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创造周报》的停刊是1924年的5月中旬，但我在4月1号便离开了上海，后事是由仿吾一个人把它结束了的。
在离开上海之前还有一个很执拗的记忆留在我的脑里，我现在借着这个机会把它先清算在这儿。
近代的精神分析学家们说，所谓“歇斯迭里”的那种病症，是因为在前有种种不愉快的经历，一时被意识界的生活把它抑制到潜意识界里去了，它便在潜意识界里郁积着，使人的精神生出种种的障碍，充其极可以使人成为疯狂。治疗的方法是要施行“chimney-washing”，便是“烟囱扫除”。这是把人的精神比成烟囱，把那些郁积着的不愉快的经历比成烟煤，烟煤把烟囱闭塞了，炉灶便生出毛病，如把那烟煤扫清，毛病也就同时被扫除了。扫除这人体烟囱的方法是怎样呢？是用种种诱导的方法，或甚至如催眠术之类，以唤醒病者的那些不愉快的记忆，让他从自己的口中吐出来。那样便使人的意识清明起来，渐渐地回复到健康状态。
“歇斯迭里”这种病，在从前以为是女子的专病，但在欧战当时发生了所谓“战壕病”，是对于战争的恐怖使人的精神生出异状，才知道男子也有得这种病的可能。其实广泛地说时，我看一个民族或社会似乎都可以得这种病。民族遇着了种种的高压，经历过久，把种种的不愉快，主动地、被动地，压到潜意识界里去，渐渐地招来民族的萎靡，颓丧，互相猜忌，互相残刻，结局不为异族所吞并便酿成革命的爆发。革命的爆发也不外是一种自然疗治性的“烟囱扫除”。但这扫除来得剧烈，其趋势是要把烟囱乃至炉灶本身都爆破，这便应着俗语所说的“另起炉灶”。所以开明的行政者对于民意是因势利导的，民意得到畅达，社会也就健全地发展起来。古人说“上医医国”，我看的确是道破了一部分的真理。那种善于“医国”的“上医”，就是能够对于民族的“歇斯迭里”及早施行“烟囱扫除”治疗的人。
文人，在我看来，多少是有些“歇斯迭里”的患者。古人爱说“文人相轻”或“文人无行”，或甚至说“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这对于文人虽然不免作了过低的评价，但事实上多少也有些那样的情形。尤其在整个民族受着高压的时候，文人的较为锐敏的神经是要加倍感觉着痛苦的。许多不愉快的事情遏在心里说不出来，一个烟囱塞满了烟煤，满肚皮氧化不良的残火在那儿熏蒸，当然是要弄得彼此都不愉快的。在这儿我赞成一切文人把自己的不愉快的记忆，尽可能地吐泻出来。那是使自己健全的一种方术，同时也是使社会健全的一种方术。文人要把自己弄健全了，然后才能够完成文艺之社会的使命。
一味地吐泻着烟煤，对于旁人，或许会是一种患害。但那不过是比喻而已。事实上所清扫出的记忆不必便是烟煤。即使是烟煤，但松烟可以做墨，冶铜厂的烟可以提取金银。所谓竹头木屑，皆为有用。即使是完全无用，总比烟囱闭塞着，专吐碳酸瓦斯毒气的好些。
是那年的3月中旬了，中华学艺社要在杭州开年会。我自己在那时是一位挂名干事，社友们定要叫我出席，而且还要我讲演。关于讲演，我是一点自信也没有的人，不仅没有自信，而且还着实有点害怕。因为站在大众面前要作为一种号筒而大施教训，如果不是品行学识都俯仰无愧的智者，便是或多或少不知道惭愧的骗子。自己和智者自然有很大的距离，但要成为一种骗子，脸皮又好像还薄了一点。因此，我对于出席是答应了，而对于讲演则始终不敢应命。
由上海北站出发是在一个礼拜六的晚上，决定坐最后一趟晚车。住在民厚南里的我，不料稍微误了一下钟点，赶到北站时，火车已经开了。糟糕！朋友们不会说我故意失信吗？于是在第二天清早又搭着最早一趟早车赶去。记得在硖石停车的时候，我到月台上去舒散了一下，不胜光荣之至的是在那儿还遇着过殷汝耕。他也是要去赴年会的，但他坐的是二等，我坐的是三等。互相招呼了一下，又各自分开了。
到了杭州，在湖滨旅馆会见了学会的干部。一切开会的手续和工作的程序都已经决定了，而且登了报。在当天礼拜日，假教育会的会场开讲演会，由物理学专家周颂久讲演“相对论”，另一位新由德国回来的姓聂的朋友讲演德国的现状。第二天，礼拜一，派人到各学校去分讲。担任分讲的人大体上也都排定了，但还有两处没有派定，一处是工业学校，一处是蚕桑讲习所。主事的人怪我去得太迟，说我是有意回避，定要叫我分讲一处。我没有办法，只好选择学生较少的蚕桑讲习所去担任分讲。工业学校是由殷汝耕担任的。
杭州是1921年4月才回国时同仿吾两人去游历过的地方。那时因人地两疏，只在西湖边上玩了一下便算了事。这次，在总讲演之前，才跟着大家去游览了一回栖霞岭，观赏了飞来峰，随喜了灵隐寺。但在自己心里是横亘着一个忧郁的。为着文艺生活与现实生活之不能两全已经和妻子分离了，而且在不久之间更要把年来的工作通统放弃，和最相契的朋友也不得不分离。游山玩水的乐趣怎么也克服不了自己的牢愁。
总讲演是在午后二时开讲。中午在教育会楼上招待杭州名流一同用了午餐，大家的注意力自然便集中到讲演会场上来。一切布置都已经停当了。会场很大，楼上楼下怕可以容纳一千人以上。但出乎意外的是来听讲的人异常的冷落。一点钟过了，只稀疏地有几个人来，来的人看见没有后继者，坐不一会又络续地退出去了。就那样等到了两点钟过了，依然没有人来，弄得主持的人异常不舒服。眼睛见到我时往往是白多黑少，这使我也不胜其觳觫起来。
——“就是你不好了，你要回避。”一位在日本高等学校同班的范允臧，在楼上一间临街的屋子里，这样责备我。他也是学艺社的干事，而且是负着实际责任的。
——“怎么怪得我呢？”我反驳着说，“我本来告诉过你们，我是不能讲演的。而且没人来听讲，我相信是因为礼拜日大家回家的回家，玩耍的玩耍去了。你就叫我去出马，也不见得会有人来。”
——“只要你肯出马，一定会有人来。”允臧坚决地说。
旁边有一位在杭州任教职的社友也这样帮着他，据他说是讲题不能引起学生的兴会。假使由我去讲演一点关于文学上的东西，一定可以“叫座”。
对于讲演已经没有自信，对于文学上的演讲是尤其没有自信的。我自己虽然在做做诗，写写小说之类的东西，然而对于所谓“文学”实在是个外行。我并不曾把文章来当成学问研究过（我学的本是医学），拿什么东西来对人讲演呢？
听讲者既没有人来，讲演是不能不延期的。问题毕竟集中到我身上来了。
——“无论怎样你非讲不可！”
——“讲演，一点也不困难，一上台便会有话出来的。”
——“只要你肯讲文学，一定有人来听讲。目的是在号召听众，只要有人来听讲，你就讲得不好，还有两位也可以补偿的。”
大家都把讲演会的失败来归罪于我，我受不过朋友们的责难和劝诱，便也放下了决心，答应去做一次曲马团的小丑。于是讲演会改到了第二天下午，加上我一名，讲《文艺之社会的使命》，重新在杭州各报登出消息，更由教育会的后援请求杭州各学校在第二天放半假。事情便这样决定下去了。
允臧本是上虞人，杭州是他少年时读书的地方。他看见我答应了讲演，当天下午便和另外一位姓郑的社友，把我引到万松岭一带去游览。由九溪十八涧折至钱塘江边，登过那儿一座临江的垂危的木塔。晚上走到闸口，观光了那儿的有名的“江山船”。很迟的坐着火车才回到了杭州。
第二天清早吃了早饭，允臧又约着郑君和我坐汽车去游览花坞。我愁着下午的工作，很想一个人留在旅馆里作一番静静的思索。但允臧说，花坞很清静，在讲演之前倒宁是去舒散一下的好。
花坞在西湖背后，那儿的确清静。由马路插入一段荒僻的背径，便到了那个游迹罕至的地方。地在两山之间，中有一道溪流，两岸是深深的竹林。沿途有不少的庵堂，据说在前都是尼庵，但尼姑通已经解放了。在那流水琤琮的溪边上走着，允臧大约是感受了浓厚的诗意罢，他问起我的笔名的意义来：“沫若”（mo jo）两个字，是不是取自佛经的“如梦幻泡影”那样的意思？但我的名字其实本是“沫若”（mei jo），是由我的故乡的两条河，沫水与若水合拢来的。司马相如的《喻巴蜀檄》里有“关沫若”的一句，便是那两条河并举的开始了。
允臧又谈到他往年夏天一人游过花坞，遇着一位姑娘在他前面走着，身材很美好，但总不掉过头来。一直走到花坞的尽头，走进一家别墅里去了。他这一席话，我倒感觉着颇有些水月镜花的意味。
沿着溪边朝上走，快要到尽头处，路边上有一座小庵子，名叫白云庵。我们走进了里面去。佛堂前面拢着两盆素心兰，正在开花，吐着令人沉静的清香。但从里面走出来的却是一位中年的和尚。他很殷勤地献了我们各人一杯茶，又向我们讲了一番兰经。
从白云庵走出，再往上走。走不好远，在那尽头处果然有一家别墅，有白色的高墙围着。允臧说：这便是那位姑娘走进去的地方了。别墅门是紧闭着的。门前有一个月台，立在那儿眺望，花坞全景都呈在眼底。存了好奇心，大着胆子去敲门，但里面没有人应门。绕到屋旁，看见墙次有一道侧门开着。门内是厨房，有好些人围坐在那儿讲话。看那情形，知道是看守人的家属和邻近的农民。我们走进去，道了来意，说要拜望主人，瞻看别墅的内容。那儿的人回答说主人不在，屋内可以尽我们去看。我们便被引进了那儿的中堂。详细的情形现在已经不能记忆了，只记得正中有两排坐椅陈设。尤其印象深刻的，是在中堂的右翼，放着一架和冰河时代的“莽孟斯”遗骨相仿佛的——风斗！
从花坞走出，又坐着乘来的汽车回到西湖。在湖里的一家菜馆里面吃了中饭。允臧特别叫了一样西湖所独有的菜，叫着“醋鱼带柄”。那是用湖鱼去骨去皮，切成片子，染以姜醋汁生吃，而另把皮骨之类烹来熟吃的。菜名和菜的本身都很稀奇，但吃起来并不怎么可口，大约也是自己心里在愁着别的事情的原故。讲演的时间，刻刻地逼来了。然而腹稿仍然没有打好，自己却起了一种不好对人说的侥幸心，希望到了讲演的时刻也和第一天一样，没有听讲的人来。
时刻终竟挨近了，允臧一直把我引到教育会去。这次又是出乎意外！昨天听讲的人寥寥无几，今天却是川流不息地拥来，在未到时刻之前，那宏大的讲堂里，楼上楼下都被人坐满了。允臧把我引上了楼，社友们都是喜气洋洋的，有的连连在叫着“大成功！大成功！”很沉着的允臧，他也向我夸负着他的先见，说我把昨天的罪过补偿了。然而我却弄得来愈见惊惶失措。怎么办呢？愈想愈着急，愈着急腹稿愈见理不出一个头绪。讲演的招标上，又把我写在第一名。捱头刀的便是我，这怎么办呢？时间终竟逼来了，只好请讲“相对论”的周颂久去打头阵。大家要我出场去，在讲演台上坐着，我也推谢了，想在楼上多捱一点时刻，调整一下自己的着急。
楼下的拍掌声起来了，“相对论”已经开了头。走到楼头去窥伺了一下，只见颂久在讲坛上步来步去，妙喻取譬地讲得头头是道。满场的听众都肃静无声，听得十分专一。这一窥伺愈见使我不能安定，自己是毫无经验的，那能够作为承继颂久的下手？自己想要说的话，仅仅是由搜索枯肠而来的一些支离灭裂的野狐禅，那能够和那严整的理论系统“相对论”相对？“文学”要死在我口里了！失悔太不自量，要把补讲的事情承应了下来。这一慷慨，真真是有点慷“文学”之概。糟糕！怎么办呢？……
颂久讲了有三十分钟的光景，允臧上楼来催我下去。
——“想说的话一点也没有整理好，一定要失败的，怎么办？”
——“不要紧，你若无其事地镇静着，当作没有人在你面前的一样。”
允臧见我着急，便尽力鼓舞我。他并且说：“你讲的时候，我要杂在听众里面去，讲到好处，我便替你鼓掌。”
推诿是无从推诿的了，只好到下面去。在那比听众高一段的讲台上坐着，心头只是橐橐地跳。“相对论”哟！你再讲长些，再讲长些，不要立刻便轮到我名下来。唯一的希望，随着跳着的心搏在那儿跳。
颂久讲演了一个钟头光景，在热烈的掌声中终竟结束了。我也就受着指挥，被立在了一千人以上的听众面前，左右还有和陪审官一样的杭州的名流们。
关于新兴文学的理论，在当时完全没有接触过，自己所说的究竟是些什么现在已经不记得了，但总不外是从拉斯金的《艺术经济论》、葛罗舍的《艺术原始》、居约的《由社会学上所见到的艺术》那一类书上所生吞活剥地记下来的一些理论和实例，更加上一些半生不熟的精神分析派的见解。一方面是想证明文艺的实利性，另一方面又舍不得艺术家的自我表现，就像先打了一碗泥水，再倒了些米粉、面粉、豆粉乃至石灰粉，所火迫地拌搅出来的糨糊一样，向那满堂听众的头上倒灌了下去。那可不得了！听众在开始的十分钟光景，都还能够忍耐，但渐渐地便动摇起来了。自己所向人倒灌的是那种不明其妙的糨糊，心里在感着内疚，声音怎么也不能提高。声音不能提高，听的人也就愈见着急，最后的几排在擦脚，接着有几个人退场，接着又是十几个，几十个，几百个；没到三十分钟的光景，全场的人退去了三分之一。人一稀疏了，杂在听众里面坐在最后第二排右边的允臧，孤影悄然地也就印到了我的眼里。我看见他为我颓丧着的神情，几乎流出了眼泪。不用说允臧的手是最初替我鼓了的，但是，是在我讲了有四十分钟的光景，把那昏水糨糊的倒灌停止了的时候。
讲演失败后还由郑君陪伴着到蚕桑讲习所去也讲演了几十分钟。这一次又讲了些什么，连题都忘记了。只记得那讲习所是在西湖里，地方很僻静。讲时已经傍晚，在一座幽暗的讲堂里虽然坐满了人，但人数似乎不足两百的光景。号筒是“曾经沧海”，失败是“除却巫山”，像在教育会里的那一幕倒没有重演。
二
仿吾：
我离开上海足足两个礼拜了。几次想写信给你，但总不容易执笔。随便写几句平安的报告，我觉得没有写的必要。待要写长时，而我所想写的又太多。本打算在《周报》办满了一年之后才走，但终竟提前了四五个礼拜跑到了海外来，把一切事情都推在你身上。这是使我心里不安的。我每晚上几乎都要梦见你，梦见和你商量《周报》的后事，但我现在实在无能为力了。……
你到广东去的时期定妥没有？
此地的樱花正在盛开，但是春天不是我的。我寓里小小的庭园中有一株粉红的茶花，已经将近残谢了。听见一朵残花坠地的声音，使我化了石的心也时起动悸。
半月以来只在译读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怕还要三个礼拜才能完工。
我现在有一个维系着生命的梦想，我把研究生理学的志愿抛弃了。
明天是拜伦的死期，但是我的文章还没有做。我一时想起他轰轰烈烈死在海外的精神也很激起了些追慕的心事，但我又想起他是贵族，他有钱，有幸福，他的世界终不是我的世界。
《周报》久不见寄来，大约是已经停刊了。想起在上海的一年真是一场迷梦。……
这是在《周报》将停刊时，由日本写给成仿吾的第一封信的摘录，信上署的日期是“四月十八”。全信在《创造周报》的终刊号上登载过，在泰东出版的《沫若书信集》里也有收录。
我自从4月1号离开了上海，仍然跑到住过了五年的福冈，住在箱崎海岸上一家面海的屋子里面。屋子相当宽敞，背后有一面宽敞的园子，种着好些花木。
再度跑向福冈的意趣，起初是相当复杂的。我自己对于生物学本是很感趣味的人。福冈的九州大学的生物学教授石原博士又是我所敬爱的一位学者，我听过他的生理学总论、遗传学、内分泌学等的讲义，相当地引起了我对于那些学问的向往。我和博士的个人的接触虽然不曾有过，但他对于我的印象却颇像一位深通禅理的高僧。矮小而瘦削的他，在演讲时总是把眼睛闭着的，让他那颇有涩味的声音不疾不徐地流出。生理学总论是医科学生第一年所必修的科目，他在最后的一点钟上曾经离开了讲义说到自己的私生活上来。他说：近时的学生好美衣美食，食事爱在“卡罗里”（热量）的多少上关心，但他自己是一位菜食主义者，已经素食了多年，然而精神也不见减衰。关于菜食的生理学上的根据，博士没有说出，但他那简单的几句话，对于我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自己早就有志研究生理学，很想以石原博士为师，把自己的一生作为对于自然科学的奉仕。但自己对于社会科学的要求也早就觉醒了，就当时耳濡目染地所得来的一些关于历史唯物论的学理，觉得有好些地方和生物学有甚深的姻缘。例如社会形态的蜕变说似乎便是从生物学的现象蜕化出来的。因此便又想一方面研究生理学，而同时学习着社会科学。但是科学家那种枯淡的生活是要有物质条件来做背景的，自己的乃至一家人的生活全无保障，结局只是一张画饼而已。
河上肇博士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是由他的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上已经发表过的论文所纂集成的，那平明而剀切的笔调曾风靡过日本的读书界。他击败了他的论敌福田德三博士的不正确的理论，要算是日本的初期马克思经济学说的高峰。《社会问题研究》，在发刊的中途我也曾零星地购读过，因为没有得到系统的本质的认识，印象是很淡漠的。但一得到了作者所自行编纂的总集，加上我对于社会科学的憧憬，更加上一家的生活迫切地有待解决之必要，于是乎便开始了对于它的翻译。
翻译时用的是由上海带来的用中国纸印的原稿纸，非用墨写不可。寓中没有桌椅，也没有置办日本式的矮桌，把一口中国式的皮箱拿来作了代替。砚台是没有的，随便捡了块砖头磨平，便当成了砚台。就那样坐在草席上，从清早起来写到深夜，写了有五十天的光景，终竟把那部二十万字以上的大著译完了。
那书的译文曾部分地在学艺社的《学艺》杂志上发表过，后来又由商务印书馆把它印行了。但发行不久便由出版处自己停了版，我自己手里现在是没有存本的，连那用毛笔写的译稿也归了商务，恐怕早已成了“九一八”的炮灰了。商务既承印了那书而又把它停版，这原因，是可以理解的。便是怕那书中所说的理论对于社会要发生影响。然而影响毕竟发生了，是在我自己身上。不久，在写给成仿吾的第二封信上，有这样的话：
我最初来此的生活计划，便是迻译《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这书的迻译本是你所不十分赞成的，我对于这书的内容虽然也并不能十分满意，如他不赞成早期的政治革命之企图，我觉得不是马克思的本旨。但我译完此书所得的教益殊觉不鲜！我从前只是茫然地对于个人资本主义怀着憎恨，对于社会革命怀着信心，如今更得着理性的背光，而不是一味的感情作用了。
这书的译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了一个转换期。把我从半眠状态里唤醒了的是它，把我从歧路的彷徨里引出了的是它，把我从死的暗影里救出了的是它。……
这是一点也没有夸张的话。因为译了这部书，不仅使我认识了资本主义之内在的矛盾和它必然的历史的蝉变，而且使我知道了我们的先知和其后继者们是具有怎样惊人的渊博的学识。世间上所诬蔑为过激的暴徒其实才是极其仁慈的救世主。但那书也大有缺陷，便是原作者只强调社会变革在经济一方面的物质条件，而把政治一方面的问题付诸等闲了。尤其是那里有篇专论，引用着贾买依加岛的奴隶解放的事实以证明早期社会革命之终必归于失败，我觉得是只看见事实的一面。美洲在被白人经营之前，社会状态是还没有达到奴隶制的阶段的。白人侵入了，一时曾施行人为的奴隶制以经营资本制的生产，后由人道主义的立场把奴隶解放了，而那被解放了的奴隶又回到了原始的自然经济状态。因此有一部分的学者便把这个事实作为社会革命之不能早期施行的实证。这从奴隶一方面着眼诚然是无可否认，但如从白人一方面来观察，美洲岂不是由原始的自然经济一跃而成为了资本制的社会吗？故尔社会的进展如加以人为的促进，在我看来，的确是有飞跃的可能。隋唐时代的日本输入了中国文化时，由氏族社会一跃而入于封建社会的，不也是有史实可据的另一个明确的证据吗？那人为的促进便是政治问题，如抛弃了这一方面的问题，那就等于只讲基础医学而不谈临床学，不仅违背了医学的精神，且于人类的实际是毫无用处的。这便是我对于该书的不能满足的地方。后来原作者河上博士曾经写过信给我，说他自己也不能满意，在初版刊布后便嘱出版处停止了印行。原作者的学者的良心是足以令人钦仰的。在这儿，中国的出版处之自动地中止了译文的发卖，虽然用意不同，却是获得了与原作者所企图的同样的效果。
我译了河上博士的书，不仅使我增长了关于社会经济的认识，坚定了我对于正确理论的信心，而同时所产生的一个副作用，便是使我对于文艺怀抱了另外一种见解。
给成仿吾的第二封信上，我这样说过：
我现在对于文艺的见解也全盘变了。我觉得一切技巧上的主义都不成其为问题，所可成为问题的只是昨日的文艺，今日的文艺，和明日的文艺。昨日的文艺是不自觉地得占生活优先权的贵族们的消闲圣品。……今日的文艺是我们现在走到革命途上的文艺，是我们被压迫者的呼号，是生命穷促的喊叫，是斗志的咒文，是革命预期的欢喜。……明日的文艺：要在社会主义实现后才能实现。在社会主义实现后的那时，文艺上的伟大的天才们得遂其自由全面的发展，那时的社会一切阶级都没有，一切生活的烦闷除去自然的生理的之外都没有了，那时人才能还其本来，文艺才能以纯真的人性为其对象，这才有真正的纯文艺出现。在现在而谈纯文艺，是只有在年青人的春梦里，有钱人的饱暖里，吗啡中毒者的cuphoria（迷魂）里，酒精中毒者的酩酊里，饿得快要断气者的hallucination（幻觉）里呢！……
这些觉悟便是使我生出了“一个维系着生命的梦想”，“把研究生理学的志愿抛弃了”的。我想一方面仍旧继续着自己的学艺生活，而在另一方面从事实际活动。这，是决定了我日后的动向的。在当时对于两者都还没有充分的把握，故尔仍只能称之为“梦想”。没有想到这“梦想”的实现竟是非常的迅速。
把《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翻译了之后，在箱崎海岸上还替泰东书局尽过一次义务，是替《王阳明全集》做了一篇长序。我有过一个时期是王阳明的崇拜者。那是自1915年至1917年我在冈山第六高等学校肄业的时期。那时候因为沾染了泛神论的思想，崇拜着斯宾诺莎，歌德，耽读太戈尔的诗，在中国的古人中则崇拜着庄子和王阳明。
庄子的思想一般地被认为虚无主义，但我觉得他是和斯宾诺莎最相近的。他把宇宙万汇认为是一个实在的本体之表现，人当体验这种本体，视万汇为一体，摒除个体的私欲私念；以此养生则能恬静，以此为政则无争乱。他倒可以说是一位宇宙主义者。而他的文笔，据我看来，在中国的古文中是古今独步的。王阳明的思想虽然是以禅理为本质而穿着儒家的衣裳，其实和庄子也别无二致。他把庄子的本体所谓“道”，命名为“良知”，一面主张静坐，以求“良知”之体验，一面主张实践，以求知行合一的生活。尽管那出发点是有问题，但他的“事上磨炼”那个主张，尽足以拯救一切玄学家的偏蔽。而他自己的实际，古时候所谓“经纶”，也正是他的学说的保证。我在当年学过静坐，耽读过他的《传习录》和他的诗，后来虽然抛弃了，但我对于他的景仰依然是维系着的。我相信，他终不失为我们民族发展中的一个杰作。泰东要标点他的全集，要我做篇序，因此我也就乐于温理了一番旧业。但不用说也还有一种迫切的要求——是想弄几块钱的稿费来维持生活，不幸这个物质要求却没有达到。泰东版《阳明全集》除掉我的序外，还有章太炎和释太虚的两篇，后来听说泰东对于这两位大师各各送了一百元的笔墨费，但我所用的笔和墨是名实相符的“金不换”，一个铜板也没有换到。
1924年是文艺界相当多事的一年。那年是英国诗人拜伦的死后百年祭，也是德国大哲学家康德的诞生二百年祭。这都是操觚者做纪念文章的资料。创造社当时是打算纪念拜伦的，已经收集了好些文章，预定在《创造》季刊上出一个专号。但我一离开了上海，仿吾不久也去了广州，因此那个纪念专号也就流产了。当时所收集的一些文章，是在后来的《创造月刊》上发表过。拜伦本是歌德所极端推崇的人，歌德说过单是为了要读拜伦的诗都有学英文的必要。歌德自己也译过拜伦的诗，据《浮士德》第二部浮士德与海伦所生的那位欧福良，便是以拜伦为典型的。但这位英雄诗人对于我的吸引力却没有他的友人雪莱来得强烈，关于他的纪念文章终竟没有做出。记得是马克思说过这样的话：30岁的拜伦的死不算夭折，因为他的发展可以成为我们的敌人；而28岁的雪莱的死却是损失，因为我们失掉了一个朋友。
关于纪念拜伦的文章虽然没有做，但关于纪念康德的文章却是做了的，便是《löbenicht的塔》。这篇小说在《学艺》杂志的纪念号上发表了，曾为北京的《晨报副刊》所转载。作这篇文章的用意，与其说为了纪念康德，倒是想借以讽喻哲学家。尽管哲学家或思想家是怎样的冷静，超然，过着如冰霜，如机械的理智生活，但是人生的情趣终不免要来萦绕，而且在暗默中还要给他以助力。恶魔说过：“灰色是一切的理论，只有人生的金树长青。”这意思可惜没有表现十足，曾蒙受一位作家的讥评说：“文艺作品是人生的反映，不是古人的行状。”是的，我本来是没有意思替康德作行状。
在福冈住了有半年的光景，为了实现研究生理学的志愿也曾去过一次东京，和四川经理员接洽，希图入大学院，继续领取官费。但没有成功，只领到一年前毕业回国时所应领的归国费，结局是仍然不能不作归计。但在回国之前，在10月间又在福冈与长崎间的佐贺县的山中住过一个月。这六七个月间要算是我最多产的一段时期。除开上述的一些译著外，我还翻译了屠格涅夫的《新时代》，写了《落叶》、《喀尔美萝姑娘》、《叶罗提之墓》、《万引》、《阳春别》，及《橄榄》中除掉《歧路三部曲》的全部。当时的生活记录大体就留在了《橄榄》里面。
在这儿应该补说一下《周报》的下落了。《周报》在我离开上海时已决定停刊，但在将要停刊的时候，在北大任教的郁达夫由北京赶到了上海，在第五十二期的终刊号里夹了一张通告，是预告创造社和太平洋社将要合编一种周刊，就是后来的《现代评论》，改由北京编印。我接到这终刊号和通告是在5月中旬，同时也接到达夫的来信，说到合伙的事。两三个月以前本来早就由太平洋社方面的人提议过，起初的提议是扩充《创造周报》，一半政论，一半文艺。政论由太平洋社的人担任，由我们把文艺的一半附上去，照旧由我们编制，在上海印行。我在当时却不赞同这种以文艺为政论的附庸的老办法，曾经提出过一种折中意见，便是一期政论，一期文艺。但这种意见没有得到同意，原议也就中止了。待我离开了上海，《周报》已经决定停刊，障碍在无形之间被除去了。因此，合伙的一幕便顺畅地进行了起来。
太平洋社和创造社的合伙在当时的情势上是有充分可能的。太平洋社本来有《太平洋》月刊在商务出版，他们的构成分子大都还是有点相当学识的自由主义者，所发表的政论，公平地说，也还算比较开明。那个月刊虽然从不曾左右过中国文化界，但在科学与玄学之战闹得昏天黑地的时候，吴稚晖在那儿发表过一些突梯滑稽的论文，把读书界轰动过一下。我对他们虽然没有什么接触，但其中的主要角色多是湖南人，与仿吾有同乡之谊，而与仿吾的长兄劭吾又多是日本留学时代的同学。仿吾随着他的长兄留学日本时，是和他们之中的一部人同居过的。其在达夫，则因为多是北大的同事，过从当然更加亲密。有这种种关系，加上我们自己本已有趋向政治的要求，两社的合伙，除掉我自己的一点点洁癖和矜持之外，几几乎可以说是等于自然之数。这层是我一向对于那次合伙一幕的理解，但直到十几年后的今日却出乎意外地得到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是日本出版的《大鲁迅全集》的第三卷，蒙出版处改造社的赠阅，我得到了先睹的快乐。卷后有胡风的《解题》，署的日期是今年的1月22日，那儿有着这样的一段话：
此时代的鲁迅之活动是活泼的。被作为敌人者是段祺瑞政权之教育部总长章士钊与其支援者的《现代评论》之一派。章士钊在当时自行主唱复古运动，编辑发行《甲寅周刊》，以孤桐的笔名写着评论，因其《周刊》的封面上画有老虎，故被呼为老虎总长。与此勾结的《现代评论》，虽然以太平洋学会和创造社之同人杂志为招牌，但反动的政客俱乐部交通系及研究系为其背景的势力。
原来当时的现代评论社才有这样伟大的政治背景，我这十几年来真正是蒙在了鼓里。不过我在这儿也并不想替别人来清理这番陈账。我不是个中人，对于“支援”、“勾结”与“背境的势力”的黑幕，似乎尚只好采取一个“姑妄听之”的态度。假使那场黑幕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却敢于保证就连仿吾和达夫都是被蒙在鼓里的。达夫早就在叹息着被人利用了作为“小丑”（见他在《现代评论》上所发表的一篇小说）；仿吾呢，更是不识时务，他还做过一篇反对章士钊的文章，而且是发表在《现代评论》上（号数不记得了，总得在十号以后）。
仿吾在《现代评论》上发表的文章似乎就只有一篇。达夫在开始多得一点，后来也沉寂下去了。我呢？前前后后就只有两篇，一篇是《亭子间中》，一篇是《哀感》。前篇是受不过达夫的敦促，勉强寄去的，同时还写了一封怕比那篇文章更长的信给达夫，直率地叙述了自己对于他的感情。那信恐怕没有被达夫保留，但写那信的心境直到现在都还能仿佛。达夫，仿吾和我，在撑持初期创造社的时候，本如像一尊圆鼎的三只脚。达夫中途离沪，去北大担任讲师，我是不赞成的。想维持创造社自然是种私心，而达夫的大材小用也觉得不值。但他终竟去了，而且去得如像绝了交的一样。文章尽可在别种刊物上发表，对于嗷嗷待哺的创造社的几种刊物却一字也不肯飞来。圆鼎子去了一只脚，结局是只好塌台。塌了台之后，达夫代表着创造社参加《现代评论》，然而一个人不免终嫌寂寞，因此在我回上海之后便接接连连地写信来要我的文稿。
我当时是住在环龙路四十四弄里的一家一楼一底的屋子里的。有一天一次接到达夫的三封很恳切的信，使我感动得流泪。觉得像自己这样的人依然被朋友在当着朋友看待的。这感激使自己的心境失掉平衡，为要镇定自己的冲动想坐下去写封回信，在间小小的堂屋里，就像被关在笼里的烦躁着的老熊一样，转来转去不知道转了好几十个圈子。
《哀感》是1925年3月12日得到***的死耗时所写的一篇短文。那又是因为陈西滢的几次来信的敦促，才寄去发表了的。西滢和我相识是从他在《太平洋》上指摘我和钱君胥所译的《茵梦湖》开始。他后来到上海也曾访问过我一次，但是，是在“五卅”以后了。西滢的信我到现在也还保存着的，不用说是不便发表。他那时劝我到北京去，说要把《现代评论》的编辑全权交给我，甚至于又称赞我是“天成的领袖”。我不知道他是存心鼓励，还是有意调皮，我也不免暗暗起过一番哀感。因此也就把追悼那位真正的“天成的领袖”的《哀感》邮寄了去。
前前后后就只发表过这两篇文章，这对于“背景的势力”似乎也太“背”了一点。
要谈文坛掌故，其实不是容易的事情。知者不便谈，谈者不必知。待年代既久，不便谈的知者死完，便只剩下不必知的谈者。懂得这个妙窍，便可以知道古来的历史或英雄是怎样地被创造了出来。在这儿我觉得私人的笔札和日记似乎可以多少表现着一个时代的真相，然而此正笔札文学和日记文学之所以当笔诛墨伐矣。聪明的人可以用创作的态度来写日记，而更聪明的人却劝人连日记也不要写。
三
由福冈回到上海是11月中旬，在环龙路四十四号弄里租了一间小房子，是一楼一底的。这“四十四号弄”就在四十四号国民党支部旁边，因为号数相同，我住在那儿时接受过好些国民党的所谓西山会议派的刊物。房子背后是一面空地，有几座无主的大坟耸立在那儿，多少还呈着些自然原野的风貌，但当我移住不久，大坟已经次第被人启发，在目前恐怕老早是被建筑填塞满了。
和我的回上海只相差五天，相别了半年的仿吾，出乎意外地扶着他的长兄的灵柩，也由广州回来了。仿吾是6月去的广州，在广东大学充任理学院的教授，同时兼着黄埔军官政治学校的教官。
他的长兄劭吾，任着第二军的军需处长，得了心脏麻痹病突然死去了。仿吾扶着他的灵柩要转回长沙，因此在上海又凄寂地聚首了两天。我最忘记不了的，是仿吾提起他的家事便要伸出两只手来。“这两只手！这两只手！”他的意思是，他的长兄留下了五个遗儿，还有他的生活能力薄弱的次兄也有五位子女。这一双手都是须得他来扶持。他的长兄虽然在做军需处长，但当年的广东经济是异常窘绌的，军队的给养时常闹着问题。仿吾尚未去广东时，军需处长曾写过信给他，叫他在上海设法弄点钱寄回长沙去养家。这是我所知道的事。1926年8月，我跟着北伐军路过长沙时曾去看望过劭吾的遗儿，我记得顶小的一个还在母怀中吃奶，顶大的也不过十三四岁，家况是相当寂寞的。尔来十几年了，那些孩子和仿吾也是离开了的，不知道他们的情形是怎样。
回上海的当时，由于曹锟贿选所激起的卢齐之战刚好告了终结。卢是浙江督军卢永祥。齐是江苏督军齐燮元。齐是曹派，卢是反曹派。反曹派的卢和南方的革命势力与东北的张作霖是联结着的。9月初旬卢齐在江苏境内以兵火相见，东部战线是在上海附近，西部是在宜兴。在战争开始时，卢相当地占着优势。但到10月初旬为曹派的闽督孙传芳所乘，终竟遭了失败。然而身受战祸的江苏人于齐燮元却是怀恨入骨。有一部分江苏绅士，据我所知道，是以陈陶遗v为代表，打算调查战地的惨状，以反对齐燮元，同时对于曹锟、吴佩孚辈加以笔诛。他们把这件事情委托给上海的孤军社。孤军社的人多是留东同学，见到我在赋闲，便劝诱我担任调查宜兴一路，并作调查报告的总编辑。这事情，我觉得颇有意义，便答应了下来。
我开首是相当踊跃的，除掉自己所担任的一路之外，还到浏河、黄渡等地去视察过。战痕的确是有点惨淡。像浏河镇上有几条街完全成了一片的瓦砾场。那儿的东岳庙就像成了神像的野战病院一样，一些残废了的泥塑木雕，露天狼藉着。
宜兴的调查费了一礼拜的功夫。我到过蜀山、兰右、湖、悬脚岭，也到过浙江境内长兴县界上的尚儒村。我有一篇未完成的《到宜兴去》，便是那次调查的记录。那次的调查使我于战祸之外却深深地认识了江南地方上的农村凋敝的情形和地主们的对于农民榨取的苛烈。记录可惜没有写完。其所以没有写完，是有一段隐情伏流着的。
孤军社的人本来有一大部分是信奉着国家主义的，和当时的醒狮派有密切的联络。他们既委托我担任调查，并担任调查报告的总编辑，却又去找醒狮派的首领曾琦，要他在调查报告上做一篇序。曾琦本也是我的一位旧友，但他那种近于病态的矜持和把真正爱国的人当成“国贼”的所谓“国家主义”，我是不能赞同的。而他又是长于做“之乎也者”的闱墨体的文章家。孤军社的人要请他做序本也情有可原，因为他们既志同道合，又可以得到兼收并蓄之效。但在我，却觉得有点类似乎薰莸和冰炭。因此我也就取了一种消极的抵抗，故意把我的文章拖延起来，不把它完成。终于使孤军社等待不过，把调查报告收回去自行编辑，而我的文章也就得以免掉了作为牛溲马勃的资料。但我那篇文章一经拖延，也终于失掉了把它写完的兴趣，我至今都是引以为遗憾的。
同样遗憾的事，是关于《资本论》的翻译。这又是和学艺社所发生的关系。私立大学的开设，在当时的上海颇为流行，学艺社的人也打算办一所学艺大学。我一回沪，便被指派为筹备委员之一人，并被预订为大学的未来教授。除我而外的筹备委员们大都是有职业的，他们多在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所里任事。离大学的开办还有相当的时期，闲着的我和我一家人的生活便须设法维持，因此我便决心翻译《资本论》，要求由商务出版，在翻译的期间由商务每月供给我若干生活费。这个意趣得到了学艺社的朋友们的赞成，尤其在商务编译所任着庶务主任的何公敢，他从东方图书馆中把须得参考的英译本都为我借了出来，他们以为这事是不成问题的，只需在编审会上通过便可以定下契约。
我当时感受着十二分的愉快，并且预定了一个五年译完的计划。译完要五年，在读者或许会诧异，以为是过于迂缓。但《资本论》全部译成中文会有四百万字，日本的高畠素之是费了十年工夫把它译成了日文的。高畠在译成之后不久也就病死了。这日译者之死是否为译《资本论》而过劳，虽不得而知，而在我自己却觉得如果能为译完《资本论》而死，要算是一种光荣的死。然而那次的计划，在商务的编审会上却没有通过。译其他任何名作都可以，《资本论》却有不便。
这样一来，计划也就只好终于是计划了。这事情在现在想起来都不免是一桩遗憾。不过我也偶尔在这样作想：假使当时我是得到了商务的慨诺，那我的精力，即使不是全部，也会有一大部分，是被用在翻译上的，我定然是被钉在了上海。1926年往广东以及其后的事情便不会发生。一个人的生活路线，有时可以为外来的偶然的契机所左右，确是不能否认的一个小小的真理。
《资本论》的翻译计划既归失败，结局是只好在上海滩上过着卖文生活。这样写起来，在现在的作家眼里，或许会感觉着不愉快，因为“卖文”是作家应有的权利，没有什么荣辱可言。否，文章能够卖钱，而且愈能够卖，卖的钱能够愈多，倒要算是作家的荣耀。但在当时的我却是视为万事失败了所剩下的一条绝路。我自己是充分地受过封建式教育的人，把文章来卖钱，在旧时是视为江湖派，是文人中的最下流。因此，凡是稍自矜持的人，总不肯走到这一步。由卖文为辱转而为卖文为荣，这是一个社会革命，是由封建意识转变而为资本主义的革命。我自己在那时是经过了这种意识上的革命来的。开始向商务印书馆卖稿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的《喀尔美萝姑娘》、《行路难》、《落叶》，便连续在《东方杂志》上出现了。在这些作品之外，也还陆续地卖了不少的译文。屠格涅夫的《新时代》、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霍普特曼的《异端》、约翰沁孤的《戏曲集》、高斯华绥的《争斗》，都是在这前后一二年间先先后后地化成了面包的。
自己所视以为不大冠冕的事，在抱着同一封建意识的人看来，自然也不大冠冕。例如已故博士刘半农，他在《语丝》上便挖苦过我是“上海滩上的诗人，自比歌德”。他把我和闲话家陈西滢，已故诗哲徐志摩，归诸一丘之貉。据说骂人也是要讲点艺术的，幼稚的人剑拔弩张，阴险的人指桑骂槐，这样的骂适足以表示自己的幼稚或阴险，事实上是成为了向天而唾。像半农博士的那种骂法，那是可以登诸大雅之堂的了。在“上海”下只消加得一个“滩”字，便深得了春秋笔法。为甚么呢？因为所谓“江湖派”者本来还是雅名，再通俗得一点，便叫“跑滩匠”。在上海“跑滩”的人而“自比歌德”——歌德者，德意志的诗圣而曾为隈马国之宰相者也——不亦妄乎！
不过半农博士的雅骂，其起因似乎也不专为我在上海卖文（单只这层，博士倒是我们的先进），而是卖文卖错了地盘。那时的北京《晨报》本是研究系的机关报是谁也知道的。但那儿的《副刊》向来是孙伏园编辑的，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上留下了很大的功绩。就在那1924年的下半年（？）伏园和《晨报》的主事者似乎发生了什么意见，便退了职；一向在《副刊》上寄稿的主要作家们也就退而组织《语丝》，与晨报社断绝了关系。就在这时，《晨报》的主事者曾写过信给我，要我劝仿吾去主编《副刊》。仿吾不用说没有去。那主事者同时又希望我投稿，允许我以千字四元的报酬，我觉得也是一种收入，便拿了些既成的随笔寄去发表了。但这一发表，我是明确地知道的，便是半农博士的那番挖苦话的触媒。
人在落魄的时候，也就如有甚么伤痛的神经一样，感受性是倍加锐敏的。小小的讥刺可以惨于蜂虿，小小的慰藉可以暖于春阳。像半农博士的那两句话，其实是很平淡的，但我却记得非常深刻。这原因自然有一多半是由于我的神经过敏了。由于这同样的神经过敏，在同一时期，我也受过好些人的小小的慰藉，使我永远也不能忘记。
住在环龙路，没有雇用女工。内事是由内子担任，外事便归我外子听差。每日所吃的蔬菜，都是我一早跑到八仙桥小菜场去采办的。
我记得，在要赴宜兴调查之前，因为要有好几天不在家，非多储备些食粮不可。一天清早提了一个菜篮，又拿了一张大包单，跑到八仙桥去。我身上穿的是在日本穿了十二年的一件学生装，外面披着一件破外套，头上戴着一顶棕黄色的骆驼绒的鸟打帽，是民国3年初到东京时买的。在小菜场附近买了些猪肉、腌鱼、白糖、白菜，把一个菜篮已经装满了。又跑到菜市上去，向我每常照顾的一位五十上下的老妈妈买了一大堆塌菇莱、芹菜、油菜薹、豌豆苗。我请她替我包在包单里。那老妈妈向我说了几句话，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如闻其声。
老妈妈一面在三合土面上替我打包袱，一面问我：“大司务，你在啥地方烧饭呀？”
——“在环龙路。”我回答她。
——“你往后该买个大来些格篮，用包单会把菜搁坏个。”
就只这样简单的两句，而在我，却好像是有生以来所受过的最大的恩宠。我自己并不想自比为韩信，但韩信受了漂母的一饭之恩而以千金为报的心理，我觉得是能够了解的。
同样是八仙桥。大凡在上海的小菜场上都有面摊，卖粉和面。我是喜欢吃面的人。每逢一早到小菜场去，便要吃两碗面来当早饭。那儿的一座面摊，当炉的怕是一夫一妇，都只有二十四五岁的年纪。老板娘的一位，人颇矮小，在血色不甚好的脸上有些雀斑，一双眼睛倒还灵活。我一去吃面，她总要特别把我面前的桌面打抹干净一下。面吃完后，她又要用一张比较洁白的葛巾用水绞来让我净面。起初的两三次只以为她是爱干净，善于招待客人。但去的次数多了，看她对于别人却不那样，才知道她是对于我一人的好意。这，也是使我有些受宠若惊的。在那位年青的老板娘眼中，或者又看待得我是在“大司务”以上了罢？我不曾和她搭过话，她的厚意继续了一年多，直到1926年的“三一八”，我离开上海去广东为止。真的，假如我有回上海的一天，很想到八仙桥去吃两碗素面。
达夫因为《创造周报》事虽然和我稍稍有点扦格，但我们的交谊是没有改变的。
1925年初头，太平洋学会的石瑛长武昌师范大学，达夫做他的辅佐，由北京南下，充任文科教授。他们要聘我去做文学系的主任，连聘书和路费都送来了，路费是二百元。
说起武昌师大的下聘，前后共有三回。第一回是1921年9月，那时还是高等师范，尚未升成大学，聘我去做文科教授，聘书下到了四马路的泰东。但我已经折回了日本，在继续着我的医科学业了。
第二次是1924年8月，已经升成了大学的时代了。校长姓张，寄信到福冈，也聘我去做文科教授。那次我倒很想去，但因为学校的手续没有十分周到——未下正式聘书，未寄旅费来，而屡次催我去上课——弄得我不很高兴，我又谢却了。
第三次有聘书和旅费寄来了，而且升了官，是做主任。达夫既在那儿，又有张资平是那儿的理科教授，颇有声望，而且正领导着一批青年作家。有了这样好的条件，论理，无论怎样都是应该去的了。但我却又陷在了不能去的苦境。
在前面说过，中华学艺社的人所打算组织的学艺大学，我是挂名筹备委员之一，而且被预约着充当将来的文学系主任。委员虽仅是挂名，主任也仅是预约，然而，怎好见了实利便抛弃了朋友们的厚谊，而向高枝飞去呢？因此，我又不得不把武大的聘书和旅费一同退回去了。
这次的辞退，觉得很对不住达夫和太平洋社的人。达夫写了信来，说是我的辞退使得大家失望，要我再加考虑。北大的陈西滢也写过信来劝我，他照例是用着那种使我有点难堪的措辞。他把武昌比成隈马，叫我去当歌德。
武大出身的洪为法，当时是常在和我通信的，他的劝法尤其直率。他说，要在中国文化界树立一势力，有入教育界的必要。中国人是封建思想的结晶，只要正式地上过你一点钟的课便结下了师生关系，他便要拥戴你，称你为导师，而自称为弟子。如仅是著书立说，不怕尽有人深切地受了你的教益，他是讳莫如深的。一会儿要和你道弟称兄，一会儿还要骂得你涅槃出世。这真是不合算的。他这番话，倒的确也道破了一部分的真实。然而你在文化界就算树立了一个势力，又怎么样呢？何况那样的建树，也谈何容易，入教育界的人多，能够树立成一个中心势力的，却没有几个。
其实我的参加学艺大学的组织也要算是加入了教育界，而事实上是失败了的。这，且留待后述。在学艺大学开办之前，我也在大夏大学当过几天讲师，结果是那儿的办事人把我当成“么二”，而且有一两位国家主义派的学生更曾打过我的翻天印。足见专靠封建意识便能盖世称雄的自然有那样的人，而我却没有那种本领。
关于“么二”的待遇，我在这儿想插说几句。
当我初回上海时，大夏便想找我去当讲师，讲文学概论。因为钟点少，每礼拜只两个钟头，而校址离我的寓所又远，我没有答应。但终因那儿的学生有一部分希望我去，办事人有一位是留东同学，他直接间接地总要拉我去帮忙。我在第二年的4月，新学期的开始，也就答应了每礼拜去讲两点钟的文学概论。
我那时对于文学，已经起了一种野心，很想独自树立一个文艺论的基础。我的方法是利用我的关于近代医学，尤其生理学的知识，先从文艺的胎元形态，原始人或未开化人及儿童之文艺上的表现，追求出文艺的细胞成分，就如生理学总论是细胞生理学一样，文艺论的总论也当以“文艺细胞”之探讨为对象。
这种“细胞”的成分，在我看来，不外是由于外在条件所激起的情绪，与情绪所必具的波动，即节奏。开始是简单的，继进是复合的，更进则由情绪的领域跨入观照的领域，由条件之反射成为条件之再现。这，是我所了解的文艺的创作过程。
情绪的波动是有感染性的。作家把由内在或外在的条件所激起的情绪，反射出来，由其本身的节奏便可以使受者起着同样的反射。但更进一境，把内在的或外在的条件如实地、或由作家的能动精神而加以剪裁渲染地再现出来，那不用说也可以得到同样的或更进一步的效果。小儿见人哭则亦哭，大人则哭之所以然如不说明，或说明而不得到适可，他不会和你同声落泪。这是我所了解的文艺的感应过程。
条件是进化着的，无论内在的或外在的，都随着人类社会的进化而进化。由这条件所反射出的情绪，因而也是进化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条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感情，因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过去了的时代条件无由再现，故过去了的时代文艺有它的不可模仿性。它是独立具存，它是后无来者。这是我所了解的文艺的进化过程。
我是想根据这三种过程以构成文艺总论，再就诗歌、小说、戏剧等以作分论，以构成所悬想着的“文艺的科学”。
这个规划是需要有多方面的参考书，才可以实现的。我自己素来是没有什么藏书的人，而当时的大夏大学更连具体而微都还说不上。他们租了一间租界外的旧公馆在开散学，图书馆是没有的。我的规划，自然也就很难如意地推进。但我当时也要算是费了我的至善的努力。自己没有书，而且没有钱买书，每每跑到北四川路的内山书店去借阅或者立读。为着一礼拜两点钟的讲义，总要牺牲好几天的工夫。
但我得的报酬是多少呢？他们每个月给我二十块钱，勉强可以够来回的黄包车费。原是出于帮忙，钱多钱少，倒不在乎。因此，我在那儿也相安无事地教了两个月。但不幸我到后来才发现了一个不愉快的秘密。
原来大夏大学的讲师是有等级的，有每小时三元与每小时二元半的两种。这等级究竟是依什么标准而分，我不得而知，但我自己是受的二元半的“么二”待遇，那是明而且白的。在这儿又有件出乎意外的事，是“五卅”事变成为了我的救星。“五卅”事变一发生，沪上学校全体罢课，我也就得以和那座伟大的大学堂于无形中断绝了关系。那学校在暑假过后又下过聘书给我，起初是照旧的二元半，我把聘书退还了他们，自己觉得颇幽默地，说不愿再当“么二”。他们接着又下了一道聘书来，每点钟加了五毛钱，把我提升成了“长三”。说也奇怪，知道了受着“么二”的待遇时倒也还没有什么：因为原约本是帮忙，别人出此或许并不是有意的歧视。然而这次的“长三”提升，却是存心把钱来买贿了。受人买贿倒也没有什么，不过为了五毛钱便要卖身，终嫌自己还矜持了一点。
四
“五卅”事变转瞬便要随着木星一周天了。全国各报纸照例是会有连篇累牍记述的。年年岁岁都在做着纪念文章，而那事变的全貌，替我们把它塑像下来了的作品，却似乎至今都还没有见到。
有的人在怪时代。时代姑娘哟，你似乎也太轻佻了一点，花样变得太多，使我们实在应接不暇。然而我们这些照相匣子太简陋，照相的本领有限，更加以不肯努力，怕也是实际的情形罢。
别人暂且不忙责备，就是我自己也就糊涂得可观。“五卅”当时我是住在上海的，而且就在“五卅”那一天我也到过南京路，虽然去迟了一刻没有得到侥幸地做一名烈士的光荣。然而我对于那次的事变又有什么文字记录下来了呢？
手中无书可查，只能全凭记忆，而记忆却真是不甚可靠的东西。连那样划时期的事变，仅仅十二周年，那全体的经过，在我已经是很模糊了。我只记得事变的起源是由于小沙渡路的日本纱厂的工友为经济的要求罢工，工厂的日本人采取无理的高压，把工友之一人顾正红，用手枪打死了。上海的学生界同情工友，在“五卅”那一天，往南京路工部局去要求惩办凶手，不料又酿出了更惨的悲剧，被那儿的西捕开枪，把学生打死了若干人，打伤了若干人。——记忆的残存就只有这一点，死伤者的人数姓名，不用说都已经忘记了。听说目前是“民族复兴”时期，我也由衷地在希望我们的民族真真正正能够那样。但不知对于那一批为民族斗争而死了的烈士，在上海或中国的那一隅，有什么纪念的建筑没有？
仅仅十二年，要搜集当时的活鲜鲜的资料已经就不容易了。大家委实地都差不多。其所以差不多者，岂不是仅仅受动地在时代的潮流里被推荡，而没有能动地把各个时代的精神和面貌把握得着吗？真正要想差得多，只有努力把那容易消逝的东西抓紧，才能够夺得锦标。你不高兴她而要朝相反的方向走，我也敢于保险，那一定也会是差得很多的。当猿人进化到人是差得多，由人退化到猿人也是差得多。要在人中求出“超人”，断断乎不是向着猿人走去的那条路。
月亮光光呵，美呀美！听说“诗人”还在赞赏着。但是，从那冻结着的火山口里有冰冷的笑声了，朋友。
约略是午后三点多钟的光景。
我同一位c君，在浙江路上，朝北，向大马路走去。照例是那样乱杂而又悠长的街。走到交叉路口的近处，街旁步道上的行人就像潮水一样从前面簇拥来了。承头的多是学生，都呈着一个苍黄的面孔。
——“他们开了枪了，不要往前进！危险！”一位学生气喘着向我说。那是大夏大学听过我的课的人，他也在苍苍茫茫地放着小跑，被我把他拉着了。
——“谁开枪？”
——“工部局门前打死了好些人！打伤了好些人！交通断了。”
人潮愈拥愈来得汹，我放了学生的手，同c君商量着仍往前去看看实际的情形。
在人潮中推荡着，好容易逆凫到了大马路。电车、汽车、黄包车，举凡交通工具都停止着。宽大的马路就像是崖礁突兀的浅海，形成着一片猛烈的人的漩涡。
天是阴晦的，有浓重的灰色的云在低空中由东向西地流荡。永安公司和先施公司的两座高塔就像在动摇，就像几时要向那人涛中倒溃下来的光景。
要突破那人漩，端直地向工部局凫去，那是不可能的。在那儿只好是一半自动地，一半被动地，在停窒着的一些车辆中，被那潮头荡到了大马路的彼岸。
好容易被荡到了先施公司的大门口了，前面更加猛烈地退下一股人潮来。我和c君终被荡进了先施公司的门内，而那铁制的锁子门在我们的背后好容易把闸口堵着了。
公司底层已经化成了一片人湖，店员们也都是惶惶然不知所措的。
我们走上三楼去，那儿，人却是很稀疏，除掉店员之外，外来的人没有几个。大约在楼上来买货的顾客，因为生了事，便都窜下楼，找寻出路去了。
走向那西南角上，从一堵向上半开的玻璃窗口俯瞰下去，惨剧发生处的情景一目了然地展开了出来。
那素来是阴沉沉的工部局，把铁门紧闭着，愈见表示得阴沉。门前和街心的电轨上有些水渍，街上一个行人也没有。工部局对面和其附近的商店都早已把店门关闭了。
楼下是一个十字路口，有几个红头巡捕和山东大汉在那儿堵塞着行人。有的端起步枪来威骇，有的举起木棍来乱打。其中最活跃的是有几位没穿制服的外国巡捕，两手都握着手枪，鹰瞵鹗视地东奔西突。手枪柄上是有丝绳套在颈上的，那大约是怕第一防线的手被人突破时，还有颈子作为第二防线以维护武器罢？然而那样的推臆，却不免是一种杞忧。猛烈的人潮尽可以荡掉脚上的鞋子，尽可以冲破公司的铁门，而对于那些木棍、步枪、手枪的尖子，却如像演奏会上的各种演员和乐器之受着指挥棒的指挥。尖头的一举一收便是潮头的一涨一落。
干得真迅速，门口的血没多一刻工夫便冲洗干净了。尸首是不用说的。……
一位讲广东官话的管事，同站在窗边，对我们这样说明着。
我们没有说话，只顾看楼下的光景。大约有十分钟的光景罢，街心的一位西捕，忽然抬起头来看见了我们。那人，我佩服他真是精敏，他不仅在防地，而且还在防空。他举起手枪来向我们挥动，意思是要我们把头缩进窗去，不准往外看。他那一双眼睛就像要爆出弹丸来的一样，比他手中的一对手枪还要可怕。接着便有几位红头大汉和山东大汉举起步枪、手棍来楞着我们。我们也只得把头缩转来。讲广东官话的管事自行把玻璃窗拉拢了，接着更命令店员们把临街的窗幕通统拉拢了。
看这情形是只好弄到罢市的，终竟流了血，终竟被逼到了这步田地。……
广东官话在慨叹，但我们却还想再看看外边的情景，又向更上的几层楼走去。然而，那几层楼的临街的窗幕，都早已被拉拢了。
就这样，和“五卅”惨剧绝缘后，在先施里面被关闭了几个钟头。等到街上的人潮平静了，又才被解放了出来。街上已经上了电灯，大马路上的电车和黄包车绝了迹，时而有大汽车载着全副武装的外国兵飞速地往来奔驰。
绕道仍从浙江路走回法租界的环龙路去。走到浙江路的路口时，已经有外国兵如临大敌地在那儿站岗了。
受伤者里面，记得有一位顶年青的圣约翰大学的学生，似乎姓黄，是南洋的华侨子弟，年纪只有17岁。入了医院后，报上载着他的同在上海读书的一位姐姐便住在院里看护他。还有他的圣约翰的同学多人都诚恳地关切着，替他们姐弟奔走。其中一位朝鲜人姓申，我看过他打脚球，是魁梧奇伟的一位大汉子。这些姐弟间的、同学间的乃至被压迫民族间的令人可以落泪的爱情，和小沙渡路与南京路上的流血，形成一个极显明的对照。我是深切地受了感动。当时曾起过一个想念，想把这个对照用戏剧的形式表现出来。
第一幕 慰问顾正红的家族；
第二幕 南京路上的惨剧；
第三幕 病院中的死别。
想写成这样的三幕。前两幕不用说要让那小兄弟去活跃，第三幕却要让姐姐做主人公。那小兄弟实际上是否死亡，我现在已经不记忆了，但在我的拟想中，是要让他死亡的。由于他的死亡，向他悲痛中的姐姐，启示出一条艰剧的而是应该走的路。那姐姐要沉痛地放下一个决心，越过她兄弟的死尸，努力变成为我们民族未来的央大克。
但这剧却没有做成功。
这，要怪我太无能力。由于画鬼容易画人难，我在构想的途中便把方向转换了。
前好些年辰我便想把聂政姐弟的故事写成剧本，名之日《棠棣之花》。我也曾经发表过两幕，一幕是收在《女神》里的“聂母墓前”姐弟的诀别，一幕是《创造》季刊创刊号上的“濮阳河畔”聂政与严仲子的邂逅。落尾还有两三幕，起过好几次稿，但都不能满意，写了又毁了。那计画遭了停顿，并早决心把它抛弃了。不料“五卅”惨案一发生，前面所说的那对现实的“棠棣之花”却使我这虚拟的故事剧复活了转来。我便费了两礼拜光景的工夫把那两幕剧的《聂嫈》写出了。
《聂嫈》和未来的央大克，自然不同，但和起初所计画的《棠棣之花》也完全两样。“聂母墓前”的姐弟诀别让它独立了，“濮阳河畔”的一幕是完全改造了的。这剧写成后曾由上海美专学生表演过一次。演了三天，卖了几百块钱，捐献给当时的上海总工会去了。详细的情形，我在《三个叛逆的女性》的后序里是提到过的。
《聂嫈》的写出自己很得意，而尤其得意的是那第一幕里面的盲叟。那盲目的流浪艺人所吐露出的情绪是我的心理之最深奥处的表白。但那种心理之得以具象化，却是受了爱尔兰作家约翰沁孤的影响。
爱尔兰文学里面，尤其约翰沁孤的戏曲里面，有一种普遍的情调，很平淡而又很深湛，颇像秋天的黄昏时在洁净的山崖下静静地流泻着的清泉。日本的旧文艺里面所有的一种“物之哀”（mono no aware）颇为相近。这是有点近于虚无的哀愁，然而在那哀愁的底层却又含蓄有那么深湛的慈爱。释迦牟尼舍身饲虎的精神，大约便是由那儿发挥出来的。日本的“物之哀”大约也就是受了佛教的影响，佛教文学虽充分地被腐杂化而被定型化了，但那里面确有些清湛而深邃的东西。在佛教经典以外的印度文学，我所接触的也有限，但我读过伽里达惹的《霞空特罗》（伽里达惹（k lidāsa），通译迦梨陀娑，印度古代剧作家、诗人。著有《鸠摩罗出世》、《云使》等。《霞空特罗》，通译《沙恭达罗》。），那种翡翠般的有深度的澄明，读起来令人心身上所有的一切窒郁，都要消融了的一样。
我自己在这样感觉着，只有真正地了解得深切的慈悲的人，才能有真切的救世的情绪。但在救世的方法和悲苦的认识上有所不同。像佛教的以有生为苦蒂，导人归于寂灭的那种消极的办法，两千年来已经证明是不合实用的。爱尔兰人有哀愁的文学，而也富于民族解放的英勇精神，谁能说两者之间没有关系呢？日本人在还懂得“物之哀”的时候，他们的国势是蒸蒸日上的。日俄战争时的名将，乃木希典，他有一首《金州城外》的七绝，我觉得颇足以表示明治维新当时的一些文臣武将的心境：
山川草木转荒凉，十里风腥新战场。
征马不前人不语，金州城外立斜阳。
这诗，在日本人所做的汉诗里面，要算是字和音雅的一种。更想到他是指挥作战的武人，而在战胜之余，却做出了这样一首表示着十分深切的哀愁的诗，怎么也要令人肃然生敬。他之所以能够有叱咤三军的力量，不也就是出于这儿的吗？然而日本人的这种心境，在目前似乎也要费点考古学的工夫才能寻找得到了。
《聂嫈》写成后，我把它同以前发表过的《卓文君》和《王昭君》两篇集合起来，成为《三个叛逆的女性》，交给了还在氤氲中的光华书局。这书局是沈松泉和张静庐两人合伙搞的，但据我所知，他们所合的伙可以说是干伙。
张、沈两人和我的关系，说来也颇有一段渊源。在1921年我最初由日本回到上海的时候，他们两人都在泰东书局的编辑部，张在管印刷而兼做“小说家”，沈在管校对而兼做“诗人”。因此，我们在马霍路上也就有过半年同吃大锅饭之谊。他们由泰东所得到的报酬，自然也是很有限的。张和他的夫人，还有一位三岁大的男孩，一同住在堆栈后边的一间小房里。因为生活的支绌，他和沈两人便想做小伙计生意，在夏天曾托我挪点时间出来，替他们译部小书。我答应了，便把安徒生的有名的童话《没有画的画谱》，由德文重译出。但到译得只剩下一两夜的光景，泰东的赵南公却把他们同时开除了。那原因，我至今都还不大明白，大约是赵探听到他们有做小伙计买卖的消息罢。
《没有画的画谱》，因为那样，也就没有译完。那译稿直到现在都还留存在我的箧底。
沈、张离开泰东后，一同到过一次新嘉坡，沈因为是“诗人”，偶尔在和我通信。但他们到了新嘉坡之后，也没有得到成功。在1924年我回到上海的时候，他们也回到上海。张在商报馆里编本埠新闻，沈是赋闲着的。
沈的家——记不清晰了——似乎是住在高昌庙附近。他有一次引我到他家里去过，因为要去看他父亲的病。他的家实在是很寒怆的，既逼隘而又肮脏。他的老人患着瘫症，睡在楼上，楼的空间几乎被一张床所独占着的。当时我才从医科大学毕业不久，听诊器、橡胶槌之类西医所必具的法宝，是随身带着的。我替他的老人验了瞳孔，敲了膝反射，听了听心音，我断定了那病症是tabes dorsalis。那是无法医治的。后来的结果是怎样，我可不清楚了。
我生平替人诊病，除掉在学校时的实习之外，就只有这一次。但也没有主方，没有受甚么脉礼，只是为相熟的人尽尽心而已。
沈的生活是那样的情况，张也相差无几。因此，在“五卅”惨案发生以后，他们两人又起心想做点书生意。这次，自然又来找我。我便把那《三个叛逆的女性》交给了他们。
上海的商家惯例是以端午、中秋、年底三关结账的。他们在端午过后把书拿去付印，因而印刷、纸张等费便可以捱到中秋，等到中秋来时，卖书所得的钱已可以周转了。故尔他们的成本，我知道，就是出了些钱来租了一间办事室，在福州路上正对着棋盘街口的一家门面极窄小的药店的楼上。书出后，他们起初是找那药店代售的。但不久，他们竟把那药店顶过来，便成为了自己的门面。
这，便是光华书局的诞生史。它在出了我的《三个叛逆的女性》之后，接着便是我的《文艺论集》，接着又是达夫的《文艺论集》。此外在中秋节前后又发行了创造社所编的《洪水》半月刊。那书店，可以说是作为创造社的托儿所的形式而存在的。这关系在后来创造社被封以后是尤其显著。但这托儿所在现在是已经化为乌有了。可怜创造社所托的儿，或者仅是我自己的儿，竟遭了那不良的褓母辗转的卖身，到了现在有好些竟连下落都不知道了。
五
漆树芬住在霞飞路上的一个弄巷里，和环龙路四十四号弄背抵背。他是那年春季，由日本的京都帝大经济科毕业回到上海的。他是河上肇博士的弟子。
漆的号叫南薰，本来是四川成都府中学的同学，要低我一级。在民国四年（1915），我留学日本的第二年，他也到了日本。同在东京，算又相处了半年。虽然不同居，但于礼拜日或节日是时相过从的。但不久便分开了。学籍虽然相同，同是经过日本的高等学校而大学而毕业，但因学校不同，学科也不同，八九年间不仅没有见过面，连信也没有通过。
南薰是一位老同盟党员，他在辛亥革命时似乎就已加入了，或者更在其前。人不甚高，连五尺怕也不足，但并不瘦削。眼睛有点暴，嘴角有点斜，一个龙胆鼻倒悬在闷铜色的颜面中央，颇带着矜持的意味。有点不修边幅。体臭颇强，尤其胁臭，大约也是由于不大肯洗澡的原故。在中学校时，成绩是优秀的，同时对于政治的趣味似乎也很浓厚。在东京聚首时，一谈到国事上来，总要谈得慷慨激昂，而且有点口角流沫。
这种典型的人，我在当年是不大喜欢的，——就是近年也未见得便怎样喜欢。
但在八九年后，在上海重聚时，南薰实在把我征服了。
因为居处相近，他时常肯到我寓里来，照例是那副志士风貌。穿西装时一条领带总打不整饬，穿中装时几个纽扣总有一两个要忘记扣拢。体臭依然布着相当有力的第一线。但他一谈吐起来，虽同样谈着国事，同样慷慨激昂，却再不像往年那样使我生厌，否，而是使我“如听仙乐”了。
他在上海法政大学担任了几点钟的功课，来时多是在吃过晚饭后，一谈总要谈到夜半。
有一次晚上，记得是在“五卅”惨案前不久，他到了我寓里来，抱着了一大包原稿。原稿纸是通常日本人用的四百字一张的，订成了两大厚册，每册有三四百张的光景，用字数说时自当在三十万字以上。那便是他的《经济侵略下的中国》了。
从历次的谈话上，我早就知道，他在从事着写述关于中国近代经济的论著。但没有想出他的著作早已告成，而且分量是那样的大。大约也是由于同受了河上肇的影响罢，关于社会经济方面的见解，我们大抵是一致的。我是半途出家，论事仅凭直觉，要叫我举出实证，尤其像统计图表之类，我既不拿手，而且身边没有材料，也有手难拿。南薰却不同，他是专修这一部门的，所有一切的资料，真是取诸左右而逢其源了。
古时的刘玄德说他遇着诸葛孔明如鱼得水，我之得到南薰的《经济侵略下的中国》，在当时的感情，正好借着这个譬语来表示。
南薰说，一切材料是在大学在学的三年间注意搜集的，写是在第三年上开始，写了有一年半的光景才完成了。这努力，这坚忍，单只这层早就是在我们侪辈中所少见的。聪明的人更会取巧，有的在宣言：长篇大作的东西连看都不高兴看，那有闲工夫来干这种傻事！
我接到《经济侵略下的中国》之后，读了一昼夜，一口气便读完了。南薰要我做篇序，表明我和他的关系和我对于他的著作的批评。我答应了，而且也做了。我往年是不肯替人做序的，达夫的《沉沦》、资平的《冲积期化石》，都曾叫我做序，但我都没有著粪佛头。我明确地知道，他们的作品是用不着我的序的，序了反会要玷辱他们。但是南薰的书，我却替他序了。
南薰虽是慷慨激昂家，但其实性质相当小心，甚至有点逡巡。他愁他的书没地方出版，又愁出版后没人要，因此也就煞费踌躇。我所以答应他做序，也是想给他一些鞭策。但他在叫我做了序之后仍然不放心，接着又去找徐谦和唐绍仪。徐是法政大学的校长，唐在当时也是住在上海的，他们也都答应了。但是唐的那篇序是南薰自己的手笔，仅是经过署名者的检阅而已。最后他更找到了吴稚晖。吴稚晖给他写了一篇很认真的长序，更把他恭维到了绝顶。序里有一节，记得曾把他的书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相提并论，说是近年来使他感佩的最有价值的著作。吴稚晖的眼识的确精明，他于风尘中发见俊士，以他那“耆宿”的资格肯为素不相识的一位无名青年做那样无保留的介绍文章，在当时就连我这个第三者也都是暗暗地生着感谢和钦佩的意思的。
南薰得到了这些序，欢喜自不用说，但在序的位置安排上又费了相当的苦心。我的是不成问题的，但其余的三位都要算是不折不扣的“鼎辅元勋”。到底谁个当前，谁个当后呢？在这儿，说也“幽默”，却要感谢我们的“方块字”。南薰拿着这个问题来和我商量，我教他，何不把姓氏笔画来数一数？真凑巧！一数，便成了“吴唐徐郭”，唐、徐虽同是十画，但唐究竟是做过内阁总理的人，无论尚齿尚爵，安在徐的前头是没有多么大的问题的。字假如拉丁化了，——变成k·s·t·w——位置便刚刚倒过来，那可就麻烦了。
这个问题得到解决，然而南薰也并没有因而安心。他那书名，在初并不叫“经济侵略下的中国”。他自己本是用了一个很冗长而不很响亮的名称的，详细的字面我忘却了。当我接到他的原稿时，我嫌他的名称不好，便替他改成了“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这儿自然是含有集纳者的派头。他在初也高兴了这个书名，曾去找了一位姓萧的女书家，名字不记得了，当时和他同住在霞飞路上的，替他题签。但等到他自己破费，自己印行，印到那全书都快要告成，只差封面还未印就的时候，适逢有名的经济学家马寅初在“五卅”惨案中由北京到了上海，南薰又抱着那书去找他。意思是仍想请他做篇序。经济学家说公务太忙，序没有工夫做，只是书名太刺目了一点，却替他改题了一个封面，便是“经济侵略下的中国”。
这书印行后曾轰动一时，销路十分畅达，现在究竟销到了几版，而且曾经改排过没有，均不得而知。如字版是照原样，读者可以见到那书的表里的书名是两样的。外封面用着马寅初的题字，里封面却用着萧女士的署名，颇有一名一字的风味。
相隔虽然仅仅十一二年，当时的世风和现在的却相差得很远。“帝国主义”这种字样，在现今已是司空见惯，但在当年却几乎是一种讳名。要使用这种名词的人差不多就等于是共产党。马寅初先生要把“帝国主义”云云改成“经济侵略”，是良有以也的。
这儿又要插一段故事。
“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各界、各团体都动了公愤。留沪的四川同乡，竟也曾因此而活动了起来。中国人据说是一盘散沙，但是四川人却更像一盘鹅蛋石。四川人的乡谊素来是很淡薄的。这原因怕是由于多是客籍的原故。在明末清初，四川据说遭过一次张献忠的屠杀。据乡间的口碑，说是“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四川成了空地，因此在清初也就有过一次大规模的移民运动。现在的四川人大概都是外省人，就如我自己的祖籍便是福建。我们这些客籍人在四川是各省有各省的会馆的。因此我们四川人的乡土观念似乎没有广东、浙江那些省份的来得浓厚。这，或许也就是四川人的好处。四川话可以通行天下，四川人可以四处打锣。然而在“五卅”惨案发生后，就连那些鹅蛋石也都想团结起来了。
鹅蛋石中之尤近于鸵鸟蛋者，记得有谢持，有熊晓岩；其次有王兆荣，有数学家何鲁，有敝同宗郭步陶，有国家主义派的领袖当今圣人曾琦，南薰和我也凑了两脚。否，南薰倒是很热心的一位，似乎事情的发动者便是他与何鲁与步陶。他们三个人的确很热心，何鲁不惜金钱，南薰不惜奔走，步陶不惜笔舌。磋商了多少次，同乡会公然成立了。
第一次开成立大会，记得是在一个讲堂里，不记得是什么学堂。开会的结果自然是举出了一批职员，而且很多。干部是王兆荣、何鲁、郭步陶、漆南薰几个人，我也算是一位，是担任文字上的工作，名目不记得是“宣传”还是“文牍”。在我的下边有一位李民治，别号德谟，他当时是东吴大学的学生，后来在北伐时共事很久，但我和他的相识是在这儿起头的。
第二次是聚餐会，会场记得清清楚楚的，是在西藏路的宁波会馆。为什么要聚餐，聚餐后干了些什么事，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在场有杨杏佛的演说，我是第一次看见他，第一次听他说话的。人颇瘦削而高长，有满脸的天花，是一种才子型。他那口齿的清白，措辞的简洁，思路的有条理，的确是名不虚传。他和何鲁最好，他之出席是由何鲁请来的。——我的记性真坏。这聚餐说不定本是第一次，就为的是开成立会的商量，而上述的成立会倒是第二次了。
成立会上通过了一件事情，是要发表一通宣言，由我执笔。这，不用说，我也做了。后来由创造社出版的初版《水平线下》里面，有一篇叫《一个宣言》的，就是这个东西。宣言做好后，要在第三次职员大会上通过。
第三次的职员大会也是借的一处私立学校的讲堂，是在楼上。讲堂是空了出来，在一边安着一张条桌作为主席台，前面围放着几排板凳。另一边放了一张大餐桌，准备了一些茶水。
职员到得不少，将近四五十人。有各科各股的负责人，也有各学校、各商帮的代表。开会如仪，通过了好些议程，议到要审查我所做的《宣言》来的时候，吾乡圣人曾琦中途出席了。他是第一次出席同乡会的。
《宣言》的草稿由我自己朗读了一遍。说句开诚布公的话，那篇文章我自己很得意。虽然总不免是所谓“洋八股”的那一套，但就仅那一套在当时并没有好几个人能做。前面已经说过，连“帝国主义”那种字眼都要犯讳，也就可想见了。结果依然是犯了讳。
“洋八股”也有“洋八股”的路数，既在做“五卅”惨案的宣言，无论是怎样会做搭题，总不会搭到“学而时习”上去的。“帝国主义”这个字眼免不得便出现了两下。
当我的《宣言》念完，主席征求大家的意见时，圣人曾琦便悠然而起，步至主席台前，要求简单发言。曾琦是一位自封的雄辩家，高度近视，中等身材，苍白而略带肥意。上唇微翘，声音虽然有点盘舌而带痰，说话却是很得要领。他说，同乡会应该提倡爱国精神，不好为赤党张目，像郭某所做的《宣言》，所说的大抵是赤党的经济理论，尤其有几处“帝国主义”字眼，太露骨，应该慎重修改。
就这样简单地说了几句，接着又说，他的事情很忙，便忽忽地又中途退席而去。
曾琦担任的是什么职务，我不记得了。《宣言》本是公众的事，要经修改原是理所当然。只是我们的圣人，尽管是怎样的“一日二日万机”，而同乡会又尽管是怎样的没啥意思的团体，别人都在提起全副精神在干，而他素不关心，在这第三次会上也仅仅中途出席，忽忽而来又忽忽而去，这，是使我十二分不高兴的。
《宣言》经过主席王兆荣的裁夺，当场指定了谢持、熊晓岩诸人做审查委员，修改后留待下一次开会再行通过。这样，本是可以相安无事的。但我因为过分的不愉快，在预定的议程开完后，我自己临时动议，请求辞职。于是便也生出了一个小小的波澜。
谢、熊诸人大约也是感觉着“左右做人难”罢，审查的事情停顿下来了。但《宣言》又不可不早日发出。结局又是由何鲁去找杨杏佛，请他执笔修改，奇妙的是没有更动什么，只把“帝国主义”改成了“经济侵略”。
究竟还是圣人能识时务。《宣言》发出去后，上海的各大报都不肯转载。步陶是时报馆的老记者，就以他的大力，在那儿也只登出了半截。
同乡会成立了之后，也还出过一种刊物，叫着《长虹》，是由我去找梁溪图书公司出版的，没有要印刷费。但仅仅出了一期，那条“长虹”也就雨霁天青了。其后不久，就连同乡会也随着“长虹”而无形消灭了。
谁个能够说我们四川人不是鹅蛋石呢？
南薰住在霞飞路上，我为“公务”也到他寓里去过一两次。寓所是一楼一底的房子，楼上租给一位朋友住着，他的一家人就住在楼下的一间屋子里面，除他而外有他的夫人和两个孩子。看那情形，南薰夫人是很能吃苦的，虽然随着南薰到过日本，而且住在繁华的上海，乡下人的朴素之风依然保存着。用旧式的观念来说时，南薰在著作上的成功，怕有一多半是由于她的“内助”罢。
我第一次碰着吴稚晖的便是在他那儿，是那老头子把他的《经济侵略下的中国》原稿和序文送去的时候。时候是在晚上，我和王兆荣先在，老头子后来，在楼下坐不了一会，并没谈什么，他又上楼去了。听说楼上的朋友和老头子相熟。老头子的这点不拿身份，我是佩服的。他自己卖了气力，做了文章，还要亲自送来，真正是难能可贵。像我自己尽管住得和南薰比邻，但他来十次，我总怕去不得一次，我自己并无身份可拿，不过总懒得一点。
只要人肯来，我也就懒得去，如此而已。然而不拿身份总是值得称述的。
南薰的书虽然销路很好，但仅靠一本书，收入自然有限。他为什么不找书店出版，而要自费印行，我记得不甚了了。似乎也是找了几家书店，没有打响。我要再说一遍，当时和现在，究竟是两样。尽管有“鼎辅元勋”做序，老板们也怕你太红得烫人。原因不用说也还是上海的太上支配者不好惹，弄得不好是要吃官司罚钱的。但南薰终于自费出了版，而且也出了名。但名与利却是不容易兼收，他一家人的生活费以后便不免发生了问题。
要说南薰是死于《经济侵略下的中国》，恐怕也是说得过去的罢？在上海的生活既弄到不能维持，结果只好跑回四川。他在重庆当《新蜀报》的主笔，似乎当了很久。1926年的6月我在广东大学充文科院长的时候，曾打电去聘他，并把聘书都寄去了，要他到广大去任教授。他照例又发挥着他那小心而逡巡的癖性，不肯出来。不久我也就随着北伐军出发了。在北伐的高潮期中，他在重庆听说还做过什么军的师政治部主任。1927年的退潮期中，重庆发生了“三·三”惨案，他，和着好些同志，被当地的军人惨杀了。
真是冤枉！据我所知，他始终是一位“忠实的国民党员”，虽然有对于政治的热情，而实无做政治家的铁腕。他如肯降心相从，做一位大学堂的经济学教授，我看是最相宜的。我时常在这样想，假使1926年他慷慨地出了四川，总不会遭到那样的惨死。关于经济方面的问题，总有许多是由他的手里替我们解答了的罢？
南薰的死听说是从主席台上拉下来，被刺刀当场凿死的。凿死他的兵，是我的胞同乡乐山县人王芳舟的部下。王家和我家本是世交，民国二年我最初出川的时候，王芳舟在当重庆镇守使，我还在他的衙门里做过几天食客。十几年后却由他的手下杀死了我的一位友人，真正是令人不胜感慨的。
六
学艺大学的创办也是在“五卅”潮中实现的，但这实现与其说是迎着潮流的应运而兴，宁是抗流而起的一种预定计划。参与这计划的主干自然是中华学艺社的人，连殷汝耕也是最努力的一脚。
起初是募款，仿照青年会的拉会员的办法，分成了十大队。各队有队长，有队员，采取着竞争的形式，各各分头招募。成绩似乎也还好，相当招募了一笔款子，详细的数目我是记不得的，不过为数也很有限而已。
然而醉翁之意不在酒也。
中国人的脂肪，自所谓海禁大开以来，一百年间，已被国际资本家榨取成了油渣，在这油渣上面再加锅铲，实在也榨不出好几珠油来。假使中华学艺社的人是以美国留学生为主体，或者尽有法门去向洛克费勒、摩尔刚辈的大财主们分些余润。然而，这个学社的主体们却都是留东学生。因此，目光便不免要近得一些。
在“五卅”前两年，日本的东京发生大地震的时候，中国人虽然捉襟见肘，也曾慷慨输将，在那时学艺社是尽了很大的力量的。日本的文化中心虽然是在东京，但产业中心是在大阪一带，故尔东京虽然遭了震灾，日本的国本并没有因之而受多大的打击，倒反而给了它一个除旧布新的机会，使那三百年来的老江户成为名实相符的新兴都市。故尔日本人也尽有力量和欧美诸国在世界舞台上角逐。这座世界舞台和我们中国差不多是同义语，大约也是值得我们夸耀的了。欧美人在这座舞台上所演的文化剧，名优日本又岂能少得一脚？于是乎退还庚子赔款作为文化基金的消息，在1924年末也就逐次有见诸事实的倾向。当时有日本医学博士入泽、子爵冈部等来华，便是带着这种使命来的。学艺社曾经大大地欢宴过他们，请了章士钊做陪客，我自己也曾叨陪末座。
还有一位住在上海的日本人，后以研究绍兴酒而得到博士学位的山崎百治，他便是在学艺社与日本的文化事业部之间的最卖力气的周旋者。记得也像是1924年末或者1925年初，为学艺大学募款事相当热心的殷汝耕，曾作过一次东，邀请那位绍酒博士，和另一位在沪的日本大实业家，在他相好的一位长三家里。在座的不用说都是学艺社的要人们。
那是位广东姑娘，据说是当时的“花国状元”。门面倒很讲究，面貌也还丰腴，但名号虽叫“状元”，胸里却没有几珠墨水。
“状元”既是红姑娘，自然外局很多，在开席时曾侑过一巡酒，接着便出去应局去了。直到我们席罢之后，她又才回到了自己的状元府来。
有人和我开玩笑，向她介绍。
——“这是有名的文学家，郭先生啦。”
——“嗐咾，夷家知道。”她说着便从茶几上取了支笔来在局票上写了一个“郎”字。
——“照嗐格个kuo字，嗐牟嗐？”
这假使是有意卖俏，倒也别有风韵，但其实是写了别字的。字画既歪斜，结构也有点诡异，身当其境的人立地便可以看出。
我自己对于募款是丝毫也不能尽力的，只是两肩荷口地吃了不少次的中餐、西餐乃至日本餐。此中自然也有的是日本人的回席。
但是日本人毕竟是白手兴家的苦劳人，他们的钱没有“洋记”那样的松泛。虽然交际是相当频繁，空气也很可乐观，要由日本民间捐助十几二十万的消息始终在酝酿着。然而“其雨其雨”地闹了半年以上，日头毕竟还是杲杲的。
那也是理所当然。一个人要真正有了余力，然后才能顾到邻人。国际间的关系又何得两样？我们在日本受过教育的人，日本的情形，多少应该了解得一点。别人自家都还有许多问题须待解决。例如上级学校之供不应求，连中学的入学试验，其竞争的激烈，上而对教育行政的主脑，下而对应试子弟的父兄，都是一样的痛头的资料。就拿小学的义务教育来说罢，因家贫连中饭的“便当”都不能携带的“缺食儿童”，因没有户籍竟无资格入学的失学儿童，正不知凡几。
荏苒之间也就到了“五卅”。虽然沪上各学界一时罢了课，然而在暑假期中要在上海各报上大热闹一下的各学校的招生广告，照例也热闹了起来。在这广告的竞赛中也就有了学艺大学的一份，校长是王兆荣，预科主任兼教务长的是范允臧，文科主任便是我。招生广告上是列出了这三个名字的。
王兆荣号叫宏实，也是留东同学。他是在“五四”前一年以反对中日密约而回国的。在上海曾办过《救国日报》，后来便在北京教育界里做事情。他是专为办学艺大学由北京南下的，当时的北政府已经任命他为四川教育厅长，他都辞掉了。
允臧一向在商务编译所里任事，也为办学艺大学事辞掉了那边的职务。
这两位同学的破釜沉舟、公而忘私的勇气，是使我私心佩服的。虽然他们的教育方针和我所怀抱的并不一致，但我是把我自己的意见灭没了，一意地当了个苍蝇，附随在他们的尾巴上。
方针是怎样的呢？前面已经说过，是“抗流而起”，而且是抗到了有点惊人的程度。在招生广告上已经就写明白了，不收女生，入学后不准参加政治运动，资格的限制毫不苟且。
这样的办法在我自己是感觉着危惧的，我怕的是不会有人来。但同学们很坚决，他们并不是想做生意，是想教育真正的“英才”，应募的就只一两个人也都要办下去。的确的，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办法，在求学时代便有那种特立独行的精神，大约将来也会是非凡人物。更何况“鹤立鸡群”，那样鲜明的对照或者还可以收些逆效果呢！
然而毕竟是危惧占了优势。能够超越乎时代的“英才”，看来，实在是少。招募的结果，应考者虽然不只一两个人，但把预科和本科合计起来，所得到的报名学生还不上三十位。校址是租定在静安寺路西头的一座公馆里，位在民厚北里背后西手的街角上，在那儿与静安寺路交成十字的那条小街名，我可忘记了。公馆相当宽大。进门后，沿街一带是一列三层楼的房子，楼下作为办事室，二楼作为讲堂，三楼是图书室。隔着一个宽阔的草场，又有第二栋，是一列二层建筑，楼下礼堂兼食堂，楼上学生的自修室兼寝室。在这前后两栋之间，右手是一带平房，沿着那忘记了名字的街。左手是一条有屋顶的通道。
学生既少，因为都是一年级，教员也就没有几个人。记得由我所找的，有教语言学的方光焘。由校长所找的有教德文的常云湄，教社会学的李剑华。何鲁来兼了几点钟的数学，曾琦兼了几点钟的国文。外加上我们三位。如此而已。
说也奇怪，教职员中除掉范允臧、方光焘是浙江人外，其余的都是四川人，一个学艺大学就有点像是四川同乡会的延长。这在当时并没有人说过闲话，连我自己直到现在写到这儿为止，都不曾感觉到有什么异样。这些地方倒很足表现，当时学艺社干部诸人间，友情是怎样的纯厚。
开学了。学校的董事、教职员、学生，综合起来，不上五十人，也还济济跄跄地聚集了一堂。行了开学礼。校长致了训辞之后，又由他挨次请董事演说，请教职员演说。这又把我苦着了。我本来是害怕演说的人，而又全无准备。宏实校长大约也就是要想给我以相当的准备时间罢，他一直把我留到最后去说。简单的腹稿打了好几次，以为要指到我名下来了，但一指却又指到了别人。人是同此心，心是同此理的，一个开学式那经得起十几个人演说呢？
但我也不再像在杭州省教育会演说时的那样着急了。我是经过“五卅”怒潮涤荡过来的人，在那高潮期中讲演过好多次，不知不觉之间也就把那妙窍懂到了。的确的，你总要目中无人才行。尽管有多少群众在你面前，他们都是准备着让你吞下去的，你只是把他们吞下去就行了。怎样吞法呢？我告诉你，你的声音总要宏大，语句总要简单，道理总要武断。愈武断，愈有效果。最好要办到一句便是一个口号。喊口号的方法你总是知道的罢？那照例是要有宏大的声音的。但一味的宏大也不行，你总得要有抑扬，而且要先抑而后扬。一句话的表达要这样，一场演说的表达也要这样。——再说一次，总要先抑而后扬。而落尾处你把声音放大，在愈武断的地方你愈把声音放大，包管你是要受着热烈的喝彩的。千切不要贪长，千切不要说理，干切不要先扬后抑，这些都是催人睡眠的东西。懂得这些妙窍，尽管有多少群众都不够你吞。人少，少得仅仅四五十人，等于一口稀饭了。
索性便把我那次的演说引来做个实例罢。——为什么隔了十几年依然还能记忆呢？这却不能说出个所以然，大约因为是毫无道理的诡辩罢。
我说：我们办学校，人要求其多，心要求其少。古人说“纣有亿万臣为亿万心，周有臣三千为一心”，我希望我们眼前的三十人的同学，从今天开学以后，便把大家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要成为一个心脏。（这儿把声音放大了一点，于是乎一次鼓掌。）
——“我们的同学仅仅三十人，或者大家会嫌其少罢？或者大家都觉得有点难乎为情罢？不，一点也不。英国的卡莱尔说过：英国宁肯牺牲印度，不肯牺牲一位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是有名的大文学家，诸位想来都是晓得的。我们单拿印度的人口来说罢，那儿据说有两万万人。英国宁肯牺牲印度而不肯牺牲莎士比亚，岂不是一个莎士比亚的价值，抵得过两万万人以上。”（声音放大，鼓掌。）
——“因此，我希望我们的同学，从今天起便放下决心，要人人都成为莎士比亚。”（鼓掌。）
——“那吗，我们这三十个人，不是就有六十万万人以上！”（鼓掌。）
——“六十万万人是我们中国的人口的约略十四倍，我们如造出了三十位莎士比亚，不是就等于造出了十四个中国吗？”（热烈的鼓掌。）
——“所以，我们一点也不要觉得难堪。我要再说一遍，我们的心总要求其少，而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总望要生出孙悟空的毫毛。”（声音特大，点头下台，鼓掌声不绝。）
我原说过是讲不得道理的，这段小小的演说，你如要拿道理来给我讲，那可以说每一句话都不通。然而，不管那些，大家都是替我喝了彩的。在行礼毕后，有一位董事拉着我的手说：“你今天的话，讲得最好！”
然而，事实却也真是胜于雄辩。我尽管在说，心要求其少，要把三十个人打成一片，其实这是比一个人抵得上两万万人的话还要夸张的。一个人要求其只有一个心，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更何况人数还有三十！据我所知道的事实说来，那三十个人的同学，也就和其他的三百人或三千人的学校情形一样，至少是分成了三派的。
一派是国家主义者，崇拜圣人曾琦。此派的领袖是一位宁波学生，他的成绩最好。我有一次上学生自修室去，在他的书桌上，看见曾琦的像是装在玻璃匣里被供奉着的。
一派是非国家主义者，自然也就不崇拜圣人曾琦。曾琦那时在办《醒狮》周报，虽然仅仅小报一张，所用的洋纸却十分讲究，而且每期都有他的雄文登载着。学校的规定虽是不谈政治，但圣人所教的国文教材却就是他的《醒狮》。他每礼拜向各位学生各人奉送一份报，就把自己的文章来当场宣讲。崇拜他的人，自然是如听纶音，但不崇拜他的在背后也就有些烦言。也是在自修室里见到的现象，我有一次在一位四川学生的书桌上看见展放着一张《醒狮》，但在曾琦所做的文章上用红水笔批了六个字：“狮子狗儿放屁。”
另外还有一派便是无所谓派了。这一派论理倒应该是本学校的最理想的学生，因为他们对于政治的趣味可以说是等于零。然而他们的头脑也差不多就是等于零的。不忙说一个人要抵两万万，就希望能和一位红头阿三比比，恐怕都有点困难。
看来，我们人，倒的确是一种“政治的动物”（zoopolitician）。何以呢？因为除掉了“政治的”，便只是“动物”而已。
学生虽然有分派，但也还相安无事。尤其教职员们，大家是客客气气的。
在食堂后壁正中处，有凹进去的一段地方，开学时是设过礼坛的，平时却设了一架乒乓台。吃过中饭后，大家都走到那儿去打乒乓消遣，没有先生和学生的区别。
李剑华的乒乓本领，最是助人消化的一种药料了。
剑华是日本早稻田大学出身，在教职员中人最年青，身子也矮小轻便，不知怎的，打起乒乓来却那样地要人死活。他运用球板时，不是运腕，不是运肘，而是运用全身。他把右手的上膊紧紧地挟着，肘也不动，腕也不动，球来了，便跳动身子去将就。发球是这样，接球也是这样。一个球总要打脱三两次，十个球也接不上一次。打得最好的是由柏林回来的常云湄，和崇拜圣人的那位宁波学生。李先生一遇着了他们，更是弄得疲于奔命了。他们故意要摆布他，打得来半个桌面只见球也在跳，人也在跳。这喜剧倒弄得来颇有悲剧的味道了。
兼课的外来讲师，何鲁、曾琦、方光焘，他们是不参加这种游艺的。宏实要保持他的校长的尊严也不便参加。但是校长倒也并不是怎样不通方圆的道学，别种的逢场作戏他也还是喜欢来，而且是来得很热心的。
那时候在上海滩上风行着诗谜，单只大世界一个游戏场里，所设的诗谜摊子就有好几处。这诗谜，想来凡是稍微认得几个字的人大概都是懂得的。不过我在这儿也不妨学一点“小说家”的伎俩，专把万人所晓得的东西来描写一下。
先把一首旧诗来，掩掉其中的一个字，而把这个字和其他假拟的几个字混在一道揭出，让你去猜。谜面的诗句如是五言，谜底的字汇便要四个，七言便要六个。在谜面上有时也有掩去两个字的，谜底自然便是双套。
这不用说是一种赌输赢的游戏。在大世界那些小摊上，赌者用铜圆和银角子，庄家是以香烟赔偿的。赌法有孤注与搭注之分，在谜底中单赌一字者为孤注，如猜中了，庄家见一赔三。兼赌二字者为搭注，如猜中其中之任一，庄家只见一赔一。
我自己偶尔也有到大世界去消遣的时候，从那诗谜摊上，每每要赢他一两筒的“白金龙”回来。
那些地方的谜子实在太蹩脚了，有些死不通的字汇也用来做谜底。然而诗谜摊总那样多，足见设摊的依然要剩钱。那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到那儿去压诗谜的人多是么二女士和瘪三男士，他们并不问你字句的通不通，其实有多少连字都不认识，只是和赌单双有无一样，猜着好玩而已。赌单双有无，庄家和闲家是一与一之比，机会相同，可说完全是靠运气。诗谜却不同，闲家和庄家却是一与三或一与五之比，虽然闲家赢了孤注，庄家要见一赔三，在那儿的机会依然要多你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二。所以诗谜摊总是日见加多，而且扩展成为大规模的赌博，和瘟疫一样，在上海滩上风行了起来。
有一天，像是10月尾上了，在已经罢课之后，校长约我和允臧两人往大世界邻近的一家四川菜馆去吃晚饭。在饭后走出店门时，无心之间却遇着了蒲伯英。他也是吃了晚饭，刚好走出店门的。他是我们四川最后一科的解元，反正时曾做过几天四川省的都督，后来在段执政时代（？）又做过一次北政府的教育部次长。那时他从北京到了上海，不知道有什么公干。
他和我们遇着，便约着一同去打诗谜。我还以为就是大世界里面的那些赌香烟的诗谜了。然而被他一引，却引上了一处临街的三楼，在大世界的斜对面。
楼上是前后两大间。后间的一侧隔出了两三间小房，房前陈设着两张大圆桌，一些斯文中人正围坐在那儿开晚饭，又有伎女样的女子杂在里面。有浓厚的鸦片烟的气味。想来那些小房间一定是芙蓉城了。沿着另一侧的楼壁通向前间去，那儿正中更围集着一大堆人，渗进去一看，原来也就是打诗谜的，是在一张大餐桌上。但这儿所赌的输赢，不是铜圆、角子和香烟，而是大洋和钞票。注子竟有大到三四十元以上的。看了，不禁使我大吃一惊。
——“这不完全是赌博吗？”
——“可不是。像这样的，在上海滩上有二三十家，每家每晚都是有几千块钱的输赢的。”
——“是公开的？”
——“那里！不过上海的情形都是这样，只要你懂得门径，没有什么公开不公开的。”
在当场遇着一位朋友s，他是报界中人，对于我的疑问替我解释了一番。
再看同来的人时，蒲伯英已经上阵了。他很勇猛，回回都是压孤注，注势都来得很大。但接连四五回他都失败了。
所出的诗谜自然高明得多。有时也有一两个谜底实在不通，不通到谁也不肯去压。然而揭晓的时候，却偏偏是那顶不通的一个字。众客便都不免哗然起来，要求看底本。底本拿出了，的确是“有诗为证”。书不用说是相当有点年辰的古本子，好像是什么时代的滥诗人，专为预备后人出诗谜赚钱而印的一样。
宏实和允臧站在蒲伯英背后，替他做顾问。但宏实的右手不知几时已经在捏着钱包了。他左手理着他那很有点爱娇的胡子，豁朗着一双眼睛，露着雪白的牙齿向着我笑。
允臧把左手向我拐了一下，他悄悄地对我说：“我借给你。”
“我看，还是到对街去打白金龙罢。”我也一样地悄悄地对他说。
豁朗着眼睛的宏实，关心到我们所说的话，连忙向着允臧问。允臧又悄悄地告诉了他。
——“好的，我们去。”宏实就像解决了很大的难题一样，立地踊跃起来，便领导着我们开始出发。
隔了两个钟头的光景，三个人由大世界走出，要坐黄包车分手的时候，宏实的右手捏着了两听白金龙，左手又在理着他那很有爱娇的胡子。他向着我说：
——“好不，我们明晚上再来，咹？”
依然豁朗着一双眼睛，露着雪白的牙齿，在笑。
七
《洪水》半月刊的刊行要算是第二期创造社的事实上的开始。（注意：以后还有第三期。）这个开始可以说是创造社的第二代，因为参加这一期活动的人，都是由国内新加入的一群年青的朋友。在那时，第一期的一些成员有多数还在日本留学，而回了国的几位又是分散了的，只有我一个人住在上海，但我却是最不努力的一个。
真的，我并没有直接主持其事，就连那创刊日期，我都只能约略记得是在“五卅”以后。不过这个“五卅”以后的创刊，其实已是《洪水》的复活。《洪水》的第一次创刊还在一年以前，是《创造周报》停刊了，我跑向日本去了的时候。主持者是周全平、敬隐渔、倪贻德诸人。我那时做了一篇《资本主义与盲肠炎》寄给他们，是在那创刊号上发表了的。但那次的创刊却仅仅出了一期便中止了。一年以后，几位年青的朋友又卷土重来，而我所采取的仍只是旁观的态度。这理由，在“洪水”这个名词的解释上，也就是表现着了。杂志之所以命名为“洪水”者本是出于周全平的心裁。他这心裁，我知道得最明确，是酝酿于他在当年替某教会校对过一次《圣经》。上帝要用洪水来洗荡人间的罪恶，《圣经》上有这种意思的话，这便是那心裁的母胎了，所以“洪水”者洪水也，并非时人所斥为“洪水猛兽”者之“洪水”也。
故尔在第二次的创刊号上，他们要我做篇文章，我也没有做。结果是那《资本主义与盲肠炎》又重被揭载了一次。这样的发轫，在上海方面自然没有得到好评。刊物传到了当时的北京，也同样使人失望，连吴稚晖都在报上泄露过不满意的话。因此我才觉得自己的消极冷淡之有点近于罪恶，辜负了大家的期待，而且使朋友们也难乎为情。于是我又才从旁把柁轮捉着，把那偏向着“上帝”的“洪水”，向着“猛兽”的一方面逆转了过来。
大约是从第三号或第四号起，我才开始做文章的。《穷汉的穷谈》、《共产与共管》、《马克斯进文庙》、《文艺家的觉悟》、《新国家的创造》，……那一联的文字便络续地出现了。
除我自己而外，我又把漆南薰和蒋光慈也拉来参加了。他们的参加，不用说，是使《洪水》，否，不仅《洪水》，是使整个创造社改涂了一番面貌。
我和南薰的关系，在前面已经说得很详细，我现在要说到光慈。
光慈，初名本叫光赤。他是安徽人，当时才从苏联回国不久，在上海大学担任教课。他和我的交往是怎样开始的，现在怎么也想不出来。只是我有一次和达夫两人去访问过他，他也有一次和秋白两人来访问过我，我是记得较为明晰的。
我同达夫去访问他是在《洪水》创办才不久的时候，达夫不记得因为什么事到了上海，我们在那时曾短聚过几天。有一天上午，我拉着他，一道往法大马路的明德里去。
天气很晴朗。我们走向那弄堂一隅的绝底，在一家大门上正在扣着门环的时候，光慈先从侧面的楼窗上望出，看见了我们。他是赁居在那儿的。楼房是在上海成为了公式的二楼二底的侧楼，有点像伸着懒腰的懒猫一样，腰身过分的长。但因那家屋子是在弄堂的边际，遂得三面开窗，光线是洋溢着的。
房中没有什么装饰，只在近门的一头安了一张床，另一头靠壁的窗下，和床的轴线成正交地放着一张书桌，周围有几张坐椅。书桌后面靠壁是半壁书架，不十分整饬地摆着些西书和新刊的杂志之类。
桌上最惹人注意的是摆着有汪精卫和***的像，像是印在明信片上的，同嵌在玻璃匣里。蒋的像我是第一次看见，是经过主人的说明才知道的。他说：“这两位真了不起，简直是中国的列宁和托洛次基。”我们自然也跟着赞叹了一阵。真的，在那时，无论是赞成或反对，谁不把广州当成了莫斯科呢？
他那时正在校读我所译的屠格涅夫的《新时代》，俄文原书和我的译本一同摊放在桌上。校读得还不很多，有些地方略略有点修改。他特别指出一处向我说明过，是那开首处奥斯突罗杜摩夫走进涅暑大诺夫的寓室的时候，我的译文写着。“坐到一个椅子上，在抽屉里抽出一只快要压扁了的香烟出来。”（译书二页九行。）
光慈对我说，“抽屉在原文是作荷包，这一定是译错了的，来客初进人的房间也不会从‘抽屉’中去找香烟吃。”
他说的十分在理，那不用说是我译错了。我便请求他详细地把全书校改一遍，做篇文章在《洪水》上发表，同时我也可以做个勘误表请求出版处挖改字版。光慈是欣然答应了，但他日后却没有践约。这自然是因为他过于忙，没有多的闲工夫来做这种义务校对。但在我，就单只这一事也已是增加着怅惘的回忆了。
古人每爱说“文如其人”，然如像光慈的为人与其文章之相似，在我的经验上，却是很少见的。凡是没有见过光慈的人，只要读过他的文章，你可以安心地把你从他的文章中所得的印象，来作为他的人格的肖像。他为人直率、平坦、不假虚饰，有北方式的体魄与南方式的神经。这种人，我觉得，是很可亲爱的。可惜太死早了一点。假如再多活得几年，以他那开朗的素质，加以艺术的洗炼，“中国为甚么没有伟大作品”的呼声怕是不会被人喊出的罢？
方块字往往要在不必要的程度上误人。economics被意译成“经济”，往年的经济学教本在开宗明义章便要大讲其“经国济民”。romanticism被音译成“浪漫”，这东西似乎也就变为了一种“吊尔郎当”。阿拉是写实派，侬是浪漫派，或则那家伙是浪漫派，接着是嗤之以鼻，哼了。不过近几年似乎“浪漫”也走起了运来。原因呢？大约是由于我们的高尔基，他很在替“浪漫派”张目罢。猫儿眼照例是容易变的。
但我却要佩服光慈，他在“浪漫”受着围骂——并不想夸张地用“围剿”那种字面——的时候，却敢于对我们说：“我自己便是浪漫派，凡是革命家也都是浪漫派，不浪漫谁个来革命呢？”
他这所说的“浪漫”大约也就并不是所谓“吊尔郎当”。但他很恳切，他怕我们还不能理解，又曾这样为我们解释过几句：
“有理想，有热情，不满足现状而企图创造出些更好的什么的，这种精神便是浪漫主义。具有这种精神的便是浪漫派。”（大意如此，就作为我自己的话也是无妨事的。）
光慈的确是这样的一种人；可惜实在太死早了一点。而在把他对于结核菌的抗斗力减弱了的一点上，“围骂”怕也是相当奏了一点功效的。
我眼睁睁地看着文字在杀人。“浪漫”，“才子”，“诗人”，“标语”，“口号”，“洋八股”……这些字眼如用罗马字写出来，都有guillotine的发音。
光慈有一种奇癖。凡是见过他的原稿的人总会注意到它是被写得异常整齐的，一个字的添改剜补也没有。看那情形谁也会以为是起了草稿又誊写过的东西，但他却说他是决不打草稿的人。他说，他写东西在中途错落不得一个字，错落了往往会使全篇文字流产。因此他的文章是不肯修改的。有几次请求他修改，但他说与其修改，宁肯毁稿。这，我总觉得是一种奇怪的脾气，但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的矫情的说辞；和他的私生活更曾接近过的朋友，我希望能够写些东西出来为我证实。
严格地说时，光慈的笔调委实太散漫了一点，那种笔调做长篇小说倒还可以敷衍得过去，做短篇小说便不甚相宜。因此他做来希望登《洪水》的文字便每每有被退回的时候。而编《洪水》的几位年青朋友，尤其是有点忌避他的：自然是因为他不仅“赤”其名，而且是“赤”其实了。
他和秋白两人的来访，又是在我的《穷汉的穷谈》、《共产与共管》已经闯出笔祸以后了。这笔祸倒也并不是因为干犯了当时的执政，而是干犯了一位学艺大学的董事。且让我在这儿简单地追溯一下罢。
学艺大学的董事共有十人，其中有一位姓林名骙，表字植夫，别号灵光者，乃福建人氏，由日本东大农科毕业，曾在哈尔滨办报，与“十大学教授”之一人王新命有同寅之谊，由安那其转入国家主义者也。1924年寄寓上海，在商务印书馆当编辑。创造社办《创造周报》，他以灵光之名曾连续发表过几篇给青年的信，因为后来论到了要求恢复约法，要求裁兵的滥调上来，我们实在没法顾情面，把稿子退还了他；他便在《孤军》杂志上写出文章来骂了我一顿。我有过一篇笑剧式的短品，名《无抵抗主义者》的，即以此君为模特儿者也。
隔了一年，灵光先生因募款出力，荣膺学艺大学董事。照例在《孤军》杂志上发挥淋漓的大笔。不记得是一篇什么论文了，那里面在痛骂当时的科学的社会主义者为“穷汉”，又大声疾呼地吼着，中国只要一共产便要受人共管。我在这些文章中感觉着了很浓厚的“幽默”味，因此也就不免多事，写出了上述的那几篇闲文字来。
自己的文字记得也还写得相当“幽默”，不过在打着“幽默”招牌的专门名家看来，或许又会说“只是那一套”。但是，管不得那许多。我是说，唯其是“穷汉”所以才要来闹点乱子，不穷谁个肯去干那种傻事？弄得自己家丧人亡，还要把一个脑袋子准备给别人拿去建功立业。又说“共产”与“共管”的关系似乎只是双声与叠韵的关系。据我的看法，中国是不待“共产”已经老早遭了“共管”。我们的作为国家而存在的太上支配权已经是老早被操在了别的一些什么人手里。问题是与其去担心着莫须有的什么“共产”，倒还是应该努力采取什么方法和行动来解消这种实际上的“共管”。云云，云云。
就只是如此这般的一些戏作，倒有点近于“土八股”，——此其所以“幽默”也——然而却又触犯了我们董事先生的逆鳞。董事先生又在《孤军》上大做其长篇高调的檄文，连那题目都已经够长，公式是“论什么的什么，以质问共产党，兼质问郭沫若”。这一长枪杀下来倒还容易招架，因为他杀的只是风车。
公平地说起来，我这个人究竟要比灵光狡猾得多。前面已经说过，学艺大学的经费，全靠募款所得的，是很有限的，学生又少，收入自然说不上来。因此在仅仅开办了三个月之后，经费便不能支持，11和12两个月的教职员薪水便不能不拖欠了。我在这时是靠着卖稿过活的，正苦于碍着朋友的情面，没法抽身，而身为董事的灵光先生却在他那长篇高调的檄文里面授了我一个话柄。
我在这儿须得先行声明，我在学艺大学任上的薪水，每月是一百五十元。那11和12两月份的欠薪在隔了两年之后的1928年，正月，我已经失掉了自由，在上海生了一场大病的时候，没钱付医药费，是由宏实校长补发了的，虽然那时候学艺大学已经早已不存在了。这层，我是应该在这儿特别声明，而且表示着深厚的谢意。
董事灵光说：“一个人每月坐拿一百五十元的薪水，怕也不配说是‘穷汉’罢。”
这话如译得通俗一点，便是：我董事老爷每月赏你百五十块钱的大洋，你这不识抬举的小瘪三还要吵“穷”吗！
言外之意是：妈的，你给我滚蛋！
是，是，董事老爷，我就滚蛋！
正在苦于脱不了身的我，真是得到了一个天来的救星，你怕我不够狡猾，我还不会把捉着这个机会吗？
因此我便向校长辞了职，把第一学期教满之后，还我初服，坦坦白白地大做其“穷汉”焉。
关于学艺大学还有一两件事情值得记述，我顺便在这儿写出罢。第一是学校的招牌出于海藏楼大名士郑孝胥的手笔，其次是把自己的藏书寄赠学校图书馆的第一名社员是殷汝耕阁下。真真是“无巧不成双”。这两位先生，曾几何时，竟先先后后成为了“万年”式的人物，长垂青史了。
光慈陪着秋白的来访，是在我已经辞掉了学艺大学以后，但是，是在1925年的年底，还是翌年的年初，我不记得了。只记得是在午后一点钟的光景，是颇阴晦的一天。我正坐在楼下的小堂屋里看书，他们突然进来了。光慈在先，秋白在后，秋白戴着一副药片眼镜，一进门便取了下来。
秋白的相片早是看见过的，光慈虽也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小堂里只有正面有一堵窗，正对着外边的铁栅门，在那窗下摆了一张长条的西式书桌，是达夫住在马霍路的泰东编辑所时用过的，我把它要了过来（现在这张书桌我相信是在周全平家里）。我就在那书案前正对着窗口坐着，秋白从右侧的门口进来，便在门次傍桌的一张椅子上坐下了。光慈也从正中的小圆桌旁拉了一张椅子来，一同凑紧地坐着。
秋白的面孔很惨白，眼眶的周围有点浮肿。他有肺病，我早是晓得的，看到他的脸色却不免使我吃惊。他说，他才吐了一阵血，出院才不久。
我那时的意趣是集中在政治问题上的，因为在和“孤军派”、“醒狮派”的那些国家主义者论争，目的总是想怎样地去破除他们的国家主义的迷信和其催眠力。
同样是主张国家主义，在社会的声名上“醒狮派”虽然赛过“孤军派”，更几几乎有独占的形势，但在实质上“孤军派”的人实比“醒狮派”的人高明得多。“醒狮派”的人只会做点煽动文章，惯于用些慷慨激昂的笔调以挑拨青年的爱国情绪，说到实际的主张上来是空空如也的。
他们也有两个口号，叫作“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在表面上，似乎也就是“打倒封建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闱墨式的翻译。然而，他们一方面可以和当时的军阀巨头孙传芳携手，而对于吴秀才也在暗送秋波，则他们所“内除”的“国贼”乃反抗军阀的那些“国贼”也。在另一方面，他们又反赤最力，把苏俄甚至广东都视为“洪水猛兽”，则他们所“外抗”的“强权”乃企图打倒帝国主义的那种“强权”也。假如开门见山地这样说，中国的青年并不那么易骗，但他们的锦囊里有的是美辞丽句，呜呼噫嘻，密圈胖点，尽能道其所道，德其所德，故尔也尽足以麻醉得一部分青年。
他们，尤其首领曾琦，也倡导过飞潜政策，便是天上用飞机，海里用潜艇，用以应付外来的进攻。这在作为旧日的秋闱中应时的策论一道看，或者倒可以侥幸备荐；然而说到实行上来，可羡我们的圣人似乎把飞机当成了鹞子，潜艇当成了鱼秧。那些东西似乎都是从天然界孵化出来的一样。
在“五卅”前我自己沉默着的时候，因友人的招待，和曾琦在消闲别墅同过一次席，他那时不知道是诚心还是客气，曾向我征求过文章，希望在他的《醒狮》报上发表。（记得钱玄同也曾说过“郭沫若、曾琦那一批国家主义者”的话。）
——“我和你们的见解不大同，”我这样对他说，接着又把当时苏联所施行的“新经济政策”敷衍成了我所憧憬的理想，“我是想用国家的权力来发展一切的基本产业，而这国家是要从新创造的。”
——“那不正和我们一样？”圣人的痰音高兴地说，“请你尽量写出来，在我们的报上发表。”
我在心里只好暗笑。
但在“孤军派”便迥然不同，像这种烟幕是不能蒙蔽他们的。他们大抵是从日本京都大学研究过经济学回来的人，其中还有好些是河上肇的弟子。他们对于河上肇的初年的学说是实地信奉着的，以为资本主义的扬弃非经过一道个人资本主义的阶段，绝对不能实现。所以要振兴中国，根本是须得厉行个人资本主义。他们就为中国的经济路线曾经举行过长期的讨论，连我都是参加过的。讨论的结果，主张采仿苏联的办法厉行国家资本主义的就只有我和林伯修（当年的杜国庠）两人，其余都是反对派。因而“孤军派”的经济政策便由周佛海所想出的巧妙的名词来模棱了，那纲领便是什么“社会的产业化和产业的社会化”。这个半头红萝服，如把一层皮剥掉，不外是个人资本主义的奖励与保护而已。所以“孤军派”的国家主义，如说得更切实一点，是国家社会主义。
有好些皮相的人，直到现在对于国家资本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每每要起着感情上的绞线，有的人看着“资本”两个字便要蹙额，又有的人见到“社会”两个字便要白眼。此“醒狮派”的圣人之所以要叫我做文章的原故了。然而“孤军派”的人，像这点皮毛，他们是懂得的。
“孤军派”的人有一个共同的信仰，便是学习日本和土耳其。
日本采用个人资本主义，仅仅几十年工夫便成了功，这是人目所共睹的事。日本不正好是我们的指路碑吗？我们应该学习日本。这，也并不是“孤军派”诸人的特见。自甲午中日之战以来，这种倾向早已成为了我们中国的国是。像我们这一代可以说便是在这种国是中被陶冶出来的人。三十年来，年年都有几千人到日本去留学，毕业回国的自也不在少数。然而仿效的结果呢？
有的人归之于人，以为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一批人物都是好人，因此我们中国也应该在人材的精神方面着想，便主张着组织好人政府。
孤军社的人则归之于法，以为日本的法律严明，宪法早就颁布，人人都有法可依，故国事容易上轨道。清朝末年漫无法纪，民国成立以来虽有约法，但屡经毁弃，等于弁髦。这便是中国之所以不长进，故尔他们极力主张恢复约法。只要约法一恢复了，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布尔乔治德谟克拉西便可以建立起来，中国便可以顺畅地走上日本所走过的路。
这些，自然都不失为一种爱国的见解，前者是所谓“有治人无治法”，后者是所谓“有治法无治人”。在某种共通的条件下，这两者委实都是可以实验成功的。然而这个共通的必要条件，他们两派的人都把它看掉了。条件是什么呢？那是说要有完全地或近于完全地和外界的影响绝缘了的一个实验场所。只要没有外来影响扰乱，无论好人政府也好，约法政府也好，都可以或早或迟地把中国兴盛起来。然而中国这个实验场所和外界影响是绝缘了的吗？百年以来的世界趋势和中国局面用不着再缕述了，必要条件分明是缺乏着的。把这种缺乏都不放在眼里或甚至盲昧无所睹，只在治人治法的畸轻畸重上兜圈子，真可以说是等于痴人说梦。
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得到成功，治人治法之两得其宜，诚然不可否认；然而他们的实验场所却和我们不同，而是近于完全的绝缘体，也同样不可否认。在六七十年前发生着“黑船事件”，划口通商，允许过外国人以治外法权等等的日本，其以半殖民地的风貌出现于世界也，和我们实在是难兄难弟。但不幸中之幸，却有所亏得。我们中国人中所并不缺乏的悲歌慷慨之士，对于日本人要泄泄气的时候，直到现在不是都还能提起笔来，蔑视之为“弹丸蕞尔之邦”吗？就是这同一的心理了！那已经人满为患的几个岛子，在殖民价值上那里赶得上我们？因此在日本民族觉醒了、自行振作起来的时候，欧美人倒也满不在乎。他们乐得有我们这个太牢在手，无暇去争吃小鲜。有了这种近于完全绝缘的条件而又益之以治人治法之两得其宜，此明治维新之所以成为“近代的奇迹”也。
我就像坐在书斋里的浮士德一样，把秋白和光慈作为自己的听众，在那儿唱独白。
秋白是很寡默的，他只说我的意见是正确的，可以趁早把它写出来。
但关于土耳其方面的情形，我便有点隔膜。我的直感是土耳其的改革之所以成功，也是由于近东问题已被解消于远东问题的原故。反正是我们中国当了撑天的长汉子。
我希望秋白给我些关于土耳其方面的资料，他答应了，并说随后检出，由光慈交来。
秋白那时已把《新青年》杂志恢复，注重在文化方面的问题。做文章的似乎就只有他和光慈两人，他希望我们也做些文章去。但那复活的《新青年》似乎只出了两期，以后又停顿了。
零碎地又谈了些俄国文学，秋白劝我翻译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他说那部小说的反波拿伯主义，在我们中国有绝对的必要。我那时还没有读过《战争与和平》，并有点小儿病的地不高兴托尔斯泰，因为他是贵族，又还倡导无抵抗主义也。秋白的劝说，我在三年后是遵照了的，但可惜那书只译了三分之一便中断了。目前精通俄文的朋友已经不少，七分生意三分文化的那种出版家之出现，都是我们所渴望着的。
谈了有一个钟头的光景，秋白说他另外还有事，便又和着光慈一道告辞走了。
不久便在报上看见秋白到了广州的消息。又不久便有广东大学聘我的消息。后来陈豹隐对我说过，这事是出于秋白的推挽。但秋白自己却不曾对我说过。
八
文学和革命的关系，在当时的人多是认为不能两立的。就在现在，有好些风雅之士依然在维持着这种见解，所谓“反差不多”运动便是这种见解的具体表现了。这种人的根本见解是以“艺术”或“美”那种东西为先天存在的什么，这种东西是超绝时空的，因而以这种东西为对象的人也就应该“度越流俗”，于是乎他也就不差不多了。这种着想法，正是典型的观念论，因为他们把那种由历史的发展所生产出的东西，不作为历史的成果，而认为历史的起源。这和宗教家之信仰上帝是一个模型铸成的商品。不必远说到星云以前，地球以前，人种以前，住在北京城的人，为什么不拿前几年所发掘出的“北京人”（cinanthropus pekinensis）来想一下呢？那时候，有风雅人所说的“艺术”或“美”存在吗？
一切都是“时代”产生出来的，有新旧代谢的机运，不舍昼夜地流行，新的你不敢和它觌面，旧的你把它投射在水瓮里，“时代”自然也就空虚起来了。
但在前些年辰，主张文学和革命不能两立的，倒并不尽是风雅之士。譬如吴稚晖，他便是主张得最激烈的。不过他是站在“革命”的立场说话，虽然他所说的和革命不能两立的“文学”，其实就是现今的风雅之士所“上帝”化了的那种东西。然而吴稚晖本人的思想，在后来也是稍稍有点变迁的。前两年他又曾大叫过“文学不死大乱不止”。“大乱”呢？大约也就是有点像革命。能够闹“大乱”的这种“文学”，当然又不是和革命不能两立的那种“文学”了。一隅可以三反之。
“文学不死，大乱不止。”
“文学死，大乱止。”
“死文学，止大乱。”
“活文学，出大乱。”
所以我们可以说吴稚晖是反差不多运动的元祖，或者也可以说他近年来是风雅化了。
真的，当吴稚晖还未风雅化，唱着文学与革命不能两立的时候，我受了他的反面的暗示，却想到了文学与革命的一体。因为人类自发明了言语文字以来即有文艺的表现，人类除非灭迹，文艺是不会灭迹的。在人类社会的革命期，凡是旧有的东西和革命都有点不能两立，倒不限于文学。然而革命并不是把人类的一切传统革光而恢复到猿人时代以前，它只是把旧有的遗产加以损益，而得着新的成果。新的成果逐次又变旧，又生出更新的，更更新的。因此我于革命文学之外便提到了革革命文学，革革革命文学。这些异样的表现，虽然遭受过讥刺，然而我到现在仍然不感觉着它们是怎样的滑稽。这根本不外是一种由文学的角度所窥察得的辩证的史观而已。要说它稀奇，我倒反觉得有点稀奇。
我的《革命与文学》那篇小论文，便是在那种情趣之下酝酿出来的。写成为文字虽然是“十五年四月十三日”，写的时候虽然已在广东，但那起初本来是一篇演说，是在去广东以前在日本人所设的上海同文书院的中国学生班所讲演的。时期记不甚清楚了，总得在那年的正二月里面罢。那儿所下的“革命文学”的定义是“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这正是后来所说的“普罗文学”或“无产文学”了。有些朋友竟把我所说的革命文学和普罗文学，分成两个不同的名物，这不是不曾看过我的文章，大约也就是出于有意的抹杀罢。
“表同情”三字在朋友间也发生过一下问题。有人把它解成怜悯去了。其实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表同情”是说表示意欲上的一致，并非哀怜。这用英文译出时，应该是to coincide而不是to have sympathy（怜悯）。幸好在那年的“3月2日夜”我还写过一篇《文艺家的觉悟》，末尾的几句话正好是我自己的注脚。
“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文艺是站在第四阶级说话的文艺，这种文艺在形式上是写实主义的，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
这和近年苏联的文艺主流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标帜，似乎也并不是两样罢？
那1926年的初头，就因为脱离了学艺大学的羁绊，生活虽然苦得一点，但在精神上却是自由的时期。在那时代的自己的思想之变迁是有点近于突变的。其前，其实也差不多是风雅之士。就因为有旧日的风雅作为保护色，故我说话，作文都两得其自由。说话的机会是相当多的。记得在三八妇女节上曾说过三不从，在交通大学的孙总理逝世周年纪念上曾说过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如在日后是颇难出于口头和笔下的东西都平安无恙地通过了。这是有事实可以证明的。《水平线下》的初版在1928年是遭了禁止的书，被禁止的理由就因其中有论社会经济的文字，其实那些文字都是在《洪水》上发表过的。
创造社出版部之酝酿和其得以成立，也就在这风雅还未扫地的时候了。
在这儿且写一段我到过甪直的回忆。
甪直在江苏吴县的东南境，与昆山接界。那儿的周围都有水环绕着，但也并不是岛子。（这地形，请查看地图自明。）唐开元时的杨惠之所塑的罗汉还有几尊留存在那儿，稍稍留心近代文化动向的人，前几年曾发生过的保存运动，大约是还留在记忆里的。
我早就被朋友们约过，想去鉴赏一下那些唐代的塑像，到了1926年的初头，才把机会得到了。那是因为严良才的结婚，要往那儿去吃他的喜酒。向导是周全平，另外还有常云湄同路。
大约是从正仪下的火车罢，下了火车后还坐了一趟小火轮，然后才到甪直。坐船的地方和船的本身都不干净，水也照例是江南地方所常见的不甚清洁的水。然而甪直于我却有点像物外的桃源。
去只一次，住仅半天，已有十年以上的光阴流过去了，回忆自然只是些难于把捉的缥缈，然而却又是这么的亲切。那境地有点像是在梦里的一样。空气是那样澄净，林木是那样青翠；田畴的平坦，居民的朴素，使人于不知不觉之间便撤尽了内外的藩篱，而感到了橄榄回味般的恬适。
到了甪直，自然便落在了良才家里。宏大的房子相当旧式，婚仪也是旧式的。我们看到新人正在拜堂。赞礼者颇是一位新语制造者，他赞呼着——“鞠躬天地”——“鞠躬祖宗”——“夫妻交鞠”，满堂的男女宾都不免大笑。不一会又是新人拜客——“鞠三躬”——“鞠二躬”——“鞠一躬”。
照老规矩，应该是三跪九叩，一跪三叩，不跪徒拜的地方，换成了脑袋子的几屈屈，太不艺术的地方，这也就是时代的空虚了。在风雅皮还未十分脱尽的当时的我，也曾依稀仿佛地那样作想，似乎不妨独创一下——其实也就是贡纸照抄——来它一个“三抱九接”或“一鞠三握”。三抱九接者，每拥抱一次，接吻三次；一鞠三握者，便是鞠躬一次，握手三下也。自然，也可以因次数之多寡而定礼节之崇夷。……一个人正在独自思索，想入非非的时候，突然之间受了赞礼者的点呼。周围的人把我一拥，于是乎我也在严氏堂上，把脑袋子屈了几屈起来。跪拜礼也，而今也鞠躬，吾从众耳。再要说到“抱接”，在心里想想，在口头说说，乃至在纸上写写，都还呒啥要紧，真要实行起来，那恐怕只好跑进疯人院了。
在傍晚时分，全平把我们引去看了一次杨惠之的塑像。那是被锁在一间新修的矮小的平房里的，门外挂有一道小牌，似乎是杨惠之塑像保存所那样的字样。
所内靠着后壁，泥塑的几尊罗汉，冷飕飕地坐在土面上，觉得和所谓“保存运动”是有点名实不相符的。那塑像如真的要保存，对于原物的护惜自应再加珍重，此外似乎还应该委托现代的名手把它们模塑下来铸成铜像（原物乃泥质，未便直接铸铜），或则铸成石膏像以事广布，方是道理。不然，尽管怎样宣传为国宝，再不几年，会化为乌有的。
向导的全平颇有以那塑像之再被认识，归功于自己的意思。据他说，前几年顾颉刚在《小说月报》上所发表的文章——一般是作为再认识的开始——那儿所插的几张照片，本是他和良才两人照的，因良才和颉刚相熟，转赠了颉刚，颉刚便把它发表了。我看这倒是很美的一种行为了。
惠之，据说，在开元时与吴道子同学画于张僧繇，学成，不屑与吴道子齐名，便转而为塑，皆为天下第一。这话是否可靠，实不敢说。不过，惠之与道子，似乎倒有点像罗马文艺复兴期的米克朗杰洛与拉斐罗，而尤其惠之与米克朗杰洛更有点像一形一影。两人的作品都有力的律吕之横溢，尽管受着宗教的题材束缚，而现实感却以无限的迫力向人逼来，使人不能不感受着一种崇高的美。惠之，我想他对于人体的筋络骨骼之观察乃至解剖，一定是相当周到地做过的。他的艺术的基调，是以极正确的客观现实为粉本而加以典型化的夸张，故尔虽夸张而终不失掉它的实感，否，反是因夸张而增加了它的实感。
遗像大抵是被人补修过的，有一两尊的头部尤其一眼可辨。那是通常随处都可以见到的平滑无表情的塑像相，也是在我们中国随处都可以见到的活人相，但是看来却总是死的。不夸张者死，夸张者反活，这一对照，似乎把那艺术活动的机微，被某一些人说得神乎其神的东西，是形象化了的。
到了晚间，我们也被邀进了洞房。
再照老规矩，洞房花烛夜的新嫁娘，理应是“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的。因此，别的地方是怎样，我不十分知道，其在我们四川，在当夜便大有所谓“闹房”之举。那是约略同年辈的男女宾对于新嫁娘的戏谑。他或她们，总要想方设计把新娘惹笑或逗她发声，谑而失诸虐，甚至——据乡间的口传——连闹出人命案来的事，都往往有之。
到了晚间，我们也被邀进了洞房。
在柏林住了七八年回来的云湄，却依然旧习未除。他和良才本来是不相识的，被我把他强拉了来，而所以把他强拉了来的原因，也不外结婚那天是礼拜而已。而他却在打着闹的主意。
——“你看，”他在走进洞房的途中悄悄地对我说，“我今晚无论咋个说，总要把新人逗笑。我第一步要请她抽纸烟，第二步要请她和我打四圈麻将。”
——“不要装壳子，你没把新人当成你的表妹了。”
我们四川人说夸大嘴叫作“装壳子”，上海话之“吹牛皮”也。
走进洞房了。
真正是银烛高烧，绫罗耀眼，满屋都是崭新的陪奁。
新娘虽也是坐在花格床前，但她一看见我们进房便预先立起了身，泛着一脸的微笑。
新郎替我们一一介绍了。
新娘从一张靠壁的条桌上，排有镜匣、瓷坛等等的，取了一筒“白金龙”来，先向我们敬烟。
我用眼睛向云湄示意，云湄反有点忸怩了。
——“郭先生，我是喜欢读《创造周报》的。”这是新娘的第一声，“我喜欢尼采的《查拉图斯屈拉如是说》，为什么不把它译完呢？是思想变了？”
一鸣惊人，实在出乎意外。
全平到这时才替我解说了一番。
原来良才的夫人，和良才是旧相识，在某地的小学校同时担任过教职。他们的恋爱，本是自由了来，而婚礼暂且通俗下去而已。
真没想到新娘要问到尼采，那时的尼采已经老早离开了我的意识中心了。
我在《周报》上译《如是说》，起初每礼拜译一篇，译的相当有趣，而反响却是寂寥。偶尔在朋友间扣问，都说难懂。因此，便把译的勇气渐渐失掉了。早晓得还有良才夫人那样表着同情的人，我真是不应该把那项工作中止了。
——“你们不会宣传，有些人利用新闻政策，利用得上好。”
这是良才的一位“小孃子”说的，又使我吃了一惊。
“小孃子”是良才的从姑母，矮矮的身材，团团的面孔，看来只有十一二岁的光景。她是先在洞房里的，坐在新娘的旁边。
——“喔！”我叫着，“没想出你这样小的孃孃！”
——“你说她小？”全平插说着，“她人小心不小。”
——“全平，我倒要问你，”“小孃子”转问着他，“你们的《洪水》说要独立出版，独立了没有？”
——“想是在那样想，但自己没有出版部，怎么独立？”
——“创造社不好办出版部吗？”
——“那么资本呢？”
——“募股不好吗？你们假如肯募股，我自己有一百块钱，我最先就交出来。”
“小孃子”这一鸣，又更使我出乎意外。
——“喔！没想出你这样小的孃孃！”我又叫了出来。
——“看不出来，‘小孃子’今年已经十六岁了。”良才夫人解说着。“她也是喜欢读创造社的作品的。我们有好些人都希望创造社独立。听说《洪水》的编辑费每月只有五十元，那是太不值了。”
不期然地从两位亚马茸的口中谈出了这些问题，“闹房”居然成了“房闹”，时代倒也并不空虚。
然而还有更进于此者。在谈了一会之后，又由良才夫人自己提议：打起麻将来罢！
全平私下对我说，她这是一种策略，是想借你们来作防御线，省掉好些男女亲戚进来应酬。
我又把云湄看了一眼，云湄觉得愈见忸怩了。
不一会，在花格床前陈设了一张方桌，果然打起了麻将。良才夫妇合打一脚，云湄，全平，我，各打一脚。我自己是仅能打而不能数和数的，幸亏有“小孃子”做我的军师。此外进房来看热闹的男女宾却不很少。
牌可打了四圈。云湄算最最规矩，他除却一些打牌用的术语之外，当晚几乎什么话也没有说。
在夜深人散之后，我们被送到邻接着的另一座大院子的楼房去，云湄上了楼连连地赞叹：
——“真没想出，真没想出！像这样开通的新姑娘，就在我们成都，无论咋个找是找不到的。”
第二天动身要回上海的时候，“小孃子”们又谈到出版部的事情，她居然把她的一百块钱拿出来交给了全平。
是的，这一百块钱！这在事实上就是创造社出版部的最初的基金了。
甪直有这样一位“小孃子”，在我看来倒并不输于有杨惠之的罗汉。
九
出版部的组织，在《洪水》创刊后不久，曾经酝酿过一次。
那时是达夫来上海，他主张得最积极。他说，自己没有独立的机关，处处都要受人继母式的虐待。言之不胜其悲愤。
那是有点难怪的。
在被定性为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里，大抵的人都跳不出个人崇拜或行帮意识的那个圈子。所谓文化人——其实是尤其厉害的：因为文化便是意识的表现也。
达夫本是发起创造社者的一人，尽管你自己没有那种意识，尽管你自己甚至在鄙弃那种意识，然而帮外尚有帮，那些帮外帮，好意的地或歹意的地，是在你头上打了一个商标的。商标若曰“创造社的才子”。不要说当时的达夫要受“继母式的虐待”，就在现在，不是都还有人在广播无线电，说创造社的某某人曾怎样怎样，某某人又要怎样怎样吗？好在创造社虽然没有建立过什么大了不起的功劳，但也似乎还没有犯过什么万恶不赦的大罪。鞭尸的健儿们，尤其和我们百不相干的一些日本的文笔勇士如m·s·之辈，似乎可以息一下身手了罢。
那一次的酝酿也曾由周全平计划过。募股的办法记得是五十元一小股，五百元一大股。我自己还破过一点费，印了四册比较讲究的三联式的股票簿，一册寄与广州的仿吾，二册寄与武昌的达夫与资平，剩下一册留在我自己的手里。但那股份定得未免太高，事实上连自己要来记上一两小股，都感觉困难。结局是大家都不曾发动，成了一场泡影。
但第二次又从新酝酿起来了。
由甪直回沪不久，全平趁着《洪水》满了半年，便把它收了回来自印。同时又另外规定了一个募股的计划，把单位降低，规模缩小，手续简单化了。记得是五元一小股，五十元一大股。股东除应享的权利外，还规定有种种的便宜。这计划又因手头有《洪水》作为宣传机关，一发表了出去，便俨如刺中了时代的神经，远近的青年便都翕然响应了。
就这样在闸北的三德里里面，于当年的4月1日，便看到了创造社出版部的开张。然而，这开张，我自己是没有看到的，达夫也没有看到，仿吾、资平自不用说。那原因呢，是在3月18号，达夫和我，更和一位新从巴黎回来的王独清，一同往广东去了。
达夫那时是已经离开了武昌师大的，住在富阳家里养病，时而也到上海来一次。
他的失职，据说是因为遭了学校内的国家主义派和一部分旧教职员的攻击。不久连石瑛校长也遭了同样的运命。一年前他们找我去，深幸我自己没有去，去了不还是在背上被人画了一个乌龟？
王独清的和我们发生关系是出于郑伯奇的介绍，因为他们同是长安人，而且似乎还是同学。王还住在巴黎的时候，曾和我通过信，也曾寄过一些诗的译作来，在创造社的刊物上发表过，但我们是不曾见面的。
不记得是那一天了，总得在2月尾上罢。那一天的早晨我接到广东大学的来信，要聘我去做文科学长。达夫那时住在四马路的振华旅馆，我便跑去找他。我们商量好了，决定一道南下。接着我又去找过常云湄和蒋光慈，但他们有职守，一时不能离开。那时候田汉也住在上海，广大早就聘了他，要他去担任文科教授。我也去找过他，劝他同去。但他受到“醒狮派”的遏阻，他是决定不去的。下午回到环龙路，才晓得王独清回来了，在中饭时分来访问过，不一会还要再来。
一个人坐在小堂屋里，正打算给广大写回信，表示接受，并要求添聘达夫。王独清出现在大门外了。他隔着窗口看见了我，眼睛睁得璧圆，直好像多年不见的知己。他急急忙忙地放着小跑，跑进堂屋来和我握手。
——“沫沫沫沫……沫若！我我我我……我是王王王……王独清！”
口吃得满脸通红。
王的身材不高而略矮，不瘦而略肥，到底不愧是从巴黎回来的人，看装束就有点像雨果的儿子。广沿黑呢帽，黑色波赫民央领带，宽裕的玄青哔叽西装，马裤上套了一副黑色的皮裹腿（这副皮裹腿在北伐出发时承他解赠了给我，后来被我的一位勤务兵拿去了）。只是披在帽下的头发也采取着一致的黑色，那却似乎是不应该的。
但是全体的印象还不坏，因为装束都很旧了，并不显得矜持，而“心贫者福矣”的那句话也可以解释得他那于荒率之中流露着真挚的当时的态度。那时候独清先生还没有出大名，而且腰缠也羞涩，所以似乎也还很晓得谦虚，很晓得珍重友谊。他在初见面的当天，便向我说过这样的话——为避免口吃起见，且用间接叙述法。
他说，他是最重友谊的人，凡是自己的朋友，他总是要生死与共，水火不辞的。
这听来的确是像本心话，因为他说话的态度十分真诚。大约也是因为说得格外费力的原故罢。
在他未回国的几月前，伯奇转寄过他的信来，说他在巴黎的生活不能维持，叫我在上海替他谋卖稿的方法。只要他有稿来，卖是容易设法的，但他的稿子没有来而人却跑回来了。
不过，他也回来得真是恰到好处。
当时的广东虽然是我们的希望所寄系着的唯一的地方，而又有仿吾先在那儿，有达夫答应同去，但我不知怎的，总觉得有点畏途，觉得这一去好像要受着欺负。
好了，现在又有援兵来了。这位雨果第二是西洋留学生，而且又听说他和汪精卫的秘书曾某相识，这不是一个相当有力的助手吗？
我最初见到独清先生，便在这样与兔谋皮——我故意把“与虎谋皮”这个熟语修改了一下，因为当时的独清并不像“虎”，而他的“皮”也是容易“谋”的。
——“好不，我们同到广东去？”
——“好好好好好，去去去去去去！”
这次的回话，似乎并不纯粹是因为口吃。
我当下把回信写了，并请学校替我们送旅费来，信写好后便和独清一道出去付邮，又和他同往振华旅馆去。原来他也是在那儿下榻的。在那儿，不用说，又把达夫替他介绍了。
在3月10号左右，广大有了回信来，对于我所提出的条件，一概照办，把聘书和旅费托林祖涵的兄弟林祖同，带来了上海。
旅费是六百元，我自己留了两百下来，对于达夫和独清，各付了两百。穷得连馆债都不能付的独清，自然是欢其天而喜其地的。
三个人老早就讲好了，只等聘书和旅费一到，便立即择期启程。这决定，连上海的相熟的朋友们，大家都是晓得的。
记得就在旅费领到了手的那天晚上，楼建南和湖畔诗社的几位朋友们约我们在一家小小的宁波馆子里饯行。当席还讨论过要组织一个小刊物的计划，刊物的名称都定了，叫着《野火》。——但这个刊物，后来却没有出版。
馆子不很清洁，所在的街名不记得了，只是那周围是宁波馆子集中的地方。宁波菜并不怎么出色，仅生吃蛎黄颇留有深刻的记忆，以其和日本风俗相同也。
酒是我们的好朋友，但独清却是不能喝酒的。他喝了酒还有一种脾气，便是喝到将醉时要伤心地哭。这哭倒也并不稀奇，和喝了酒要笑，要唠叨，要生气，要动武等等，其实是同一现象。那是因为脑里的制止中枢先受了麻醉，那些感情的冲动失掉统摄，于是便胡闹起来了。——写到这儿，突然想到了那位遇路穷便痛哭而返的诗人阮嗣宗，那位晋代诗人是嗜酒的，其无端痛哭，大约不外是一种醉态罢。
我们的诗人王独清当晚过于高兴，多喝了几杯，不免也就痛哭了起来。
——“沫若，达夫，”独清流着泪喊着我们，奇异而又不足奇异的是，平常很口吃的舌，喝醉了却一点也不“吃”了。
——“我这人是重友谊的，凡是我的朋友，我是生死与共，水火不辞的。”
俗语说，酒醉吐真言，更何况说这话时还流着眼泪，这样的诚恳是怎么也要令人感动的。
然而，这“生死与共，水火不辞”，毕竟只是两句诗。
第二天清早，独清一个人跑到环龙路来，照例是急急忙忙地劈头便叫着“沫若”，口是吃得异常厉害的，听得令人着急。但意思是听懂了。他是说，路上不清静，海贼很凶，前几天才抢了一只船。又说，广东的政局不大安定，怕有什么变动。结论是叫我先去看看形势，他和达夫后来。
——“达夫也是这样的意思吗？”我微微感觉着失望地，这样问。
——“是他他他……他叫我来对对对……对你说的。”
——“那我要去问他个岂有此理，学校早已开了课要我们赶快去。你们既要观望，为什么早不说？”
——“好好好……好的！我我我……我去同达达达……达夫讲，你你你……你不要动动动……感情。……”
这个小小的波澜就这样没有壮阔下去。关于这事我以后不曾问过达夫，达夫也不曾向我说过什么，我们是3月18号一同离开了上海。
那天在下着微雨，有楼建南。应修人，周全平诸人，到码头上替我们送行。我自己的家眷留在了上海，是托全平替我照料的，创造社的事情也付托了他。他就在我们走后，把那出版部成立了。
日期碰得那样凑巧，真正是偶然的事情。刚刚碰着了“三一八”！这是一个世界的纪念日，已经就足够名贵。谁料到就在同一天，北京的段祺瑞还在天安门用青年学生的血来把它更染红过一次，成为了我们民族的纪念日呢？
在船上住了五天，是二十三的早晨到的广东。沿途的记忆虽然多少还有一点，但在此不愿意缕述了。
憧憬了多久的广东，到了之后所感到的，却也并不是什么乐土。码头上照例是有很多苦力的，话既不通，人手又杂，实实在在弄得人有点头昏。但是有一种景象觉得比任何名画家的圣母玛丽亚还要动人的是那些穿着黑而发亮的香云纱、驾着船、运着货物的很多的女人。那些大抵是中年妇人，身上的浮脂为生活的重压和南方的炎热所榨迫干净了，都是很瘦削的，但也并不羸弱，倒显示着有不折不扣的铜筋铁骨的风味。而她们之中的大多数还在背上斜背着一个婴儿。那紧张着的全身神经，像鹰隼一样，在生活战线上飞来跃去的身手，真正是无上的画材。但这样的画我是还没有看见过的。
在苦力群中看见了仿吾，他笑着老远便向船上的我们叫出：“我守候了你们三天了。”
靠着由仿吾所带来的人手帮助，算把各人的行李和书籍，安全地运上了岸。先是落到了一家旅馆，接着便去访问林祖涵：因为聘书和旅费由他的兄弟所手交时是叫我们到了广东后最先和他接洽的。
到了祖涵家时，他却不在，在他的书房里却遇着了毛泽东。
太史公对于留侯张良的赞语说：“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
吾于毛泽东亦云然。人字形的短发分排在两鬓，目光谦抑而潜沉，脸皮嫩黄而细致，说话的声音低而娓婉。不过在当时的我，倒还没有预计过他一定非“魁梧奇伟”不可的。
在中国人中，尤其在革命党人中，而有低声说话的人，倒是一种奇迹。他的声音实在低，加以我的耳朵素来又有点背，所说的话我实在连三成都没有听到。不过大意是懂到的，所谈的不外是广东的现状，仿吾在旅馆里早就告诉我们了。
当时的广州因为“三二〇”之变还在戒严期中，在市面上虽然看不出有什么动摇，但在政治圈中是还呈着发酵状态。
不一会林祖涵回来了，那位高长的老大哥，背有点穹，头发已经有点斑白，态度是异常的明朗，声音虽然像在嘴里含有一个汤团，但很宏大。他似乎是一位彻底的乐天家，什么忧虑都是不挂在眉梢上的。
林一回来，***和他商量了一会，便先告辞走了。
成仿吾（右一）和部分后期创造社成员冯乃超（左一）、陶晶孙（前中）等
当天在林家吃了中饭。午后，他和仿吾把我们引到学校里去接了头，是到二十八的一天才一同搬进学堂里去的。
在未到广东以前，我自己虽然也在干着别的事情，但自己的生活和意识是以创造社为中心的。到了广东以后，这种情形便逐渐改变了。虽然创造社的朋友如穆木天、郑伯奇，在几个月后也都先后到了广东，虽然在广州和汕头也成立过创造社的分社，创造社的书籍尽管在广州畅销，剧本在广州上演，但自己的意识是和它渐渐疏远了。因此，我在广州的一段生活和蝉联着的北伐期中的一段生活，我不想把它们写在这儿。
不过那两段生活的时期倒也并不长。我是3月底到广东，7月底参加北伐军出发，在广州算整整住了四个月。看见了别号英雄树的木棉开红花，看见了别号英雄树的木棉散白絮。吃了荔枝，吃了龙眼蕉，吃了田鸡饭，吃了烧鸽，吃了蚝油板面，吃了一次文科教授们的“杯葛”。
我留在上海的家眷是5月中旬到的广州，但在北伐期中我又把他们留在那儿了。
北伐的那一段，在我只是由广东到广东，即是由1926年7月由广东出发，1927年9月回到广东的那一段。在这一段的期中我和创造社几乎是绝了缘的。这一年中和以后的创造社的情形我不明了，只好让别的朋友们来补写，假如他们是有写的兴趣。
时代是在飞跃着，文章也只好飞跃了。
附录
本篇最初连载于1937年4月1日至8月12日上海《大晚报·火炬》，共七十八回，十章。第十章在8月11，12日上刊登。“八一三”事变后，《大晚报》由八版改为四版，连载中断，全文未完。1938年1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单行本时，仅收九章。现将未完之第十章附录如下：
十
1927年的11月，我已成为了一个失去了自由的人，从香港回到了上海，那时我的妻子是住在虹口的窦乐安路的。
家是很狭隘的，仅仅一楼一底，而是小规模的一种。
自己的少许的书籍是早赖朋友之力，由广东运回来了的。因此，一回到了这儿，和久别的妻儿相见，尽管是怎样的蜗居，怎样的不自由，而在自己的情趣上是感受着了无上的恬适。自己就俨然像回到了自己的老家，而且同时是回到了自己的书斋一样。阔别了将近两年的文学的氤氲，又来袭击着我来了。
我开始整理着几年前我所翻译了的《浮士德》第一部的残稿。——“残稿”？这故事怕早被一般的朋友们忘记了吧，在这儿我不妨再来追述它一下。
那是1920年（民国九年）的事了。上海的张东荪和其他的人们组织了共学社，打算多量地刊布有价值的译著。因我以前曾零碎地翻译过《浮士德》的一两幕，在张所主编的《时事新报》的学灯栏上发表过，张便劝我从事全译，我也就答应了。
那时我住在日本的博多湾上，还是九州帝大的一位医科学生。趁着暑假期中，我便开始全译。
原稿是用笔和墨写在日本的所谓“半纸”上的——性质就如我们普通所使用的白纸。
初稿，涂抹得相当厉害，我怕寄回国后认不清爽，因此又破着工夫清缮了一遍。
每天从清早起来译到晚，连译带抄，整整费了两个月的辰光，算把第一部译好了。待要赓续译第二部时，暑假期所余无几，学校的开课已经逼在眼前了。第二部在量上是更加长，而在质上是更加难译的，因此我便想了一个通权的办法，便是先把第一部单独发表，随后再慢慢地移译第二部。这办法，其实也不是我的创见，欧美和日本都是有成例的。然而待我把这层意思写信回上海之后，我却不知怎的，一直没有得到回信。
学校一开课，译事自然便停顿了下来；既成的译稿，我把它放在一个小小的壁橱里面去了。
隔了若干时日，偶尔想到，又把壁橱打开，想把译稿取出来整理。——然而，一个绝望的打击！那两百多张的原稿，有三分之一的光景，通被老鼠咬碎了！
“半纸”本是很柔软的东西，老鼠真聪明而又奢华，它在上面砌窝，还要嫌其不够柔软而更要把它咬成鹅绒。
所被咬的自然是原稿的上层，上层自然是《浮士德》的开首几幕，那些在第一部中是最难译的。假使初稿还保存着，虽受打击倒也还不会怎样绝望；然而初稿是已经毁灭了的，在我清写了一遍之后。
就这样，那“残稿”就像自己的死去了的儿子的骨壶一样，跟着跑了几年。在北伐期中是由我的夫人替我保管着的，现在又从箧底取出来了。
《浮士德》的原文几乎全部都是有韵的诗剧，我的初译是不甚严密的：因为有些地方译成了韵语，有些地方又译成了散文。这样的不统一，在自己重经检阅之后，是感觉着十分的不满足的。所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几年前使我绝望的老鼠，倒反转成为了我的恩人了。它打救了我，使我免得以不成熟的译文问世，留下一个不能洗涤的——罪恶！
作者于1923年10月、1928年2月出版的诗歌作品集《星空》和《前茅》
1920年作者的小说作品集
1921年至1926年间作者出版的部分翻译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