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朋友无限崇拜地叫了我一声叔叔，我摸摸他的头后他竟无比激动地喊起来。“妈妈，解放军叔叔摸我脑袋啦！”那声喊，真正使我的心灵产生了一次跳跃，我分明感觉到，我鲜红的青春之血在那一刻忽然变成绿色了。

一

一场短暂而漫长的风暴过去了，我从心灵到肉体到服装经过这场风暴的撕扯之后都发生了巨变，从头到脚从里到外，身上的每一根纤维都是新的。从家带来的汗泥虱子和头发中的灰尘被军营的热水一夜之间冲洗得无影无踪，连在家乡最后喝的那点生水也被滚热的浴水蒸作淋漓的透汗付诸浊流了。咬破的手指已经愈合，同家人同同学同老师的牵连已经割断，苦辣酸甜的心情已经归于平静，我从四分五裂的虚幻状态变得具体了，简单了，集中了。那是走向成熟的过渡点，因而实际上更加幼稚了。不管怎么说，那变化对于我是翻天覆地的。经济上物质上不再受制于家庭，也不再有衣食温饱的担忧，由原来被父母称为儿子被弟妹称为哥哥被老师称为学生被社会其它人称为红卫兵一变而被称为干部称为战士被路上的小朋友称为叔叔……尤其一个小朋友无限崇拜地叫了我一声叔叔，我摸摸他的头后他竟对妈妈自豪地喊起来：“妈——，解放军叔叔摸我脑瓜儿啦！”那声喊真正使我的心灵产生了一次跳跃。我分明感觉到，我青春鲜红的血液在那一刻忽然变成绿色了。我变得大度严肃起来，肩上有了沉甸甸的责任感。而这一切变化都是营门带来的。军营的大门啊，你是我人生长途的转折点、里程碑、分水岭……直到今天，二十年瞬息万变的风风雨雨也没能将我第一眼见到军营，第一次走进军营，第一回在铁打的营房里做了一个流水新兵的梦那新鲜记忆磨灭。

军营在我眼里简直是一片仙境。

所有建筑都是红砖的，像一座红色小城座落在白雪覆盖的山谷里。队列一般齐整的红房子依山临河。

山是靠海的群山。

河是入海的小河。

河那边的另一个山谷里有个不小的镇。镇里人来营房或营房的人去镇里都要从河上的“从军桥”走过。从军桥是绿色的，我从没想到世界上还有绿色的桥，真是军人的杰作。

我就是在一个太阳刚刚出山的早晨通过“从军桥”进入军营的。

军营里有一座高高的水塔，水塔上装着好几个高音大喇叭。每天天不亮，喇叭就放起嘹亮的军号，于是，黎明的大操场上，齐整雄壮的跑步声和一二三四有节奏的喊声便震得长长的山谷都发出回响。

军号多么动听啊。部队一天的每项活动几乎都离不开它。它呼唤我们起床，它催促我们出操，它告诉我们开饭，它指示我们上课，它提醒我们休息，它命令我们熄灯——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再没有比军号更动听的音乐了。在从来也不嘶哑的号声伴奏下，我们站队出操，站队吃饭，站队看电影，站队上街，站队听报告……所有活动都要集合站队。军人对于号声和队列简直就像家庭里的孩子对于爹娘，爹娘对孩子永远是管束着的。

不列队站的时候也有无形的队列约束着。学习讨论，即使坐在床上也要坐得端端正正，不许扶什么，靠什么。被子需叠得四四方方有楞有角，说话要经过允许，上厕所要请假。走在队列里，鞋掉了必须喊一声报告，批准后才能出列穿上。早上起床号一响，几乎是唰地一声同时爬起来。晚上熄灯号一吹，所有屋子里的灯光也几乎是唰一下同时灭的。吃的、穿的、用的都一样，一切都在统一指挥下进行，同时又是在指挥员指定的目标竞赛中进行，而竞赛的结果每天晚上必定通过指挥员的嘴向全连揭示，先进者点名表扬，后进者隐名批评，大概就是这样日久天长的陶冶便形成了军人们大多都有争强好胜的性格吧。

军队的传统，军人的血性就这样通过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指挥员的话传染下来。到营房后杨烨舅舅第一次大会讲话我现在还记得，“……部队必须讲究服从命令听指挥这样子，不管革委会委员还是造反团司令这样子，或者战斗队队长这样子，走进营房一律是新战士这样子，统统听副班长指挥这样子。别说贴大字报不行，小纸条也不许贴这样子！但是，我告诉你们这样子，部队是出英雄出将军的地方这样子。现在总参谋长还是代理的这样子，谁知道你们里头能出几个英雄几个总参谋长这样子？再过十年八年，你们就可能有人指挥我这样子，那时候我保证听你们指挥这样子。不过，现在，你们不仅绝对听我指挥这样子，连副班长或老兵的指挥也得绝对听从这样子！”

这样的话要在学校早被我们批臭了，可一进营房便具有了真理性，即使有疑问也在心里装着。一切新鲜的东西都具有吸引力。我完全被这新鲜的生活节律吸裹进去，拼命地抢做每一项工作，一点都不感到紧张和劳累。

二

我病了。病得不十分重也不能算轻，但听说下到正式连队前还要复查一次身体，查出病变的一律往回退。我便咬牙挺着，熬到第一个星期天才偷偷找吴勇商量，想让他上街时悄悄给我买点药。那时候真幼稚，以为发烧感冒这类病也在复退之列，其实主要复查体检时不合格混进来的。

吴勇也病了。真他妈不争气。“东方红兵团”两个头头都病了，人家会说我们团是没有战斗力的乌合之众的。

“吴勇，祝家庄还没打下来你睡什么大觉！”我推推蒙头躺在铁床上装死的吴勇。

“听见你来了。又没任命你当总参谋长，高兴什么！”吴勇头还蒙在被窝里，一动没动。他睡在双层铁床的下铺，这种铁床是苏军用完留下的，又高又大，像憨厚的哥萨克士兵一样结实可靠。我用手指甲使劲掸敲了几下粗壮的铁管震他说：“团长的职务在履历表上给你记着哪，愁什么！”说着我就掀他的被子。

“别闹别闹，腰疼得厉害，腿也疼！”他哎哟着说。

我忍着头疼：“怎么腰腿忽然疼起来啦？”

“老毛病了，一惊一累就疼，这山沟气候明显不适应。头也晕，大概高血压又犯了！”

他血压有点高我知道，可从没听说他有腰腿疼痛。我说：“我也头疼、嗓子疼，浑身难受，一定是冷丁不适应环境感冒了。走，我陪你散散步。越躺越重！铁床上铺探出个光头来，是初中入伍的小家伙”，很单纯地说：“想睡懒觉呗，我怎么哪儿也不疼？头儿！”他还像学校时叫我头儿，而没按连长教导的那样称我的职务，我已是新兵班班长了。

我摸了一下他的光头：“当兵又不是出家当和尚，出洋相！”

“洗头省水，利索！”他很脆地弹了自己一个脑瓜嘣又把头缩进被里。

吴勇坐起来了，“听说下连前还体检，发现有老病的往回打发！”

“那你还死躺！”我低下头小声问：“是光退有老病的吗？”

“医生说的，他说每年都退几个。”

我反倒轻松了一点。我没有老病！但这是吴勇的话，谁知有多少准头，我还是不放心：“走，出去走走！”

他说：“腰腿疼还走，没事搀我去医院看看病。”

看来他疼得确实很厉害，攀着我的肩头直叫疼。出了屋我悄悄说：“上街买点药算了，去医药露馅被退回去咋办？”

吴勇闷闷不乐说：“咋办？服从命令呗，又不兴造反！”

“一说就是造反，那你这个智多星就真成吴用了，不会想想办法？”我不高兴说。

他也不高兴说：“为啥非要想办法？服从命令本身就是革命行动！”

我很奇怪，记得我被批准入伍那天晚上，他曾担心地问我：“批上你，能不能挤下我呀？”现在怎么又对被退回去无所谓的呢？我说：“真要往回退你你就甘心？”

“我可不是写血书来的，不当兵也有的是出路！”这小子言外之意是我政审有问题，当不上兵干别的没出路了。

“难道谁当兵是为了找出路？”

“不一定这么说，但……”他没把一句话说完整就撂了，但潜台词是明显的。

我说：“那你当初为啥担心被挤下去。”

“说实话吧，我是担心挤不下去！”

我大吃一惊，吴勇竟是这等想法，这小子，好一个智多星。“那你又为什么积极报名呢？不报名也没什么呀？”

他说得更坦白了：“我以为血压高验不上，体检时再吃点升压药肯定更把握，没曾想吃了降压药，他姥姥的，血压反倒正常了！”

我又吃一惊。“那么你……现在的‘老病’也是装……？”

“不，不，我不怕被退回去是真的，腰腿疼也是真的。”

我十分理解他，“你怎么会不愿当兵呢？”

他好像忘了疼：“你想当英雄，这我知道。我想当政治家……我认为，想当英雄和想当政治家都无可非议。不过他姥姥的，现在什么家都犯忌讳是了，那我就换个说法，我想当个革命家行吧？可是古今中外，你应该承认，军队只是培养英雄的地方，当然你怕退回去，我就不怕啦！可是你要知道，现在不是战争年代，部队的英雄也只能是救火英雄！救人英雄！像欧阳海、刘英俊、李文忠那样的。这样的英雄别的地方也能出！”

他妈的，他想怎么干就怎么有道理。“那为什么几乎都出在部队？”

“这不奇怪。军队属上层建筑，从不以物质生产为主，不管什么年月，英雄主义教育都是它的重要任务。教育成果嘛，显示在战争年代就是战斗英雄，和平时期那就是拦车英雄或救火英雄啦！”

我想继续同他辩论，他又叫起疼来：“算了，算了，不可能总失火惊车吧？遇不上这类事，你当什么英雄？”他捶着腰腿：“相信我的辩论本领吧，争论的话，最后没词儿的不会是我。走吧，看病去！”他把胳膊搭在我肩上，我立刻感到了压力。心想，这小子可能是真疼。

我蹲下，“干脆，我背你去吧！”

他不好意思，说让我使点劲搀他就行。

营区很大，拐了几个弯，我看见披雪的山坡上有一行用长青松栽成的大字：保卫祖国。我又激动了，想，老战士把誓言种在山上了，我们怎么能三心二意呢。我说：“还是别退回去好！”

“骑毛驴看唱本吧，说不上哪天，大学一招生，没来当兵的——杨烨她们上了北京大学。”

他忽然提到杨烨，我心里又有点不是滋味，真想她呀。

拐过山角就到了师医院。我记忆里的师医院比串联去北京看过的首都医院还干净。水磨石屋地拖得可以照人，医务人员的白大褂也直耀人眼，若在战场她们冷丁一出现敌人准会误认为插出一面投降的白旗，真白，白得让人生畏。往走廊一站，看不见一个污点，听不见一点噪声。多重的病情一进那样的医院也会减轻的。这也许是错觉，就像小时候觉得自己家乡的山高不可攀，家乡的河深不可测，可一二十年后回家一看，家乡的山还叫山吗？河也不好意思叫河了！

我扶吴勇在诊视室门前站住，正正规规喊道：“报告！”我以为看病也要喊报告，因为医生也穿军装，是医官嘛。连长讲的，进连部和机关任何办公室都要报告。

没人请进，我又喊了一声，还没人理。跷脚往里一望，医生把听诊器挂耳朵上正给一个军人听诊，便老实得猫似的等着。吴勇故意大声说疼，被我制止了。

被诊视过的老兵出来后，里面很好听的女声喊：“进来吧！”

我们第一次听见女军人的声音，很觉新鲜。我们拘谨地进去后，她像女老师看男学生那样大胆而不在意地看着我们：“到医院看病不用喊报告。看吓着别的病人！”

吴勇跟她斗嘴：“解放军哪有胆小鬼，喊声报告就能吓着。”

她模样很顺眼，眼睛却不饶人，她沉着地白了吴勇一眼，不屑回答说：“你们俩腰腿疼啊还是头疼？”

这女军医真神了。年纪不大医道这等高超，我和吴勇的病叫她搭眼就看出来了，火眼金睛吗（要是现在我会用特异功能这个词的）？部队怎么尽是能人！

她先问吴勇：“你？”

“我腰和腿都疼，是他背我来的。”这小子顺嘴就把扶改成了背。那也没使顺眼的女医生把眼光变得温和些，她又问我：“那么你是头疼啦？”

我连忙摇头：“我哪儿都不疼，陪他来的。”

女医生叫吴勇坐下，按腰捏腿，动哪儿吴勇都说疼。医生问他疼几天了，他说到部队第二天就开始疼。医生又问他以前是否疼过，我忙替他打掩护说以前没疼过。

“四五天就疼成这样？”女医生好看的眼变得好严厉。

吴勇迎住她的眼光大胆地瞅着：“他不知道，我在家就有这病，一阴天就疼。”

女军医批评我了：“当了兵还不诚实？”

我被说红了脸，好像心里别的不诚实想法马上也要被她发现似的。她又问吴勇叫什么名字，并记在诊疗登记本上。记完，她叫吴勇脱掉棉裤，解开棉袄扣子躺在诊床上。

她不注意我了，我便有机会注意她，要是老头老太太或一般的男军医我也会注意的，刚到部队即使一匹马一头猪一条狗我都会注意与地方的有什么不同，当然她又是个长像很顺眼的年轻女军医。那个年龄的我们，见到年轻好看的女人，不管怎样严肃正经，内心里也是极想偷偷多看几眼的，如果说见到她们没有异样的感觉那肯定是谎话。

她拿过一个长条铅盒，从里面捏出一根闪亮的长针，然后让吴勇将绒裤脱至臀下。吴勇脸红手拙了，磨磨蹭蹭没有照办。她亲自动手一把拉下绒裤，吴勇的整个臀部便裸露出来，连我都不好意思看，女军医却上下左右捏来按去，然后用酒精棉球擦拭了几个地方，说：“认真体会，随时把感觉告诉我！”说时迟那时快，猛地一下针已刺进肉里，她一边扎土豆萝卜似的上下拈针一边问是疼是酸。没等吴勇吭哧出是疼是酸，针已拨出，针孔处旋即冒出小米大小一颗美丽的血珠。吴勇翻身时下意识一摸，指头上便沾了挤死一只虱子那么多的血，又开始逗嘴：“哟，掌鞋不用锥子，针行，一针见血！”

医生把吴勇的手推开：“脏手乱摸，小心感染。”

“感染是下一步的事，得先解决别针针见血问题！”

女医生没停针：“年轻人血气方刚，渗出放大镜都看不清一点红水儿，有啥可大惊小怪的。”她把吴勇的裤子又往下拉一截，腿根都露出来了。“‘三疼一迷糊’是部队常见病，针灸疗法最灵。”她教导开吴勇了。“做好思想准备吧，针灸都受不了，打仗还不当熊？”

吴勇再能辩论毕竟是新兵，何况被女军医捏着屁股，怎么说也不是对手，朝我做几个鬼脸不作声了。女医生一连在他腰上、腿上扎了十几针，扎得他满头冒汁，却没再敢耍贫嘴。医生问他感觉咋样，他连连说好多了。医生叫他每天来针灸一次，直到不疼为止。

回新兵连路上我不住惊叹说：“部队医生真神，咱们一进屋就知道哪儿疼！”

“神个屁哟，腰疼那样谁还看不出来？针灸治腰腿疼卫生员都会，扎回数多了，疼也不敢说疼了。军事疗法，要命！”

路过军人服务社看见卖苹果，馋得不行，一人买一斤躲墙角狼吞虎咽吃着，我们怕人看见，连长指导员总批评买零食的新兵没有艰苦奋斗思想，我们两个班长怎好带头这样。

我看见身边的大杨树上长着一大团冬青，冬青泛着醉人翡翠色，上面蹲着一只白鸽子。当时的心情使我讨厌象征和平的鸽子，这种鸟儿落在军营里，对我这个盼着打仗当英雄又怕被退回去的新兵似乎是不祥之兆。我咽着苹果问吴勇：“好点吗？”“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说不上好赖！”他说。

几声扁担碰撞铁桶的响动把鸽子惊飞了，我们这才注意到大杨树后边是个猪圈。真漂亮，猪圈也是红砖的，圈墙写着“身在猪圈，心怀天下”雪白大字。离猪圈这么近竟没闻到猪臭味，军队的猪舍比老百姓宿舍都强，猪肉味儿都特殊吧。我好奇地寻看那猪是怎么喂的。

我看见一个女兵喂猪的背影。噢，猪是女兵喂的？！她哼着歌。“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动听的“长征组歌”更把我们吸引住了，她齐耳短发和适称身材我觉得既像《英雄儿女》里的王芳又像《红色娘子军》里的吴琼花。

说不清当时的心情是否健康，我俩被这女兵迷住了，觉得这女兵像女的，不像女军医像男的一般，便不约而同走到猪圈边看。

女兵发觉身后有人，回头见是两个新兵便没有在意又喂自己的猪，只是歌儿不唱了。

吴勇忽然捅捅我，贼亮的眼光好像发现什么稀世之宝，没等我明白怎么回事，他叫起来：“杨烨！”

这是演的哪出戏呀，杨烨也来当兵啦？

杨烨并不觉意外，她似乎不愿意我们这么早就发现她。我看她的军装样式虽然跟我们一样，颜色却有点不同，做工也显粗糙。

原来她是背着家里跑出来的，先说到哈尔滨姥姥家串门，在姥姥家求人做了套军装，又按舅舅的通讯地址找到部队，赖在招待所就是不走，帮着喂猪、做饭、刷碗、挑水、洗床单……她说死也不回去了。还有几个像她这样的小伙子也都赖在招待所呢。

“每天吃饭咋办？”我乐极了，掩饰不住乐劲儿问。

“在招待所。”

“让吗？”

“买。”

她一说到买字，吴勇神经病似的突然跑了，自从来部队还没见他跑过。我又问杨烨：“钱呢？”

“带了点。其实那几个兵也没收我钱。所长说了，我天天干活，也不算白吃！”

“他们知道你舅舅吗？”

“凭啥让人家知道这个，‘走后门’革命可耻！”

“你舅舅忍心看你遭罪？”

“我可没感到遭罪，大家都拿我当红卫兵看待，比在学校挨骂强多了！”

我残缺的心立时感到了圆满。

吴勇给杨烨买来一帽兜苹果，杨烨不要，我和吴勇执意让她收下，她才用手绢包了一半说：“还没当上兵就吃苹果，让人看着该说不艰苦奋斗了，我给炊事员们留着。”

“那给你点钱吧，我从家里带了些钱。”吴勇伸手掏钱，扑了空，他忘了战士的衣服是没有下兜的，又把手伸进胸前的小兜，掏出一张拾元的钱来给杨烨。十元，当时对于我们不啻是一笔巨款。

杨烨说：“算我借的，到时还你。”

“那得带利息，十元还百元！”吴勇有心思说笑话了，腰腿肯定疼得轻了。

我一分钱也没从家里带，兜里只剩三元花剩的津贴费，也掏给杨烨，她接了：“也放高利贷吗？”

我不希望她同我开玩笑，我一向觉得最要好的人该是用最深沉的眼神和话语交往的，我笨拙地说：“你说了算。”

“用不用我们每天来帮你挑猪食？”吴勇问。

“我帮人家，你们再帮我，帮倒忙。不用！”她用眼光抚弄着钱，“有机会把你们学了些啥给我讲讲。”

我点头。吴勇说：“那当然。过去我们是同学，现在是同志了，同甘共苦！”

我一下又重温起杨烨关于同志的解释。“你俩咋知道我在这儿？”

我说是陪吴勇看病路过，她问吴勇：“刚才还跑着买苹果，啥病？”

吴勇喝了酒样兴奋：“刚进山沟腰腿疼了几天，针灸好了点，你看，好多了！”

“那也要注意，我妈常说腰腿疼最难治。”她说，“喂完猪还得洗床单，我得回去忙了。等批准当兵了再去看你们！”

她挑着桶走了，匆匆而坚定的脚步踩着我的心弦，一支朦朦胧胧的旋像要诞生。

吴勇忽然喊她：“杨烨，你住哪屋？”

她回头摆摆手：“暂时保密，等你们下连后再告诉。”

她走进招待所大院。我问吴勇：“你说她能当上兵吗？”

吴勇竟像训练似的拔了几个正步，滴溜一个向后转走：“一定能！‘重在表现’。只要她用愚公精神表现不止，肯定能感动上帝，何况这个上帝不是别人，是她亲舅舅。”他攀着我的肩跳了个高，“我们也得重在表现！”

吴勇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悦，扯起我的袖子往山上跑，“爬爬山，也治腿疼！”

吴勇拉我顺一条小路跑上山。我们这是头一回上山。我真后悔没早点上山顶看看。站在山顶，心开四面窗口，身迎八面来风，像跳进广阔无边的清凉波海里了，舒服而又豪爽。大海就和营房隔着几座山，原来冬天的大海是不冻的。明晃晃的海和天仿佛彼此不分，隐约可见水上船只。在营房看山时觉得是峰，山顶侧看是一道道大岭，崖谷间还散落着一些小片营房，那是师直属的某些连队。从军桥和桥下的河变得那么细小，像一条白线上爬了只绿甲虫。

吴勇望着小河唱起了“一条大河波浪宽”。这小子一高兴歌唱得还真不错。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

我家就在岸上住，

听惯了梢公的号子，看惯了

船上的白帆

……

心情太好了，我也跟着哼起来。他忽然大声喊：“看！”

越过大杨树上的冬青，我看见吴勇手指的红砖大院里晾着一片片白色的东西，大概就是招待所洗晾的床单被套吧。真像是一片片船帆，帆丛中有个绿色的小点儿在缓动，是杨烨吧？

“姑娘好像花儿一样——”唱到这句时我把词省略了，似乎这是一句被批判过的不健康的词，就是不批判从我嘴里直唱出去也觉不好意思，可吴勇唱得真切而清楚，比别的句更好听。我明白，他情绪的变化是因为杨烨。我不唱了。

“喂，唱啊，一回去就不兴唱这支歌儿啦！”

我勉强笑笑：“我嗓子不适合唱抒情歌曲！”

“那就唱队列歌曲！”吴勇像《霓红灯下的哨兵》中连长那样打着拍子唱道：“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他唱着向太阳，脸和脚步却朝着挂有无数白帆似的大院。我说：“太阳在南边，朝北那不是向招待所了吗？”

他笑起来，笑声顺着一股松散的山风支离破碎向招待所飞去。

三

经历不同，教养不同，家庭出身和年龄不同，性格各异的小伙子们像生龙活虎的各种动物在放进公园之前先要训练一番一样，我们整天关在新兵连训练。从敬礼、走步、称呼、队列、吃饭、睡觉、打行李，到说话用语全都要训到一个标准上来，因此既苦又累且笑话百出。由此我也可以按当今的说法把新兵连比喻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是初级阶段那些可笑的事就可以理解了，诸如回答指挥员的呼叫不答“到”而说“来了”或“哎”，管排长不叫排长叫“大哥”了，用左手敬礼了，夜间上厕所回来走错屋上差床了，紧急集合赶不上趟光脚提裤子跟着跑了，行李跑得散花东西掉满一路了，几个人因吹牛比家乡好坏言辞不逊打起来了，偷小东西被捉住“游院”了，——直到训得指挥员用极简单的口令就可以把一盘散沙调动成各种方队。所以新兵连的每项事都不觉乏味。我的那次感冒很快好了。吴勇也不再说女军医一针见血，而到处讲她手到病除了。我俩又开始像在学校那样活跃起来，常一起商量些点子同其它排竞争。

那时的竞争主要出于荣誉心和风头主义，不像后些年的新兵明争暗斗为的是当司机当技术工人什么的，那时我们得常学***“有些同志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教导呢。分到师直的新兵是从三个地方来的。哈尔滨的一个排，抚顺的一个排，还有我们学校的一个排，每排六七个班就跟一个小连队差不多了，所以一个新兵连就等于三个连队的人数。排以上干部是由部队干部或班长担任。班长和比正规连队临时多设的副排长由新兵担任。我和吴勇都是我们排的班长兼副排长。尽管连里一再强调不许闹派性和地方性，三个排无形中还是形成三国鼎立局势。青年人的荣誉感和争强好胜心时时都要有个具体内容的。当时的具体内容就是，哪件事都不能落在那两个排后面，从连长指导员嘴里说出的名次应当是，我们排总第一。队列纪律投弹射击等我们第一不必说了，就说最见水平的文艺节目比赛吧。

我亲自动笔写了一个荒诞现实剧《英雄来到我们排》。董存瑞、欧阳海、雷锋、罗盛教、李文忠等最有名的烈士被扮成角色来到我们排直接和新兵对话。新兵们提的问题当然都是最关心最迫切的，而每个烈士都使用自己家乡的口音，效果极棒。一个新兵模仿山东腔调皮地问董存瑞：“我说老董大哥，你说，现在也不打仗，我们上哪学你堵枪眼的英雄行为去？”董存瑞则用他家乡口音说：“不打仗还不好吗？不打仗天下太平老百姓享福！可是你想，能总不打仗嘛，所以要加强训练，常备不懈嘛。再说，你看看人家欧阳海、刘英俊，和平年代不也当了英雄？”董存瑞拉过欧阳海和刘英俊。

又一个新兵学辽宁锦州口音问三位：“我说欧阳大哥和刘大哥，你们说，这惊马不好遇呀，遇不上怎么成英雄？”

欧阳海用慢腔长尾音的广东话回答：“小同志呀，我首先纠正你一个错误，咱们部队有规定，不能像在家乡称兄道弟的，要叫名字或职务。这些小事也要认真对待，军人了嘛！”小个子的欧阳海跷着脚拍了拍大高个新兵，“小同志呀，遇不着惊车惊马不就省得死了嘛！你说我和刘英俊，要没遇上惊马，今天不还活着嘛，说不定当你们的师长政委哩。你看雷锋同志，啥子险情没遇上，净干普通小事了，***亲笔题词表扬他，全世界都知道。你看我们，拦惊马撞死了不是照样不如干平凡小事的雷锋名气大？”他问雷锋：“你说呢，雷锋？”

雷锋则用跟***一样的湖南口音：“我不是跟你一样，也死了吗？”

这时我扮演的一个新兵高声朗诵道：“不，英雄们，你们没有死，没有死！”

全排同志齐声合诵：“没有死！没有死！没有死！”

“我是活着的雷锋！”

“我是活着的欧阳海！”

“我是活着的刘英俊！”

“我是活着……”

这个节目一时成了指导员逢会必讲逢人必提的话题，“我们要像二排节目演的那样——”

我们二排在帮厨、挑水、打扫厕所、扫院子……做好事方面也占领先地位，一是我带头作用强，二是其它两个排都是大城市兵，体力劳动方面的吃苦能力不如我们。还有，吴勇在全新兵连独一无二地写了份入党申请书，其中有句话，“把毛泽东思想溶化在血液中”，也成了指导员的一个“言必称”。“我们要把二排吴勇这句话当作一个口号喊出去——把毛泽东思想溶化在血液中。”不几天军区报纸上出现了跟这相同的口号，但比这又多了半句——“落实在行动上”。吴勇乘胜前进，配合这句口号搞了一套队列口号，指挥员每下一个口令，大家作队列动作的同时呼一句相应的口号：

立正——

立场坚定！

向右看齐——

打倒刘少奇！

向前看——

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向左转——

前途光辉灿烂！

向右转——

批臭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齐步走——

斗私批修！

向后转——

埋葬帝修反

……

这套队列口号马上推广全连，由吴勇他们班示范表演，果然增加队列气势。虽然哈尔滨排把原来开展的“一帮一，一对红”活动发展为“一帮一，一对忠”被全连推广；抚顺排在全连紧急集合时全没带牙具，但每人都带了毛选四卷，他们说“牙可以一天不刷，脸可以一天不洗，***著作不能一天不学”。这也在全连受到表扬，但声势和规模终不如我们二排大，所以我们排在鼎立竞争中始终占优势。

但这种优势得靠每天十二分努力才能保持，我们必须时时转动那颗大脑。

一天，吴勇忽然拿着一支花针头悄悄问我：“能不能想法在针头上磨个小眼儿呢？”那神秘的口气无异于同我商量一项重大的新式武器改革。

我拿过针头看了看，知道他肯定又想出了新点子，但不知究竟。“磨眼？给针！干什么呀？”

他吱吱唔唔不肯告诉我具体。

“磨出眼，穿上线，就能绣东西，你大串联时没看过南方的民间刺绣吗？”

“大串联你天南海北跑个遍，我不是光用脚丈量地球了嘛，丈量到北京就被撵回老家去了，上哪儿看南方刺绣。”

“反正能行，想法弄眼儿是了。”

“你想绣什么东西？”

“随便绣什么都行。”

“随便儿？你小子可不是随便。”

“是随便，真是随便！”

“那我可要抢先发布一条消息喽，我想试验在挎包上绣毛主席像！”

“我正要绣***像呢！针头都要来了，发明权是我的！”

“小心眼智多星，还随便绣啥都行呢，我猜你就不是随便绣啥。针头是‘一针见血’给的吧？你给她领导写了表扬信，没给她个人写封什么信？”我连说带笑装得无所谓，其实说得很开心。他不是不知我和杨烨的关系，他不应该不考虑到我的存在而对杨烨过分热情。他好像怕我把关于“一针见血”的话传给杨烨，连说：“没的事儿，没的事儿，堂堂智多星哪肯给‘一针见血’写信！”

我并没心思破他这种小案子，“干脆把这设想跟连长、指导员说说，叫全连一齐想想办法！”

“不不不，眼瞅要下正规连队了，弄半道上带各连去算谁的？”

我忽然想到排长是军械修理所的技工班长，“让排长拿修理所去试试，差不多行！”

“算了，算了，以后再说。”

四

老兵说，红星是一颗心，领章是两只眼，新兵非得戴上领章帽徽以后，才能像画龙点睛一样显出军人的神气。

我找不出一个准确的词句来形容发领章帽徽时的心情，只是全身心地品味着老兵的话，用钢笔小心翼翼在领章背面填写姓名：柳直 血型：o 部队代号……填完，全连集合在大食堂里，由指导员讲明领章帽徽的含义。他的话像诗句一样，把我的心情全说出来了。

“……红五星象征着秋收起义的星星之火，红领章就是‘八·一’南昌起义的红旗。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的两支革命武装，在井风山会师，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人民解放军是由红军发展壮大而来。从戴上鲜红的领章和帽徽起，你们才真正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啦。你们应该时刻想到，帽徽和领章是几代烈士们的鲜血所染成，今后，戴着它，说每一句话做每一件事的时候都要想到，是否玷污了她，是否为她增添了光彩。同时，为了保持她的颜色，在需要的时候，我们要勇于流血牺牲……”

指导员亲自穿针引线用他粗糙的真正男人的手教我们一针针把领章帽徽钉好。那是入伍后第一次使用针线啊，在家所穿的破旧东西全都换成崭新崭新的了，没有丝毫旧物可以缝补，所以第一次穿针引线便在记忆中留下了寥寥几笔却永难磨灭的印痕。二百多个新兵集体做着这个属于自己的第一次，红线在灵巧的拙笨的和不灵巧也不拙笨的手中扯动。男人手中线，红色的，几百条，像在一片绿林中闪射，满屋红线闪闪，如果那情景中没有诗意的话，世界上就不存在诗意了。

真是的，戴上领章帽徽在军容镜前一照，自己都不认得自己了，就连我这么个相貌极其平常的人也像又多了一个灵魂。老兵说得太对了，领章帽徽是军人的点睛之笔，这一点，神透了。

全连被点过睛的新兵列队在军旗前宣誓，唱片播放的军乐伴奏，我感觉比电影里看过的所有宣誓包括圣徒们在教堂做弥撒和洗礼都要庄严。誓词是一段***语录和两句英雄格言：“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继续前进吧。生，为捍卫***的革命路线而战斗，死，为捍卫***的革命路线而献身。”

宣誓后又让我们参加了一次追悼会。死者是炮团的一个连长。炮团刚从抗美援越战场回来，连长就是撤离前牺牲的，说他因为掩护越南老乡被敌机用枪弹射中。这就使我们的誓词具体而生动了，革命烈士就在我们师，我们怎能不踏着他的血迹前进啊！

我把指导员的话和誓词都记在日记上了。记完连夜写了两封信，一封给全体同学。一封给弟弟妹妹（没有带上爸爸的名字）。写完还觉得该去看看杨烨，我戴上领章了，她还在喂猪呢。

晚饭后自由活动，我请了假说去招待所看老乡。

不想招待所住满了开会的人。打听招待所的人都说杨烨被撵回家去了。我一下急了，她咋悄悄就走啦，被撵回去她该多难过。一个娃娃脸四川战士见我急得要哭，偷偷问我：“杨烨是你啥子人？”

“同学。”

“不是一般同学吧，看你的眼睛。”

我擦把眼睛：“要好的同学！”

“她是被撵走了，招待所给买的车票，所长亲自送走的。不过当晚又跑回来了，谁都不知道。”

他指指师机关的大礼堂：“她躲在舞台后边，化妆室，过几天可能换地方。”他又嘱咐我一定别声张才走。

白天开追悼会的礼堂晚上庄严肃穆得怕人。我悄悄从旁边小门摸进去，一股深深的凉气扑上脸，黑咕隆咚好似进了一片墓地。我连过道也摸不清，加上阴森得让我毛发直竖，便退出来，回去找盒火柴再次摸进去。走几步划一根火柴，一根接一根划到舞台前。

白天开追悼会印象太深，带黑框的烈士遗像和雪白雪白的花圈像版画刻印在眼里，黑暗中瞅哪儿都是遗像和花圈，连哀乐声也像刻在耳膜上了，呜呜隆隆响个不止，同时又觉着有具与烈士灵魂不相干的尸体在黑暗中。烈士的灵魂是高尚的，尸体却鬼一样怕人。

半盒火柴快要用完了，终于发现舞台后边一线弱光。我猫似的轻轻走过去，划根火柴一照，上面正写着化妆室几个字。我像后面有个追鬼似的慌忙敲门。灯光忽然熄了，并且没人应声。我心儿突突地叫道：“杨烨，我是柳直！”

门开了，杨烨擎着一支蜡烛探出头来，我这才心石落地，身后的追鬼逃跑了。

杨烨见只我一人稍定了定神问：“你咋知道的？”

我说了经过她才把我让进屋里。

一时我以为眼睛发生了幻觉：屋角那一堆雪白雪白蓬松刺眼的是花圈吗？暖气片旁浑圆、椭圆、贴着黑字白条的是花圈吗？地下那些像棉桃穿成圆串、一个压一个的是花圈吗？用手一触，嚓嚓啦啦响，并非幻觉，都是花圈。

十多个大花圈铺成一个地铺，上面放着一床招待所的被褥和一件军大衣，还有一本《欧阳海之歌》。当时这是青年中流传最广的书，显然她正秉烛夜读。

当时我一阵幼稚的冲动在心里默诵出几句诗来：啊，花圈铺就的棉床，替父从军十二载的花木兰将军睡过吗？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睡过吗？我的同志，杨烨就睡在这里，秉烛夜读一本英雄的故事……

“你……不怕吗？”

“怕有啥法！”她摸弄着红烛，“怕的时候我就自己对自己说，别怕别怕，红卫兵怕革命烈士，马克思知道了会笑话说中国革命简直是笑话。何况，烈士连死都不怕，我为什么要怕烈士的花圈呢？”

这个道理谁都懂得，可直到今天，一般的中国人哪有夜间不恐惧尸体的呢，哪怕是最伟大最和蔼可亲的导师的遗体！我说：“你可真行！”

“还行呢，一点响动就摸一遍枕头下的刀！”

“你有刀？”

“招待所那个娃娃兵借给我的菜刀。”她故意往轻松里说着，“招待所有人给当炊事员，电影队有人给当警卫员，还有人给当保密员，简直是首长待遇！”

一听有这么多人暗中关心她我本该感到宽慰才对，可真不像话，竟醋丝丝的问吴勇来没来过。她说没有，我才把带给她的领章帽徽掏出来，“我来给你送这个！”

她接过去心爱地看着。那时多少年轻人眼中一副崭新的领章帽徽比珍珠玛瑙都要宝贵。她抚摸着，正面背面都仔细看过了，又看看我头上领上戴的。“多余的吗？”

“每人发两套，这是往另一套军装上钉的，先给你，我换着用一副就行！”

她又看了几眼还给我：“你用吧，以后我自己会有的！”

我又递给她：“这是我给你的！”

“给我啥用，又不能让我戴？”

“揣着，灰心泄气时看一眼。”

她接过去了，深深看我一眼。我从那深深的一眼里闪电般重温了以往的生活，尤其她说的那句话：“我要是个男的多好，我们就可以总在一起了！”是的，她要是个男的或我是个女的多好，我们就可以随随便便在一起了。她既已接了领章表示收下了，我便不知再该说什么话，似乎办完了这件具体事就该走了，再磨蹭下去会给她坏印象似的。我说：“没啥事了，我走了。”

“离吹就寝号还有一会儿，坐一会再走吧，我可以少害怕一会儿！”

我拘拘束束笨笨拉拉在她铺边坐下了。一坐的时候，发现枕边放着个绣了半个“忠”字的新挎包，绣针还在挎包上插着，就是药针头磨的，我马上想到吴勇，她不说吴勇不知这儿吗？我问：“这，包上的字……？”

她不经意说：“吴勇拿来的，他叫我试试行不行！”

“你不说他不知这儿吗？”

“来这儿之前拿的。”

这小子自己偷偷来过了，我心里又掠过一丝别样的感觉，虽然我也是自己偷偷来的。

她也在铺的另一头坐下了，把红五星放在手心看了一会问我：“你说这像什么？”

五角星在烛光下射出几条红红的光芒。白天往棉帽上钉时我就想过了，端端正正，鲜红光亮，应该像老兵们说的，一颗红心。我说：“像战士的心！”

她又眯起眼细看了一会，轻轻说：“我手里这颗呢？”

“这颗？不也是一样的吗？”

“这颗是你的！”

“我的怎么啦？”

“我咋知道你的怎么啦？”她嗔怪地瞅着我。

我想了一会，心忽然跳得激烈了，她是说这颗五角星像我的心吗？当然像我的心，可是我不好意思在嘴上说出，慌忙把话岔到领章上：“这上面还得填姓名、部队代号、血型！”

她瞅我一眼，把领章翻到背面看了一会儿：“你给我填吧，你的字好看，好久没看到你的字了。”

我紧张侷促又十分高兴地接过来放在膝盖上要动笔，她又叫住我。她平时朦胧深邃不可测的眼睛在跳耀的烛光前乌亮乌亮一闪一闪的。“咱俩打个赌，你能猜着我让你咋填的话，你要啥我给啥！”

“你能有啥好东西？”

“除了没有领章帽徽，哪样东西不比你强？”

“猜猜看吧，我可不要你东西。”

“不要东西就不让你猜了。”

“猜不着哪？”

“能猜着。”

我看着领章背面用心揣猜起来。她像怕我猜错似的用眼光启发我、诱导我，甚至想偷偷变成一个什么精灵钻到我的脑子里拨动那根记忆的神经。活泼变换的眼神像在为我放一部参考资料影片，希望我能把这道难题答对。我从那眼神里看到了过去许许多多镜头，我们心灵又全部沟通了，仿佛天上人间就化妆室这么大，绝不存在其它人了。当我的眼光承受不住复杂的力量移开她落在血型那一空格时，答案忽然出现了，肯定不会错的，我变得孩子样的欣喜：“猜着了，你给啥吧？”

她好像特别担心我猜不对，再一次叮嘱：“一定有把握了再说！”

我把握十足地用俄语说了一句，“杨烨o型血！”我们俄语课本有篇白求恩给病人输血的故事，学那课时我写了首顺口溜式的诗——“o型血无私，我有无私血，待到洒血时，必定为祖国。”被杨烨看见翻译成俄语，她俄语成绩最好，新年晚会上她就是用俄语朗诵的这首诗。

她激动得脸跟领章一样红了，嘴唇动了半天才说：“说吧，你想要啥？”

我也为自己猜对而激动了。“你给啥我要啥！”“不，你要啥我给啥！”

“你给啥我要啥！”

僵持一会，我说：“我想要我给你的东西，但你现在还没有！”

“你给我的哪样东西？”

“在你手里。”

“红五星？”

“你现在有吗？”

“我问你，你说过红五星像什么？”

“像战士的心！”

“你不是说过，在你心中，我已是战士了吗？”

我不作声望着她，默认了。

“那你能说我没有战士的心吗？”

她的……心……给我……我说不出话来了，她的心给我一百颗我会嫌多吗？可这不是情话吗？她的眼神叫我发抖了。

“你能说你要的东西我没有吗？你……要……”

要是现在，我早说出我要说的话了，何止是说，肯定已采取行动将她的心拿过来了，还不好拿吗，将装着心的完整身体牢牢一抓……可那时我要这样做，也就不是那时了，我也就不是我而是个——流氓吗？

我舌头硬得费好大劲儿弯过弯来。“指导员说，从戴上红五星起，就正式成……成为解放……军的……一员了，应该时刻想……想到红五星是烈士鲜血……”

“烈士鲜血所染成……这谁还不知道。”她生气了“我是问你，我给的东西你要不要？”

我艰难地张开嘴，发音却又弱又含混，连我自己都听不清，那么简单一个“要”字怎么也不肯轻易走出来。杨烨期待的眼里既像藏有一团欢乐的火，又像汪有一囊难过的水，而且马上就可以由于我的回答而冲出火或是水来。我终于用最大力气从嘴里赶出那个羞羞答答的要字。

她正要说什么，礼堂过道有脚步声和说话声传来，我俩都吓得一时不作声了。烛光也跟我们吓得直抖。杨烨用手我用身子挡住灯光，我俩屏住呼吸倾耳细听，越听呼吸越紧张，鼻孔呼哗呼哗的气流吹得烛火一弯一扭的。脚步声偏偏往我们这儿来了。我心跳得快把胸口撞破了，杨烨肯定也是这样。她噗地将蜡烛吹灭，我俩立即进入黑暗，像进入梦境一般。我发抖着问：“咋办？”

她也声音发抖，极小声说：“别动，别弄出响声来，我把门闩上！”

她悄无声响闩了门，回身抓住我手。我的心跳更加剧烈，也感觉到她的血管在跳，呼吸声都像风雷一样惊心动魄。我真后悔为什么没叫吴勇一起来，三个人在场，即使被发现也好解释，可是现在，就我们俩，一男一女，深更半夜，在秘密的黑屋子里，被人堵住，就算浑身每个汗孔都是嘴也分辩不清的，一旦传出去，她更当不成兵，我也许被退回去或受个什么处分，虽然我们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只是惊吓中她忽然抓住我的手在壮胆。

有手电光射进门缝。我像触了劈雷之前的闪电一样倏地一哆嗦。

“招呼她，说我来了。”来人在说话，声音有些耳熟。

另一个年轻人的声音：“小杨，主任来看你！”

杨烨用比蚊子飞动还要细小的声音说：“是我舅舅！”她舅舅是师政治部副主任，接兵团团长是临时职务。若是他……还可以解释，但是……但是……毕竟他也不太了解我……我想藏起来。这时，嗤啦一声，杨烨划着火柴点燃蜡烛，她脸都吓白了。我肯定也好不了。

她去开门。我的心悬得绳勒一样紧张，等待门开后的结果。

门开了。一束罩子似的手电光罩住烛火，一张漫网似的烛光网住手电光。八只眼睛借着自己的光亮看见了对方。杨烨的舅舅和一个放映员站在门前，显然我的存在使他们十分意外。静默了半分多钟，大概是看我，思考我为什么此时此刻在这里。

“我让他来帮我收拾一下屋子。”杨烨镇静下来：“有事吗？”她看着舅舅却没称呼出口，她和舅舅都不想让人知道这层关系，大概除我和吴勇没谁知道。

她舅舅把放映员打发走了。

乘舅舅还没说明来意，杨烨以攻为守说：“舅，你来撵我吗？”

她舅舅先没回答她，而对我说：“你是战士了这样子，和女同志在一起要三人以上这样子！”

我确实不知和女同志在一起需三人以上，指导员只在讲解“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时强调过第七条尤其要注意。

他又说杨烨：“你既然明白我来干什么这样子，就不该叫我为难这样子。出了事满城风雨这样子不是？知道是我外甥女这样子，影响更坏不是这样子？叫我怎么工作这样子？”

在舅舅面前杨烨不怕了：“就是怕影响你，我才没找你走后门，没人知道你是我舅舅！”

“知不知道反正是这样子，我得替你负责这样子！”

“负责就该帮我创造条件，早点当上兵！”

“你爷是走资派这样子，我有什么办法这样子？”

“我姥爷还是历史反革命呢，兴反革命的儿子当首长，就不兴‘走资派’的女儿当兵啊！”

她舅舅火了：“我和反革命阶级打过仗这样子，你能和我比吗这样子？”

杨烨也火了：“我和走资派斗过争，我是红卫兵！”

“简直是儿戏这样子！”她舅舅气得哭笑不得原地踱了一圈，无可奈何指着花圈说：“一个女孩这样子，哪能行这样子？有个好歹怎么交待这样子？”

我替杨烨求情：“首长，你就帮她说句话吧！”

“你们想怎么的就怎么的这样子，光知道自己痛快这样子，话是那么好说的吗这样子？收了你个不合格的这样子，还能再收一个吗这样子？还是女的这样子！”

我和杨烨都不吭声，以沉默对付他。他开始恳求杨烨了：“我就不理解这样子，你为什么非要当兵不可这样子？”

“你小时候为啥非要当兵？哭哭啼啼别人不也不理解吗？”

“你是女孩这样子！”

“红军长征还有女的呢！”

她舅舅差不多是哀求了：“你们哪！你们哪！真拿你们没办法这样子。先回去不行吗这样子？等你爸有了结论这样子，我一定帮你当兵这样子！”

杨烨哭了，有声有泪的，我认识她以来第一回见她哭。“当不上就先不当，在这喂猪也比回去闲呆挨骂强！”

眼泪最是软化剂了，她舅舅被她哭软了：“那就到家去住这样子，住这不行这样子！”

杨烨越发嘴硬：“我不去，我知道，明天会就结束，我还回招待所！”

她舅舅毕竟是首长，懂得怎样治理年轻人，他突然吼道：“在部队就得守纪律这样子！搞红卫兵战术不行这样子！这些个花圈，失了火，说你走资派女儿破坏无产阶级专政柱石这样子！枪毙你这样子！”他吼得好凶，“我命令你跟我走这样子！”

杨烨只好走了。我心里七上八下溜回新兵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