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端

创造社自1929年2月7日遭了封闭以来，已经满三年了。早就有些朋友要我把它自成立以来的经过追记出来，我也有那样的心事，但总迁延着，一直迁延了三年。我现在终于下了决心，要费点工夫来记录出我所知道的创造社，或者更适切地说，是以创造社为中心的我自己十年间的生活。迁延了三年，使我终于下了决心的，说也奇怪，却要感谢我们的鲁迅先生。

是本年的正月三号，一位日本朋友k君到我寓里来，谈到中国的文艺，谈到鲁迅先生。

他问我：“鲁迅是怎样的立场？”

我说：“鲁迅是一位用写实手法的作家，在前颇带着一种虚无主义的倾向，近年听说是转换到左翼来了。”

——“是的”，那朋友说，“我们的右翼之雄的佐藤春夫是称鲁迅为左翼之雄的。”

k的说话显然含有一种讽刺，但我们也没有作怎样的深谈，因为我对于鲁迅先生的旧作既少研究，他的方向转换以后的新作我也还未曾看见。

在临走的时候，那位朋友拿出了一本黄油纸封面的杂志来，递给我，我看时有似篆非篆的“古东多卐”的四个红字。旁边还有一行铅印标志：

佐藤春夫编辑《古东多万》第二号

昭和六年十一月五日发行

这“昭和六年”是民国二十年，西历1931年，更简切地说一句，就是去年。照那标志看来，自然是杂志了。

k把目录揭开，指示着《上海文艺之一瞥》下署着鲁迅的给我看，他说：“这篇文章很有趣，请你留着读一读。”

我多谢了他，问他：“古东多万是甚么意思？”

他说：“这书的封面背后便有解释。”

翻开封面背后来看，是从日本的一部字典《言泉》上引用来的一段解说，原来“古东多万”的发音是kotodama，写成汉字是“言灵”；照那解说直译出来是：

“我国之言语之自由的变化，具有一种灵妙的作用之谓。国语之妙用。”

再翻到书后的“编辑余谈”，才知道这“古东多万”用的是“万叶假名”——日本的一部歌集用汉字作为日本字母写成的——竟连日本人都不懂，屡屡质问，问得编辑先生“不耐烦而且冒火”，所以在封面背后才引用了那段字典。

我看了着实暗地感叹了一下，我对k说：“要懂得一种外国文字，像在这些地方真很困难啦。老实说，我起初看见封面时，我以为你送了我一本骨董店的广告。”

——“哈哈，我起初却把它当成了法西斯谛的机关报呢。”

——“怎的？”

——“有个卐字啦，德国的法西斯谛希屈拉派打的是这个商标。”

彼此笑了一会，k才告辞走了。我便把鲁迅先生的文章翻了出来，原来是鲁迅的讲述，由一位日本人所译记的。据那译记者“9月17号在上海”写的短序上说：

“《上海文艺之一瞥》是最近在当地某处，鲁迅秘密的讲演。那讲演的大要在当地的周刊《文艺新闻》上连载了。然而《文艺新闻》在其立场上，顾虑到官方，不能不多少加了一些删削。但是鲁迅又根据那连载于《新闻》的笔记，更把叙述弄得恳切周到，更适切地把辛辣的骂倒直言出来，改写了这篇《上海文艺之一瞥》。本稿即由改写了的原稿向仆讲说了的译录。”

我看到了有“秘密”、有“顾虑到官方”的字样，已经就虔敬起来了。我预想到我们的战士一定展开了一篇左翼理论，对于上海的御用文学民族主义派一定加了些“辛辣的骂倒”。我如饥似渴地把那二十几页的长文，一口气读下去。看他的确是骂了好些人，骂了鸳鸯蝴蝶派，骂了创造社，甚且对于左翼运动也没有忘记他的“辛辣的”清算，一直读到尾上才看见了这样的几句：

以上所说之外还有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和许久以前便盛行着的武侠小说之类，应该详细解剖，可奈已经没有时间，等到将来有机会时再讲。

就好像读旧式的章回体小说，读到起劲处，却被“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的手法欺骗了的一样，我的一口气软了下来。我鼓着劲要跳过一条三尺宽的沟，鼓得一脸通红，仍然跳不过去，立在沟的边上。像这样的讲演我不知道有甚么“秘密”的必要，更不知道有甚么地方要“顾虑到官方”。在《文艺新闻》上所发表过的内容，我不曾见到。鲁迅先生所“改写”成的中文原稿，似乎也还没有发表出来。我现在暂以一个准鲁迅崇拜者的资格，把日译文中骂到创造社的地方要忠实地——我特别在这“忠实地”下加上注意点——重译成中文。前后的文脉自然要稍稍照顾到，但我不好便把全部都整译出来：因为鲁迅先生的改写稿一定有发表的机会，即使没有，将来也一定有鲁迅先生忠实的——又来加上注意点——崇拜者来重译全文，我不好把这一笔稿费从别人手里抢来。

讲演的开头是说到新式的才子佳人鸳鸯蝴蝶派。这鸳鸯蝴蝶派“因《新青年》的流行才渐受打击”，“那时有易卜生的脚本之介绍，有胡适之先生的《终身大事》那样取着俊俏的形式之婚姻问题剧出现”，以下便论到创造社来了。

此后有新才子派的创造社出现。创造社尊重天才，是艺术至上派，专重自我，崇创作，恨翻译，尤憎恨重译，与同时在上海的文学研究会相对立。其出阵最初之广告上，言有垄断文坛者，即指文学研究会也。

在创造社的头上加上了一顶瓜皮小帽，轻轻地便把创造社的一群穷小子化成了鸳鸯蝴蝶。我们鲁迅先生的确不愧是绍兴人，他的一支笔实在有点刀的风味。是的，“新才子派”又等于“艺术至上派”，鲁迅先生似乎是学贯中西，大约王尔德、波陀勒尔一类的人物，又是欧洲的鸳鸯蝴蝶派罢？是的，“创造社尊重天才，专重自我，崇创作”，这倒不是什么罪恶。无论在怎样的社会里天才是不能否认的，不同的只是天才的解释罢了。马克思、***、列宁不是绝大的天才吗？我们鲁迅先生不也是一位文学上的天才吗？特别是“辛辣的骂倒”上其才是尤天的啦！就在“重自我，崇创作”这一点上，创造社的那些穷小子似乎也还没有我们的大天才鲁迅先生的那么“专”，不信，你请去尝试一下罢。只要你有胆量敢把“先生”两个字误排成“老生”，或者对于《呐喊》没有摇旗呐喊一下，你看他先生会是怎样地慷慨，他至少会恭维你是“才子”的。“恨翻译”？“尤憎恨重译”？我自己似乎也是创造社里面的一个人，我自己便“翻译”过不少的东西，并也“重译”过不少的东西啦！是的，那些东西怕没有值得我们鲁迅先生的大眼之“一瞥”。不过不负责任的翻译和重译，似乎是在可“恨”、可“憎恨”之列，创造社也干过些受指摘的事情，鲁迅先生大约就是根据的这些罢？这好像是在说“你恨酸败了的面包，便是恨面包”。吾无以名之，名之曰“阿q式的逻辑”。至于广告的一件，那是要请达夫先生负责的，说详本文。

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反对，主张为人生之艺术，一面创作，一面重视重译，并注意介绍了被压迫民族的文学，因为彼等小国谁也不知道他们的文字，所以差不多全部都不得不靠着重译。而且文学研究会声援了《新青年》，遂为新敌与旧敌所夹，受了三方面的攻击。一方面是创造社，他们既尊重天才的艺术，以主张人生流之艺术的文学研究会为埋头于闲事，为“俗”（此字原译文有引用符，不知鲁迅先生引用的是那一位创造社员的话），且为无能，所以一发现了一个误译，有时便要大卖气力地写一篇很长很长的专论。

第二方面说的是吴宓所代表的学衡一派，第三方面是所谓鸳鸯蝴蝶派。在这儿鲁迅先生又不费气力地把创造社来和学衡派、鸳鸯蝴蝶派归为一类，而使文学研究会继承着《新青年》和胡适之《终身大事》的正统。似乎创造社之成为文学研究会的新敌，是因为该研究会声援了《新青年》。是的，只有文学研究会才是文学的正统，是最革命的团体。我可以奉命拥护，高呼几声口号：

创造社的主要创办人之一郁达夫

革命的文学研究会万岁！

文学的正统万岁！

文坛总司令鲁迅先生万岁！

还有一个“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也该得高呼万岁。我们贵大民国的贵大百姓，要算是不折不扣的“被压迫民族”了。我们贵被压迫民族的贵民族主义的文学呢？在这儿很遗憾，鲁迅先生沾染了点子章回体小说的派头，要等到“下回分解”。于是乎让这一“万岁”也就不好明目张胆地叫出，我们须得学学乖，“顾虑到官方”啦。打个折扣，叫它个半声罢。

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文学卐！

在这儿要加上一个注解。这个屁股上的卐字，就和“古东多万”屁股上的那个字一样，是当作“万”字在使用。“万岁”的一半自然就是卐，但有聪明的读者要把它联想到法西斯，那也是他的自由。

是的，创造社那一批“反动派”——这个罪状倒不自今日始，据鲁迅先生的“一瞥”看来，从与文学研究会反对以来便已经是反动的了。是的，创造社那一批“反动派”真正是罪该万死！公然敢反对“声援《新青年》”、“介绍被压迫民族文学”的文学研究会，要指摘他们的误译，真正是罪该万万死！哼，你们不知道像“雅典主义”一类的翻译，不正是中华民国的国宝吗？你们不知道那些名译，纵不“百世”也会“万年”的吗？我鲁迅先生正告你们：文学研究会者人生之人生也，艺术之艺术也，如此之如此也，这般之这般也；“俗”云何有？岂是“无能”？“无能”者天下之大能也，“俗”者不俗也。“错误”之仅仅“一个”便足使汝辈之“专论”做出很长很长“一篇”，谁能谁不能乎哉？——好了，我尽力模仿我们先生的笔调似乎有点不类，然而不类者类也，好像通，又好像不通，然而不通正是大通。此亦一“阿q式的逻辑”。

创造社的这番起事，在表面上看来是胜利了。多数的作品既投合于当时的自称才子辈的心情，加之以出版者之帮助，势子遂盛，势子一盛，大商店，例如商务印书馆，也就把创造社的译著来出版了。——这是说的郭沫若、张资平两先生之原稿也。自此以来，据我所记得的，创造社便再没有把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之误译来审查，来写专论了。在这样的地方，不好说得，岂不就是才子加珂罗茨基式乎？（日本文的珂罗茨基corotsuki译成中文是“流氓痞棍”。）

这一段文章做得真是煞费苦心，直言之，便是“郭沫若辈乃下等之流氓痞棍也”；但要看我们鲁迅先生的文字是怎样的“曲”。先生全靠他那空灵的推想和记忆，便把一群人的罪状在“一瞥”之中宣布了出来，这是何等折狱如神的名手呀！但先生在这儿也隐隐泄漏了一点天机。他在上面骂创造社攻击文学研究会的误译，在这儿把文学研究会的五个字写成了商务印书馆。哦，原来文学研究会就是等于商务印书馆！文学研究会的一些“正人君子”（这是鲁迅先生的言外之意，因为是和“才子痞棍”相对），特别是袒护文学研究会的我们的鲁迅先生，是很清而且高，高而且清，没有受过“大书店”的买贿的！（至于说到我和商务印书馆发生买卖关系的详情呢，那是私人的事情，与创造社无涉，我在本书中要提供一些事实出来，在这儿暂不赘述。）

却说，因为新上海到底不是旧上海之故，创造社员在凯歌声里终自觉得自己替自己的出版书店写商品，虽是种种的努力，然从老板一方面看来，就和眼镜铺的-window（门面玻璃窗）中装饰着的纸扎人物之活落活落的眼睛一样，不外是以广招徕的广告而已。

这一段把创造社员叙得又如此有自觉。因为就是到现在也还有不少的人在替书店老板写商品，在-window中做着广告人物，而自己却在洋洋得意的！

于是乎才希图独立出版，书店老板便把他们向裁判所告发了。

这一句话却要算是天外的奇文！这儿所说的“书店老板”自然是指泰东书局的赵南公。幸好赵南公还没有死，创造社的几个人也都还活着，创造社设出版部时，原来赵南公是提起过诉讼的吗？老实说，我对于我们鲁迅先生这位伟大的“正人君子”的脑神经不免有点怀疑。鲁迅先生或许不会是有意的捏诬，因为受书店老板告发，倒也并不是甚么不名誉的事。我想，怕是脑中的记忆有点绞线，在这儿把新青年社和创造社扯在一道了。新青年社由群益书局独立时，书局老板提起过诉讼，这是人众皆知的事。

创造社的主要创办人之一成仿吾

后来终竟独立了，一切的书籍大加改订，改印刷，新开起店子来，然而旧老板方面也永远地用着旧板，一味的印刷，贩卖，年年闹着甚么“纪念大廉卖”。

这几行倒很近于事实，甚么“纪念大廉卖”——这是九州万国凡百商行所惯用的骗钱调门，自然不限于上海，不限于上海的书业，不限于泰东；然而这种极普遍、极陈套的现象，落到我们大小说家鲁迅先生的手里是怎样地“着手成春”了！因为这个现象一局限到这儿来，便是说：创造社的作品屁钱不值！

在作为商品上虽是怎么也忍耐不过，然而独立了也没有如意地赚出钱来，创造社的人们之走头自然是朝比较有希望的革命的策源地广东跑去了。于是乎便有“革命文学”这个东西出现。然而怎样的作品也没有。在上海呢，连那样“革命文学”的名字都还没有出来。

作者与郁达夫（右一）、成仿吾（右二）、王独清（左一）1926年在广州

这段的首两句，我是很忠实地翻译出来的，然而意思还是摸不准确，不知道鲁迅先生的原文是怎样。不过这全段的意思是很明白的，便是创造社的几个“流氓痞棍”想赚钱没赚成，又才跑去革命。所谓“革命文学”也就是那几个“流痞”所想出的骗钱的幌子。我们这位“左翼之雄”的鲁迅先生的唯物的解释真可以算得是超马克思主义的。但可惜那几个“流痞”所闹出的事实和先生的推论全不相符。创造社出版部的独立是在1926年4月1日，流痞的一员成仿吾是以1925年6月去广东，当的是广州大学的理科教授。还有几位流痞便是郭沫若、郁达夫，和一位新入流后又拆了伙的王独清，是以1926年3月18日从上海出发往广东的。这“三一八”是一个纪念日，在这儿自然用不着我来做“宣传大纲”。几个流痞刚好在这个纪念日上动身，这个日期也就留在了我的脑里。我记得那天在下雨，在黄浦滩码头上送我们上船的有一位楼建南。走的不只我一个人，又还有送行的人做见证，可恨这个日期不好自由创作。就这样，我们在这儿还是应该痛骂那几位创造社的痞棍，为甚么那样早便跑向广东去了，没有停一下造些事实出来和我们鲁迅先生的“一瞥”相符，使得我们的“正人君子”又形同捏诬地自由创作了一下。

到了前年（译文中说的是“一昨年”，大约是指1927年），“革命文学”这个名称才旺盛了起来，主张它的人是由“革命的策源地”回来的几个创造社的元老和若干新分子。革命文学之旺盛了起来，不消说是有它社会的背景，是因为一般的民众和青年们中有了那样的要求。从广东开始北伐的时候，一般积极的青年都奔走于实际运动，在那时还没有甚么显著的革命文学，然而到政治环境突然改变，革命遭了挫折，阶级的分化非常的鲜明了起来。国民党以“清党”之名大大地屠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活剩下的青年们又入了被压迫的境遇。在这儿，革命文学才在上海成了强烈的活动。所以这革命文学之旺盛了起来，从表面上看来是和别国不同，不是由于革命之高扬而盛，而是由于革命之挫折。其中虽也有几位旧文人投了指挥刀又来干笔墨的旧业，有若干的青年由实际活动赶了出来不得不借此以谋生路，然而实际上具有社会的基础，新分子中极坚实而正确的人多所存在。然而这时候的革命文学运动，据我（！）的意见看来，是还没有经过十分适切的计划，错了的地方怎么也很多。（沫若案：最大的错处就是骂了鲁迅先生。）例如，第一，他们对于中国的社会并没有加以细密的分析，在苏维埃政权下才能够运用的方法，便想机械地拿来运用。（这大约是责备那时的运动过激了的意思，在这儿正表示着鲁迅的认识之极不正确。苏维埃政权成立后的文艺政策多少可以自由，在成立前的左翼文艺是只有纯粹的战斗。）第二，他们，特别是成仿吾先生把革命使一般人看成很可怕的东西，以一种极“左”的凶恶的面貌，简直好像是只要革命一到来，一切的非革命者立即便要戮杀干净，使人对于革命只是怀着恐怖。（这一节不知道是根据成仿吾的那一篇文章，恕区区浅学，指不出出处来。）其实革命决不是杀人的东西（阿弥陀佛），而是活人的东西（再来一个阿弥陀佛）。像这种教人以“革命之可恐怖”（这句话原有引用符，未详出处），而自行痛快的态度，这也不好怎么说得，只好说是中了才子加流氓痞棍的毒。

这一段文章说得倒还风凉，不过先生的苦心我们是不好忽略看过的。便是1927年连到1928年的革命文学运动，有好些新分子是很坚实而正确，只是创造社的几位旧人都是投机的家伙，而且带着“极‘左’的凶恶的面貌”，反使革命生了障碍。就这样，我们鲁迅先生自始至终是要把创造社的几个流痞打进阿鼻地狱里去的。在未革命以前他们是流氓痞棍，在既革命以后他们还是流氓痞棍！在以前的文学运动中没有他们的份，在以后的革命文学运动中也没有他们的份。我们鲁迅先生真是有一手遮天，一手遮地的大本领呀，而且文中的神髓更不好忽略地看过，那是在这样说：“中国的新文学中无论革命的与反革命的，都只有我鲁迅一个人的！”

是的，我们鲁迅先生的确是天上地下最最伟大的一个创作家，他的小说是创作，他的批评是创作，他的讲演也是创作。他在“一瞥”之间便替创造社创作出了一部“才子加流氓痞棍”的历史。（须要注意：“才子”者轻薄之谓也。）

鲁迅的《一瞥》是很长的一瞥，在下文他还把近年来的左翼文学运动“瞥”了一下。在这次运动中最可庆幸的是我们鲁迅先生在榜上有名，所以他也说得像煞有介事。不过他叙述创造社的地方就停止在这儿，以下我不便再多事征引了。创造社遭了封闭的一节，鲁迅先生是绝口不提的，当然这在“正人君子”看来正是那痞棍集社的恶贯满盈了。日本有一位“左翼作家”和暴力团的团长一样的前田河广一郎从前到过一次上海，因为创造社的人没有欢迎他；待他回国之后听说创造社遭了封闭，他便大大称快，在他的机关报《文艺战线》上做了一篇痛骂创造社的文章，说是中国的ultra派（即鲁迅先生所说的极“左派”）被中国社会清算了。我看这位日本的“左翼之雄”实在赶不上我们中国的“左翼之雄”，因为像那样鼓睛暴眼地表示出自己的立场来，何如闭着眼睛连不加以“一瞥”的高妙呢？

总之，我应该感谢鲁迅先生，我读了他那篇《一瞥》，才决心来写这部《十年》。但我在这儿还要附带着声明一笔，我这《十年》倒并不是小说——记得国内另一位大小说家宣言过：我是没有做小说家的资格的，因为我的笔太直，不曲，没有像鲁迅先生的那样曲。是的，这层我自己是很承认的，假使要曲才配做小说，那我实在是不配做小说家。据说小说是“寒带”，那吗只适宜于eskimo那样的小人去住，我也就敬谢不敏。

还有，我这《十年》也不好就说是历史，因为自来的历史其实就只是小说，是由阶级的立场或个人的私怨所写出来的小说。像鲁迅先生的那篇《一瞥》，那才是真正的历史，是上海最近二三十年的文艺史。

后代的文艺史家一定要从那儿取材的。所以我这部《十年》也不敢僭分地说它是历史。

究竟是个甚么东西呢？——说本色些，就说它是一个珂罗茨基的自叙传之一部分罢。

一

1918年的夏天，我由日本的第六高等学校毕了业，升入了九州帝国大学，由冈山转到福冈。

1915年9月至1918年7月，作者就读于日本冈山第六高等学校

福冈是日本西南端九州岛的中心都市，在岛的北端，沿着博多湾海岸。市街是由两个旧市合并而成，西段是福冈，东段是博多。大学的医学部在博多市外，背面就是博多湾。这博多湾在历史上是有名的地点，它是650年前元世祖的大将范文虎征伐日本时，遇着大风全军覆没了的地方。（日本史家称为“弘安之役”，当西历1281年。）当时的遗迹在那沿海一带还是不少，有所谓“元寇防垒”、“元寇断首台”、“元寇纪念馆”。纪念馆中搜存着元军所遗留下的兵器及服用器具之类。

市东尽头处有一带大松原，沿着海湾就和围墙一样，怕有五六里远。日本人称为“千代松原”，在古书上又称为“十里松原”。这“十里”怕是中国人替它取的名字，因为日本的里数一里是要当中国七里。在松原中，离大学后门不远处，有一座大神社，叫箱崎神社，供的是日本人的守护神八旛大明神。那种神社在日本国内随处都有，从前骚扰中国海边的倭寇，中国的古书上记载着他们在船上打着“八旛大明神”的旗帜。今年的上海事件，把闸北化成了一片焦土的日本兵也打着“八旛大明神”的旗子，日本的报上还拍了一些照片下来，这是他们自己意识着就是倭寇，同时也就可以看到日本人信仰八旛神的程度了。

日本的神社是有等级的，就像官有官阶，学有学级。那箱崎神社是所谓“官币大社”，用学制来譬比，就是所谓“国立大学”。神社面着海，但由社门走向海岸，相隔还有五六百步路光景，一直成为一条甬道，两边是松林，道旁对立着无数石灯。

到了福冈之后，我住在离大学后门不远的一家性质与“当铺”相当，但规模较小的“质屋”里面。时候是八月下旬，学校还没有开课。有一天中午，我很早吃了午饭，为逃避午后所易起的慵倦和睡意，我跑出寓所来，在松林里面散步。正走到箱崎神社前的甬道上，无心之间我遇着由海岸上走来的张资平。

——“哦，你怎的到这儿来了？”

——“哦，你也怎的到这儿来了？”

差不多是同时叫出的两人的声音。

张资平本是一高预科时的同学。那时候的日本的高等学校是分成三部的，第一部是文科，第二部是理工科，第三部是医科。

一高里面为中国留学生特设的预科也就照样分成三部，但是学医的人少，又加以和文科的性质相近，一、三两部合班讲授。如像物理、化学、博物一类的功课，因为讲堂大，便是一、二、三三部合班讲授。资平学的是理科。我学的是医科。因为不同班，彼此虽没有甚么往来，但也同了一年的学，差不多天天都在见面的。一年的预科毕业，我被分配到冈山的六高，他也分派到别的地方去了，彼此便足足分别了三年。

——“我是来进这儿的医科的，你是进这儿的工科吗？”

——“那里！我们还没有毕业呢。”老张的梅县的广东官话说得分外激越。

——“怎么还没有毕业？”

——“我们五高的校长很顽固，他说我们是因为排日回国的，他不准我们补考。我们说别的高等学校都补了考，为甚么我们又不可以补考？他说：‘你们又要爱国，又要诳文凭，二者是不可得兼的。’”

他这样说我才记起了他是被分配到熊本五高的。熊本也是九州岛上的一个都市，离福冈只有半天功夫的火车。他因为学校还没有开课，便一个人到福冈来洗海水澡来了。

原来在那1918年的5月，日本留学界为反对“中日军事协约”，曾经闹过一次很剧烈的全体罢课的风潮。在那次风潮中还有一个副产物，便是有一部分极热心爱国的人组织了一个诛汉奸会。凡是有日本老婆的人都被认为汉奸，先给他们一个警告，叫他们立地离婚，不然便要用武力对待。这个运动在当时异常猛烈，住在东京的有日本老婆的人因而离了婚的很不少。不幸我那时候和安那已经同居了一年有半，我们的第一个儿子和夫产后已经五个月了。更不幸我生来本没有做英雄的资格，没有吴起那样杀妻求将的本领，我不消说也就被归在“汉奸”之列了。但好在我是住在乡间，“武力”的滋味我倒还没有领略过。

全体罢课支持了有两个礼拜的光景，所反对的协约并没有因而取消，于是乎便又产生了全体回国的决议。这一决议下来，凡是有钱在手里的人回了国的也就不少，不幸像我这样的“汉奸”每月所领的三十二圆的官费是要养三个人口的，平时所过的早就是捉襟见肘的生活，更那有甚么余钱来做归国的路费呢？没有钱便失掉了“爱国”的资格，“汉奸”的徽号顶在头上，就好像铁铸成的秦桧一样。我这人的泪腺似乎很发达，自来是多眼泪的人，当年我受着这样的懊恼，在无人的地方真不知道流过多少的眼泪。但说到回国上来，我也是有经验的人。我初来日本的第二年，日本提出了“二十一条”逼着中国承认，我在那年5月7日的一天跟着几位同学也曾回过上海一次。那时我还做过这样的一首律诗：

哀的美敦书已西，冲冠有怒与天齐。

问谁牧马侵长塞，我欲屠蛟上大堤。

此日九天成醉梦，当头一棒破痴迷。

男儿投笔寻常事，归作沙场一片泥。

但是，慨当以慷地回了国的“男儿”在上海的客栈里呆了三天，连客栈附近的街道都还没有辨别清楚，又跟着一些同学跑回日本。谁料隔不到两年我又变成了“汉奸”呢？

——“回国后到底得到了甚么结果？”

——“那有甚么结果？跑北京的代表们听说是段祺瑞亲自接见过一次，嘉奖了他们，要他们回到日本安心求学，说政府是决不做有损国体的事的。这一部分的代表有的早回来了，有的留在北京在运动做官。又有一部分南下到了上海，和派到上海的代表们合在一道，现在在办着《救国日报》。空空洞洞地只是一些感情文章。我看他们通是一些政客！”

——“真正爱国的人怕也很不少罢？”

——“受牺牲的倒很不少，特别是一些年纪较小的朋友，他们很热心，四处去卖报，去宣传。但那样的生活能够支持好久呢？能有多大的影响呢？要救国怕还是要有点实际的学问才行罢。”

老张很雄辩，大约也是因为落了一年第，所以特别地愤懑。我自己是有过一番经验的人，自己的爱国心觉得也并不比谁落后。

——“假使中国的政府真正能够同那一国开战，跑回去当兵倒还有些意思。不然只是空跑啦。”我对他这样说。

两个人在那甬道旁边的一座石灯下谈了好一会，老张问我吃了午饭没有，他说他要回寓去用饭。我也就跟着他到了他的寓所。他原来就落宿在邻近村落里的一家新修的下宿屋里面。他是住在楼上的。六铺的草席上连矮桌也没有，只有一个藤手箧，手箧旁边散乱着几本书。我顺手拿了一本来看，是当时以淫书驰名的《留东外史》。

——“你怎么在看这样的书？”

——“怎么，不好吗？我觉得那写实手腕很不坏啦。”

我没有再说甚么，看了一下书的内容是旧式的章回体；我又把书给他放还原处去了。

等资平吃了中饭，两个人又走到海边上来。

就在箱崎神社的正面，社前的甬道通向海滨的地方，展开了一片银白的沙原。临海处西侧有水族馆和筑港事务所；东侧有一座旅馆，是城堡般的西式建筑，名叫抱洋阁。自欧战开始以来，西欧的资本家因受战事的影响一时遭了挫折，日本的资本主义便乘着这个机会勃发了起来。那时的日本政府正是在财政上采取积极政策的政友会的原敬内阁，对于产业热特别加以煽扬，于是乎有好些通常的家屋都改成了各种各样的小规模的工厂。它们的最大销路不消说就是我们伟大的贵中华民国。中国便替日本人造出了很多的“成金”（narikin）——暴发户来。那些暴发户一有了钱，痛头的便是怎样来把钱消费。依着经济上的铁则，他们自然要向着规模较大的再生产的方面去灌注，而同时是向着享乐一方面去挥霍，物价便如像受着魔术的呼遣一样，暴涨了起来。在这“成金风”吹煽着的时候，日本的企业家自然是遇着了名实相符的黄金时代，一切的无产阶级和中小商人倒也还没有梦想到失业和破产的危险。在这时候最受着打击的是没有营业本领的中产人家和没有劳力出卖的知识阶级。日本的官公吏和教职员等增加了薪水的是在这个时候；中国的官费留学生，高等学校级的每月由三十二圆增加成四十三圆，大学级的由四十八圆增加成七十二圆的，也正在这个时候。抱洋阁和筑港事务所对峙着的箱崎海岸，就是那时候的“成金风”的标志了。

博多湾中有筑港工事在进行着，是商办的有限公司，打算把博多湾浚深起来成为海港，好推进福冈附近的石炭产业，以夺取长崎港的地位。博多湾的外貌很是像一个大湖。在东北角上有一个细长的土股名叫海中道，一直伸向海中，就像缩小了的意大利半岛一样，把外海的玄界滩和内部的博多湾隔断了。博多湾真是风平浪静的，比太湖的湖水还要平稳。

——“令人有点不相信啦，元军的几百艘战舰，在一夜之间通统沉没在这里了。”

——“那是遇着‘二百十日’的大风啦，那样的大风一来，听说是排山倒海的。这个时期不久就要到了。‘二百十日’你懂么？是从春分起算到第二百零十天，正是夏秋之交，北半球的空气寒冷了起来，和南太平洋上在夏天晒得灼热的空气生出猛烈的对流，便激起那股大风。”

资平到底不愧是学理科而且打算学地质学的人，他这样启蒙地对我说。

抱洋阁前面停着好几部汽车，有好些，一看便可以知其为“成金”的人，带着“艺伎”在那儿进出。有时也挟着些戴四角帽的大学生在里面。听说那里面有海水浴池可以男女共浴，又还有好些娱乐的设备，如像台球之类。时而从楼上的窗口中，于男女的笑声之外，响出撞球的声音。

两个人在滨海的一座石造灯台旁边把衣服脱了，便向海里走去。海水是满潮的时候，但是那博多湾真是“远浅”，在水中走了很远很远，依然还可以踏着海底。一只浚海机在将近湾心的地方刮拉刮拉地运转着。运转机械的动力用的是煤油，待我们在海里凫了一会之后，想来是风头转换了，本来是很清洁的海水，一海面都浮起了煤油，在阳光中反映着种种的虹彩。糟糕！糟糕！两个人匆匆忙忙地又赶快朝岸上逃跑。眼望着抱洋阁上临海的大楼，一些寻乐的男女，坐在楼头畅饮啤酒。

上了岸，把衣服穿好了，向右手松原角上停放着两尊大炮的地方走去。炮是日俄战争时的捕获品，是涂着红油漆的。这种废物，日本国内无论神祠、佛寺、学校、官衙，大抵都有陈列，一方面以夸耀他们的武功，同时并唤起国民的军国主义的观感。

在两尊大炮附近的松树脚根上坐着，纳了一会凉，又谈了一些东西南北的事。但在这时有一番话使我永远留在记忆里的了。

我是三年没有回国的人。又住在乡下，国内的新闻杂志少有机会看见，而且也可以说是不屑于看的。那时候我最不高兴的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和《小说月报》，那是中国有数的两大杂志。但那里面所收的文章，不是庸俗的政谈，便是连篇累牍的翻译，而且是不值一读的翻译。小说也是一样，就偶尔有些创作，也不外是旧式的所谓才子佳人派的章回体。报章的乱七八糟，就在今天也还没有脱出旧态，那可以不用说了。隔了三年的国内文化情形，听资平谈起来，也还是在不断地叹气。

——“中国真没有一部可读的杂志。”

——“《新青年》怎样呢？”

——“还差强人意，但都是一些启蒙的普通文章，一篇文字的密圈胖点和字数比较起来还要多。”

——“丙辰学社出的《学艺》杂志名誉还好吗？”

——“那和《新青年》比较起来又太专门，太复杂了。陈启修的政治论文被蔡元培看中了，聘去做了北大的教授，他便不再做文章了。许崇清的哲学论文，和蔡元培大打其官司，老陈从北京写信到上海，叫社里的人不要再做反对蔡老头子的文章，大家都很不满意。我看中国现在所缺乏的是一种浅近的科学杂志和纯粹的文学杂志啦。中国人的杂志是不分性质，乌涅白糟地甚么都杂在一起。要想找日本所有的纯粹的科学杂志和纯粹的文艺杂志是找不到的。”

——“社会上已经有了那样的要求吗？”

——“光景是有。像我们住在国外的人不满意的一样，住在国内的学生也很不满意。你看《新青年》那样浅薄的杂志，不已经很受欢迎的吗？”

——“其实我早就在这样想，我们找几个人来出一种纯粹的文学杂志，采取同人杂志的形式，专门收集文学上的作品。不用文言，用白话。科学杂志，我是主张愈专门愈好的，科学杂志应该专门发表新的研究论文；像浅近的科学，我想各级学校有各级的教科书和参考书，不已经够了吗？似乎用不着办杂志。像《学艺》里面所收的科学论文，专门翻译讲义的钞本，我最不赞成。”

——“出文学杂志很好，但你那里去找人？”

——“据我所知道的，我们预科同班就有一位郁达夫……”

——“哦，不错，不错，老郁是会做诗的。听说他常常做旧诗到《神州日报》上去发表。听说他也在做小说呢。”

——“对，我想他可以来一个。我还知道一位我们在冈山同过学的成仿吾。他去年进了东大的造兵科，恐怕他今年也回了国。他也是很有文学趣味的。他的英文很好，他似乎也可以来一个。你可还认得些甚么文学上的朋友吗？”

——“我可没有的。比我们早的同学如像文范村、吴君毅，都在《学艺》上发表小说的翻译，但他们恐怕不肯和我们一道。比我们后的同学我就不知道了。在熊本的人是一个也没有的。”

——“大高同学的系统之外怕还有些人罢？”

——“有或许有，但我可不知道。”

数来数去可以作为文学上的同人的还是只有四个人，便是郁达夫、张资平、成仿吾和郭沫若。

——“我想就只有四个人，同人杂志也是可以出的。我们每个人从每月的官费里面抽出四五块钱来，不是便可以做印费吗？”

资平很赞成我这个办法。他约定就以我那儿为中心，待学校开课以后，征求仿吾和达夫的意见，再策进行。

这一段在箱崎海岸上的谈话，在我自己留下了很深刻的印痕。我和资平发生交谊实际上是从那时起头。我知道他有文学上的趣味的也是从那时起头。所以我一想到创造社来，总觉得应该以这一番谈话作为它的受胎期。我这部《创造十年》要从这儿叙起，也就是这个原故。

在海岸上谈了一会，日脚渐渐偏西了。我约资平到我寓里去吃晚饭，他也乐于同行。从那陈列大炮的地方穿进松林，走向我寓居着的“质屋”，为时只消两分钟光景的。

——“我们在研究自然科学，”我一面走着，一面这样说，“只是在教我们观察外界的自然。我是想由我们的内部发生些甚么出来，创作些甚么出来。”

——“要创作，不也还是先要观察吗？”

作者在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

资平这样地回答了我，我当时觉得他似乎没有懂到我的话。但到现在想来，这两句话正是两人当时的态度不同的地方。资平是倾向于自然主义的，所以他说要创作先要观察。我是倾向于浪漫主义的，所以要全凭直觉来自行创作。我现在觉得他的话是比我更有道理了。无论是怎么深渊的精神活动，没有外界的素材是不行的。

进了我的寓所，我替资平把安那介绍了。资平到这时候才知道我是有日本老婆的人。他回头便用中国话来对我这样说：

——“你把材料提供给我罢，老郭，我好写一部《留东外史》的续篇。”

我听了他这话，觉得受了一番小小的侮辱。在我心里这样想：“这家伙太不客气。这家伙的趣味真是下乘！”但我没有说出口来。看他倒并没有侮辱我的意思，反觉得他这人的自信力很强，他直觉到我是不会做小说的人，要叫我把材料提供给他。

在这次会面后，不两天，资平便回学校去了，大学也开起课来了。

二

9月下旬，有一天午后，我从学校里回来。安那背着和儿在楼下烧茶。她对我说：“楼上有几位稀客来了。”

我匆忙地跑上楼去，看见了三位来客，一位是成仿吾，一位是陈君哲，还有一位是我不认识的大学的同学。君哲把那位不认识的同学向我介绍了，是六高出身的大学的四年生徐诵明。君哲也是六高出身的人，和仿吾是同年级，比我早一年进的大学。

原来仿吾也是因为风潮回了国，这回是同着一位同乡的老先生，盲了目十年的人，到福冈来就医的。他到君哲那儿去，听说我也在福冈，他便跟着他们到我住处来了。

我和仿吾相识是在1915年的夏天，我初进六高的时候。仿吾要比我年青三岁，但他的学级却早我一年。他学的是工科，在高等学校里属于二部。我们在冈山算同了两年的学，也同住了将近两年。他很有语学上的天才，他对于外国语的记忆力实在有点惊人。他最初是和他的大哥成劭吾一道到日本的。他的大哥进了名古屋的第八高等的时候，和几位朋友同译过一部英文字典。仿吾在旁边也帮助过誊录和校对的工作。他自从有过那样一番的根底之后，他在高等学校的三年间是没有用字典的。做一位高等学校的学生没有外国语字典，这在国内的学生看来或许不甚稀奇，但在对于日本高等学校有些经验的人，他至少是会惊异的。日本高等学校的功课，有一半乃至以上是学外国语，有第一外国语，第二外国语。甚至像我们学医的人在第一德语、第二英语之外，还要学第三种的拉丁语。一个礼拜的外国语时间在二十二三个钟点以上。加之日本人教外国语的方法是很特别的，他们是特别注重读。教外国语的先生大概都是帝大出身的文学士，本来并不是语学专家，又于学生们所志愿的学科没有涉历，他们总爱选一些文学上的名著来做课本。上课时的情形也不同，不是先生讲书，是学生讲书。先生只是指名某某学生起来把原书读一节，接着用日本话来翻译。译错了时，或者让别的学生改正，或者由先生自己来改正。接着又指名第二个人读下去，译下去。指名的方法，有的先生是挨着座次，那倒还可以偷懒，不轮到自己名下时可以不必准备。但有的先生全是任意，没有一定的。因此学生的自修时间差不多就是翻字典。日本人还好，他们是用本国话来译外国文，又加以朋友多，可以并伙，可以省些气力。中国学生便是用外国话来翻译另一种外国文了，一班之中大抵只有一个中国人，或者至多有两个人光景，因此是吃力到万分。你看，在这样的学生生活中能够不用字典，是不是一种惊异？

仿吾是很木讷的人，他很少说的中国话是一口湖南的新化腔。初和他会面的人，真不容易听懂。他到日本时年纪很小，但他对于中国的旧文献也很有些涉历。我们在冈山同住的时候，时常听见他暗诵出不少的诗词。这也是使我出乎意外的事。大抵仿吾的过人处是在他的记忆力强，在我们几个人中他要算是头脑最明晰的一个。

他在风潮中回上海去了，在他本来是不想转来的。直到9月尾上，各学校已经开课了，他在上海才遇着他的同乡，那位盲了目十年的陈老先生。我们要记得，蔡松坡也是湖南新化人，是死在福冈病院里的。大约就因为这样的关系，那陈老先生知道福冈的医科大学里有一位日本的有数的眼科博士。他的年纪已经六十以上了，带着一个儿子和一位管事，远远地从他的家乡出来到了上海，更打算到福冈来就医，想使自己的双目复明。他们到了上海，遇着仿吾，便拉他一同渡日。

我的住房是在那“质屋”的质库楼上，面积只有一丈见方，人立起来可以抵着望板。东北两面各有一堵铁格窗，看来很像鸟笼，也很像监狱。但就是那样的楼房，每月也还要我们六块钱的房金。仿吾想来是看到我们住处逼窄，他说到陈老先生们住在旅馆里面，每天的耗费太大，一个人每天要七块钱，四七便是二十八块，起居饮食都不方便。他们打算在外面找一间房子来自行开火。在这时候，他便向我提议，好不好让我们夫妇和他们同住，就由我的夫人替他们管理家政。

正在这样商议，安那烧好了茶，背着孩子送上了楼来。我便把仿吾的意思向她说，不消说她立地便答应了。因为那时候日本的一斗米要管七块钱，两个人一个月至少也要吃十块钱的米。我还有一件至今想起都还令人愤恨的事，是在六高毕业的时候，曾经到过一次东京，向经理员预支了两个月的官费。因为转入大学之后，第一学期要缴四十圆学费，又要买参考书。医科所用的参考书多是德文书，由于欧战的关系，书籍不能输入，就买旧书都要比原价贵到五倍以上。所以在初入大学时，预支学费便成了一般的通例。预支时原约定按月摊还，但最可恨的是那时的四川经理员，绰号叫张麻子的，他从8月份起便和我整扣下来。好在我预支时在7月，是旧额的四十八圆，从八月起增加了官费，所以我在8月底算就仅仅得到二十四圆的增加额。写信去质问并请求通融，他欺负你是住在乡下的人，给你一个不置答复。于是便弄得来把买好了的参考书又拿去进当铺，——好在当铺就在楼下——在9月将近一个月中连吃饭都是在节省着的。谁能料到在这样意外的地方才遇到救星呢？所以当仿吾一提议，我在心里早就喜出望外了。再向安那说明之后，她也欢喜得几乎流出了眼泪来，她只说，怕的是那老先生不高兴，她是没有不赞成的。

仿吾得到了我们的同意，便辞去了。隔不一会，他又一个人转来，邀我们出去找寻房屋。原来那陈老先生听说我们愿意和他们同居，也异常地高兴。所以在瞬刻之间事情便定夺下来了。我们便到箱崎神社前去找到了一家房子，是有楼的，楼上有四间居室，楼下也有两间。仿吾和陈老一门定住在楼上，我们一家三口便住在楼下。把租约议定了，第二天我们就搬了家。于是乎我的老婆便成为陈老一门的家政妇，我自己便成为听差。但我当时是怎样感激的呀！漂母的一饭原值得韩信的千金，况我和我的老婆是在出卖气力，我们是没有甚么可以羞耻的。

和仿吾同居在一处，我把月前同张资平两人的拟议向他提说过，他也很赞成。但他觉得人手太不够。据他的意见，东京的留学生能把中文写通顺的都没有好几个人，更说不上甚么文学。他主张慢慢地征集同志，不要着急。

仿吾和我们同住了两个礼拜的光景，我白天是要进学堂上课的，他和陈老父子、特别是那位管家似乎不很相得，他的生活很有些无聊。我们劝他回东大去继续学业，他起初很迟疑，以为再当冯妇是可耻的事。但他也经不起人多口众的劝说，终于决心再往东京。他动身时是在一天晚上乘的夜车，天气已经渐渐寒冷了下来。我记得他是披着我的一件披风去的，到了东京之后又邮寄了转来。

陈老所打算就诊的眼科大夫是大西教授。那是很有怪癖的人，用医学上的术语来说，是有点癫痫性。他在德国留过十二年的学，在日本的眼科中是数一数二的国手，在日本医学界中也怕是数一数二的怪人。

他的逸话很多。

有一次听说有一位日本的陆军大将或是中将找他疗治眼疾，走进了他的诊察室，向他举手行礼。

他叫着：“把帽子脱了！”

那将军遭了他的叱咤很出意外，但也很倔强地回答了一句：“帝国的军人是不脱帽的。”

大西听了便跳起来，连忙把那将军推出门去，不让他说出第二句话来。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进我诊察室的人不脱帽。”

像这样的逸话在学生中传说着，是真是假虽不得而知，但大家都很怕他。特别是在他名下的助手，怕他就和怕老虎一样。因此他那一个教室里，助手是寥寥无几的，但也怕是由于眼科不甚吃香的原故。

陈老来找他，学校里的老同学们为他介绍，但大家都很战战兢兢地生怕触犯了那怪教授的逆鳞。中国人的旧礼节也是不脱帽的，因此陈老头上的那顶瓜皮小帽，又成为了大家忧虑的焦点。那叱咤将军脱帽的一段故事也有人在他面前提说过，意思是要那老先生注意，和大西见面时把瓜皮小帽脱了。那老先生倒还很通方圆，据他说“入乡随乡”，脱帽是不成问题的。不过据我在旁边所亲眼看见过的说来，老先生住在病院里的时候，大西教授每天是要来诊察一次的，老先生有好些次便没有脱帽，怪教授也没有发过一次脾气。我想，大约他是看到陈老是上了年纪的盲人，又不远千里地走到海外来就他，他也是在感着义气的罢？

陈老的眼疾据诊察的结果是白内障（cataract），假使施行手术，或许有复明的希望。老先生的热心真可佩服，就是要略略见血的手术，他也甘愿受。在施行手术之前的准备是很慎重的，血液的检查，小便的检查，各种内科疾患的有无的检查便费了几天。食饵的调节也特别严格，这一层似乎把那老人苦了不少。湖南人爱吃辛辣的食物，就是上了六十岁的陈老每餐没有姜，没有辣椒，是食不甘味的。但怕会激起老人的肾脏病，这辛辣的食物却在最严禁之列。不过那老先生也很能忍耐，因有复明的希望在后头，医生说什么他也就唯唯听命。他时常爱这样说，他的眼睛将来复明时，能够看见我们一眼，他是多么高兴呵。

起初受种种诊察的时候是住在寓所里，遇必要时再到学校去，后来决定要行手术，便移进病院里去了。我和陈老的儿子和管事三人便轮流着在病院中陪他过夜。行手术的时候因为有课，可惜我不曾临场。据说大西教授很得意，说他的手术进行得很顺畅，复明的希望或许是有的。

天气一寒冷起来，学校里的人体解剖便开始了。一个礼拜有三次，都是在下半天。八个人解剖一架尸体。尸体分成八部分，头部，胸部连上肢，腹部连大腿，胫连脚，左右各一人。余下的背部是归头部的两人解剖的。第一学期解剖筋肉系统，第二学期解剖神经系统，在约略四个月的期间要把这全身的两项系统解剖完。因为左右是对称的，所以一个人便须得轮解着八架尸体。尸体是用防腐剂福尔马林（formalin）注射过的，全身缠着纱布，储在解剖教室的尸库里。八个人去抬出一架尸体来，陈在锌板制的长条桌上，就像围着吃西餐的一样，拿着刀子和钳子，来坐着吟味。起初一两次倒还是一个囫囵尸，随后便分割成七零八碎了。最后是像几头人熊，各人抱着一节骨头。福尔马林的臭味倒还不甚恶劣，但到时间经久了，绷带的保障已经不严密，尸体上要发起霉来。天气一热时更要腐化，甚至钻出些蛆蛹来。这样叙述着好像很恶心，但在解剖着的人看来，实在好像在抱着自己的爱人一样。特别是在头盖骨中清理出了一根纤细的神经出来的时候，那时的快乐真是难以形容的。

尸体的来源是刑务所，因此所解剖的尸体便都是犯人。有的是绞死了的，在颈项上还留着绞索的痕迹。但大概是病死的多，得肺病死的很不少。日本人是有文身的习俗的，有些尸体上，全身都施着朱色和蓝色相间的人物画，画得异常工整。

在这样奇怪的氛围气中，我最初的创作欲活动了起来。

我幻想着我所解剖着的一个尸体上，在胸部有一个拙劣的裸体女人像的文身，旁边也歪斜地写着“滨田爱子”四个字。同我解剖着的一个日本学生便哗噪了起来：“哦，这是斋藤寅吉的尸首啦！”接着便谈起了一段盗尸的故事。

那滨田爱子是离福冈不远的昔年日本遣唐使所出入的唐津地方一家名门的女儿。在三年前的夏天，在唐津海湾中洗海水澡时淹死了。黄昏时分尸体打上了海岸，因为要到天明警官才能来检验，在当晚便停寄在海岸上的一个棚厂里。但到第二天来，那尸首却突然不见了。

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在社会上生出了很大的波动。警察方面不消说在加紧侦察，费了将近一礼拜的工夫都没有着落。后来是有一位渔师的形迹可疑。那渔师自那尸首不见以来，白天没人看见过他，只有在晚上偶尔出面，购买多数的冰块。他的渔船每天都不见，要说他每天出去打鱼去了，但又不见他打捕过甚么鱼回来。这渔师就是那斋藤寅吉了。他在三年前死掉了妻子，一直到现在都还是独身。警察方面得到了这个线索，对于这人的行踪也就特别注意起来了。结果是在一天夜里，那渔师又回到了他自己的家里。有两个侦探早就埋伏在那附近等候着他，看见他挑着一担空鱼篮来放在门外，走进门去了。停不一会又由屋子里走出，挑着空鱼篮，走上市去。两个侦探便尾随着他，看他到冰店去买了好些冰块来盛在鱼篮里，但这回他没有挑回家，却是向海岸上走去。两个侦探又跟着他走到海岸，在星光中发现了他的渔船是停在岸边上，有一种异样的奇臭。只听见那渔师上了船，对着空洞洞的渔船在说：

——“小姐，我回来了！滨田家的小姐！……”

侦探听见了，便急忙地掩上去，跳上了他的渔船。那渔师看见有人来袭击他，便顺手提着一把切鱼的长尖刀向为首的一位侦探当心刺去，把那位侦探刺中了，他同时也被第二个侦探捕获了。

那位渔师的确就是那盗尸的犯人。那滨田爱子的尸首赤裸裸地藏在那舱板下面，虽然浸杂着好些冰块，但已经是半腐的程度了。尸体经检查的结果，很狼藉地在死后受了凌辱。受了重伤的一位侦探不久也就死了。就这样，那渔师便犯了几重的大罪：盗尸，奸尸，拒捕，杀人。后来是受了绞刑。

这就是我所幻想出的渔师斋藤寅吉的故事。但我的幻想还没有结束。

故事的全体，我是采用着欧洲旧式的小说体裁，全由一个日本学生口中谈出的。煞尾是我听了那番故事之后，我把那斋藤寅吉画有裸体女像的——那自然是他在监狱中思慕着滨田爱子所自行刺墨的了——胸上的一幅皮肤割了下来，盛在酒精瓶子里面，在课毕之后携回了寓所。自己觉得很疲倦，便倒在草席上休息。突然之间有人在我的耳边喊叫：

——“喂！还我的爱人来！”

我睁眼一看，才看见一架骷髅立在我的房门口。我不禁大吃一惊。但是这一惊不消说只是一个梦。

这就是我的最初的一篇创作的梗概，题名就叫《骷髅》。我自己苦心惨淡地推敲了又推敲把它写在了纸上，草稿也更易过两三次。我自己不用说是很得意的。那陈老听说我做了这样的一篇小说。叫我把原稿念给他听，他也很称赞，说落尾的一个梦收得最好。我在当时真是不揣冒昧，公然把那篇最初的创作投寄到东方杂志社去过，不消说是没有被采用。隔不了好久，那《骷髅》仍然寄还到了我自己的手里来，是我把它火葬了。

陈老的眼睛受了手术之后，经过很良好，所担心的并发病也没有。但是，失了的明却是恢复不过来。大西教授每天上午要来诊察一次，要拿着手指在他眼前摇动，问他看见甚么没有。要把他的头掉向有窗户的一面，问有没有甚么白色的影子可以看见。但那老先生的空洞洞的一双眼睛总是甚么也没有看见。我在下课时去看他，或者在病室里留宿的时候，也时常看见他爱自行伸一个指头在眼睛前面摇动，或者把头掉向有窗子的一边去望望，但总是摇头。教授的意思是假使有丝毫的模糊白影可以看见，那视网膜上的视神经还没有退化，第一次的手术没有完全，还可再行手术，使效果增强些。但是终竟连丝毫的影响也没有，结论是末梢神经怕已经退化了。那盲老一听见这样的话非常失望，再受手术的勇气也就消灭了。在病院里住了四个礼拜，依然在黑暗的世界中又回到我们的共同寓所。在11月中旬，他们整顿起行装回国去了。我总忘记不了陈老对我们说过的一句话：

——“我能够睁开眼睛看见你们一眼，我是多么的高兴呀！”

这句话他说过不仅一次。在未行手术以前说过，在手术无效以后也说过。我把他们送到门司上船，在临别时他也把这话来反复了一两遍。

三

在箱崎神社前租定那间大房子是先下了三个月的定钱的。陈老父子在11月中旬走了之后，我们还在那儿住到了年底。在当年的除夕我们才搬到了附近临海的一家小房子里去。搬家是在夜里，因为地方近，行李又不多，便同老婆两人手提背负地搬运了一两次，也就搬空了。那时我的感伤索性大动了一下，做过好几首绝诗。有几首我还记得，把它们写在这儿：

松原十里负儿行，耳畔松声并海声。

我自昂头向天笑，天星笑我步难成。

除夕都门去国年，五年来事等轻烟。

壶中未有神仙药，赢得妻儿作挂牵。

寄身天地太朦胧，回首中原叹路穷。

入世无才出未可，暗中谁见我眶红？

到处随缘是我家，一篇秋水一杯茶。

朔风欲打玻璃破，吹得炉燃亦可嘉。

这些最足以表示我当时的心境——矛盾的心境。自己好像很超脱，但在事实上却很矜持。自己觉得是很热心的爱国志士，但又被人认为了“汉奸”。在无可如何之中便只好得过且过，算好倒还没有落到自暴自弃的程度。这没有闹到自暴自弃的程度的，或者也怕是没有钱的关系。有一些人要表示出自己的风尘潦倒，便要写出满纸的醇酒美人。不假思索的青年也就为之洒雪无限同情的眼泪。其实那所谓醇酒美人是要以钱为前提的。

转瞬便是1919年了。绵延了五年的世界大战告了终结，从正月起，在巴黎正开着分赃的和平会议。因而“山东问题”又闹得甚嚣且尘上来了。我的第二篇的创作《牧羊哀话》便是在这时候产生的。

做那篇小说时是在二三月间，学校里正在进行显微镜解剖学的实习。我一面看着显微镜下的筋肉纤维，一面构成了那篇小说。那在结构上和火葬了的《骷髅》完全是同母的姊妹。我只利用了我在1914年的除夕由北京乘京奉铁路渡日本时，途中经过朝鲜的一段经验，便借朝鲜为舞台，把排日的感情移到了朝鲜人的心里。那全部的情节只是我幻想出来的，那几首牧羊歌和一首《怨日行》，都是我自己的大作。我在纵贯朝鲜的铁路上虽是跑过一天一夜，但那有名的金刚山并不曾去过。我的关于金刚山的知识，只是看过一些照片和日本文士大町桂月的《金刚山游记》。所以那小说里面所写的背影，完全是出于想象。

1919年夏，作者（右二）和夏禹鼎（右一）、徐诵明（左一）等九州大学医学部中国同学的合影

那篇小说写成了之后，因为《骷髅》尝受过一次绝望，我不敢再作投稿的冒险了。但我想发表它的心事也并没有抛弃。那时候我的大哥还住在北京，在司法部里做事，我便把小说寄给了他，请他改削，万一有可以发表的地方，便请他在报上替我发表。大哥写信来责备了我，说我正在求学，不应该沾染文墨上的事情。他叫我好好地学些本领，将来为国效力。我的小说，他一字不易地又给我寄回来了。问我那首《怨日行》是从那一位朝鲜人的诗集里抄下来的？

1919年日本谍报机关对“夏社”动态的报告被保存在日本外务省史料馆内

不久之后五四运动的风潮便澎湃了起来。那在形式上是表示为民族主义的自卫运动，但在实质上是中国自受资本主义的影响以来所培植成的资本主义文化对于旧有的封建社会作决死的斗争。自从那次运动以后，中国的文化便呈出了一个划时期的外观。

在那年的6月，福冈的同学，有几位集合了起来组织过一个小团体，名叫夏社。这夏社是我所提议的名字，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结社是在夏天，第一次的集会是在一位姓夏的同学家里。我们的目的是抗日，要专门把日本各种报章杂志的侵略中国的言论和资料搜集起来，译成中文向国内各学校、各报馆投寄。由几个人的自由的捐献，买了一架油印机来作为我们的宣传武器。但是这个团体结成以后，同学们都不会做文章，只让我和陈君哲两个人担任。君哲只做了一篇东西，在暑假期中他又回浙江去了，因此便只剩下我一个人做了油印机的保管者和使用者。我在暑假中也发过好几次稿，都是自己做，自己写蜡纸，自己油印，自己加封投寄。

因为在做这种义务的通讯社工作，国内的报纸便至少不能不订阅一份。我们订的是上海《时事新报》。那个报纸在五四运动以后很有革新气象，文艺附刊《学灯》特别风行一时。订报是从9月起，第一次寄来的报纸上我才第一次看见中国的白话诗。那是康白情的一首送甚么人往欧洲。诗里面有“我们叫得出来，我们便做得出去”。（大意如此，文字当稍有出入。）我看了不觉暗暗地惊异：“这就是中国的新诗吗？那吗我从前做过的一些诗也未尝不可发表了。”我便把我1918年在冈山时做的几首诗，《死的诱惑》、《新月与白云》、《离别》，和几首新做的诗投寄了去。这次的投寄算投成了功，寄去不久便在《学灯》上登了出来。看见自己的作品第一次成了铅字，真是有说不出来的陶醉。这便给与了我一个很大的刺激。在1919的下半年和1920的上半年，便得到了一个诗的创作爆发期。

我自己在小时本来就喜欢念诗，因为母亲爱从口头教我们暗诵唐宋诗人的五绝、七绝。在国内中学校肄业的几年间，科学方面的教员们通是些青黄不接的资料，不能够唤起科学上的兴趣，我自己也就只好在古诗、古学里面消磨。这不幸的几年间，构成了我日后的一个怎么也难克服的文学倾向。

我初到日本来时，是决心把这个倾向克服的。二三十年前的青少年差不多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是国家主义者。那时的口号是“富国强兵”。稍有志趣的人，谁都想学些实际的学问来把国家强盛起来，因而对于文学有一种普遍的厌弃。我自己是在这种潮流之下逼着出了乡关，出了国门，虽然有倾向于文艺的素质，却存心要克服它。这就是我所以要学医的原故。受着时代潮流的影响，既厌弃文学，同时又厌弃法政经济之类的学科，而自己的科学上的基本知识却没有坚实的根底，对于数学尤其有点畏难，所以避开了理工科，而拣取了这条学医的折中路径。但不料我在一高预科时无心之间和印度诗人太戈尔的作品接近了。同住的一位本科生，有一次他从学校里拿了几章英文的油印录回来，是从太戈尔的《新月集》中选出来的几首诗，是《岸上》、《睡眠的偷儿》、《婴儿的世界》等篇。我把来展读时，分外感受着清新而恬淡的风味，和向来所读过的英诗不同，和中国的旧诗之崇尚格律雕琢的也大有区别。从此我便成为了太戈尔的崇拜者。凡是他早期的诗集和戏剧我差不多都是读过的。我在冈山时便也学过他，用英文来做过些无韵律的诗。《辛夷集》开首的《题辞》便是1916年的圣诞节我用英文写来献给安那的散文诗，后来我把它改成了中文的。

准备学医的人，第一外国语是德语。日本人教语学的先生又多是一些文学士，用的书大多是外国的文学名著。例如我们在高等学校第三年级上所读的德文便是歌德的自叙传《创作与真实》（《dichtung und wahrheit》），梅里克（morike）的小说《向卜拉格旅行途上的穆查特》（《mozart auf reisenach prague》）。这些语学功课的副作用又把我用力克服的文学倾向助长了起来。我和德国文学，特别是歌德和海涅等的诗歌接近了，便是在这个时期。

因为喜欢太戈尔，又因为喜欢歌德，便和哲学上的泛神论（pantheism）的思想接近了。——或者可以说我本来是有些泛神论的倾向，所以才特别喜欢有那些倾向的诗人的。我由太戈尔的诗认识了印度古诗人伽毕尔（kabir），接近了印度古代的《乌邦尼塞德》（《upanisad》）的思想。我由歌德又认识了斯宾诺莎（spinoza），关于斯宾诺莎的著书，如像他的《伦理学》、《论神学与政治》、《理智之世界改造》等，我直接间接地读了不少。和国外的泛神论思想一接近，便又把少年时分所喜欢的《庄子》再发现了。我在中学的时候便喜欢读《庄子》，但只喜欢文章的汪洋恣肆，那里面所包含的思想，是很茫昧的。待到一和国外的思想参证起来，便真是到了“一旦豁然而贯通”的程度。我在高等学校第三年上曾经起过一个野心，想做一部《庄周评论》，把想论述的详细目的，写给北京的长兄，但同样遭了他的斥责。

在大学二年，正当我开始向《学灯》投稿的时候，我无心地买了一本有岛武郎的《叛逆者》。所介绍的三位艺术家，是法国的雕刻家罗丹（rodin）、画家米勒（millet）、美国的诗人惠特曼（whitman）。因此又使我和惠特曼的《草叶集》接近了。他那豪放的自由诗使我开了闸的作诗欲又受了一阵暴风般的煽动。我的《凤凰涅槃》、《晨安》、《地球，我的母亲！》、《匪徒颂》等，便是在他的影响之下做成的。

但使我的创作欲爆发了的，我应该感谢一位朋友，编辑《学灯》的宗白华。我同白华最初并不相识，就由投稿的关系才开始通信。白华是研究哲学的人，他似乎也有嗜好泛神论的倾向。这或许就是使他和我接近了的原因。那时候，但凡我做的诗，寄去没有不登，竟至《学灯》的半面有整个登载我的诗的时候。说来也很奇怪，我自己就好像一座作诗的工厂，诗一有销路，诗的生产便愈加旺盛起来。在1919年与1920年之交的几个月间，我几乎每天都在诗的陶醉里。每每有诗的发作袭来就好像生了热病一样，使我乍寒乍冷，使我提起笔来战颤着有时候写不成字。我曾经说过：“诗是写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便是当时的实感。但到1920年的四五月间白华到德国去了，《学灯》的编辑换了人，我的诗潮也就从此消涸了。

1919年9月开始，作者的诗作连续刊登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

时任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编辑的宗白华

创造社早期成员之一田汉

我之得以认识田寿昌是由白华的介绍。田寿昌和宗白华都是当时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是五四运动后所产生出的新人。寿昌也在日本留学，在东京高等师范读书。他那时已在介绍俄罗斯文学，又在议论着诗人和劳动问题。据我所知，他是受了日本文坛的影响，同时不消说也就间接地受了俄罗斯革命的影响。1917年俄罗斯的十月革命一成功，在各国的劳工运动上和文化运动上有一个划时期的促进。日本思想界之一角显著地呈出了“左”倾色彩的，便是从那时候起头。在当时日本比较进步的杂志《改造》和《解放》，继续发刊了。

寿昌由白华的介绍和我开始通信，后来在1920年的3月尾上，他利用春假竟由东京到福冈来访问过我。他来的时候正逢我第二个儿子博孙诞生后才满三天，我因为没钱请用人，一切家中的杂务是自己在动手。他看见了我那个情形似乎感受着很大的失望。他那时候还年轻，还是昂头天外的一位诗人，不知道人生为何物。就是我自己也是一样。当他来了的第三天，我公然陪着他到福冈附近的名胜地太宰府去玩了一天，第四天也陪着他游玩了福冈市中的名胜，把产后仅仅五六天，应该保持绝对安静的安那连带着两个孩子丢在了家里。后来弄得奶子断了，生出了种种的苦痛。

孩子因为奶断了便不能不用人工哺养。哺养又不得法，因此便发生了食饵中毒症，只得抱进大学病院里就医。先生说，孩子恐怕是不能保的，只有用最后的手段饥饿疗法来调治，要等到中毒现象的热度退了，才有希望。一家人搬进病院的一间小小的病室里，守着一个发高热、因饥饿与痛苦而啼哭着的半死的婴儿。时候是秋天，窗外的庭园中有寂寞的鸡冠花映着寡白的秋阳。白天守了一天，到晚来又眼睁睁地守了一夜。我那首《密桑索罗普之夜歌》便是在那惺忪的夜里做出的。那是在痛苦的人生的负担之下所榨出来的一种幻想。由葡萄中榨出的葡萄酒，有人会讴歌它是忘忧之剂，有人又会诅咒它是腐性之媒，但只有葡萄自己才晓得那是它自己的惨淡的血液。孩子在第二天清早热度退了，算好了起来。那首副产物的夜歌，后来因为寿昌翻译了王尔德的《沙乐美》，要我做篇序，我便写寄了给他。

创造社早期成员之一郑伯奇

寿昌来访的结果是产生了一部《三叶集》，所搜集的是白华、寿昌和我的通信。寿昌对我有很大的失望。他回东京时，路过京都，和郑伯奇见面，伯奇问他见了我的感想如何。他说了一句“闻名深望见面，见面不如不见。”这是后来伯奇对我说的，但我相信绝对不是假话。因为寿昌对我也露过这样的口气。当他初来的时候，我正在烧水，好等产婆来替婴儿洗澡，不一会产婆也就来了。我因为他的远道来访，很高兴，一面做着杂务，一面和他谈笑。我偶尔说了一句“谈笑有鸿儒”，他接着回答我的便是“往来有产婆”。他说这话时，或者是出于无心，但在我听话的人却感受了不小的侮蔑。后来在《三叶集》出版之后，他写信给我，也说他的舅父易梅园先生说我很有诗人的天分，但可惜烟火气太重了。当时的寿昌大约是嫌我太不清高，太不自重，往来的是产婆下女，关心的是柴米油盐，这样是会把诗艺之神骇到天外去的。但他却没有想到我假如有钱，谁去干那样的事？……《三叶集》出版之后颇受一时的欢迎，寿昌便又食指欲动起来，又曾约我和他的另一位朋友作三角的通信，好出一部《新三叶集》。这个提议是由我拒绝了。

在《学灯》上投寄诗稿的时候，我也投寄过一两篇小说。有一篇题叫《鼠灾》，写的是我的唯一的一件哔叽学生装放在破了一只角的藤箧里被耗子咬坏了，我和安那勃谿了一场的故事。那全篇用的是心理描写，写得颇暗淡，比较我那《牧羊哀话》和火葬了的《骷髅》，要算是进了一境的创作。可惜我自己没有存稿，别的人也没替我保存着的。

那篇《牧羊哀话》，我起初是在《学灯》附刊上看见了有一种《新中国》杂志在北京刊行，看那广告上也登载着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的翻译，我也就大着胆子投寄了去。这回也搭响了。那杂志的编辑先生登时回了一封信，称赞我的小说“笔酣墨饱，情节动人，决于本志第七期登载”。但自从接到那封信以后便没有得到消息，后来隔了许久，由我的诘问才得到了两本杂志的报酬。那《新中国》究竟是那一系的刊物，那位编辑先生究竟是谁，我到现在也还不知道。

作者与宗白华、田汉的通信集《三叶集》，1920年5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

四

自己本是爱好文学的人，受着时代潮流的影响，到日本去学习医科。日本人的教育方针是灌注主义，生拉活扯地把一些学识灌进学生的脑里。这在我又是一番苦痛。在高等学校的时候倒还没有感觉着怎么，因为那儿的功课一半以上是语学，也可以说就是文学。进了大学，情形便迥然不同了。天天闹的是“姆士苦鲁士”（musculus筋肉），“奈尔乌士”（nervus神经），“欺尔苦拉穹”（circulation循环），“勒斯披拉穹”（respiration呼吸），并没有多少道理，只是乌士、鲁士、拉穹、沙穹的死记些外国名辞。一个脑筋成为一个世界漫游者的皮箧，纵横狼藉地贴满了各个口岸、各种文字的旅馆招贴。

在我自己还有一种身体上的缺陷，是我在十七岁时，得过一次重症伤寒，两只耳朵得了中耳加达儿，耳鸣，重听。原因是由于高热的关系使鼓膜凹陷了，在传播声音的机构上生了障碍。在高等学校时，因为那儿班上的人数少，每班至多只四五十个人，教室不大，这种障碍倒还没有感觉到怎样的为难。进了大学，特别是医科，每班的人数在一百人以上，所有的讲义都是口授笔记。因此自己的不充分的听力便成为了很大的障碍。

就这样，在身心两方都感受着痛苦。在进大学后没一年工夫，我深深感觉着我自己的学医是走错了路。1919年的暑假，我早就想改入文科，但反对最激烈的便是我自己的老婆。在她的想法又不同，她是和我同受着生活上的压迫的。她认定医学可以作为将来的生活的保障。而我自己所身受的痛苦，她又并没有身受。像那种眼睛所看不见的痛苦，你就诉说出来，别人也只把你当成神经过敏。因为有了她的反对，于是乎我的迁怒便是恨她，甚且唾弃一切的科学。歌德的《浮士德》投了我的嗜好，便是在这个时候。

在1919年的夏天，我零碎地在开始作《浮士德》的翻译，特别是那第一部开首浮士德咒骂学问的一段独自，就好像出自我自己的心境。我翻译它，也就好像我自己在做文章。那场独白的译文在那年《学灯》的“双十节”增刊上发表过。第二年春间经宗白华的劝诱，我又曾把那《天上序曲》和第二部的开首一场《风光明媚的地方》译了出来，也在《学灯》上发表过。

就在宗白华往德国留学的时候，我自己却是想跑回中国。“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位很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她简直就和我的爱人一样。我的那篇《凤凰涅槃》便是象征着中国的再生。“眷念祖国的情绪”的《炉中煤》便是我对于她的恋歌。《晨安》和《匪徒颂》都是对于她的颂词。特别是《匪徒颂》，那是对日本新闻界的愤慨，日本记者称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学生为“学匪”，为抗议“学匪”的诬蔑，便写出了那首颂歌。在“五四”以后的国内青年，大家感受着知识欲的驱迫，都争先恐后地跑向外国去的时候，我处在国外的人却苦于知识的桎梏想自由解脱，跑回国去投进我爱人的怀里。我那时候想回国去，也并没有多么大的野心。就像太戈尔的《园丁集》里那个只想替女王拉上鞋跟的园丁一样，我是只想跑回中国去，在那儿的中、小学校里当一名国文教员。

1920年7月10日，我索性下了决心，别离了安那和两个孩子，跑到门司，想乘船回到上海。那时候有一位朋友在门司养病（就是《残春》中的贺君），我去看他时，他的病也快要脱体了，打算在7月底退院回国，约我和他同道。我也想到在上海并没有熟人，地方也不熟悉，1915年的“五七”虽然回去过一次，但只在旅馆里呆了三天，甚么地方都没有去过，对于那未知的上海不免隐隐地含着一种恐怖。乐得有伴，我就答应了他，又由门司折回福冈。折回福冈时是7月19日，就在那天，我意外地接到了一封张东荪的来信。

张东荪是当时的《时事新报》的主笔。信里说他们有几位同志，组织了一个共学社，打算介绍海外的名著。《浮士德》正是名著之一，因我曾零碎地翻译过一些，他便劝诱我从事全译。条件在《时事新报》上有广告登着，售稿或版税都听随自便。

我得到这封信时异常高兴，安那不用说也喜出望外。我便立地写了一封回信，接受了提议，着手《浮士德》的全译，把回国的计划暂时中止了。

西洋的诗剧，据我看来，恐怕是很值得考虑的一种文学形式，对话都用韵文表现，实在是太不自然。《浮士德》这部诗剧，单就第一部而言，仅可称为文字游戏之处要在对成以上，像那《欧北和酒寮》、《魔女之厨》、《瓦普几司之夜》及《夜梦》，要算是最没有诗意的地方。那些文字掺杂在诗剧里面而滥竽诗名，仅是在有韵调的铿锵而已。在这些地方译得最吃力。假如要用散文译出时，会成为全无意味的一些骸骨。用韵文译出，也不外是下乘的游戏文字而已。因此，我觉得元代杂剧，和以后的中国戏曲，唱与白分开，唱用韵文以抒情，白用散文以叙事，比之纯用韵文的西洋诗剧似乎是较近情理的。

译《浮士德》的第一部费了四个礼拜的工夫。我的初稿是用毛笔在日本的“改良半纸”上写出的。由于涂抹得厉害，我又工整地誊写过一遍。于是将近一个暑假的时间都为此消费了。第二部更长，更难译。难译的原故就因为那儿的游戏文字比第一部更多。全剧的构成过于支离，而那里面所包含的帝王思想，反对革命（这个革命的意义与现代的不同），使我最难忍耐。因此我便改变了初志，只译出第一部来印行，第二部不译。这个办法并不是由我创始，《浮士德》的英译有三十多种，仅译第一部的在二十种以上，把第二部全译了的不上十种。演《浮士德》的人，也多只演第一部。因此我便写信给共学社，提出仅译第一部的建议。不知道是那封信邮失了，还是共学社的人看见我不想译完，便以为没有出版的价值，信去后，一直没有得到回信。不久学校也开课了，我又只好把译稿收拾起来，放在一个小小的壁橱里，等有机会时再来译第二部。回国的念头同时也寄放着了。

不幸我又遇着了一次“鼠灾”。学校开课之后大约有四五个礼拜的光景，我在一天礼拜日想把译稿取出来整理一下，同时也想利用礼拜和每日夜间的余暇来试作第二部的翻译，好使工作告一个结束。待把壁橱打开，放在壁橱角上的原稿，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分量不见了。那壁橱原来有一个窟窿和旁边的一个橱子的地板相通，有高客先生把我的译稿拉去做窠去了。纸是改良半纸，异常柔软，但那高客先生们还嫌不如意，把纸头咬得来真是和粉一样碎。这个灾难使我失望不小，因为那是我费了两个月的劳力译出来的东西，每天清早四五点钟便起床，连吃饭的时间都疼惜着，却才成了这样一个下落。被咬坏了的部分就是那《街坊》以前的各场。那在第一部中要算是最难译的部分。假使我的底稿还保存着，都还可以安慰一下，但那些底稿在第二次清写时，已经先先后后消费到厕所里去了。就这样，第一次受了黄金干先生的批判，第二次受了高客先生的批判，使我那部译稿便成为一架残骸。而在第三次还受了老婆的批判。我的日本老婆对我说：“这是说你不应该做文学家，所以你第一次出马便受着这样的打击。”

翻译了《浮士德》对我却还留下了一个很不好的影响。我的短短的做诗的经过，本有三四段的变化。第一段是太戈尔式，第一段时期在“五四”以前，做的诗是崇尚清淡、简短，所留下的成绩极少。第二段是惠特曼式，这一段时期正在“五四”的高潮中，做的诗是崇尚豪放，粗暴，要算是我最可纪念的一段时期。第三段便是歌德式了，不知怎的把第二期的情热失掉了，而成为韵文的游戏者。我开始做诗剧便是受了歌德的影响。在翻译了《浮士德》第一部之后，不久我便做了一部《棠棣之花》。在那年的《学灯》的双十节增刊上仅仅发表了一幕，就是后来收在《女神》里面的那一幕，其余的通成了废稿。《女神之再生》和《湘累》以及后来的《孤竹君之二子》，都是在那个影响之下写成的。助成这个影响的不消说也还有当时流行着的新罗曼派和德国新起的所谓表现派。特别是表现派的那种支离灭裂的表现，在我的支离灭裂的头脑里，的确得到了它的最适宜的培养基，妥勒尔的《转变》，凯惹尔的《加勒市民》，是我最欣赏的作品。那一派的人有些是崇拜歌德的，特别把歌德的“由内而外”（“von innen nach aussen”）的一句话作为了标语。在把《浮士德》第一部译过了之后的我，更感觉着了骨肉般的亲热。但这一个影响却把我限制着了，我在后来要摆脱它，却费了不小的努力。

记得是北京的刘半农博士，他在《语丝》上嘲骂过我，说我是“上海滩上的诗人，自称歌德”。我在前虽然没有自称过我是歌德，但我和博士先生一样委实是崇拜过歌德的人。博士先生的说我“自称歌德”者是骂我不配，但我现在可又进了一步，我敢于这样说，像歌德那样的人是值不得我们崇拜的。——在博士们看来，或者又会说我是在“自称歌德以上”，那倒可以说是近乎事实。歌德可以令人佩服的地方，是在他的努力，但他的成绩也实在有限。他和他同国同时而稍稍后出的马克思比较起来是怎么样？那简直可以说是太阳光中的一个萤火虫！他在德国是由封建社会转变到资产社会的那个阶段中的诗人，他在初期是吹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号手，但从他做了隈马公国的宰相以后，他老实退回到封建阵营里去了，他那贵族趣味和帝王思想实在有点熏鼻。诗人海涅骂过他，说他只晓得和女人亲吻。——用《红楼梦》上的话来表现时，便是只晓得“吃姑娘嘴上的胭脂”，他老先生的确是可以称为德意志的贾宝玉。

我虽然不曾自比过歌德，但我委实自比过屈原。就在那一年所做的《湘累》，实际上就是“夫子自道”。那里面的屈原所说的话，完全是自己的实感。“从早起来，我的脑袋便成了一个灶头；我的眼耳口鼻就好像一些烟筒的出口，都在冒起烟雾，飞起火星，我的耳孔里还烘烘地只听着火在叫；灶下挂着的一个土瓶——我的心脏——里面的血水沸腾着好像干了的一般，只迸得我的土瓶不住地跳跳跳。”在当时我自己的生理状况就是这样的。我在目前也多少还是这样，但我不再有那时那样的狂妄，要叫着“破灭！破灭！我欢迎你！我欢迎你！”了。我知道这样的一点点身体上的苦痛，比较起在铁锁之下呻吟着的朋友们、在火线上再接再厉的朋友们所受的苦痛，算得甚么！但我当时实在是有些躁性狂的征候，领着官费，养着老婆儿子，实际上不外是一条寄生虫，而偏偏要自比屈原。就好像自己是遭了放流的一样，就好像天高地阔都没有自己可以容身之地。

我从前做过的一些古诗剧或小说，多是借着古人的皮毛来说自己的话。这层也就是西洋贾宝玉所给与我的恶影响了。我们知道《浮士德》中的浮士德，就是歌德自己的化身，《威廉迈斯达》中的威廉，也不外是渥尔夫刚他自己。

《女神之再生》是在象征着当时中国的南北战争。共工是象征南方，颛顼是象征北方，想在这两者之外建设一个第三中国——美的中国。但我自己的力量究竟太薄弱了，所表现出来的成果仅仅是一副空架子。这篇诗剧的初稿我寄给郑伯奇看过，又由伯奇转寄了给达夫。达夫用德文做过一首诗给我，我把诗寄到《民铎》杂志去一同发表过。可惜我手里没有《民铎》，达夫的诗我也不能记忆了。我仅记得是两节诗，每节四行。那八行诗的价值是在我那副空架子的诗剧之上。

五

《南国月刊》二卷一期（1930年3月20日出版），多蒙田寿昌为我保存子一封旧信：

寿昌：

你近来做了些甚么称心事？还好么？你我已久不写信了，你做的《violin and rose》，我很想看，可惜《少年中国》杂志已经停寄了，所以我至今还未入目。你其余的一些计划，已经完成了么？我在年假中也做了两篇短短的戏曲。一篇是《湘累》，是把屈原姊弟优孟化了的，不久在《学艺》杂志上当得披露。一篇是《女神之再生》，现在还在伯奇那儿，将来拟寄往李石岑君在《民铎》上披露。

成仿吾君你近来会过没有？他去年有信来，说有几位朋友（都是我能信任的）想出一种纯文艺的杂志，要约你和我加入。他曾经和你商榷过没有？他的来信上说：“新文化运动已经闹了这么久，现在国内杂志界的文艺，几乎把鼓吹的力都消尽了。我们若不急挽狂澜，将不仅那些老顽固和那些观望形势的人要嚣张起来，就是一班新进亦将自己怀疑起来了。”他这个意见，我很具同感，所以创刊的建议，我也非常赞成，不消说我们创刊杂志另外还有更大的目的和使命了。京都方面的朋友也可有三四人加入。我在二月间拟往京都——我昨天写到此处便住了笔，今天往校内去取信，成仿吾君竟有一封信来，我才知道他已经和你商量过。其后的进行怎么样了？

我等你来信，再商量以后的办法。

沫若，十八日

这“十八日”是1921年正月十八日，那时正是我的烦闷达到绝顶的时候。我说“二月间拟往京都”，便是想转学，进那儿的文科大学。这个计划没有实现，是遭了仿吾的反对。仿吾认为，研究文学没有进文科的必要，我们也在谈文学，但我们和别人不同的地方是在有科学上的基础知识。他这些话把我想转学的心事克服了。

为酝酿一种纯文艺刊物，作者1921年1月18日致田汉的信

仿吾自从同着那位盲目的陈老来过一次福冈之后，他和我是常常通信的。当我1919年与1920年之交正猛烈地为作诗欲所袭迫的时候，我的诗，是用复写纸誊录出来，一份寄给宗白华，一份便寄给仿吾。仿吾最喜欢我那首“读carlyle：the hero as poet的时候”的《雪朝》，但他不高兴那第二节，说是“在两个宏涛大浪之中那来那样的蚊子般的音调？”但那首诗是应着实感写的。那是在落着雪又刮着大风的一个早晨，风声和博多湾的海涛，十里松原的松涛，一阵一阵地卷来，把银白的雪团吹得弥天乱舞。但在一阵与一阵之间却因为对照的关系，有一个差不多和死一样沉寂的间隔。在那间隔期中便连檐溜的滴落都可以听见。那正是一起一伏的律吕，我是感应到那种律吕而做成了那三节的《雪朝》。我觉得要那样才能形成节奏，所以我没有采纳仿吾的意见。仿吾尤其喜欢“我全身心好像要化为了光明流去”那一句，他在1921年的年头所做的处女作《流浪人的新年》，开首的几行中便引用了那一句。

仿吾开始作新诗，据我所知，是从1920年起头。当宗白华还未去德国时，他有两首诗我替他寄到《学灯》去发表过。一首是《澎湃的黄海》，他宣言着我们达到了我们的“sturm and drang”（狂飙突贯）的时代。他在那年的暑假，在房州洗海水澡，便做了不少的诗寄给我。我替他集成《海上吟》，在《创造》季刊的创刊号上发表了。仿吾初期的诗和他的散文是形成着一个奇异的对照的。他的散文是劲峭，有时不免过于生硬。他的诗却是异常的幽婉，包含着一种不可捉摸的悲哀。你读他的诗，绝对联想不到他在学造兵科，是和大炮、战车打交道的人。但他和我一样是在烦闷着的。他为甚么要学造兵科，我不曾听他自己说出过他的理由。但那是很容易推想得到的，那也不外是要富国强兵，时代潮流的影响。他后来为甚么又终于把造兵的本职抛弃了，我也不曾听他自己说出他的理由。但我想他的文学趣味的抬头纵不是全部的原因，总要算是重要的一个。

1920年的下半期，他在研究托尔斯泰。达夫写信来对我说，他的研究最彻底，他打算把托尔斯泰的全部的著作都拿来读它一遍。但这项研究在后来似乎中断了，后来我也不曾看见他提到托尔斯泰。他和达夫同在东大。张资平那时候也在东大的地质科。我说的能够相信的几位朋友，便是指的他们。田寿昌和他们的交际是出于我的介绍。那个“想出一种纯文艺的杂志”的计划，便是博多湾上的旧议的复活了。据仿吾先后写来的信，说他们在东京达夫的寄宿处开过两三次会，第二次寿昌出了席，讨论的结果是寿昌担任在国内找出版处，并邀约些国内的朋友参加。第三次开会时寿昌没有出席，出版处的消息也没有下文。

“京都方面的朋友也可有三四人加入”，便是说的郑伯奇、穆木天、张凤举、徐祖正诸人。伯奇那时还在京都三高，我和他的交际，又是由于寿昌介绍的。自寿昌来访之后，他便在和我通信了。

我听了仿吾的劝告，打消了转学向京大的念头，但我的烦闷并没有因而打消。我在二三两月间竟至狂到了连学堂都不愿意进了。一天到晚踞在楼上只是读文学和哲学一类的书。我读了佛罗贝尔的《波娃丽夫人》，左拉的《制作》，莫泊桑的《波南密》、《水上》，哈姆森的《饥饿》，波奕尔的《大饥》；还有好些易卜生的戏剧，霍普特曼的戏剧，高斯华绥的戏剧。愈和这些书接近，便愈见厌弃医学，回国的心事又抬起了头来。

当在这样烦闷而动摇着的时候，仿吾也和我一样在烦闷而动摇。他是学造兵科的人而要彻底地研究托尔斯泰，单是这一点已经就可以知道他的矛盾。他在东京是和他的一位同乡李凤亭住在一道的。那是在一处私立大学学法政的人，在1921年的2月毕了业，先回上海去了。泰东图书局在那时打算改组编辑部，要分成法学、文学、哲学三科。李凤亭任法学主任，李石岑任哲学主任，是已经约定了的。李凤亭便推荐仿吾为文学主任。于是仿吾就决定了回国的计划，并把临到头的毕业试验也抛弃了。他决定在3月尾上由神户乘船动身，船在4月1号可以抵门司。我得到这个消息，便急转直下地也决定在4月1号到门司去，和仿吾同船回国。

我是在晚上动身的。那时候我家里还稍稍出了一点悲剧：便是我们在海上住了两年多的房子，在我决定了走的3月31号的那一天，屋主来领了房金，同时说他的房子要改建了，限我们在一礼拜之内搬出。这到后来才知道只是一个口实，实际上是他另外找到了一家愿多出一倍房金的佃客。那房子是一楼一底，楼上有两间房屋，底下是日本的渔家式的建筑，一边是墙壁，一边是敞放着的，虽也是两间的间隔，但并不成为房间。我们起初租赁下来的时候，房金是每月六元，把我们赶走之后，所新招的一家人听说是每月十二元。在我已经决定了走，而我留在后边的家族却要被人驱逐，这使我的决心发生了动摇。在这儿我是应该感谢我的安那的。她平常虽是阻挡我，不要我转学，不要我回国，但她看到我就像成为了狂人的一样，待在家里几月不进学校，她也就决心让我把医学抛掉，回国去另外找寻出路。她的性格比我强，只像一起了决心，便没有什么游移。在我动摇着的时候，反是她来鼓励我，执行了既定的计划。

由福冈到门司只有两个钟头的火车。我动身时是在夜里，因为在白天时两个孩子看见我走，是会哭的。安那在夜间煮了些红豆饭，烧了一匹红鲷鱼来替我饯行。这是日本民间的风习，表示喜庆或祝贺的时候便要用这些东西。红豆饭不消说是取其红色。鲷鱼在上海市上称为铜盆鱼，有红有黑，红色的居多。

走的时候天在下雨。安那说要送我到箱崎车站上去，我阻止了她，怕的是两个孩子在夜间醒了来没人照顾。

丢着一妻二子在后边，虽说是回国、实际是等于出外漂泊的我，我的不值钱的眼泪和那晚的夜雨一样，是淋漓地洒雪过的。我最放不下心的，便是我走之后，剩下的家里人在一礼拜之内不能不另寻巢穴。

安那安慰我，她说：“在村上有些熟人，在你回国之后暂时还有官费可领，我们的事情你可不用担心。只希望你回国去努力，有了职业时，我们便回来跟着你。”

就这样同安那住了四年另三个月，才第一次要作长久的分离。我在夜雨中从十里松原穿过，到箱崎车站去搭夜车，我心中的感慨就好像古代的武士出去上阵一样。——不是说自己很勇敢，有视死如归的精神，是自己的漂泊的前途，吉凶莫卜。

在门司的船上遇着了仿吾，天色也晴起来了。海湾中的海水呈着浓蓝的颜色，有好些白鸥在海上翻飞。在晴明的自然中，与久别的旧友重逢，夜来的忧郁已被清冷的海风吹送到太平洋以外去了。我那时候委实感受着了“新生”的感觉，眼前的一切物像都好像在演奏着生命的颂歌。仿吾搭的是三等舱，他在自己的铺位旁边另外替我空下了一个铺位。同时他还替他的友人护送着家眷，那是搭着二等舱的。

在门司时天色异常清明，但不料船一出海便遇到风雨。我是爱晕船的人，睡在那黑魆魆的三等舱中一动也不敢动。仿吾很强，他时而要跑到二等舱去照拂友人的孩子们，时而又跑到三等舱来和我谈话。仿吾随身带了不少的德文书，雷克朗牟（reclam）版的屠格涅夫的小说。他的托尔斯泰的研究又已经转换成屠格涅夫的研究了。我睡在船上算得到机会把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处女地》等读了一遍。

船到上海是4月3号，天色又晴起来了，但是风浪还没有止息。

我渴想着看海中日出的光景，忍着眩晕，跑上甲板，好容易把那光景目验了一下，但几乎把自己的肝脏都吐了出来。我那《归国吟》中的《海舟中望日出》的一首便是写的这时候的情景。

船进了黄浦江口，两岸的风光的确是迷人的。时节是春天，又是风雨之后晴朗的清晨，黄浦江中的淡黄色的水，像海鸥一样的游船，一望无际的大陆，漾着青翠的柳波，真是一幅活的荷兰画家的风景画。几年来所渴望着的故乡，所焦想着的爱人，毕竟是可以使人的灵魂得到慰安的处所。靠在船围上呈着一种恍惚的状态，很想跳进那爱人的怀里——黄浦江的江心里去。但这个幻觉不一刻便要像盛满着葡萄酒的玻璃杯碰在一个岩石上了。

船愈朝前进，水愈见混浊，天空愈见昏朦起来。杨树浦一带的工厂中的作业声，煤烟，汽笛，起重机，香烟广告，接客先生……中世纪的风景画，一转瞬间便改变成为未来派。假使那些工厂是中国人在主宰，那面未来派的画幅是中国人画出来的，再不然我自己不是生在中国的人，或许也未尝不可以陶醉一下摩登的风物。然而不幸的是我自己和那岸上活动着的和乞丐相差不远的苦力兄弟们是同属于黄帝子孙，神明之遗裔！那时候我还没有阶级意识，我只有民族意识。看见自己的同胞在异族的皮鞭之下呻吟着，除非是那些异族的走狗，谁也不能够再闭着眼睛做梦。美好的风景画被异族涂炭了！

到了上海了。这儿我虽然是再度刘郎，但等于是到了外国。那时候，上海女人正流行着短袖子的衣裳，袖口快要到肘拐以上，流行着长大的毛线披肩，披在肩头像反穿着一件燕尾服；男子的衣裳却又有极长的袖管，长得快要亸过膝头。那些长袖男，短袖女，一个个带着一个营养不良、栖栖遑遑的面孔，在街头窜来窜去。我在“走肉行尸”中感受到一种新鲜的感觉。街上跑着的汽车、电车、黄包车、货车，怎么也好像是一些灵柩。我的不值钱的眼泪，在这时候索性又以不同的意义流出来了。

我跟着仿吾和他所送的友人家眷坐在马车上先到了一家公馆。那公馆是谁的，是在甚么地方，我不知道，后来我也没有问过。在那公馆里面吃了一会茶，不记得又是取的怎样的路径，同仿吾两人到了马霍路的泰东书局的编辑所。到了编辑所，昏昏蒙蒙地会过一些人，谈过一些话。那时的详情我已不能记忆了，只是记得自己感觉着没有着落。我们从一些人的谈话中，知道了改组编辑部的事原来才是一场空话。担任法学主任的李凤亭已经担任了安庆法政学校的教职，担任哲学主任的李石岑还在编辑着《学灯》和《民铎》，听说不久有入商务印书馆编辑所的消息。仿吾所当担任的文学主任却本来有一位姓王的人担任着，那姓王的人也十分高兴地欢迎着我们，说是他得了两个很好的助手。这样一来，在我倒是出于自动，没有甚么，在仿吾要算是等于落进了一个骗局。

到了编辑所已经四五天，仿吾的任务依然没有决定，我自己也没有找到出路。仿吾是领了归国费的，他那时还有余钱，便在4月8号约我去游西湖。

游西湖时的心境和经过，我在《西湖纪游》的几首诗中保留了下来。仿吾的一首长诗《由长沙寄沫若》也叙述到了这件事。

去时我们乘的是晚车。到南站时，天上有赤色的晚霞，有大而明朗的长庚星出在西边，由车头冒出的蒸气在那红色晚景中映成紫色。我那时候在思念着我离别了八年的母亲，同时又在担心着留在日本的妻儿。火车是由南而北地奔跑，我的心思是在东西的纬线上梭织。我们坐的是二等车，车上有几个中国人，好像是上海市的马路政客，带着两名妓女，在一只角上大事吃喝。火车上没有特设的食堂，就在客车中便可以叫番莱，喝酒。那几位先生一面和妓女开着玩笑，一面牛饮着啤酒，男的女的都在吸香烟，吸得一个车厢都是烟雾沉沉的。把酒菜吃喝了，又打扑克，又闹又笑，两位妓女特别闹得厉害。车上的有好几个西洋人，都沉默着在拿着一些文件校阅，在他们心目中似乎除掉自己之外，没有身外的世界。又有几位日本人在高谈阔论，时而带着极轻蔑的眼光望着那一群吃喝赌博着的中国人取笑。我和仿吾都穿的是日本帝大的制服，他们大约把我们当成日本人去了，有的远远用眼睛来向我们示意。我的不值钱的眼泪，在这里又汹涌起来。我愤恨的自然是我们的贵同胞太不争气，同时是联想到中国的政局和国际上的形势：车中的情景便是这时局的一幅缩写图。凡是自己不能够抱一个妓女在怀里的中国人，想来是谁都会痛哭流涕的罢。

到杭州时是半夜，我们投宿在清泰旅馆里。——这座旅馆我不妨在这儿给它登一个广告，但我恐怕现在已经没有了。进了旅馆使我第一件感着惊异的是杭州的清静，连那穿长衫，戴京帽的茶房都很斯文，就好像中、小学教员一样。

第二天清早起来，吃了早饭之后，便去游湖。在杭州没有熟人，只买了一份地图来做向导，决定沿着湖的西南岸走去，先游雷峰塔。这个路向便是一个顶外行的路向。在图上看来不很长的一段湖岸，走起来却是费了半天工夫，而那一段湖岸在西湖是最没趣味的一段。我们的没有经验还闹了一个小小的笑话。我们不知道在西湖里面只要有钱随处都可以吃喝，我们照着日本的“远足”式的办法，备办了一些干粮。我们所备办的干粮又有些特别。因为“素心馒头”的名目别致，又听茶房说有甚么“素鸡”、“素火腿”，以为那冠在头上的“素”字是清洁的意思，便拿了两块大洋叫茶房替我们置办。于是乎一个人一块钱的干粮便是荷叶两大包。挟着两个大荷叶包子走了半天的路，真真是再别致也没有的西湖游，但有火腿和鸡肉在手中可以犒劳，倒也不觉得有怎样的厌烦。走到雷峰塔，正是所谓“日午当空塔影圆”的时候，两个人都感觉着口渴，而同时肚子也有点饿了。于是在塔下草地上坐下，把荷叶包子解开，把那“三素”来赏心。谁知所谓“素心馒头”才是甚么心子也没有的馒头，所谓“素鸡”、“素火腿”才是一些豆腐皮。“三素”嚼在口里，倒也没有怎样的难吃，只是愈嚼愈见口干，嚼不上半个馒头，怎么也难吞下喉去。只得又把荷叶来包好了。

在雷峰塔下停着一只湖船，船中的矮桌上放着一个茶壶，那诱引我们把沿湖走路的计划抛弃了。我们坐上了船，把船家的那壶冷茶倾向肚子里，比吃了两大杯冰淇淋苏打水的还要快意。船家把我们摇到北岸，在湖滨公园近处的一家小馆里吃了中饭，我们把我们的“三素”送给船家去了。

在西湖北岸游了一回，参拜了一些英雄英雌的坟墓，没有感受着多大兴趣便折回了旅馆去。

第三天逛了一回孤山，遇着一番微雨。雨中的西湖给人一种寂静的感觉。回头又到湖滨公园去过，遇着了几位画画的女子，想来怕是杭州女子师范的学生。

“un dane！”我这样用日本话对仿吾说。

“un da！”仿吾也回应了我一声。

我在这儿对不住我们那天看见过的几位女同胞，要把这个隐语解说一下。这是日本学生间所惯用的隐语，un字是由德文的unschoen省略下来的，意思便是不美。反过来遇着好看的女人时便说一个schoen字。这德文的schoen字正确的发音当如中国的“熏”，日本人没有这个音，他们所发出的声音都像中国的“香”。

杭州一下过雨，街上的道路就和黄海一样。两位初到西湖的外国回来的学生，在西湖里费了两天工夫，到第四天上来便遇着那黄海样的杭州，把所有的迷恋都打破了。于是又匆匆忙忙地折回上海。就这样，我们也说是去游过西湖。我也做了些游西湖的诗，但西湖的好处实在连边际也没有摸到。

六

仿吾在东京接到的信上是说聘请他当文学主任，月薪一百元。但他到了编辑所已经半个月，没有给他聘书，也没有说上月薪的话。书店老板赵南公——其实赵南公并不是泰东书局的老板，那书局是政学系的人办的，赵南公只是经理，后来政学系的几个分子成了“大人物”，没有再管书局的事，那书局于是乎便成为了宋朝的江山——看见了我的商品价值还不坏，他便把我一同留下，但我也始终没有接过他的聘书，始终没有正式地受过他的薪水。仿吾在上海住了两三个礼拜，看见那书局情形没有容纳下我们两人的地位，他便决心回长沙，把上海的事情留给我办。仿吾说，长沙有一座兵工厂，厂长是东大的同学，他到那儿是有事可做的。

仿吾去后，我住在德福里中，更好像漂流到孤岛上的鲁滨孙了。那位姓王的大编辑听说是天津的什么学堂出身，身上穿的是西装，手中拿的是手杖，脚上穿的是响鞋。他的脚步好像羚羊一样，走得很快，与其说在走宁可说在跳。他每天起床很迟，一起床便在楼上高叫茶房打水。吃饭，差不多没有一次不听他吵菜不好。每天上半天要到某女塾去教英文，上课时总爱涂一脸的雪花膏，打一身的香水。他那一双响鞋由楼上响出大门，出了大门还可以听见好一段响声。当他回来的时候也是一样，在大门外老远便听见他的响鞋。大门如是关着，他总要用手杖来在门环上打得满响。一进门就叫“茶房啊，打水！”他那枝手杖，和楼梯的栏杆是很有仇恨的，无论是上楼或下楼，那棍子总要在栏杆头上出气。先生的专长是英文，一部归化了日本的一位外国人原名为laficadio hearn，日本名为小泉八云（koizumi yakumo）的《文学概论》，便是他的宝典。他一高兴时便捧着朗诵。诵倦了又进房间去按按一架babyorgan（囝囝风琴）。再不然便拉长脚在床上“宰予”起来。编辑所里的人对于这位先生都有点不大高兴，特别是那位每天要被他叫打好几次水、以厨房而兼茶房的司务尤其恨他，当面叫他是王先生，背面便叫他是“亡八蛋”。为要更具体地表现他的愤恨时，他爱把右拳来加在左膊上歪着嘴做出一种哭声。据说那王先生初来上海时便中了梅毒，被一位不高明的医生打“六零六”把手膊打肿了，睡了一个礼拜。

我和王先生是同住在一间屋子里的，因此我很感觉着不方便。我们在日本读过书的人，有一种不好的习惯，便是在嘈杂的地方不能用功。王先生的英文朗诵和囝囝风琴的独奏，尤其是使我痛头的资料。因为他是主任，我是食客，我也不好干犯他的自由。每当他在编辑所里的时候，我便用毛巾把头包着，把两只耳朵遮盖起来。别人问我是否头痛，我也就答应是头痛。

在编辑所里有一位四川人邓均吾，这要算是我在马霍路遇着的一粒沙金。他很年青，在当时怕只有二十三四岁，他的态度很冷静，他没有喜怒哀乐表现出来。但一眼看来便可知道他不是呆子，也绝不是胸有城府的人。他本是由吴芳吉的推荐，出来任上海某女塾的英文教员的，在他未到上海之前暂时由王先生替他代理。但等他到了上海，代庖的先生才霸占了别人的位置不肯退还。他乐得也就像我一样，呆在编辑所里当了几个月的食客。这件事也是使我不高兴那位王先生的重要原因。

王先生当时在编辑着一种杂志，叫着《新的小说》，是白话文流行时一种应时的刊物。在初似乎也还销了一些，但到后来西洋镜拆穿了，遭受了一般读者的唾弃。书局方面听说我们要出纯文艺刊物，便有意思要我来主编，我已经替它改了一个名字叫着《新晓》。但是，王先生却仍然把持着不肯放手。我也就让他去主持，自己乐得做自己的事。

我开始编纂了我的诗集《女神》，其次是改译了那本《茵梦湖》。《茵梦湖》的共译者钱君胥是我的同学，那小说的初稿是他译成的。他对于五四以后的中国的新体文没有经验，他的初译是采用旧时的平话小说体的笔调，译成了一种解说的体裁，失掉了原作的风格。因此我便全盘给他改译了，我用的是直译体，有些地方因为迁就初译的原故，有时也流于意译，但那全书的格调我觉得并没有损坏。我能够把那篇小说改译出来，要多谢我游过西湖的那一段经验，我是靠着我自己在西湖所感受的情趣，把那茵梦湖的情趣再现了出来。

那时候上海滩上正是旧书新式标点流行的时候，亚东标点的《红楼梦》、《水浒》等书很风行一时，泰东看了眼红也想照办。我便劝他们标点《元曲》。这个提议立地也就见诸实行起来，但把那位王先生难着了，他把那词曲中的文句标点不断。我自己为填塞提议的责任起见，照着西洋歌剧的形式改窜了一部《西厢》。这项工作在当时已经很不满意，现在想起来尤其无聊，并且可惜了那部缺了一册的明刊本，那和金圣叹批本的内容有些不同，却被我把它涂毁了。

在这儿我应该追溯到我们和文学研究会发生纠葛的起源。

就在我同仿吾回上海时，文学研究会的郑振铎也由北京到了上海。那时也就是文学研究会由酝酿期向实行期突进的时候。

我的西湖纪游的那几首诗，是在《学灯》上发表过的。因此便有好些已知未知的朋友知道我回了国，振铎也就是其中的一人。振铎的名字我是在《时事新报》上时时见到的，共学社的出版预告里面有他的名字，《学灯》里也常见他的名字。在我们由西湖回沪之后的不几天，接到振铎写来的一封信，约我在一天礼拜日在半淞园会面。

仿吾在这时候才告诉了我一件事情。

原来振铎和他的朋友们要发起文学研究会的时候，有过一封信寄到东京田寿昌处，约他和我加入。这封信寿昌没有转寄给我，同时也没有答复。那封信仿吾是在寿昌处看见的，他那时说过寿昌的不是，那样的消息都没通知我一声。

半淞园的方向，在我初到上海的人，自然不知道，是赵南公的儿子送我到西门，由西门改换中国电车坐到了那儿的园门口。在那儿遇着了振铎，沈雁冰，和编辑着《时事新报》的《青光》栏的柯一岑。一岑和李石岑到马霍路来看过我，他是认得我的，我和振铎、雁冰算是初次见面。

见了面彼此都很殷勤，特别是振铎，他和我谈话的机会最多。我记得他穿的是一件旧了的鸡血红的华丝葛的马褂，下面是爱国布的长衫。他的面貌很有些希腊人的风味，但那时好像没有洗脸的一样，带着一层暗暮的色彩。他伸出来和我握手的手指，就和小学生的手一样，有很多的墨迹。那时候我觉得他很真率，当得德国人说的unschuldig，日本人说的“无邪气”。

雁冰所给我的第一印象却不很好，他穿的是青布马褂，竹布长衫，那时似乎在守制。他的身材矮小，面孔也纤细而苍白，戴着一副很深的近视眼镜，背是微微弓着的，头是微微埋着的。和人谈话的时候，总爱把眼睛白泛起来，把视线越过眼镜框的上缘来看你。声音也带着些尖锐的调子，爱露出牙齿咬字。因此我总觉得他好像一只耗子。——我在这儿要特别加上一番注脚，我这只是写的实感，并没有包含骂人的意思在里面。

柯一岑的印象没有甚么特别可说的，我只记得他的面孔平板，嘴唇微微往上翘，有点朝鲜人的风味，只是没有朝鲜人所共有的那种可怜的茫漠感。他穿的是青哔叽的学生装，我听雁冰称之为“劳动服”。

四个人将近玩了一天，中饭是在园子里面用的，是振铎付的钱。吃饭的地方是在一个临池的亭子上，因为是礼拜，园子里还有好些人在用中餐。饭后我同振铎坐在那临池的栏杆上，望着池里的败荷梗。

——“我们不久要在《时事新报》上出一种文学周刊，”振铎对我说，“希望你能够合作。”

——“我已经看见过你们登的广告”，我回答他，“我自然是要尽力地帮助。”

——“你索性加入我们的组织不好吗？”

——“没有甚么不好的，只是我听说你们最初发起文学研究会的时候，写过信给田寿昌，并邀我一同加入发起人之列……”

——“是的，有那么一封信。那时没有得到你们的回信。”

——“那信我并没有看见，寿昌没有把信给我看。他没有答复你们，想来他怕是没有合作的意思。现在我又来加入，觉得对不住朋友，所以我看最好是在会外来帮助你们了。”

——“好的，总之请你帮忙好了。”

当天谈的话自然很多，在园子里游玩了好些时刻，还在园外的田野中逍遥过好一会。一面走着，一面畅谈，但那临栏的一节话要算是那天谈话的核心。那一节话我也记得最清楚。在田野里盘桓到天色将晚的时候，一岑要到报馆里去，雁冰也好像有别的事情，我们便同坐电车到西门，在那儿握手告别。一岑在临走的时候说过这一句话：“你今天会很有一些诗产生出来啦。”但不幸那天的游览我却没有纪在诗里。

振铎看我不熟悉上海的路径，怕我走错路。他从西门还陪我坐了好一节的电车，坐到一处很繁华的十字街口。他陪我下了车，指示着和乘来的电车道成正交的路线对我说：“你乘那一路的电车往西首走，走不好远便是新世界。新世界前面左手边上有一个大跑马场，在那跑马场门口的电车站上下车，便是马霍路口了。”

他送我下车的地方是先施公司前面，浙江路和大马路成正交的那个十字口，这自然是后来才知道的。那时我很感谢他的殷勤，但我不知道他那时是不是已经住在闸北，如是已经住在闸北，那他乘浙江路的电车也正是必由之路，他和我同了一节路也不必就是专于为我了。不过他的确是陪我下过车，他那时候的厚情，我始终是怀着谢意的。

嗣后振铎也还到马霍路来过几次。有一次是同着叶圣陶来的，是在晚上。振铎把圣陶介绍了，圣陶握着我的手，十分恳切地说了好些话。但可惜振铎向我介绍时，我没有听清楚；圣陶的苏州腔，我连百分之十也没有听懂。我待他们走了之后，才问编辑所里的人，那位王主任吃惊不小地向我说：

“那便是鼎鼎大名的叶圣陶，你不认识吗？”

我听见是圣陶，也很后悔，觉得自己太木讷，没有尽量地多多谈些倾心的话。圣陶的小说，我最初是在《青光》栏内读过他的《他与她》，觉得他的笔致很清新，虽然并不怎么深刻。

我自从那次以后便没有和圣陶见过面，他留在我脑里的第一印象，是矮小、朴实、和蔼可亲的一位青年。

又有一次，振铎是同朱谦之一道来的，似乎还有李石岑同路。他们是到编辑所来商量谦之的《革命哲学》的出版。那时我同赵南公正坐在天井里面喝茶。他们来了，起初是只和赵南公谈话，我沉默着坐在一边，谦之也是沉默着。我看他怕只有二十岁的光景，穿一件毛蓝布大衫，一双圆头的布鞋，头发最异样，那周围的毛边是剃光了的，就像在头上顶着一顶圆形的毡帽。振铎代他说，他的《革命哲学》在商务不好出版，问过别家书店，也都不敢承印，要望泰东替他印行。

作者的第一部诗集《女神》1921年8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

南公没说二句话便答应了下来，回过头请他们和我商议。到这时候，谦之才知道了我是郭沫若，他从椅子上一跳而起，跳到我的面前，一双手把我的手抓着。

——“沫若，啊，你是沫若！”

他那一双有些可怕的眼睛就像要迸出火来的一样。

在“五四”以后，凡是从事于新文化的人，便都是自己阵营里的人，都是同胞骨肉一样，这样相亲爱、相敬慕的程度，不是个中国人是很难想象的。

谦之听说我住在泰东，他也就决定把行李搬来同住，等到他的《革命哲学》的出版。

就在谦之住在泰东的时候（是七八月之交），振铎也到马霍路来过好几次。他那时在编辑《学灯》，在《女神》出版时，那首序诗他曾替我发表过，同时也发表过那集子中所未曾发表的一两首。我有一次还做过一首儿歌，也蒙他拿去发表过的。（这首诗我没有保留下来，意思是孩子要到海边去，孩子的妈妈不让他去，孩子望他海外的爹爹赶快回家，带他到海上去玩耍。不消说是我思念自己的儿子，托为儿童的情绪所做出来的。）又有一次，我把王维的《竹里馆》那首绝诗写在纸上：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这是我从前最喜欢的一首诗，喜欢它全不矜持，全不费力地写出了一种极幽邃的世界。我很喜欢把这首诗来暗诵。振铎看见了这首诗，他以为是我做的，他还这样地问过我：

——“你还在做旧诗吗？”

在初回上海的时候，少年中国学会的左舜生也到马霍路来过。

那时少年中国学会另外出了一种杂志，叫着《少年世界》，要出一期“日本研究号”，向我征文，我早做了一篇《日本之煤铁问题》寄去。因为那篇文章不很满意，我便写了一封信去，请把原稿退还。左舜生便亲自到了马霍路来。来时是在晚上，他告诉我《少年世界》杂志已经印好了，不日便可出版，那篇文章不好再抽出了。

同时又谈到了些别的事情。

——“听说你们要出一种纯文艺的杂志啦？”他这一问，使我很诧异，这个计划怎么他会知道？他又说：“寿昌在二月间有信来，托我找出版处，我也奔走了几家。中华书局不肯印，亚东也不肯印；大约商务也怕是不肯印的。”

到这时候我才知道仿吾们在东京开第三次会议时，为甚么寿昌没有出席，以及找出版处的事之所以没有下文的原故。

自己留在上海的使命是要出一种纯文艺杂志，这是始终在脑子里盘旋着的一件事。《新晓》既由那位主任先生把持着，我的意思便是在《新晓》之外另出一种刊物，这层是得到了赵南公的同意的。当时我也暗暗地感谢赵南公，因为我听了左舜生的那一番话，像那时还未成形的创造社，要想出杂志，在上海滩上是不可能的。在不可能之中有泰东来承印，这当然是可以感谢的事。但我一个人留在上海，同住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帮助我，虽然有一位邓均吾，但他的能力也是很薄弱的。仿吾回长沙后连信都少有寄来，在日本东西二京的一些朋友，通一次信来回至少要两个礼拜。起初要主编《新晓》，写信给各地的朋友，得到同意时，局面又改变了。就这样，我呆在上海由4月初达到6月中旬，杂志的事还没有弄出一个眉目。我便想，无论如何有再往日本一次的必要，须得去巡访各地的朋友们，定出一些具体的办法。杂志用甚么名字，是定期还是不定期，定期时期限的长短，每人可担负的稿件的分量，这些都是应该商量的问题。于是我在7月初旬便决定再往日本。

这次我往日本的来往路费，是赵南公送我的。他送了我一百块钱，还送了我老婆一只金镯，是买成四十三块袁头。这一百四十三块钱就算是我在编辑所里住了三个月，编译了三四本书的报酬了。但在当时我的“流氓痞棍”性似乎还不十足，领了那笔钱总觉得有点受之有愧。

七

离别了三个月，又回到福冈。我留在福冈的妻儿是被家主驱逐出了从前的旧居的，新迁的地方离旧居不远，但我不知道在那儿。我走到旧居近处问以前相识的邻里，又才按照着地址去探寻。原来新迁的住居是在箱崎町的街道上，背着海岸，和海岸相隔还有两三家渔家。后面有一方空地，有新的木板墙围着。我先隔着那木板墙看见大的一个儿子和夫，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那空地当中挖土。头发很长，好像是自从我走后不曾剪过发的光景。就单只这样一个情景已经就使我的眼泪流出来了。我又转到街头的前门去，前门才是锁着的。我也并没有甚么惊异：因为我想到安那一定是背着第二个儿子出外去买东西去了。我在门口佇立着不一会，安那果然背着孩子买了些小菜回来。她看见了我，自然是喜出望外。因为我走得很仓促，临行时我没有通知她。

新居是平房，结构和旧居的楼下相同，可说就是旧居削去了楼层的一样。我们本来是没有什么家具的，我的一些书籍又已经运回了上海，看起来真正是家徒四壁，这些不消说又是催人眼泪的资料了。

我那《泪浪》的一首诗，被已故的“诗哲”（徐志摩）骂我是“假人”，骂我的眼泪“就和女人的眼泪一样不值钱”的那首诗，便是在这一天领着大的一个儿子出去理发时做的。我们绕道走去，在以前的旧居前缠绵了一会。那里还没有人住，有两三位木匠在那儿修理。我也就走进去，在那楼上眺望了一回，那时候的眼泪真是贱，种种的往事一齐袭来，便逼得我“泪浪滔滔”了。

我回福冈仅仅住了一天，第二天便动身往京都。在车上过了一夜，到京都时已经是第三天的上午了。我先到三高去访问伯奇。他那时正在考试，我在会客室里坐了好一会才等到他出来。他和我虽通过很久的信，但是初次见面，他信上写的字迹异常纤细，就像姑娘们的笔迹一样，那知一看见他才是一个矩形的面孔，身子比我还高，我觉得他可以称为东方的兴登堡。伯奇对我也一样地感觉着一种意外，他领着我去找一位旧同学李闪亭时，他这样对我说：“从信上得来的想象和实际的印象又不同，文学的要素是不免有些夸张的。”因为我做过《死的诱惑》那一类的诗，我写给他的信上也每多消极的话，因此在他的想象中以为我一定是一位病弱的人，肺结核没到三期，怕至少是到了二期的。

伯奇在考试。我便不好打扰他，便在李闪亭的寓里住下。这李闪亭是冈山六高的旧同学，进的是京大经济科，要算是河上肇的弟子。在冈山时我们同住过两年。因为他是第一部，我们常常叫他是“曼大林”（mandarin中国官僚），他很不高兴。进了京大，京都的同学们又称他为“中国马克思”了。但这位“中国马克思”到底还是成了“曼大林”，他后来是属于孤军派的中国青年党的一员健将，做过长沙法政学校的校长，1927年客死在上海。

我暂时寄寓在“中国马克思”的寓里，不幸我得了急性肠加达儿，那天整个下午不能行动。那时我对于马克思学说还是门外汉，夜间我同“中国马克思”并枕睡着的时候，他对我说了些“唯物史观的公式”，说了些“资本主义的必然的崩溃”，又说了些“无产阶级专政”。他说得似乎并不怎样地把握着精髓，我听得也就千真万确地没有摸着头脑。他劝我读河上肇的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我在当时并没有感觉着有怎样的必要，他这个劝诱，我也没有立地接受。

第二天病算好了一些，我应着张凤举的邀约，到他寓里去茶话。我同闪亭去时，凤举又到近处去把当时在京大研究的沈尹默先生请了来。沈先生那时恐怕将近五十岁了，他戴着一副药片眼镜，眼睛好像很不好。脸色很苍白。那苍白的脸色配着药片的眼镜，怎么也好像是日本的一位按摩。

凤举替我介绍了，说起我们要在上海办一种纯文艺杂志的意思。

沈先生的第一声是“上海滩上是谈不上甚么文艺的”。

我听见了这一声，微微地感觉着一种惊异。我不知道为甚么在上海滩上便不可以谈文艺。文艺究竟是该在甚么地方谈？揣想沈先生的意思自然是舍北京而外没有甚么地方说得上的，这一层也就引起了我的一种反抗心理。北京我从前到过，我觉得像那样暮气沉沉的地方倒未见得配谈文艺。这些话自然没有说出口来，我觉得说是多事。——其实照现在看来，就是那样的作想也已经是多事了。沈先生所说的文艺是大学教授的文艺，讲研究要唐钞宋刻，讲写作要古月荒城。这自然是以北京为宜，上海滩上是说不上的。这儿有一个阶段不同的阶级意识，就如贵族们之鄙视资产家一样，北京城的文士每鄙视“上海滩上的诗人”。这种思想，明白地说，就是封建思想。北京城是中国的封建社会的结穴，蟠居在这座古城里的正人君子或准正人君子，要想超越这种思想是很不容易的。

话一不投机，结果是把杂志的话丢在一边去了。谈了些京大所藏的中国古书，谈上了元曲。我发表了我的中国剧曲在文学构成上优于西洋歌剧的意见，凤举说他没有研究，没有加以赞否。沈先生也是沉默着的。凤举又说到厨川白村（京大的文学教授）称赞过我那首《死的诱惑》，——因为大阪的一家日报翻译过——说是中国的诗已经表现出了那种近代的情调，很是难得。我听了这话，其实并不知道他是在称赞，还是在藐视。

谈不好一会，便同闪亭从凤举那儿退出。那时京大附近的饭堂很多，都是以学生为对象的。用中饭时，在饭堂里遇着了伯奇。那天的下午，伯奇陪我去访问过一次穆木天。木天那时是三高的二年生，他是在专门研究童话的，一屋子里都堆的是童话书籍。我觉得他自己就好像是童话中人。他人矮，微微有点胖，圆嘟嘟的一个脸有点像黄色的番茄。他见人总是笑眯眯的，把眼睛眯成一线，因此把他那丰满的前额和突出的两个脸墩便分成了两部分。他特别像番茄的地方也就在那儿。他是吉林人，爱用卷舌音的北方话也特别助长了他的天真烂漫。我觉得他的姓穆而名叫木天，真是名也名得好，姓也姓得好。那时听说他参加了周作人的“新村”运动，我也觉得像他这种童话式的人也恰好和“新村”相配。

伯奇那天很有意思把我引去访问厨川白村，我却是谢绝了。我这人，用我们四川话来说，怎么也是有点“不带贵”。不知怎的，我总有点怕见上人。凡是所谓大人名士，我总是有点怕。外国的大人名士不用说，就连吾们贵国的，我也是只好退避三舍的。在这些地方或许也就是不能受人抬举，十年如一日地只能当着“流氓痞棍”的原因。

到了第三天，我觉得在京都想会面的人，都已会了面，虽然所想讨论的事情并没有说上，但已觉得无可再逗留了。我便决意再往东京。闪亭，已故的“中国马克思”，劝我到晚上乘夜车去。他说那样要方便些，到东京时是清早，省得许多麻烦。我听从了他的话，他便陪我去游过一天琵琶湖，京都近旁的一个大湖。那湖的规模比西湖大，水也比西湖深，有小蒸汽船在里面通行。湖畔也有好些古刹，有所谓“近江八景”，是仿照着“西湖八景”所拟定的。到过西湖的日本人有的说是比西湖还好，但这个比拟似乎有点不伦。因为西湖的好处是在它的小巧玲珑，就像规模放大了的庭园；琵琶湖那样宏阔的大湖，是没有这种风味的。

在琵琶湖游了一天，晚间在大津市乘车东上。坐在夜车里，自己免不得又想到杂志上的事情来。怕是只能出季刊罢，能够寄稿的人至多不上十人，又多是有学校缠着，而且散在四方。一年要出四期，怕已经很费事的。季刊用甚么名目呢？夸张一点的便是《创造》，谦逊一点的可以命名为《辛夷》。名目太夸大了，要求实质相副，是很费力的。书局方面拿不出稿费来，这是一件很大的困难。……这些都在萦想中，但想来想去总得不到着落。最大的希望是到东京后，要靠几位有力的友人来决定。

到了东京，先走到达夫的下宿处去看时，他得了病，进病院去了。我又跑到病院去看他，是骏河台的杏云病院。

我和达夫已经五年不见了，在未见面之前只疑他的病很沉重，我在想象中描画着我那位本来是很瘦削的友人怕已经是骨瘦如柴了；他那苍白而又带着一层暗灰色的面孔，怕已经是面如土色了。但一进病室时，他是坐在病床上的，带着红红的脸色。

他见了我，想立起身来和我握手，我急忙劝他安静着莫动。我问他是甚么病，他说是胃病。但我顿时怀疑起来，为甚么得了胃病就要进病院呢？我疑心是肺病，他不肯说实话。

谈了一天，并陪他去登临过一次在病院附近的俄罗斯正教的尼哥拉斯圆堂。——这是东京的名胜，在大地震时已经毁灭了。他住的病室似乎是头等，在一间前室中摆着一尊钢丝床，一只角上有洗面池等的设备。邻接着的后室是三铺席面的日本式的小房间，是护士或患者家族们的寝处。我那晚便睡在那儿的草席上，同时还有两个看护妇睡在我的左右两边。——这样一写出来，好像很风流，达夫在第二天清早也说过些风流的趣话，其实我被夹在两座肉山中动也不能一动。那两位护士大姐真够胖。一位好像是一条白肥猪，一双肥白的手各个手指节都呈着眼窠；又一位大约肾脏有毛病，面孔上带着暗灰色，全身有点浮肿。达夫有一篇小说叫《友情和胃病》的，便是写的那时的事情，那位白胖的密斯被我们的达夫描写成了杨贵妃。

达夫很热心，他所讲的话，主要是说他明天或后天便要退院，退院之后便要创作了。他已经做成了三篇东西，便是《沉沦》、《南迁》、《银灰色的死》，他打算拿来出一个集子，退院之后便要寄给我。他说，他的《银灰色的死》寄往《学灯》已经四五个月还没发表出来，叫我回上海之后给他要回。杂志的名目他赞成用《创造》，月刊、季刊都不论，每次他可以担任一两万字的文章。

我看见他这种热情，觉得到东京的目的是已经达到了。他能否在一两天之内退院还是未知数，资平他们都还有考试，不好多费他们的时间。在东京方面的事情我便要他做个中心，退院之后把大家召集起来商议一下；最好督促着大家在暑假之内努力做些文章，好使杂志在年内或来年的正月出版。他和田寿昌那时还不十分熟悉，我在东京该做的事情便只有去访问寿昌了。

第二天适逢礼拜，清早在病院中和达夫离别了，便往东京郊外去访问寿昌。寿昌住的地方，就是仿吾从前住过的月印精舍。那个地方，我起初以为是僧寮或者道院，原来只是几个留学生共同组织的“贷家”。寿昌和他的漱瑜是特别住在一间小房里的。他们那时的恋爱已经是在所谓“纯洁的”以上了。他们同住的人在精舍里面养了一些鸡，我到了，在吃中饭时便蒙他们杀了一只鸡来款待。午后寿昌约我去会佐藤春夫，我谢绝了。又约我去会秋田雨雀，我也谢绝了。不拜访名人的我的“不带贵”的脾气在寿昌面前又发挥了一下，其实我所拜访的寿昌，在那时候已经是名人了。他那时虽然还是高等师范的学生，但那儿的学课他已经老早没有去上了。只是他说晚间要引我到银座去领略些咖啡馆情调，这对于我倒是一个很大的诱惑。

我在1914年初到东京时，预备入学试验的最初半年住在小石川的偏僻地方，我不曾到过银座一次。在一高预科的一年是青年矜持期的绝顶，不说银座的咖啡馆，便连浅草的电影馆都没有去过。以后便分派到乡下去了。在暑假期中虽然偶尔有到东京的机会，但像银座的咖啡馆，实在是受了禁制的乐园。“咖啡馆情调！”

这是多么诱惑人的一个名词哟！我听说那儿有交响曲般的混成酒，有混成酒般的交响曲，有年青侍女的红唇，那红唇上有眼不可见的吸盘在等待着你，用另一种醇酒来使你陶醉。那儿是色香声闻味触的混成世界。在那儿能够使你的耳视目听，使你的唇舌挂在眉尖，使你的五蕴皆充，也使你的五蕴皆空。这样的一种仙境，能得深有研究的寿昌来向导，这真是我到东京的一种意外收获了。

咖啡馆情调要到晚间才能领略，午后寿昌引着我在代代木松林里盘桓，追忆到了一年以前的千里松原内的散步和太宰府的遨游。他谈到了漱瑜最近和他闹过一次闲气。他说他和“康月昭姐”——这位女士据说是广东人，寿昌是这样称呼她的——太亲密了，漱瑜有一次便对他说要和他分离，免得成为了他和月昭姐两人的交谊之障。他说漱瑜是在模仿欧洲某一位作家的戏剧里面的女主人公。可惜我把这位某作家的名字忘记了，我的贫弱的外国文学知识里也没有这个典故的储藏。

好容易到了晚上，吃了晚饭后，漱瑜说要到某姐处，叫我们等她回来之后再往银座。这个礼节自然是应该遵守的。不一会漱瑜回来了，寿昌先走去迎接她，他们好一会都没有进来。我也走去看时，看见漱瑜坐在门道上带着一个很不愉快的脸色。

——“怎的？生了病吗？”我问她。

——“是的，我肚痛。”

——“最好是赶快休息的好了。”

这样一来，所谓咖啡馆情调已经飞到另一个太阳系里去了。

第二天漱瑜的病算好了，她和其他同住的人都去上课去了。那时有一种表现派的电影叫《格里格里博士》，在神田某戏馆开演，是不可不看的，寿昌留着我，定要我把这场电影看了再回福冈。他和我两人便坐上电车进东京市去。起初是陪着他到上野，因为他要去会一位美术学校的朋友。那朋友住在一家临着背街的楼房上，下面是汽车行。到了那儿，寿昌在楼下叫了一声：

——“老王，在家吗？”

——“是老田吗？你上来。”从那楼上有湖南人的声音回答出。

寿昌叫我在下面等着，他跑上楼去了。刚上去又跑了下来，又叫我走。我们在上野公园里逛了一下，快到吃中饭的时候，他又拉我到本乡去会他的一位“剧友”。

原来那位“剧友”就是屠模，本是我在冈山的同学，但不幸我们在冈山时，为了一些小事有点不和睦。他是武进人，有演剧的天才，寿昌和他的交际便是由演剧而来。他在帝大学植物学，但他那时正在热心制造香水，进了他的房间，一房都是香气，随处都是香水瓶。中饭是在他那里用的。用了中饭之后他要去上课，我们又才分了手。

寿昌又拉着我走，在大学前面的街道上，就像两个梦游患者一样走来走去，进过好几家旧书店，在几家书店店头也立读过一些杂志，不知几时已经走到了万世桥。是电影快开演的时候了，我主张坐电车去。两人上了电车，我拿出一张五圆的老头票来买电车票，车长找不起。我的零钱，却又不够，坐了一站路，车长又把我们放下车来，意思是让我们把钱换了再坐电车。我到这时候才知道寿昌是囊空如洗，他是连坐电车的零钱都没有的。我这个太不聪明的脑筋，也才悟到在早上他为甚么要到上野去会那位“老王”，为甚么到中饭时又去找屠模，为甚么几次都不坐电车。说不定昨天晚上漱瑜去会某姐，也怕是去借钱，因为钱没借到，所以肚子才痛了起来，让我们的咖啡馆情调也就成为了画饼。脑筋太迟钝的人，就是在享乐上都是没有资格的。我假如早悟到了他们是没有钱，我自己虽然也穷，但还有从书店老板那儿领来的路费，一小时的咖啡馆情调或者是可以领略的。可惜我就在那一次把机会失掉了，自有生以来一直到现在终还不曾把我们的“咖啡馆情调”领略过一次。——我这样写来倒不是要夸示我是一位道学先生，也并不是想否认我之为“流氓痞棍”，不过我这个“流氓痞棍”委实是一位胆小的家伙，凡是没有经验的地方，实在没有胆量一个人去撞。自然，在这儿也有一种东西在说话，那种东西多的便是胆量十足的人，那种东西一缺乏不怕就是想要以“咖啡馆情调”来款待我的寿昌，反因我而得到一番梦游患者的经验。

那场《格里格里博士》的影戏，所描写的是一种狂人心理。开首是疯人病院的场面，是现实的情景。接着是那院里的两个患者在谈话的光景，以下便是幻境了。

德国的某一个都市有一对青年同爱着一位姑娘。有一次节日，他们三人同往市中观看种种的游艺。格里格里博士利用着一位梦游患者在市上营利，说是能够判断人的吉凶祸福。那两位男子和他们的共同的爱人也就进了博士的斋馆。馆里是一座小小的戏场布置，正面一段高坛上立着一个细长的木匣。坛下围着坐席，观光的人已经坐满了。停不一会，格里格里博士走了出来，字幕上表现出了他的说话，就是说他要向着看官们开示他的能知人吉凶祸福的梦游患者。他把木匣揭开，里面立着一个人，就和干槁了的尸首一样，眼睛闭着。博士向看官们发问，有没有人要问自己的吉凶。那对男子中的一个便要立起身来，几次都被他的友人和爱人拉着了，但他终于站起了身来。他问的是知不知他几时会死。在这时候博士叫那梦游患者把眼睛睁开来。眼睛徐徐地睁开，睁得璧圆，放出一种可怕的凶光，直射着问者的面孔。患者的口奇怪地动了几下，字幕上表现的是：“你呀，你今晚就要死！”说了又把眼睛闭了。

三位爱人大笑了起来，便各自退了席。谁料那质问者在那天晚上就寝之后，就由格里格里博士的梦游患者潜去暗杀了。另一个男子揣想到是那位游方博士作怪，便要替他报仇。经了几多转折，得到了一些实证，便率领着人们去逮捕博士和梦游患者。两人逃跑了，人们紧紧地追赶着，一直追进了最先现出来的那座疯人病院里。银幕上又是现实的景象了。一些狂人仍在那病院的中庭游散，有一个像死尸一样的人闭着眼睛立在一边，便是那位梦游患者。又有一个女的患者像垂着眼帘的白蜡观音一样，是那两位男子所共爱的一个爱人。格里格里博士是那儿的院长。不用说谈出这番幻想出来的人也是患者中的一个。

走出电影馆时，满街都已经上电灯了。寿昌问我还到咖啡馆去不？我却也早已经回到了现实世界来，只是买了一些西洋点心，敦促着他，赶快回去安慰他的漱瑜。

跑到东京，混混沌沌地便过了三天，到第四天清早又和寿昌告了别，我是决定回福冈去了。因为想买几本书，便又打算跑到东京大学前面的书店里去渔猎。坐在电车里自己觉得真是无聊，跑来东京一趟，也就和在京都混了几天的一样，真是空洞。自己也会了一些朋友，但好像所当解决的问题，一个都没有得到解决。朋友们自然大家都在答应要做文章，但那不是和几个月前还未回国时的情形一样吗？未知数依然还是未知数，x依然还是x，问题并没有进展得一步。想到达夫说要退院，觉得最可靠的还是只有他。他的寓所本就在大学附近，我便决心再往他那儿去探望一次。

他果然是在我会见了他之后的第三天退院的，我再在他的寓所见面时，他已经在做他的《友情和胃病》了。

这一次的重逢才会见了好些朋友。会见了资平和何畏，是东大同学们在学校里把他们找来的。无心之间也会见了徐祖正，他在我到京都的时候，已到了东京，那时他好像是和达夫同住在一个馆子里。就在那天下午，在达夫的房间里聚谈了一次，大家的意思也都赞成用“创造”的名目，暂出季刊，将来能力充足时再用别的形式。出版的时期愈早愈好，创刊号的材料，就在暑假期中准备起来。这个会议或者可以说是创造社的正式成立，时候是1921年7月初旬，日期是那一天我不记得了。

八

到日本去往返了一次，费了三个礼拜的光景，在7月中旬又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之后很不愉快的是《新晓》的预告中登出了我的名字。那位主任先生乘着我不在，把我锁好了的书桌的抽箱打开了——因为他和我的书桌是相同的形式，钥匙也相同。他把我的两篇旧稿取出了。一篇是我译的葛雷的《墓畔哀吟》，另一篇是名叫《love lane》的随笔。love lane是静安寺路上的一条小巷，离马霍路不远，华名用的是那几个字，我不记得了。那个名字在那时候我觉得很有诗意，地方也很幽邃，直译出来便是“情侣弄”或“爱情弄”。我住在马霍路时，晚间每爱到那儿去散步；每次要遇着好几对逍遥着的西洋男女，大约都是些“情侣”。我自己的“情侣”呢？时常是我自己的影子。那篇随笔便写的那种情趣，原稿后来失掉了。

主任先生不得到我的许可，便任意打开我的抽箱，攫取我的文字，把我来做他所编的《新晓》的幌子。这使我大不愉快。编辑所里的人都劝我登报声明，于是在《学灯》的一角上，在我回沪的第二天便有我的启事。①启事也没有揭穿，只是说有人假借我的名义在外面招摇而已。这样含糊的文字自然有为它注释的活着的脚，上海虽大，大家也就晓得我为的《新晓》了。到这时候那太聪明的书店老板才知道我和主任先生是不能合作的。他见了启事便跑到书店里来，谈了些和衷共济的话。有人向他谈到了私下打开抽箱的事，他拿着也就没有办法。《新晓》停办的话似乎就是在这个时候说出来的，他说以后便不出《新晓》，专出《创造》。

从那时以后，书店老板便把对于王主任的态度完全改变了。他遇着人便骂，骂他编纂了三个月连一本小杂志都编纂不出；骂他太不负责任，做出了对不住人的事。这样一来弄得那主任先生的响鞋，响得愈见焦躁，但是脸上的雪花膏却少涂了，香水也少打了。有一天清早，他还睡在床上的时候，有一位娘姨跑到编辑所里来叫醒了他。

——“王先生，太太叫把这架风琴拿回去。”那个“囝囝”便被她抱下了楼，坐着黄包车走了。

原来那架风琴是p公馆的东西。p是组织泰东书局的一个人，家眷住在上海。有一位成了人的女公子在学英文，编辑主任由书店老板的介绍在担任那儿的家庭教师。风琴是从那儿借来的。p家对待西宾似乎很有礼节，往常每每有鸡肉和清蒸鳖鱼之类的食品送到编辑所里来。大家都称王先生为未来的驸马，王先生亦隐隐以此自命。囝囝风琴一被搬走之后，于是乎驸马公的希望也就随着朵奶妳向空中消逝了。用所谓《春秋》的笔法来说，或许这一段姻缘是由我拆散了的。但是当年的那位密司p，假如看见了我这篇文章，她就和我们的《创造》没有被《新晓》污辱的一样，我倒要请她感谢我的。

这时候文学研究会的人又来提起过入会的事。在7月中，他们要在上海开一次大会，在开会之前的两三天，李石岑写了一封信给我，传述振铎他们的意思，要我加入文学研究会，并限我在一天之内答复（有人说过就像是哀的美敦书）。石岑那时已经进了商务编译所，《学灯》是让振铎在编辑的，他不消说也是加入了研究会。但他的提议，我却以同样的理由拒绝了。

暑假期中，伯奇回到了上海，他和我同住在编辑所里。他搜集来的资料是王独清由法国寄来的一首长诗名叫《支那》，和一部《新月集》的翻译。《支那》似乎是惠特曼式，但对不住我们的“情调诗人”，我在原稿中便替他毁弃了。《新月》却替《支那》报了仇，叫我流了好几斗汗水。《支那》既不能采用，伯奇碍在他们的友谊上，始终要叫我赏玩《新月》；于是乎在那上海市上的100℉以上的炎热之下替他渲染起来。那部《新月》除掉一些单语单字外，真可以说一钩新月。

当年的上海市的确是炎热得不堪，有时候热到100℉以上。坐在马霍路的楼上就使一事不做，也像面包烤在炉里，汗水不断地迸出。但是在吃别人的饭自不能不努力地做点事情，倒是做着事情反可以把炎热忘记。那时候我在开始翻译《少年维特之烦恼》。伯奇在翻译《卢森堡之一夜》。伯奇是从法文翻译出的，那书在描写性的一方面很有些露骨的地方，英译本都替作者删削了。伯奇为此颇为碍难。我劝他全译，但他有所顾虑，终于把原文删节了好些。

号称为编辑所的地方，丝毫组织也没有。本是一所二楼二底的弄堂房子，楼下做了堆栈，五六个人通杂住在楼上。做工、会客、睡觉，在那儿是三位一体。中国人的客，有事来商量的很少，无事来消遣的很多。客一来总是高谈阔论，起码总要坐上两个钟头。编辑所里有五六个人，平均每人一天一个来客，你一天工夫便要整个地费掉。在这种环境中，译事很不容易进行，创作的机会更是没有。本来是有躁性狂的烦闷者在上海不免又烦闷起来了。因此伯奇和我便有拿着工作暂时到乡下去做的计划。就在7月下旬，我们一同到过一次镇江。

在镇江游了金山，登过金山寺的塔。塔是木造的，涂着红色。塔下的门锁着，要缴纳若干钱，和尚才来替你开门。塔上的眺望当然是一个壮观，可惜我的记忆已经完全消逝了。我只记得塔壁上纵横狼籍地有无数的题名，也有些西洋人的题名杂在里面。

焦山有定期的小蒸汽船往还。坐船上了焦山，一山都是寺院。那些寺院的和尚就和四马路上的野鸡一样，专门在做拉客的生意。我们初到，自然是外行，在开始走进的一个寺院里便投入了他的罗网。大和尚拿了些茶点来款待，又展示了那寺里所藏的寺宝。他听说我们是来避暑的，便愈见殷勤起来。我们要到山上去游玩，他便派遣了一个“小童”来跟着我们。他所称的“小童”其实是和鲁智深相差不远的大汉，任随你走到那儿，他都在后面跟着。各个寺院都有所谓“寺宝”，看了便要你出钱。我们两个宝贝看了的“寺宝”也很不少，但只有焦山寺的“无惠鼎”还留在我的记忆里，连“瘗鹤铭”的所在我都是模糊印象了。

大汉又把我们引回了他的寺院，那儿已经替我们预备下了一桌很丰盛的素菜，和上海的素菜馆子功德林的上等席面相差不远。菜虽号素，用的通是荤名，而且还为我们备下了一些“素酒”。我们见了，不是酒的事，只是愁的事了。我不知道这一席款待究竟是要我们付多少钱。我一面用素餐充着饥肠，一面用日本话诉着愁肠。我很感觉着焦山这个名目倒不愧是座焦山。把饭吃完之后，结果是拿十块硬洋来抵塞，故意用了硬洋者也是因为十块硬洋比一张十元钞票来得更有实感。那位大和尚倒还客气，他说我们施舍得太多了。这一句话真是天来的佛音，才把我从焦愁解脱了。我就是到现在也还不知道，究竟那十块钱是给得太多，还是给得太少。假使是少了，而能使那大和尚不说话，怕或许是我们的日本话奏了功效。那秃头大师说不定把我们当成了帝国主义者了。

但是，十块大洋！这在大和尚看来或许不会多，而在我穷小子却不算少。我带去想在乡下住一个月的费用已经用了三分之一。焦山，避暑，还是滚他妈到阿鼻地狱里去罢！不用说我们就在那天也就退回了镇江。

游了一次焦山，花了十几块大洋，换来的是在这儿再写几行卖钱的文字。

焦山的北面，峙立在江岸上的是北固山，那山上有有名的甘露寺。我们游了金、焦二山之后，北固山没有再去了。但我想起了小时候读过的一首唐诗，便是王湾的《次北固山下》。那开首两句是：

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

这青山绿水的几个字隔了二十几年才使我感受了惊异。我想在唐时的北固山上或许会有一些林木，而扬子江里面的红水断不会是绿化了的。大约那位王湾先生也是一位大天才，大创作家，他在夜里泊舟，并没有看见山，也没有看见水，只是按照着自己主观的观念做出了那首杰作。不然，他或许是一位红绿盲，不能辨别水色，也不能辨别山色，只沿用着通常的习惯语，言水必冠以绿，言山必冠以青。

由镇江折转到无锡。我们要到无锡去，是因为住在那儿的朱谦之写过一封信来，说那儿的惠泉山有希腊的风味，比西湖还好。我们听了他的话，便也到了那儿的惠泉山。那儿的确是有“希腊的风味”，但不是古典的希腊，而是现代的希腊。山是一座童山，山下丛集着一些颓废的节孝祠，谦之和他的朋友们便住在一座节孝祠里面。那儿倒还好，比西湖还好的好处，便是可以少花钱。我们到的时候，谦之已经到了南京，由他的朋友们招待着我们，我们也就在那家节孝祠的一间楼房里住下了。

楼上有两尊木板床和一张方桌，平常大约是做泥人的匠人住的地方。邻接的空敞的楼房里，沿着楼壁还陈列着好些未上彩色的泥人。匠人们是回去了。为甚么回去了，在当时也听人说出过一般理由，但我已经没有记忆了。我想或许怕是各处的商场被西洋囝囝占领了的原故。楼房头上直接露着瓦顶，白天很可以纳暑，晚来蚊子的大军逼着我们只好在帐子里面过笼城生活。就这样在那儿住了有一个礼拜光景，工作丝毫也不能做，并连逼在近旁的太湖都不曾去过，又只好“逃之夭夭”了。

逃回上海之后，仍然还是住在马霍路的楼上。但在我们去避暑的期间中，有一位显客来访问过我。那便是商务印书馆的元老之一高梦旦先生。梦旦先生来访问我，这个异数的光降，就好像汉光武访问严子陵，或者是像亚烈山得大王访问皮匠，把编辑所里的人都震惊了。特别受了惊惶的是书局老板赵南公。在我回到编辑所时，南公老板来看我。他说梦旦一定是想找我进商务编译所的。他同时也向我提出了一个消息，是安庆法政学校的校长光明甫给他写了一封信来，请他代聘一位英文教习，月薪是每月二百块大洋。他的意思是要我去担任，遥领着他的编辑。但我这个不识抬举的天生成的“流氓痞棍”，却没有胆量去拿那一笔大钱。我自己自然也是学过英文的人，但我的英文仅仅能够看书，除掉参考着日本文或者德文译本也勉强能够翻译翻译之外，要讲几句“不落肯的因革利徐”，我连上海的茶房都还赶不上。钱自然又何尝不想拿，但恐怕上了课堂立地便会被学生哄掉。我这位胆小的“痞棍”在那时才推荐了达夫，因为达夫的英文程度的确比我高明，他那时还是东大的三年生，学的是法制经济。学那种功课的人平常是可以不必上课的，只要在试验之前把别人抄的讲义借来或买来——日本的苦学生多有抄讲义来发卖的人——准备一下，试验便可以无事地渡过。达夫的头脑很好，我相信他有这样的本领，所以便推荐了他。我并且说，达夫来也可以遥领泰东的编辑所，比起我来是更要拿手的。

我在当时已经是在准备退路了。住在日本的时候，就像要发狂的一样想跑回中国、就使有人聘去做中学校的国文教员也自誓可以心满意足的我，跑回上海来前后住了三四个月，就好像猴子落在了沙漠里的一样，又在烦躁着想离开中国了。我深切地感觉着我自己没有创作的天才，住在国内也不能创作。——已经三四个月了，所谓纯文艺的杂志仍然没有一点眉目弄出。像我这样没有本领的人，要想在上海靠着文笔吃饭养家，似乎是太僭分了。因此，我又想到还是继续我的学医安全些。世间有很多不怕死的病人，吃饭想来大约也是不会成为问题的。

南公听见我说达夫可以遥领编辑所的话，他很诧异。“怎么样？”他这样问我，“你是打算进商务吗？”

——“笑话！你未免神经过敏！我是打算暑假过后折回日本去。”

——“为甚么？刚刚架好步势，为甚么就走？”

——“不行，在上海不能创作。”

——“到乡下去怎样？”

——“乡下也是一样，这次跑到镇江和无锡去，花掉了几十块钱，得到的便是这样的一个教训。”

——“我在这样想，想把编辑所移到西湖，让你在西湖去做文章，跑印刷和管校对的人就留在上海。你看这个计划怎么样？”

我在心里笑了一下。赵南公在他的烟瘾过足之后本来是很可以想些妙计的，但在我以为妙的，少有看见过他实行，而他所实行着的我却是很感不妙。我住在他的编辑所里，差不多是在唱独角戏。跑印刷所，管校对，差不多都是我一个人在搞。“哼，他要把我移到西湖，”我在心里这样想着，但我对他说，“西湖还是一样。西湖我同仿吾也去过一次，终竟是不能安定的。中国没有可以使我们安定的地方，无论到甚么地方去，都感觉着颓败，感觉着压迫。”

——“怎么样呢？杂志呢？”

——“自然要办，唯其要办，所以我才要折回日本。我在那儿多少还可以做些文章，同时有达夫回来兼顾，你是可以不必愁的。”

“把你的日本太太和公子们接回来怎样呢？”

周到的南公老板想到了这一层，他定然是以为我的性欲不能发泄，所以才想回日本去。用弗洛伊德派的精神分析术讲来，一切的烦躁都是由于性欲的不满足，那我们的老板倒很可以算得是一位精神分析术的大家。但他却没有想到我一个人白吃着他的饭，好像是奴隶，又好像不是奴隶，已经有点难耐了。

——“他们回来是愈见使我累赘的。总之，达夫很好，只要他肯回来，那便甚么都不成问题。”

谈这些话的时候是在8月中旬的上午。我们就在那天决定了去请郁达夫回来，先由我写了一封信征求他的同意。高梦旦先生那儿我却模仿了一次孔二先生的办法，便是“阳货归孔子蒸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我听说梦旦先生白天是在商务编译所里办公的，我便跑到他的公馆里去投了一张回拜的名片。但在这儿我要声明一句：我并不是比梦旦先生为阳货，比我自己为孔丘，只是我自己怕见名人的怪癖使我采取了这样一个滑头的办法罢了。

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里面本来是有好些同学在那儿做工作，如像郑心南（贞文）、周颂久（昌寿）、何公敢诸位，在当时的薪水虽然没有欧美留学生多，但在实际上已经是不可缺少的中坚人物。他们肯到马霍路来看我，我也时而到闸北去访问他们。有一次我不记得是因为什么事，到商务编译所里去会我的那几位同学。那时候梦旦先生正在邻室会客，他听见同学们在和我谈话，便特别跑过来和我见了一次面。那老先生的态度异常诚恳，人很魁梧，声音很宏朗，神采于质朴之中带着精干的气味。我一看见了他，便觉得和我父亲的面貌很相仿佛。那天他说到他日前来访我的意思，是他有一位侄子得了肺结核，想到福冈医科大学去就医，要想问我些那边的情形。我便谈到我不久要转回福冈，梦旦先生便决定了让我回福冈之后再送他的侄子渡日，好托我照料。

大约是带着为我饯行的意思罢，在9月初旬我快要回福冈的前几天，梦旦先生下了一通请帖来，在四马路上的一家番菜馆子里请吃晚饭。那帖子上的第一名是胡适，第二名便是区区，还有几位不认识的人，商务编译所的几位同学是同座的，伯奇也是同座的。伯奇那天愁他没有衣裳穿，他便穿了我在上海用两块半钱缝就的一套法兰绒的西装，我是穿的夏布长衫。这要算是我们自有生以来的最大光荣的一天，和我们贵国的最大的名士见面，但可惜我这个流氓，竟把那样光荣的日期都忘记了。

那时胡适大博士受了商务印书馆的聘，听说就是梦旦先生亲自到北京去敦请来的，正在计划着改组商务编译所的大计划。大博士进大书店，在当时的报纸上早就宣传过一时。我听说他的寓所就是我晚间爱去散步的那lovelane的第一号，是商务印书馆特别替他租下的房子。他每天是乘着高头大马车由公馆跑向闸北去办公的。这样煊赫的红人，我们能够和他共席，是怎样的光荣呀！这光荣实在太大，就好像连自己都要成为红人一样。

博士到得很迟，因为凡是名角登场总是在最后的。——光荣到了绝顶的是，他穿的也是夏布长衫。他那尖削的面孔，中等的身材，我们在那儿的像片上早是看见过的，只是他那满面的春风好像使那满楼的电风扇都掉转了一个方向。梦旦先生向我们介绍，他殷勤地和我们握手。

梦旦先生说：“这是沫若先生，我们沫若先生很有远大的志向，不久还要折回日本去继续学业。”

我脸上的肉不免麻了一下。

——“很好的，”这是博士先生的第一声，这三个字好像是他的习惯语，我以后便听见过他说过无数次，“很好的，我们就等郭先生毕了业之后再作商量了。”

在“商量”之上冠了一个“再”字，自然是为我的事情已经是商量过的。商务真的有想找我的意思吗？老实说，在上海的书业界上做事情，除掉商务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更好的地方，这点知识我早是有的。假如在我和泰东发生关系之前，商务早有找我的意思，那我不费俄顷的迟疑，或许早就唯命是听了；但我不幸一回国后，便和泰东发生了关系。我要想“朝高枝飞”吗？这个行为是something like“革命”的。

在博士和我握手的时候，何公敢这样说：“你们两位新诗人第一次见面。”

博士接着说道：“要我们郭先生才是真正的新，我的要算旧了，是不是啦？”

他这样的一问，我没有摸准确是怎样的意思，但至少是感觉着受着了一种要求，便是要我说出一句客气的话。这话却没有立地构想得出，我只含糊地笑了一下。

就席的时候，梦旦先生并没有照着西洋的礼节，他是坐在那长餐桌上手一边的正中，胡博士坐在他的左手，我是坐在他的右手。博士时时隔着梦旦先生和我打话，在席终用茶点的时候，梦旦先生索性把我让在了他的左手去，和博士并坐了起来。谈的话很零碎，我现在也只能零碎地记得一些。

博士说过：“我们的朋友陶孟和的夫人最近把海涅的诗选译了，将来要作为‘世界丛书’的一册出版的，她把那首《du bist ein〔e〕》译得真好。”

我听了他说出这一番话，才知道博士先生也懂得一些德文。但他的德文发音好像很有点“不落肯”。

他又告诉我：“某君（这位先生的名字恕我忘记了）译了drinkwater的《林肯》，不久便可以出版。那部戏剧写得异常之好，把古事写得和新事一样。”

他回头又问我：“你近来有甚么新作没有呢？”

那时候《学艺》杂志上正在发表着我的一篇未完成的戏剧《苏武与李陵》的序幕，我便问他看过没有，正打算说出我要做那篇戏剧的大旨和细节时，他已经插断了我说：“你在做旧东西，我是不好怎样批评的。”

此外还谈了些事情，我毋庸缕述了。但我在这儿要叙述一件我们的大博士对于我的小小的奉仕。我那时候也在吸香烟，在电风扇之下擦了几根火柴都不能擦燃。博士把火柴匣接过去，顺手又取了一个酒杯来打横，把左手的拇指和无名指挟着酒杯边，食指和中指挟着火柴匣，那样酒杯便成了一个玻璃罩，火柴也就擦燃了。他向我笑了一下，我也着实地佩服着他，毕竟不愧是我们的博士！

散席的时候，胡博士和另一位美国出身的博士去打台球去了。

九

安庆学堂的事，达夫早有回信来，愿意担任。路费汇去了，他是9月初头回来的。他回来之后有四五天光景，我又转回日本。这一次泰东送了我一张二等票，另外又送了我六十大洋。我动身的一天，朋友们把我送到汇山码头上船。送行的有达夫、伯奇、均吾，还有一位新认识的朋友毕瑞生。

上了船，在二等舱的食堂里开了几瓶啤酒，但待我一搜钱包来付账的时候，钱包不知道几时已经被扒手扒去了。真是要命，急得我这个背时倒灶的“流氓痞棍”几乎流出了眼泪来。我那钱包里面不消说泰东送我的六十块钱是放在里面的，另外还有上海朋友托我到日本去买医书的一百块钱。足足一百六十块钱就那样便无翼而飞了。船又临着快要拔锚的时候，身上一个钱都没有，到长崎上了岸便是问题。在这时候我才知道朋友是可感谢的，达夫连忙把他的钱包搜了出来，倾了五十块钱给我。毕瑞生也尽他身上所有的搜了二十七块钱出来。这些钱在后来虽是由泰东抽出来还了的，但在那咄嗟之间，全不顾虑到自己而能倾囊相助，不是很可感谢的吗？

我离开了上海，把上海的事情移交了给达夫。伯奇因为有别的事要留在上海，他可比我迟到两个礼拜。他留在上海的期间，一切的事情自然也可以和达夫商量。但他们两人的勇气的确比我大。在我回到福冈之后，第一次送来的上海报上便登载出《创造》季刊的预告，计算起日期来，就在我离开上海后的第三天。预告上说季刊准于明年元旦出版，并且还有就在十几年之后都还使我们的鲁迅先生不能忘怀的“有人垄断文坛”的话。那一方面使我佩服着我们达夫的勇气，同时也使我感觉着分外的不安。我在上海呆了将近半年总不敢登出的预告，达夫接事仅仅三天，便把它登出来了。旗鼓一张便不能不有实质相副，我始终感觉着同人们的力量实在并不充足。还有那“垄断文坛”的话，我也觉得打草惊蛇，而且不免有些夸张。因为那时候的中国那里有甚么“文坛”？更那里说得上甚么“垄断”？但把“垄断文坛”的字样一揭出来，于是文学研究会的朋友们便居然“坛”起来，而且也“断”起来了。

回到了福冈，自然是继续学业。医科大学的课程，头两年是基础科学，后两年是临床科学。基础科学的毕业试验本在第二年年末举行，但我当时没有受，便跑回上海去了；要继续学业便不能不补受试验，因而我的时间便不能不为试验准备而花费。但我从上海回来时还带回了好几件工作。第一件是替穆木天修改那部王尔德的《童话集》，第二件是译完《少年维特之烦恼》，第三件便是准备《创造》季刊的文章。这些工作我是在试验准备和学课的余暇中完成了的。还有那被扒手扒去了的那一百块钱的买书费，算我自己是学医的人，我把我自己的医书拿了好些来抵充了。

《创造》季刊既已预告在明年的正月一号出版，发稿至迟便当得在12月以前。那第一期的稿件，除达夫的那篇《茫茫夜》之外，通是我集成的。我在11月以前已经陆续把稿件集齐交给了达夫，只期待着到了正月一号便可以如期出版，但不料第一期便愆了期。愆期的原因就是等达夫的那篇《茫茫夜》。达夫是心雄万丈的人，如在一种刊物中，他自己的文章不能压卷，他是不肯苟且的。他到二三月间才把稿子发出，发了稿之后便回到日本受毕业试验；第一期自然没有经过他的勘校和指点，一直迟到5月1号才出了版。产生出来的结果倒还马马虎虎可以过去，单是《茫茫夜》的一篇已经是拍案惊奇的大文字了。但是那排版的拙劣，校对的荒疏，在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刊物中怕要算是留下了一个纪录。有一位热心朋友替我们统计过，一册创刊号的错字在二千以上。还有同时出版的《少年维特之烦恼》，错误在五百以上。

《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一期的封面

《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一期的封面

由于校对的荒疏，同时还惹起了一件小小的悲喜剧，便是田寿昌的抗议了。寿昌在第一期中发表了那篇《咖啡店之一夜》，使我们在纸上领略了一番“咖啡店情调”。他的原稿先是寄给我，由我转寄上海的。他没用原稿纸，只是在随便的纸头上乘着自己的兴趣挥写出的。笔下的龙蛇已经飞舞得有点骇人，他那时做文章还沿着旧时刊物的习惯，凡有得意的文句要在字旁加以密圈胖点，因而愈加是满纸的云烟。那是不折不扣的真正的草稿，涂抹添改很不少，而他在纸上又是写着两面。我最初接到他的原稿时已经就在担心，怕一定会弄出不好的结果。结果是果然不出所料，他的那篇文章错处最多。寿昌在这儿便生了一个疑心，他疑达夫改窜了他的原稿，有意要陷落他，毁伤他在国内的名誉。他很严厉地叫我替他把原稿索回，要在别的刊物上再行发表。他说他可发表文章的地方很多。我是相信达夫决不做那样卑劣的事情的，我把达夫不曾经过勘校的情形告诉了他，又告诉了他泰东的校对素来是荒谬绝伦的，劝他不要疑心朋友。即使真有怎样的改窜，待我在暑假期中回国去检查原稿，查明之后再作理论。当时算好，寿昌听了我的话便没有急切地和达夫决裂。他还把应该在第二期发表的《午饭之前》寄给了我。

6月尾上学校放了暑假，泰东给我寄了一百块钱的路费来，我在暑假期中又回到上海。最先在马霍路的楼上把《创造》季刊第一期和《少年维特之烦恼》来校勘了一遍。寿昌的原稿是还保留着的，结果是证明了他的多疑。从那原稿上除掉为保持杂志的统一，把那密圈胖点删除了之外，丝毫也没有更改。原稿我寄还了寿昌，他的疑团也就冰释了。

回到上海最感受着惊异的是邓均吾的进步。去年在上海同住时，只觉得他是一位有趣的人，他的英文还好，对于旧式的诗词也有些教养。我走的时候曾经把我所有的一本英译的《海涅诗集》送给他。隔了一年回来，他已经把那《海涅诗集》读得烂熟。他自己还写了一册新诗稿，交给我看，他那诗品的清醇是举世无匹的。在《创造》季刊二期和三期上所发表的《白鸥吟》及其他，便是经过我替他挑选过的作品。

马霍路狭隘的楼房又添了南公老板的两位亲戚，实在住不下了，他在哈同路民厚南里便顶下了一家一楼一底的房子。我回上海不一个礼拜的光景，便搬到哈同路去了。那儿比马霍路要清静一些，起初是一个人住着，也觉得很舒适。不久我便把《创造》季刊的第二期编出了。

就在我移到民厚南里之后没两天，高梦旦先生和郑心南同学又来访问过我一次，适逢其会我又不在寓里。那时候商务的编译所已经改组成四部，心南在担任理化部的主任，何公敢在担任庶务部的主任，凡是稿件上的交涉都是由公敢经手的。不久公敢也来找我，他说梦旦的意思是叫他和我订下一个契约。凡是我的著译可不经审查，售稿时著作千字五元，翻译千字四元。据说这在商务印书馆是最高的价格。公敢又说，这种优待是对于我的一种报酬：因为去年梦旦托过我为他的侄子调查过医院的事情；但他的令侄在未能渡日之前已在沪上病殁了。我当时觉得自己并没有怎样尽力，没有资格受这样隆重的报酬。同时也觉得还没有售稿的必要，所以把这项契约只在口头听了一番，并没有写在纸上。

达夫在春间把东大的毕业试验通过了之后，早已回到安庆服务。他利用着暑假也到上海来了，他便和我同住在民厚南里里面。那时候肯到寓里来的有张闻天、吴明，汪馥泉诸人，他们当时似乎住在民厚北里，差不多每天都要来一次。来时谈话的对象多是达夫，和我是少有交涉的。文学研究会的诗人朱自清也来过一两次，他完全像一位乡先生，从他的手里能写出一些清新的诗，我觉得有些诧异。他那右侧的颅顶部有一个很大的秃了发的疮痕，可更助长了他的乡先生的风味。

在那时文学研究会的人和我们已经是有些隔阂了。发起时的劝诱经了寿昌的不置答复，去年夏间劝了我两次参加，我又婉谢了。《创造》季刊出预告时，达夫又暗射了他们“垄断文坛”。于是乎在不知不觉之间便结起了仇怨。《文学旬刊》上早就有好些文章在嘲骂我们，例如骂颓废派的“肉欲描写者”便是指郁达夫；骂“盲目的翻译者”便是指我和寿昌。《创造》季刊出版之后更蒙沈雁冰以郎损的笔名加了一次酷评，所谓文学研究会是人生派，创造社是艺术派、颓废派，便一时甚嚣尘上起来。我们的刊物是季刊，大家都不住在上海，因此对于别人的攻击，只有忍受。但我们毕竟还年青，一回到上海，便逼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就在那样的情形之下有达夫的《血与泪》的那篇小说写出，那是嘲弄雁冰和振铎诸人在当时所空吹的“血泪文学”的。我也有《论文学之研究与介绍》和《论国内评坛》的两篇文字，在正式地和他们交绥。那时又是柯一岑在编辑《学灯》，达夫和我的文章都是在《学灯》上发表的。我们当时的主张，在现在看起来自然是错误，但在当时的雁冰和振铎也不见得有正确的认识。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所谓人生派与艺术派都只是斗争上使用的幌子。雁冰在当时虽有些比较进步的思想，他的思想便不见得和振铎相同。文学研究会的几位作家，如像鲁迅、冰心、落华生、叶圣陶、王统照，似乎也不见得是一个葫芦里面的药。

雁冰在那时能够同振铎合作，倒是我们的一种惊异。所以在我们现在看来，那时候的无聊的对立只是在封建社会中培养成的旧式的文人相轻，更具体地说，便是行帮意识的表现而已。

这种意识，一方面促进了我们对外的抗争，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我们的内心的哀感。我们感觉着寂寞，感觉着国内的文艺界就和沙漠一样。有一天晚上似乎是在达夫把《血与泪》写成之后，我们到四马路泰东书局的门市部去。赵南公正在过瘾，我们在他的房间里坐了一下，问及《创造》季刊的销路，他说：“初版两千部，还剩下有五百部的光景。”这样的一句话在那时使我们感觉着特别的悲哀。创刊号由五月一号出版已经有两三个月了，才仅仅销掉千五百部——其实这在当时已经要算是很好的成绩了——我们感觉着同情我们的人真是少，在那电光辉煌的肩摩踵接的上海市上就好像只有他和我两个孤零零的人一样。

——“沫若，”达夫叫着我，“我们去喝酒去！”

——“好，我们去喝酒。”

两个人挽着手走出店门，就在四马路上一连吃了三家酒店。第一次是在一家面馆的楼上，我们喝了两壶酒，以后叫添酒菜，怎么也叫不来，一座大楼上空空洞洞的也只有我们两个人。把头伸出楼外一望，酒店招灯上的红字是用白纸贴了的，原来才是有丧事的人家。我们急忙下楼去付了钱，又跑进别一家馆子里去。第二处也因为堂官送来的酒接济不上，饮了几壶又冲出去了。最后一家是在那青莲阁旁边的一座酒楼上，两人坐在一张方桌上吃喝，喝到酒壶摆满了一方桌，顺次移到邻接的空桌上去，终于把邻桌也摆满了。两个人怕足足吃了三十几壶酒。我们平时是没有那样大的酒量的。我就到现在也还有点怀疑，我恐怕喝到后来的一些壶数，堂官看见我们喝醉了一定是作了假的。有一轮满月从街头照进楼来，照着桌上的酒壶的森林。我连说“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呀！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呀！结果是只有在首阳山上饿死”！达夫红着一双眼睛就像要迸出火来的一样，可他说过的一些话，我现在通不记忆了。我只记得我们决定请仿吾出来主持社务。

两人都喝醉了，彼此搀扶着踉踉跄跄地由四马路走回民厚南里。走到了哈同花园附近，静安寺路上照例是有许多西洋人坐着汽车兜风的。因为街道僻静、平坦、而又宽敞，那连续不断的汽车就像是在赛跑的一样。那个情景触动了我们的民族性，同时也好像触动了一些流痞性，我们便骂起西洋人来，骂起资本家来。达夫突然从侧道上跑到街心去，对着从前面跑来的汽车，把手举起来叫道：“我要用手枪对待！”我连忙去把他挽着，汽车从我们的身旁取了一个抛物线形跑过去了。

虽然和文学研究会的人有些意见，但也并不曾怎样的决裂。记得在8月初头达夫发起过一次“女神会”，是纪念出版后满了一周年的我的诗集《女神》。这种聚会在日本是常有的，好事的达夫要把它输入中国。在开会的头一天晚上，达夫拉着我到闸北去找振铎，请他们参加。振铎那时候是一个人住在一层楼房里，书架上陈列着不少的古书。在深处的一角，一张长条的书桌后面，有圆顶的罗纹帐子罩着一尊小巧的床，那床想来定是单人用的钢丝床了。振铎高兴地答应参加，并答应要多多邀约些文学研究会的同人出席，想借这个机会来组织作家协会。

开会是在晚上，地点是在一品香，文学研究会的同人到的有振铎、雁冰、谢六逸和卢隐女士诸人，日本帝大出身的同学也到了不少。那回雁冰先生在席上确是含着敌忾地演说过一次，组织协会的事情就没有提起。席终后在屋顶上还拍过照，但那次的照片我不曾看见过，也不知道它的下落。

一〇

我对于政治问题发生了一些关心的，是在这个时候。那时商务编译所里有一批人，便是后来的“孤军派”，集合起来要出一种政治性的刊物。主脑是陈慎侯，此外大多是帝大出身的同学。他们的主张，起初是以“约法”为中心，主张恢复“约法”以维系中国的大局。他们说，这种主张是和当时主张“好人政府”的胡适派，主张劳农革命的共产党成鼎足的。他们的杂志本可以在商务出版，因为不便说话，便托我介绍由泰东刊行，因此我也被视为了准同人之例。在他们开会讨论的时候，我也列过几次席。我那时候的知识实在不足以参加他们的讨论。我每次都是旁听，并没发言。不过我觉得他们的议论总是有点迂阔，他们主张护法，主张裁兵，在当时自然谁也都感着切要。但怎样来实现呢？靠着一本杂志的宣传，能使当时破坏约法的、拥着私兵的督军们觉悟吗？我对于他们的主张，出马便有点怀疑，但那里的同人大都是同学，而且多是专门研究政治经济的人。特别是那位陈慎侯，我觉得他是一位有趣的人物，所以我就采取了好意中立。

慎侯是福建人，在辛亥革命时是参加福建起义的一个人。他以福建代表的资格参加过南京的参议院。等到政权移到了北京，他自己却跑到上海，当了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专心在干他的国语文法和国语整理的工作。他主张把中国通用的字数限定，限成九千字光景，就和日本人限定汉字一样，那在教育普及的过程上是必经的阶段。他的生活很朴素，思想带着些社会主义的色彩，明确地给他一个估定时，大概是一位社会民主派。他是尊重法的，他要以法来维持着国家的机构，在法的维系之下再进行着社会的改革，以达到将来的“大同”。他反对个人主义，因而也就反对恋爱神圣。因为我翻译了《少年维特》。那里便有些神圣恋爱的话，在有一次他们的讨论会终结了之后便谈到了这个问题来。

他说：“恋爱最是自私自利的一种冲动，结局是要把对方占有。这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根本矛盾的。你是‘愿意成为共产主义者’的人，为甚么又主张恋爱神圣呢？”

他这句话实在是把我问穷了。我自己虽不曾主张过恋爱神圣，但既翻译了歌德的东西，自己便不免要负一番责任，我便取了一种解释的态度。我说：“凡是我们，在恋爱中是要陷到一种无我的态度，假如是文人，在这时候每每有平时想不出的思想可以涌出，平时做不出的文章可以做出，合乎诗人们的所谓神兴，所以诗人们便神圣视之。这种感情虽然结局是在占有，但因两情相得，反可以增加替社会服务的精神，我觉得在理想的社会之下是不会矛盾的。”

他反对我这种说法，始终强调着那占有排他的一面，并且说自古的帝王因为恋爱，因为女色而亡国败家的不计其数，无论怎样不能认为神圣的感情。特别是年轻人，对于这种感情尤当尽力地控制。

他的话我不大心服，但我也不能驳倒他，只是说恋爱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想这样含糊了事；但他并不肯放松。他说：“你既认明恋爱有坏的一面，那就不能认为神圣了。”

结果是他占了胜利，我没有再说甚么。我现在想到这个问题，我觉得他的话是对的，他是怕恋爱神圣说一出，会使得中国的青年都陶醉于恋爱，把正当的工作抛掉。这是他淑世精神的表现。但我现在可以增加几句：恋爱和吃饭、睡觉是一样，在人生是一种不能缺少的冲动，用不着神圣观，也用不着罪恶观。饭吃多了要生病，觉睡过了要惰业，恋爱失掉了节度自然也有它的害处。但是理想的恋爱，能使恋爱双方更好地为实现理想社会而服务，却是可以断言的。

就在那年的8月，在《孤军》尚未出版之前，慎侯便中了丹毒死了。《孤军》失掉主宰，一时有中止的形势。后来在何公敢的领导之下，仍然出了版；他们在第一期上请我做过一首歌，便是那首《前进曲》。

中国的积弱，在往年的一般人认为是由于没有近代的国家形体，没有近代的产业，所以在我们的幼年时代，才有变法维新、富国强兵的口号。就在那种种口号之下闹了几十年，中国在形式上也算是成了新式的共和国，然而产业仍然不能够振兴，国度仍然不能够富强，而且愈趋愈下。于是大家的解释又趋向到唯心主义方面，便是说中国民族堕落了，自私自利的心太重，法制观念、国家观念太薄弱。因而拯救的法门也就趋重在这一方面。我自己的想法是倾向于革命的。我觉得中国的现状无论如何非打破不可，要打破现状就要采取积极的流血手段。孤军派主张护法，不赞成用流血手段，他们同时也在反对胡适的好人政府的主张。但其实护法的主张也不过替好人政府的主张提出了一个具体的办法而已。约法恢复了，总要人人能遵守约法，那不就是“好人”吗？

在政治上我虽然有些比较进步的想法，但在文学的活动上和这种想法并没有怎样有机地联络起来。《女神》的序诗上，我说“我是个无产阶级者”，又说“我愿意成个共产主义者”，但那只是文字上的游戏，实际上连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的概念都还没有认识明白。在《棠棣之花》里面我表示过一些歌颂流血的意思，那也不外是诛锄恶人的思想，很浓重地带着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色彩。

要主张流血，那先决的条件便是武力问题。空洞地主张流血的人碰着这个实际上的问题，便没有方法解决。他要为自己解嘲，那空想者便不能不抱着“独善其身”的态度，而率性高蹈。暑假期中，我在上海译出了《卷耳集》，暑假过后回到日本又译出了《鲁拜集》，做了一篇《孤竹君之二子》，完全就是那种态度的表现。《孤竹君之二子》浓厚地带着虚无主义的色彩，记得是邓中夏批评过，他希望我少做那一类的文章，多做《棠棣之花》一类的东西。其实两篇都是一种倾向，只多少有些消极和积极的不同罢了。

日本的资本主义在欧战期中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但在欧战过后便遇着了恐慌的危机。重要的原因便是欧洲的资本主义又卷土重来，要在世界商场——很荣幸地几乎就是我们贵大中华民国的别名——继续他们的经济战了。日本产业界中所必然发生的倾向便是资本的集中，小资本家的破产，零碎事业的中断，猖獗的“成金风”之平息。这个现象从那博多湾的一角上也很鲜明地表现了出来。博多湾中的筑港工事中止了，那座像王宫一样的抱洋阁，渐渐萧条了起来，终至不能经营，在1922年的春间，全部拍卖了。

买了抱洋阁的是新起的博多湾沿海铁道会社，买来打算改成公司的办事所。但在未改公司之前，空了有半年光景。公司派了一位技师看守，但那技师和福冈市上的一位妓女姘上了，兼顾不到抱洋阁来。他便托了一位在抱洋阁附近住着的工头代他管理。工头的家和我们的寓所相隔不远。我们在那箱崎町上住了已经三年，自然是相识的，逢年过节也时而有些往还。那工头的老板娘想到自己一家人住在那王宫一样的抱洋阁里，在扫除上要大感困难；同时她的经纶似乎也很不弱，她利用那技师的弱点，便私自把抱洋阁的一部分向我们开放了出来，她请我的女人和他们同住。于是在那暑假前后的几个月中，那临海的几层楼房便成为了我们的居室。在三年前我在岸上羡慕着楼上的人如天上人的，在三年后的我自己却被岸上的游人羡慕为天上人了。

临海的第三层楼上是六十铺席面的房间——这“六十铺席面”假使日本人听了立地便要大吃一惊。因为日本式的房屋通用席面计算，席面的广度是有一定的。一席宽约三尺，长约六尺，普通的居室大抵是八铺、六铺、四铺半的规定。那样大的房间在前是作为筵会场使用的。临海的东北两面都有回廊，廊外有栏杆，博多湾的景色毫不吝惜地全部裸示在面前。大房间的西南角上又还有一间三铺席面的小屋，这不用说是搬运食案上楼来的中继站。

我在回廊上摆了两张由上海买来的藤制睡椅，安了一张短桌在那大房间里面，那儿便成为了我的临时书斋。有时海风太大时，我又把短桌移到后边的小室里去。

就在那样的广居之中，我译出了《鲁拜集》，做成了《孤竹君之二子》。《孤竹君之二子》在初本想写达夫和我在四马路上醉酒的那一晚上的事情，是想用写实的手法写成小说的。但我对于现实的逃避癖，却又逼着我把伯夷、叔齐写成了那样一篇不成名器的作品。我开始写时，本打算写出伯夷、叔齐在首阳山上挨饿时的心理。为求得实感起见，我有一天实行地饿过一次。早饭、午饭通没有吃，睡在回廊上的长椅上，等待着饥饿心理的到来。早饭不吃，倒还没有甚么；到不吃午饭，那真是受了点熬煎。饿着肚子幻想着伯夷、叔齐，同时是想借伯夷、叔齐的史影来暗射当世，因此在《孤竹君之二子》尚未构成之前，我却得着了《哀时古调》九首的副产物。那几首是用古诗格调写出来的，自然只是一些歪诗，但在可以暗示出当时中国的大势和我自己的心理上，它此《孤竹君之二子》却是更有意义。我现在把它写在下边，自己来加一番注脚。

阮嗣宗，哭途穷。

刘伶欲醉酒，挥袖两清风。

嵇康对日抚鸣琴，

腹中饥火正熊熊。

一东，二冬，人贱不如铜。

阮嗣宗，刘伶，自然是夫子自道。对日抚琴的嵇康是在二楼的一室里弹着钢琴的陶晶孙。晶孙本来要迟我一年，但因为我回上海去停了半年学，我们便同在一班了。他花了六百块钱买了一架钢琴，一有空闲便在一东二冬地弹奏。我们迁进抱洋阁之后，他也一同搬了来，寄居在二楼的临海的一室里。他那一东二冬的琴声正在伴奏着我的饥肠的跳舞。

一碗饭，五羊皮，

养活淮阴侯，买死百里奚。

伯夷、叔齐首阳山，

不合时宜该饿死。

四支，五微，秋高马正肥。

这是那晚和达夫醉酒时的情绪。泰东老板对于我们采取的便是“一碗饭，五羊皮”的主义。他知道我们都穷，自然有一碗饭给我们吃，时而也把些零用钱给我们用。但这些饭和这些钱是主人的恩惠，我们受着他的买活便不能不尽我们的奴隶的劳力。我们不曾受过他的聘，也不曾正式地受过他的月薪。我们出的书不曾受过稿费，也不曾算过版税。他以类似友情的主奴关系来羁縻着我们。我们所受的恩惠虽是有限，而所尽的义务却没有可言满足的一天。因为这儿的尺度是精神上的尺度。我们的自由无形中是受着束缚的，譬如商务印书馆要聘请我们，我们便不好向高处飞。受着这样的束缚，善于自行解嘲的人，自然可以美其名曰“高洁”，曰“不合时宜”，自然也就可以自比为伯夷、叔齐了。这些正是我们那时候还受着封建思想束缚的铁证，并不是泰东能够束缚我们，是我们被旧社会陶铸成了十足的奴性。我们出马的时候假使是亚东，是群益，它们都一样地可以做我们的主子的！

羡煞人，黄金印，

顺口说合纵，横目说连衡。

富贵在天生有命，

一朝尸被五牛崩。

酒醴，三牲，准备哭苏秦。

这指的是当时的一批政客，特别是那时的一位“小徐”（徐树铮）。

唐藩镇，势绝伦，

当年炙手热，今日几人存？

河朔淮西一宵尽，

满池鹅鸭可成兵。

虎口，当心，骊龙有逆鳞。

这指的自然是当时的军阀。

白居易，琵琶行，

徐娘已老大，犹自嫁商人。

怀抱琵琶邻舟去，

赢得青衫泪满襟。

五鼓，三更，关公走麦城。

这儿所说的徐娘是指当时的徐世昌。那位老头子卖名卖到晚年，不料他的权势欲是很大的。苦心孤诣地运动到做了一任大总统，后来被段祺瑞赶跑了，跑向天津。

孙悟空，齐天圣，

十万八千里，只消一翻身。

才闻专使拜曹公，

又见三桂哭清廷。

三正，五行，相克还相生。

这是在讽刺当时的国民党，’因为一时在联络曹锟，一时又在联络张作霖。

楚狂人，笑孔丘。

七十二大贤，三千小猕猴，

包办中华教育界，

老庄无分吃猪头。

三跪，九叩，缘木把鱼求。

中国的教育界有这样包办的一群人，这是无须乎再来加注的。只是那一群人在当时正叩头百拜地向北政府请发薪水。

搏浪椎，何处有？

荆轲今已死，狗屠不可留。

陈涉、吴广起田间，

农民之中今在否？

一笔，全勾，醉死梦生俦！

这仍然是做《棠棣之花》时的情绪。

天风吹，海浪流。

满怀悲愤事，聊以寄箜篌。

神州原来是赤县，

会看赤帜满神州。

朋友，朋友，努力事耕耨！

这儿明白地露出了一个“赤”字，但奇怪的是这几首诗里面骂了政客、军阀、官僚、党人、教育家，却没有提到在这些傀儡之后牵着线子的人物；追慕了些lumpen-proletariat，一跃便想把中国赤*了。横陈在藤睡椅上想赤*，这便是我当时的一个如实的写照。——

肚子实在饿得难以煎熬，在那六十铺席面的三层楼上当着海风，熬出了这几首哀时古调，把赤*问题、饥饿心理、《孤竹君之二子》抛在一边，自己跑下楼去把冷饭来填了一肚子。

一一

回福冈不久，达夫从安庆寄了一封很悲哀的信来，同时寄来了一份胡适编的《努力周报》。胡适在《骂人》的一段杂记里面，骂了达夫，同时不用说也连带着骂了我们。骂我们是“浅薄无聊而不自觉”。达夫挨了骂，他便异常地悲愤，写来的信上说，他要跳黄浦江。我得了信，又看见了胡适的那段杂记，也很悲愤。我尤其怕的是我的朋友会真个跳进黄浦江里面去了。

先是达夫在《创造》季刊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夕阳楼日记》，指摘了少年中国学会的余家菊由英文重译出的《人生之意义与价值》的错误。余译的错误委实很厉害，但不幸达夫的指摘的开首的几句中有“establish”的一个字应该是“证实”或“证明”一类的意思，达夫又译成了“建设”（恐怕是“建说”的误排）。胡适大博士便抓定了这一个字，又把达夫所指摘的几句重译了一遍。但我们大博士的翻译更错得一塌糊涂，连“while”这个极普通的英文，都译成“虽然”去了。

《人生之意义与价值》是德国哲学家威铿的著书，因此要使问题得到最后着落，就必须查看德文原本。我有德文原本第四版，和英译本的内容完全不同，达夫所指摘的那几句根本没有。英译本所根据的是初版，在这儿却于不意之间得到一个重译之不必可靠的实证。便是著者本人已经废弃了的文字，在别一国的旧译里却珍重地被保留着。这个事实，我想就让我们尊重重译的鲁迅先生，无论怎样把他手中的一支笔自由自在地曲，曲得就像卓别麟手中的一根手杖，也是难于曲护的。但这当别论，我们要驳倒胡大博士的《骂人》，自然又当去找寻威铿的初版。这却是难事，因为问题不是买书，而是买骨董了。

仿吾的见解不期然地和我两相契合了。他那时候已经到了上海，田寿昌应中华书局的聘也回到了上海，仿吾便在寿昌的藏书中找寻到一本初版，他给我寄了来。结果是发现初版的原文和英译文都很有距离。原文只是半句话的文章，英译者竟译成了好几句。胡大博士的重译不用说和原文是更隔了十万八千里了。胡大博士结果仍然是错了的（参看《创造》季刊第三期中《反响的反响》）。

全书译得不成名器（即是本无译书的能力，因投机而不负责任地乱翻）与偶尔有一二字的误译，这本来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达夫的误属于后者。然而胡大博士的身份却拿得十足，他指摘了达夫的错误，骂了我们“浅薄无聊而不自觉”，又还说了一句“彼此都是初出学堂门的人，相差也是有限”（大意如此）。他的意思就是说：你郁达夫和余家菊都是才毕业的学生子，有好深一点的水，落到我大博士手里，你看，怎样了，不空落得一个“浅薄无聊而不自觉”的骂名吗？是的，可怜那大博士的骂语却不折不扣地落在了他自己的头上！

我们这位博士只是一位有些常识的启蒙家，币他的常识也不是怎样高级的。我这样空空洞洞地说来，显然也有些心存报复地在骂人，让我在这儿把他的文章来举个例罢。

我手里有一本《新月》月刊二卷十号，那里面有胡大博士的一篇高文，便是《我们走那条路？》，那篇大文章开端处引了一句《淮南子》上的话，他说“这正是我们中国人今日的状态”。

今夫盲者行于道，人谓之左则左，谓之右则右。遇君子则得其平易（今本作“则易道”），遇小人则蹈于沟壑（今本作“则陷沟壑”）。（原注：淮南《泛论训》，文字依《意林》引。）

我们的大博士引用了这一句古语，十足地表示他是一位学者；而且他的标注更表示出他是一位精细周到的考据家（可惜“蹈于沟壑”四个字似乎是依据《御览》，“于”是作“於”的），不是寻常的学者；这样一位大学者的高论你还不好信吗？所以博士先生的引古是有意义的，便是标注也是有意义的。但可恨我们多生了一副脑筋。我们只要让自己的脑筋来思考一下，便会知道《淮南子》的话完全是睁眼子说的瞎话，世间上绝没有那样无聊的瞎眼子。我们知道瞎了眼睛的人，他的视官虽然失了，在视官以外的听官、触官，乃至所谓第六官，比睁眼子更锐敏得多。他能够以听官、触官来补足视官的缺陷。他能够因丝微的气流而辨别方向。他能够依杖梢的点触而辨别高低。他的耳朵上有眼睛，竹杖上有眼睛，脚上有眼睛，全身的皮肤上都有眼睛。所以我们在极繁华的都市上，每每能够看见有独自一个人能够上电车的瞎眼子。瞎子走路，绝不是“人谓之左则左，谓之右则右”的。淮南王刘安是两千年前的人，那样的话作为两千年前的常识倒还没有甚么；而我们胡大博士就好像从前的闱墨文章爱引“子曰”、“诗云”的一样，引用来做了自己的木铎（motto），那是证明了胡大博士的常识至少是落后了两千年。

学学博士的笔调：“古人说得好：文章争一起。”胡博士在一起上想以学者的资格来钓人，可惜我们在这一起上已经看穿了他的落后。他以后的文章，除非是好事家或者同是爱说瞎话的睁眼子，是可以不必看的了。但我们为忠厚起见，不妨再看一下他的下文。

博士说：

我们要打倒五个大仇敌：

第一大敌是贫穷。

第二大敌是疾病。

第三大敌是愚昧。

第四大敌是贪污。

第五大敌是扰乱。

这五大仇敌之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因为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也不在内，因为我们至多有几个小富人，那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帝国主义为什么不能侵害美国和日本？为什么偏爱光顾我们的国家？岂不是因为我们受了这五大恶魔的毁坏，遂没有抵抗的能力了吗？（加圈照原样）故即为抵抗帝国主义起见，也应该先铲除这五大敌人。

胡大博士真可说是见了鬼。他像巫师一样一里招来、二里招来的所招来的五个鬼，其实通是些病的征候，并不是病的根源。要专门谈病的征候，那中国岂只五鬼，简直是百鬼临门。重要的是要看这些征候、这些鬼，是从甚么地方来的。

胡大博士在疾病的项下举了一项疟疾，他把疟疾说成亡国灭种的大病，说“我们不得不承认疟疾的可怕甚于肺结核，甚于花柳，甚于鸦片”。这位先生假如多少学过两天近代的医学，我想他断不会这样的夸张；同时凡是多少学过两天近代医学的人也立地会知道他张皇得真有点程度。我们暂且就把疟疾来做譬比罢。这是由于病源虫plasmodium所唤起的疾病，有间日疟、三日疟、四日疟等的类别，但假如这几种疟疾的病源虫同时侵犯了一位病人时，由时间的组合上可以形成不规则的疟形。这种病是有特效药的，便是金鸡纳霜（quininum），用得得法时可以药到病除。古时候没有这样明确的知识，故也苦于无法治疗，在中国更是当成鬼病在处治。说起那鬼状来要举出“五大仇敌”可以俯拾即是。第一大敌是寒热间作，第二大敌是肝脾浮肿，第三大敌是谵呓迷离，第四大敌是食欲不进，第五大敌是衰弱无力。假使不顾惜纸面，还可以举出好些。在古时当鬼病治的时候，便是对于这些征候“一点一滴”地想方法，所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照着那样办去，或者也怕会弄到胡大博士所夸张的那样，亡国灭种了。但到现在已经不是再见鬼的时候了！现在有特效药来扑灭病源虫（古时疟疾也每服药而愈，是因药中含有鸡纳成分）。有预防的知识来扑灭那传播病源虫的媒介。（这是一种花脚蚊子，立在壁上后体斜翘与壁面形成一种角度，学名为anopheles，见了这种蚊子务请打倒，千切不要怀疑说这蚊子并不在疟疾之内！）而且还有一项新奇的知识，便是利用疟疾来医治淋病、梅毒。因为后二者的病源菌是不能耐高热的，疟疾有四十度至四十一度的高热，可以扑灭那些病源菌。去了虎再来驱狼，这可以说是以毒攻毒。但是要有明确的医学知识的人才行，倘是见鬼医生，听了都是会骇倒的。

说到了梅毒，再来谈谈梅毒罢。从前在上海的小报《晶报》上看见过一篇文章，说胡适博士害过梅毒，确否虽不得而知，但好在博士是把花柳病看来比疟病还平常的人，而在我们学过医的人看来，梅毒患者和疟疾患者也是一视同仁的，倒没有甚么名誉不名誉。即使说胡适博士害过梅毒是讹传，也就如说胡适博士是得过疟疾一样，倒也不会发生毁坏名誉的诉讼。而且我们还知道，梅毒单由简单的接吻也可以受传染。好了，还是来谈谈梅毒。博士先生把梅毒看得来比疟疾还平常，我想这是因为知道了有“六〇六号”的特效药的原故。但其实这病依然是可怕的。病由驱梅疗治即使断了根，便是把病源菌的spirochaeta pallida扑灭了，但那病菌的尸骸留在人体里，在神经系统中有时仍然要发出种种不愉快的脑症和脊髓痨。那究竟不是疟疾可比的。但就有这样稀罕的例症也还是要用根本的驱梅疗法，不能够委弃梅毒而不治，或者是在梅毒的征候中举出五大仇敌来打倒。拿第三期的梅毒来说罢：第一大敌是毛发秃落，第二大敌是鼻头腐烂，第三大敌是声音变哑，第四大敌是骨髓疼痛，第五大敌是运动不灵。此外还多，还多，让你去一点一滴地去打倒！

哼哼，我们的博士先生“浅薄”得真是有点可爱。他说“资本主义不在内，……资产阶级也不在内”，是的，内或者是不在。外呢？中国的金融、交通、矿山，纱厂等等是在贵何国度的贵何主义、贵何阶级的手里呀？他说“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这只是在名词上玩把戏。他说的“封建制度”是秦以前的封功臣建同姓的说法（但那种说法已经靠不住，周代的诸侯大多数是自然生长的国家，当时的社会还是奴隶制度）；现在所谈的“封建势力”是指在行帮制下的各种旧式产业，在地方上割据着的军阀，官僚、地主的那个连锁，以及因之而发生的各种痼弊的迷信与腐化（胡博士所说的五大仇敌都包含在这里面），这些是崩坏了的吗？问题不是徒逞唯名的（nominalistic）诡辩，而是要你看着事实！更可爱的是我们的博士问“帝国主义为什么不能侵害美国和日本？”——这该不是多喝了两杯洋酒时说的话罢？因为这等于在问：“疟疾的病源虫为什么不侵害plasmodium，梅毒的病源菌为什么不侵害spirochaeta pallida？”先生是无知呢，那倒还可恕，因为他究竟还年青，还可以再读几年书来再谈。虽不能说“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胡博士的原文很严正地引用了这两句，其实世界上并没有这样大的牛皮），至少可以说“一言可以留芳，一言可以遗臭”。

其实中国积弱的病源，就像盲目者依然有方法找寻正确的道路一样，中国人自鸦片战争以来在暗中摸索了一百年，毕竟早已摸着了。只可恨有好些狂牛不遵循民众所找寻到的正确道路，只是像五牛奔尸一样乱跑。弄到现在来还要让我们的博士问“我们走那条路？”

博士先生，老实不客气地向你说一句话：其实你老先生也就是那病源中的一个微菌。你是中国的封建势力和外国的资本主义的私生子。中国没有封建势力，没有外来的资本主义，不会有你那样的一种博士存在。要举实证吗？好的，譬如拥戴你的一群徒子徒孙，那便是你一门的封建势力；替你捧场的英美政府，那便是我们所说的帝国主义者。你便是跨在这两个肩头上的人。没有这两个跨足地，像你那样个学者，无论在新旧的那一方面，中国虽不兴，实在是车载斗量的！

这一个例证举得未免太长了，还是收回本题来，便是我们的博士始终是一位稍稍有点常识的启蒙家，在五四运动的前后他这个启蒙家是起过相当的作用的，所以他当年骂起人来也很有使我们达夫先生想跳黄浦江的力量。但我想假如达夫现在肯来骂骂胡适，那或者怕会使我们的博士去跳瓦儿池罢。

由达夫的《夕阳楼》惹起了胡适的《骂人》，由胡适的《骂人》惹起了仿吾和我的回敬，以后便愈扯愈远了。张东荪来参加过这场官司，接着是惹出了仿吾的《形而上学序论》的指摘，张东荪的“手势戏”喧传了一时，成仿吾的“黑旋风”也因而名满天下。吴稚晖也来参加过这场官司，接着是惹出了陈西滢对于《茵梦湖》的指摘。还有是“诗哲”徐志摩在《努力周报》上骂了我的“泪浪滔滔”。这场事件的因果文字，如有人肯好事地把它收集起来，尽可以成为一部《夕阳楼外传》。但我们那位聪明的夕阳楼主，他是最先把兵马收了的。这是后话，在下边自然要慢慢地谈到。

仿吾由长沙再到上海是在我们离开了上海以后，他便住在我们住过的民厚南里里面。在他到上海之后不久，田寿昌受了中华书局的聘，也由东京到了上海，寿昌是住在民厚北里。同在民厚里里面，一南一北地住着我们的两位同人，在局外人或者会想到创造社的进行是会要更加圆满的。但不料在这儿有小小的一点意见，使寿昌和仿吾决裂了，并因而和我们断绝了关系。

事情是《创造》季刊二期出版之后，仿吾由长沙写了一封信给我，这是在季刊三号上发表的。信中批评了第二期里面的作品，批评了达夫、资平和我。中间有一笔带说到寿昌的《蔷薇之路》。仿吾说他不知道寿昌为甚么要把那样的文字来出版，他对于他的前途真是绝望了。这封信我留在上海，留给仿吾编入第三期，是用红笔把那两句勾了的。寿昌和仿吾起初自然是时相过从，不幸有一次寿昌在仿吾的抽屉中看见了那封信，自然也就看见了那用红笔勾了的两句。那使寿昌感觉着很大的不愉快，中间虽也经过我的通信调解，但两人终于决裂了。我早就在这样想，寿昌的离开创造社虽以仿吾的信为其近因，其实是有远因埋伏着的。寿昌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人，那个学会本来就带有很浓厚的国家主义色彩。寿昌在前虽不必便是怎样鲜明的国家主义者，但他在那一方面的朋友特别多。一种团体无论是怎样自由的集合，多少总是有点立场的。一个人无论是怎样超脱的性格，入了一种团体也自会带着那个团体的意识。寿昌以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而参加创造社，他在出马的时候便不怎样热心，可以说仅是出于对我个人的友谊。初期创造社本没有标榜甚么主义，但至少可以说是非国家主义的。这种意识和少年中国学会的宗旨隐隐成为对立。使寿昌因些小的意见便和仿吾决裂了的，是这种对立意识在作怪！

一二

1923年3月，在福冈足足住了四年零七个月的我，算把医科大学弄毕业了。但终因自己的听觉的不灵，做医生的希望是不能不抛弃的。

1923年春，作者（二排左二）毕业于九州大学。图为与学校师生的合影，三排左一为创造社成员陶晶孙

张凤举那时候在担任北大教授，他写过一封信给我，劝我到北京，说是周作人先生也有这个意思。他说北大不久要开设东洋文学部，劝我去担任些事情，位置想不至有所计较。他又说，知道我的周围有一位陶晶孙，他希望我介绍给他做朋友。晶孙我介绍了，但是北京我却没有意思去。我在日本虽然留了八九年的学，学的并不是文学，所谓东洋文学尤其外行，我当然没有去教人的资格。

北京没有去，带着家眷仍然回到上海，动身的一天又恰好是四月初一。在我自己是回国，并回到已经走熟了的上海，倒也没有甚么。但是我的老婆，她是初次跟着我跑向未知的国土的，在她当然是别有一番感慨。——我现在问了她，问她当时的感慨怎样。她说：“好像感觉着幸福，因为你已经毕了业，以后的生活好像是只有朝好处走的一样。”她当时如果是这样作想，那她不久便要受欺骗了。

回到上海仍然住在民厚南里，仿吾移住亭子间，把前楼让给了我们。均吾又搬回马霍路去了。那时候我已经有三个儿子，第三子的佛孙生后刚满两月。我毕业了，家里给我汇了三百块钱来，要我回四川。那三百块钱便是我唯一的财产。我最初的计算是，回国之后暂时到上海附近的乡下去，把我的《浮士德》译稿整理出来，以了结一重公案。译好之后或回四川，或到什么地方去，再定行止。

仿吾住在泰东编辑所里，也和我向来是一样；他没有正式受过聘书，也没有领过一次薪水。他人又厚道，——虽然蒙我们的鲁迅先生把他归之于“流氓痞棍”之列，更斥之为“极左的凶恶的”，但我在这儿是要为他严重抗议的。——自从去年10月到了泰东，住了半年，除吃饭而外，也没有用过泰东一个钱，弄到连坐电车的钱都没有。那时候他的大哥劭吾，在广东担任第二军的军需处长，托他们的军长谭组庵先生为仿吾写了一封介绍信，介绍给商务印书馆的张菊笙先生，求在商务的编辑所里面谋个位置。菊笙先生是商务的元老，组庵先生是军长，他们又是同年（是由信中称“年兄”而知道的）。那封信假如投寄了，我想仿吾至少可以做个二等编辑，每月拿它一百五十块钱，或者截到今年的日本兵的爆击为止，他都还安闲地吃着一碗安乐饭的罢？

回到上海之后，商务的同学们多肯来访问我们。庶务主任的何公敢又来提起了著译契约的事，还是著则千字五元，译则千字四元，不经审查的旧议。我当时谈过一次笑话，我说：“著译未免太辛苦了，能够每个月送我几百块钱，我倒一定要拜领的。”公敢说：“你的资格可惜还不够啦，你要想闹到梁任公、胡适之一流的资格，总怕还要等几年。”自然我们彼此都是一笑。因为公敢并不是崇拜梁、胡的人，他的话只是含着讽刺的意义。契约的事依然保留着了，也没有说订，也没有说不订。

作者与郁达夫（右）、成仿吾（左）1923年在上海

不久达夫带着他的夫人和龙儿和一个丫头由安庆回到上海来了，他是因为甚么事情卸了职，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因此，那时的达夫要算是失了业的人，我们觉得他很值得同情。说也奇怪，我自有生以来不知道就过甚么业，偏在同情达夫的“失业”。有一天我们三个人聚集在民厚南里，在谈笑之间决定了一个路线，便是过“笼城生活”。仿吾的那封介绍信不投交，我的著译契约也不缔订。可怜的那几个封建余孽！他们竟想把民厚南里当成首阳山；不过那时候已经不止是伯夷、叔齐，而是加上仲雍了。

决定了过笼城生活之后，第二步便决定出《创造周报》。商议地点是在马霍路的楼上，达夫那时是住在那儿的，写出了他那篇不朽的《茑萝行》。那个提议的首倡者是达夫、还是仿吾，我现在记不清了；总之不是我，我是可以断言的。路线一决定之后执行得却很勇猛。达夫在四月下旬回富阳去了，我们没有等他，赶在五月一号便出版了第一期《周报》。所以要赶着在五月一号出版的，与其说是为要纪念劳动节，宁可说是为要纪念创造社的满了一个周年。——《创造》季刊的创刊号千巧万巧地是挨到了1922年的劳动节日才出版的，这却成了创造社的意外的一个光荣纪念。特别是仿吾，他把这个日期看得分外有光辉。仿吾异常的猛勇，在《周报》第一期上便投出了《诗之防御战》的那个爆击弹，把当时筑在闸北的中国的所谓诗坛，爆击得比今年的闸北怕还要厉害。那篇文章除掉仿吾之外谁也不会做的，因为凡是多少要顾虑一下饭碗问题的人，谁个敢于做出那样的文章？至少我就不敢。在我们目前这个先生长先生短的黄金世界里，少称了一个“先生”都可以得罪人，那个敢有那样天大的胆量再来言“战”？仿吾因为那篇文章便得罪了胡适大博士，周作人大导师，以及文学研究会里面的一些大贤小贤。然而仿吾的报应也觌面了。他在用爆击弹，而在敌对者方面却用的是毒瓦斯。《时事新报》上的弥天漫野的绿气把他化成了一阵“黑旋风”，就在1931年鲁迅先生的“一瞥”中都还说他是带着一个“极左的凶恶的面相”。——仿吾，你知道了好歹么？我怕你是永远不能超生的罢。

因为有了那场“防御战”，在敌对阵营里并没有损失分毫，把自己却弄得焦头烂额，使本阵营崩溃了一角。在创造社的酝酿期中曾经一同参与过的张凤举和徐祖正两位先生，他们在《创造》季刊四期的“雪莱纪念号”上是做过文章的，凤举在那一期上还发表过一篇小说叫《途上》。但在《周报》创刊以后，他们说仿吾改了他们的文章，因此便和创造社断绝了关系。屡次请他们把那未完的稿子继续下去，他们也谢绝了。彼此改改文章，在我想来，在朋友之间，断不会便成为“广绝交”的资料。重要的原因怕还是那一“战”罢？那一“战”把我们北大教授周作人导师得罪了，倒是千真万确的。

出了二期之后，达夫由乡里出来，第三期上他便出马上阵。他的勇猛也不亚于仿吾，最初在中国的文艺界提出了“阶级斗争”这个名词的怕就是达夫。不过达夫的那篇《文艺上的阶级斗争》，结果只是说了些斗争，并不曾说到阶级，离题自然是很远的。

正在那出周报的前后，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的驻沪特派员m来找过我，说他们的新闻社要在英文版的《每日新闻》上出一期“中国专号”，要我代表着中国的文艺界做一篇文章。现在想起来真是有点僭妄，也真是有点滑稽，我便做了那篇《我们的文艺新运动》，由仿吾译成英文交了去。在日本布尔佐亚治的大新闻上发表了那篇似是而非的普罗列塔利特的文艺论，新闻的编辑者怕定然是感着苦笑的罢？那篇文章是得过二十块钱的稿费的，不过自从那篇文章发表过后，日本的新闻界也就不敢再找我了。

一鼓的作气的确是很勇猛，使敌对者对于我们也隐隐生了一种畏惧。《周报》发刊不久，《季刊》的四期又出版了，那里面有我的《卓文君》，达夫的《采石矶》，不期然地同时刻薄了考据家，把胡博士骂我们“浅薄无聊”的话来发挥过一下。就在那时候胡大博士到了上海，他对于我们的反攻采取出了一种求和的态度。他由亚东书局送了一封写给我和达夫的信来。信中的文句涂抹得异常厉害，大部分是对于我的说话。他说考据家有当骂的与不当骂的，像我译《鲁拜集》的时候如肯多考据一下，有些地方便不会弄出错误来了。

我们得了他的信，同时也就回了他一封。我是劝他把提倡白话文时的精神恢复起来提倡气节。达夫是怎样写的，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达夫口头说过这样的话：“我的《采石矶》把他比成了戴东原，他一定在暗暗得意。”

我们的回信去后，胡大博士毕竟是非凡的人物，他公然到民厚南里来看我们。一年不见的他是憔悴多了。他说在生病，得了痔疮；又说是肺尖也不好。我看他真有点像梁山泊的宋公明，不打不成相识，《骂人》的一笔官司就像是从来没有的一样。他那时住在法租界杜美路的一家外国人的贷间里，我们，仿吾、达夫和我，也去回拜过他一次。我们被引进了一间三楼的屋顶室，室中只摆着一架木床；看那情形，似乎不是我们博士先生的寝室。博士先生从另一间邻室里走来，比他来访问时，更觉得有些病体支离的情景。那一次他送了我们一本新出版的北京大学的《国学季刊》创刊号，可惜那一本杂志丢在泰东的编辑所里，我连一个字也不曾看过。

《周报》在开始创办的时候本很有趣，因为人扣手，又都还是些生力军；但办到十几期上来便觉得有点筋疲力尽了。每周要发一次稿，我们最争的是头一篇，三个人轮流着做，都感觉着有点青黄不接。又要由自己校对，自己跑印刷所。礼拜一发稿，礼拜三送初校，礼拜五送二校，礼拜六送三校，礼拜日出版。弄得整整一个礼拜全没有空闲的时间，真真如坐在囚船上的奴隶一样，动也不能动一步。我想到乡下去整理《浮士德》译稿的计划，在无形之中被抛弃了。还有最感痛苦的便是没有钱用。泰东依然没有和我们议正式的薪水，在初我还有钱的时候是用着自己的钱；但我自己的钱因为初带家眷回上海，不免要新置些用具，用不许久就告罄了。到那时自然也跑到泰东去，十块五块地要。说起要钱，虽然是应得的报酬，总觉得在讨口的一样，有些可耻。十块五块的钱，在上海的几个人是用不上几天的。达夫和仿吾的洁癖比我更还厉害，要钱时大概是叫我去破脸。我的脚自然也就有些羞涩，当去三次的至多只去得两次。在这儿便诱导出了一个重大的龟裂。

是在7月中旬，上海有一部分同学在消闲别墅燕集。席上有《中华新报》的主笔张季鸾。他从前是住过一高的人，所以也要算是先后同学。他在席上对我说，要我们分点余力来替《中华新报》每天编一项文学副刊，编辑费每月一百元，编辑的篇幅是半面报纸的二分之一。编辑的全权全盘委托给我们。我当场保留了考虑的余地，只是答应回去同达夫、仿吾们商量好之后，再作正式的答复。

在民厚南里商议的时候是在晚上，除我们三个人之外，有陶晶孙和何畏，他们是在暑假中回国来，不久便要转到日本去的。

我的意思是拒绝。理由是《中华新报》是政学系的机关报，政治上的色彩不好。《中华新报》的销路当时在上海市上只能销得三两百份，而我们创造社的《周报》初出版时每版三千，后增印至六千，还要屡次地再版，犯不着去替他们推广销路。还有是我们编《周报》和《季刊》已经疲于奔命，再添上日报，终是没有力量顾及的。

仿吾和达夫却赞成接受。他们以为文学研究会有《时事新报》上的《学灯》，在旁系上又有北京的《晨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我们总得有一种日刊来对抗。其次是《季刊》和《周报》的标准太高，外来的投稿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不能用，因而失掉不少的读者，应该要有一种日报来做尾闾，以销纳外来的投稿。其三是编辑的全权在我们，他们的政治色彩自然沾染不到我们，并且有一百元的编辑费也是些少的生活上的补助。

晶孙和何畏是要往日本的人，他们客气着没有发表甚么意见，但在语气之间是赞成接受的。

就这样，在五个同人的会议中就只有我一个人在反对，结果是我服从了多数。但同时的决议是日刊由达夫、仿吾、均吾负责，我的力量多用些在《周报》方面。日刊又定名为《创造日》，这是我提议的名字，那标题画的木板画在黑暗之中闪出了一些电光的，也是我画的。

就这样在那7月下旬便有《创造日》的诞生。

在这儿又要加上一段光荣的插话。《创造日》诞生的预告在《中华新报》上登出来了。在要出版的前一天，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先生又请我到他公馆里去晚餐。男客有杨端六、郑心南、何公敢、周颂久诸位先生，都是在商务任职的同学。杨端六谁都知道是英国留学生，在商务管着银柜子，但他在前是在日本留过学的，而且是冈山六高出身，照着西洋的话来说，我们是同一个“母校”。女客有端六夫人，还有两位女士我不记得名姓。主人除梦旦先生之外，有振铎和振铎的未婚妻，梦旦先生的第二女公子。我由梦旦先生的介绍才知道振铎“招了驸马”。或许那天的晚餐，就是婚约的披露宴罢？

梦旦先生把我和端六夫人坐在首席上，夫人坐在我的左边，因为要和坐在她左边的端六先生连席。我的右边又坐着两位未知的女士。梦旦先生大约是看见我是名诗集以《女神》，并做过《卓文君》一类的作品的人，以为一定是一位女性崇拜者，所以才那样安置我的罢？但我的位置一嫐起来——这个奇字是我新造的，暂且假定它为嬲字的异体罢——委实是有点左右做人难的苦况。

席散之后，心南邀我到他的寓所里去。他对我说，振铎是他族上的一位族孙，人很聪明，也很用功，目前虽然幼稚得一些，将来是很有希望的。又说，这次的婚约是振铎请他去说合的，梦旦也很喜欢振铎，说他的女儿配不上他，只要振铎喜欢，自然情愿。又说梦旦的几位女公子中，长女公子最有学问，见识也很高，其他的便远远不如。心南以他那族祖而兼月老的资格向我委委婉婉地说，我虽然呆笨，但同时是感觉着高梦旦先生的一席晚餐，是对于我的一个箝口令。物质的通性有一项是：一个空间不能容两个物。梦旦先生把那很可口的福建菜充满了我的口腹，自然会把我口腹中的话从反对的孔穴里逼进茅房里去了。但无如梦旦先生对于我是作了过高的估计。梦旦先生以为我是创造社的代表，创造社同人的主张我是可以左右的。其实我并没有那样大的本领。拿学级来说，仿吾是早我一级的，日本人的习惯是称为“先辈”。达夫、资平虽和我同级，但我因回上海闹创造社的事停了半年学，毕业在他们之后，所以他们也要算是我的“先辈”。我以后来者而居上，是因为我在国内的文艺界比他们早出了一两年的风头，在创造社的酝酿期中，我比他们多跑了一些路。因此外界的人通有一种错觉，以为我是创造社的“领袖”，其实像创造社的那一批“天才”，除掉以友情为联系之外，绝没有任何人能以“领袖”的资格来统率的。在我自己始终只有牺牲自己的主张去服从友谊，我决不曾以自己的意见来压迫过朋友，我们的朋友中任谁那一位也都是不甘愿受人压迫的。我从前说过些唯美派般的话头，说“毒草有美丽的色彩，也可以娱目畅怀”（《创造》季刊三期上的一段曼衍言），那是达夫在受着京、沪两地的批评家责骂，我说来拥护他的；在我自己实在并没有那样的资格。又譬如仿吾，他是心直、口直、笔直、手直的人，我假如要劝他稍稍妥协一下，那他一定会先把我骂倒。所以我虽然多谢了梦旦先生的极诚恳的两次晚餐，我自己的口虽然可以箝，——我自己从不曾骂过振铎，虽然也不曾恭维过他。——无如梦旦先生没有同时请我的朋友。

一三

《创造日》出版了，照着最初的决议是达夫、仿吾、均吾，三人主持。一百元的编辑费也是由他们三人分用的，达夫用六十，仿吾和均吾各用二十。达夫有了那每月的六十块钱，算好，使他产生了那《还乡记》，《还乡后记》，以及未完成的《苏州烟雨记》的杰作。达夫那时候怕是创作欲最旺盛的时候，他的笔调很快，仿着日本式的新闻连载小说的办法，文稿是每天写一段，写好便拿去付排。在他的《苏州烟雨记》刚好写了两次（？）的时候，北京有电报来了。

创造社推出的部分刊物

北京大学的陈启修教授——就是近年的陈豹隐——要到俄国去留学，在北大所任的两个钟头的统计学要请达夫去担任。

接到这个电报，我们又在马霍路的楼上商议过一次。我的意思是劝达夫不要去，因为到北大去当讲师，在那儿的分门别户的几种既成的势力之下没有发展他的才力的可能；又因为他是创造社的一根撑天柱，他一走了，《季刊》，《周报》，《创造日》便很难维持。但是仿吾却赞成他去，他说：“我们通集中在这儿也不是办法。现在要用散兵线，散到各处去开拓。”

我说：“那吗，几种刊物怎么办呢？”

出乎意外的是达夫说了这样的一句话：“最好是停办！”

我听了觉得有点伤心，就好像费了几年的心血养成了几个儿子，要一刀把他们斫成两段的一样。

我又说：“到了北京不好再寄稿来吗？”

达夫更决绝地说了一句：“不停办我是不寄稿的！”说得有点声色俱厉。

我碰了一个大钉子，才感觉到我自己招了朋友的厌弃。仿吾没有说话，我自己也就没有再说了。

那时候我大的两个儿子正在出麻疹，第三个幼儿也得着痢症，我和我的老婆在民厚南里的前楼上守着三个病儿，有好几晚都没有睡觉。达夫在要动身的前夜，泰东书局替他饯行，晚间几位朋友更在振华旅馆里开了房间为他惜别，我守着病儿没有出席。但到第二天要开船的时候，我是跑到船上去和达夫握了别的。他拿了几个金山橙子给我，说：“拿回去给孩子们吃。”我几乎流出了眼泪来。

达夫在要动身之前，还做过一篇小说叫《离散之前》，那是达夫最得意的文章，他自己说过是他平生的杰作。那篇小说是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过的，也要算是在创造社同人中开了卖稿的风气之先。那是预言着创造社之将离散而当成事实写着的。预言在几年之后自然是应验了，但事实却和小说是两样。那里面的邝海如，谁都知道就是郭沫若，他被描写得十分忠厚。——在民厚南里的楼下一张方桌上，把出了几期的季刊供奉起来，点了一对红烛，邝海如跪在地下，大呼“艺术之神”，磕了几个响头。原来我在朋友的眼中看来才是那样一位忠厚长者——我想鲁迅先生一定是要大反对的。不过在达夫走后，创造社还没有即行分散，因而那篇《离散之前》在还没有机会在创造社的刊物上发表之前，便已经离散到《东方》去了。

达夫一接了北大的聘，那篇《苏州烟雨记》也就因“作者卧病”而中辍。以后的《创造日》是仿吾和均吾负责的，一百块钱也就由他们两人分用。《创造日》经达夫一走自然减色不少，又因我没有本事兼顾，惹得张季鸾说“大将不出马”。然而政学系的大将章秋桐却到上海来出马了。

那位纸老虎在9月尾上到了上海，在《时报》上做了些抨击白话文的文章，又在研究甚么“墨经”，把上海的文艺界弄得有点稍稍墨而且黑。《中华新报》和泰东图书局是政学系的两个私生子，不消说也是章老虎的势力范围。在泰东方面受着他的意旨，便有出文言文中、小学教科书的计划。——这个计划因为没有钱，没有实现。《中华新报》出着白话文的《创造日》，在我的揣想中早迟难免是要停刊的。

说起办《创造日》，仿吾委实是费了不少的心血。《中华新报》的排字工友和校对员的程度太低，仿吾每天晚上都要亲自去校对，遇着有外文的地方还要亲自去检字、排字。仿吾的右膝关节是患着柳麻迭斯的人，走起路来都不大自由。自从达夫走后，天气渐渐寒冷起来，看着他在晚上一个人去登报馆，觉得有几分悲壮，同时也觉得有些难忍。到后来，有时候我也陪着他去，在我最初说出这样的话时，他很凄切地笑着说：“你也去吗？”——他那简单的一句话使我觉悟到，我以前没有陪伴他们去，大约就是使朋友们厌弃我的原因，我自己是失悔莫及的。

达夫去后，委实是言能顾行，他一直便没有文稿寄来。他有工夫在《晨报副刊》上投稿，在《太平洋》杂志上投稿，但是创造社的几种刊物似乎已经被他忘在脑后了。三个人分担着都感觉着吃力的工作，剩着两个人来做，自然是愈见捉襟见肘。每天要文稿的《创造日》，起初是视为销纳外来稿件的尾闾，其实才是一个爱吃甘旨的饕餮。外来稿件不加减一下盐梅，它是不肯入口的。为我们驱除了这个饕餮的，怕应该还是要感谢我们的老虎。

10月下旬的一天清早，《中华新报》的总理殷柱夫到了民厚南里我们的寓所里来。他讲到报馆的经费支绌，希望我们把《创造日》结束。殷先生说这话时很客气，怕得罪了我们，其实他不知道他的话正是救命的符篆。我保留着考虑的意思，在第二天清早回答。他回头便告辞走了。在他走了之后我和仿吾商量，仿吾也赞成停刊。刚好《创造日》满了一百期，于是乎那个孩子便在一零一号上夭折了。

《创造日》停刊后，可算松得一口气。但说也奇怪，那一停刊却也增加了创造社的萧条的景象。《创造周报》已成了强弩之末，失掉了它从前的刺激性。季刊出到第五期以后便很难继续。有些人劝我们改改口味。仿吾的大哥在那时由广东到了上海，他也劝我们把方向转换到政治方面。这是当时社会上的一般的要求。在欧战期中中国的资本主义虽蒙受着频年的内乱，但也看到了它的畅茂的发芽。上海、天津的纱厂有一个时期如像雨后春笋一样簇生了起来。但自欧战结束以后，欧洲资本主义的势力，卷土重来，把那簇生起来的春笋又几乎全盘拔去下了油锅。觉悟了的人在这儿明白地看到那无形的帝国主义的势力，觉悟到中国如不抵抗帝国主义，就连民族资本主义都不能够发展。就是一般近视眼的人们也看到中国的内乱妨害了中国的产业，因而政治问题便成为一般社会人的意识的焦点。这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影响，便是社会的要求不再容许我们笼在假充象牙的宫殿里面谈纯文艺了。我自己也感觉着有这种必要，但没有转换的能力。

在这时，达夫从北京寄了一个消息来，便是太平洋社的人想和我们合作，打算把《太平洋》杂志停刊，和我们同办《创造周报》，前半政治，后半文艺。政治的一半由北京编好寄来，由我们在上海加上文艺的一半，付印出版。这个求婚的提议本是极投时好的，而且也特别看重了我们，我们如稍稍聪明一点，一定是无条件地接受了的。但又是仿吾和我的洁癖误了事。太平洋社的那些从英国回来的学者，我们总觉得他们是太绅士了，说坏些便是官僚气味太重，一时好像合作不来。又加以用文艺来做政论的附属品，是我们出马时所最反对的办法，虽然时势变了，也觉得不好立地抛弃。在这两种的顾虑之下，我们提出的办法是：《周报》由两社的人轮流编辑，一期政治，一期文艺。但这个提议却失掉了合作的主要意义，——想借文艺做调剂以推广政论，因而便没有得到北京方面的同意，事情也就搁浅了。

合作不成，转换方向又没有能力，《周报》的出版只是在一种惰性的习惯之下维持着。在那样的情形之下已经是意思索然的仿吾，因为他的大哥在广东，早就存了南下的心事。而在我自己又加上了一层家小的束缚。

我的日本老婆自从回到上海以后，她便很少开朗的日子。生活自然是和她所想象的“幸福”完全背驰，第三个幼儿的消化系统的疾患，实在是最大的累赘。住在日本时，小儿一有病痛便抱进大学病院去。医生是最可信任的，医费是一文不取的（因为是学生的眷属可以免费）。回到上海以后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中外的医生没有一个敢信任，医费也贵得惊人。如果有钱倒还没有什么，但在过着奴隶加讨口子生活的人，连坐电车的车费都时常打着饥荒。老婆因此便时常吵着要回日本，她要顾着几个肉体上的儿子，我同时也不能不兼顾着几个精神上的儿子。她带着三个儿子回日本，独立地是不能生活的，除非实际讨口。所以那便逼着我不得不把创造社的全部抛弃。这是一个重大的矛盾，因此在家庭中也就免不了时常在闹着风波。

在我自己的思想上也正感受着一种进退维谷的苦闷。我自己是早就有些“左”倾幼稚病的人，在出《周报》时吼过些激越的腔调，说要“到民间去”，要“到兵间去”，然而吼了一阵还是在民厚南里的楼上。吼了出来，做不出去，这在自己的良心上感受着无限的苛责。从前的一些泛神论的思想，所谓个性的发展，所谓自由，所谓表现，无形无影之间已经遭了清算。从前在意识边沿上的马克思、列宁不知道几时把斯宾诺莎、歌德挤掉了，占据了意识的中心。在1924年初头列宁死的时候，我着实地感着悲哀，就好像失掉了太阳的一样。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是并没有明确的认识的，要想把握那种思想的内容是我当时所感受着的一种憧憬。

年假期中伯奇回到了上海，他那时正在热心地提倡他的“国民文学”。那个概念是很模糊的，他自己也很模糊。但在仿吾和我已经是筋疲力尽的时候，便索性让他编辑了几期。那几期，我现在可以明白地说，要算是《创造周报》的最消沉的时候。伯奇在2月底才回日本，我便起了一个决心：请他把我的家小送回福冈去。我待把《周报》办满了一年之后再往日本，也好让仿吾决心南下。

在那时我自己的确是走到了人生的歧路。我把妻子送走了之后，写了那《歧路三部曲》，尽性地把以往披在身上的矜持的甲胃通统剥脱了。人到下了决心，唯物地说时，人到了不要面孔，那的确是一种可怕的力量。读了我那《三部曲》的人听说有好些人为我流了眼泪。就是我们的达夫也受了感动，他把我们的旧谊又恢复了转来。他从北京寄来了他那篇《北国的微音》，那是他去上海以后在《周报》上所发表的唯一的作品。

决定要分离了，泰东自不免起过一下恐慌。南公老板也费了好些唇舌来挽留我们。他说以后要为我们定薪水，我是有家眷的人自然要多用些，定一百五十；仿吾是单身，只定一百。以前的积欠作为股票，我一千，达夫六百，仿吾四百。这样的话他不只说过一次，但从未见诸实行。像那一千、六百、四百的话，待我去了日本之后，他在写给我的一封长信上也明白地提起过的。——在这儿我又算替鲁迅先生提供出了一项史料：便是郭沫若辈还是泰东书局的大股东呢！南公的那封信，我的老婆还很郑重地替他保存着的，大约她是想借她的帝国主义的背景来收回那笔陈账的罢？所以假如有人见了我这项史料还要怀疑，以为我是在自由创作，我随时都可以破点钞，把那原信的照片提供出来。

烽火台的诸侯毕竟只能戏弄得一次。更公平地说，我们之为泰东服务，其实又何尝不是想利用泰东。像孤军社的人想出杂志，不怕他们都是商务的编辑，并且还有些是占着重要位置的人，却不找商务而要找泰东，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多说几句硬话。替商务办杂志的人，是连半句硬话都不敢说的，如有人肯高兴去问问雁冰先生，他便知道得最明白。他为这件事情便是上过当来的人。我们在创造社的刊物上也算说了不少的硬话，那些刊物你根本不要设想：能在商务出版！所以，在这些地方也正应该感谢泰东。创造社的人要表现自我，要本着内在的冲动以从事创作；创作了，表现了，不能不要发表的地方，所以在他们的那种迷梦正酣的时候，泰东书局无论怎样苛刻他们，对于他们是有效用的。然而梦一醒来，暂时不想那样去表现，不想那样去创作了，失掉了效用的泰东便只留下了苛刻。

创造社决计和泰东脱离，可以说是一种革命，是奴隶对于奴隶主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达夫要算是最先觉，我是足足后了他半年。仿吾又是为着我而后到了半年以上。本打算办满周年才走的我，但在路向一决定之后，终耐不过再作勾留，便索性提前了一个月，在4月初头上便离开了上海。

我走了，暂时没有发丧，《周报》还由仿吾一个人支持了一个月。但是停刊的消息是早报告了达夫的。达夫在我离开了上海之后，他在4月尾上由北京赶到了上海，赶着在《周报》的最终号中夹了一张预告，是太平洋社和创造社的共同预告。预告着两社将合办一种周刊，就是后来的《现代评论》，在最短期内将与读者见面。这个预告当然是得到仿吾同意的，事后我也得到达夫的一封信来向我提及。但我在福冈接着了最终号的《周报》，并同时接着了那张预告的时候，我痛痛快快地把我不值钱的眼泪清算了一场。在这儿我和达夫的感情自不能不取着对立的方向。在达夫方面或者会说，我们的密斯创造临到弥留的时候，由他度了一口气便复活了转来，更嫁给了高门；而在我这一方面，始终是感觉到：那位可怜的姑娘夭折了，还受了一次奸尸。

本书初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单行本，后收入《沫若自传》第二卷《学生时代》。今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9月出版《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编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