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晶孙

（本文赠呈日本丰岛与志雄前辈。——他前天来上海，要研究创造社的业绩，我劝他读《创造十年》，后来我回到上海，他已经不在了，觉得他真挚地问我们，应该给他回答，因此简单写成这一段文字。）

一

沫若的《创造十年》，资平的《曙新期的创造社》，都没有论《创造》季刊的作家及作品，所以我在此地注重这一点，并指摘说，创造社初期同人作品之精华都在这三年间六本《创造》之中。

使得产生这一批文学同人，不可疑的是他们的日本留学，和日本文学界的影响（可是并不是日本文学或日本文学作家的影响），日本文学界的影响之中，学校功课的影响，大都在资平沫若同我的文章中有记述，一般文学界的影响，《创造十年》和《曙新期》中，双方都有记录散见，而此刻我也要来补充些。

使得这一批同人结合，第一在他们的没出息。当时大部日本留学生，仍免不了有科举思想，以为得了文凭回国可猎官，他们以为你们不务正业，仅和下女调笑，谈恋爱，算什么东西。可是这一辈子，爱读日本文学界当时为西洋哲学文学而进步的许多文艺作品，他们的内容都很丰富（但没有及到美术及音乐）。第二点要举沫若的组织力，他是感受力很大的人，有热情的人，他起初也是个素朴爱国者，他的《牧羊之歌》把他表示。他和达夫一样，素养很高，加以他学医学，对于科学的分析不会错误。他一次从九州福冈旅行到东京，找到资平田汉达夫仿吾祖正侃元定璜何畏伯奇等，商量出版《创造》，此刻把这些人的内容介绍，就同时能把创造社精神介绍，所以在此地仍从作家说起。

资平在学地质学，他是个实际家，他晓得地质学要是他的立身用具，但他并不会钻营，也不会在未毕业之前已经找到高就之路，看见沫若谈创作小说，他正好来试他的余技，他的余技就是长篇小说，他并不用功哲学及外国文学，所以能够靠他的实际性写出通俗文学，我看不起他的小说，说太卑俗，可是沫若一直相信他是真正会写小说者，直至后来在上海同他不好为止。

田汉是爱戏剧者，和资平一样，很有通俗性，也不用功于哲学及西文，专门在弄他的演剧，因他缺指导性，如果快将落伍就赶急追上来。他和资平两个人，因为他们有把握能多产，见沫若有意弄文学杂志，所以就即答应跟上来。

达夫原是文学天才，他精通英德俄等一切文学，并不多弄哲学也全不弄科学，他又通中国古典而不溺其中，自己在生活于罗曼性中，但不像沫若之有苦闷，可以说是新罗曼主义生活之标本。有一次沫若召集开会，劝他不要上北京去，问他说你去了以后《创造》杂志怎样，他说“停办好了”，这句话给沫若长叹，这可表示他的性格。

仿吾是天生的书记长，他是被养着等有差司的样子，见有沫若来组织，他就能全幅合上了。祖正是个不多响的人，他是文学家，他的生活不是作家或艺术家，当然他的一二诗作是很优秀的。侃元答应合作，但没有作品，此刻不论；定璜也可以说是文学家，后来不但写作，连文学家的工作也停止，可以说他是个英国式gentleman。

何畏的社会批评高于他的文艺，虽说有他的很痛快的《上海幻想曲》，但是他不能久留在创造社。

沫若从东京京都之旅行回来，对我说，这一次有很多成绩，现在有把握出一个创作杂志了，他要同我讲上文学论，可是我多不响，因为我对文学文艺没有很多主张，我仅仅是我，我的生活从初至尾仅有一个sehnsucht，我并没有沫若的leiden schaff，不像达夫之生活在实行新罗曼，不像资平之能多产适合社会之新文体作品，我小小的自己在写小说，不敢参加沫若之组织什么东西。

原来我到福冈，比沫若迟一年，不久有个同学，他说我们此地有一个特别人物，也和你一样，有点古怪的，现在我来介绍你。从此我初次见沫若，后来沫若来看我，我的房间不像别人，进来可见者只有数理的书籍，医学的书籍在衣橱之中，文学的东西在抽屉之中，有一次，沫若见我的桌上有一段小说，要拿去，结果他拿去了，后来他说，他不敢开口，如果开口，不得不用赞辞，用赞辞，好像说客气话。从此我加入同人，那怕要是《创造》发刊的前夜了。

至于沫若自己，他不可以算小说家，他自己也在说，因为他的组织力和感受力比较大，他的工作多用在那一面去，不过虽说自己在说不是小说家，但也写很平易的身边杂事，倒也成很好的小说。

《创造》在发刊时，沫若说要把新罗曼主义定为《创造》的主要方针，后来社会都承认创造社为罗曼主义，但沫若的感受性很大，他不知何故爱起表现主义来了，在这中间，一直到底做新罗曼生活者为达夫，一直到底写新罗曼主义作品者为晶孙，一直到底写通俗小说者为资平。

但是对于文体，无可疑的大家在同一道路上，并不相互意识地向平易白话文进行，因为文体之改进，早已在北京有其提倡及实践，《创造》同人不过再来加以一个美罢了，至于定璜写信中连说到印刷上之美，那也可以表示字句之精炼，在那个时候《创造》同人很用功夫。

二

大家渡海回国了，回国时候的情形各有不同，达夫像个酒客，有人请酒一定去，所以还没有毕业他已经在安庆做教授，一下子又回来，在上海编一期《创造》，不久到北京去做教授了。沫若一次到上海去编第二期，回来又同晶孙同考毕业医学，这时候仿吾却很忠实的在上海编第三期《创造》。

《创造》四期编完，1923年后，除晶孙反向日本的东北去之外，同人都已渡海回国，不过这时候沫若的同人组织工作没有局限于留日回去的少数人，不把他结合起来，反想加入中国全文坛，并吸引新人。原来创造社并没有同人合议之制，不采用团体组织，随便什么人可以加入，不过新加入者不多，而分化者渐生。

在这时候，中国的情形当然有很多奇怪事体，沫若有领袖性，不肯成为《学艺杂志》之附录品，不肯成为大博士之下人，不肯成为大学教授等等，同人的作品倾向各有不同，而《创造》的指导精神也有变化，因回国后国内影响渐渐加重，不能把大家在《创造》之一点合一，那么初期同人就渐渐分离。

不害感情而去者有祖正定璜等，当然他们也可说原来没有参加，此刻说他“去”，或许不对。何畏一度同晶孙同上岸上海，同到民厚南里去看编辑部，见仿吾及沫若，后又折回，何畏后来到广东去了。田汉是第一个离开创造社的，因为他自办的南国社很兴隆之故。第二个离开者为达夫，达夫离开之时，和沫若略为有些文字上记录，大概不外于达夫之罗曼生活和沫若的进取主义所结果。

后来创造社出版《创造日》，《创造周报》，《创造月刊》，有出版部，出版丛书等等。这时期，资平的小说因为很通俗，所以版税很多，但不久沫若的感受性给他转向革命文学，老同人已散，只有新进加入。那么在一瞬时间，陆续要清算旧思想，因此最后留着的资平也把他的版权一概带出去，另开书店了，旧同人除了晶孙还在日本弄医学之外，已经都不在内，上海社内有京都回来的许多主力同人之外，还有独清伯奇木天白薇等在。

三

到现在追忆创造社，我们可以想到说，他的主要成立力量在日本留学，但因为社内或社会不能给这些同人生活于文学，使各归各须要去做职业，而社内的组织没有给大家在创作之一项下合一，结果分散了。又为了沫若的感受性，大家没有像某种团体，特如日本之白桦派似的有一个主力，这也使大家分散的。在国内，有文学研究会，各种文士，文学界对创造社的进攻或创造社对外面之进攻，虽把《创造》之立场提高，但也给他短命的。京都的同人回来，因此进行革命文学，有其时代性，当然不是不妥当，不过因此弄得不能留着一个研究文体，研究通俗文学之机会，那是大众获得上之缺点。

不过，我们再从新文学运动立场，不像《创造十年》的详细，不从他的组织者立场，以文学史的立场来说，要说，新文学运动先在北京之大学教授开始，他们的功绩在白话文之普及，但因他们不再从事创作，就由日本回来的创造社来从事圆熟文体之创作，和进攻保守，保守者结果连牵着而也进步了，此间《语丝》等也可谓进步的文学工作，各种敌手，如强敌鲁迅，也是相互牵制地进步的。在这时期，文学革命走上革命文学，是非不论，但在意识青年前进之时，落后文学无人来刺戟改良，虽有达夫晶孙的《大众文艺》，但是罗曼者多不肯执拗地继续，因为俯就大众要受指弹，因此他们不能收编大众。至于现在的大众文学，成为没有指导力之通俗文学，全无理想，卑俗已极，被风雅文学者摈斥，文学往往离开大众而失败，往往走入大众而失败。

关于中期创造社的历史，通俗文学之出路，待别的机会。

原载1944年1、2月合刊，上海《风雨谈》月刊第9期。今据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创造社资料》编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