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九回（上）：武乡侯四番用计

李卓吾评曰：“孟获却也顽皮，孔明却也耐心，想欲借此消闲过日乎？不然，何不惮烦一至此也！”诸葛亮本来派一个魏延用疑兵计，就吓得孟获不敢轻易挑衅。如此兴师动众，耗时耗力，是否为明智之举？真有大可怀疑之处。一擒二擒三擒，一纵二纵三纵，古代听书人，听得津津有味，当代读书人，看得未必耐烦，这就是这部古典小说所留下的时代烙印了。

《三国演义》是一部从“说三分”演变过来的小说，它保留了原来作为口头文学的许多特色。所以文中出现的那些可有可无的天文地理，神妖鬼怪，奇乡异土，逸事遗闻，纯粹是为了满足听众的猎奇心理和求知欲，才枝蔓横生地充斥于篇幅之中。这些近乎《山海经》的奇谈怪闻，完全是说书人为了满足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知识见闻有限的听众而为。《三国演义》是通俗读物，雅俗共赏，老少咸宜，是其刻意要达到的目标。因为能到书场里坐下来，穿长衫的少，穿短打的多，听正经的少，听热闹的多，你就不能不尊重这些听众的喜好了。

“说三分”，是《三国演义》的最早版本，又称平话，系一代一代说书人集体创作成的。因为走乡串井，听众为劳动农民，就不能不考虑他们的需求。而诸葛亮七擒孟获，正好给作者提供了一个展示蛮荒夷域的机会，来满足听众的好奇之心。

中国人在长期的封建和礼教的双重统治下，一方面是思想禁锢和精神压迫，一方面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最终一个个都成了循规蹈矩的，不敢有半点非分之想的顺民。每个人的精神视野和想象空间，是极其有限的，而现实之严酷和动辄得咎的恐惧，就使人只有寄托于遥远的一切了。

所以，在中国，小说又叫作传奇，道理也就在此。

在征南之战中，我们知道，有孟获、孟优，还有一个孟节，有哑泉、柔泉、黑泉、灭泉，还有一个安乐泉。由此证明世间万物，无不由若干个体组成，绝无浑然不分的道理。因此，任何一个再坚强牢固，团结一致的集体，也不是铁板一块。总是有缝隙，有漏洞，有软肋，有盲点，既有可以利用的可乘之机，也有不堪一击的虚弱之处。这也是诸葛亮敢对败在他面前的孟获说，“吾已等候多时了！”这就是说，每一个组织，每一个团体，乃至一个国家，一个阵营，其内部、外部，包括领导核心之间都会有程度不同，多寡不定的对立力量，于是，见缝插针，打入内部，外布疑云，旁敲侧击。有智有谋之士，往往不轻易放过这些环节。重要的是善于发现、寻找，或者加以诱导、培育，还有诸如胁持、收买等不那么道德的手段，于这些不经意的瑕疵中，以达到击败敌手的目的。

而在这一回中，我们又看到“数十从人引一辆小车，车上端坐孔明”的那辆小车，那一分潇洒和从容，当然，其中不乏表演给孟获看的成分。从三顾茅庐，请他出山，“博望坡军师初用兵”起，就知道他在战场上，调兵遣将，指挥作战，全赖这辆小车，亲临前线。于是到死，“死诸葛吓走生仲达”，也还是这辆小车。可见诸葛亮躬耕南阳，啸吟剑舞，目光天下，胸怀大志，终究还是书生意气，儒士风度，虽通晓天文地理，虽娴熟战书兵法，但对于骑射之道，刀枪之用，大概要生疏一些，所以，就得借助于这种乘坐代步的工具了。在这个世界上，一个无所不能、无所不为的人，也是不存在的。

世无不可分之物，也无超完美的人，明白这一点，便有一分清醒。所以，后来诸葛亮得胜回朝，很快挥师北上，与其南征太过顺利，太过轻松，以致心理松懈，警惧放松，不无关系。

三国时期，魏国，最大最强；蜀国，最小最弱。以大凌小，可以打正面战，打消耗战，打旷日持久的拉锯战，“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因为经得起折腾。相反，以弱制强，应该承认本钱不大，人马不多，小本买卖，就必须短平快，游击战。快速出击，出其不意。干净利索，打了就走，过去打孟获，是强打弱，现在打魏国，是小打大，战争的对象变了，战争的方式也得变，还用老一套，就难操胜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