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回（上）：驱巨兽六破蛮兵

诸葛亮六擒六纵，孟获始终不买这个账，总是在释放以后，又卷土重来。如果说按马谡所见：“南蛮恃其地远山险，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叛。”所以他建议诸葛亮，对付蛮荒夷域的化外之民，光靠武力征服，只能奏一时之效。而要彻底使其膺服，必须“心战为上，兵战为下”。诸葛亮自然认同这个道理，因此才六擒而六纵之，要以他的道德感召力，降服其心。

但实际效果，并非如此，口服而心不服，心服而力不服。因为每次俘获了孟获，都是连同主帅到士兵统统予以遣返释放。所以，孟获的有生力量，并未受到蜀汉的沉重打击，以致到溃不成军的地步。只要人仍在，自然就心不死，这也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稍作休整，扩兵买马，必然又会倾巢出动，这也是孟获六次被擒而不服的根本原因。直到盘蛇谷全歼三万藤甲兵后，武装力量已不复存在的情况下，他才算真正认了输。

所谓孤注一掷，是赌场上的举动，也是战场上能见到的行为，战场和赌场，大同小异。尤其水准不高偏又急于邀功的将领，更具赌徒心理，不打出最后一张牌，不押上最后一块钱，是不会认输的。

这就是说，诸葛亮仅仅依赖精神力量去征服对手，而不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是不会取得完全彻底的胜利的。道德和文明的感召，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唯有在对手的战斗力基本丧失，已无还手的可能下，精神作用才可以充分发挥。所以，归根结底，决定因素，还是在于双方实力的消长。三万藤甲兵，孟获最后指望翻身的本钱，付之一炬以后，他便彻底垮了。“孔明在山上往下看时，只见蛮兵被火烧的伸拳舒腿，大半被铁炮打的头脸粉碎，皆死于谷中，臭不可闻。孔明垂泪而叹曰：‘吾虽有功于社稷，必损寿矣！’”他还说：“使乌戈国之人不留种类者，是吾之大罪也。”其实，他也并不赞成这种赶尽杀绝的屠戮手段。

民族融合，才是消解民族隔阂的根本，距离诸葛亮四百年后的唐太宗李世民，找到了解决民族问题的这把钥匙。

近人向达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中说过：“李唐氏族，据最近各家考证，出于蕃姓，似有可信。有国以后一切建置，大率袭取周隋之旧，而渗以外来成分，如两京规划，即其一端。因其出身异族，声势及于葱岭以西，虽奄有中原，对于西域文明，亦复兼收并蓄。贞观初（631），突厥既平，从温彦博议，迁突厥于朔方，降人入居长安者乃近万家，此或可视为唐代对于外族怀柔之一端。”在《贞观政要》一书中，记载唐太宗和群臣关于是否向河洛地区大量移居胡人的讨论。当时，他是积极主张向内地充实边民的。

因此，我们在《太平广记》249卷中看到这样一则诙谐段子：长安市里的金城坊，发生了一起胡人抢劫的案件，主管公安的长史杨纂批了，“京城诸胡尽禁问”。几居住在京城的胡人，都在盘查之列，这还得了，那工作量也太大了，司法参军尹君接到这个批示，压住不往下发，他说：“贼出万端，诈伪非一。亦有胡着汉帽，汉着胡靴。亦须汉里兼求，不可胡中直觅。请西市胡禁，余请不问。”从“胡着汉帽，汉着胡靴”八个字，可以想象当时长安，有多少外国人了。胡，在唐代，泛指一切居住在长安的域外之人。在这个国际大都市中，不但有内附的昭武九姓，收容的突厥、鲜卑，更有来华谋生的西域人，传扬佛教的天竺人，从事贸易的波斯人，访问求学的日本人，贩卖珍奇的南洋人，甚至还有远道而来的以色列人、阿拉伯人。

所以，终唐一代，虽有安史之乱，军阀割据，但总体发达，无伤国本，与宋代花钱买和平，受制于辽、金，败亡于元朝不同。看来，李唐这种融各民族为一体的政策，不但体现了有容乃大的胸怀气度，从人种学上考虑，也具有优生的积极意义。要而言之，民族的融合，说难也不难，只需关注到以下四点，一是不分轸域的混居；二是文化心理的认同；三是各族通婚的自由；四是生活水平的提高，待以时日，自然天下一家，举国同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