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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的代价 雍正十三年

雍正元年,清世宗胤禛登基没几日,连发多道圣谕,谆谆告诫各级官员。雍正皇帝发给知州、知县的谕示中,专门警告官员,不得“或借刻以为清,或恃才而多事”。所谓借刻以为清,就是把苛刻严酷当清廉,或自以为清廉便为官凶残。所谓恃才而多事,就是自以为才能卓越,便政事频出,劳民伤财。雍正皇帝看穿了某些“清官”、“能官”的面目,可见是个明白君主。

坊间传说雍正皇帝苛酷,亦是不争之史实。他对骨肉兄弟之残忍,对功勋大臣之无情,都是有史可考的。但他也有仁慈的时候,行事法度严谨。比如,雍正元年正月初二,这位皇帝命户部严查恩赏老人之银两,不许丝毫侵扣。老人年九十以上者,州县不时存问,或鳏寡无子及子孙不能养赡者,设法恤养。又如元年初,朝廷于京城煮粥赈饥,来京就食的穷人很多,雍正皇帝命煮粥期限延长,每日增拨银钱和粮食。直隶、山东、河南籍的饥民距京城较近,朝廷发给银钱劝遣他们回家。官府把事情也做得很细,查明直隶等近京三省入京饥民共一千二百九十六名。

山西、陕西有所谓“乐籍”,其状甚为悲苦。因明初永乐起兵,有民众未肯附顺,明成祖遂将他们的子女发入教坊,编为“乐籍”,世代女子,逼勒为娼。无论绅衿贡监及土豪地棍,呼召不敢不往,“侑酒宣淫,百般贱辱。”雍正皇帝看了御史年熙的条奏,命除去“乐籍”,改业为良。浙江绍兴还有丐户,又称惰民,另编为丐户籍。此亦为前明沉锢,“农工商贾无其业,礼义廉耻不相关。男则吹乐捕蛙,妇则做媒送嫁”。雍正皇帝也令他们改业为良,自食其力。这些也算得上德政。

雍正皇帝憎恶贪官,遇着廉官就大加赞赏。两广总督杨琳,原为十阿哥属下,常年需向十阿哥孝敬。杨琳奏言:自康熙五十四年任广东巡抚起就应酬不暇,自己所有收入不足供十阿哥王府所用,除任内每年所有之外,将京中住房及素日所有尽行变卖,可能还会负债。雍正皇帝见如此封疆大吏,清廉到官俸不能养家,也像凡人一样动情起来,朱批道:今日之皇帝乃当年之雍亲王也。大家今日只要共勉一个“真”字,一个“好”字,君臣之福不可量矣!

皇帝就是不叫官员廉洁,官员们嘴上也会讲廉洁,只不过有的是真心,有的是假意。云南巡抚杨名时折奏:巡抚衙门所入,有藩司平规四千两,通省税规七千两,连盐税四万六千两,共五万七千两,请准留若干,其余应允公用。怎料雍正皇帝却恼了,谕示道:督抚这点银钱,岂可用法则限制?取所当取,而不伤乎廉;用所当用,而不涉乎滥!若一切公用、犒赏之需至于拮据窘乏,殊失封疆之体,非朕意也!雍正皇帝竟然还以此责备杨名时:矫激以沽誉,不知是何用心!杨名时因了这道倡导廉洁的折子,稀里糊涂成了罪臣。马屁拍到蹄子上,真是圣心难测!十三年后,乾隆皇帝弘历即位没几日,就把先皇时日的待罪之臣杨名时召回京城,赐礼部尚书衔,领国子监祭酒,兼值上书房、南书房。弘历谕称杨名时:为人诚朴,品德端方。这是后话了。

翻阅雍正逐日朱批,方知皇帝当得实在辛苦。雍正皇帝励精图治,似乎很快就见效了。山东巡抚黄炳奏称:“双穗瑞谷,处处挺生。”雍正皇帝很高兴,谕称:“此诚天地神祇并皇考圣灵垂佑之所致也”,“亦由民风淳朴,封疆大吏治理有方,始克睹嘉谷之祥”。全因皇帝喜欢,各省督抚便纷纷奏报瑞谷。江西、山东等地麦谷双穗双歧,四川的黍一秆四穗。紫禁城内的莲花也很争气,居然同茎分蒂。大学士们奏请:诸瑞叠至,皆皇上盛德之所感召。雍正皇帝愈发高兴了,谕示:宣付史馆!史书要重重记上一笔了。

但天下并非真这么快就太平了。漕运总督张大有奏报:山东沿河州县忽生蝗虫,百姓将半熟之高粱、谷子抢收三四分,其余尽被蝗虫食尽。秋收无望,士民哀恳救济。巧的是闹蝗灾的地方,正是率先奏报瑞谷的地方。

天灾难免,人祸也难免。很快就发现了大贪官,江苏巡抚吴存礼被革职。查明吴存礼用其贪污所得,贿赂朝中大小官员及太监等,共二百二十六人,计银四十四万三千七百余两。今人熟知的名臣嵩祝、李光地、张鹏翮及六位皇子皆在受贿之列。

自古官员为贪,手段百出。雍正初年,官员们流行建生祠书院。皇帝看出其中蹊跷,发布上谕禁止,说:此种生祠书院,各地建得很多,不过是官员在任之时,或由下属献媚逢迎而建;或由地方出入公门的有钱人、包揽官司的讼棍倡议纠合而建,实则假公派费,占地兴工,劳民伤财。生祠书院或为宴会游玩之所,或被本官据为产业。雍正皇帝下令,将已建生祠书院改为义学,不听法令仍行建造者追究本官及为首倡建之人。

从皇太极算起,此时清朝坐享天下已百余年。桃子不是一天烂起来的。雍正皇帝殚精竭虑,想着还是得借助先皇余烈。二年二月,雍正皇帝把康熙《圣谕十六条》“寻绎其义,推衍其文”,而成《圣谕广训》。《圣谕十六条》仅一百一十二字,而《圣谕广训》则洋洋万言。自古皇上想做什么,自有臣子替他说出来。有个叫觉罗逢泰的侍讲学士奏请皇上,在京八旗应每月宣讲《圣谕广训》。雍正皇帝从善如流,准了觉罗逢泰的折子。

又有一位侍讲学士叫张士照的不甘落后,奏请将《圣谕广训》用于试士训蒙,县、府及学政复试童生时,必令默写《圣谕广训》一条,不错一字者才准取录。平日,各学府选拔有品行的生员朔望宣讲,蒙学则用此训迪幼童。事情到此应算妥帖,已经从娃娃抓起了。

但是,祭酒张廷璐又有折子上来,建议将军及提督、镇守使,应向所属武职宣讲《圣谕广训》。至此,从京城八旗贵族、幼童发蒙、科举取士,到全军武官,月月都要掀起宣讲《圣谕广训》的高潮。应该再没人上折子了吧。且慢,又有右参议孙勷奏请,应遴选教官,长年宣讲,化导兵民。各地官员的政绩考核,即所谓“考成”,第一条就应看他是否勤宣《圣谕广训》。

雍正皇帝如此重视教化,应是察觉到世风很不好了。事实确是如此。刑部尚书励廷仪折奏:今年应试士子投诗送文,往来拜访者不少。“场前既多奔竞,榜后必生事端。”皇上便命都察院颁示晓谕这些读书人:应试士子宜安分守法,毋得希图侥幸,如有钻营彰著者,即行拿参治罪!

雍正皇帝自己也做重视教育的表率,亲自到太学拜谒孔子,并在彝伦堂讲经论学,发布圣谕说:“圣人之道,如日中天,讲究服膺,用资治理。尔师生其勉之!”为尊师重道,雍正皇帝又下谕旨,此后一应章奏、记注,把皇帝“幸学”统统改称“诣学”。

古人治国,最重“耕读”二字。雍正皇帝命各地切实重农务本,督抚皆有课农之责,应率全体官员悉心劝农,并咨访农民疾苦,有丝毫妨于农业者,必为除去。又命每乡择一二老农之勤作者,优其奖赏。复命各州县择老农之勤劳俭朴者,每年举一人,给以八品顶戴荣身,以示鼓励。

雍正皇帝在位时间不长,于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驾崩。雍正皇帝在遗诏里说:“十三年以来,竭精殚心,朝乾夕惕;励精图治,不惮辛勤;训诫臣工,不辞谆复。虽未能全如期望,而庶政渐已肃清,人心渐臻良善。”但这个时候,官场风气并非雍正皇帝遗诏说的那么好。乾隆皇帝即位不久,就晓谕督抚:不得无故传唤属官。此话听来轻巧,实则是官场走奔之风大盛。乾隆皇帝谕称:“督抚及其属员,均有办理地方事务之责,属员唯当实心供职,不宜以趋走逢迎为尚。”原来省府所在首府首县的知府知县,不论有无紧要公务,每日必在督抚衙门伺候。督抚同城的地方,抚传未归,督传又到,仆仆于道,奔走不遑。

奔走不遑者,绝不是田径赛跑。其中奥妙,今人自然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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