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高调道德主义的群众政治运动，夹杂以种种似乎不那么光彩的权力技术、仪式煽情、谣言动员，其实一点都不奇怪。无论运动的目的多么高尚，参加者的动机多么纯洁，这种东西是都会存在的。

任何一个有规模的群体性抗议运动，都必须存在悲情。在表面上，“五四”的悲情源头是“中国要亡了”，这在“五四”当天的口号中就有反映。但实际上运动的组织和参加者不会不知道，其实，巴黎和会上所谓的外交失败，并不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相比起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以及最后通牒，此时的中国，处境已经大大改善了。人们的悲情，实际上主要源于战胜国期待的落空。期待和现实的落差，被人为地夸张为危机。虽说在逻辑上也可以说得通，但实际上亡国的危险，显然并非运动中的人渲染的那样迫在眉睫。

但是，悲情是存在的，情绪落差导致的悲情，不见得就比真实的危机处境激起的情绪小。甚至，“二十一条”时的种种，也有可能被重新唤起，令人感同身受。段祺瑞政府亲日政策所带来的种种事件，这个政府对于日本在山东存在的默许和认可，都可能被人“揭发”，成为中国国家危机的证据。但是，仅仅有这种由于情感落差产生的悲情，显然是不够的。如果运动的假想敌日本方面再不加以“配合”，来点侵略的动作，没有多少新刺激，那么运动热情就有维持不下去的危险。事实上，在运动中，人们就总是提醒自己不要“五分钟热血”。

因此，我们看到，五四运动在发动起来之后，存在着一系列的动员。新的悲情不断地被注入运动中，保持运动的张力。在中国，最大的悲情，莫过于死人。从来民间生事闹事，最毒的一招，对哪个不共戴天了，就一根麻绳吊死在哪家的门口。自家的亲属，自然会把那家闹得天翻地覆，不出大钱，根本休想了事。书吏衙役要想害哪个没有权势的富户，把具无名的尸体偷偷放在这家的门口，就能把这家破了。民间与官方，都对死人的事特别在意。民众打官司闹事，不是因为有人死了，就是有人借死人示威聚众。把事情闹大，没有死人或者棺材，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这样的文化传统，很容易会转化成近代群体抗议运动的某种资源，人们几乎是无师自通地就会利用死人进行政治动员。

西方研究群体性事件的专家西德尼·塔罗（sidney tarrow）说：“把死亡作为集体行动的原因似乎有些令人惊奇。与其说这是人对死亡自身，不如说是对生存本身的反应，特别是暴力造成的死亡更是如此，这构成了发生抗议的直接原因。死亡本身具备激发暴力感情的力量。死亡能够迅速将本来毫不相关的人聚集在一起，但这些人都有着由死亡激发起来的愤恨，因而能够团结在一起。死亡能够为公开集会提供合法性，甚至连统治者本身也会犹豫是否禁止这种公开集会，或对其采取行动。”他还说，丧礼往往是某种集体行动的引子，在丧礼的仪式中，参与仪式的人往往会产生群体凝聚力。“在禁止集会的压制性政治体制里，葬礼往往是反抗开始的唯一场合。当死者的朋友、亲属被认为是愤怒的群体，葬礼就可能成为产生骚乱的场所。”

在中国，大规模的群众性抗议事件，只要事件足够大，延续时间足够长，死亡就会生出来，有时候并不一定非得跟抗议的对象有关系。但没有关系，只要是在这个时间段的死亡，人们都可以借此制造出跟运动相关的悲情来。丧礼，自然可以转化为特意组织的大规模的追悼会，组织者通过追悼会这种充满悲情的仪式，实现进一步的动员。

在四川保路运动的时候，一个教书先生不知因为什么事情，恰好在运动初起的时候自杀了。于是，这个人就变成为了保路而死的殉难者。这样的事情，在“五四”时又重演了。比如，我在上文提到的郭钦光的例子。

追悼会是悲情制造的最好场所。北京郭钦光的追悼会，赴会者5000余人，各界送的挽联3000余副。“会场气象，异常严肃，人人面上，咸现悲戚之色”。追悼会的仪式感极强，时人记载，会议程序如下：（一）奏乐。（二）宣布开会理由。（三）读烈士事略。（四）奏乐。（五）宣读祭文。（六）演说。（七）散会。悲壮的音乐，一个接一个的演说，把追悼会的气氛推向高潮，“演说时慷慨淋漓，鼓掌之声不绝。最后某女士演说，悲怆泣下，全场大哭。”这样的大哭，不止是发泄悲愤，还是积累悲情。下面就该进一步行动了。有心人还记了一笔“是日掷毁之草帽，达数百顶云”。在当时，学生戴日产的草帽，是一种时尚，这些被扔掉的草帽，无疑都是日本货。预示着抵制日货的更广泛的运动，就此登场。

上海的郭钦光追悼会，开得比北京还要隆重，最特殊之处，筹备者预先由几所女子学校的学生，准备了两万顶“白色软制”的帽子，开会的时候，每人一顶。时人回忆，制作这样的帽子，是为了替代日本草帽，开完会，不用扔帽子了。该回忆还说道，“是日男女学生无一不戴此帽者，行列中复杂以联、额、徽、帜，远望直一片白云，神情非常悲壮。人数之多，行列之整，气象之庄严，可称稀有。”而据当时媒体的报道，追悼会召开当日（5月31日），“其时天色阴沉，若为一种怨气所充塞”。与会者男女学生万余人，“会场中设烈士遗像，环以花圈，两旁分布军乐队”。各位代表演说完毕，全场举行追悼礼，“向郭君遗容馨折致敬”。女校唱追悼歌，歌曰：“黄河如带，泰山若砺，大好是中原；商於献地，督亢呈图，媚外无心肝；血性男子，爱国健儿，赤手挽神州；城狐未除，陈东骤死，一死警千秋。”这样的追悼会，对于激励士气，非常有效，堪称动员的利器。上海追悼会开完，学生们就直接整队涌向商会，促使商会同意三罢（罢市、罢工、罢课），立竿见影。

在武汉，追悼会开得更是气象森严，庄严无比。参加者须衣冠整洁，入场时签名，领受素花。入场后20人一排，到礼堂行鞠躬礼。会场奏军乐，声调凄凉。后来成为著名律师，二七大罢工烈士的施洋，在追悼会上宣读祭辞：

呜呼！胡天地之无知兮，令君等以偕亡。彼跳梁小丑兮，犹横暴以彼猖。岂忠鲠之诤言兮，于斯者而不能容。乃卖国之奸人兮，且负势而称雄。抱耿耿之孤忠兮，遂殉身以莫惩。苟死而有知兮，既愤赍志而能瞑。愧吾曹之碌碌兮，终因人而成事。愿□□□涉长逢兮，必继君之英志。叹物极而必反兮，喋血以指仁川。得奸人而寸磔兮，应含笑于九泉。既名传于史策兮，将植五人之碑碣巉巉。苟魂魄之归来兮，尚不弃而鏖旃。尚飨。

报道说，“施君读时泪随声堕，继则咽不成声，至祭者亦均呼眺痛苦（哭），声振全场。”

不仅学生动情，市民也动了起来。汉口市面，各个商家门口，挨户悬挂白旗，以示哀悼。更有一班道士，“邀集同业数十人，设坛在无常街后首，建醮超度，所有费用悉由道教同人捐助。早晨锣鼓喧天，布置颇形热闹，红男绿女前往观看者，极形一种悲天悯人态度”。

显然，这样悲壮的仪式，用音乐、哀歌加上死者的遗像、旗帜、服饰，统一一致的行动，营造了某种特别打动人心的悲情气氛。在这种哀悼死难者的仪式中，人类对死根深蒂固的悲哀，在仪式中被唤醒，在仪式中被传递感染。死者的死，在道德化、仪式化的鼓噪中，被升华。人们由对死的悲哀，转化成对死者道德的推崇。具体说，就是对死者爱国情操的推崇。紧接着，人们对死者哀悼，顺理成章地转化为对制造死亡罪魁的愤怒。混合了愤怒的悲哀，制造出一种极其悲怆的氛围。即使对运动不甚热心的人，只要进入这个氛围，也不可能不被感动，“极形一种悲天悯人态度”。

悲情是保持运动气势的必要条件，也是激发群体冲动的燃料。在很多群体事件的场合，政府方面的镇压或者遏制，都是运动骨干人员制造悲情的原料。只要这种镇压没有到开枪杀人的地步，就永远是群众悲情的原料。如果真的开枪杀人了，悲情则一时间会更浓烈，只是强力压制会让大多数人因畏惧而退缩。反过来，如果政府方面保持克制，那么运动中人就会特意前去挑衅，通过营造出来的被捕、被打，甚至被杀的悲惨情节，再加以渲染，达到动员的目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郭钦光的死，被暧昧地表达为政府镇压的结果。这样的暧昧结果，不断增加。在各地的追悼会中，死者不断被添加进来，若干病死的、自尽的人，无论真假，包括受伤没死的，都被当成死人或者烈士——被涂上一层为爱国、为抗争而死光环的死人和烈士，不断被推出来。悲壮的气氛，被越煽越浓。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学生涌上街头，用自己的“勇敢抗争”，跟军警冲撞。伤了最好，如果没伤，也要纠缠着非要军警逮捕不可。进了警察署或者军营，就不肯轻易出来。只要大批学生被捕的消息传出来，在任何一个发生运动的城市，都无一例外地成为悲情的燃料。虽然各地情况不一，但由于学生串联的结果，事实上各地的学生抗争，大体都是一个模式。以街头抗争逼军警出手，而出了手的军警行为，则顺利地化为进一步动员的燃料。在运动的当口，北京政府和各地的军阀，碍于体制也碍于运动爱国的道德氛围，根本没有可能放手镇压。因此，只能节节后退。

如果学生觉得这样分散的抗争和悲情制造还不过瘾，他们还会利用各种机会，掀起大规模的抗议浪潮，进一步激发人们的热情。济南的马良镇压事件，虽然没敢杀学生，但杀市民也一样让人们愤愤不已。同样，湖南军阀张敬尧的统治，对于湖南人来说，原本就是强加于他们的北人“外来政权”。加上张敬尧的统治，也跟他的许多同道一样，任人唯亲，横征暴敛。尽管他的横暴也不为无由——湖南的战争状态尚未结束，南军尚未驱逐，境内还有诸多的北军，这些北军打仗不卖力，但占了一个地方，就地收税，张敬尧政令不出长沙，地盘小，既要养兵，又要自肥，自然统治就没法子规矩，连教育经费都要侵占。这样一来，张敬尧就成了激发湖南学生抗争的一个由头，或者一种机会。就这样，一波又一波地请愿、示威、“驱张”“驱马”，就成了五四运动的一个个地方性的插曲。

国家节日，也是一种机会。五四运动延续到了“双十国庆节”，运动领导人准备利用庆祝国庆，召开大规模的会议，举行大规模的仪式，让运动进一步升温。但是，政府方面也担心学生利用国庆搞名堂，于是严加防范。一来一去，悲情又升温了。1919年天津的“双十节”，学生们就是这样度过的。据报道，天津“双十节”，学生和各界人士四五万人，在南开大学大操场召开共和纪念大会。其时也，主席报告开会宗旨毕，“军乐队奏国歌”，“人人脱帽欢歌”，升国旗，行三鞠躬礼，然后代表依次上台演讲。最后，大队人马在童子军和军乐队的先导下，出发游行。军警加以阻拦，不敢使用武力，自然阻拦不住。但消息传开，见诸报端的，却是军警的镇压，马队的冲撞，学生的受伤，甚至落水，“呼号哭喊之声惨不忍闻”。真实情形是否如此，不知道，但见诸报端的，就是这样的悲情惨剧。

悲情制造，是为了动员。有悲情的动员，事实上是在建构着剧场。上演戏剧，所有的参与者，都是剧中人，被彼此构造的剧情、营建的气氛互相感染着。不仅人变得激昂，而且也变得崇高，更加有道德感。有意思的是，运动的动员，在悲情制造过程中，人们除了自身的活剧，还在演出真正的戏剧，有剧本、有导演和有演员的话剧。

学生们最喜欢演的戏，是朝鲜亡国的故事，这样的戏，他们编了很多。长沙高等工业学校学生组织新剧部，上演新剧《亡国鉴》，全剧分“朝鲜内乱、清兵平乱、东学党祸、伊藤开府以及韩人受虐、校长就义等十幕”。据《大公报》报道，演出时因为“情致逼真，演到沉痛之处，歌泣失声。场中观众二千余人，台下殿上场坪等处，无一插足隙地”。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演朝鲜的亡国悲剧，为的是让人们感触自己国家悲惨的命运，由己及人。五四运动的缘起，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因为学生们将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引申为中国将亡的悲惨结局。因此，他们在演绎朝鲜亡国故事的时候，往往刻意将中国失去青岛和山东部分主权联系起来。此时哀朝鲜，实际上是哀自己，通过对朝鲜的悲悼，渲染当下中国的亡国危机。这样诉说朝鲜亡国的戏，在扬州上演的时候，叫《亡国影》，在浙江叫《朝鲜亡国恨》。天津女学生则上演了《安重根》，说的是朝鲜志士刺杀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的事，当时邓颖超还在里面扮演主角。

连当时的运动场景，都被善于编演的湖南学生编成戏剧，名叫《青岛风云》，全剧共分九幕：曹州教案，中德交涉，日德战争，中日交涉，烈士投水，欧洲和会，京校风潮，学生受辱，追悼郭生。据说，演出的时候，演员“意气极为激昂”，而观众“胥为感动，鼓掌之声不绝”。郭钦光的追悼会原本就有戏剧的成分，进入戏中，则是戏上加戏了。浙江嘉兴的学生，还排演了《中国魂》和《打倒卖国贼》这样的时事戏，到处巡回演出。

专业的艺人也参与这种运动的戏剧演出，北京相声演员编了讽刺卖国贼的相声《揣骨相》；上海中华永记大舞台在“五四”时期上演的滑稽戏，多为击鼓骂曹、火烧曹营、卖国求荣、张松献图，等等。每场的压轴戏，是有学生参与的《拳打金刚》和《爱国血》。据当时人回忆，虽然这些演戏的学生并没有什么演戏的经验，也没有什么人给他们以必要的指导，但演出效果却非常好。浙江嘉兴教会学校的学生演《朝鲜亡国恨》，“演到最沉痛的时候，台上台下哭成一片，台下高呼口号，全场响应。”

民国后期著名的报人徐铸成，“五四”时期在上小学。他回忆说，他生平第一次看“文明戏”，就是《亡国恨》。“有简单的布景，演日本人的，大概是披一条花布被面，腰里束条带子，就算和服了。”即便如此，“观众中也颇多流泪饮泣的，我也时时止不住泪水。更引起我注意的，是各处的墙壁上，还可以看到彩色纸写的‘勿忘国耻！’‘誓死抵制日货！’‘不要五分钟热度’等等的字条（后来才晓得叫‘标语’），还有用硝镪水写的英文标语，直到两年后，我才懂得它的意思，它还清晰可见，即使刷过石灰粉，不久它又显出来了。”政治化的剧情，简单的布景和装扮，粗糙幼稚的演技，加上周围的标语口号，这种戏剧跟艺术无关，但用来制造悲情，政治动员，却十分有效。

运动中的戏剧，有时会采用街头活报剧的形式，有点类似于抗战时期的《放下你的鞭子》。只是，在“五四”那个时代，这样的活报剧还不够成熟，演起来，悲情不多，倒是很有点搞笑。比如天津，自运动以来，警务处长杨以德一直是学生唾骂嘲弄的对象。在1919年学生纪念“双十国庆”游行遭到警察阻截之后（实际上没截住），有的学生扮成杨以德的模样，双臂捆绑，背插亡命牌，上书“破坏共和殴伤学生杨以德”，在大街上巡行。一边走，一边有学生问扮演者话，一问一答。“（问）杨以德，你今天为什么被枪毙身死呢？（答）我打学生了。（问）你为什么打学生呢？（答）我被日本人唆使。（问）你为什么被日本人唆使？（答）我受驻京日本公使小幡委托。（问）你给小幡做面子，你不怕死吗？（答）我受了日本人一百万的贿银。（问）你受了一百万元，可将命卖了吗？”这样的活报剧，给游行示威平添了诸多的笑料，也增加了刺激。

更多的悲情制造原料，来源于政府的镇压或者被传成镇压的行为。事实上，对于当时的北京政府而言，肯定不喜欢这样把矛头对准它的学生运动，更忧心运动扩散开来，会引发政局的持续动荡。因此，北京政府肯定要采取行动平息事件。但碍于体制，也碍于学生运动高调的爱国主义，加上中国人对于学生闹事的优容传统，无论北京政府，还是亲北京的地方军阀，都不可能真的敢对学生动武。即便如此，只要政府动一动，相关的镇压传言就会不胫而走。在很多情况下，明明是学生自找入狱，但逮捕学生的消息却满天飞，而且不断地被夸大，抓了一个，传成抓了十个。人们只传抓，不提放，只要有学生被抓，就会传说他们受了酷刑和虐待。学生上街，只要受到军警阻拦，就会传说被军警殴打、杀伤，甚至传成学生被军警打死。在武昌因强行冲出学校被军警刺伤腿部的武昌高师学生陈开泰，到了相邻的湖南长沙，居然被传成已经死亡。北大病死的学生郭钦光，则被说成是被军警刺死。总之，一边是学生的无辜、无助和爱国热忱，一边是政府和警察的横暴与无耻卖国。只要学生们乐意相信自己人的话，只要市民同情学生，这些似真似假的传言，就会有人相信。只要相信，悲情就被制造出来了。

群体性的政治运动，无论有无领导中心，都必然需要动员，甚至是强力的动员，否则就难以成气候。有动员，就有权力技术，就有故意制造的仪式。有气氛的渲染，更少不了有流长飞短的谣言。谣言，是动员最有力的利器。有的谣言是发动者、运动中人有意为之，或者制造恐怖，渲染政府的镇压，比如“五四”之后流传的种种关于政府要毁灭大学的流言、镇压的传闻；或者丑化对手，增加人们的仇恨，比如说曹汝霖家挂着日本天皇的像，比如马良主张中日合并；再或者制造冤情，比如说学生被打被杀，在监狱里受酷刑，等等。也有的谣言，根本就是处于亢奋之中的群众自己无意识中生出来的故事。很多故事，传着传着，就变成了谣言。最典型的，莫过于关于日本人下毒的流言。这种流言，一时间在上海造成了民众极大的恐慌和对日本人的极度愤怒。

一场高调道德主义的群众政治运动，夹杂以种种似乎不那么光彩的权力技术、仪式煽情、谣言动员，其实一点都不奇怪。无论运动的目的多么高尚，参加者的动机多么纯洁，这种东西都是会存在的。因为，毕竟这样的运动，都是政府当局所不喜的，往往就是跟政府对抗的。面对握有武力的政府，随时有可能镇压的政府，一个人们不能完全预期其行为、带有武人专制色彩的政府，运动的参加者无论理由多么正当，意志多么坚定，神经多么健全，但毕竟处于绝对的弱势，并或多或少伴随着一些风险。有时候，风险还经常被传言扩大。带风险的群体反抗，最大的安全系数，是参与人数的众多，迫使当局碍于众多群众的压力，不敢轻易下手镇压。同时，参与人数众多，就意味着事情被闹大，闹大了影响就大，即使为了顾及中外舆论，政府想要镇压，也会有所顾虑。所以，运动只要一起来，动员更多的人参与，就是所有参加者自觉或者说无意识的一种冲动。为了动员更多的人，什么手段，似乎都是合理的。

这就是群体性政治运动自身的逻辑，尽管这种逻辑有点让那些对这些运动满怀道德期望的人感到失望，但只要在类似的场合发生类似的事件，这个逻辑就会重演，除非中国真正进入了成熟的民主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