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五回（上）：刘先主遗诏托孤儿

刘备已经再无有颜面，回到蜀中去了，仇未报，恨未雪，折兵损将，败师白帝，只有死之一途了。

若从三顾茅庐那求贤若渴、敬若神明的虔诚来看，刘备是不应该有此次大举伐吴之事的。即使退一万步，如此重大战役，至少不应该把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军师排斥，而诸葛亮听任刘备意气用事，也是不能不负责任的。这就是君子之交，和小人之交的区别了。君子之交，讲原则，讲分际，有是非之分，无亲疏之别。小人之交，讲感情而不顾原则，讲关系而不讲分际，有亲疏之分，而无是非之别。诸葛亮和刘备，是君子之交，谏阻了，尽职了，你不听，执意东征，那就是你的事。而关羽、张飞和刘备的拜把子，则是小人之交，所以，中国大部分正经人对这行为，都嗤之以鼻，不屑为之。可这三位，文化程度低，社会层次差，所以才有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无原则、无是非的义气。

正是这种精神文明上的差距，刘备和诸葛亮，两个人的心理空间是大不相同的，诸葛亮想的，刘备根本不能理解，而刘备想的，诸葛亮未必屑于一顾，看似最佳拍档，其实也是貌合神离，何况还有关羽、张飞几乎半个主子身份的基本上的二百五介入其中，使问题越发的复杂化呢？诸葛亮所以有“出师未捷身先死”之叹，非时之罪，乃主之过也。刘备在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对诸葛亮并非完全言听计从的。加之诸葛亮近乎愚忠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精神，遂有一系列的失败。

试看曹操的谋士，除了荀彧这个悲剧人物外，诸如贾诩、郭嘉、刘晔以及司马懿，都是与曹操的绝对实用主义，以及无所不用其极的市侩精神相呼应、相共鸣。再看孙权的谋士，如张昭、鲁肃、周瑜，都是主张立足江东，不受人俯仰，不受制于人，便大满足，偶尔乘虚出击，捞点小便宜便很开心了。而刘备，则受关、张牵制，复兴汉室，是旗号，仁义先行，是手段，无长远之规划，小富即足，也无立国之意愿，不思进取，始终未能改变草莽英雄分田分地的自肥心态，所以事事处处，关、张占先，这可是与自比管仲、乐毅的诸葛亮格格不入的。

托孤时，刘备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这番话里，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承认了他未能使诸葛亮发挥他安邦定国、终成大业的才干，以至于有今天之结局；二当然是主旨了，希望他能像辅他一样地辅他的继承人阿斗。而成都为主之说，不过是把握了诸葛亮的忠诚，一方面是激他愈发鞠躬尽瘁，另一方面也是先封死他的这种连万分之一都不可能的想法罢了。人称刘备豪杰，不是没有道理的。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对其托孤和遗言，赞曰：“自古托孤之主，无如昭烈之明白洞达者”，“自汉以下，所以诏敕嗣君者，能有此言否？”说明刘备虽败，但神志未垮，故有此完善周到细致而富感性的后事安排。

刘备托孤，历来看法各异。有批其伪者。李卓吾评：“玄德托孤数语，人以为诚语，予特以为奸雄之言也。有此数语，孔明纵奸如莽、操，亦自动手脚不得矣，况孔明又原忠诚不二者乎？”毛氏父子评：“或问先主令孔明自取之为真话乎？为假语乎？曰：以为真，则是真，以为假，则亦假也。”有赞其真者。苏轼《东坡志林》说：“玄德将死之言，乃真实语也。”卢弼《三国志集解》说：“以其不肖者败之，不若能者为之。昭烈睹嗣子之不肖，虑成业之倾败，发愤授贤，亦情之所出，何疑为伪乎？”赵翼认为：“托孤于亮，千载下犹见其肝膈本怀，岂非真性情之流露。”近人周一良在《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说：“三国纷争之时，统治者心中之主要目标在于巩固地盘，进而争夺天下。刘备以此勉励诸葛亮，孙策托孤于张昭亦然。”他援引桂馥语：“（刘备）自叹大业未就，又无克家之嗣子，与其拱手以让敌，何如使能者制敌而有之为快。此真英雄志士之大略，非庸庸者所能窥测也。”

刘备经历了他一生以来的大败，他终于明白，在此最后时刻，应该怎样画这个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