多烦恼讲给他听，他不会理解。但他知道疼我。工作一天回来知道问个冷不冷、累不累。还有，他身体好，使我真正过上了夫妻生活。我说过了，我原来那丈夫不行，没有夫妻生活的能力，又那个样。你是专门研究人的，不会笑话我。我不明白，有的人为什么心那样狠。我跟男同志多说几句话，有点来往，就说我生活作风不好，还有更难听的话我学不出口了。他们怎么不想想，我活了大半辈子，还不知真正的夫妻生活是怎么回事。我离了婚，住集体宿舍，我也是个人哪！人应该得到的，别人得到了，我没得到过，我能不想得到吗？我想过，梦中想得更厉害。一个守寡的女人，不少人对我的性生活有怀疑，所以看我跟哪个男的多说几句就认为可能有不正当关系了。我不信神，但我要对天发誓，我没跟任何男的有过不正当行为，如果说我有卑鄙的地方，就是我在梦中有过，在梦中……哎，在梦中做的事情也是罪过的话，我就是有罪的。
我识字，又愿读书，《红楼梦》、《忏悔录》、《安娜卡列妮娜》——不少文学名著我都读过，甚至连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我都读过，我能逃脱人的正常感情驱使吗？尤其有人竟怀疑我和小单。一个病战士，我要那样对待他，我就不是人啦！也许我照顾这个战士是为了自己找一种寄托，但我考虑过，我这不是寻找低级的事情做寄托，我这种寄托就不是丑的。
前几天小单听说我回南方又成家了，非要来看我。我不让他来，他不听。他年轻，单纯，不懂人的复杂关系，不知道会给我的新家带来怎样的矛盾。他就以为看自己的姐姐是理所应该的。他不听我劝告，到底来了。来的时候，带了点礼物。我说过他们家那儿的生活状况了，过年才吃白面馒头和麻花。他把过年省下的麻花带给我，五根碗口粗的大麻花，还有自己家做的挂面。
我一看就知道这是他家最珍贵的礼品了，心里热得不行，直说拿这么多东西干啥。小单穿的土气，又木头疙瘩样，我的“女儿”就很看不起他。她在饭店当服务员，回家在两层楼里有个单间，什么好吃的都吃过。她竟偷着把小单带来的东西扔了。我心里很不好受。挂面都扔散了，没法再拣回来，我就把麻花又拣回来，商量丈夫陪我当小单的面一块吃。丈夫竟然同意，这使我对他一下产生了许多好感。
小单不知麻花被扔过，见我俩津津有味地吃特别高兴。我又商量丈夫开车带小单到市里好好玩玩，他不是会开车嘛！丈夫也答应了，还给小单买了一套衣服，就拿当我的亲弟弟对待。
虽然“女儿”不太懂事，不给我面子，可我相信，我会在哪一天把家里的迎客松换成合欢树的。我要用最大的努力，不但让小单把我当亲姐姐，而且让“女儿”和两个“儿子”把我也当亲妈妈。所以我真怕记者们再往报纸上写我了。我也求求你，还是别写我的好。
我说这么多你也该理解了。你是专门写作的，实在愿意写的话，就给我“二儿子”写封信算了。他二十五岁了，在监狱里服刑呢，嘱咐嘱咐他，你们说话比我好使。
杨记者，真的求求你还是别写了，你看我的处境有多难哪！我的过去和那些舆论，一旦让三个孩子知道，怎么也解释不清。
你不说要到我家看看吗？我得先回家里商量商量，丈夫同意的话，“女儿”不定会不会给我面子见你呢，到时请你谅解就行了。
八
等待夏日回话的时候，我独自喝了过量的酒，醉了。也不知醒着还是梦中，太阳变成不规则的三角形，和很圆的月亮一块挂在多云的天上。
怎么会看见这怪现像啊？百般琢磨，忽然想起前些天听一位画家讲，他想收几个儿童培养画画，就让应考的孩子们画太阳。十几个孩子画的太阳五、六个样儿，其中圆的最多。结果画家选中把太阳画成三角形的孩子。孩子为什么把太阳画成三角形呢？画家为什么会选中画三角形太阳的孩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