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不一定是好官。好官的标准是上让朝廷放心，下让苍生有福。在官场里要想做好人，应该比较容易，守住“慎独”二字就可以了。做好官却很难。

一

洪武三十五年，久有夺位之心的燕王朱棣决定挥师南下，从北京打到南京去，从侄儿朱允炆手中夺取政权。临行前，他问他深为倚赖的“国师”——大和尚姚广孝有何嘱咐。姚广孝说：“殿下到了南京，一定会顺利取得皇位，忠实于建文帝的大臣们也会有许多人不肯同你合作，这些大臣中有一个叫方孝孺的人，他是建文帝的老师，这个人你万万杀不得。”朱棣问他为何杀不得，姚广孝回答：“方孝孺是一颗读书种子，你若杀了他，咱们大明王朝，就没有读书的种子了。”朱棣答应姚广孝的请求。

先说说这个姚广孝，元朝末年战乱期间，姚广孝还是一个年轻的读书人。他少有大志，只是出身寒微，无从发迹。有一天，他看到一位大和尚出行，其显赫排场不亚于高官。不免心动，于是削发出家。朱元璋也当过几年和尚。登基之后，一方面，他很忌讳别人说他和尚出身，另一方面，他又笃信佛教。当政权底定之后，他听从大和尚宗渤的建议，给他分封各地入藩为王的儿子们每人配一名和尚作为师傅，其意是让这些藩王们收敛杀伐之心，不要做出兄弟阋墙的蠢事；二是让他们学会慈悲为怀，确实能担负起化土育民的重任。他从全国的高僧中挑出二十人担此重任，姚广孝列名其中，并被分派到北京燕王朱棣麾下。

姚广孝从南京登程前往北京，过京口时写了一首《览古》，诗作不俗，虽是和尚，却透出了难得的英雄气，兹录如下：

谯橹年来战血干，烟花犹自半凋残。

五州山近朝云乱，万岁楼空夜月寒。

江水无潮通铁瓮，野山有路到金田。

萧梁事业今何在，北固青青客倦看。

所谓萧梁事业，指的是梁朝的萧家皇帝大做佛事。有诗人记其盛事“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统治者信佛，可推动宗教，但若到了佞佛的地步，则好事反而变成坏事。姚广孝虽是和尚，对“萧梁事业”却有微词，可见此君的关注点在社稷而不在空门。他之建议朱棣不要杀方孝孺，既是读书人的惺惺相惜，更是他的治国主张的体现。

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朱元璋登上皇位时，朱棣才九岁。朱元璋一共有二十六个儿子，客观地讲，这个朱棣是他最合适的接班人。他十一岁封燕王，行邸北京，九年后就藩。此人擅长杀伐，却缺儒性，所以对谦谦君子的建文帝十分瞧不起，便有了篡位之心。虽是篡位，他却给自己找了一个很好的出师名义，叫“靖难”。言下之意，建文帝身边有一群奸臣，把国事弄得糟糕至极，他若再不出兵“靖难”清君侧，大明的国祚就要完蛋。

其实，朱棣的侄儿，已死的太子的儿子朱允炆，也就是当了四年皇帝的建文君，身边的大臣里头并没有什么权奸，倒是有一帮书呆子。这帮书呆子以方孝孺为首。他们也看出了朱棣的夺位之心，制订了许多应对的措施，遗憾的是书生治国，过于讲求道德文章，国难当头，不懂得建立统一战线，结果弄丢了政权。

却说这个方孝孺，本是明初大儒宋濂的学生。朱元璋见到他时，一经交谈便十分赞赏，但并没有对他委以重任。用朱元璋自己的话说，是将方孝孺攒起来，留给日后继承他皇位的太孙朱允炆用。建文帝登极后，果然将方孝孺倚为股肱，每遇大事，君臣密晤。从方孝孺那里讨到见识后，方颁旨号令天下。

朱棣“靖难”成功，攻破南京城后，建文帝不知所终。方孝孺待在家中，倒有几天时间没有人来骚扰他。朱棣即皇帝位前，欲写一份布告昭示天下。写这份布告的人，必须德高望重，在朝野之间有足够的影响力，有此人出面证明朱棣的“靖难”是解国家之倒悬，那么他的登基就是上符天意下得民心的合法之举。朱棣思之再三，便选中了方孝孺来做这件事情。他于是下旨，请方孝孺前来皇宫商议此事。方孝孺屡不应召。后来，朱棣让兵士将方孝孺从家中挟持而来。方孝孺“持斩衰而行见”，斩衰，即穿上守孝的服装。朱棣见方孝孺这副打扮，心中已是不悦，但压着怒气，铺开纸笔，请方孝孺草诏。方孝孺大声痛哭，斥道：“将何为辞？”朱棣命令左右禁住方孝孺的哭声，亲自将笔递给他。方孝孺将笔投在地上，愤然骂道：“有死而已，诏不可草。”朱棣大怒，威胁道：“你就不怕死吗？”方孝孺说他早就抱着必死的决心。朱棣说要诛他九族，方孝孺答：“即便诛我十族又何妨！”朱棣到此时，早忘了姚广孝的嘱咐，下令立即将方孝孺处以磔刑。方孝孺被杀后，朱棣仍不解心头之恨，想到方孝孺的“诛我十族又何妨”的话，便命手下一定要在寻常所说的九族之外找出一族来凑齐十族。君命难违，手下人思之再三，便将方孝孺的门生弟子称为一族凑上。朱棣准旨。于是，方孝孺死后，又诛了他十族，共八百多人。

在明初五十年中，朱元璋为巩固自己的统治，不断制造大案，辅佐他开创基业的有功之臣，大部分都被他以各种理由诛杀或者放逐。方孝孺的老师宋濂，是明朝典章制度的创立者，用古人的话说，他可称之为朱元璋的文胆，用今人的话说，他是了不起的“制度设计师”，此公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小心谨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朱元璋单独召见过他多次，但没有任何人知道谈话的内容。宋濂不但守口如瓶，而且也不作任何记述，生怕惹祸上身，但就是这样一个谨言慎行的大才子、大国师，最终也难逃厄运，因他的孙子宋慎牵连到一起政治案件中，他差一点送命。要不是马皇后与太子力保，朱元璋早就将他处死了。他虽然保住了老命，却从此离开了权力中枢，流放到四川茂州，人还没有走到，便病死在长江三峡上的夔州，最终埋葬在那座镇日任涛声撞击的荒城。方孝孺作为他的高足，对此事一直存有腹诽。所以，当建文帝登基，他便辅佐新皇上尽力推行仁政，对江南士族及读书人多加安抚。可惜君臣柔弱，各地藩王又过于强盛，两相对抗，道德文章只能如秋风中的败叶，飘满神州古道，一任铁骑踏碎。

如果说，朱元璋的杀人，在于清除政敌，遭殃的多半是权贵；那么朱棣的杀人，在于要世人承认他入承大统不是篡位而是“君权神授”，所以，遭殃的既有权贵，更有以方孝孺为代表的读书人。

姚广孝似乎有先见之明，朱棣虽然对他礼敬，但在杀方孝孺的问题上却没有给他面子。因为没有记载，不知道姚广孝得知方孝孺的死讯后有何表示。我想，他的心情不会太好，毕竟天下斯文同骨肉嘛。“靖难”之前，姚广孝极为活跃，“靖难”之后，他就变得消极了。朱棣要他还俗娶妻，并赐给他显赫的官邸，他一再谢绝，始终以和尚的面目出入于皇门，并在暮鼓晨钟的寺院里以终天年。

二

在明代对“读书种子”的扼杀，并不自朱棣开始。农民出身的朱元璋，从来都没有把读书人放在正确的位置上。他对读书人要么百般侮辱，要么加宠，但宠得不是地方。读书人虽然也羡慕荣华富贵，也愿意过锦衣玉食的生活，但最大的快乐仍在于“学有所用”，即所谓“学成文武艺，售与帝王家”。但朱元璋对读书人始终存有戒心，且极敏感，生怕读书人嘲笑他没文化。为此，不少读书人罹祸。曾有一位翰林院编修张某，好直言，常常戮到朱元璋痛处。朱元璋对此公心生厌恶，便将他贬往山西蒲州当一个八品学正的小官。皇上生日，天下百官照例都得撰文祝寿。对此类贺表，朱元璋也都细心阅读。一日，他读到张某的贺表，见表文中有“天下有道”、“万寿无疆”等词语，顿时大怒，斥道：“这老家伙被朕贬了官，心里不服气，如今写文章来骂朕。什么‘疆’，什么‘道’？他是咒朕僵了倒了。深为可恨。”于是立即派锦衣卫到蒲州将张某枷掠到南京，并亲自审问，厉声喝道：“汝谤语犯上，死到临头，还有何话说？”张某回奏：“请陛下容小臣解释，说毕领死不辞。陛下有旨，祝寿表文不许杜撰，用语必须出自经典。臣说‘天下有道’，乃先圣孔子格言；臣说‘万寿无疆’，乃《诗经》中臣子祝圣君之至情。今陛下认为小臣诽谤，实在冤枉。”朱元璋听罢，怅然良久，自我解嘲说：“这老家伙竟敢犟嘴，拖出去放了！”老学正步履蹒跚走出皇宫。许多高官大僚都吓出汗来，私下议论说：“数年以来，敢跟皇上顶嘴而能够活命的，仅此一人。”

百官的议论不假，朱元璋驭臣之道，一直采用重典。所谓恩威并重，实际上是恩少而威多。再说一件朱元璋滥用“重典”的事。立国之初建国子监，就是国家最高学府。一日朱元璋前往视察，觉得国子监的廨房（即今天所说的大学行政楼）建得过于奢华，当时就大发雷霆，把负责督修的官员找来，训斥一通就地正法，还不许收尸，就埋在墙角下，以儆效尤。所谓奢华，就是门楼高了一点，所用的木材超过了标准。可怜这位“子曰诗云”的文官，因此送了一条命。若干年后，一位新科进士偷偷跑到那个埋人的墙角跪下烧纸，被人发现问他原因，这位进士泪流满面说：“埋在这墙角下的是我的先父。”听者骇然，劝新科进士快走，不要因为这次祭奠而葬送前程。

朱元璋起于草莽，虽是粗人，却也向中山王徐达说过“武制祸乱，文能安邦”之类的话。由此可知，他并不是不知道读书人的重要，知识的重要。当了皇帝后，他曾下旨有司访求古今书籍，藏之秘府，以资览阅，并对负责撰写起居注的侍读学士詹同说：“三皇五帝之书，不尽传于世，故后世鲜知其行事。汉武帝购求遗书，而六经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见，甚有功于后世。吾每于宫中无事，辄取孔子之言观之，如‘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真治国之良规，孔子之言，万世之师也。”

由此可见，朱元璋之读书，之尊孔子，是为了找到治国的良规，舍此，哪怕再好的学问，也会被他弃之如敝屣。他与刘基的一次谈话，可以证明这一点。他问刘基：“今天下以平，我们讨论一下国家的生息之道，何如？”刘基回答：“生息之道，在于宽仁。”刘基特别点出“宽仁”二字，其因在于看到朱元璋驭臣太过苛严。朱元璋当时沉下脸来，回答说：“不施实惠，而概言宽仁，亦无益耳。以朕观之，宽仁必当阜民之财，而息民之力，不节用则民财竭，不省役则民力困，不明教化则民不知礼义，不禁贪暴则民无以遂其生。如是而曰宽仁，是徒有其名，而民不被其泽也。”这段话对刘基的观点进行了严厉的驳斥，也道出了朱元璋驭臣之严的心理原因，乃是为了便利老百姓的休养生息。

自古以来，官与民似乎势同水火。读书人出仕为官，也分化得极为厉害。一些人秉持正义，为民请命；而也有人挟权自用，贪鄙无度。朱元璋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对为官者特别苛刻，简直到了“防官如防贼”的地步。应该说，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也想真正地为老百姓谋求福祉，但因自己耻于六义，难免给后世留下微词。

帝王的学问观，读书观，对当世影响甚巨。也就是说，他的好恶，直接决定了“读书种子”的优劣，更决定一个朝代的文运兴衰。

关于学问，朱元璋曾对翰林待制秦裕伯说过一段话：“为学之道，志不可满，量不可狭，意不可矜。志满则盈，量狭则骄，意矜则小。盈则损，骄则惰，小则卑陋。故圣人之学，以天为准，贤人之学，以圣为则，苟局于小而拘于凡近，则岂能充广其学哉？”

很明显，这段话经过文人的修饰。以朱元璋肚子里的那点墨水，说不出这种文绉绉的话。但话里头的观点，无疑出自他的思想。他认为世上的学问都要以圣人为准，而圣人的学问则以天为准。谁代表天呢？当然是他这位皇帝。他认为真正有用的学问，就是能够帮助朝廷稳定政局，保固国本。他对詹同说：“古人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当世之务。如典谟之言，皆明白易知，无深怪险僻之语。至如诸葛孔明《出师表》，亦何尝雕刻为文？而诚意溢出，至今使人诵之，自然忠义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达当世之务，立辞虽艰深而意实浅近，即使过于相如、扬雄，何裨实用？自今翰林为文，但取通道理世务者，无事浮藻。”

这段话，非常完整地表达了朱元璋的学问观。在他看来，天下读书人的文章，要么“究道德之本”，要么“达当世之务”。舍此两种，皆是无用之学。因此，他非常瞧不起汉代才华横溢的大才子司马相如和扬雄，认为他们的文章无补苍生。他告诫当代的读书人不要学他们“无事浮藻”。比之“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汉文帝，朱元璋的识见的确高一筹。他知道什么是人间的大学问，他要在他统治的国家里，提倡一种讲求实务的学问风气。

一次，朱元璋心血来潮，亲自跑到国子监给太学生们讲课，他说：“孔子作《春秋》，明三纲，叙九法，为百王轨范，修身立政，备在其中。未有舍而能处大事决大疑者。近诸生治他经者众，至于《春秋》，鲜能明之。继今宜习读，以求圣人大经大法，他日为政，庶乎有本。”

朱元璋这个观点的偏执不言自明。其实，除孔儒之外，春秋战国的诸子学问中，优秀者甚多。就好比一桌精美的菜肴，你只肯吃其中的一道，终不能做到百美俱收。作为执政者，一定要有博大的文化胸襟。从过往的各门学问里，开拓更深更广的精神资源，以提升其执政的能力。朱元璋宥于己见，不能做到这样，实在是明朝的遗憾。

由于朱元璋对孔子学问的推崇，有明一代，孔子的地位空前提高。洪武十五年，朱元璋下旨全国各州县都建孔庙，并将对孔子的祭祀列为重要的国典。今天，我们能见到的山东曲阜与云南建水两处规模最大并保存最好的孔庙，都是明代存留下来的辉煌建筑。

朱元璋尊崇儒学，也信奉佛教。从他的言行来看，他是个很有理性的人，但缺乏想象力。所以，那些擅长诗词歌赋，吟风弄月的读书人，是不会取得他的好感的。他也绝不会像唐朝的皇帝那样以诗赋取士吸纳孔门圣徒之外的诗人学者为国服务。对于那些企图以左道见宠的术士，他更是一概弃绝。曾有一个道士，将自己写的一本道书通过关系送到朱元璋的手上，以求得到擢用。朱元璋说：“彼所献，非存神固形之道，即炼丹烧药之说，朕乌用此！朕所用者，圣贤之道，所需者治术，将跻天下生民于寿域，岂独一己之长生久视哉！苟受其献，迂诞怪妄之士必来争矣。故斥之，毋为所惑。”

从这些地方看，朱元璋又显得非常可爱。大凡执掌九鼎之人，享尽世间福，便想着如何长生不老。秦始皇、汉武帝等雄才大略之主，都大致如此，因此方术泛滥，巫婆神汉大行其道。朱元璋看到这一点，并说希望天下生民都能够长寿，而不必自己一个人长生不老。这种与民同寿的思想，使他疏离术士，更不让邪教有机可乘，这是朱元璋的高明之处。

“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朱元璋似乎比汉武帝做得更彻底。儒家讲求秩序，希望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和睦相处，一切事物都有章可循，所有国家事务都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朱元璋理想中的国度，是一个统治者构想的“桃花源”。他的文化观作用于治国理念，便是过分地讲究秩序和等级。他不允许在他的官僚队伍中，有那种“立辞艰深而意实浅近”的文士，更不允许有那些以左道邪术惑众邀宠的神仙术士。他希望在他的国度里，不用看度牒、勘合等任何法律文件，单从服饰与言谈中，就能确切地知道每一个人的身份。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于洪武二年订出公服之制，确定每一等级官员的补服差别；洪武二十二年，他又申严官民的巾帽之禁；洪武二十三年，申严官民服饰样式；洪武二十四年，他又亲自制订天下生员学生的巾服样式……此外，公文的样式，书信的称谓，他都一一厘定。

考诸史籍，历史中像朱元璋这样事无巨细一律将其制度化的皇帝，可以说绝无仅有。这是一个宵衣旰食励精图治的勤勉之君，可是其文化上的呆板，也让人难以忍受。

三

毛泽东在他的不朽名篇《沁园春·雪》中写道：“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这位睥睨万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对历代皇帝择其要者进行评点，总其一句，讥他们为缺少儒雅的赳赳武夫。

自秦以降，大的朝代的开创者，唯有刘邦、刘秀、朱元璋与***等少数几个是依靠农民起义夺取政权的。特别是朱元璋与***，两人治国主张及其性格，都颇有相似之处。但两人根本的区别，***本人是大知识分子，而朱元璋则没有受过任何正规教育。***可以不信任知识分子，但他懂得知识分子。而朱元璋与读书人，则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对本时代的“读书种子”如梁漱溟、陈寅恪、熊十力等人，虽然弃而不用，但尚能保全他们“食有鱼，出有车”的基本生活。朱元璋却不一样，辅佐他夺取天下的几个大知识分子，如朱升、刘基、宋濂、李善长等，几乎没有一个得到善终。参与创立明朝的第一代读书种子下场都很悲惨。而参与建设明朝的第二代读书种子又因为“靖难”之役，损伤大半。这一代的读书人，比之上辈，分化较为厉害。与方孝孺同时在建文帝手下担任重要职务的著名知识分子，并不在少数。例如胡广、金幼孜、黄淮、胡俨、解缙、杨士奇、周是修等人，都名噪一时，也都得到了建文帝的信任，可谓“贤人在朝”。可是，当朱棣的兵马逼近南京城，这些平时信誓旦旦要与建文帝共存亡的大臣，立刻各露嘴脸。却说破城之日，这些大臣相约为建文帝殉节，并邀齐了去应天学府集体自杀。但是，真正实现诺言的唯有周是修一人。他修具衣冠，在学府里拜罢孔圣人像，自缢于东庑下，真正地从容就死。余下的人全都负约。他们活下来不仅仅只是偷生，而是立即改换门庭，投到新皇帝朱棣门下效命。他们这种做法，颇为江南士子所不齿。但世间的一切，污秽也罢，圣洁也罢，都可以被时间的流水冲涤净尽。若干年后，当这些人成为了永乐朝廷中的枢机大臣，或入阁为学士，或掌部院，时人只羡慕他们服紫腰玉的当下，却忘却了他们无法擦拭的人格污垢。当“靖难”夺权的血腥散尽，朝政稍有宽弛，这些人便想着为慷慨赴死的老友周是修做一点功德，于是解缙为之作志，杨士奇为之立传。言辞之间，仍以同志相属。杨士奇还对周是修的儿子说：“当时我若和你父亲一道去死，今天，就不能给你父亲作传了。”闻者笑之。当时就有士子就此发表评论：“诸公不死建文帝之乱，与唐之王珪、魏徴无异。后虽有功，何足赎哉！”

事功与操守，是每一个读书人都必须面临的问题。成其一端者，历史上大有人在。两者兼美，如范蠡、诸葛亮之辈，则属凤毛麟角，少之又少。而中国的读书人，往往把操守看得比事功更为重要。因此，对那些事功卓著却又大节有亏的人，无不褒贬并施；对那些靠钻营猎取高位而品行不端者，没有哪一个可以逃脱口诛笔伐的命运。

细研明朝初期的历史，不难看出，朱元璋和朱棣所需要的读书人，是那种有知识而无智慧的人。朱家皇帝希望读书人在技术的层面上而不是在思想的层面上帮助他们管理国家。他们需要实用性人才而非智慧性人才。换句话说，他们需要驯服的工具而厌恶读书人有独立的品格。上有所倡下有所趋，因此，有明一代的读书人，比之春秋战国，比之唐宋，他们在中国文化星空中散发出的光芒，便要微弱得多了。

明代的文脉之弱，首先弱在气上。窃以为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文气之强弱、之多寡、之繁简、之清浊，乃是这个国家、这个时代精神面貌的体现。汉高祖的诗“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可谓豪气四溢。这种天风海雨式的呼唤，决定了汉朝的基本国策是扩张型的；***的“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可谓踌躇满志，震烁千古，这就决定了共和国的执政党是进取型的。而朱元璋呢，几乎从他登基的第一天开始，想的就是如何使皇图永固。有一则故事，说一个七岁小儿替父服役，被朱元璋瞧见，便出了一个上联让这小儿对，说如果对得好，就免他徭役。他的出联是：“七岁小儿服徭役”，小儿立即对“万年天子坐龙廷”。朱元璋大喜，便放小儿回家。稗记本不足为凭，但即使捕风捉影，亦可证以时事。

朱元璋没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那样的英雄气势，更缺乏继往开来的文化胸襟。所以，有明一代的文气疲弱。我想，即便朱棣听信姚广孝的话，不杀方孝孺这样的读书种子，明代的文运，也绝不会盛到哪里去。这不关一两颗读书种子的事，乃是一个朝代政策的失误。而且，立国之初制订的政策，到了后来也极难改变。

明代的第三代皇帝仁宗，比之爷爷和父亲，身上的匪气、侠气少而儒气增多，他继位之后，写过一首《望崇文阁》的五古：

岧峣崇文阁，乃在城北隅。

登高一睇望，翼飞切云衢。

其上何所储，千载圣贤书。

其下何所为，衣冠讲唐虞。

国家久兴学，侧伫登俊儒。

愿此阁下人，勉哉惜居诸。

这首诗十分的冬烘，呆板艰涩。放在唐宋两朝，再无能的君主，也不可能写出这等毫无灵气的诗来。但相比明朝的其他皇帝，这位仁宗还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如果不是他的爷爷一味地尊孔而排斥六艺，他从小接受广泛的文化熏陶，也不至于变成如此的笨伯。而且，他所宣扬的，仍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圣贤书，经过两代人的洗脑，他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错误的文化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