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问题，历来是政权的毒瘤。各朝各代，将这个问题处理得好的并不多见。朱元璋登基之初，鉴前代宦官之失，制作了一尊三尺多高的铁牌，上面铸了“内臣不得干预政事，违者斩”十一个大字，放在大内门口。洪武元年，也就是朱元璋登基的第一年，他就对身边的侍臣说：“吾见史传所书，汉唐未世，皆为宦官败蠹，不可拯救，未尝不为之惋叹。此辈在人主之侧，日见亲信，小心勤劳，如吕强、张承业之徒，岂得无之？但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圣人之深戒。其在宫禁，止可得之供洒扫给使令传命令而已，岂宜预政典兵？汉唐之祸，虽曰宦官之罪，亦人君宠爱之使然。向使宦官不得典兵预政，虽欲为乱，其可得乎？”
从这段谈话来看，朱元璋对宦官干政的问题，保持了相当的警惕。也正因为这一点，在朱元璋眼中，宦官只能是真正的奴才，不要说重用和宠信，连最起码的尊重都不应该享有。
曾有这么一个小故事：洪武三年十月的某一天，早朝完毕，正好天上下起雨来。朱元璋在回宫的路上，看到两个内侍穿着布靴走在雨地里。他立刻停轿，命人将这两个内侍带到跟前来训斥道：“你们穿的靴子虽然不值大钱，但也是出自民脂民力。你等何不爱惜，乃暴殄如此？”说罢，命锦衣卫将这两个内侍各打三十大棍。惩罚完后，朱元璋就此事对侍臣讲：“尝闻元世祖初年，见侍臣有着花靴者，责之曰：‘汝将完好之皮为此，岂不废物劳人？’朕看元太祖说得好。大抵为人，尝历艰难，则自然节俭。若习见富贵，未有不侈靡者。”朱元璋看到了问题的关键，要想控制宦官的私欲膨胀，首先是戒奢。洪武四年，中书省臣奏议：宦官的月俸，定为三石米。此前宦官的月俸米只有一石。与外廷官员相比，显得太低，中书省才有这个建议。朱元璋听到建议后说：“内使辈，食衣在大内，自有定额，彼得俸，将焉用之？月支廪米一石足矣。卿等不宜开此端也。”
朱元璋如此说，一是不肯让宦官提高待遇；二来，他也提防内官与外臣相勾结。此事过后不久，朱元璋又借题发挥说：“为政必先谨内外之防，绝党与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纪纲振肃。前代人君不鉴于此，纵宦寺与外臣交通，觇视动静，夤缘为奸，假窃威权，以乱国家，其为害非细故也，间有奋发欲去之者，势不得行，反受其祸，延及善类。汉、唐之事，深可鉴也。夫仁者治于未乱，智者见于未形，朕为此举，所以戒未然耳。”
对宦官的治理，朱元璋是防患于未然。他执政时期，没有宦官干政的记录。宦官的确只是洒扫庭除，传旨打杂的奴才。洪武十年，有一名太监指出公文中明显的错讹，朱元璋明知太监说得对，仍然立刻下旨将这名太监逐出皇宫，遣回原籍，原因是这名太监“干政”了。但人亡政息，在他死后，特别是燕王朱棣登基之后，宦官的地位迅速提升。朱棣继承了父亲的性格，猜忌而残暴。但他为何一改朱元璋政令，对宦官开始偏爱呢？这里面有两个原因：第一，他在北京燕邸时，曾向南京建文帝身边的宦官们行贿，刺探建文帝以及身边大臣的言论行踪。他的靖难成功，与宦官们提供的准确情报分不开。因此，对这些宦官，他有一种政治上的认同感。第二，由于他是篡位的皇帝，因此对外廷大臣特别是掌握军权的将军们不信任，于是委派宦官代表他到各地监军。各地总兵的一言一行，都通过监军向他密报。
太监都是被阉之人，属“刑余之人”。由科举步入仕途的读书人，历来瞧不起太监，称他们为“阉竖”。竖是小人的意思，这个词用得很准确。由于生理上的缺陷而导致心理上的变态，几乎是太监的通病。
太监之制，始于汉朝。让被阉之人在皇城内服务，不至于发生宫闱之乱，是此举的初衷。但历朝历代宦官的数量，都没有超过明代。据正德十六年工部呈上的一道奏折记载：“内侍巾、帽、靴、鞋，合用综丝纱线皮帐等料，成化间二十余万，弘治间三十余万，正德八九年增至四十六万，今至七十二万。”从这个用银数字看，明朝宦官的数量，一直是上升的趋势。在东汉的永平年间，皇帝始定宦官人数：中常侍四人，小黄门十人。和帝之后，增至中常侍十人，小黄门二十人。由此可见，宦官在汉朝，一直是个很小的数目。到了唐代，宦官数量大增，据记载，唐中宗时内宫宦侍约有三千余人，但衣紫者不多，所谓衣紫者，都是三品以上的高官。宦官中很少有人穿紫衣，可见其普遍待遇都不高。唐太宗曾有旨，太监官位不立三品，也就是说在太监中不能选拔高级干部。但这个旨意，却被他的后代打破。唐玄宗的天宝年间，太监中穿黄衣的人有三千人，穿紫衣的也超过了千人。其中有不少“称旨”者，用今天的话讲就是称职的人，都官拜三品，可以“列戟于门”，和朝中大臣平起平坐了。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宦官便是高力士。到了宋朝，又将宦官数额大幅裁减，宋太祖时定额一百八十人，到了宋孝宗时增额至二百人，后又增至二百五十人。终宋一朝，宦官的数目，也没有恢复到唐朝天宝年间的水平。
朱元璋开国之后，由于对宦官的警惕，其所用数目，比宋朝更有减少。洪武二年，内宦多种职掌总额只有六十人，几乎恢复到汉代的水准。但自永乐一朝开始，宦官数额就开始大幅增加，经成化、弘治、正德三个朝代的急剧膨胀，宦官的总数已经过万。正德之后，直到明朝灭亡，宦官的数目一直维持在这个水面之上。
与庞大的宦官数目相对应的，是宦官机构的不断增设与扩充。正德年间，内廷中宦官机构已有了二十四个监局。这些监局中提供的有品级的职位不下千种。各监局负责人称为掌印，挂五品衔。总管二十四个监局的，称为司礼监。司礼监的负责人即掌印太监，属大内主管。与外廷之内阁对举，被人们称为内相。明人笔记中，常有“宫府之间”这句话，宫，指的就是司礼监。府，即政府的意思，指的是内阁。司礼监与内阁，是替皇帝办事的两个最重要的衙门。
考诸明朝历代，宦官干政为祸，当从成化年间开台。太监汪直深得孝宗信任，一些外廷官员想得到升迁的机会，往往走汪直的路子。只要汪直肯在孝宗面前美言，则此人官运立刻亨通。由此一来，那些想走终南捷径的人，莫不以结识汪直为荣，这样一来就抬高了汪直的身价，也给汪直的弄权创造了更大的空间。
有一次，汪直受皇上派遣，到北方巡边。那时，中国的主要军事力量，主要集中在蓟辽、大同、榆林等处，素称北方九边。担任巡边的人，都深受皇帝信任。巡边大臣在皇上面前的一句话，可以决定边镇命官的生死升谪。因此，被巡之地的官员从来不敢马虎。这次汪直巡边，鉴于他已经是皇上的宠宦，官员们更是唯唯诺诺尽显小人相。那些督抚、总兵以及所在地的抚台、按台等各种官员，都出境二三百里地迎接。官员晋见他，都行跪礼。公堂之外，官员们纷纷私下向汪直行贿，以博欢心。这些丧失人格的做法果然奏效，汪直回京之后，所有对他阿谀奉承的人全部升官。反之，那些不肯依附汪直的人，都被免官或遭贬谪。
宦官干政，主要的原因还在于皇帝。只要后代皇帝按朱元璋设计的政治思路来处理国事，把宦官的作用加以限制，则宦官欲想参与政治，也无机可乘。问题在于从永乐皇帝朱棣开始，不但不警惕宦官，疏远宵小，反而把宦官倚为心腹，当做控制外廷大臣的一股重要力量。问题就出在这里。
众所周知，明代有一个特务机构，叫东厂。这个东厂是在永乐皇帝手上创立的，但究竟何时创立，史载不详，一说永乐七年，一说永乐十六年。没有明确的记载，说明朱棣对这件事讳莫如深。东厂人员的组成清一色都是宦官，其执事者，称为“提督东厂太监”，地位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通常由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任，也有由司礼监掌印太监兼任的。若将这两样大权力集于一身，则此太监之威焰，直可熏灼朝野。前面提到的汪直，以及后来的刘瑾、魏忠贤等，都是这样身兼两职的臭名昭著的宦官。
东厂的职责是侦伺官民人等的隐私以及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等三法司所无法按正常途径解决的治安问题，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暗中监视大臣们的一动一静，使其言行永远在皇上的掌控之中。
东厂与另一个特务组织（亦可称之为宪兵组织）锦衣卫，直接由皇上管辖。因此，大臣们对这两个机构既恨且怕，又无可奈何。在明代，因得罪宦官而被打入“诏狱”的大臣不胜枚举，最惨烈的，莫过于魏忠贤以“东林党人”的名义，迫杀左光斗、杨涟等数十名大臣。
汪直受宠的时候，不但提督东厂，还趁妖僧李子龙事件，向孝宗皇帝建议在东厂之外另设西厂。孝宗皇帝“锐意欲知外事”，很爽快地接受了这一建议。于是，汪直从锦衣卫官校中挑选了“善刺事者百余人”，另建了一个西厂，其职责是“广刺督责，大政小事、方言俚谚，悉采以闻”。从职责来看，东厂与西厂并无大的区别，只是增加了一个新的情治机构，让宦官们享有更大的权力。
宦官干政，带来的两大弊端是特务政治与小人政治。历来政治清明的标准，是看当朝主政者是君子多还是小人多。宦官中，也有一些深明大义的君子，但太少。大部分宦官因生理使然，加之长期的训练，都有着无法自拔的侍妾心态。孔子讲：“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我认为他讲这句话不是从家庭的角度，而是出自社稷的角度，亦即政治的角度。朱元璋把女宠与宦官列为执政七戒的范畴，可见他是从操作的层面上理解了孔夫子的这句话。
宦官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女子与小人的复合体，那些乱政的大太监，无一不是“小人中的小人”。这种人的显著特征，是心态的畸形。有两则小故事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有位宦官出身孤苦，沦为乞丐，被阉进宫，发达之后，立志寻母。当有人费尽周折将他的母亲找到时，这个宦官却拒不相认，其原因是他的母亲是个老乞丐。后来，有人给找来一个妓女出身的老婆子，因这老婆子身上体现出了“富贵气”，他便欣然认母。这个宦官如此荒唐，其因是他认为生母不能给他带来家族的显赫，而妓女出身的老婆子，其仪态，其接人待物，都可登大雅之堂。
显达后的宦官还有一个苦恼，就是不能过正常的男女生活。宫里头也有宫女与太监相好，以夫妻相称者，称为“菜户”。这种菜户只可获得精神慰藉，而无实际的性事。宦官被阉，称为“去势”。有的宦官异想天开，想化“去势”为“还阳”。曾有一个宦官，听信妖道所献秘方，竟觅婴儿脑髓来吃，以为此举可以恢复性功能，真是荒唐至极，也是残忍至极。
宦官既然不能纵情色欲，对财货表现出的贪婪则倍于常人。明代的贪官中，聚敛财物数额特别巨大的，除了严嵩一人是外廷首辅，余下的如汪直、李广、刘瑾、魏忠贤等，都是权倾一时的大太监。
《宾退录》中，记录了刘瑾被抄没后的家产清单：“金元宝二二四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白金元宝五百八十二万锭，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玉石三斗，金甲二，金钩三千对；玉带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狮蛮带二束，蟒衣四百七十袭；穿宫牌五，金牌三，牙牌二柜；衮龙袍四件，金龙盔甲三千副；玉琴一，玉玺二。”这里记录的，仅仅只是浮财，至于其不动产如田庄、豪宅之类，又不知道还有多少。
一个太监能积敛这么多的钱财，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因为深得皇帝信任，手中的权力太大。
《謇斋琐缀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深受弘治皇帝信任的大太监李广，因为得罪了太皇太后而喝毒酒致死。皇上听说李广的死信，便派人去他家搜求“异书”，结果抄出了大量的金银财宝，还有一本纳贿簿，详细记载了某人某时送来黄米多少石，白米多少石等等。弘治皇帝看了纳闷，问身边的人：“李广能吃多少东西，竟收了这么多粮食？”左右答道：“此粮食非彼粮食也。黄米即金，白米即银。”弘治皇帝这才突然明白李广“赃乱太盛，遂籍没之”，并吩咐科道的监察干部根据纳贿簿对当事官员进行调查。向李广行贿的人多半是朝中重臣。他们之所以位居要职并连连升官，就是因为李广在弘治皇帝面前替他们讲了不少好话。俗话讲，有钱能使鬼推磨，如果皇帝跟前的“鬼”太多，则所有舍得花钱的人，都有官可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