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元年，清世宗胤禛登基没几日，连发多道圣谕，谆谆告诫各级官员。雍正皇帝发给知州、知县的谕示中，专门警告官员，不得“或借刻以为清，或恃才而多事”。所谓借刻以为清，就是把苛刻严酷当清廉，或自以为清廉便为官凶残。所谓恃才而多事，就是自以为才能卓越，便政事频出，劳民伤财。雍正皇帝看穿了某些“清官”、“能官”的面目，可见是个明白君主。
坊间传说雍正皇帝苛酷，亦是不争之史实。他对骨肉兄弟之残忍，对功勋大臣之无情，都是有史可考的。但他也有仁慈的时候，行事法度严谨。比如，雍正元年正月初二，这位皇帝命户部严查恩赏老人之银两，不许丝毫侵扣。老人年九十以上者，州县不时存问，或鳏寡无子及子孙不能养赡者，设法恤养。又如元年初，朝廷于京城煮粥赈饥，来京就食的穷人很多，雍正皇帝命煮粥期限延长，每日增拨银钱和粮食。直隶、山东、河南籍的饥民距京城较近，朝廷发给银钱劝遣他们回家。官府把事情也做得很细，查明直隶等近京三省入京饥民共一千二百九十六名。
山西、陕西有所谓“乐籍”，其状甚为悲苦。因明初永乐起兵，有民众未肯附顺，明成祖遂将他们的子女发入教坊，编为“乐籍”，世代女子，逼勒为娼。无论绅衿贡监及土豪地棍，呼召不敢不往，“侑酒宣淫，百般贱辱。”雍正皇帝看了御史年熙的条奏，命除去“乐籍”，改业为良。浙江绍兴还有丐户，又称惰民，另编为丐户籍。此亦为前明沉锢，“农工商贾无其业，礼义廉耻不相关。男则吹乐捕蛙，妇则做媒送嫁”。雍正皇帝也令他们改业为良，自食其力。这些也算得上德政。
雍正皇帝憎恶贪官，遇着廉官就大加赞赏。两广总督杨琳，原为十阿哥属下，常年需向十阿哥孝敬。杨琳奏言：自康熙五十四年任广东巡抚起就应酬不暇，自己所有收入不足供十阿哥王府所用，除任内每年所有之外，将京中住房及素日所有尽行变卖，可能还会负债。雍正皇帝见如此封疆大吏，清廉到官俸不能养家，也像凡人一样动情起来，朱批道：今日之皇帝乃当年之雍亲王也。大家今日只要共勉一个“真”字，一个“好”字，君臣之福不可量矣！
皇帝就是不叫官员廉洁，官员们嘴上也会讲廉洁，只不过有的是真心，有的是假意。云南巡抚杨名时折奏：巡抚衙门所入，有藩司平规四千两，通省税规七千两，连盐税四万六千两，共五万七千两，请准留若干，其余应允公用。怎料雍正皇帝却恼了，谕示道：督抚这点银钱，岂可用法则限制？取所当取，而不伤乎廉；用所当用，而不涉乎滥！若一切公用、犒赏之需至于拮据窘乏，殊失封疆之体，非朕意也！雍正皇帝竟然还以此责备杨名时：矫激以沽誉，不知是何用心！杨名时因了这道倡导廉洁的折子，稀里糊涂成了罪臣。马屁拍到蹄子上，真是圣心难测！十三年后，乾隆皇帝弘历即位没几日，就把先皇时日的待罪之臣杨名时召回京城，赐礼部尚书衔，领国子监祭酒，兼值上书房、南书房。弘历谕称杨名时：为人诚朴，品德端方。这是后话了。
翻阅雍正逐日朱批，方知皇帝当得实在辛苦。雍正皇帝励精图治，似乎很快就见效了。山东巡抚黄炳奏称：“双穗瑞谷，处处挺生。”雍正皇帝很高兴，谕称：“此诚天地神祇并皇考圣灵垂佑之所致也”，“亦由民风淳朴，封疆大吏治理有方，始克睹嘉谷之祥”。全因皇帝喜欢，各省督抚便纷纷奏报瑞谷。江西、山东等地麦谷双穗双歧，四川的黍一秆四穗。紫禁城内的莲花也很争气，居然同茎分蒂。大学士们奏请：诸瑞叠至，皆皇上盛德之所感召。雍正皇帝愈发高兴了，谕示：宣付史馆！史书要重重记上一笔了。
但天下并非真这么快就太平了。漕运总督张大有奏报：山东沿河州县忽生蝗虫，百姓将半熟之高粱、谷子抢收三四分，其余尽被蝗虫食尽。秋收无望，士民哀恳救济。巧的是闹蝗灾的地方，正是率先奏报瑞谷的地方。
天灾难免，人祸也难免。很快就发现了大贪官，江苏巡抚吴存礼被革职。查明吴存礼用其贪污所得，贿赂朝中大小官员及太监等，共二百二十六人，计银四十四万三千七百余两。今人熟知的名臣嵩祝、李光地、张鹏翮及六位皇子皆在受贿之列。
自古官员为贪，手段百出。雍正初年，官员们流行建生祠书院。皇帝看出其中蹊跷，发布上谕禁止，说：此种生祠书院，各地建得很多，不过是官员在任之时，或由下属献媚逢迎而建；或由地方出入公门的有钱人、包揽官司的讼棍倡议纠合而建，实则假公派费，占地兴工，劳民伤财。生祠书院或为宴会游玩之所，或被本官据为产业。雍正皇帝下令，将已建生祠书院改为义学，不听法令仍行建造者追究本官及为首倡建之人。
从皇太极算起，此时清朝坐享天下已百余年。桃子不是一天烂起来的。雍正皇帝殚精竭虑，想着还是得借助先皇余烈。二年二月，雍正皇帝把康熙《圣谕十六条》“寻绎其义，推衍其文”，而成《圣谕广训》。《圣谕十六条》仅一百一十二字，而《圣谕广训》则洋洋万言。自古皇上想做什么，自有臣子替他说出来。有个叫觉罗逢泰的侍讲学士奏请皇上，在京八旗应每月宣讲《圣谕广训》。雍正皇帝从善如流，准了觉罗逢泰的折子。
又有一位侍讲学士叫张士照的不甘落后，奏请将《圣谕广训》用于试士训蒙，县、府及学政复试童生时，必令默写《圣谕广训》一条，不错一字者才准取录。平日，各学府选拔有品行的生员朔望宣讲，蒙学则用此训迪幼童。事情到此应算妥帖，已经从娃娃抓起了。
但是，祭酒张廷璐又有折子上来，建议将军及提督、镇守使，应向所属武职宣讲《圣谕广训》。至此，从京城八旗贵族、幼童发蒙、科举取士，到全军武官，月月都要掀起宣讲《圣谕广训》的高潮。应该再没人上折子了吧。且慢，又有右参议孙勷奏请，应遴选教官，长年宣讲，化导兵民。各地官员的政绩考核，即所谓“考成”，第一条就应看他是否勤宣《圣谕广训》。
雍正皇帝如此重视教化，应是察觉到世风很不好了。事实确是如此。刑部尚书励廷仪折奏：今年应试士子投诗送文，往来拜访者不少。“场前既多奔竞，榜后必生事端。”皇上便命都察院颁示晓谕这些读书人：应试士子宜安分守法，毋得希图侥幸，如有钻营彰著者，即行拿参治罪！
雍正皇帝自己也做重视教育的表率，亲自到太学拜谒孔子，并在彝伦堂讲经论学，发布圣谕说：“圣人之道，如日中天，讲究服膺，用资治理。尔师生其勉之！”为尊师重道，雍正皇帝又下谕旨，此后一应章奏、记注，把皇帝“幸学”统统改称“诣学”。
古人治国，最重“耕读”二字。雍正皇帝命各地切实重农务本，督抚皆有课农之责，应率全体官员悉心劝农，并咨访农民疾苦，有丝毫妨于农业者，必为除去。又命每乡择一二老农之勤作者，优其奖赏。复命各州县择老农之勤劳俭朴者，每年举一人，给以八品顶戴荣身，以示鼓励。
雍正皇帝在位时间不长，于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驾崩。雍正皇帝在遗诏里说：“十三年以来，竭精殚心，朝乾夕惕；励精图治，不惮辛勤；训诫臣工，不辞谆复。虽未能全如期望，而庶政渐已肃清，人心渐臻良善。”但这个时候，官场风气并非雍正皇帝遗诏说的那么好。乾隆皇帝即位不久，就晓谕督抚：不得无故传唤属官。此话听来轻巧，实则是官场走奔之风大盛。乾隆皇帝谕称：“督抚及其属员，均有办理地方事务之责，属员唯当实心供职，不宜以趋走逢迎为尚。”原来省府所在首府首县的知府知县，不论有无紧要公务，每日必在督抚衙门伺候。督抚同城的地方，抚传未归，督传又到，仆仆于道，奔走不遑。
奔走不遑者，绝不是田径赛跑。其中奥妙，今人自然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