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下午，九龙坡区公安局的曾容霞穿着民警服，从她的办公室，拿着一封神秘的检举信来到我的办公室：“夏支，你看这封信。”说着，她把信纸向我递来。
我的办公室有两台电脑，其中一台是备用，我常用的电脑桌子上有一部座机电话。电脑桌旁边有一对单人沙发和一个长沙发，一个茶几摆在沙发中间。墙边的资料柜顶上放着一个旧瓷杯。
我坐在一台电脑桌边，转头看到她的脸神非同一般，便伸手接过信来看后，感到事情重大，但信件上没有检举人。奇怪，奇怪，真奇怪，这么严重的事，怎么不署名，但又回想过来，可能是检举人害怕报复吧！
这信件是从什么渠道来的？我问曾容霞。她说是通过邮局寄来的，便把手上的信封递给我。我看到发信的邮戳就是我们区，收信的邮戳也是我们区。
曾容霞：“寄信的人可能在附近。”
我拿着信签：“寄信的人倒不是很重要，关键是信的内容，如果没有假，就需要立案侦察。”
曾容霞：“内容根本不真实。我认为信内除了没有检举人外，还没有写出作案人的名字，只说了一个外号‘大脑壳’，而且没有说出具体地点。人海茫茫，到哪去找呀！可以不管它。”
我觉得曾容霞说的有一定道理，但信内说出了一件人命关天的大事，一点都马虎不得。于是，我又仔细地推敲起那封匿名信来：……有个外号叫“大脑壳”的人，10年前把自己的老婆杀害了，尸体可能就埋在“大脑壳”的家里……写信时间是2008年4月17日。也就是三天前写的。
我认为，检举人可能不知道“大脑壳”的真实名字，把信还给曾容霞：“不管怎样，先查了来再说。”
我在办公室里，从资料柜里拿出资料，和曾容霞一起翻阅着刑事案件破案表。因为破案表上有作案人的基本情况，也有外号的登记。想通过查表，从中发现一个叫“大脑壳”的人，可查了好多本，找到几个“大脑壳”，但经细查，这几个都不是检举信中说的那个人。
曾容霞有些灰心了，但我却信心满满，又坐在电脑前，打开电脑，很快进入了公安人口信息网，一会击打键盘，一会点击鼠标，在全市范围内搜索“大脑壳”。一会后，外号“大脑壳”的人出现了几十个。我看到这么多的人倒还很高兴，便用笔记本一个个地抄录下来，和曾容霞出去调查。我们走街串巷，到工厂，下农村，进拘留所、看守所，到劳改劳教农场，脚跑大，腿走软，个个都调查完了，不见有成效。
这个“大脑壳”，难找，难找，真难找！我深知，找不到这个“大脑壳”，这封检举信将会被打入冷宫。那个死去的冤魂如果是真的，就可能永远也破不了案。
2
一天中午，我穿着便衣，端着饭盒，来到办公室。我一边吃着饭，一边看报纸。当看了市内有旅店卖淫嫖娼猖獗的报道时，我突然想起了什么，放下饭盒，把曾容霞喊起就走。
我们经过杨家坪步行街，来到一个叫吼死一条街的地方。这地方在虽离杨家坪环道不远，但却是一个等开发的地带，房屋多是老屋子。而且都建在梯坎上巷道里，这里是最便宜的消费场所，所以鱼龙混杂，十几块钱就可以在这里打磨一晚上。
我见一个老太婆正坐在凳子上打毛衣，便走去身边弯下腰去，对老太婆出示了警官证：“婆婆，我们是区刑警总队的，想打听一下，你们这个社区的治保委员是哪一个？”
老太婆看了看我：“我就是。”说后，急忙进屋端凳子来我们坐。
我知道老太婆姓李后，开门见山：“李婆婆，你之前有没有听过一个外号叫‘大脑壳’的人。”李婆婆说好像没得。
我认为她是没有经过认真思考说的话，不一定准确，便开导：“这个‘大脑壳’是男的，可能有过违法违纪行为。以前叫过，现在没有叫了，以前经常在这一带混，现在没有了，或是一直在这里住的人中,您好好想想。”
李婆婆抠了抠头，看着我：“有是有一个，但他被判刑了。不知是不是你们要找的人。”
曾容霞：“这人叫什么名字？为什么被判刑？”
李婆婆：“名字记不起了，听说是贩毒，被公安局抓了，后被法院判了15年。人不高，有些瘦，脑壳像倒形的葫芦，蓬松的头发像个黑锅盖，使那脑壳显得有些大，说话慢慢的，这个人啦还吸毒，戒都戒过几次。”
离开了李婆婆，我和曾容霞又了解到“大脑壳”的一些情况：
“大脑壳”，男，现年36岁，不是我这里的人，听说老家是金凤那边的，原来在建设厂工作。他的母亲潘祥清还见在，住在这附近不远，父亲也曾在建设厂当伙食团长，因帐目不清被追查，后上吊自杀。他有两个兄弟，几兄弟中只有他性格暴躁。
有一次，他家养的小狗不见了，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怪邻居的小孩捉走了，扬言要拿刀杀死那小孩。小孩的父母不服。双方发生争吵，眼看要打架，还是李婆婆好言相劝才了事。
“打脑壳”有一个妻子冉启珍，原是建设厂工人，后下岗，听说去广州打工多年，几年前曾给他来过一封信，后就杳无音信，还有一个女儿好像叫庄云颖，年龄很小，跟随其婆婆生活。
“打脑壳”在冉启珍打工去后，曾把金凤乡下的老屋子装修过，玻璃窗安成茶色的，外面很难看清屋里的情况。窗户又安了防盗网，生怕强盗进了他的屋。他还搭建了一间偏房。每年的10月14日，他都要在家里烧香敬酒……
回到办公室，曾容霞问我：“我没搞懂，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大脑壳’的？”
我看着曾容霞：“记得几年以前，我在吼死一条街办过一个嫖娼案，仿佛记得有一个涉嫌人员叫‘大脑壳’，但具体情况记不清了。”
曾容霞：“我们翻破案表时怎么没发现？”
“那是刑事案件，这是治安案件，没放在一起。何况没有翻那么久。其实，‘大脑壳’的外号，去年被抓时，都应该能发现，但他没把外号说出来。”我又转题：“你说‘大脑壳’有没有可能杀他的老婆？”
曾容霞：“我看可能性不大。他老婆到广州打工后，曾给他来过一封信。这就说明他老婆还在。从这点来看，那封匿名信的真实性还是要打个问号。”
“‘大脑壳’的妻子外出打工，虽然来过信，但也是多年不见音讯了。‘大脑壳’家虽在农村，但住的地方前前后后都是房子，若他真的杀了妻子，由于住户的密度大，他向外面移尸有很大困难，而且容易暴露，尸体说不定就埋藏在他家的地下，可能早已腐化，只剩骨头了。”
曾容霞点着头：“有一定道理。但‘大脑壳’为什么要杀他妻子呢？”
我沉默了一会说，这就要深入下去才可能知道。不管怎样，先把专案组成立起来，就叫“4?17”专案组，地点就设在我办公室里吧，办公室就是专案组，专案组也是办公室。
曾容霞问我，怎么深入？我脸上的肌肉抽动了一下，看着曾容霞说，挖屋。
曾容霞不解地看着我说，挖屋，挖哪个的屋？我明确地说，挖“大脑壳”的屋。
曾容霞说，这是不是有点过急？有没有用？
我认为有些迷团，是要用事实来解除的。
曾容霞说，恐怕要给彭玉萍副局长汇报。
3
第二天早晨，我和曾容霞带着两个搞土建的男民工来到九龙坡区金凤镇的安民村，发现正屋门是木门，窗户安有铝合金、茶色玻璃，还安有圆铁条的防盗网。正屋的左边搭建有一偏房，还有一道门。
正屋打开了，一股阴风扑面而来，使人打起了寒颤。这屋子因长期无人居住，显得十分阴森潮湿，空气中弥漫着霉变腐蚀的气味。我带着警犬“菲斯”走进去，发现这是一室一厅的屋子。零星的东西乱七八糟地摆放着。地下是三合土。到偏房要从屋外走。“菲斯”在屋内嗅来嗅去。
我叫民工把卧室里的床架子抬到客厅来，先挖卧室，认为这里有可能藏尸体。民工从屋中挖起走。我纠正，叫从墙角开始挖。錾子、手锤动了起来，锄头也动了起来。一块块泥土被挖起。我和曾容霞去把泥土抱开，让民工往深处挖。
房屋外站了一些看热闹的群众。一对哑巴夫妇不放过这个机会，一个叫屈诗艳的女人见人很多，挤到前面看一眼就走了，一个叫朱阿香的女性很积极，用力挤到前面来看，她的老公吴宗顺也挤到她身边来看……
民工们干得满头是汗。一个小时过去了，一上午过去了，卧室挖完了，挖了一米多深，不见有尸骨。
我叫民工把客厅里的床架子、沙发和凳子搬到卧室去，又挖客厅。整个客厅也挖完了，仍没有发现尸骨。这时，天快了黑，屋内已无法操作。
曾容霞对我：“忙了一天，什么也没挖到。”
我也觉奇怪，难道那封匿名信真是假的？难道不是这个“大脑壳”杀了人？我从正屋走出来，在外面观察着。我来到偏房外，站着沉思。过了一会，我走到偏房门前，把脸庞贴近门边，一只眼睛从门缝看进去，隐隐约约看到里面有水池、灶台，地下铺了地砖。看后，我来到民工面前：“你们今天回去，明早来继续挖。”
曾容霞看着我问，还要挖哪里？我明确说，挖偏房。
又一天的挖掘工作开始了。我走进偏房，发现有七八个平方米。左边水池的水龙头因年久失修，发出了慢慢的轻轻的滴水声。右边靠墙边的灶台嵌有白色的瓷砖。很显然，这是厨房。
我叫民工在空地上挖。
民工挖得很认真，身上挖热了，脱了外衣又干。挖到厨房的中间来了，一民工撬起一块泥土，发现地下有一点白的，便用锄头在那白的周围轻轻掏，见是一节白骨头。大家有些兴奋。
曾容霞叫民工不要挖，即走去把白骨头小心翼翼地拿起来给我：“找到哪！找到哪！”
我也有些激动，一边伸手接着骨头，一边说：“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接过骨头看也不看，叫民工快快挖。我断定地下还有更多的骨头。
可是，民工挖了一阵，再也没有发现骨头了。一个完整人的骨头应该是很多，怎么会只有一节呢？
这时，我才对这节骨头仔细观察起来。我学过法医，感到这骨头很硬，没有风泡眼，骨节很短，不像成年人的骨头，更不是小孩的骨头，便大声地：“这不是人骨。”
曾容霞：“那是什么骨头？”
我果断地：“是猪骨。”我这一说，偏房里的所有人都很扫兴。
整个偏房几乎都挖完了，还是没有发现人骨。
我走出屋去，发现外面密密麻麻地站了好多人。我知道挖“大脑壳”屋的事传到附近老百姓那里去了，都来看闹热。这下好了，尸骨未挖到，让老百姓笑话。
回到办公室，曾容霞看着我问，怎么办？这案子不好搞，放弃吧。
我看着曾容霞说，之前你怀疑匿名信是假的，通过调查，我们发现了信中说的这个“大脑壳”的一些情况，特别是违法犯罪的事实，还有也知道了他的住家，因劳改去了，家里的屋子空起了，而且也没有找到他的老婆在哪里。这些说明，案子正在朝着进展方面走，在这种情况下怎能放弃呢，要坚持办下去。
曾容霞摆了摆头，好像是把我没办法。偏偏在这个时候，另外的案子发生了，有点吓人的。这个比匿名信要紧，看来只有将“大脑壳”案放一放了。
第二章 哑巴玩手机
1
这天，我在专案组办公室看着电脑上的信息。突然，手机响了。我摸出来接着，对方的说话使我的神经一下紧张起来：“我曾容霞。彭玉萍说，渝江百货商场发生了一起涉外案子……”
听到这样的报告，我马上不看了，快速来到了区里最繁华的渝江百货商场。
这个商场是高层建筑，地面下的副一层是九龙坡区农贸市场。通过电梯，我和曾容霞来到三楼卖皮鞋的地方，看到一个金色头发、身材苗条的姑娘站在鞋架面前很着急地比划着，嘴里还不停地说着外语。
曾容霞听出来了是英语，她走过去，便和那姑娘用英语对起话来。“我是公安局的，你有什么困难可以给我讲吗？”
那姑娘也许是看到曾容霞穿的警服，也许是听到了曾容霞的介绍，很激动地讲起来了：“我是澳大利亚的莱娜，到中国来旅游，也想在中国卖一些物品。我来到这个商场，准备买一双皮鞋，听说这里的皮鞋比较出名。我选中一双，准备试穿。当时，我背了一个挎包，不好试鞋。我就坐在试鞋凳上，把挎包放在我身边。我把鞋子穿起，站起来走了几步，觉得可以，又坐着脱下鞋子，去找营业员就买这双。我选好鞋子，准备去拿挎包付钱时，发现挎包不见了。”
曾容霞看着莱娜那细嫩的脸庞细问起来：“你的挎包有什么特征，里面有些什么东西？”
莱娜用那洁白的手比划着：“挎包是个黑色的真皮包，是在科威特买的，包上有‘xx’字样。包内主要有美金一万元，一部诺基亚翻盖手机，是银灰色的。”
曾容霞：“你手机里储存内容没有？”莱娜点了点头：“存了的，主要是一些澳大利亚的电话号码。”
我也问起莱娜：“你在试鞋的时候，发觉有人在你身边吗？”我的英语比较好，莱娜听起风轻松，摆着头：“没有，没有看到人。”
曾容霞看着有些着急的莱娜：“你不要难过，我们将尽量给你想办法。你现在住哪里？”
莱娜看着曾容霞：“住杨家坪的一个快捷酒店，我准备到抽时间去动物园参观后，就离开这里。”
“那你就回酒店去吧，如果有事，我们就和你联系。”曾容霞考虑到莱娜没有钱了，便从身上拿出一百元人民币递给她坐车，她不要，说身上还有一些钱。
莱娜走后，曾容霞找到营业员何蔷薇了解。何蔷薇说，她在给莱娜拿鞋子的时候，仿佛看到一个中年男子出现在莱娜身边。
何蔷薇的话说得不准确，经曾容霞再三启发，何蔷薇肯定有一个中年男子。当时买鞋子的只有莱娜一人，另外就是那个中年男子了。看来，这中年男子有些可疑。曾容霞便占有了这可疑男子的形象：身高约1·66米，平头，瓜子脸，较瘦，30岁左右，好像是哑巴，说话呱呱的。
离开了渝江百货商场，曾容霞的脑海里不断地出现那个中年男子的形象。她想在以前办的案子中去发现这个人，可她翻腾倒海地想了一遍，都没有发现有这样一个人。她又叫我提供情况。
我说在我办的案子中也没有这样一个人。没有找到人，也不要紧，这只是我下的第一步棋。我又在刑事档案中找这个人，对近两年发生的案子一个一个地翻阅，如果有与那可疑男子相似的，就摘录下来，然后一个一个地去审查、核实。可是，结果令我很失望，还是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第二步棋也没有结果。
我问曾容霞怎么办？她说：“我也想不出好办法，你想吧，还是你的‘鬼点子’多些。”说到‘鬼点子’，我一下就想到了第三步棋：找一些嫌疑人的照片让何蔷薇来辨认。
一天，我在专案组办公室开着电脑，放出人像，让旁边坐着的何蔷薇辨认。这些人像，照得很正规，人物的表情也有些严肃，但只要见过作案人，如果在里面，应该是看得出来的，加上又是彩色，图象比较清楚。
我一边操作鼠标一边对何蔷薇说。“你看哪一个人与盗窃莱娜挎包的那个嫌疑人相似，就指出来。”
人像一幅幅地翻过去了，没有发现。我在何蔷薇的要求又一幅幅地翻过来，也没有发现。这就令人失望了。但我深知作为一个既是战斗员又是指挥员，在这种情况下决不能泄气。我鼓励何蔷薇慢慢看，不着急。
我给何蔷薇介绍道：“人的脸面有几种类型。有些是瓜子脸，有些是国子脸，有些又是圆形脸等。眼睛有虚虚眼，有大眼睛。眉毛有柳叶眉，有鹰爪眉等等。至于身材就更多了，胖的、瘦的，高的、矮的等等。那盗包的形象，你可根据我说的尽量去靠。”
何蔷薇经我这样的启发，脑海里对那模糊的形象一遍又一遍地过滤着，过滤一遍就清晰一次，越过滤越清晰。突然，她发现了一个可疑人，看着电脑里的人像：“这个男的有点像。”我听到这话，急忙伸手点了鼠标，定格，放大，让何蔷薇仔细看屏幕上的照片。
何蔷薇看着我肯定地说：“就是他！”我看着何蔷薇带着疑问：“认错没有？”
何蔷薇的记忆得到了增强：“没错。这人的高矮、胖瘦，都跟提莱娜挎包的那人差不多。”
我听了何蔷薇的话后，有点高兴，便把这人的资料从电脑里找出来看，发现这人一年前曾在渝江百货商场盗窃过，但由于没有抓到人，案子一直没有破。我叫何蔷薇走后，就叫曾容霞把这个犯罪嫌疑人的照片制作出来。
照片出来后。我和曾容霞带着照片去找人辨认。我们找了常在渝江百货商场周围小偷小摸的人，找了营业员，但都不认识这个人。找了很久，也没得一点希望。这样的查找，犹如大海捞针，十分渺茫。案侦陷入了困境。
肚子饿了，我和曾容霞来到渝江百货商场8楼快餐厅吃午饭。我们点了菜，坐在凳子上等着。这时，吃饭的人比较多。很多人都在等候。
我身边的一个女人可能是等着无聊，便从身上摸出一部手机打游戏，里面的枪战很凶。这手机的颜色是银灰色的，还是翻盖的，商标是诺基亚。怎么跟莱娜的手机一样？我想。但又一想，市场上相同的手机多得很，何必大惊小怪。
那女人打开翻盖开始按起来，而且按得较慢，屏幕上出现一些英文。我有些惊讶，从按的速度来分析，那人可能不懂英语。
我灵机一动，右手伸过去：“大姐，我没带手机，家里有点急事，把你手机借我打个电话好吗？”
那女人不理。我又重复了一遍，并用右手碰了一下。那女人侧头看了一眼，不说话，把头转过去又开始玩手机。
曾容霞把快餐饭端来了，我此时已无心吃饭，便站起来，从身上摸出警官证出示在那人面前：“我是公安局的，请你把手机给我检查一下？”
那女人望了望我，又低下头去弄她的手机。我一边在身上放着警官证，一边大声地：“把手机给我检查？”那人还是不动。
曾容霞也来帮忙，对那女人：“把手机给我们检查？”
那女人根本不来气。我和曾容霞对视了一下，要对那女人进行口头传唤。
曾容霞拉着那女人：“跟我们走一趟！”那人站起来，叽里咕噜的，还打着手势。我知道了，那女人是个哑巴。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我看着曾容霞，意思是怎么办？还好，曾容霞曾经办过几个有关哑巴的案子，学过哑语。她试着用手比划着。那女人看懂了，也用手比划起来。
曾容霞看懂了那女人比划的意思：手机是丈夫给她的。丈夫叫什么名字，哑巴没反应，哑巴叫什么名字，住哪里，也没反应。
曾容霞拿过哑巴的手机按了电话储存键，发现里面有英语的姓名、有电话号码、还有区间号。从区间号看，是澳大利亚的。
鉴于这种情况，哑巴要被传唤，手机暂时收缴，要跟我们走一趟。哑巴的快餐饭也来了，提出吃了再走。我们同意了。
我和曾容霞也吃着饭。哑巴很快吃完了，她提出要到厕所。曾容霞打了手势，意思是叫她快去快回。哑巴去了。
我和曾容霞的饭都吃完了，不见哑巴回。我一下意识到情况不对，叫曾容霞去看一看。曾容霞迅速起身，快步去厕所后转来，表情很慌张。
我猜出事了，对曾容霞：“哑巴不见了？”
曾容霞急促地：“我先在女厕所外面喊，不见回音。就进去看，没找到。我就在快餐厅里找，也没有找到。”
我真埋怨哑巴去厕所的时候没有叫曾容霞跟着去。我想在哑巴身上可能找得出莱娜挎包被盗的线索来，这下可完了，看着曾容霞说：“回去吧！”
在路上，曾容霞说，哑巴逃了，没线索了，我们还是把“4?17”匿名信检举的杀妻案拿出来重新搞。我说，当时我主张挖“大脑壳”的屋，你又不太主张。这哑巴逃了， 不等于说没有线索哟。
回到专案组后，我坐在电脑前，打开电脑，双手在键盘上不停地击打着，很快进入了公安人口信息网。我一会点击鼠标，一会敲打键盘，开始寻找那个哑巴来。我头脑里出现这样的概念：哑巴、女、28岁左右。
我把这3个条件打入电脑，在全市里的人口中查找符合这几个条件的人。很快，电脑里出现了4个，可惜电脑里都没有这几个人的照片。我用纸把4个人的基本情况抄录下来拿给曾容霞：“你去查一下这几个人，我到渝江二手手机市场去看一看。”
曾容霞看着我：“是你在指挥我，还是我指挥你。”
我笑着说：“我是刑警总队下的一支队副队长，当然是我指挥你哟。”
曾容霞笑着说：“开玩笑的。你交给我的事还很乐意呢。你指挥我该，该。”我也笑了：“不说那些，在专案组就是一个整体。”
2
渝江二手手机市场就在杨家坪步行街里的一个地下通道里，是自发的。我来到这里时，人不是很多。几个胸前挂着收售手机吊牌的人站着或坐着，手上还拿着二手手机。
我把哑巴那个手机拿出来问一个收售手机的人见过没有，得到的答复是没有。我又找了一个人，还是没有见到过。但我还是有点不放心，而是耐心细致地访问。当我问到最后一个收售手机的人，得到这样的情况：
昨天下午，一个女哑巴拿着一部诺基亚翻盖的银灰色手机来卖，要价800元。收手机的人把手机接过来调试，发现除了电话号码外，全是英文，看不懂，分析可能是外国人的，不敢要，就恨恨杀价100元买。哑巴不愿意，生意没有做成。哑巴就走了。好像还有一个男的跟着哑巴。那男的30岁左右，中等身材，稍稍显瘦，留的平头。
我得到这些情况，有些高兴，作出了推理：收手机的人提出的这个平头，就是何蔷薇说的出现在莱娜身边的那个人；这个哑巴与这个平头不是同伙，就是有一定的因果关系。要找到哑巴，一定要找到哑巴。找到了哑巴案子就好破了。
这时，我还不知曾容霞对那几个哑巴的调查进展如何，赶紧回到公安局，一进专案组办公室看到曾容霞就问：“怎么样，有价值的线索没有？”
曾容霞刚刚调查完，她拿起笔记本来到我办公桌前给我汇报：“第一个哑巴住在华岩附近，据当地派出所民警讲，这哑巴最近几天都在家里，没有到渝江百货商场来。”
我听后表了态：“不具备作案时间，否定。”
“第二个哑巴在区里一家梳子厂工作，是街道企业，昨天一天都在厂里上班，还是不具备作案时间。第三个哑巴住在渝江百货商场附近……”
我曾容霞急忙插话：“有没有作案的可能？”
曾容霞摇了摇头：“这人早就没在这里住了。”
我听到这样的回答很无赖，看着曾容霞：“第四个呢？”
“这个哑巴叫谷世姣，住建新东路26号4——4户。她原来是街道一家纸盒厂的工人，后来纸盒厂垮后就在家里吃低保，有时候就出来逛商场，昨天下午和今天上午都出去了，到哪去了，没人知道。据当段的户籍讲，谷世姣很老实，从没有发现她有偷盗行为。但谷世姣的体貌特征与我们在渝江百货商场传唤的那个哑巴相似。”
我想：谷世姣具备作案时间，但她又没有违法行为，这怎么解释呢？
我站起来明确说，目前虽然搞不清楚，但不管怎么说，我们都要找谷世姣调查。走！
曾容霞说，这案子好像与那匿名信检举的杀妻案没有直接联系。
我的语气有点严肃说，案子已经在办到这里，不管有没有直接联系都要办下去。
正在这个时候，桌子上的电话响了。我接了后看着曾容霞：“宁春生所长来电说谷世姣已死在家里，要求出现场。”
我和曾容霞来到谷世姣的家。我看到谷世姣已躺在客厅衣柜边的地下，一眼就认出来，这就是我们传唤的那个哑巴。我作了初步检查，已经没有气了。尸体被送去尸检。
这个家是一室一厅。衣柜边有一个渣滓篓。我看到渣滓篓里有窝笋头皮，香焦皮，最上面有一个已撕开了的纸包。我弯下腰去，见是包老鼠药的空包，又打开衣柜，发现里面的搁板上放有一个黑色的真皮包，上面有“xx”字样。我伸手去拉开包包的拉丝，见里面有一叠美元，看后又把拉丝拉了回去。
现场即将勘查完时，一个中年男人突然来到屋里。他手上提着一只杀了的鸡。他看到哑巴躺在地上，感到奇怪，忙丢下鸡，来到哑巴面前，发现哑巴已死，即扑在哑巴身上大哭起来。嘴里叽里呱啦不知说些啥。
我看到这男人相貌似乎有些熟悉，也是个哑巴。我也在曾容霞那里学到一些哑语，把这男人拉起来，用手势和这男人对起话来：“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贾清水。”
我比划着：“你和死了这个哑巴是什么关系？”
贾清水：“她是我的妻子。我们结为夫妻很不容易。想当年，我们在街道纸盒厂上班，我糊纸盒完不成任务，世姣就来帮助我。我有时没有钱抽烟，她就把自己省吃俭用的钱拿给我。我见她是个好人，就要求和我耍朋友，耍了一段时间我们就结婚了。婚后，我们关系很不错，我曾提出要一个孩子，她觉得我们俩都是残疾人，带孩子很不方便，加上经济不宽裕，不要孩子，今后老了就到敬老院。我觉得她的这个想法有理，就同意了。今天上午，我去麻将馆打了一会麻将。打了麻将后，我就去农贸市场杀了一只鸡，心想炖鸡汤来她吃，没想到回来看到的是这样的惨状。”
我打着哑语：“你们闹过矛盾没有？”
贾清水：“没有。从来没有。”
我想了想，提出一个吓人的问题：“你作过违法犯罪的事没有？”
贾清水的手势比得很干脆：“没有。我怎么会去干那种事哟！”
我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推理：“据我们掌握，你干过，一年前你在渝江百货商场盗过一个商人的包包，里面有几千元人民币。这个案子没有破，使你逍遥法外。”
贾清水：“一年前的事，你凭什么说是我偷的？”
我的手势打得很认真：“案子虽然没破，但公安局还是掌握起案的，有人把你认出来啦。”
我打着手势推理着：“近日，你也在渝江百货商店盗了一个包。”
我不顾贾清水的狡辩：“你一人到渝江百货商场，来到卖皮鞋的地方，看到一个金发姑娘肩上挎了一个真皮挎包在选皮鞋，你分析这可能是个外国人，包里可能有很多钱，于是便伺机行动。你看到那姑娘把挎包放在凳子边坐着试皮鞋后起身去找营业员买鞋子。你认为机会来了，便去把挎包盗起就走。”
贾清水：“你比划得这样清楚，你看到我作的案吗？”
我比划着：“有营业员看到你当时在外国人身边晃。”
贾清水摇了摇头，显得很无奈的样子。
我继续推理：“你得到挎包后，见里面有很多美元，还有一部诺基亚翻盖手机，很高兴。当天下午，你就把手机拿给你妻子拿到渝江二手手机市场去卖，你跟在你妻子后面。你没有直接去卖手机，主要是怕被人发现了。由于喊价太高，又不愿意降价，加上对方怀疑是外国货，怕惹来麻烦，就没有卖逞。第二天，也就是今天，你又叫你妻子去卖手机。这次是她一人去。但她出了家后，并没有去卖手机，而且在街上闲逛。到了中午，她就到渝江百货商场8楼的快餐厅吃饭，然后她就回了家。回家后，你问她手机卖脱没有？她如实告诉了你，手机被刑警总队的人拿去了，还差点被传唤。”
贾清水不服，不停地打着手势，叫拿出证据来。我清楚刚才搜查的情况，即走到衣柜前，打开衣柜，从里面拿出一个黑色的真皮挎包，取出里面的美元给他看。
贾清水在证据面前焉气了。我点了美元后：“怎么差100元？”
贾清水：“我买毒品差别人的钱，拿去还债了。”
我的手机响了，放回美元，接了起来，是曾容霞打来的，告诉我死者的胃里发现有烈性鼠药。
一切都清楚了。我对贾清水打起手势来：“你不但盗了挎包，而且还杀死了你的妻子。”
贾清水不依：“没有！绝对没有！我和妻子的关系这么好，怎么会杀她。说俗点，杀了妻子，我性生活都过不到了。”
“不，你确实杀了的。”我作了这样的推理：“当谷世姣给你讲了老实话后，你认为公安局迟早会找到她，你的盗窃行为就会暴露。公安局就会抓你，就要被判重刑。于是，你就来了个先下手为强。你找来老鼠药，兑成糖开水之类的东西给你妻子喝后，就出去打麻将，然后买只鸡回来装着慰劳你的妻子，以此想麻痹我们的侦察视线。”
贾清水：“不，我没有杀我的妻子，你乱说的！”
我走到渣滓篓去，捡来装鼠药的空纸包对贾清水：“这是你丢的吧？”
贾清水：“是我丢的，那是我毒老鼠的。”
我用手势说话：“毒老鼠的药在哪里，找出来看。”
贾清水不比手势了，低下了头。
过了一会，我拍打了一下贾清水又比划着：“我没搞懂，杀人罪比盗窃重得多，你为什么要去干这种蠢事？”
贾清水：“我以为杀了妻子就万事大吉，没想到……”
我从身上摸着手铐。贾清水预感不妙，转身想跑。我不摸手铐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抓住了贾清水。贾清水右手顺势一拳向我的脸庞打来。我一闪，将对方放倒在地，骑在身上，再摸出手铐将其铐起……
杨家坪步行街的一家快捷酒店里，我和曾容霞穿着警服来到1305号房间。
我提着挎包敲门进去。莱娜正在看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的节目。我看着莱娜说着英语：“你被盗的物品我们追回来了，现在还给你。”
我打开挎包，取出诺基亚翻盖手机递给莱娜……
莱娜接过手机看了看：“哇！是我的手机。”
我又从挎包里拿出一叠美元对莱娜：“差100元。这100元，犯罪嫌疑人拿去吸毒了。”
莱娜接过美元后当即拿出两百元给我，被拒绝了：“我们哪里会收你的礼金，这是应该做的！”
莱娜伸出大拇指：“了不起，真了不起！中国的警察真棒！”
从希尔顿出来，曾容霞想到匿名信检举的杀妻案说，没网到那个“大脑壳”，却破获了这起哑巴案。
我对曾容霞说，这个是由盗窃案引起的，与匿名信检举的杀妻案是有区别的。
但曾容霞有她的看法说，那不一定，有的案子会错综复杂。就说“大脑壳”是不是真的杀了他老婆，挖屋没有找到证据，是死是活说不清楚，说不定还活着哟。
我一边走一边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只要有时间，只要认真，我想“大脑壳”杀妻案是真是假终会有结果的。
第三章
酒店劫案
1
一天，我和曾容霞在专案组办公室。我坐在电脑桌前，把桌子上那本放起的书拿起来看着。
曾容霞趴在我桌子边上写字。一张白纸上，她反复写着三个字：“夏志明”。纸都写满了，全是这几个字。她看着这些字，感到有些写得满意，有些又不满意。看了一阵，她把纸拿起来，右肩贴着我的左肩：“你看哪三个字写得好？”
我斜眼看了看，摆着头：“都不好！”
曾容霞有些不高兴了，把笔摔在我面前，抓过书：“你写得好，写来看看。”
我不想使她生气，去要着书：“写得好！写得好！把书拿给我。”
曾容霞认为我这是在敷衍。其实，她的心里早就装着这三个字，并想将它藏得更深更好，让它永远也不能从她心里溜走，这次本想能得到我的赞赏，可却是一盆冷水：“不给，就是不给！”
我微笑着说，不要生气，你真的写得好。我先是说起耍的。
曾容霞心里高兴了。她开始翻起书来：“你看的什么书嘛。”她看到封面上是《刑事侦察学》后，把书还给我：“你还有心思钻这个？”
我说，里面有些知识很有用，比如，对疑难案子怎么侦破。
曾容霞：“你在工作中不是学到很多了吗？”
我点着头：“是的。但在理论上还要多学点，用在实践上就有好处。比如，书上说的逻辑推理，在实践中就用得上。那起匿名信检举案，‘大脑壳’的行为就值得我们好好研究。”
曾容霞：“这还要你说，从那些推理小说就看得出来嘛。”
我：“那是小说，与现实有一些差距。”
曾容霞：“难道福尔摩斯的推理也是这样？”
我点着头：“当然。我认为英国作家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这个人物是以私人侦探的形式出现的。私人侦探这样的组织在我国法律好像没有规定，只是近些年来在社会上出现有类似的组织。”
曾容霞：“不管怎样。福尔摩斯的推理很不错的，而且有很多读者。”
我肯定：“是的。私人侦探这种形式在英国可能存在。而且作者以第一人称来写，读者看起来感到很亲切。我国上世纪五十年代好像出现过仿照福尔摩斯搞侦探的写法，有一定影响，但我认为生命力不强。英国还有像阿加莎·克里斯蒂这样的推理小说作家，但好像还是以私人侦探的形式出现，看后印象也不错。”
曾容霞：“看来，你对侦探推理小说还一定研究嘛。”
我摆了摆头：“说不上，只是有点爱好。其实，现在亚洲的日本的推理小说出得很多，有些也很讲究推理的准确性。有一本叫《点与线》的书，推理是很不错的。但文字没有柯南道尔写福尔摩斯的侦探小说好。我认为这一方面可能是翻译的原因，另一方面与写作手法有一定关系。日本的推理小说现在发展到不仅仅是侦察破案，还反应了很多社会问题，揭露了很多政治阴谋。”
曾容霞：“我们国家的推理小说怎样？”
“我不敢乱说。不过，我觉得有几个写推理小说的作家还可以，但很多都只是一般，不是人物很多，就是生活不够，连侦探术语都说得不准。在我看来，很多案子都存在推理。一本推理小说，是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做出正确推理的。柯南道尔后期的作品在推理上就有些牵强附会了，原因可能是生活有些枯竭了，有的读者看了都很难接受。”
曾容霞：“说得有理。”
“有些奇怪的是，国外推理小说的书大量进入我国，而我国的却寥寥无几，原因可能还是缺少真正的大家。”
我们谈到这里时，彭玉萍突然进来，她看着我和曾容霞：“渝江大酒店的案子……快走，抓人。”
我想是不是“4·17”案有新进展了。睁着一双眼睛：“彭局长，抓什么人？”
彭玉萍：“渝江大酒店18楼发生一起杀人抢劫案，歹徒闯入房内打死秦为汉，并将其妻子李小丹捆绑在房间内……”
渝江大酒店这起案子的死者是新加坡籍游客，凶手抢走人民币、新加坡币、美元、笔记本电脑等。
彭玉萍把情况简单说了一下:“通过前期工作，犯罪对象已经明确了，是奚孔海和黄九亮两个人干的。由于你们在调查匿名信检举‘大脑壳’杀妻案，就没参加。”
曾容霞看着彭玉萍说，胆敢抢外国游客？还杀人？
我说，劫贼是不长眼睛的。
曾容霞又说，劫贼是什么人，是怎么抢劫的？
彭玉萍说，犯罪嫌疑人现藏在谢家湾一房屋内，离九龙坡杨家坪不远，抓到后可能就清楚了。
听到这样的话，我来劲了，中气十足地说，抓人。
2
警车出发了。车上坐着的还有彭玉萍、曾容霞，以及甘刚、唐敏、宁春生所长等。宁所长开着车。
我说，奚孔海这个人我了解。
曾容霞问，你是怎么了解的？
我笑了笑，说起话来很有中气：“奚孔海，36岁了，家住城区，以前多次和我打过交道，读中学时，常与有违法行为的人往来，抢学生的小钱，总想一夜之间得到很多钱，找漂亮女生耍。他因盗窃罪，15岁就进了渝江市未成年人管教所。按理说在管教所里，他的前程并没有被毁弃。所里有学习文化知识的，有学技术的，成绩优秀的还得到表扬、提前出来，可他没有从这方面去作。”
曾容霞：“奚孔海的家庭情况可能不太好。”
我点着头说：“父母是离了婚的。奚孔海从管教所出来，在一家汽配公司工作。有了工作也该好好干了，但他并不甘心每月那点可怜的工资。一天晚上，他悄悄溜进这家公司的仓库，盗窃了价值数千元的汽车配件。这一次，他被判了刑，送到新胜茶场劳改。几年的劳改生活，对他确实有所触动。出来后，他曾有这样的打算：希望当地政府给予帮助，只要作点小生意，能糊口就满意了。他有这一想法也不错，起码能自食其力，不给社会带来危害。但由于他多年在法律框内游走，思想有一些扭曲、变态，情绪也爱激动、抛锚。”
彭玉萍说话了：“夏志明，我记得你办过他的案子？”
我明确道：“没错。奚孔海从劳改农场出来不久又遭了。那是一天晚上，奚孔海在歌乐山烈士墓附近一餐馆醉酒，说话支支吾吾，走路蹁蹁倒。他糊里糊涂地上了一辆中型出租车。车过烈士墓车站时，遇到堵车，行车缓慢。此时，他已不知天有好大，地有好宽。他坐在车窗边的座位上，看到窗外有一辆小车抢道前行，便骂那车上的一乘客。那乘客顺便还了一句。这可不得了。他怒气冲冲，快速下车，跑到那乘客车前，打开车门，拉下乘客，拳打脚踢，追打得那乘客头破血流，边跑边喊饶命。派出所民警接到报案，迅速赶来处置，并传唤他。他根本不听，又把民警打伤。他这无法无天的行为，引起数百群众围观，议论纷纷。他又被判刑，并赔赏经济损失，送菩堤山劳改农场。在里面认识了黄九亮，这是他致命的错误。”
曾容霞问，黄九亮是个什么人？
我显得胸有成竹的样子：“黄九亮是个农民，和奚孔海一样大，初中毕业不久曾因贩卖人口罪被判过刑。刑满出来，亲戚朋友见他确实改邪归正，就给他介绍恋爱对象，虽然有些波折，但他信心很足，最后，总算找到了心上人张远碧，并结为夫妻，有了孩子。”
曾容霞：“这下，有一人把他拴住了，心也该收一收了。”
谭虹：“夫妻生活好象兴奋剂，给黄九亮确实带来了愉快的心情，但一个家庭与油盐柴米、吃穿住行不可分。他们感到，在国家的改革大潮中，要去奋斗、去拼搏才行，也许能得到一碗金。这种竞争意识本来对国家对自己都是好事，但他们在实际应用中出了一些偏差。黄九亮妻子承包了一个加油站。经营起加油站后，天天来加油的不少，他们的收入也不断多起来。”
曾容霞：“这样，他们的生活肯定也得到改善。”
我快言快语：“这不用说，但人心不足蛇吞象，黄九亮就是这种人。钱多了，还想多。如果正常扩大经营范围，多赚钱也不可非议，但他没有这样作。这加油站本来的经营范围是：柴油、煤油、润滑油（脂）。他改造后擅自经营起汽油来。汽油的销路更广，利润更多。他笑了，笑得是那样的灿烂，仿佛黄金桶桶进，仿佛美女个个来。这时，他在与加油人接触中沾上了毒品。汽油卖了一段时间，被上级知道了，便来检查，发现汽油罐没有静电安全设施，遇到火花时，会引起爆炸燃烧，要求整改。他不听，继续经营，想的是一天要找多少钱，结果大祸来了。一次雷电将加油站击着，引起爆炸燃烧，四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数十万元。黄九亮因违反危险物品管理罪，被判重刑，送菩堤山劳改农场服刑，多年后才出来。妻子也和他离婚了”
曾容霞：“两人臭味相投，在一起肯定没有好结果。”
我接着说：“奚孔海这次释放出来不久，通过户籍民警的帮助，在一家职工食堂找到了临时工作。刚开始，他有些不安心，工作马虎，活路忙完休息时，一人在厨房里偷汽水吃，他怕被发现，把上面的汽水箱子端下，偷最底下那一箱。但很快被精明的老板发现，要用他的工资来处罚，还要辞退他。好汉不吃眼前亏，他主动向老板求饶，保证不再犯，得到了老板的原谅。后来，他干活很卖力，洗碗、淘菜，搬运大米、煤球、酒水等等，从不怨言。有时，他还脱了衣服干，干得满头大汗都从不吭声。他那椭圆形的脸庞，看起形象也算不差。但他左手臂上那条龙的纹身，让很多人看到有些害怕。不管怎样，他这时表现还算可以。不久，他结识了来吃饭的女朋友罗娅涵，在邮局工作。他们结了婚。”
曾容霞从女性的角度看问题：“这下该改好了。”
我摇了摇头：“一天，奚孔海在家里与来的黄九亮耍。两人关在一间屋里，摆谈的内容都离不开毒品。自从奚孔海在农场认识黄九亮后，得知黄九亮在吸毒，曾劝过不要吸，但黄九亮把毒品说得天花乱坠，奚孔海也不劝了，还想尝试。黄九亮抓住这个机会，在一个僻静的柑橘树下让奚孔海吸了毒品。奚孔海曾问过黄九亮劳改农场哪来毒品？黄九亮说是朋友来看他时，把毒品埋在肥皂里面得到的。黄九亮刑满释放出来，很少回农村，就在城里混，偶尔回去就特别讲究，衣服穿得好，香烟也高档，和村民摆谈时，总说自己在外面过得很潇洒。其实，他这是爱面子，图虚荣，实际上是个毒品缠身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没有忘记要来看奚孔海这个朋友。他们在屋内吸毒品被罗娅涵发现，苦口婆心劝也没用。罗娅涵见不可救药，就离婚了，小孩都没有……”
彭玉萍说：“这样的家伙都有些狡猾，抓人时要特别注意方法。不然会伤到我们自己的。”
我说话很快：“是的，抓这种人，我们一定要多动动脑筋，要是对方身上有硬家伙（指枪）就更要小心，不然会出大事。”
警车来到一个谢家湾一个偏僻的地方停下。根据彭玉萍的部署，我们在一栋旧式的青砖房子外面作好布控。
那房子楼上有一间光线十分暗淡的屋子，里面住着奚孔海和黄九亮。他们白天很少外出，躲在屋内想着抢来的“战利品”怎样全部变为人民币现钞，变为那“可爱”的白色粉末。夜深人静时，他们又从屋角那杂乱的货物里拿出浅色双肩背包、东芝牌笔记本电脑清理着、欣赏着。
此时，黄九亮打开背包，从里面取出一个青色布质钱包，包内那花花绿绿的东西，抓住了他的眼球：人民币、新加坡币、美元等。欣赏后，他想在身上摸烟来抽，可没有了，便叫奚孔海出去买。
奚孔海出了门，再把门轻轻关上，来到一烟摊前，把钱递给摊主买了3包“恭贺新禧”。他拿着香烟，转身走着看着。
突然，奚孔海感到颈项被人夹住，身子不听使唤地往后倒，双手也被人拉住了。他很快意识到不对，想反抗已不行了，被迅速带到附近停起的警车同时，他悄悄藏了很多现金归己有。
我严厉地看着奚孔海快速地问：“我们是警察，你叫什么名字？说老实话！”
奚孔海对这突如其来的行为没有准备，在对方那威严而急迫的气氛中如实地说：“奚孔海。”
我的语气十分厉害：“渝江大酒店的抢劫案是不是你干的？”
我见奚孔海有些不愿说便加快语气：“快说！快说！”
奚孔海承认：“是我和黄九亮一起……”
我用手指着对方：“有枪没有？”
奚孔海吞吞吐吐：“有，有……”
我知道目前最紧迫的任务是抓人：“黄九亮现在哪里？”
奚孔海：“在谢家湾我们暂住的屋里。”
我听到这里，便给奚孔海面授事宜……奚孔海点头答应。
黄九亮此时在屋内和衣躺在床上，脑里出现的尽是那些钞票。他想怎样给奚孔海摊牌多分些钱。他准备等奚孔海买香烟回来后就说这件事。
突然，黄九亮听到“咚咚咚”的敲门声，便马上警觉起来，忙伸手想去床边摸枪并问：“哪一个？”
门外的奚孔海回答:“我奚孔海。”
当黄九亮听到是奚孔海的声音后又把手收回来：“你不是有钥匙吗？”
奚孔海回答：“我刚才出去时忘记了带。”
黄九亮这才懒洋洋地从床上起来准备走去开门。但刚走两步，他侧头看到屋内桌子上有奚孔海的钥匙，便马上意识到不对，转身跑到窗边，翻窗就跳出去跑了……
在门外站着的我，感觉屋内一直不开门，有点不对，便一脚把门踢开，我冲进去。很遗憾，没有找到黄九亮。
我们从屋内搜出了秦为汉夫妇被抢的财物，搜出了”枪“等作案工具。
在警车上，我看着奚海：“你们是好久策划要抢劫酒店房客的？”
奚孔海：“一天，黄九亮来到我家。我们坐在八仙桌前吃着花生米摆谈怎样搞钱来买毒品。很多方法都用了，就是找不到钱，亲戚朋友也不愿借。在没得法的情况下，我们就想出了这个坏主意。先由我找罗娅涵要了几百元钱作为启动金。买好作案工具，寻找时机。一天晚上，我们来到渝江大酒店，装扮成住店旅客，大大方方地进了酒店，过了总台，上了电梯，来到18楼，我们走出来，在那无人的走廊上慢步着。这里环境十分清静，静得有些可怕。看到每个房间都是关着的，没有下手的对象。我们上到19楼，没有新的发现，又上20楼，也没有。我们在这几层楼道上反复寻找，又来到18楼，走的脚步更轻，动作更慢，来到一房间门前的过道上，我们好象听到房间里有说话声，便轻脚轻手地来到门前，俯耳于门细听，果然，里面有男女在说不很标准的普通话。听到这里，我们对视了一下，都明白对方的心思，简单而迅速地作了准备。我拿着‘枪’站在门外的墙边，黄九亮轻敲着门，待门开后，我们便快速进去。房间内的那男的看到此情正想问话时，被我们三下五除二打死了，那女的就被捆绑起来封着嘴…抢劫了财物，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走出了酒店……”
我看着奚孔海严肃地问:“你知道黄九亮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奚孔海:“他鬼得很，我真的不知道。”
彭玉萍问奚孔海：你们的“枪”是哪来的？
奚孔海回答：“买的，仿制品。”
不管怎么审问，也没有发现“大脑壳”杀妻案。
曾容霞：“要破匿名信案，好难哟。”
我看着曾容霞说：”哪个叫你来吃警察饭嘛。不好吃呢。”
回到专案组，我在办公桌边踱步，正在考虑到哪去抓黄九亮，考虑“4?17”案，究竟需不需要再去挖“大脑壳”家的屋时，曾容霞来到我面前说，那封匿名信检举案，通过之前的工作，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挖“大脑壳”的屋没有找到尸骨，我觉得不如采取另外的方案。
我问曾容霞，什么方案？
曾容霞在我桌前移步着说，根据那个李婆婆提供的线索，我们调查到“大脑壳”因为涉毒品案子，被法院判刑，现正在新疆阿拉尔红桥监狱服刑，我们可不可以到新疆提审“大脑壳”。
我想了想看着曾容霞说，如果提审“大脑壳”，他不承认呢？我们又拿不出证据，怎么办？
曾容霞说，看到警察找他，他可能都吓到了，应该会承认吧。
我摇了摇头，这种人都是“老油条”，是有手段来对付警察的。
第四章 再次挖屋
1
根据彭玉萍的安排，我和曾容霞再次去到金凤镇，找到大脑壳的邻居。问他们"大脑壳"那个偏房是谁搭建的？
邻居很干脆地说，是“大脑壳”亲自搭建的。砖头、河沙、玻纤瓦等，都是他一手操办。他垒灶台时，他的兄弟准备来帮忙，都被他拒绝了，更是半夜三更把灶台垒起来，把瓷砖嵌好。
我又问，偏房是好久搭建的？
邻居说，是冉启珍去打工几年后，在搭建这偏房前不久，"大脑壳"’还收到冉启珍来信的。
我问，信是从哪里寄来的？
邻居说，"大脑壳"说是广州寄来的。我还看到过那封信的。大概是说冉启珍在广州一家美容美发院当小工，每月有几百元钱，她把钱存起，给女儿读书用，但又没有看到她寄钱回来。
曾容霞问，那信是冉启珍写的吗？
邻居回答，听"大脑壳"说是冉启珍写来的。
我想了想问，在没搭建那偏房前，"大脑壳"的灶台在哪里？
邻居很自信说，在正屋的卧室，那间卧室都是原来的厨房。
我了解到这些，心中好像又有一些看法，又把民工喊起，又到“大脑壳”的住房去，我走进偏房，叫民工把灶台撬了，挖灶台下面的地。
一会儿，錾子、手锤又丁丁当当地响了起来。灶台撬开后，民工就开始挖地。挖到三尺深时，发现了一把二号菜刀。我叫民工把刀捡起来。
我拿着刀看着，发现上面有很多缺口。难道是砍猪骨头砍缺的？不可能吧，砍猪骨头一般会用砍刀。而且也不应该把刀埋在地下啦。一会功夫，民工又发现了一把大号菜刀，刀刃上仍有很多缺口。奇怪，怎么同时发现两把菜刀呢？
我作了一个大胆的猜想：这是不是凶手的作案工具？
“人骨出现啦！”一个民工的惊喜打断了我的沉思。
我低下头，往坑下看去，只见一节骨头露在泥土上。我吸取上次猪骨的教训，没有高兴，没有激动，弯下身去，捡起骨头看。看了一会，没有狂喜，没有悲哀，叫民工小心点挖。
民工用锄头细心地掏挖，发现这地下有一个小坑，把坑里的泥土掏开，露出了头骨、手骨、肋骨等，显得很棱乱，显然被人动过。
曾容霞有些激动说，这下真的找到了。
我尽量压住情绪，叫曾容霞出去找李婆婆找些废报纸和纸箱子来。很快，报纸和纸箱子都拿来了。
我拿着报纸，走到坑前，把报纸牵开放在泥土上，弯下腰去捡起一节节的骨头放在报纸上。捡完后，我再在报纸上对骨头进行拼接，一个完整人的骨架出来了。白骨已经变成了深灰色，可以判断在地下已经埋了有些年了。
我对曾容霞说，这是一具女性的尸骨，身高在1·55米至1·58米之间，年龄20多岁。
曾容霞点头说，我同意你的观点，这是不是多年没有音讯的冉启珍？
我想了想说，那不一定，要找到"大脑壳"后才好下结论。
我把尸骨装在纸箱里，和曾容霞一起抬了出去。
屋外的老百姓见挖到了人骨，个个喜笑颜开，纷纷拍手称赞。那个朱阿香看到这种情况，也拍起手来，但她的表情显出丝丝不安，拍手的动作也显得软弱无力。她老公吴宗顺觉得没什么可看了，便来拉她回家。只有屈诗艳看着没有拍着，不知在想什么。
邻居大爷走到我面前哀求似的：“你们一定要为启珍伸冤啊，尽快抓到凶手！”我认真地回答，请您放心，我们会尽力的。
为了尽快破案，我和曾容霞采取了快速行动……
2
在去新疆阿拉尔的公路上，一辆白色的公安越野车在不停地奔驰着。遥远的山野，白雪茫茫。凛冽的寒风，不停地呼啸。
我和曾容霞坐飞机来到新疆乌鲁木齐后，在当地公安部门的支持下，坐着车迅速往阿拉尔开去。他们翻过了一座座山梁，越过了一片片雪原，经过三天三夜的长途跋涉，最后来到了红桥监狱。
走过了森严的岗卡，我们坐在一间10来个平方米那简陋的屋子里。一位姓严的管教男民警接待了我们。
我看着中年管教民警说，我们是渝江市公安局刑警总队的，据我们掌握，住在渝江猫儿村45号外号叫“大脑壳”的人被判刑送在你们这里服刑。我们有起案子，需要提审他。
严管教一听，不慌不忙地说，这个“大脑壳”我知道，是在我们监狱服刑，但是他已经没在监狱了。
我有点诧异问，刑满释放了？
严管教说，不是，有一次外出劳动，他趁机跑了。
我“啊”的一声问，跑哪去了？
严管教摇着头说，不知道，我们已发了通缉令，但至今都没有抓获。
我沉默了一会又问，“大脑壳”判刑带不带杀人罪？
严管教说，没有，是贩毒罪，但我们监狱曾号召犯人交代余罪，号召大家检举揭发，后来听说有人检举“大脑壳”杀过人，但只是听说，没有证据。
我们感到千里迢迢来新疆，结果跑了空路。没办法，只有打道回府。
第五章
抗震救灾
1
一天午后，我坐在电脑桌前的椅子上，在电脑里查看有关匿名信检举“大脑壳”杀妻案的资料，对在“大脑壳”屋内挖出的女尸骨进行分析、观察。
突然，椅子像蹦蹦床，感觉在挪动 感到奇怪。很快，墙边柜子顶上的白色瓷杯也掉了下来摔得粉碎，桌子上的茶杯也在移动，他看窗外，发现电线杆顶端也在摇动。我马上意识到地震了。
我立即起身，收拾好桌上的资料，跑出办公室，把门顺手关上。我跑到楼外宽敞的地面处，看到很多人也都跑出来了。大家议论着、猜想着。
消息很快得到证实：四川汶川发生了“5.12”强烈地震，而且是浅源型的，破坏性极大，几乎波及全国，甚至国外。
从电视里，我看到那里的山体滑出了宽大的血色新迹；那里的桥梁成了真正的“断桥”，伸着长短不一的钢筋水泥；那里的公路被撕开一条条很宽的裂缝，缝隙下面黑黢黢的，深不可测，仿佛妖怪，有些害怕。房屋有的全倒，有的歪斜着，多成废墟，就是没有垮塌恐怕也不能住人。山体在活动，江水在流淌，湖水在告急，灾民在哭喊，伤员在呻吟。
面对这样大的灾情，我看到国家领导人在最快的时间赶到重灾区，他还穿着民警给的警服，可能是遮雨，可能是御寒；看到部队官兵冒着风雨，昼夜徒步前往震中；看到有的消防战士不顾自己亲人的安危，却在第一线忘我战斗；看到医护人员流着泪水抢救伤员；看到空地上一具具同胞的遗体。我的咽喉在哽咽，眼边出现热流，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了……
想到在震区附近的朋友，我打绵阳市的座机电话，不通，又打手机，发短信，仍然遗憾。反复多次，都是这样。我想到了网上的qq，便在上面给他留言，仍然没有音讯。
我又借广东杂志一熟人的qq了解绵阳的那朋友，得到的反馈使我大吃一惊：你还好吧?死了那么多人，我一个哥哥在绵阳，房子都垮了，很伤心。从字里行间流露出极大的悲伤。我回复后，熟人给我发来一个带着哭腔的小头像，看着那一眨一眨的小眼睛，看着那活动着的点点泪水，想到熟人的心情，我的心哪实在很难受。
我想到朋友以前在qq上给我说过在绵阳一单位工作，我忙打开留言记录查找，可惜电脑重新装过，不存在了。我又在朋友的qq空间里找，想得到一些真实信息，我看到了相册，看到了日志（好几天没更新了），最后还是落空了。我的朋友哪。记得第一次与你交往，你用了“革命的握手”，我还笑你都什么年代了。我知道你有妻子、孩子，有两套房子。现在至少有一套是好的吧，能让你们有安身之地。孩子正是读书年龄，在学校安全吗？朋友啊！朋友！让我好担心罗。
悲痛的心情还没减退。我来到了曾容霞的办公室。她这办公室还有民警唐敏、甘刚。门口有一个长椅子。那黑色的桌子仿佛悲痛无比、沉默无语，但桌上那张白纸又仿佛阳光灿烂、希望无限。
白纸上面写有我和其他刑警的名字，标题十分醒目：伸出你的援助之手，向灾区献出一点爱心，报名支援支援灾区。我的心灵被强烈地震撼，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是我们的优良传统。我的心情虽然很沉重，也没有说话，但我的手不由自主地从身上摸出了钱夹，从里面数了20张百元钞交给整容成，向灾区献出了我的微薄之力，也表达了我对灾区同胞的一份感情。
我把钱交给曾容霞，见她作了登记后，问:“你捐没有？”
曾容霞看着我说:“难道只有你还有爱心？告诉你，这是国难。人人都应该献出爱心。众志成城，抗震救灾，再大的困难，只要从上到下，团结一心，都会得到战胜。”
我点着头:“是是是，国家有难，匹夫有责。”
唐敏说，我捐了。甘刚也说捐了。
曾容霞想起了几年前的一件大事:“这是地震是大难，2003年的非典也是大难，但非典与地震有些不同哟。”
我不赞成:“有什么不同，都是灾难。”
曾容霞:“非典是病毒侵害人类，使人生病或者至死亡。”
她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一件事:“非典发生后，我曾看到一篇文章，说有的科研机构从研究的角度出发，在实验室里要保存一些原始病毒。”
曾容霞:“是呀。比如非典。有些病毒要通过变异成才能进入人体，这个变异有两个可能。一是自然变异，二是实验室修改病毒。自然变异不说了。实验室修改变异可说是人为进行，被修改了的病毒，在实验室的老鼠、猴子等宿主身上实验。但如果保管不好，这个病毒一旦流到社会上，将给人们带来可怕的后果。”
我佩服曾容霞有这方面的知识:“之前，在实验室实验的动物，有卖到社会上的报道。”
曾容霞说:“那仅仅是实验动物。可能还有更严重的，比如为了遏制对方，又比如为了战争等等。”
我同意曾容霞的观点:“我想起去二战时，日本在我国残害中国人民的生化武器研究，想起二战胜利后，美国把那些资料收去。假设那些资料经进一步研究，到目前会怎样？！”
曾容霞:“有的疫情一旦扩散到全国，扩散到其他国家，那将是世界的灾难。想起都有些可怕。”
我也说:“这些年，世界上也出现了一些大的灾难，有自然的，有没有人为的呢。那些实验室的原始病毒怎样才能保管好，也是很考验智慧的。平时能不能保管好不说，遇到火灾、地震、战争等等，那会怎样呢。”
曾容霞:“但愿人不要把自己毁灭了。”
我惊奇地看到曾容霞办公室的电视上放出的一幕：到汶川的救援人员在灾区不停地忙碌着，国内外的救灾物资发挥了很大作用。我深知涓涓泉水可汇成大河。让受伤的同胞尽快康复，用勤劳的双手建设美好的家园，共同使国家更加富强。这样，我也得到了实惠。实际上，拯救了别人，也是帮助了自己。
我很想到抗灾第一线，亲自为灾区作出力，但破案任务紧，走不了呢。
2
一天下午，我在办公室的电脑上对“大脑壳”杀妻案的材料进行“回头看”，想再挖掘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这时，曾容霞拿着一份文件进来对我说：“你不是要到灾区去吗？”
我看着电脑里面的资料：“你批准我？”
曾容霞：“我都还想去呢。”说后，她把文件丢给我。
我拿起来看，局里在号召民警到第一线抗震救灾，看后有些激动:“好好。刑警总队要求我们一支队的民警去报名参加。”
曾容霞看着我:“你真的要去？”
我点着头:“真的。你不能去。”
曾容霞:“你去了，‘大脑壳’案子怎么搞？”
我盯着曾容霞:“这个任务就暂时交给你了。所以你不能去灾区呢。”
曾容霞把视线转开:“我可没那本事。我也要去救灾。”
等曾容霞走后，我就快速地写起请战书来。
请战书
尊敬的彭玉萍副局长：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8级强烈地震，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举国上下十分悲痛。看到同胞的惨烈，看到山河的颠覆，我的心在颤抖、血在奔流。为了给灾区献出更大更多更直接的力量，为了给灾区人民重建美好的家园，为了祖国的更加繁荣富强，我特向领导请战，奔赴重灾区抗震救灾。
望一定批准为盼！
申请人：夏志明
在我交了请战书后回到我的办公室。曾容霞也交起去了。
一会儿，彭玉萍来到我办公室。她把我和曾容霞喊来坐在沙发上，看了看我们说：“你们申请到灾区去，这是好事，应该值得学习，但当前匿名信案没破，上面抓得紧，我们的压力很大。你们都走了，这案子只有摆起了。”
我看着彭玉萍：“我一人去灾区，让曾容霞继续办案。”
曾容霞一听不服，看着彭玉萍：“我不同意，让夏支留下，我去灾区，何况夏支搞案子是主力。”
我看着曾容霞：“你搞案子同样也是干将。有很多技术工作都还需要你呢。新疆红桥监狱再次发出通缉令，正在抓铺‘大脑壳’。在没有抓获之前，你可以做一些基础工作，所以你不能去灾区呢。
曾容霞有些不高兴，“嗯”了一声，把头扭到一边。
彭玉萍见我们互不相让，开始当起裁判来：“我看这样，由夏志明去抗震救灾，毕竟是个健壮的男人，有干劲嘛。曾容霞对匿名信案继续做一些基础工作。抗灾的，今晚六点出发，市局领导要给赴灾区的民警举行壮行仪式。”
彭玉萍看了看了手机上的时间，对我说：“还有10分钟，你马上去准备。”
我立即站起来，向彭玉萍敬礼，大声说:“是。”
市公安局的坝子里，站着一个个精神抖擞的年轻民警，一条红色的横幅上写着“抗震救灾壮行仪式”。
仪式上，彭玉萍作了简短激昂的讲话：大难当头，灾区有多少同胞还埋在废墟里，我们每位民警、每位党员都要积极赈灾，希望你们发扬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优良传统，发扬民警敢于拼搏、敢于打仗的精神，快去救我们的同胞吧，我们等着你们的好消息。出发！
出发了，彭玉萍为每位民警握手送行。我来到彭局长面前还没开腔，彭玉萍就鼓励我：“夏志明，好好干哟，一个人一生遇到这样的机会可能不多。”
我握着彭玉萍的手：“请彭局长放心，我一定不辜负领导的重托。只是，我走后，专案组的同事任务更重了。差人时，可叫甘刚、唐敏他们顶上。”
彭玉萍果断地：“这个你不管，我知道安排。等着你的捷报。”
站在旁边的曾容霞听得很清楚，她看到我去上车时，便来到我身边轻声道：“专案组的事你不用操心。注意常联系哟。”说后她从身上摸出一个信封塞给我。
我摸着信封，感觉不但有钱还有其它东西，看着曾容霞不知说什么好。
曾容霞开腔了：“拿去买零食吃。”
我笑着大胆地说：“你要嫁给我？”
曾容霞：“臭美。我主要是怕你挨饿。”
我想把信封还给曾容霞：“这钱在那里用不用得上都难说。”
曾容霞：“带上总比不带好。里面还有两块手机电池。”说后转身就走了。
3
经过艰难的赶路，我来到了地震重灾区域的汶川县城。这里到处是滑坡、塌方、断裂的道路，余震不断，地震激起的灰尘在空中弥漫，整个县城除了废墟还是废墟，一派惨状。
我看到这些，没有多想，就和队友们参加抢险。
天黑了，很累了。我才想起没有吃饭，可在哪找饭吃，没有，吃带来的方便面，没有开水，就吃干的。睡觉的地方也没有，就把几张塑料纸铺在废墟的砖头上当床。
一天凌晨，我配合部队在废墟里刨，想找到活人，也想找到去世人的尸体。
我刨了一块砖头又一块，手臂不知什么时候被划伤了。突然，在灯光的照射下，看到一件绿色的裙子，又快刨，发现是一个小女孩，但已没有生命。
尸体刚掏出来，一位30来岁的妇女背着包包一下冲了过来，她满脸疲惫，但眼神却异常亢奋。
我忙拉住，分析这妇女在这里有好多天了，每掏出一具尸体她都要看，不会放过。
这妇女奔着要去抱尸体：“这是我的孩子！让我最后看她一眼，让我把花裙子给她穿上！让我把芭比娃给她。这些我都背来了。”
我知道尸体已高度腐败，不能接触。那妇女抓着我的衣服，痛哭着哀求道：“我女儿才三岁，是我心头的肉，她走了，我想单独给她找个地方安葬。她会唱歌，她喜欢芭比娃。我想她了，就能来看得到呀。”
听了这些话，我流着眼泪，一动不动，任凭妇女拉。警察也是人，也是父母的儿女，也是儿女的父母呀。
我也失声对这妇女说：“大姐，我对不起您。为了防止疫情扩散，为了大家的健康，您不能把孩子的尸体带走。您把裙子和芭比娃给我，我来帮您。”
这妇女痛哭着打开背包，把东西从里面一样一样的拿出来，再拿去搭女孩的尸体上，芭比娃放在旁边。看起来，孩子好像变得很安详、很美丽。
多天的救灾，我没有吃过一次好饭、睡过一次好觉，要不是当地村民送来一口凹凸不平的锑锅，还得只有干吃方便面，而且都没有多的。
这时，我把关机的手机打开，看到曾容霞发来的短信：“辛苦吧！”
我忙回：“辛苦是一回事，但我想只要是有良心的人，来到这里，心灵就会得到净化、升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有更多的谅解、宽容……匿名信案有进展吗？”
曾容霞回复：“我为你感到骄傲。注意，再苦也不要把身体弄坏了。匿名信检举的案子在彭玉萍的带领下，又破了一些小案，请放心，‘大脑壳’跑不了，只是时间早迟而已。”
我看后心里得到一些宽慰:“这我就能安心在这样抗震救灾了。”
一天下午，我在帐篷里，用手轻摸手臂上伤口的周围。来到汶川后，忙于救人，身上到处都是划伤，有时就到随行的医生那里擦擦药就行，来不及系统治疗。
有时，我想给曾容霞发短信，讲一讲在灾区的情况，问“4·17”案的进展，但我没有这样做，主要是这里充电非常困难，她送的两块电池都快用完了。每天，我几乎都是关机，只短暂开一次，看有没有信息。
我又打开手机，又有一条短信：父亲病危，速回！看到这样的短信，我惊了，思考了一会输入文字。
正在输入文字时，我仿佛听到外面有一种声音。我忙跑出去探听，在幼儿园的废墟处传来了小女孩声：“救我！块救我吧!”
我沿着声音寻去，感到在一堵墙脚下有一个小女孩还活着。我下意识地把手机放在裤包里，跑到墙边，边刨砖头便喊队友……
这墙壁处，全是废墟，预制板、预制横梁、木料、砖头，移动任何一样，都有可能引起垮塌。
我观察一会，把砖头移去撑着预制板、横梁，再小心翼翼挪动其它杂物。我的手刨出血了，身上的警服被汗水浸泡着，但我没有下火线。我深知生命在和时间比赛，小女孩的话让我心痛想哭。
在部队、消防、民警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几个小时的奋战，我看到了小女孩的头部。这时，我在搬动砖头时，小心再小心，心都抓紧了，生怕废墟压下来将小孩压住。
我搬走了在小孩身边的最后一块砖，最近像洞一样的废墟，弯下腰，双手将小孩小心抱起说：“快！医疗点！”
我快速地往外走着，明显感到女孩在他身上瑟瑟发抖。我低下头看一眼女孩，女孩还很小，满身伤痕，血迹斑斑，眼里充满惊恐、祈求、希望。
看到这里，我心里十分难过，眼泪很快就要涌出来，但我强忍着心疼，怕泪水模糊了眼睛，看不清这坑洼不平的废墟。
行走一阵，小孩因受到惊吓，努力挣扎，我知道这个时候，孩子需要保持能量，不能消耗本来就不多的体力，便俯下身，轻轻握着孩子的手，含着泪水安慰道：“乖孩子，不要怕，有警察叔叔保护你，什么都会好的。”
孩子的手很冰凉，但聪明的女孩马上就不动了。
我感到在危难时刻，警察的作用、警察的力量是多么的大呀。
我快步移动着，仿佛感到脚有些痛，可能被废墟上杂物划伤，但来不及弯下身去看。刚跑出来，那废墟“轰”一下垮塌了。
担架来了，我把小女孩轻放在担架上，和其他队友抬着往医疗点跑步，和生命赛跑。我感觉这不是仅仅救一个小孩，而是在抢救延续的生命，抢救一个民族，抢救人类。这个时候，任何事情都没有救命重要，就会甩在后面。
经过一个多小时跌跌撞撞的奔跑，小孩终于被抬到了医疗点。可刚到医疗点，我就来不起了，双脚软弱无力，一下瘫倒在地上。医生来检查，我朦朦胧胧地说，我没事，快救孩子！快救孩子！后来，我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了。
不知过了多久，我醒来，看到面前的医生，第一句话就问：“孩子怎样？”当我得知小孩没有生命危险后，嘴上露出了笑容。
我休息一会，来到躺着小孩的简易床边，看着入睡的孩子，看着那可爱的面容，我笑了。想到救灾还有很多事，我又战斗去了。
我的手机响了。此时，我才想起手机没有关，短信也没有发出去。我正准备重新来发时，看到曾容霞来的短信，鼓励我为灾区人民多做贡献，还告诉我，她在办“4·17”案中，也涉及到抗震救灾的案子。
又来一条短信：“父亲病逝……”
我看到后，如五雷轰顶：啊！爸爸，我亲爱的爸爸，请原谅您的儿子不是不孝啊……
抗震救灾一段时间后，我才回到渝江市公安局，继续办理“大脑壳”的案子。
第六章
全国涂鸦艺术节安保
1
一天下午，黄桷坪街道人山人海，各种彩旗迎风飘扬。人们的脸上也充满着笑意，有的戴着贴有艺术节标语的帽子，有的面部贴上五星红旗，有的身上穿着艺术节的服装，有的拿着有标志活动小旗，面带笑容慢慢地挥动着。他们站在街道两边，眼睛向同一个方向望去。
道路中间，各个艺术方阵正在表演，群众沸腾了，不停地往中间挤。被临时抽来执勤的我和曾容霞忙维持着秩序，排成一排，伸出双手，拦着群众，但由于人太多，后面群众不断往前移。
我和曾容霞一边努力维持着，一边叫群众不要挤。但不管怎样，我们还是挡不住涌潮。我忙用步话机向彭玉萍报告。一会，增援的民警赶来，才把持续维持住。这些艺术方阵都是按次序出场，各自展现的艺术内容不同，重要的是这里面饱含着深邃而美好的意义：九心归一吉祥，龙凤起舞腾飞。
群众吼声、叫声、欢呼声连成一片。我和曾容霞也和群众一样，沉浸在欢乐中。艺术方阵的表演结束后，人们才开始慢慢散去。
大型方阵表演结束后，我和曾容霞来到九龙坡区的农贸市场。此时的农贸市场不仅仅是卖蔬菜，也做小食品和酒水的批发。生意兴隆，客流量大。
我是来检查安全的。我穿着警服在里面的摊位中穿梭，一双眼睛时时寻找着这里面的安全隐患，因为这里地方拥挤、要是发生火灾，后果非常严重。
我在市场里认真检查着每一个摊位，来到一经营酒水批发的摊位处，看了看摆在摊位上的矿泉水、可乐，以及白酒、红酒等，都与水有关，感觉东西放得很多很拥挤。
我在检查这个摊主的堆货小屋时，见门是关着的，便看着摊位里背挎一个装钱的拉丝包的老板，我顿时一惊：怎么是吴宗顺。但不容我多想，认真地：“水老板，把门打开看一看呢。”
水老板来到门口出处，从背着的挎包里摸出钥匙打开。
啊，只有几个平方的小屋子挤得＂水泄不通＂，酒水、纸箱混杂着，屋角顶上的白炽灯昏暗不说，几乎被货物遮挡。要是那电线断路、要是燃起来了，可能会攘成大祸。
我看着水老板：把货物理顺，不要码得那么高，电灯处不能放货物，容易垮下来发生事故，容易发起火灾，请你马上整改，不然要受处罚哟。
水老板听后认为这些整改能办到，一边答应，一边把话题转到我身上：“听说你妈妈在城里耍起，是不是？＂
我不知是何意，便＂嗯＂一声。
水老板见我回了话，又继续问：＂想不想工作吗？＂
我顺便回答：＂没有合适的。＂
水老板进一步说：＂你家里的经济可能不太好。＂
我说：＂慢慢过吧。＂
水老板想出一个办法：＂我给你妈妈找一个经营点，让她自己来赚钱。不知你们愿不愿意?”
他见我没有回话又说：＂这个经营点就在我这摊位旁边，是我经营酒水批发生意最为红火的一个点。进货是赊账，卖了才给钱，销路也不愁，是我多年往来的常客，很讲信用。事情不多，也不要你妈妈亲自动手，只是请个丘二跑跑腿就行了。一个月赚几千上万块钱轻轻松松的。我还要租店铺，正在找……”
我听后没表态，沉默了一会才说：“我想一下再答复你。”说后就离开水老板，到其他摊位检查去了。
水老板以为这样的好事，是能够得到同意的。只要同意就行，以后找民警办事就方便了。
在检查其他摊位中，我想到水老板说的事的确很诱人，一月找那么多钱不是小数，但妈妈去了好不好，会不会有后果。水老板主动来帮助总有目的，他说的话不一定全真。何况，现在的生活比过去好多了。
检查完其他摊位后，我又来到水老板的摊位，见身边没有他人，便在水老板身边轻声道：“我妈妈的事就不麻烦你。谢谢了!”
水老板看着我，愣了很久才说：“谢谢什么呀，你又没同意。我送你一笔钱，你肯定不会要，让你妈妈来工作，又不会违纪违法，我不理解。”
我说：“还是不麻烦你。”言下之意，我要你帮忙了，有些事情我就不能公正执法了。
水老板去把堆货小屋有电灯处的货物取下来，太高的货物也取了下来。很快，堆货小屋的货物清爽了，电灯处也没有货了，火灾隐患消除了。
我要是被水老板的利好所征服，水老板会按兵不动，执法起来哪里有这么严格呢。
2
一天，我值班，在办公室看报纸，听到门外有曾容霞敲门，她带来一中年女性说找办案民警。
这女性坐在沙发上自我介绍:“我叫朱阿香，我想来问一下我丈夫吴宗顺的案子怎样？”
我也坐在沙发上，看着这个朱阿香，好像在哪里见过，但记不起来了，说:“吴宗顺这个案子，我们已经转交给派出所办，但我知道这案子。”
朱阿香有些担心地问，我老公的言行够不够成犯罪？
我看着朱阿香: “这个我说不准。但他那天的言行确实有些可怕。你想，找老板租店铺，老板有权不租给谁，按常理遇到这种情况也就算了，可他不服气，认为有人在背后整他，就带着汽油到老板店铺去，关着门，把汽油桶打开，威胁说要和老板同归于尽。你想想，那是在区里最繁华的地方，要是汽油燃起来了，可不得了。加上这是在艺术节期间，问题有多严重。”
朱阿香低着头，仿佛在思考。
我又继续说:“就是这事，惊动了区里相关部门，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来了几个部门的民警，来了消防车等，还有各级领导。他们一来就闻道刺鼻的汽油味，看到这种情况，马上就说出行违者必须处理。这些人很多都是专家，处理这方面的案子经验很丰富。他们都这样说，那还有啥话可说呢。”
朱阿香看着我:“问题是汽油没有燃起来，他只是想吓一下。我老公是渝江化工厂下岗的，在家待起不是办法，就想出来做点小生意养家糊口，同时也不给国家添乱。你给他们说说好话嘛。”
我表明态度说:“我很理解你们，但要我去说好话，我不能这样做，案子是客观存在的，但可根据情节轻重，处罚也不一样。他说是一时来了气才想威胁对方一下，并不是想真正要烧汽油，在笔录时，我也如实记录，很客观嘛，检察院也会注意这些文字的，如果犯罪不成立，那等着放人。”
朱阿香低头想了一会，看着我说:“那我给他办取保候审，让他出来可不可以？”
我明确表态说:“你这个要求可能不行，因现在案情都没有弄清楚。”
朱阿香见达不到目的，又想到另一件事说:“前面租店铺的人很可恶，作了一些手脚，我老公才不服气。”
我暗笑，看着对方，轻言细语地说:“现在是市场经济、竞争社会，别人可能多次考察过，认为这店面很好，很适合作生意，为了能租到理想的店铺，可能使了一些手段，比如多给钱，但只要没有违法，也没有过。”
朱阿香说:“老板耍小聪明，同时叫几个人来看。”
我心情平和地说:“肯定想多租钱。如果你有店铺要出租也会是这种心理。哪个钱出得多，当然就会租给谁哟。”
朱阿香好像目的没有达到，看着我有点娇气的样子说:“麻烦你去说说情嘛。”
我睁大了眼睛说:“哪个敢？你可能不知道公安机关的现状，非常时期，哪个都不敢，就是办到了，总有一天会暴露，那时不管是好大一匹官也要遭，你都看到的，那些处级、厅级的官犯了法不是一样坐牢、遭枪毙嘛。就是我办得到，我也不会办，我如果办了，我的饭碗就被打破，那不很惨嘛。”
朱阿香地下头，不说话了。她没想到现在的警察这样廉洁，挎包里那个“信封”不敢拿出去了。
我见情况基本说清楚了，站起来对朱阿香说:“就这样嘛，你回去再等等，可能很快就有结果了。说不定你什么情都不求，他可能会很快出来的。”
朱阿香很不想走，看到我在催人，用左手捏了一下包包那个“信封”，极不情愿地站起来斜视着我说“谢谢你”后走出了我的办公室。
.第七章
抢险
1
这天上午，年轻的曾容霞在家补休。突然，她的手机响了，忙去接了起来。不接不知道，一接吓一跳。她简单梳理了一下，走出了家门，向队里急速地赶去。
来到队里，曾容霞还没弄清情况，我就叫她穿警服。凭着经验，她认为肯定发生了急事大事。她二话没说，动作麻利地换上警服，和我一道，迅速地坐上了警车。
警车在公路上飞奔。在车上，我情绪激动地给她大体讲了一些情况：位于城区附近的渝江化工厂的工人，昨天傍晚在操作中，发现氯气罐的氯气泄漏，现正在处置，搞不好所有的8个氯气罐都有可能爆炸，一旦爆炸，周围几十万人的生命将受到严重威胁。鉴于这种情况，上级决定对厂周围的群众进行疏散。由于这是在主城，人口相当密集，给疏散带来很大困难……
曾容霞问:“那我们去的具体任务是什么呢？”
我开着车说:“我们是到非常危险的滨江路地区疏散群众，化工厂就在对面，中间只隔了一条江，如果风向是朝滨江路这边吹，那氯气就会随风吹过来。这任务相当艰巨哟。”
曾容霞:“为了老百姓的安危，再艰巨还不是要去完成。”
警车来到了滨江路，这里是餐饮聚集区，因为靠江，所以很多人喜欢来这里。江对面就是渝江化工厂。直线距离可能只有两三百米。只要氯气罐一爆炸，微风稍微向这边慢慢飘逸，这个地区的群众将直接受害。
下了车，曾容霞看到的情景完全出于她的想象。各种车辆照常在公路上行驶，两边的商店照常在营业，群众照常在干各自的事。没有一点紧张的感觉。她发觉群众还不知道险情即将到来。
曾容霞在我的安排下，用毛巾遮着嘴鼻，立即投入到疏散工作中。
曾容霞向商店的老板宣传、解释，立即关门，去投亲靠友，或去政府指定的地点。劝说老百姓赶快坐免费公共客车离开此地。
几个小时下来，曾容霞已很累了，但她看到群众还没有疏散完，再苦再累都不能停。
曾容霞的身影又出现街巷、民宅里。午饭时间早过，她还来不及吃呢。然而，疏散工作也不顺利。
曾容霞遇到麻烦了。她来到一个巷道的叉路口，见一个老大爷正坐在烟柜前卖香烟。她走过去弯着腰亲切地：“老大爷，您把烟柜收了，赶快离开这个地方。”
老年人仰头看着她不解地：“我在这里生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离开？”
曾容霞：“渝江化工厂的氯气罐可能会爆炸。氯气很可能要飘到这里来，不离开就会中毒。”
老年人摆着头：“这有什么嘛。那个厂的氯气不是泄漏过几次了嘛，也没死人。”
曾容霞：“这次不一样。现氯气罐正在处置，不很理想。危害性是非常大的。”
老年人：“没得那么严重。我不走！”
曾容霞认为群众不太配合，是因为自己宣传不够。要是老人家出了问题，不但使他的亲人受到精神打击，而且还会给他家人带来经济负担。不行，要耐心作工作。
曾容霞觉得用起毛巾很不方便，取了，向老人家耐心地：“您可能不知道氯气对人的危害。它要损害上呼吸道和支气管，遇高浓度时，还可能产生肺水肿，死人……您年龄这么大，本身就容易得支气管炎之类的疾病，要是再来个氯气中毒，生命就危险了。现在生活很不错，您多活些年哪点不好呢？”
老年人听了这一席话，点着头：“没想到你这个民警小妹还真会说话。关键时候……我走！”
曾容霞见老人家在搬烟柜，忙去帮忙。她把老大爷送上车后，又去疏散其他群众。
曾容霞一直忙着，等险情警报解除，群众陆续返回时，已是下午5点钟，我才叫她回到队里。
曾容霞认为这下该痛痛快快洗个澡，舒舒服服休息一下了。然而，她的想法错了。
曾容霞刚换下警服，我又给她指令：渝江化工厂有多个氯气罐爆炸了，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化龙桥地区疏散已返家的群众。
事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曾容霞这一次来到化龙桥，看到的情景与前一次大不一样:
事先留守在此的民警正在招呼群众上车；广播正在不停地宣传；增援的客车没到时，看到我把自己坐的警车也拿出来送群众。群众正紧张而有序地疏散着。
曾容霞戴上口罩，在大街小巷不停地穿梭，像一个不知疲倦的机器人。
曾容霞认为氯气要是真扩散到化龙桥地区，群众要是不迅速离开，后果不堪设想。毕竟生命是最宝贵的。
曾容霞来到一居民家，看到一个老太婆坐在屋内的客厅里的藤椅上，脸上现出固执的表情。街道的几个工作人员站在旁边没办法。
曾容霞便走过去，轻轻拍着老太婆的肩膀亲热地：“婆婆，这里很危险罗！”
老太婆：“危险就危险。我就是死也要死在这里。”
曾容霞：“老人家，您何必拿自己的生命来作对呢。生命一个人只有一次，如果失去了，就再也不能挽回。”
老太婆：“我走了，这个家谁来照看？虽说没什么值钱的，但强盗进屋灰都要抓把走。我的那些破破烂烂总还是要管几个钱嘛。”
曾容霞取下口罩：“婆婆，您不要担心。您们走后，我们公安还要在这里巡逻，帮您们看家。”
老太婆：“这么大的地区，几万群众，你那几个公安看得过来吗？上次，你们说氯气罐要爆炸，要我走，我服从了，但走后并没有爆炸。这次我才回来，又要我走。哪个有这么好的精力哟？！”
曾容霞：“老人家，这次是真的爆炸了几个。您再不走，就很危险了。”
老太婆：“没得那么严重。”
曾容霞见确实劝不走，很担心老人家的安全，如久等会出问题的。她柔中带刚地：“婆婆，您坐着不动，我们把您抬起走，像坐轿子一样。”
说后，她示意在座的工作人员小心抬藤椅。老太婆在她的刚柔相济中离开了危险区。
一阵忙碌后，曾容霞已显得精疲力竭，汗水打湿了警服，但她仍坚持着。她不知疏散了多少个群众，也不知扶助了多少个行走吃力的老人。尽管这样疲劳，但她觉得能为群众作一点实事也很高兴……
2
夜幕笼罩着整个滨江路，显得十分寂静，寂静得几乎使人可怕。这里几乎是一座空城，除了巡逻的公安民警外。
曾容霞就是这其中的一位。她时而在大街上巡察，时而又到小巷观察，时而还去江边巡视。
在江边巡逻很久了，不知怎么的，曾容霞行走起来双脚好像有些不听使唤，走不动，全身无力、发软。她认为是没有吃好饭、累了的原因，坚持坚持就好了。她明白自己是在守护群众的安全，哪怕不舒服，一点也不能放弃呀！
当夜12点，整容撤回队里。可她下车没走到两步路，就来不起了，全身像棉花团一样，瘫软在地。
我见此，忙扶着她来到刑侦办公室，来不及抬她到舒适的地方，就放在进门不远的长椅子上躺下，准备让她静静休息。
曾容霞躺下后有气无力地：“没什么，可能是累了，躺一下就好了。”
然而，曾容霞说后，就不醒人事。喊也喊不答应……
医院重症病房的病床上，曾容霞一动不动地躺在上面，什么感觉也没有。
医护人员正有条不紊地抢救着。护士把吸管送到她嘴里让她吸水，可她一动不动，没有任何反应。在她刚被送进医院时，医生发现病情很严重，什么手续都没办，就开始抢救。从目前情况来看，她的病情正在恶化。
彭玉萍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风驰电掣地赶来了。她看到紧闭着双眼的下级，心都碎了：“怎么会这样呢？几个小时前，我还接到夏志明的电话，说刑侦民警正在化龙桥地区巡逻，让群众放心地疏散在外，可几小时后就……”
护士把我叫到重症病房旁说：“曾容霞得的是肌肉瘫痪，已经影响到肺部，生命很危险。”
说后递一张纸给我：“哪个在上面签字？”
我接过来，见是曾容霞的病危通知书。此时，我的心情很复杂，给曾容霞的亲人联系，联系不上。护士在向我解释，要签了字有些措施才能进行。没办法，我拿着笔，颤抖着签了“夏志明”的名字。心想，要用我的力量去温暖容霞的心田，战胜病魔……
曾容霞被送到照片室去了。出来的结果令我吃惊：肺水肿，氯气中毒。
我没想到她会这么危险。我知道她长得漂亮，苗条的身材，长方形的脸庞，浓浓的眉毛下有一双可爱的眼睛。也知道她很热爱她的工作，认为很神圣。她要是永远离开了队里，那刑警支队是多么大的打击呀！不，我不希望看到这个可怕的结局。
经过医护人员的全力抢救，曾容霞终于脱离了危险，离开了重症病房。但她的身体极度虚弱，下不了床，说话也有气无力。在这种情况下，她还在关心着疏散群众的事，还在了解氯气罐隐患的事。
病床前，我一会给她盖被盖，一会又给她顺顺头发，还轻声地给她摆谈，千方百计让她愉快，让她满意。
老实说，我和曾容霞在一起工作，是有深有感情的。想当年，在大学读书时，我就看上了她，还抽空帮她复习功课，有时又一道出去散步，在清静的地方窃窃私语，憧憬美好的未来。那时，我就知道了她想当一名民警，作为群众排忧解难的尖兵。后来，她当民警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在公安队伍中不断地描绘着自己美好的蓝图。她认为拿了国家的薪金，这薪金从某种角度上说是群众给的，自己就要关心、爱护群众。
一天傍晚，我提着鸡汤高兴地来到了曾容霞床边说:“容霞，起来喝点鸡汤。”
曾容霞的精神好了一些，起身座在床上：“我以为永远也见不到你了呢。”
我给她安慰后说:“你可能不知道，那天，渝江化工厂突然有5个氯气罐相继爆炸，造成9人死亡，3人受伤的严重事故。当时，4吨多的氯气形成黄色烟雾升上天空，威慑着周围群众的生命安全。前后有15万群众紧急疏散。”
曾容霞说:“好吓人哟。”
我点了点头说:“对这次事故，上级作了4条重要批示：一、采取一切严密有力的措施，防止再次发生泄漏和爆炸事故，确保抢救人员的安全。千方百计救治伤员，全力做好善后工作。二、妥善做好周边群众的疏散安置和稳定情绪的工作，确保他们的安全和基本生活条件，维护社会稳定。三、安全监管局立即派出技术专家，协助当地制定方案，做好抢险救灾工作。四、加强环境监测，查明事故原因，采取各种措施，彻底消除事故隐患。”
曾容霞说:“好像是8个氯气罐。还有3个未爆。这会不会引起老百姓中毒呢？要是老百姓中了毒就惨了，还要比她惨。我很想去为在危险区的群众作点好事。那些老百姓的疾苦才是最重要的，他们已经往返好几回，恐怕再也经不起折腾了。”
我端着碗，一边给曾容霞喂鸡汤一边讲了起来：“为了消除3个氯气罐的危险源，上级决定动用军用武器。驻渝江部队的机枪、火箭炮、坦克进了渝江化工厂。”
曾容霞喝了一口汤，细声地：“在和平年代，动用坦克大炮，还很少见。这些武器拿来打氯气罐，群众有没有损害？”
我说：“没有。都疏散走了。 机枪射手选好地形后，进行了第一次射击，但1、2号氯气罐只是被射穿，没有爆炸。3号罐还被打倒了。”
曾容霞：“那怎么办呢？”
我继续：“上级当即决定改用重武器。火箭炮派上用场了。只见‘轰’的一声，一股烟雾腾空而起。1号、2号罐爆炸了，但3号罐没炸。如不能在白天彻底解决，很多老百姓当晚可能又回不到家，便下达命令：加大火力，越快越好！”
曾容霞：“看来，3号罐还有些顽固呢。”
我说：“这主要是被炸了的氯气罐压着了。射手们又转移角度，架起两门小跑、3门大炮，向目标开火。‘轰轰轰’，前面的墙倒下了。3号罐还是没有炸。上级下令改用坦克轰。坦克来到现场附近，对准目标，4次轰击。声音震天响，烟雾高高扬。但3号罐在经历了20多次‘枪林弹雨’后，仍然没有炸。”
曾容霞摆着头表示不喝汤后，心里也有些急：“这家伙还真难对付！当时群众知不知道这些事？”
我放下碗：“有些知道。很多老百姓都聚集在警戒线外，盼望着警报早点解除。”
曾容霞：“部分群众有两天都没回家了。我很理解他们的这种心情。我记得在疏散群众时。有个老大爷说的一句话，使我感受最深：关键时候还是警察能站出来，不顾自己的安危，帮助群众。这话的份量想起来沉甸甸的。”
我用餐巾纸揩着容霞的嘴：“险情没排除，指挥部、现场抢险人员，都陷入紧张状态。最后还是一个搞爆破的公安专家，冒着生命危险，带上炸药去安放在3号罐底下引爆了。警报就解除了。”
曾容霞：“这公安真不简单！为千万群众消除了一大隐患。”
我说：“在这次事故中，除了公安民警外，部队、消防都功不可抹。警报解除后，群众归心似箭，冲过警戒线，呼啦啦向家里赶。”
曾容霞：“那必定是他们的家嘛！有很多财物，牵挂着的。关键这正是在奥运安保期间呢。”
我说：“您就是为保卫他们的财物才中了毒的，差点掉进死亡线。”
曾容霞：“只要能换来群众的平安，就是掉进去我也不后悔！”
我看着容霞那美丽的脸庞，仿佛发现了女友那更加美丽的内心……
我笑着说：“我始终有一种预感，您会活过来的。有些群众的困难还要等您去解决呢！”
曾容霞的嘴唇微微动了一下，笑了，笑得是那样的自信、甜蜜……
第八章
串案侦察
1
一天，我在外面给曾容霞打电话：“听说铁路三村198号下面的下水道发现了人头……”
曾容霞听后:“夏支，你现在哪里？”
我回答:“我刚才在金凤‘大脑壳’的屋里再次看现场时，就接到彭玉萍的通知，说那个案子有可能和大脑壳案子有关，现在去铁路三村的路上，请你也马上赶去。”
在办公室的曾容霞马上作出反应：“好，我马上来。”她接了电话，拿起放在桌边的警察帽戴着，去车库开车出发。
我和曾容霞先后来到了已被宁所长保护起来的现场。
铁路三村在九龙坡区西面的坡地上，因为这里修建了重庆第一条铁路，所以才取得铁路三村，以前这里住的都是铁路局的工人。这一带的楼房多是上世纪80年代建的。
一栋楼梯房屋下面的路边有一个下水道口，道口旁边有两块被揭开的水泥盖，水泥盖旁边的地上有一些粪渣等物，一个打开的黑色塑料袋，里面露出一个人头。
一个叫况光林的老年人向我绘声绘色地介绍起情况来：“我住铁路三村17栋。今天下午两点多钟，我走出去准备打麻将，看到17栋房屋外面的下水道不知被什么堵住了，流了很多粪出来，臭气熏天。我忙回家找来铁撬和锄头，把下水道的水泥盖子撬开，啊，一股浓烈的腐臭味扑面而来，熏得我差点呕吐。我见下水道已被粪渣填满，便强忍着，用锄头一锄一锄地把粪渣掏上来。下水道里有很多脏东西，垃圾袋、烂酒瓶、筷子、卫生纸等等。这些东西掏上来后，下水道的水还是流不走。我把锄头拿到下水道里面的出水口去试探，发觉有一包东西堵在出水口处，越掏臭味越浓。我试着把那东西掏上来，发现是一个黑色塑料包。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我出于好奇，把塑料包弄开，见是一个圆圆的黑东西，没有看清是什么，我再把这圆东西转个方向，啊！一个人头。我吓坏了，忙去打110报警。这地方这些天都臭，看来就是这个原因。”
“这是一起杀人碎尸案。”曾容霞想。出完现场后，她把尸首带回去了。
很快，尸检报告出来了：死者为男性，40岁左右，短发，身高约1·67米，少须，面部左颧骨有一肉痣，头部左侧有致命的砍伤。
我和曾容霞继续在发案地附近走访群众，又组织城区各派出所分管刑侦工作领导召开会议，报告案情，寻找尸源。工作开展起来后，情况源源不断地传来，但有价值的不多。
一天晚上，我在队里值班。
曾容霞来了:“派出所宁所长报告，有一个姓黄的男子在近期失踪。”
我听了后立即发话：“这个男子的基本情况怎样？”
曾容霞:“年龄约30岁，短发，身高1·75米，圆脸，失踪时间是两个月前。”
我觉得失踪时间并不等于死亡时间，身高与尸检报告有一定差别，当然，尸检报告也不是绝对正确，但死者脸上有一个很突出的标准：“这个失踪的男子脸上有肉痣没有？”
我得到“没有”的回答后，看着曾容霞：“从特征上看，这个失踪的男子不像是死者。因为脸上没有肉痣。”
我座机电话响起来了。我接了电话，拿着话筒看着曾容霞：“宁所长又来电，有一个女子到派出所报案，说她爸爸在半月前失踪，体貌特征与死者差不多。”
曾容霞：“派出所是不是详细占有了这个情况？”
我说:“是的”，对曾容霞：“你去把那女子接来？”曾容霞答应后走了。
2
曾容霞走后，我坐着又接了几个电话，并作好了记录。
一会儿，曾容霞带着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来了。我站起来，看着有些腼腆的女子指着沙发：“哦，我们见过面。坐。”
我们三人都坐在沙发上。
曾容霞了解女子的基本情况后说：“何蔷薇，你爸爸叫什么名字？好多岁？”
何蔷薇：“叫何德万，今年45岁。”
曾容霞一动不动地看着何蔷薇，沉着而稳重地：“你爸爸是怎么失踪的？”
何蔷薇动了动身：“一天下午6点钟左右，爸爸在屋内客厅里看电视，我在厨房里煮饭。突然他身上的手机响了，接后对我说：蔷薇，今晚我不在家里吃饭了。我问为什么？他说有个朋友上午都打来电话，叫他一起去吃晚饭，谈生意，现在又打来了，不去不好。我问他在哪里吃？他说就在‘台北石头火锅城’吃火锅，吃了就回来。谁知，这一去就没有回。”何蔷薇说到这里有些伤心。
曾容霞很清楚失去亲人的痛苦，但这时不是谈这件事的时候：“你爸爸是做什么工作的？”
何蔷薇：“他在九龙坡农贸市场做副食品生意。”
曾容霞想尽量在何蔷薇那里多挖些有价值的东西出来：“你爸爸说的那个朋友是男的还是女的？”
何蔷薇摆着头：“不清楚。”。
曾容霞又问：“你家里有些什么人？”
何蔷薇：“爸爸、妈妈和我。妈妈长期瘫痪在床。我们一家的生活多靠爸爸找的钱来维持。我大学毕业后干一些临时工作。我在百货商场工作的工资不多。爸爸失踪这些天，我和妈妈都快急死了。听户籍说铁路三村发现了一个人头，从特征上看，有点像我爸爸，我便到派出所报案。”
曾容霞：“你爸爸的身体特别是脸部有些什么特征？”
何蔷薇：“他走时，留的是平头，身高1·65米左右，最明显的是爸爸面部左侧颧骨处有一肉痣。”
曾容霞从衣包里摸出一张人头照片递给何蔷薇：“你认一认，这像谁？”
何蔷薇接过照片看起来：“啊！爸爸！爸爸！”她双手拿着照片哭起来了，哭得十分凄惨。
曾容霞想：看来，死者是何德万无疑了。
“民警同志，你要给我爸爸报仇啊！”何蔷薇看着曾容霞。
“你放心，我们将尽最大努力进行侦破。”曾容霞轻摸着何蔷薇的肩膀“不要过分伤心，不然会伤害身体的。”
那个请何德万吃火锅的朋友是谁呢？我又找何蔷薇的妈妈了解还是不知道。我又从何德万的遗物中去发现线索，特别是电话号码本之类的东西，但没有找到。案侦陷入困境。
3
九龙坡区农贸市场热闹非凡。在副食品摊区，生意人正在各自的摊位上忙碌着。
我和曾容霞来到这里，看到这种情况，都不好去访问做生意的人，但为了案侦的需要，我还硬着头皮来到一家卖干货的摊位，看着里面取拿着木耳的：“老板，我问一下，你们这里有没有一个叫何德万的生意人？”
老板很不耐烦：“不知道，不知道，你没看到我忙得很啦！”
我碰了一鼻子灰，但只是看着曾容霞一笑而过。
我看到不远处卖水货的吴宗顺老板此时没有顾客，正坐在那里玩手机，便大胆地走了过去：“水老板，我们又见面了，生意好哟。“
吴宗顺看到是我们，忙站起来，显出哭笑不得的样子说：“还可以。”说后，把他刚才坐的凳子移动来叫我们坐。
我想到两个人一根凳子也不好坐，说：“不用坐了。我想打听一下何德万在哪点做生意？”
我以为他会不理我，因为我以前来检查他摊位时，要求他整改，但他倒显得很积极：“何德万啊，他好久都没有来了。他的摊位就在我的旁边。”
我瞟了一下旁边的摊位，问：“他为什么没有来呢？”
水老板回答：“不知是什么原因。”
我有点失望，但也觉得有进展，便认真看了看这老板旁边的摊位，是用红蓝条形塑料棚遮好的，棚上已经有很多灰尘了：“何德万平时跟谁耍得好？”
水老板：“这我就不知道了，他做副食品，来来往往的人很多。不过，他与一个人关系不错，你们可以通过这个人去调查何德万的情况。”
我头脑一闪，有点性趣：“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水老板：“具体名字我也记不起了，身材不高，还有点瘦，脑壳有点大，只看到这个人到这里来找过何德万。”
我向水老板道谢后，和曾容霞又调查了几个人，但都令我们很失望。
4
在铁路三村况光林的家，简朴的屋子里坐着我和曾容霞房主。
我看着面前这位有点热心的老年人：“况大爷，你隔壁住的什么人？”
况光林心直口快：“现暂住着的听说是俩夫妇。男的不知叫什么名字，但这人形象有点特别，蓬松的头发使脑壳显得很大，我喊他叫‘大脑壳’，我只知女的姓屈，便喊她小屈。”
我一听，这个“大脑壳”是匿名信检举的那个吗？怎么这样巧。我看了一下曾容霞，她好像也意识到了。我显得有点兴奋，问：“他们是干什么的？”
况光林：“好象在做生意。这俩口子不错，平时不多言不多语的。‘大脑壳‘每天早上要同铁路三村的老年人一道去锻炼身体，天天如此，雷打不动，身体锻炼后，他就拿着扫帚打扫我们这个单元的楼梯，现在像这种暂住户少得很。小屈和邻里的关系也比较好，她经常到我家里来看电视。”
曾容霞：“那个小屈多少岁？人长得怎样？户口所在地在哪里？”
况光林：“有30多岁吧，中等身材，留的短辫子。哪里人不知道，但听说她丈夫在健达食品厂干过。”
曾容霞：“他们现在在做什么生意？”
况光林：“具体情况不清楚。”
我又问：“他们现在还住在这里吗？”
“走了。”况光林想了想：“他们在走之前那个晚上，我在家里看电视，小屈也来我家看。看了一阵，我仿佛听到小屈里有异常响动。我对小屈说是不是她丈夫在和别人打架？小屈说老公一个人在砍鸡熬汤。我就没在意。过了一会，我又听到隔壁有响动，有些不放心，便去敲‘大脑壳’的家门，并问‘大脑壳’在干什么？里面没有响动，也没有人来开门，大约过了一分钟，我听到屋内有水龙头的流水声，‘大脑壳’也在里面说是他倒开水不小心把脚烫着了，我也就回自家屋里继续看电视。不久，小屈也回去睡觉了。”
考虑到这里面可能与那匿名信有一定的联系，决定串案侦察。
我又通过宁所长派，了解到那个小屈叫屈诗艳。
万黔区，这座靠在长江边上的城市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美丽。我和曾容霞赶到万黔。我们一到，就找万黔区“健达食品厂”，几经周折找到这个厂时，见厂门紧闭，门楣上挂着一块油漆斑斑的横扁，上面的“健达食品厂”几个字还隐约可见。
我爬到厂房窗户上去看，空空的，什么东西也没有。
我看到厂房侧边有一老大爷坐在他的家门前磨菜刀，便走了过去：“老大爷，这个‘健达食品厂’搬家了？”
老大爷看了看穿着便衣的我：“哪里是搬家嘛，垮好久了。”
曾容霞：“原来这个厂是哪个在经营？”
老大爷:“是一个‘大脑壳’开的，具体名字我记不起了。”
我又详细问了这个‘大脑壳’的特征、性别后问：“这个人到哪去了呢？”
老大爷：“好像到渝江主城做大生意去了。好像又是什么原因被抓了。”
我仍不甘心：“厂子垮后工人到哪去了？你认不认识里面的人？”
老大爷:“严格说，这个厂子根本没有办起来。我与里面的人没有往来。”
我认为这老大爷不是很了解情况，便又在附近调查，得到的线索跟老大爷说的差不多，一个工人也没有找到。
于是，我又和曾容霞到工商局、三正镇派出所了解，都没有多大收获，只是查到三正镇没有屈诗艳的户口。看来，这次万黔之行要白跑了。
5
天黑了，肚子也饿了。我和曾容霞吃了晚饭后在街上闲逛。
曾容霞看到街边有一家“香格里拉”夜总会灯火辉煌，便对我：“走，我们去跳舞！”
我看着曾容霞：“你还有这个闲心？”
曾容霞：“放松，放松。年轻人就是喜欢耍嘛。”
这个夜总会是在三楼，四周的墙壁上挂着美丽的裸女图，豪华的靠背沙发围绕墙边安放着，中间是一个小小的舞池，灯光十分暗淡。
我和曾容霞坐在沙发上一边剥瓜子，一边欣赏着美妙的歌曲《天路》。一会儿，一位男士走到曾容霞面前伸出右手：“小姐，请！”
曾容霞大方地站起来和那位男士走进了舞池跳了起来。
悠扬的歌声，美妙的音乐，把曾容霞带进了快乐的天地。一曲舞完后，曾容霞回到了原来的座位坐着，那位男士也跟着坐了下来。
我见又响起一曲音乐，也请曾容霞跳舞去了。跳了转来，曾容霞见那位男士还坐在那里：“你怎么不去跳舞？”
男士：“跳累了，我想休息一会。”他见曾容霞坐下来后：“小姐，我发觉你舞跳得好，人又长得漂亮。”
曾容霞：“是嘛，我不觉得。”
男士：“听口音，你好象不是万黔人？”
曾容霞智慧回答：“我是万黔人，在万黔做百货生意。”
男士：“那你肯定找大钱了。”
曾容霞：“现在的生意都做亮了，不好找钱。”
男士：“对，生意确实不好做。我曾在一个食品厂帮老板做事，那老板根本做不来生意。”
曾容霞听到“食品厂”的字样，来劲了：“你在哪个食品厂工作？”
“健达食品厂旁边的。”
曾容霞听后有些暗喜说，对健达很感兴趣：“健达这个厂的老板叫什么名字？”
男士：“不晓得，我只听说有人喊他‘大脑壳’，他和他的姘妇屈诗艳共同开的。钱没找到，还拉了一屁股债。”男士好像有些敏感看着曾容霞：“你问这个干什么？”
曾容霞从身上摸出警官证在茶几上燃着的蜡烛前晃了晃：“我是公安局的。”她收起警官证对有些诧异的男士：“现在‘大脑壳’和屈诗艳在哪里？”
男士：“我不知道。”
这时，我也来看着那男士，感觉有些熟：“希望你能配合我们，不然追究起法律责任来你是不好受的哟！”我见男士低头沉默再次问“这两个人现在哪里？”
男士：“‘大脑壳’的情况确实不了解。我只知道屈诗艳是万黔区熊家镇的人。”
我想屈诗艳不是三正镇人嘛，怎么又变成熊家镇了呢？可能不是一个人吧。我此时觉得‘大脑壳’可能是犯罪嫌疑人，先查屈诗艳也行。
我问了这个屈诗艳的特征后看着男士：“你叫什么名字？在做什么？”
那男士可能是做贼心虚，无意间说了实话：“我姓黄。现在是这个夜总会的老板。”
曾容霞：“看来，你还真正找了大钱。”
我一听，又看形象，这正是之前杀人逃犯的那个黄九亮，我快速从身上摸出手铐将其考起。
曾容霞这时还没完全反应过来，稍过片刻，她才想起来的。
据黄九亮交代，他在谢家湾翻窗逃跑后，来到万黔区，用其抢劫杀人来的钱，租下了这个夜总会。
第九章 拨开云雾
1
从夜总会出来，我们把黄九亮处理好后，就立即赶到万黔区公安局，通过电脑，查到了屈诗艳的户口所在地是熊家镇丰成街。
一天早晨，我和曾容霞吃了早饭，就赶往熊家镇。在镇里，我们了解到屈诗艳户口虽在丰成街，但人没有在这里住，是人户分离。
我们又深入到丰成街去了解，终于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屈诗艳实际住在三正镇国兴路，同一中年男子一起做副食品生意。我们又往三正镇赶去。
国兴路，这个比较清静的街道，一个“诗艳副食店”出现在很显眼的地方。时而，有一两个顾客来买副食品。
我装成顾客来到店门口看到里面的女人：“老板娘，买包红塔山。”
“好。”那女人从柜台里拿出一包香烟递给我。我付着钱：“生意好哟？”
“一般。”女人说。
我看了看店名问：“你怎么取这个店名嘛，难道你会作诗？”
“我本人叫屈诗艳。”
我看到店内里面的屋子还有一个30多岁的男人，中等身材，头部较大。我在看那男人时，那男人也在看他。
我走后，店内的那个男人觉得我来买香烟有点怪，买烟就买烟，还问这问那，看这看那，来到屈诗艳身边悄悄地：“情况有点不对，关门，马上走。”
屈诗艳愣着。“大脑壳”大声起来：“我喊你走就走嘛！”
屈诗艳没敢怠慢，立即关门。他们正准备走时，看到迎面来了我和曾容霞，立即警觉起来，“大脑壳”拉起屈诗艳转身说：“快跑。”
我和曾容霞早就把这两个人纳入侦察视线，便追了过去。追着追着，我见那两个人分头跑了，便对曾容霞：“你追屈诗艳。”我说后迅速向“大脑壳”追去。
我追着，摸出手枪朝天鸣了两枪，大喊：“站住！站住！”
我见“大脑壳”没有停，便继续追。追了一段路，来到一个泥坑。“大脑壳”右脚摔伤了，跑了几步不跑了，转过身来，双手举起对我说：“我投降。”
他暗地里注视着我的举动，等我走拢，便忍着脚痛，飞起一脚，把我的手枪踢飞了。
我的枪被踢脱后，就和“大脑壳”对干。我双脚成弓步，双手握成拳头，待“大脑壳”扑来时，我身体一闪，右脚一绊，将其绊倒在地上趴着。我迅速骑上背上，将其手扳过来，从自己身上摸出手铐将其铐着。
屈诗艳也被曾容霞捉住了。
2
这是一间只有10来个平方米的审讯室。曾容霞作记录。
我招呼“大脑壳”坐下后：“你叫什么名字？”
“大脑壳”看着面前两位穿着警服的民警，认为基本情况公安早就掌握，不交代肯定不行::“我真实姓名叫庄纪琪，只是很少人叫我真名。”
我看着犯罪嫌疑人：“我想，你用不着拐弯抹角的，直接交代吧。”
“大脑壳”说：“交代。警察，我觉得你们的心也黑得很，我卖那么一点点毒品，就判我15年。”
我解释：“不是我们判你，是法院判的。”
“大脑壳”：“法院判，但材料是你们公安局整的。”
我据理反驳：“如果你没有那些犯罪事实，公安局会整理出材料来吗？“
我见“大脑壳”不说话了，便点了一下：“谈谈你和何德万的事吧？”
“大脑壳”很快镇静下来：“我好久都没有和他往来了。”
我认真地：“不可能，据我们掌握，你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一起吃火锅。”
“大脑壳”沉默。他认为公安局已经掌握了他和何德万吃火锅的情况，隐瞒不过了，但可以把事情化了：“我是请他吃过火锅，但吃了后他就回他的家了。”
曾容霞：“那次何德万出去后就没有回家。他到哪去了，你心里明白得很。”
“大脑壳”觉得公安人员的话在向他步步逼近，逼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装着很激动的样子看着曾容霞：“我真的不明白。”
我分析“大脑壳”是在竭力掩饰自己：“你不可能不明白。你想想，何德万的事情，你不谈，你的姘妇屈诗艳要谈。到时候你的日子就更不好过。”
我想：不撬开“大脑壳”的嘴决不罢休。我和曾容霞连续作战，“大脑壳”终于交代出来了：
“大脑壳”从监狱逃出来，听说屈诗艳因盗窃罪被判刑，由于身体有病保外就医，我就去找到了她。不久没有钱了，便与屈诗艳合谋杀人抢劫。他想起了做生意的朋友何德万，便迫不及待与何德万联系。他将何德万骗出来在“台北石头火锅城”吃火锅，得知何德万身上有很多钱后，又将其骗至铁路三村17栋他暂住地。晚11多钟，他见何德万醉睡在沙发上，便开始实施罪恶的计划。他叫屈诗艳去稳住邻居况光林，自己去摸何德万身上的钱，将何德万惊醒。见此情况，他便用早已准备好的砍刀将何德万砍死。响声惊动了隔壁的况光林。况光林就问在其家看电视的屈诗艳“大脑壳”是不是在打架？屈诗艳撒谎说是老公在砍鸡。况光林不放心，去敲门问究竟，在屋里的“大脑壳”说是脚被开水烫了，在用水冲洗。过了一阵，屈诗艳回到租的屋后，见何德万已死。由于尸体太大，两人决定分尸。屈诗艳按住尸体，“大脑壳”操刀……当晚，他们将碎尸用编织袋或塑料袋装起分别丢在附近的粪池里，把头用黑色塑料袋装起丢在下水道里。到天亮后，他们带着劫得的钱跑到万黔区准备做副食品生意……
曾容霞问:“你和屈诗艳是怎么认识的？”
“大脑壳”回答:“我们是同学关系。”
我看着“大脑壳”:“把你的余罪交代出来吧？”
“大脑壳”显出了得意的样子：“我没有余罪，在判刑之前，你们公检法三家把我的罪行都抠得干干净净的。”
“大脑壳”看着我说：“我到那监狱来后，觉得应该好好改造，争取减刑，争取提前出狱。我就是抱着这样一个信念，在监狱里积极争取进步。有一次，我们监舍有一个投毒犯策划同监舍的人准备暴狱。我知道后，悄悄给管教民警讲了，避免了一次恶性事件的发生。因为这件事，我减刑了一年。”
我稳重地：“看来，你的表现还不错吗。”
“大脑壳”更加得意起来：“当然。有一次，为纪念中国共产党的党的诞生日，我们监狱搞节目演出，我还去搭建了舞台的呢！”
我引导似的：“这是你的拿手戏，因为你曾在你屋里搭建过偏房。”
“大脑壳”愣了一下，看着我：“我不知道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直言不讳:“什么意思，你应该清楚。我问你，你妻子冉启珍哪去了？”
“她到广州打工去了，已经去很多年了。”
曾容霞：“你们联系过吗？”
“大脑壳”：“联系过。她还来过信的。”
我直截了当：“据我们掌握，是你杀害了你的妻子。”
“大脑壳”不依：“没有，绝对没有，我怎么会干那种事哟！说俗点，我把妻子杀了，我到哪里去找女人来同床呢？！这种蠢事我才不得干呢！”
我严肃地:“不要鸭子死了嘴壳子硬。”
“大脑壳”又转了话题：“你们可能还不知道我和启珍的关系。可以说，我和启珍是青梅竹马，又是街坊邻居。读小学，我们同桌。读初中，我们同班。读高中，我们同校。上学同路，放学都要等着一道走，显得无比友好，无比亲切，真是事事相通，心心相连。”
“大脑壳”说起话来很伤感:“有一次她扫地，叫我先走，我这一走她就出事了。她班上的几个男同学在路上拦着她，说她长得漂亮，要求耍朋友。她不干，几个男同学就对她耍流氓活动，把她的衣服都撕烂了，乳房都差点露了出来。她回到家找我哭诉。我听了后，非常气愤，第二天就去狠狠地教训了那几个男同学，其中一个被我打得不敢来上学。从那以后，我感到启珍是一个很美丽的姑娘，是我梦中的情人。我就找了一个机会，向她表白了我的爱慕之情。启珍很羞涩，但过了一会，她歪着头细声地说:你是一个可以保护我的好男人，我这一辈子都跟着你。”
我感到这么好一对怎么会发展到如此地步？不管怎么审问，“大脑壳”就是不承认杀了冉启珍。
不说，我就填写拘留资料，上报批准后将其拘留，并与新疆红桥监狱联系。
3
我刚刚用警车把“大脑壳”送进拘留所，来到警车前正在开车门准备上车返回时，曾容霞来电话了，她说猫儿村312号发生了大案，要出现场。这事必须马上去，以后可以继续审讯“大脑壳”。
吼死一条街，一些群众已经围在楼房下的支公路上。李婆婆也在这里维护秩序。
我拨开人群，看到一个30多岁的妇女朱阿香趴在公路上，身上穿一件红色的寸衫，脚穿一双红色的高跟皮鞋。面部侧向外面，嘴、鼻流出的鲜血染红了地面。我作了初步检查，已经没气了。
我看到李婆婆来到她面前，便问：“这女子是怎么回事？”
李婆婆激动地：“朱阿香是从六楼跳下来的，有人看到的。”
曾容霞：“她为什么要跳楼？”。得到的答复是不清楚。
我想从中发现一些情况，又问：“朱阿香家里有些什么人？”
李婆婆：“有丈夫吴宗顺，建设厂下岗工人，现在九龙坡区农贸市场做生意，经常不在家。有一个儿子馒头有好几岁了。馒头被朱阿香的父亲带到他家去耍了，现家里基本就是朱阿香一个人。”
我继续问：“她丈夫最近回来过没有？他们关系怎样？”
李婆婆：“自从馒头被她父亲带走后，回来过没有，不太清楚。他们两口子的关系一般。有时显得很亲密，有时又为一点小事情闹点矛盾。”
我默默点头：“死者有工作没有？”
李婆婆：“在建设厂搞后勤。”
我看了一下死者，眉毛是画了的，嘴唇还打了口红，看来是一个比较爱美的女人：“死者的生活作风怎样？”
李婆婆：“这些情况就不好掌握了。不过，据我所知，死者在婚前有一段时间喜欢跳舞，后来不知是怎么回事，突然不跳舞了，朋友拉她去都不去，一提起跳舞她就反感。结婚那天，办了一场舞会，她走去坐着不跳。新郎劝她今天是高兴的日子，陪亲朋好友跳一跳，可她就是不跳。婚后，她还是很爱好，经常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生了馒头后也是这样，但就是没有婚前活泼，特别是你们来挖‘大脑壳’的屋子后，显得少言寡语的，对人对事都显得有些谨慎。”
我想，这“大脑壳”难道与这女子有什么关系，问：“死者生前与人结过冤仇没有？”
李婆婆：“没有发现。”
我抬头看了看这栋小楼，用手指着楼上：“死者住在六楼吗？”
李婆婆：“对。”她手上拿着一串钥匙：“死者跳下楼后，身上的钥匙甩出来了，在地上，我怕别人捡去，就把它捡起来。”
我拿过钥匙，对曾容霞：“你在下面出现场，我上去看一看。”
说后，我就和李婆婆上了六楼。在李婆婆的指点下，我打开了门，只见这是两室一厅的屋子。
我观察了一会，发现客厅的窗户是打开的，即走到窗边，仔细查看了窗台，发现窗台的木条上有鞋子蹬踏的痕迹，再把头伸出窗外往下看，看到死者就在这窗下的公路上。我认定死者是从这窗子跳下去的。
死者为什么要跳窗寻死呢？我在屋内寻找，企图发现原因。我看到客厅的沙发上有一些报纸，想去拿起来翻。当我拿起两份报纸时，看到报纸遮着的沙发上有几张白纸，上面还写有遗书。我拿起来看着：
亲爱的爸爸：
我对不起您。我做了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我一直很后悔，也很害怕……我走后，您要带好馒头，叫他以后好好读书，结交朋友特别是异性朋友千万要谨慎，不然会害他一辈子的……
我又看起第二张遗书来：
宗顺：
在我们结婚前，有一件事情，我一直瞒着你。婚后，你说我不是处女，我说小时候在外带时被人用手指把我的处女膜夺破了。你信以为真。现在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的第一次不是在你身上发生的。我欺骗了你。
夫君，原谅我吧。我们再也不能在一起生活了。你还年轻，我走了以后，你要去找一个伴侣……
还有第三张遗书，写得有点吓人，我草草看后，把几张遗书放在拣好，暗想：这女人是自杀，但要抓紧审讯“大脑壳”。
4
“大脑壳”很清楚，杀人偿命，这不是说起耍的，比他贩毒判刑还重。那个何德万不是他一人作案，屈诗艳可能要给他承担一部分，但冉启珍虽然也有相似之处，但如果加起来就不得了。所以，他死不认账，真是猪不怕死开水淋。
在这种情况下，我来了一个撒手锏。把“大脑壳”双手铐起带到猫儿村45号他曾经住过的屋子。
“大脑壳”看到自己家的地面被挖得千疮百空，看到偏房灶台的地下也被挖了。一切都明白了。
在偏房里，我又把挖出来的女性白骨拼图的照片拿给“大脑壳”看：“交代吧，你为什么要杀死你的妻子？”
“大脑壳”低头沉默着。一会后，他抬起头来看着我：“我要求见我的妈妈和女儿？”
我觉得这个要求对案侦有利，对曾容霞：“你去把他的妈妈潘祥清和女儿庄云颖接来。”
我等曾容霞走后对“大脑壳”：“公安机关在你身上做了大量工作，可以说已经是铁证如山了，你不交代行嘛……”
曾容霞很快把潘祥清和庄云颖两个人接来了。
“大脑壳”看到自己的母亲来到偏房，不顾凹凸不平的地面，一下跪在母亲面前，悲切地、大声地：
“妈妈呀，儿子错了啊！对不起您啊！没脸见您老人家啊！”说到这里，“大脑壳”的眼泪像细细的泉水不停地流了出来，流向面颊，流在地上，把地都打湿了。潘祥清也哭得十分伤心。
“大脑壳”哭了一阵站起来，来到女儿庄云颖身前，摸着女儿的肩膀恳切地：“好好做人，一生都不要干违法违纪的事……”
曾容霞把“大脑壳”的母亲和女儿送出去后，很快就转来了。
我站在坑坑洼洼的泥土上，看着“大脑壳”：“现在该交代了吧？”
“大脑壳”蹲下身去，抱头痛哭，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
我一边注视着他，一边柔中带刚地：“光哭是不得行的。”
“大脑壳”不哭了，抽泣着站起来。他用铐着的手揩了脸上的泪水后慢慢地讲了起来。从他讲的情况来看，真是有些吓人：
“大脑壳”在建设厂上班期间，工资不高，拿到手里钱除了房租，就没法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大脑壳”无心上班，在社会上瞎混。
一天晚上，“大脑壳”带着不多的钱，到城区最繁华地带的百乐门舞厅去跳舞。他买了舞票，进到舞池，邀请伴侣跳起舞来。两曲跳完后，他坐在凳子上休息时，发现离他不远的凳子上坐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女青年。他想一定要邀请这女人跳舞。第三曲舞一开始,他就去请那女青年跳舞。女青年应邀相随。在舞池里，两人翩跹起舞，还翻新花样，跳得十分开心，十分融洽。“大脑壳”感到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舞伴。这一曲跳完了。在休息时，“大脑壳”去买来百事可乐给那女青年喝。两人一边喝水，一边摆谈。
通过摆谈，“大脑壳”知道了女青年叫朱阿香。舞曲又开始了，他们也无不去跳，就在一起吹牛，越吹越投机，越吹感觉两人的心离得越近。
有时候，他们不吹了，只坐着耍。“大脑壳”把手放在朱阿香的大腿上，朱阿香也不反对。舞会完了，“大脑壳”请朱阿香在街上吃夜宵。昏暗的街灯，稀少的人流，时常给他们带来感情的冲动。
这一夜，他们耍得很晚。朱阿香提出回家，“大脑壳”送她。走着，走着，“大脑壳”知道了朱阿香也住在猫儿村，但他们之间住家的距离隔得还不很远。来到朱阿香的家门口，他们互相拥抱，深深接吻。从此以后，他们共入爱河。
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朱阿香知道了“大脑壳”是有妻之夫。她要求“大脑壳”离婚，和她结婚。
“大脑壳”感到朱阿香对他有深深的吸引力。他回到家里，要冉启珍和他离婚。冉启珍对他这突如其来的要求，打得昏头转向。冉启珍考虑再三，要他不离婚，离了婚，女儿要受苦。但他不干，坚决要离。冉启珍坚决不离。这样，两人经常为一点小事就吵架、打架。
朱阿香又不断催“大脑壳”，而“大脑壳”又没有离脱。在十分矛盾的情况下，“大脑壳”真想把冉启珍杀了，但又想到冉启珍也是个老实人，跟到他也有一定的感情。一日夫妻百日恩嘛。加上还有个乖巧的女儿。他不忍心下这个毒手。
那年的10月14日，“大脑壳”的一切命运从此被改写。这天大脑壳没有上班，还把阿香带到了他金凤老家去耍。
也就在那里两人逾越了界线。
大脑壳把阿香大老远的带到金凤老家，就是因为觉得老房子没人，安全。可当他们作得如火如荼时，却听见 外面有人在开门，门打不开，便喊起来。
“大脑壳”听出来是冉启珍的声音。他们慌忙穿好衣服，由于慌乱，内裤都穿错了。床上的毛巾被也来不及理。等朱阿香坐在沙发上后，“大脑壳”才去把门打开。
朱阿香看到冉启珍后，便喊了一声：“冉姐。”想以此来缓和一下气氛。
冉启珍根本不理朱阿香这一套，一进屋，看到屋里一男一女，床上的毛巾被也是乱糟糟的。
冉启珍马上就意识到他们干了什么：“好哇，吴姐给我打电话说，看到你带了个女人回来，我还不相信，这下被我抓到了吧。”
说后，她怒气冲冲地走去抓起朱阿香的头发就用力扯：“你这个野婆娘！”
朱阿香被扯起来了，也伸出双手去抓冉启珍的衣服：“你这个性冷淡的女人，不配作别人的妻子。”
冉启珍用力扯着头发：“你怎么知道我性冷淡的？”朱阿香：“你男人说的。”
冉启珍愤怒了，看着“大脑壳”大声地：“你这个不要脸的，你给这个野婆娘睡起舒服哈？！”说后，她又用右手去抓朱阿香的脸庞。
“大脑壳”赶快把门关上。他认为她们这样打下去，冉启珍这样大声地闹下去，会被邻居发现的。他招呼道：“冉启珍，你放手！”
冉启珍大声地：“不行，我今天要把这个野婆娘的脸抓烂，看她以后怎么耍男人！”“大脑壳”：“你放了听我说嘛！”冉启珍：“说！你和这个野婆娘在床上说嘛！”
“大脑壳”看到两个女人打得难分难解。他从来没有看到过冉启珍这么不听劝。不行，他要帮助朱阿香。他一个健步冲上去，拉住冉启珍，甩在床长，扑上去，双手狠狠卡住脖子。
朱阿香见冉启珍的双脚在挣扎，便走过去死死抱住双脚，直到冉启珍不动了。
“大脑壳”见冉启珍死后，便对朱阿香说：“这件事只有我们两人知道，不说出去对我们都有好处。”
朱阿香现出胆怯的表情：“尸体怎么处理？”“大脑壳”：“你走吧，我知道该怎么办。”
朱阿香走后，“大脑壳”不敢把尸体拿出去，怕街坊邻居看到了，便找来两把菜刀，把尸体砍成几节，拿到灶旁，放在灶台下以前用过的煤炭坑里，再用砖头把坑口封住，嵌上瓷砖。两把菜刀也一起埋在里面。
我听到这里觉得“大脑壳”太残忍了。我根据以前掌握的情况对“大脑壳”后来的事情作了推理：“你这样处理尸体后，你的灵魂并没得到安慰。在这期间，你曾去找过朱阿香，朱阿香想到冉启珍的情况也不跟你往来了。后来，你觉得屋子里的阴气太重，你要重新装修屋子。你安了茶色玻璃，这是你怕过路的人在窗前看到你屋内的情况，还安了防盗网。这还不算，你一人又是担砖，又是担河沙、买玻纤瓦，在你正屋的左边搭建了一间偏房。你把正屋的厨房改成卧室，厨房搬到偏房来。其实，你这样做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搬厨房，而是为了搬尸体。你事先在偏房里挖了一个坑，趁天黑，再把正屋厨房灶台的煤炭坑打开，这时，你发现冉启珍的尸体已经变成尸骨了。你再悄悄把尸骨和两把菜刀转移到偏房里的坑里，埋上泥土，敷上水泥，铺上地砖，再在地砖上垒起灶台。这样你就以为万事大吉了。是不是？”
“大脑壳”：“是的，我始终觉得对不起冉启珍，想给她保存一个全尸。”
我推理：“你杀了冉启珍后，女儿常常找你要妈妈。你哄骗着说：‘你妈妈到沿海过好日子去了，不要我们了。’左邻右舍好久不见冉启珍，也问你。你四处散布谣言：‘建设厂效益不好赚不了钱，老婆和我商量过，她去广州打工了，找点钱寄回来给女儿读书。’但时间久了，街坊邻居不见冉启珍寄钱回来，也没有音信，觉得有点奇怪。你就说冉启珍在外地打工失踪了。为了让所有的人都相信冉启珍真的失踪了，你还到厂里找领导报告，登报寻人。但有的邻居也不完全相信你的话，在暗地里对冉启珍的失踪产生了怀疑。于是，你就采取更加隐蔽的手段来欺骗左邻右舍。”
“大脑壳”以为我不知道：“什么手段？”
我显得很稳重：“你在家里冒充冉启珍写了一封信，信封写的是你收，然后悄悄拿到邮局去寄。你收到信后，就到处张扬，还把信拿给邻居看。你这个谎言做得很真呢。”
“大脑壳”：“再真也被你识破了。”
我问：“你知道谁写匿名信检举你吗？”
“大脑壳“：”不知道，但我分析是我在监狱时一个狱友写的。因他是重庆人，我们又在一个舍房，我只给他说过这事。”
我认为这也许是真的，但写检举信的人都是匿名，再调查也没有多大意义。
我继续推理，灵活的双眼时而看着地下，时而又看着“大脑壳”：“自从你搭建了偏房，深埋尸骨后，你就经常在社会上鬼混，结识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沾染上了毒品，戒了几次也没有戒掉。你知道，吸毒要很多钱，你几乎把家里的所有值钱的东西对卖光了，但还是满足不了你那极大的缺口。没办法，你就走上了贩毒的道路，想用以毒养毒的办法来达到你的目的。没想到，你在这条道上没有走多久，就被公安局抓获，被法院判了重刑。在监狱里，你还有些庆幸，认为自己杀妻的事没有被暴露，刑满释放后还可以重新生活。你的美梦做得早了点吧。”
“大脑壳”低着头，不说话。
曾容霞对“大脑壳”：“每年在冉启珍死这天，你都要烧香敬酒，是不是请求在阴间里的冉启珍的饶恕？”
“大脑壳”：“是的。自从我杀了妻子后，我天天都是提心吊胆的，睡觉经常做恶梦，梦见冉启珍在诅咒我、要惩罚我。哎，世上没有后悔药啊……”
我很有把握地：“你不但杀死了你的妻子，还害死了一个人。”
“大脑壳”看着我有些不懂：“谁？”
我从衣包摸出那几张遗书，拿到那张后悔书再仔细地看起来：
我一生最大的过错，就在于跳舞结识了有妻之夫“大脑壳”。最大的失误，就在于“大脑壳”卡冉启珍的时候，我去抱了她的脚，这是极大的犯罪呀……
当公安人员从“大脑壳”家里挖出冉启珍的尸骨后，我害怕了。我想“大脑壳”迟早要被抓到的，迟早要供出我来的，我迟早要被判死刑的。我活起很累、很害怕，晚死不如早死，反正是死……
——朱阿香
“大脑壳”不同意我的说法，竭力申辩：“朱阿香不是我杀的，是她自杀的。”
我看着“大脑壳”:“如果没有你与朱阿香之前的那些行为，她会自杀吗？”
“大脑壳”摆着头，懊恼地：“我罪该万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