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3月23日凌晨时分，香港岛红棉路发生一起严重车祸，一辆法拉利跑车撞上路边的花坛，由于撞击力巨大，整辆车完全扭曲。

事发在凌晨6时许，当时由于下雨，又值凌晨，能见度受到一定影响，但因为四周鲜有车辆，受周围影响的可能性较小，撞车事故，可能由驾车者自身原因造成。再从汽车撞毁的程度判断，当时的车速应该非常之快。

事后查明，被撞汽车是一辆黑色法拉利f360modena，可爆发400匹马力，重量只有1390公斤，极速可超过每小时300公里，由起动到时速100公里，仅仅需要4.5秒。这款车马力强劲，为赛车手所喜爱，也为那些喜欢飙车的新新人类所独钟。出事汽车系英皇老板杨受成赠送给谢霆锋的，因此，怀疑此次撞车案与谢霆锋相关。

谢霆锋喜欢飙车，在圈子内外，可说无人不知。2000年11月16日凌晨，演唱会后的谢霆锋独自驾驶富士房车以时速超过100公里的高速驶出住所，前去约会王菲。记者的采访车尾随而至。为了摆脱记者，谢霆锋表演飞车绝技，一会儿向前飞驰，一会儿又突然紧急刹车。岂知摆脱一帮记者，又被另一帮记者截住。他再次表演飞车绝技，结果导致记者的汽车被撞严重，他自己的汽车后尾也被撞凹了进去。事后，记者问他：“你驾这么快不怕危险吗？”谢霆锋反唇相讥，说：“你才危险。”

与追踪采访的记者赛车，是谢霆锋常表演的项目。实际上，即使身边没有记者，他也一样会飞车。莫小欣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到，谢霆锋告诉她，有一次午夜回家，由于开快车，他的车子翻倒在山坡下，导致汽车被毁，所幸自己没有受伤。

3月23日，又是一次记者未在场的车祸。据现场分析，此次事故，是因为车速太快，驾车者一时失控造成的。

事故发生后，记者们忙于采访谢霆锋，但并未找到他本人。他通过自己的经纪人向外公布称，谢霆锋近日正忙于为广播剧录音，因剧情需要一段汽车引擎声，所以，他在法拉利车内安装了录音系统，因此不小心将汽车弄得很伤，于是吩咐司机送去修理。至于为什么要选择清晨时分修车，经纪人解释说：“因为车行有好多车等着修理，加上不想事情宣扬，所以早早离去。”

记者显然对这一说法不十分满意，尤其是事故发生后，为什么“人去车空”，而十几分钟后，司机又意外出现，确实需要解释。经纪人说，当时，司机驾驶自己的车去见谢霆锋，然后再拖法拉利去修理，岂知中途发现忘了带钱包，随即又返回谢霆锋家，而途中发生意外。因为身上什么都没有，所以他才会弃车而去，拿了钱包再次返回现场。

正当香港因为这桩离奇的汽车肇事案四处寻找谢霆锋却无法找到的时候，王菲身在深圳，参加“喜之郎cici第二届音乐风云榜颁奖盛典”。在这次盛典上，王菲将演唱她的《迷魂记》，这首歌是谢霆锋特别为王菲而写，虽然和王菲的其它歌相比，不能称作精品，可王菲特别喜欢这首歌，每次都唱得极其投入。王菲唱的时候，沉浸在对谢霆锋那浓浓的情爱之中，歌迷听的时候，也一样沐浴在他们的爱河之中，久久留连，为他们的爱感动，为他们的爱祝福。

表演结束王菲和他联络，他显然没有说真话。王菲从深圳回到香港，仅仅两天之后，报上突然出现一则令王菲天旋地转的消息，谢霆锋和张柏芝双双出现在曼谷街头，而且是手牵着手逛街。时间则是车祸发生当天，十几个小时之后。

据一名去泰国旅游的香港游客向媒体报料，他们一群人去泰国旅游时，不经意在街头遇见谢霆锋和张柏芝，两人当时正手牵着手在曼谷逛街。游客所指的地点是曼谷的siam centre，时间是23日下午5时左右，当时，谢霆锋和张柏芝的身边，还有一位他们不认识的年轻人。谢霆锋身穿灰色背心及牛仔裤，张柏芝则身穿白色背心及低腰牛仔裤，两人手牵着手在购物中心内边走边聊。现场有很多香港游客，自然认出了他们，所以在那里伫足观望。他们显然也知道这一点，却旁若无人。

差不多就在同时，两人携手游曼谷的照片，被人送上了互联网。

这次高调亮相可以说寓意深刻。当时，媒体仅仅只是从绯闻的角度做文章，称谢霆锋和张柏芝之间，已经由兄妹上升为恋人，两人相恋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王菲也因此大为恼火，和谢霆锋之间的裂痕，就此加大。

由于事件的进一步发展，这一亮相事件，又被怀疑是刻意安排的“不在现场证明”。

有媒体采访当日事故现场的目击证人时得到消息，称出事当时，驾车者并非成国定，而是谢霆锋本人，事发后，尾随在后的一辆奔驰车将谢霆锋接走，媒体怀疑接走他的是张柏芝。媒体进行更深入的调查之后得知，当晚，谢霆锋和张柏芝原是在一起消遣娱乐，直到凌晨才分别乘车离开。其时，谢霆锋驾车在前，张柏芝的车紧跟其后，不料发生车祸，谢霆锋迅速登上张柏芝的奔驰车离开。

对于此说，谢霆锋的发言人予以否认。其后发生他出现在曼谷的消息，似乎证明当时谢霆锋确实不在现场。

然而，事情急转直下。4月12日，香港廉政公署发起了一次行动，以涉嫌上月红棉路上交通意外“顶包案”将谢霆锋拘捕。

这一逮捕行动，使得案件逐渐明朗化，也让事件更加复杂化。

据透露出来的消息称，香港廉政公署怀疑当晚驾车出事的确实是谢霆锋本人。事发后，谢霆锋迅速逃离现场，又指使成国定出面“顶包”。同时，他们怀疑，事件的过程，当场处理事故的警员是知悉的，之所以最终被认定是成国定驾车，他们怀疑其中涉及行贿警员，妨碍司法公正。因此，他们才出动将谢霆锋带回廉署接受调查。有人因此评论称，廉署的此次行动，颇有点绯色幽默。谢霆锋作为公众人物，他们完全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将其拘捕。但是，他们选择了一个极其特别的时间和地点。12日凌晨，普通的香港人全都进入梦乡之后，廉署开始了这次行动，他们极其突然地出现在大埔道张柏芝的家里，将在此的谢霆锋带走。

这是一次极具暧昧意味的行动，消息通过媒体传出之后，几乎所有人都在猜测，被拘捕当时，谢霆锋和张柏芝在干什么？他们一再否认彼此的恋情，可廉署的这次行动，似乎是有意将此消息明朗化一般。应该说，传媒在处理这一新闻的时候，做了一番处理，因为警署出现在张柏芝家时，家里并非只有谢霆锋和张柏芝两人，张柏芝的父亲张仁勇也在家。据说，他们3人当时正在吃宵夜。传媒处理这一消息的时候，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将张仁勇在场这一节给省了。因此使得这一事件充满了暧昧色彩。

廉署拘捕谢霆锋的同时，也带走了张柏芝。张柏芝并非被拘捕，而是带回协助调查。这一行动，似乎说明，一个多月来，传言事发当晚，谢霆锋和张柏芝在一起，事后又由张柏芝将谢霆锋接走一事并非传言，而是事实。

这一事件，引起了一系列麻烦。感情方面，谢霆锋显然无法向王菲交待。所以，两人的感情，进入了从未有过的冰点，直到传出分手消息。同时，他和张柏芝的恋情虽然曝光，却不被各界看好，包括身边的人，也都带着有神论的思想来看待这件事，觉得张柏芝和他八字不合，两人在一起，会麻烦不断。

更麻烦的是，谢霆锋涉嫌顶包案，妨碍司法公正。一个人面对严肃的法律时都可以说假话，还能指望他在其它场合对其它人说真话？如果被定罪，他是要坐牢的。

谢霆锋被廉署拘捕的消息透露后，全港舆论大哗，他身边的人，也是措手不及。

英皇老板杨受成和公司的律师迅速出现在廉政公署，一方面，他需要了解情况，另一方面，大概也有斡旋之意。事后，他对记者说，谢霆锋在应讯时态度很配合，表现也相当冷静。其它方面的话，他不置一词。谢贤也在第一时间赶到廉署，他考虑的自然是儿子在留置时的生活，所以，带去了一大堆物品，包括衣物、香烟等。其后，又担心儿子会哮喘发作，第二次返回廉署，送上药物。

此次，廉署拘传谢霆锋，主要是获得他的口供。

后来，媒体公布了这份据说是现场记录下的供词，主持讯问的警员名叫林健明，谢霆锋主动承认说：“其实驾车是我的，是我撞的，但没撞到人，只是撞到栏。我觉得没事，所以我之后打电话给我助手阿定，叫他帮我拖走那辆车。因为我还要赶往飞机场搭飞机去泰国，撞车之后，根本就无任何差人（警察）在场，我也没给过任何人利益给差人。”

林健明问：“当时撞车的时候，是谁开的车？”

谢霆锋答：“我开的。”

林健明再问：“有没有其它人在车里？”

谢霆锋：“只有我一个人。”

这次讯问持续21分钟之后，杨受成带着律师以及英皇高层相关人士赶到，著名律师清洪也受雇介入这一案件。律师到场后，讯问中止。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律师要求和谢霆锋单独谈话，他们在隔壁房间交谈26分钟后，谢霆锋不再继续给廉署留口供，也不愿在已经提供的供词上签字。

据说，被拘留期间，谢霆锋被安置在廉署羁留室内休息。羁留室的设备异常简陋，里面仅仅只有私人洗手间、浴室以及睡床，与谢霆锋自己的卧室，自然是千差万别。饮食方面，自然也不可能有额外照顾，只能通过相关服务人员向廉署的食堂叫外卖。廉署食堂通常提供的食物都是盒饭，并且会附上一杯咖啡。

这种例行供应，使得廉署的咖啡闻名全港，从而形成了一个固定名词，任何人被廉署请去，媒体不提羁押或者逮捕，只说被廉署请去“饮咖啡”。

第二天继续讯问时，谢霆锋的父亲以及母亲也都到场。

被留署36小时后，谢霆锋被允许取保候审。4月13日下午2时许，早已得到消息的媒体等在廉署门前，当时，他面对记者，一言不发。回到家时，发现门外早已有很多记者在守候。他一度想从后门离去，但记者们穷追不舍，他只好又回到旧山顶路的寓所。其后，谢霆锋父子在家中和数名律师长谈数小时，律师离去时，被记者围住，但是，不曾得到任何消息。

英皇以及张柏芝的律师，分别就此事发表声明。英皇的声明称，谢霆锋是前往廉政公署协助调查一宗交通意外事件，英皇集团已经安排律师提供专业协助，谢霆锋因为表现合作，相信事情将会尽快解决。张柏芝的律师则代表她声明说，张柏芝是被邀往廉政公署协助调查，她会尽市民责任，协助廉政公署调查。

事后，谢霆锋接受自己能信得过的香港某周刊独家采访，首次谈到自己被廉署拘留期间的心情。他说，当时自己并没有受惊，只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身处廉署的一间拘留室内，他感觉思绪十分迷惘，印象最深刻的是拘留室有3个窗口。他说，最左边的一个可以望见他的家，当时很难过，为何自己会坐在这里望自己的家呢？后来，自己的家人来了，父亲满面笑容地安慰他，对他有很大的安慰。在拘留室停留了两个晚上，谢霆锋说，他常常有一种“冷”的感觉，长夜漫漫，没有胃口吃东西，而且中途他的哮喘病还发作了。他坦言，当时第一次体会到失去自由的感觉，那种感觉是真的好特别。他第一次知道，自由是一种什么东西，自由是何其宝贵，他真的好想立即就获得那以前觉得微不足道的自由，好想快一点见到自己想见的人，并且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4月23日，司机成国定接受调查时，改变了最初自首时的说词，他向警方提供说，事发当时，凌晨5时55分，他在深水湾寓所收到谢霆锋打来的电话，告之自己的汽车出事。成国定稍稍了解之后，得知当场并没有警员，便对谢霆锋说，你现在离开，一切由我来处理。随后，成国定搭乘出租车赶往湾仔东方188商场的停车场，取回停在那里的公司面包车，约6时30分赶到出事现场，当时已经有数名警员在场。由他出面同警员交涉，双方达成协议，由他出面顶罪，并且和警员合作录下假口供。到达警署后，警员曾要求进行酒精测试，但成国定表示，他当晚饮过酒，一定无法通过测试，警员只是将仪器在他面前象征性地晃了一下，便指着上面的零说，没问题，测试通过。这番证词，将处理事故的警员和谢霆锋推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如果法庭认定他的证词属实，则表示，谢霆锋肇事逃逸并且请人顶包罪成立。如果再能证明谢霆锋指使成国定行贿警员的话，罪行就更重了。

成国定在承认自己的罪行时，已经同意担任控方的污点证人。但在后来的聆讯中，成国定所提供的证词，出现了前后不一。接受控方律师盘问时，成国定说，当晚，他接到谢霆锋的电话后，立即让谢霆锋离开现场，他自己驾车赶到。现场已经有好几名军装警员，成国定向其中一名警员表示谢霆锋已经走了，自己愿意顶罪。那名警员刘志伟问成国定：“你身上有没有录音机？”成国定表示没有。刘志伟检查现场后又问成国定：“你不会把谢霆锋交出来？”成国定肯定地说不会。于是，刘志伟将他带回警署录口供。成国定还提供说，录完口供，从警署出来，他立即给谢霆锋打过电话，告诉他，事情已办妥。其后，成定国曾亲自前往谢家见谢霆锋，原因是警署要求提供车主的身份证明文件。谢霆锋由泰国返港后，他带着相关证明书找到谢霆锋，要求他在文件上签名并且盖上车主“谢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肇事车由谢贤以及儿子谢霆锋共同执牌的公司持有）的印鉴”。当时，谢霆锋只顾着打游戏机，根本没时间理会这件事，所以，成国定自己盖上了印章，并且由谢霆锋的助手周柱辉代为签名。

正因为成国定的证词前后不一，所以在被法庭判定刘志伟罪名成立，并且服完刑之后，刘志伟不服判决，再次上诉，法庭撤销对他的判决。当然，这是后话。

如果仅仅只是撞坏路边的护栏，那么，这是一起很普通的交通肇事案，当事人或许会受到相应的经济处罚以及在驾驶证件上留下记录，不会有太大影响。如果肇事人事后逃逸，因为没有造成更大的后果，案情也不会上升到刑事程度。但是，肇事后逃逸，再找人来顶包，案情便复杂了，涉嫌妨碍司法公正，已经上升到了刑事罪。而成定国所提供的证词中，又有现场警员明知肇事者是谢霆锋，却允许成定国顶包一节，则使得案情进一步复杂化，因而涉嫌行贿警员，以及合谋串案。如果最终罪名成立，谢霆锋将因此负上刑事责任。

从此时开始，谢霆锋陷入了他有生以来最严峻的一场危机，他的事业，也陷入了从未有过的低谷。这一事件，对于谢霆锋原本是当头棒喝，但从后来几个月时间里他的所作所为来看，他似乎并未引以为戒，反而是我行我素，更像是执迷不悟。从廉署传召羁押36小时至此案正式开庭审理，其间有接近半年时间，在这半年里，谢霆锋一直都是媒体追踪的对象，而每次，他也一如既往地和媒体展开猫捉老鼠的游戏，每次都是险象环生。7月更是再次发生撞车事件。

事发后，有媒体载文称他“死性不改”，他自己甚至他身边的人，更是将责任往媒体身上推。他母亲狄波拉在一次接受《明报周刊》采访时说，自从儿子3月发生车祸涉嫌找人顶罪、亡命飞车以及被捕等事件之后，她便严重睡眠不足，时时为儿子担心，几乎精神崩溃。

她形容自己这半年多的日子，简直是被吓疯了。她说，有几次，她明明跟儿子在一起吃饭，电话突然响起，她会立即哭起来，问周围的人：“我的儿子呢？他是否发生了什么事？”但事实上，谢霆锋好好地坐在她身边。

7月，又传来儿子出车祸的消息，她心惊肉跳，第一反应是，这次肯定是大事，立即问告诉她消息的人，是否伤了人？是否死了人？果然是撞伤了一个人，在狄波拉的心里，她显然知道儿子的精神状态不佳，在那种精神状态下，太容易出事了。

她说，最近一段时间，谢霆锋常常说，希望能像戴安娜那样死于车祸。最好是被狗仔队追到撞车意外身亡，这样便可以让社会人士好好反省，深知狗仔队是祸害人间。她说：“霆锋说，他这样一死可以造福人群，我怎样不害怕？”她宁愿儿子是一个怕死的人，但，他偏偏不怕死。

狄波拉也非常清楚，儿子的精神状态大有问题，所以，她觉得，当务之急，不是即将开庭的案件会做出怎样的判决，“我只是觉得要先处理霆锋的精神状态。”她说，儿子继承了父母的缺点，像父亲那样粗心大意，被人骗了也不知道。像她这样过分执着，不肯妥协。她说：“他其实还是一个孩子。我每次都告诉他，你就像你爸爸一样无所谓，但最重要的是要像他那样任何时候都交好运，不同的阶段都遇到贵人。”

将谢霆锋所面临的一切归结于他的“运”，这实在是一大讽刺。如果再将一切委过于狗仔队，也难以令人信服。毕竟，顶包案发生前后，与狗仔队没有丝毫关系，而此前谢霆锋自己所证实的几起汽车事故，同样与狗仔队无关。而他出道的第二年，曾执笔写过一篇心情文字般的“自传”，里面言词凿凿，说自己其实是喜欢飙车的。这种祸因，其实早在几年前，他自己已经知晓。

失败乃成功之母，错误乃正确之师。

2002年9月，有关顶包案正式开审。

虽然成国定所提供的证词对谢霆锋以及刘志伟极其不利。但是，庭审第一日，其它证人提供的证词，对谢霆锋却是有利的，如此一来，整个案情，出现了对谢霆锋有利的曙光。因为成国定表示，当初，谢霆锋打电话给他后，他曾和谢霆锋的私人助理周柱辉联络，其后，他前往谢宅取得车主证明文件时，亦由周柱辉代劳，因此，周柱辉答应廉署成为污点证人。

周柱辉成为污点证人，看上去，更像是一次“合理冲撞”，辩方有效地运用了法律所赋予的权利，也充分地利用了谢霆锋和周柱辉之间的感情。最终，周柱辉出庭作证时，提供的所有证词，均对谢霆锋有利。对此，廉署显然极其无奈，他们事前也不十分相信周柱辉，可除了他之外，又找不到更好的证人和证据。

周柱辉极力称道谢霆锋性格中的另一面，他表示谢霆锋滴酒不沾，不傲慢，友善，关心他人，他之所以做出种种令人无法理解的行为，完全是媒体渲染报道他的感情生活而烦恼所致。至于这次车祸发生时，他承认，当日确实接到成国定的电话，却并没有说明具体内容，更没有提过行贿警员以及串供的事。

他对周柱辉说，因为事件中没有人受伤，为了免于此事对谢霆锋造成不利影响，所以向警方自认是肇事司机。周柱辉表示他确实知道这件事，当时也不觉得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更不清楚此事其实警员早已清楚，并且和成国定串谋。至于4月5日，成国定前往谢宅要求签字一事，周柱辉表示，当天，谢霆锋因为心情不好，又刚好从台湾买了一款最新推出的游戏，所以沉迷其中，是否完全了解成国定的意图再通知签署支票，周柱辉表示自己并不十分清楚，他只是作为助手奉命行事。因为他确实不清楚成国定是否和谢霆锋商讨过与顶包案相关的事或者谢霆锋是否清楚顶包案的相关细节，他本人并不了解。所以，他不能为自己不清楚的内情提供证词。

另一个对谢霆锋是否获罪具有极其重要影响的人物是当时在现场处理这一案件的警员刘志伟。他被香港廉政公署指控和成国定串谋，是此案的另一被告。有关刘志伟协助顶包一节，廉署所能向法庭提供的，仅仅只有成国定的证词，并无其它直接证据。此外，廉署还提供了一些与刘志伟的品行相关的旁证，他们指出，正是这个刘志伟，作为一名警员，他的行为并不规范，甚至涉嫌赌博，并且不久前破产，经济上出现麻烦，这些旁证，显示了刘志伟有接受贿赂并且与案犯串谋的可能，却又并不是铁证。但刘志伟的上司卢慧中作证时表示，案发当日上午，刘志伟曾向她汇报红棉路意外现场调查的相关情况。刘志伟向上司报告说，肇事后，司机曾离开，后来折返，司机向他表示，离开的原因是要去打电话，刘志伟怀疑司机醉酒驾驶，所以将他带回警署调查。卢慧中觉得，刘志伟依循正常程序做酒精测试，此后被另派别的公务，此案由其它警员接手。她表示，无论是事故现场还是在警署，串谋录取口供的可能性极少，因为在案发现场，警员并不止刘志伟一个，而且他也不是最早到现场的警员。至于到了警署之后，里面人来人往，人多眼杂，如果有串谋的事情发生，当场肯定会有目击者。

此案中最为关键的人物成国定，因为承认控方所指的罪项，并愿意出任此案的污点证人，为法院量刑时获得不少同情分。但是，有关他顶包一案，此前已经审理完毕，法庭仍然裁定其罪名成立，因有立功表现，刑期酌轻定为4个月。受辩方要求法庭同意，成国定被从狱中提出，作为重要证人出庭作证。

成国定出庭作证时，情形有些微妙，谢霆锋所请的律师清洪是香港一位极其有名的律师，既熟悉法律又善于应辩，以善于抓住对方的弱点和遗漏而大举反击闻名，往往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打乱对方的阵脚，使得对方的思维出现混乱。果然，他开始询问成国定的时候，仅仅几个回合，成国定就有些前言不搭后语了，供词出现了前后不一。清洪抓住了这一类问题，一再追问。尽管如此，但在几个关键事实上，成国定始终都未曾改口，如车祸发生时，谢霆锋给他打电话，他表示一切由自己来处理，随后，他赶去现场同警员交涉。前往警署落案后，他又曾给谢霆锋打电话，谢霆锋在电话中明确表示，有警察帮忙就会没事，一切他都清楚。而在4月5日，成国定去谢霆锋家找他拿支票，也是事实。至于谢霆锋是否明白这些钱的用途，他语焉不详。

在反复盘问中，成国定曾出现过改口情形，有几处他说自己“说错了”，或者说“记错了”。辩方律师抓住此点，在结案陈词中称，因为当晚成国定仅仅只睡了三、四个小时，思维未必清醒，突然接到撞车消息后，又冒着大雨赶到现场，因此，辩方质疑，他是否能够很准确全面地记清当时的一些情况。

其中，辩方曾试图证明一点，成国定当时在现场商谈顶包一事的警员并非刘志伟，而是另有其人。但有关此节，因为双方均无法提供确切的证明人，最终并不能认定。

审讯进行时，有法律人士分析认为，此前，成国定已经被判定有罪，而且被判入狱4个月，由此可知，顶包案已经被认定。在此情况下，谢霆锋被判无罪的可能，几乎不存在。而香港的有关法律规定，妨碍司法公正罪的量刑最低限度是入狱一年。由于谢霆锋过去的记录良好，量刑可能会稍微轻一点，估计应该在半年左右。此外，妨碍司法公正罪的犯人不会获得缓刑或者获得感化令处理，所以，他们认为，此时谢霆锋恐怕是在劫难逃，估计要在狱中度过几个月时间。

10月2日，庭审结束，法院认定，谢霆锋串谋妨碍司法公正罪名成立。法庭随即宣布对谢霆锋收监，等候最后宣判。于是，谢霆锋被送往香港壁屋惩教所关押，开始了他这一生中第一次的坐监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