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知道父亲因言获罪，被打成“右派”。却不清楚他到底说了什么大逆不道的话。有天闲扯，父亲偶尔说起这事，我竟有些哭笑不得。当年我父亲只有二十三岁，在家乡的县里任区委书记。县委书记也只有三十多岁，书记夫人是县妇联主任。都是年轻人，平时彼此很随便，有说有笑的。那位书记夫人虽说身份尊贵，却是个麻子。有回，我父亲开玩笑，在她蒲扇上题了首打油诗：妹妹一篇好文章，密密麻麻不成行。有朝一日蜜蜂过，错认他乡是故乡。没想到我父亲年轻时竟如此幽默顽皮，不过这玩笑也太过头了。他不知道在阿q面前连月亮都不能说的。但也仅仅是玩笑，那时候区委书记同县委书记或夫人开开玩笑也没什么稀奇。

可是，我父亲做梦也想不到，这个玩笑日后竟会为他带来弥天大祸。

1957年，县委书记和他的夫人都想起这首打油诗了。于是父亲罪莫大焉，成了“右派分子”。一个玩笑，竟让我父亲终生命运逆转了。记得我读米兰·昆德拉的《玩笑》感觉就像读中国的故事。只需将里面的人名和地名换成中国特色的，那完全像中国作家写的小说。中国同捷克山隔千重，水隔百渡，发生的故事竟如此相似。记得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开头有句很文学的话：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地上徘徊。这幽灵二字在这篇惊世雄文中自然不是贬义的，但幽灵二字在当年中国或捷克不但贬义而且恐怖了。

我有段时间也混迹官场，熟知80年代以后中国官场的况味。不敢想象父亲当年竟敢那么胆大。但可以推知，毕竟有那么些年月，中国官场等级并不那么森严。大概五七年以后，上级就是上级，下级就是下级了。同战争年代讲究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相比，官场规矩与时俱进了。现在谁敢同上级开玩笑？上级的威严是不允许冒犯的，而且越是官大越威严，只需到省部级就有些侯门似海了。

不过也未必尽然。同下级打成一片的官员也是有的。有些官员同他赏识的下级或企业家就混得跟朋友似的。总有那么些人，天天围着官员转，点头哈腰叫老板。过去有个时候“老板”二字在中国近乎于贬义词，而现在常用来称呼有权的和有钱的。你有权，我有钱，就很容易做朋友。何谓朋友？朋友的定义也早“与时俱进”了。有的地方，长官一倒台，牵出一大片，说明这些长官人缘还是“不错”的。

我的父亲老了，不知这世上的戏演到哪一出了。却知道嘱咐我一句：别乱开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