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影
南岳星夜
“四人帮”倒台前不久，炎炎盛夏，天气酷热。湖南省一个文学创作班在南岳半山亭开办。半山亭招待所位于衡山半山腰，这里山如铸铁，水似流银，杂树环合，苍松庇盖，绿荫深处成天迸发出震耳欲聋的蝉鸣大合唱。至夜晚，明月松间照，蝉鸣消失，继之而起的是泥蛙与石蛙的呼唤，此起彼伏。石蛙的吼声最古怪也最响亮，有金属共鸣般的嚷嗡声。
入学习班者多是年轻人，其中大多数对政治形势已有隐隐疑惑，动笔兴趣不大，成天偷偷摸摸地打探什么。有一个人中途闯上山来，声如洪钟，眼镜片后射出锐利逼人的目光，一种大将气派和兄长风度——熟悉他的人都戏称他“莫公”、“莫老爷”。
他就是莫应丰，后来名震全国的一位作家。他好玩，一上山就喝酒和唱歌，还乐为人师地抓住几个青年，凭他在艺术学院声乐专业的那点底子，办了个“速成声乐班”，早晚都得吊嗓子和练呼吸，唱中外民歌。无奈学员鲜有天赋，鸭公嗓、蛤蟆嗓、破锁嗓一齐叫唤，闹得招待所昼夜不宁。在房客们的取笑和抗议之下，以后的声乐授课只好搬到野外僻静处进行。
莫应丰指导我们从音乐进入文学，曾给我们出了一道有趣的考题：先让我们听两支风格各异的民歌小调，然后嘱大家依小调风格各写一篇散文，要求文章与乐曲在神韵情致上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唱的两首曲子，其一描写北方村姑，乐曲里透出村姑形象的朴质、沉静、腼腆;其二描写南国少女，乐曲里透出的少女形象似显活泼、妩媚、轻佻。我们仔细聆听了好几遍，但要把音乐化作文学，实在不那么容易。
莫应丰的全方位培训计划还包括戏剧。他说要找一个话剧剧本来，由大家参与演出，看谁能演好老人、官员以及小偷。如果把难度降低一点，他就随意设计一些小品情境，给我们指点各自的角色，由我们去体会角色，自行设计动作，自行编造台词……这种游戏也足足让我们兴奋了几天。
除此之外，最为开心的活动当然是游山。
几天下来，我们跟着莫老爷钻遍了半山亭附近的山林。与半山亭遥遥相对的是磨镜台。磨镜台上有石刻“祖源”二字。据说是禅宗六祖慧能的弟子怀让曾在此以砖磨镜，喻示愚僧靠坐禅而求悟的荒谬，启发了高僧道一:原来禅并不执著于行住坐卧，是讲求自由和活泼的。辞磨镜台而北上，约行十五里，便到南天门，可见门旁的大石头，还有石头上“平真正诚”四个大字。过了南天门，所谓“登天”了，不久就抵达南岳最高处——祝融峰。峰顶有残破古庙，大瓦均为铁铸，大概是怕被疾风卷去。墙垣全是花岗岩，是此处最经济也最实用的建筑材我们登上祝融峰时，正是深夜子时。放眼一望，头顶疏星亮，脚下众山小，茫茫大夜给人一种神秘而恐怖的感觉。如果你在这里纵目遥望,可在北方的一片黑暗中隐约见得长沙、株洲、湘潭及好几个县城的灯火群。偌大一个三湘，广运纵横，如今倶收眼底，差不多成了一个沙盘模型，又不由得不让人振奋激动起来。
峰顶招待所的床位已满。记得为了等到第二天早上观日出，我们几乎冻了一晚。
莫应丰此时刚写完长篇小说《小兵闯大山》,满脑子山区趣事。他兴致勃勃介绍起石蛙——模样如何，习性如何，吃起来味道如何，好几次还带着我们顺着那金属共鸣般的声音前去寻找，只可惜没找到什么，倒被一条倏然而逝的长蛇吓个半死。
南岳也有莫应丰所未见的奇观。一天黄昏，我们看见路边一条寸多宽的长长黑带，弯弯曲曲上不见头下不见尾。我们初以为是水流，细看才知是密密蚂蚁阵，免不了大吃一惊。莫老爷兴奋得像个孩子，抚掌大叫起来，又推推眼镜蹲下去，仔细观察蚂蚁如何过沟、如何爬陡壁、如何迎敌自卫。到最后,他沿着长长黑带，定要去寻找蚂蚁大军的尽头，一直领着我们离开道路，在山林里瞎钻了一两里路，看黑带仍无止境，看天色渐暗，只好遗憾地作罢。
乍看起来是游玩取乐，其实难掩心情的沉重——这些天来，朋友们天天分析报刊动态，偷偷传播着各种“政治谣言”:关于总理逝世，关于唐山地震,关于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透露的财政赤字，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内情……学习班竟成了密谋反抗“四人帮”的秘密处所，提供了结交同志和畅吐真言的机会——只是主办方一直蒙在鼓里。莫应丰无所顾忌，陈词激烈，常出独特见解，自然成了聚会的头儿。当时的气氛和心情，有他游南岳一诗为证：
腾云直上祝融峰，
一望三湘脚底平。
提步恐伤蝼蚁众，
俯身惜叹大江清。
呼天怒骂无名氏，
投石惊闻地震声。
我与衡山铸一体，
不移半寸趋时风。
这些“反诗”当然只能传于密室。
这一天，朋友告诉我，莫应丰早已躲在浏阳县写了长篇小说《将军梦》(出版后改名为《将军吟》)，题材是军队中的悲剧，主题是抗议“文革”专制。两位朋友叮嘱好，现在你是第七个知道这本书的人了，千万保密！说出去，莫公和我们就要人头落地。”
我听了大吃一惊，也肃然起敬——莫应丰真是条汉子！
舍性命以求真理，伸正气以抗强权,要是中国的作家都如此，中国怎能没有救？中国的文学怎能没有救？充斥着全国报刊的假大空之风还何愁不除？我从朋友口中得知《将军梦》的部分情节，也略知一点莫应丰的经历:他是农民的儿子，因生计困难没读完大学，后来当过兵，进过文工团。有意思的是，进文工团的时候，他居然穷得穿草鞋……朋友的介绍中更使我动心的是这样一幅情景:深夜，在湖南省浏阳县文家市的一间僻静土房里，一位身材结实的汉子正在灯下奋笔。桌上有亲人来信——对他的写作极不理解。桌上有收音机——正播着天安门事件的重大新闻。家忧国患，沉重而苦涩，压在心头。这个男子汉望着窗外朦胧月色，看着那淡蓝色的流雾和黑糊糊的山林，关掉收音机，抹去两把热泪，又把稿纸摆正，正襟危坐，沙沙写下去……
“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老莫，当时你也想起鲁迅这两句诗吧？
听说你写完《将军梦》后，随手疾书一绝：
含辛茹苦愤无私，
百万雄兵纸上驰。
泪雨濯清千里目，
将军一梦醒其时。
听说你把《将军梦》原稿偷偷交给朋友藏起来之后，还笑着说过一句话:“伙计，我现在可以死了。”
毛主席病危的“政治谣言”传上山以后，半山亭更紧张了，朋友们常常是在松林深处作彻夜谈。这种时候，莫应丰总是精神抖擞，预测局势，鼓舞斗志,又嘱咐大家都准备一笔旅费，以备应急之需——打得赢就打，打不贏还得跑吧？
下山这天，已是一九七六年的九月底，是祖国翻天覆地的前夕。大家的心情紧张而激动。可庆幸的是，南岳之聚，使各路反叛者会师，都认识和结交了一群文学同道，由此更增添了结束“文革”的信心。
整个学习班期间，莫应丰拒绝为当时“反走资派”文学写一个字，只写了一篇田园散文《桃江竹》以交差，坚守了他“不移半寸趋时风”的诺言。
这篇散文我看过。我惊讶地发现，他的字体极为遒劲漂亮——后来我才知道他还应邀写过招牌，题过书名，一手翰墨卖得钱;他的文辞也清丽淡雅——后来我才知道他既长于写阳刚粗旷的政治故事，也工于阴柔秀美的人生情感，笔墨路数不拘一格。
可惜，这篇散文当时发表不了，后来朋友们各忙各的事，我也没去打听它的下落。
1983年2月
笑的遗产
我女儿数她的亲人，总要数到游，一位曾经带养她的保姆。
人与人相识是缘分。那一年我家搬迁河西，妈妈体弱，我和妻都要上学或上班，孩子需要托一位保姆白天带养。经熟人介绍，我们认识了游。她就住在我们附近，两家相距约五六十米，门前的树荫相接，蝉鸣相应。
游其实还没到湖南人可称娱婚（奶奶）的年龄，五十岁左右，只是看着儿子打临工挑土太辛苦，为了让他顶职进厂，自己就设法在工厂提前退休。她心直口快，心宽体胖,笑的时候脸上皮肉隆起两个半球，挤得眼睛都不见了，发过酵一般的肥胖肉身上波动着笑浪。她的哈哈大笑是这个居民区的公共健身资源，你茶余饭后，常常可听到这熟悉的笑声远远传来，碎碎地跳入窗口，息落在杜鹃的花瓣上或者你展开的报纸上，增添你心境的亮色。
孩子开始畏生，哭着不要她。不过没有多久孩子就平静下来，喜欢她的笑声了，试着用手去抓拿她的胖脸以及肥甸甸乳房。她乐呵呵笑得嘴巴更为阔大。把脸避过去，又突然“呷”一声，还一个鬼脸，让孩子觉得剌激和有趣。她可以把这个简单的游戏，认真地重复无数次，无数次与孩子笑成一团。
孩子从此多了一位奶奶。当孩子可以咿呀学语的时候，孩子便不时结结巴巴报道她在游家的业绩。比方拉了屎，撒了尿，打翻了茶杯，屁颠屁颠地跟着奶奶去买菜，每次都得到一个油饼,有时还得到一条小活鱼。
游奶奶常对孩子说:“你不姓韩，姓游。”
孩子说我姓韩，也姓游。”
游奶奶说你长大了赚了钱，给不给我用?”
孩子说广我给游奶奶买油饼。”
游便喜得一把搂住她，老幼两张脸紧贴，紧得自己浑身一阵颤抖。“我的好孙子，我的好孙子咧！”
游的丈夫也是个退休工人，擅长白案厨艺，做面点首屈一指，常被这个那个饮食店请去帮忙，一去几个月不回家。两个儿子在工厂上班，一个迷钓鱼，一个好小提琴，工资都不太高，又都在恋爱阶段，自然缺钱花，在家里混吃混喝不算，有时还找母亲要补贴，要是抢白上了,就声粗脸黑的。游奶奶常常红着眼圈来说我那两个化生子还不如我韩寒，我哪有多少钱呢？还是我韩寒心痛奶奶，我一哭,她也哭，还给我抹眼泪，要我吃油饼。”说着又落下一串泪来。
韩寒便是我女儿。
游还偷偷地告诉我母亲，她月子里落下了病，在“文革”中又被打伤了腰,还有血压高和血糖高，她是为了多给儿子挣几个结婚钱,才答应当保姆的。但她男人不心疼她,还有点老不正经的毛病，丧德的家伙呵……每次说到这里，她便哭自己命苦，我母亲也跟着抹眼泪揪鼻子。
游满心欢喜的事是二儿子找了个漂亮对象，只是那妹仔脾气大，有次碰上小两口吵嘴，竟给了未来丈夫一耳光。游奶奶报告这一治安事件时惊惧失色:我当娘的都舍不得打他——如今的女子都这样凶神恶煞么？
南方的夏天很热。到深夜了，屋里还如烤箱，一切家具仍热烘烘地扎手，把凉水抹上去，暗色水溃飞快地被分割，然后一块块竞相缩小，蒸发至无。人热得大口大口出粗气，都怀疑自己浑身有熟肉气息。连蚊子在这种夜晚也少多了，大概已被烤灼得气息奄奄锐气顿失。孩子在这样的夜晚当然睡不安，刚闭眼一会儿又哇哇燥醒。不知什么时候，我们听到楼下有人叫唤,到阳台上细细辨听，才知有人在叫孩子的名字，是游奶奶来到了阳台下的暗夜里。她驮着沉沉一身肉，气喘吁吁爬上楼道，被我们迎进家门。她说在家里就听到远远的哭声，怎么也睡不着。她听得出是韩寒在哭，可怜可怜，这鬼天也太热了，你们也太累了，她说什么也要把孩子抱到她那儿去。
她并没有特别的降温妙方，只可能是彻夜给孩子打扇，或者抱着孩子出门夜游不止，寻找有风的去处。我们依稀听出，孩子到那边就不哭了。
整个夏天，她家最凉爽的竹床，最通风的位置，都属于我家孩子。太阳总是落入运输公司那边的高墙，夜色纷纷从下班工人们的提包里掏出来。游奶奶早早往门前的地坪喷水清暑，把竹床放置梧桐树下，至少水洗两遍，准备我女儿晚上的快乐。她儿子不小心坐了竹床，她立刻大声呵斥这是给你坐的么？你们后生子好足的火气，一个热屁股，坐什么热什么。走走走，没有你的份!”
儿子只好嘟啷哝哝地去另找椅子，坐着给我女儿折纸船。
日托差不多成了全托。我们要给她加工钱。她惊吓得坚决不收，推来推去像要同你打架。最后好不容易收下了。但从此不但为孩子买油饼，还买雪糕或甜话梅什么的，几乎每天都买，加倍偿还在孩子身上。
游奶奶的身体渐不如从前，医生说她心脏有毛病。正好这时候孩子也大了，该上幼儿园了，我们便把她送往外婆家——那里有一个不错的幼儿园。那儿离我家比较远，孩子每个星期只能在周末回来探家。
孩子刚去的那几天，游奶奶失魂落魄，不时来我家打听孩子近况。听说她开始有些不习惯幼儿园，每天早上哭着闹着不愿去，游便眼泪哗哗流。“造孽，造孽呵，这么小的人，怎么能离开家呢？我去，我马上就去,把她抱回来。你们不要管我。以后就归我带着她。你们也不要给工钱。我们一家子还少了她一口饭?”她横蛮不讲理地抹着眼泪鼻涕回去,请邻居帮她看住家，自己带上雨伞，摇摇摆摆准备出门远征。
我们劝止她，也不告诉她那个幼儿园的地址。她后来还是瞒着我们去了，先是找错了地方，周折了大半天才找到幼儿园。门卫不认识她，不让她接孩子甚至不让她进大门看一眼，规矩得有点刻板。她在大门外朝内瞄了几眼，没有看见什么，断断续续听见了我女儿的声音，又哭湿了衣袖。她提去的一袋苹果只得提了回来。
我后来才知道，她还瞒着我们干过好些事。我女儿喜欢兔子，一言说出，游奶奶便去乡下寻购小兔，命令儿子做兔笼和割兔草。有一次，附近很多妇女鬼鬼祟祟成群结伙，去远郊一个地方朝拜菩萨。游奶奶听说那菩萨很灵，也去为我女儿烧香许愿。她回来后有点不好意思,偷偷地说?/‘我是居委会干部，又是共产党员，是不能搞那号事的。管它咧，人家都说信则有不信则无。”说完忍不住红着脸哈哈大笑。
我女儿从幼儿园到学校，一天天长髙了。每个星期六回家，离家还老远，她就要从我肩头跳下地，疯一样朝游家跑去，直到扑向游奶奶肥软的怀抱，一扎进去就拔不出来。游家总是有很多邻居的孩子，游家常有些乡下来的亲戚，用拖拉机运来藤椅、砧板、鸟笼以及瓜果在游家门前就近推销,也推销着乡音和乡野阳光的气息。孩子们疯疯地赖在那里看热闹，久久还不愿回家。我们用雪糕或图书引诱女儿归来，总是被她还一个白眼。她甚至经常要求在游家睡觉过夜，弄得我妻和我母亲都有点空空的失落感。母亲说这孩子真姓游呵?”
一九八年我家迁居海南岛。女儿每吃到一种新奇的热带水果，就会说，游奶奶来了，要让她尝尝这个。游泳在一个美丽的海滩，她就会说，游奶奶来了，我要带她来这里玩。我摄下一叠彩色照片，她总是挑出她最好的几张，说要寄给游奶奶和妹妹这是指游家近来所得的一个孙女。
她给游奶奶写过一些信。游不识多少字，回信大多是请人代笔的，自己附几句在纸上，歪歪斜斜的字迹像小孩子所写。她的每封回信内容大致相似，都是惭愧自己没文化，没法写很多信，然后惊叹我女儿的信能写这么长,学问真是越来越大了，真是了不得，这样大的学问真是了不得！
她托人捎来丈夫做的一些糕点，可惜路途遥远，糕点到海南时都傻了，没法吃。她来信说，她秋后准备腊鱼和腌辣椒，等我出差去湖南时取回，但我一直没找到机会。
我担心她的心脏病。我曾想象在某一个深夜,她的心脏病发作了，丈夫不在家,儿子也不在家，她爬下床想叫醒邻居，但终于未能坚持爬到大门口。她不是一直担心这样的事情发生么？在我离开她时，她还捉住我的手说得满脸惧色泪花闪闪。我知道，我的女儿可以陪她，可以帮助她，但我还是一天也没耽搁地拉着女儿走了。在她最需要帮助的那个深夜，我的女儿竟不在她身旁而远在千里之外，我们也不在她身旁而在千里之外，对此我能说什么呢？……
我没有把这样的想象告诉女儿，怕她接受不了一个没有游奶奶的世界。吃到一种新奇的热带水果,她还会说,游奶奶来了，要让她尝尝这个。
她还是经常给游奶奶写信，也经常收到游奶奶的回信，捧着信纸一次次仰天大笑。我有点吃惊的是，她怎么一笑就特别像游奶奶的神气？她的脸，上半截像我，下半截像她妈，但她的笑毫无疑问来自游家:笑得那样毫无保留，毫无顾忌，尽情而忘形,笑出了一种很醉、很劲、很疯、甚至很傻的劲头——也许人快活至极的时候，都有这种疯头傻脑的冲动？我记得经常在游家出入的那群邻居小孩,一个个都有这种笑,习性相传，音容相染，游家笑遗传给他们，完全是相同的规格相同的品种。
游奶奶不论面临多少疾病也不会离开人世的。这不在于她会留下存折上五位或六位的数字,会留下新闻报道里的官阶或学衔，不，她的破旧家具和老式木烘笼也终会被后人们扔掉。但她在孩子们的脸上留下了欢乐，一朵朵四处绽放。
秋雨连绵，又是秋雨连绵。我即便远在千里之外的海岛，也会以空空信箱等候她远来的笑声。
1991年10月
然后
朋友莫应丰患癌症住在医院时，我曾赴长沙看他。当时他身体肿胀，已脱原形，脑门上还有医院用来标记放疗位置的几处紫红色线痕，森然割裂了他的笑容——更显得陌生。他已不能说话。往事历历与感慨种种，竟只能在哑默的目光对视中流逝，在我们相互握紧的双手中抚碾成虚无。
他一直拒绝承认自己身患癌症，实际上已病入膏肓，大限迫近。他的妻子告诉我们，他脑子已有障碍，被人搀扶着走路，总是不自觉并执拗地连连向左转去，似乎寻找遗落在左方的什么东西。而另一异兆是，他时常昏昏然目注上空，喃喃自语，好几次冒出一句疑问然后呢？……然后呢……”
然后什么？逝者如川，然而有后,万物皆有盈虚，唯时间永无穷尽，莫应丰是在惊恐于此吗？岁月茫茫，众多“然后”哪堪清理，他在搜寻什么？在疑问什么？一生中最后的目光停落在记忆中的哪一年哪一日？
当年以“地下文学”抗争极左暴政，终于获大奖步高位好评如潮从者如簇的莫应丰,声洪气旺，挺胸昂首，固一世之雄也。如今困锁病床，变在瞬息,恐怕也是他及朋友们都未曾料及的。他患病的消息传到海南时，我在省政府大门口遇到张新奇、贺梦凡等熟人，无不闻讯而失色，久久掩面泣于街市。其时初建特区省熙熙谋官攘攘赴利之人海中,朋友们大多为生计而奔忙，匆匆的日子里终究还有泪的珠光，总算使人还感到人世的温润。
莫应丰与我初识时，骑一辆破旧脚踏车，常常在年轻得多的朋友中混。他好聊天，有时聊得太晚，年轻人都感到精力不支，他身为大哥却毫无倦容，常常忍无可忍地揪耳朵，把瞌睡者一一揪醒，责令大家陪着他继续聊。作为犒劳，他会翻找出一些残菜剩酒，亲自把炊，为朋友们服务，并领受关于他饮食趣味低俗不堪的指责。
青年作家们爱与他接近，重要的原因是他热心助人，从不忌才。谁有了创作构想，他会真诚地为你参谋，完善布局，修改词句，推荐发表，兄长式的全套服务还包括他对疏懒者不断的警训和号召。至于对他的创作,年轻人也可以随心所欲地批判和嘲讽。初识他的何立伟，曾将他自鸣得意的一篇论文指教得一塌糊涂，让旁人暗暗捏了一把冷汗，没想到莫应丰仍然笑呵呵，仍然频频点头，不觉得自己受到了冒犯。即便朋友骑到他头上去，人们也可从他那气出丹田的朗朗大笑中，感受到一种坦荡和淳厚，一种信任，一种安全。在如今鬼鬼祟祟太多的文坛，仅此一条，大概也足以让人们忘记莫应丰的种种其他弱点。
他写得很多很快，像很多新时期作家一样，大多文章是为改革开放的急务而作，而他们的抱负，也一直未局限在文章之内。很自然，由文学而仕宦，中国文士的传统人生轨迹，轻易限定了莫应丰后来的日子。我们可能遗憾他没有像闻一多、朱自清、钱钟书等那样终身与书册为伍，但那不仅需要淡泊的生活趣味，需要丰厚的学识蕴积，还需要种种具体生存条件，其活法并非一般文人所能随便选择的。仕与不仕，只能因人而异，因环境而异。
莫应丰后来当官了。到职的前夕，他在一位朋友狭小的房间里踌躇满志，并郑重拜托大家:将来如果我僵化了腐败了，你们一定要不客气地骂我,不要丢下我不管呵。
我们也很高兴。我们似乎也相信，某种旧体制乃至人类的全部弱点，是不难被三两改革家征服的，是不难被一两次政治手术摘除的。
他就这样离我远去。
然后呢？一晃几年，他领导的机关似没有多少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有人说他官做得很好，有人说他的官做得很不好。很确实的一点是，他被众多的会议苦恼着，有时迟到,有时早退，有时在首长眼皮下瞌睡，甚至呼呼喷出酒气。
而时光，一晃就几年过去了。
他越来越嗜酒。旅行包里总有装备齐全的酒具，人夜总是四处寻捕酒友。据说有一次实在没找到，便站在家门口向路上的某陌生汉子使劲招手，请对方人家来喝酒，弄得对方疑疑惑惑的。
他有太多的苦恼需要用酒来浇洗吗？他难道不知道，对于一颗总想特立独行的心灵来说，为官就是拘束就是苦恼而且从来如此于今为甚吗？其实，岂止是为官，就是发财、出洋、归隐、恋爱、堕落、行善等等，这些活计干长久了，要干得滋味无穷都颇不容易。倘若不把过程看得比目的更重要，倘若没有在过程中感受到辛劳的愉悦，那么，欲望满足了便会乏味，目标达到了便会茫然，任何成功者都难免在通向未来一片空白的“然后”二字前骇然心惊。
莫应丰终究是男子汉，再次向命运发起挑战。他说他不准备再当官了，要回到平民的生活。一九八八年春，我迁居海南后，他也来海南筹办农场。不再有香车宝马和前呼后拥，他十分非厅级地自己买票登车，在火车上没有卧铺乃至座位，就挤在汗臭浓烈的民工堆中从长沙一直站到广州。到广州后感冒发烧，在招待所里形单影只，便买来两斤绿豆熬成稀粥度日。
他戒了烟也基本上戒了酒,到朋友家吃饭，面对满满一桌菜他什么也不尝，只想喝点稀饭。他说他开始天天写日记了，要重新做人了。他说他在海南定居以后，要把老爹从乡下接到长沙去住新房子。假如我们去长沙时他不在，只要我们去敲门，叫声“莫爹，我们是应丰的朋友”，莫爹就会照顾我们食宿，一切都无问题。
他刚刚为一件什么事被朋友叶蔚林训了一通，但他嘱咐我们广老叶年纪比你们大，要是你们有了钱,要分一些给他用呵。你们就在这里，要好好照顾他。”
他办事不再张扬，甚至不多话，决不麻烦别人。成天骑一辆旧脚踏车独自在烈日下奔波，回来就在简陋的食堂里默默就餐。而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谁也没有料到的是，癌细胞正在他的身体内部静悄悄生长，一串串丰艳地进人成熟。
一位朋友去找他，敲门无人应。第二天再去，仍是如此。直到服务员来开门打扫卫生，才发现他病卧床上已有三天，唇白，面黑，毯子滑落在地上。他说他听见了敲门声的，也明白是谁来了，只是无力答应罢了。
他就这样匆匆开始并匆匆结束了他的农场梦。命运是如此残酷，在他以放弃全部权势和舒适为代价，准备重新生活的时刻，竟轻易地将他逐出了人生赛场。就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吗？——不过是如此普通而廉价的机会。
命运也是如此仁慈，竟在他生命的最后一程，仍赐给他勇气和纯真的理想，给了他男子汉的证明。使他一生的句点,不是风烛残年，不是脑满肠肥和耳職目昏，而是起跑线上的雄姿英发,爆出最后的辉煌。
夜雨对床应有时
这是莫应丰在癌症病房托人捎给我们几位朋友的苏诗摘句，算是他最后的叮嘱。是的，他还应该有机会与我们对床长谈的，也许在他创办的农场里，在某间茅舍中，听芭蕉夜雨，听椰涛呼啸……他爱喝的酒，我们准备着。
我刚认识他的时候，是他请我这个小青年喝茅台，那时这种酒还昂贵而稀罕。他最后离开海南之前，我拿出一瓶藏珍很久的茅台酒请他喝。我家里很少有酒，那也是第一次有茅台待客。我有一种莫名的惶惧:难道冥冥之间上天已暗示了他的归期，着意让我以一瓶茅台来还清一切，了结一切么？
不，不要这样，不能这样。
生者仍在忙碌，仍在走向一个又一个无可逃避的“然后”，而莫应丰巳经去了，一去已逾两年。
一怀愁绪，几年离索。
1990年12月
美国佬彼尔
Hello!Hello!你好吗？约翰！亲爱的，史密斯！……机场迎候厅里的男女们各自找到了翘首盼望的亲友，笑着迎过来扑向我左边或右边的身影，献上鲜花、亲吻、握手、紧密的或疏松的拥抱。微笑之浪退去之后，只留下我和张先生的清冷。
仿佛前面有一双眼睛盯着我。看清楚了，是藏在高度近视眼镜片之后的眼睛，透出老朋友般会心的微笑。我好像见过这北欧型的面孔，这修长瘦削的身材，只是一时想不起来了。他双唇张了一下，没错，是在叫我，是那种洋调调的中国话。即便如此，一片英语海洋里的这三颗久违的中国字也击中了我们的全部惊讶。
他是美国新闻署派来的代表吗？我们狼狈误机，早作了下机后流落街头的准备。
我上前握手，用英语问好。
“你不认识我了？”他依然眯眯笑着说中国话。
“对！你不就是——”
“华巍!”
他自己已经报上家门。
华巍是他的中国名字，英文名则是威廉?华德金斯，昵称彼尔——我现在不得不向身旁莫名其妙的张先生作点介绍。三年前有一位记者朋友问我，愿不愿意见一位美国人。我问何许人也。对方说是一位在湖南医学院执教的青年，曾接受过他的采访。因为这位老外曾跳下粪坑为中国人携取过手表什么的，颇有雷锋之风范，事后这位老外也跟着开玩笑，说他就是美国的雷锋，雷大哥。我就是这样同他认识的。他来过我家，在我家吃过饭，洋式高鼻子吓得我两岁的女儿躲在外面大半天没回家。餐桌上他又告诉我一个英语词:皮蛋叫做千年蛋egg of thousand years old)。我发现他中文很好，读过《三国演义》和《水浒》，还知道华威先生在张天翼的笔下形象不佳，所以断断乎不让我们把他的名字写成“华威”，一定得写成“华巍”。
他对长沙方言更有兴趣。据说有一次他外出修理自行车，遇到车贩子漫天要价,气得推车便走，还忍不住回头恨恨声讨一声：“你——撮贵贵!”
“贵贵”是长沙现代俚语。有人说“贵”原指陈永贵，后泛指乡下人，又演变出呆子憨姥的意思。此话出口，令车贩子立刻瞠目。
我没料到，在华盛顿机场会重逢这位老友，更没想到，他到美国新闻署打工，将是我们此次旅美全程的陪同兼译员，将与我们共度昏昏然之一^月。
“你们都没有穿西装,太好了，太好了!”他注意到我的汗衫，忙不迭扯下自己的领带，“我以为中国人都喜欢西装，以前我陪几个团都是这样，太什么——”我揣测他正在搜寻的中国词，严肃？刻板？拘束？作古正经？“对对，太作古正经!”他很准确地选择了一个成语，“你们穿西装，我也得穿，你们打领带，我也得打。这是规矩。其实我实在讨厌领带，太讨厌了！”
我望着车窗外郊区的房舍和绿草坪，缤纷色块从公路尽头向车头四周飞快地放射。
“真好,太好了。”他还津津沉醉于自己颈脖的解放，把那条细如绳索的廉价化纤领带胡乱塞入衣袋。
我记起当年在长沙，他也是不怎么精心装修自己外表的，那间湖南医学院的小房间里，杂志书籍凌乱地堆在地板上,床上乱摊着一些衣物和照片他在非洲摄下来的。我想练练英语口语，而他更爱讲中文，屡次压下我的英语表现欲。他用中文对“清除精神污染”发牢骚,用中文讨论中国的“文革”和庄子。有一次我提到，在庄子看来,万物因是因非都有两重性，包括财富、知识和自由。故思想专制可能锻造出严密而深刻的思想家，如康德和黑格尔;而思想自由也可能批量生产出一些敏锐活跃然而肤浅的家伙。
我说的时候，注意到他背靠凉台栏杆，背靠月色朦耽中一片树影黑森森,摇着头，有居高临下者讥讽的微笑。
我不能认定这微笑恶毒，甚至不明他的思路,只能怀疑一位即算能说“撮贵贵”的西人，真正了解东方文化的精魂并不那么容易。
他领我们到乔治区玛波雷宾馆找到房间，随即大张旗鼓搜寻中餐馆，弥补我们一路上西餐之苦。他也热爱着中餐，说中国落后，至少在吃的方面还很先进。
第一餐，我很中国式地抢着付了账。第二餐，张先生也执意做了东道主。彼尔操圆珠笔在餐巾纸上列式算出各人应摊钱数后，察觉为时已晚。他不安地苦笑，如坐针毡，长长背脊一次次向椅背退抵,投降式地举双手连连挥摆：“下次不要这样，再不要这样啦，在美国，照美国人的习惯办事吧。”
我们不再忍心对他施以精神折磨，只好从此各自付账,让他的圆珠笔大有作为。
我必须说，餐桌上圆珠笔的操演功夫大概并不代表美国人的悭吝，即使他们还有很多令中国人乍看起来得撇撇嘴的举动，比方说声势浩大地扬言要回送礼品，但进入商场忙碌好一阵以后只给你买来一张小画片；比方说三番五次盛情邀请你去家里做客，到头来餐桌上只有一碗面条加几根烤香肠。现在不是谈文化很时髦么？那么这也就是一种文化，不宜由外人轻率褒贬。美国特有的文化还包括他们在岔路口停车让人并鼓励行人先走的摆手和微笑,包括他们众多援救贫弱的募捐义演以及男女老少的慷慨解囊，包括他们对他国文化知之甚少但又对他国政治指挥甚多……笼统地比较中美两国的文化和人性，总有几分风险。
想在短期访问中看透美国，更是不可能——尤其是访问那些办公楼的时候，沉甸甸的静逾和肃穆中，女秘书的握手和微笑都训练有素，男士们持重简洁的言辞使你公务之外的谈兴都骤然熄灭，无处可寻。负责我们访问活动安排的是美国国际教育中心(IIE)，一个与政府很接近的非政府组织，上受新闻署之托，下与各地小团体相连——比方说美国某些“国际好客者协会”的地方志愿者组织。出于一片好心，他们让我们访问一些与亚洲事务和艺术有关的机关，进行办公楼大串联。有些约见不无益处，比方说去美国笔会中心，去亚洲协会，去国会图书馆，包括在国会图书馆内用电脑查阅中国“文革”时期的大报小报。我居然看到了全套《湖南日报》，似乎第一次发现“文革”期间的党报排得那么稀，字体那么大，陌生而又熟悉。
我更有兴趣于办公楼以外的生活。只有几天，彼尔也对访问的办公化有些厌倦，常常在会见途中东张西望，偷偷递来眼色:“Ke4不Ke4(走不走）？”
主人即使懂中文，也懂不了这种长沙土语。连同行的东北人张先生也只能大惑不解地干瞪眼。
“Ke4!”我恨恨地说。
我们礼貌地告辞出门，彼尔总是回味刚才猖狂的联络方式而自鸣得意。
我们用省出来的时间去教堂，去贫民区，去酒吧，去交易所，去精神病院，去大大小小的画廊,用目光把偌大一个美国胡乱叮将过去。彼尔在教堂和画廊方面较有知识，又对各种建筑兴致勃勃。他我们冒雨参观了著名的越战纪念碑。纪念碑是个狭长的等边三角形，黑色碑面晶莹照出人影，又迭出五万多越战中阵亡官兵的姓名密密，任人影缓缓一路抹过去。碑前一些花束和纸条都被雨打湿了，委地飘零。一张纸条是:“汤姆，爱德华叔叔很抱歉,他不能来看你。”另一张是:“汉森，我们都记着。”一个失去双腿的老兵戴着黑礼帽，在碑前的雨雾中推着轮椅转来转去，不知在寻找什么。而远处三个美国兵的雕像用疲倦忧郁的眼光,远远凝望着这边的花、轮椅以及碎碎的纸条。
彼尔在那些名字中找了半天，让我们好等。最后，他说找到了与他同名的另一个威廉?华德金斯，一位陌生的死者。
他总算找到了自己。
他又引我们去看各种大厦，常常不由分说就往前跨出大步——他的腿太长，几步撩出去，就加剧了我们的气喘和精神紧张。
“算了，老看大厦没什么意思。”
“不不，好看。”
“你乡下人呵？不就是地毯、电梯、玻璃窗吗?”
“不不，好看。一本本书，都是纸和字，那就无须看了吗?”
“不一样就值得看了吗？两堆大也会不一样。”
我还没来得及雄辩，他的长腿又嗒嗒嗒撩到前面去了，一颗脑袋悠悠然东张西望。
他的两条长腿，一定来自这种随心所欲的个性，而鹤立鸡群的身高，遥遥领先的步伐,无疑又强化了他的高超感和先进感。于是，我们之间的种种争论就是自然了。有一次我们就广岛事件又各施唇枪舌剑，他说不在广岛丢核弹日本就不会提早投降，我说受害者多为平民，这颗核弹公理不容，别以为你们美国做的事都是对的。他说历史上很多事对错兼有说不清楚，我说有大错或者小错，有较好或者更好,还是可以选择判断。这类争论当然是不了了之，由几杯啤酒或可乐打下句号。
他对个人生活的捍卫也十分果敢。讨厌抽烟，会当面请你把烟头掐灭。想要睡觉,会敲房门请你们说话悄声。一点面子也不给，冷不防给一团和气的中国人一点小小尴尬,完全是那种缺肝少肺的美国德性。有时候他甚至忘记译员的本分，毫不含糊地代你回答有关中国的问题，用他的感受和观点接管你的回答权，同蓝眼睛们滔滔不绝。幸亏我还懂些英语，既能欣赏他的坦率和博识，也知道他对中国的了解还欠火候。比方说，并不像他说的那样，中国人都不知道朝鲜战争的真实过程，都不知道苏联大肃反和《古拉格群岛》，都不知道二次大战初期苏德的复杂关系和美国人民为抗日所做出的牺牲，都迷恋于日本电器法国香水和美国牛仔裤,都以为美国人个个腰缠万贯挥金如土谁见了都可以揩油，都鄙薄农业而敬仰人造卫星以为仪表闪闪那才是科学……说实话，听到这些一孔之见，尤其听到这些话引起蓝眼睛的哄笑，我总是有一种越来越增强的恼怒，对他毫光熠熠的眼镜片越来越无法容忍，终于正色插嘴：
“Only some of them(只是某些中国人）！”
那一刻我爱国爱得十分豪壮，也爱得有些孩子气。其实,大多数蓝眼睛对中国大多没有恶意，包括彼尔。他有时还是弱点自知的,在华盛顿见面不久就把检讨作在先了：“我的缺点就是人之患在于好为人师。”
我同他开玩笑，叫他“美国倚”。
他嘿嘿笑着对,我是个美国佬，洋鬼子。打倒洋鬼子！”
这位洋鬼子毕业于耶鲁大学，在非洲和台湾教过书,又旅居中国大陆三年。妻子是一位湖南妹子，姓吴,个头小巧,心性机敏而温柔，厨房手段却不怎么够段数。我与彼尔和张先生分手，独自先行赴明尼苏达州时，就是她那一头朴素的短发和一口湖南话在机场接我。从她口里，我得知她原是一位护士，因学英语结识了彼尔。一开始朋友和家人都反对这门婚事，她自己也犹豫再三,怕沾上找洋人骗钱的恶名。但扛不住彼尔离开中国后三天两头写信恳求，一年后又风尘仆仆专程飞往中国……
她说这些的时候，我们正坐在彼尔家门前的草坪上。深蓝色的晴空中，一束白云从天边向头顶飞撒过来，拉成丝丝缕缕的诗意。屋后一大片绿莹莹的林子里，小溪流着夕阳，有什么鸟在明尼苏达州的深秋里种下一颗颗好听的叫声。
我决意到彼尔家里小住几日，是为了看一看普通的美国乡村，呼吸一下美国家庭内烤面包的气息和主妇们的唠叨。这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家庭。父亲在美国驻欧洲空军中服役多年，现领着退休金又开着一个并不怎么盈利的家具修理小店。他腰板很直，纤纤瘦腿拖拉着笨重的大皮鞋,很少讲话。’常常不知他到哪里去了，回头一看，他还坐在桌子那一头，从眼镜上方投来微微带笑的目光，触抚着属于他的老伴和儿女。目光中的满足和慈爱，使人不能不联想到美利坚初期青铜色的清教，还有新教教堂里的管风琴声。
根据家庭禁烟宪章，他常常起身捶捶背，偷偷地去车库或工场躲着抽上一口烟。他很高兴以我为烟友，还引我参观他集邮一般收集起来的各种工具。他送我一把自制铝尺，还有他的名片，盖有“华继班”印戳。发现印戳没盖得很清楚，他蘸上印泥，哈口气，稳稳地垫住膝头再盖。
中文名字是儿子给他取的，取继承鲁班伟业之意。
彼尔的母亲很富态，极富同情心地唠叨一切。小吴说她预先得知我们要来，忙碌了好几天,反复向媳妇学习做中国菜和泡中国茶。她的晚年中有饭前祈祷的严格家规，有几大冰柜的自制果干果酱以及泡菜，还有对电视中美国小姐竞选节目的极大兴趣，堪称富有。
写到这里，我还想起了彼尔的弟弟，满嘴胡须的大卫。前不久彼尔寄来信和书，我回了信，竟忘了问候大卫。我不知道大卫现在是否还那样惧怕和憎恶妈妈所做的烧富瓜，是否还每天缩在乱糟糟的床上读小说到深夜,是否还经常去公路上蹬着自行车超越一部部汽车然后发出胜利的开怀大笑。我记得那天夜里从他姑妈家回来，我与他同车。风很凉,车灯楔破的黑暗又在车后迅疾地愈合。他扶着方向盘再次木讷地谈起自己的生活。他不愿意进城去，说比他聪明的朋友进城后也没闹出什么名堂。他至今没有女友，也不愿意去跳舞，就爱一个人照相，骑自行车。“没有什么不好，我很满足。”他盯着前面的黑夜深深。
我也忘记问候美丽的伊丽莎白了。哥哥说她是家里娇气的公主，假期回家一定得睡自己的房自己的床，说不这样就不像回了家——家嘛，就是可以使使性子的地方。要是客人占了她的床，她就赌气不回来。当时我听到这些忍不住笑了，完全感觉不到彼尔的那种不满，倒觉得撒娇的权力当然应该属于她这样的妹妹，属于她柔韧的下巴和大眼睛。我们应该祝福她，愿她永远能为一张床而赌赌气什么的。
明尼苏达，明尼苏达散发出泥腥气的蓝色大平原已经沉人地平线的那一边，在我迷蒙的记忆里渐渐蒸发。幸好，彼尔夫妇说他们今年可能来中国探亲，彼尔获得农学学位以后甚至还可能来中国定居。那么，他将成为再一次出现在我面前的明尼苏达么？
我常对彼尔说你坐下，你一站起来，傻高傻高的，就给我一种压抑感。”
他笑着，就坐了下来。
我总是嫉恨他身材的高度。
1986年12月
重逢
纽约这个美国东海岸的都会有点熟透了的感觉，砖墙和空气一块块滞重发黑，人面和商业广告拥挤不堪，汽车和行人都技艺纯熟地竞相抢道，哪怕把优雅已经装备到牙齿的纤纤淑女也决不心慈腿软，很少外地那种谦和礼让，一脚出去总是捷足先登，更不会对陌生人浪费丝毫微笑、问候乃至点滴目光。
地铁里每节车厢都被胡涂乱抹出昏话粗话鬼话一塌糊涂，堪称纽约“十景”之一。地铁线像根系一样钻入百老汇大街和帝国大厦之下盘根错节，于是就长出了地面上的树干和树枝——高楼疯长的纽约。
这一切已经很难改造。
我到纽约后给梁恒打电话，他是我的老同学，母亲又是我现在的近邻。这次我来美国，老人家托我给儿子捎来布鞋和衣料。
接电话是女人的声音，不用猜，是梁恒的犹太族妻子，中文名夏竹丽。她说她很高兴，知道我可能会来，说梁恒可惜不在家，到机场接金观涛去了。我同金先生有过交道，读过他一些文章，想不到他今天也到了纽约。
一个多钟头以后，有人叫我去接电话，这次是梁恒打来的。话筒里迸发出哈哈大笑，先是英语，后是中文，最后干脆成了倔头倔脑的土话：“……讲长沙话啰，好久没讲长沙话哒。你要是还不来，我就到中国Ke4(去）哒。什么事？谈判呵！国家体改委的邀请……”
他的声音一点也没变，腔调一点也没变，好像还发自太平洋的那一边，发自七年前湖南师范学院的学生宿舍里。
当时放暑假，他还留在空荡荡的学校，埋头写什么电影剧本。有时候游魂似的夹着一本大书，不知是游到什么地方去。或许是寂寞够了，他终于出现在我们寝室，两腿一钩上了桌，长长食指朝空中某个位置一指，嘶哑着嗓门说……文学吗？文学在人民那里！你们写小说，应该同搬运工交朋友，同乞丐交朋友，同流氓交朋友。别林斯基说……”他从衣袋里摸出压得瘪瘪的火柴盒，捎带出几根零散火柴和纷纷烟丝。他引用抄录于盒上的某段语录，出自莎士比亚或别林斯基，加强他令人肃然的人民论。
“我写作就是这样，想出一个词，一句话，就记下来。想不出，我就到河边去走，到菜地上走来走去。”他宣布。
我们谈小说和社会，谈当时讳莫如深的“四五”天安门事件，觉得很投机，立刻惺惺相惜。他兴奋得又是捏拳又是咬牙切齿。“痛快，痛快，太痛快了——烟?”我没有烟了，他便东张西望，溜下桌去四下里“打狗”（找烟头）。他屁股高高撅起，把一米八几的大个头残忍塞人床下，好容易，头顶着一朵花花的蛛网，喜不自禁地捕来几个烟头,剐去湿津津的烟纸，与我们共享烟丝。他又觉得肚子饿，在墙角咣咚哗啦翻找半天，才找到半瓦钵剩饭，把一根筷子一折为二，也没菜，就大口吞嚼起来。
几个钟头之前，他还邀请我们到他那间用高低床隔成迷宫般的寝室,钻进他那一角，喝进口咖啡，吃海鲜罐头，洋吃洋喝，使我们顿时觉得中国饭菜实在庸俗。现在，他能贵能贱，俗极则雅，把枯硬的饭粒也嚼得颇有风度。现代青年不就得有这种别扭吗？如同公众要吃要睡的寸候，他们偏不吃偏不睡，而公众不吃不睡的时候，他们就偏偏要吃要睡——这才是个性解放的别出一格！
他雄踞桌面咚咚弹起了吉他，唱起了歌，既有东欧革命歌曲的风味，也有《美酒咖啡》之类的港台伤感，歌声很有感染力。吉他技艺则宜看不宜听。
临走时，他拍拍我的肩膀，神秘地说告诉你们，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最近巳在上海召开。你们千万不能泄露出去。”
我愣住了。什么党？自由党？民主党？社民党？共产党（左派）或(正统）？……那时候中国小民一听到这些“党”就吓得舌头僵硬。
但他偏偏喜欢把话往狠里说，往心惊肉跳的地方捅。有一次他缺课好几天,据说是请病假，据说是去了黑龙江，回校以后向朋友偷偷宣布:“老子这次本想跑到苏联去的，可惜不顺手。”
后来才知道这些不过是玩笑，不可当真。
暑假过后，校园里政治气氛升温，他给我们学生会的壁报写稿，是一篇哲理小说，主旨是为四五运动翻案。这张壁报在湖南省第一次冲破禁令，批判‘‘两个凡是”，歌颂天安门事件，引起了连续几日人山人海的围观，算是一次不小的政治地震。连公安部门都派了不少人前来拍照和抄录，了解学生的情况。
接下来有北京的什么社论，政治气压骤然下降。据说梁恒对另一位壁报编辑匆匆忠告当心，你们改革派要翻车了。”
这位编辑对我说：“你看，改革派变一下就成了‘你们’，第二人称!”
我也对这第二人称恨恨了一阵。
其实，人际之间无须这样敏感，人总是人，即无须高估对方的美德，也无须夸大对方的弱点。岁月流逝,最终总是洗亮人们记忆中的一些亮点。有一次梁恒与某同学骑车外出，天热，同学的毛衣便夹在车座之后。偶然回头，发现毛衣不见了，便沿路找回去。一直找到天色渐晚，这位同学已失去了信心，说一件毛衣也就算了。梁恒却不罢休，见路边可疑的小孩，皆恶狠狠揪住其胸口，拷问毛衣的踪迹。若这一手不奏效，随即又绽开笑脸，掏出一元大钞，想诱出两个小良民来揭发藏衣的盗贼。他比毛衣的主人更顽强更勇猛更不要脸，最后几乎把沿街的房门一一敲遍，误了自己的事，还是没诈出毛衣的下落。
梁恒没有对我们谈过他的童年和家庭。直到他出国以后，我才从他母亲那儿了解到一些情况。他父亲原是报纸编辑，曾被打成右派，后来离婚，下放，身残，全家有一段辛酸的日子。父亲去劳改时，梁恒还在幼儿园，节假日小朋友被父母领回去了，只有他孤零零留在空旷的幼儿园内，同一位守园的老阿姨一起，度过昏灯下的长夜。他还不知道母亲已经离婚远走了。读小学的时候，班上的同学都戴上了红领巾，只有他因父亲的政治问题被排斥在少先队之外。他哭过，冲着父亲吵闹过，后来想了个办法，谎称自己有大篮球，使中队长羡慕不已，网开一面让他入队——他说他这是第一次学会“开后门”。
梁恒夫妇合著的《革命之子》一书，成了美国最早描述中国“文革”的热销读物。书中谈到了他的初恋:女朋友的父母权势赫赫，看不起狗崽子梁恒，禁止这门婚事，把女儿打得全身青一块紫一块。女朋友偷偷溜出家，最后一次去看他。两人抱头痛哭了一场。梁恒跪下去,把对方手上膝上的一块块伤痕全部吻遍。在那一刻，他知道自己是永远无法得救的贱民，只能用冰凉的吻，为自己的卑微为对方父母的凶狠为不公平的社会现实，向姑娘赎罪——这种情节相信让美国女人哭湿了太多的纸巾。
美籍教师夏竹丽在学院的晚会上跳过几回昆虫舞之后，梁恒就常常夹着外语书往专家楼去了。学校领导对这个爱情事件大皱眉头，也不批准他们结婚。他们就写信给邓小平，几经曲折，最终获得了邓小平的支持，得到了校领导的登门祝贺。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的时候，出入专家楼的梁恒已不常和我见面了。
一九八〇年秋，选举区人民代表一事引起学潮。刚从美国探亲回来的梁恒，成了学潮头头之一，领导学生静坐、绝食、游行示威，免不了还发生阻塞交通和冲击机关的事故。我当时去过现场，发现梁恒与另一位学潮头头陶×分歧。他感谢我站出来讲话，不赞成成立跨行业的组织，也深深担忧学潮的不断激进化前景。他一身尘灰壳子，从席地而坐的绝食者中钻出来，把我拉到一个墙角,扑通一声双腿就无力地跪在地上。他的嗓音已经嘶哑成气声，夹杂着浓重的胃气和橘子汁味，酸酸地灼在我脸上，盘踞在我鼻子两侧久久不散。“陶×是个流氓，流氓，骗子！他根本不是要民主！完全是胡闹！我要把同学带回去，带回去!”
我后来在凌晨发表演讲，成功劝返静坐和绝食的同学，应该说与梁恒的支持有关。
我在梁恒的另一本书《噩梦之后》中，发现他写到了学潮，但写得十分简略，更没提到当时他与陶×的分歧。是他忘记了吗？或者是不愿意伤害同学？但他记述了自己一九八五年初重返长沙时与陶×的会面，对陶×能够自由经商表示惊讶，认为中国的政策变化十分大。算起来，大概就是两位学潮首领重逢的前一天，我也去宾馆见了他。当时他比中国人穿着更朴素，去掉了长发，刚剪的头还露出一圈青青边沿，长长十指倒白皙得特别触目，像是异乡幽暗岁月里开放出来的一朵白菊，在我面前招展着神秘的含意。
我问他这些年在美国可还混得顺利。
他说好歹也算个中产阶级了。
我听说他初到美国时也很难，不怎么讲话，跟着洋老婆跑了好些院校，最后才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学籍，边读书还必须边工作。他在中国读本科期间就不是老实学生，进考场常靠夹带术化险为夷。美国何尝就没有让人心烦的枯燥课程？但梁恒没说这些。
我问他回国来干什么。
他说打算写一本书，介绍中国的改革，促进美国对华的了解和投资。“我现在是共和党员。民主党对中美关系几乎没什么贡献。我愿意为中国做些事，与中共互敬互惠地合作。哦，你是共产党员吗？为什么不是？我看你应该入党。”那神气好像他倒是大洋彼岸的共产党书记了。
我提到他参与“中国之春”的事。
“过去的事情啦。”他笑着解释，“当时我刚从国内出去，火气很大。这两年经过痛苦的自我调整，才找到了现在的路。”
“同他们闹翻了?”
“也算不上闹翻。只是现在没有任何关系。我也不愿意评论他们。”
他和妻子没在长沙过春节，就去了湘西和贵州。《噩梦之后》一书就是这次重返中国的总结，充满了对国内改革的赞许和希望。书中用了很多中国现代俗语，对“内地人”、“高干子弟”、“万寿无疆”等都作音译，中国通的气派和材料的权威性，想必会使英语读者刮目相看。这本书连同更为畅销的《革命之子》，使梁恒在美国名声大振，他主办的刊物也得到几个大基金会的优厚赞助。
电话联系上以后，梁恒第二天来我的住处，请我吃饭，顺便带我去看他的办公室。这是临街一栋民居的地下室，窄阶窄门，不显山不显水的。三四间房子里成天开着灯，感不到昼夜的交替。有人正在用电锅做饭，另一个在沙发上睡觉的人见来了客，就进里屋去重新开铺。他们就是刚来美国的几位中国访问学者，暂时寄居在这里，省着饭钱和宿费。
梁恒很忙碌，话题从一个跳到另一个。一会儿说老兄你混得不错;一会儿说纽约比外地就是不一样连人走路的步伐频率都高得多;一会儿说他住在好社区但纽约太拥挤多数人没有汽车也没有院子;一会儿说他主持的基金会想在北京建立机构以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一会儿说香港的大众舆论太浅薄我们必须开辟美国与北京的直接资讯渠道;一会儿又说我的方针是“深研究广交游悲观进取”无论参众议员商人文士流氓我全交往……正说到这里，杨小凯来了，也是位湖南人。我们把梁恒的刊物讨论好一阵。
“你看，我实在太忙。”他似乎很乐意让我和杨小凯参观他的忙碌，又是打电话又是签字又是向手下人交代什么又是向几拨客人分别交换几句中文或英文的闲聊——包括指导刚来美国的同胞正确使用she和he。
“夏竹丽呢？当妈妈了吗?”我问。
“没有，我们目前根本不打算要小孩。”
“为什么?”
“business(事业)么。”
梁恒的business已经受很多中国留学生的羡慕。一个幼儿园里曾经无人领回家去的孩子，一个被排斥在少先队之外的学生，一头闯进美国，当新闻人物、当作家和编辑、当文化活动家等等,同各类人物都沾得上又全都分得手，终于有了地位、名声、钱——他请我在一家著名中国餐馆吃晚饭的时候，特地让我看看他的信用卡，据说是有种种特权的那种金卡。
他请我在金碧辉煌的餐馆里吃饭，重复社交场上千篇一律的看菜谱、碰杯以及餐后剔牙。但除了吃饭，我们还能做什么？还应该做什么呢？就像我以往见到一些久别的同学或朋友，在肃穆的办公楼，在偏僻的小镇上，在充满着药水味的病床边。我常常感到一种不知所措和不知所言的窘迫。面对着阻隔于昨天与今天之间的漫长岁月，我好像是来寻找什么的，见面了，却又发现找不到。我该叙旧么？我该打听么？我该重演往日的亲热和玩笑么？……我知道能做出来的都不是我要做的，能说出来的都不是我要说的——不是。我希望能找到的，我没法表达。
我只能吃饭。我看了梁恒一眼，注意到他也看了我一眼。尽管谈笑风生左右应酬，他眼中似乎也偶尔掠过一丝茫然。
我们都不是伟大和优秀的人，都清楚知道各自的弱点，但我们既然有过一段共同的经历，心里就埋藏下了一种让我们永远寻找的东西，也是永远也找不到的东西。即便在最平庸的人们心中，这种东西也在——它在不可名状的缄默中逐渐死去。
我们只有无奈。
纽约人用过了什么就扔，包括友人的重逢。我与他在纽约车水马龙的街头匆匆握别，期许将来的再聚，差不多就是期许将来的再一次吃喝，再一轮言不及义的交际化深刻或交际化潇洒。我很明白这一点。
我回到了中国，见到了梁恒的妈妈 位退休居家的老太婆。
看见这位头发斑白的母亲，我想起了梁恒在《噩梦之后》中,描写了一段生父与生母离婚多年后的重逢。那也是一次重逢。
试译如下：
父亲慢慢洗着澡，总算洗完了。我搀扶着他走向一辆出租车。这时我一眼瞥见妈妈走进了宾馆大门。一种解释不清的冲动，使我突然发现自己很想让他们互相见见面。“爸爸，妈妈在那边!”我激动地说，指着那位身穿暗绿色上衣的微胖的妇人。爸爸盯着我没能理解，仿佛迷失在梦中。“我的妈妈，”我急急地重复，“你不想同她说两句话？’’
没有时间容他思忖，他不由自主地顺从地点了点头。我飞快地跑向妈妈说了这件事。她看来极为惊愕和尴尬。她何曾料想过这样的会见？她脸突然红了，理了理一头短短的灰发和厚厚的上衣，说穿一件这样邋遢的旧衣，怎么好见人?”
经我催促，她慢慢走向停在那里的出祖车，弯下腰，朝打开了的车窗探过头去。“老梁，”她踌躇说，“你好。”
父亲看看她，嘴张着却没有说出一个字,只是攥紧久经磨损了的拐杖。在我看来，这一刻似有无限漫长。
虽然妈妈已知道他的肢瘫，但爸爸的残疾状态必定深深地震惊了她。“老梁，”她声音哽咽着，“你多多保重。”泪珠从她脸上流下来，她转过头去，无法往下说了。她快步走上斜坡进了宾馆，我也没有劝止她。我钻入出租车，坐在爸爸身旁，抓住他的手。
我们上了街，爸爸脸上是一片从所未见的茫然。“她的眼睛，”他最后说，“似乎不像以前那么亮了。”
“爸爸，”我失声叫起来，泪水阻在我的喉头，“整整二十五年哇!”
“对不起。”爸爸低声说了一句。
在驶往他家的余下时间里，他一直沉默。
梁恒的生母眼下就在我面前，拿着较低的退休金，却总不愿向出洋的儿子要点什么。前不久她还嘀咕着希望儿子与儿媳生一个小孩送给她来带养。我常常看见她麻灰色的短发，看见她挎着菜篮子在菜市场停停走走，在我的早晨和黄昏中一天天苍老下去，于人世间留下那朵幽暗岁月里伸展出来的白菊——远方儿子白皙的手。这位母亲给儿子捎去的布鞋，我在美国商店也看到不少，从中国进口的，极为便宜,根本用不着从国内捎去。老人家大概不知道这一点。~
但愿梁恒不会对妈妈说:纽约的布鞋也很好，也便宜。我想他不会说的。
1987年12月
记曹进
我再次见到老同学曹进的时候，不会提到一九七一年，以免看到他两柱直愣愣的目光和闪烁的泪眼。我知道，那一年在他心头太沉重了。
他下乡七年后回到城里看望亲人，奶奶见面就说她总是做梦,梦见他淹死了。而当天晚上，老人家就中风离开了人世。再未留下一句话。曹进给奶奶抹口腔、洗身子、换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奶奶的梦是什么意思。
大哥从湖北赶回家来了，处理完丧事,鼓动曹进小夫妇跳出湖南省华容县的乡下，到湖北去，据说那边招工的机会多一些。是的,华容看来是待不下去了，尽管曹进在那里干得不坏，带去了一大堆父亲的农学书籍，种了许多当地稀罕的花菜、秋黄瓜、芥兰头，让农民大长见识,还应邀去县科技大会上发言。但生活实在太贫苦。小夫妇借居一间外流叫花子留下的草屋，土砖被风雨洗得没有任何棱角，草顶薄薄瘦瘦的十多年未换过。漏雨，帐顶上要架木盆，屋内要开沟，连灶前炒菜也要打伞。新婚之夜他们顶着一被子雪花抱头哭泣。
他没把这一切向亲人们说过，但奶奶为什么总是梦见他被淹死呢？老人在夜深时也听到了遥远湖乡哗哗的风雨之声吗？
居然还有了孩子，是他娘在晒谷坪发作早产的，当时曹进挑着粪桶外出收粪去了。孩子在风雨天哭得更厉害，童年一开始就被草棚漏雨声蛀得千疮百孔。
是的，得去湖北把命运再赌一把。
大哥说:你们必须把孩子送掉。
知识青年要进厂就决不能结婚更不能有孩子，曹进对这些条文是知道的。父亲还戴着“右派”帽子在牛棚改造，家里的人都困窘得腾不出一只手来，小迈迈不送掉怎么办？或者是失去孩子，或者是三个人都无法得救，上天只允许曹进二中择一。他黑着一张脸，在泣不成声的妻子面前狠狠地调转头去，在外面寻到一户姓周人家，好说歹说，总算使对方同意收养孩子，条件也很简单:一是立下文书字据，以后永不反悔，永不向孩子泄露亲缘关系;二是得半夜把孩子抱过去，放一挂鞭炮，图个吉利。
我决不放鞭子。曹进沉下脸。
为什么？
会吓了小孩。
对方想了想，终于妥协了。那天夜里，曹进写好文书字据，注明孩子的出生日期，将其埋在小孩暖暖的怀中。他没让妻子去送，但妻子失神地用自己的衣给孩子再裹了一层。风很紧，夜色深深如海。大概三点钟的时候，他走到了空寂无人的长沙市五一广场。孩子醒了，瞪大清新好奇的眼睛，伸出小手，指着广场上玉兰形的街灯，呀呀叫了两声,表示他看见了灯，看见了灯是亮的。这是何等伟大的发现他有足够的理由欢乐。
父亲的胸口像猛地空去了一块，看不清道路的方向了。大哥连拉带推几乎是打架一样不让他回去。
他们终于被那条黑黑的小巷吞下，来到了那张熟悉的门前。大哥按照预约的暗号，敲了三下门，喊周奶奶开门，并催曹进把小孩放在石阶上。孩子突然恐惧地瞪大眼睛，盯着父亲，好像明白了什么。
“我最后听到的就是小孩的哭声，还有开门的声音，还有一个老奶奶的声音，装得很惊奇:哎呀例这就是最后的声音了，这些声音就是我的迈迈。”
他对我这样说，然后勾下了头。
小夫妻来到湖北省黄石，是一个没有家庭的家庭,维持着没有婚姻的婚姻。因为伪装成未婚青年进厂，学徒期间也不得恋爱，于是两人没有房子，也不能公开交往，甚至不敢写信，只能偷偷摸摸地见面，饱尝地下工作的滋味。加上一个厂在城西，一个厂在城北，有时约定在舅舅家的“联络点”相见，也只能于主客济济的客厅中遥遥相望，两心相知。忽断忽续的视线似有无限遥远。
事情还是暴露了。曹进的二哥也在黄石，不幸患精神病住进医院，而医生竟是曹进所在工厂某干部的亲戚。二哥昏昏乱语的时候把小夫妻的关系全部抖搂了出来，厂里立刻要曹进写检查，追究他欺骗组织的错误。好在两人的表现都还本分，未受到更多的处罚。
即便如此，他们也暂时失去了组织家庭的决心。他们不敢亲近，不敢要一张双人床，更不敢再要一个父母无法抚养的孩子。
曹进不知道迈迈在周家过得怎么样。父亲拉提琴，父亲作曲，都是献给孩子的音乐，但孩子已经听不到了。
一直到双双调回湖南省湘阴县，在一家五金小厂做工，他们还是突得没法养第二个孩子。厂里收留了社会上一些修锁的、修秤的、刻图奪的、搞石印的，还有些不知道干什么的闲杂人员，像个大荒货摊子，根冲无法安排曹进这个刨工。让他去跑采购，他根本不是这块料，半年时_没购得一寸铁，钱倒亏了一大截，每月工资扣得只剩五元，会计也不结他报销出差补助费。
他知道妻子在偷偷变卖衣服，知道妻子把这一切瞒着不让他知道。他摔茶杯，连连抽烟，半夜里突然惊叫着坐起来两眼茫茫。他担心自己也会发精神病。二哥有这种病，妹妹有这种病，据说外公早就是这样的，难道曹家是一个狂人的家族？而疯狂的遗传基因也要在曹进的血管里爆炸？
正是全国科学技术代表大会隆重召开之时,学界的耆宿和新秀劫后重聚，如坐春风，成了时代聚光灯下的人物。而在聚光灯外的暗影中，在一个小县城的五金厂里，曹进被公认为“没一寸用”的人，到哪个部门也没人要，最后被发派到临街一个小铺面，从修钟表和修单车的摊子之间挤过去，立在右边屋角落一架脚踏小牙车前面。镶牙的木头椅子太破旧了,据说有个武装部长臀部肥硕,曾把它一举坐垮。
椅子旁边，一个老头正在抠脚指头，望了曹进一眼。这一眼太冷了，曹进感到自己不是走进了一个小小修理店，而是走到了死亡的深深谷底。
桃爹，厂长要我来跟你学拔牙。
桃爹“嗯”了一声，没请对方坐，依然在脚指头里探索。
曹进看了看那张木头椅子。他刚才在县邮局门前的阅报栏里逐字逐句读完了全国科技大会的报道，他不知道这张可怜巴巴的木椅向他迎面推来将意味着什么。也许是命运的最后一次机会？也许是灭顶之前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为了自己不至于发疯，他必须抓住它，从这里开始！
他读完县书店仅存的一本《口腔内科学》，又请假自费到长沙口腔医院瞟学，才知道牙医不光是拔拔牙就行，才知道口腔诊室应该宽敞明亮，应该有白大褂和很多器具，非一辆脚踏小牙车可以同日而语。诊室里病人进进出出，一颗颗病牙浄狞地跳进白色盘子里。一位大夫对他摆了摆下巴，交给他一张纸条，要他去缴费。他问给谁缴费。大夫说这孩子不是你的吗？——牙科椅上正坐着一个小男孩。
他慌了，退了一步，说不是不是，搞错了，这孩子不是我的。
那你是干什么的？白口罩上有一双审视的眼睛。
我，我想看看。
有什么好看的？出去！
我求求你。
不要我多说了，出去！
他脸红了，结结巴巴，苦苦地请求，说自己是一个自学牙医的青年，从老远的地方赶来，决不会妨碍谁，决不会让人讨厌。他除了学牙医就没有出路了。家里的衣物都快卖尽了，但他还是自费想来看看……
白口罩上的眼光没那么凶了。
后来才知道，这个戴白口罩的叫周德保，刚从部队转业回来不久。他看见曹进居然把他的补牙手术看懂了，有些高兴，想了想，说他第二天还可以来看，不让院里头头们知道就是了。
曹进边看边记，一连几天都是这样。这一天，下大雨，曹进淋得一身透湿走进诊室，周德保显得有些吃惊，说你还是来了？快去换衣吧！说着又顺手给曹进送来一把椅子。
有位副院长终于知道了这一切，极为生气。他听说周德保星期天居然让一个外人跟着他值班，穿着其他医生的白大褂，居然让他动手干，简直岂有此理。便把周德保叫到走廊里，狠狠地训斥了一通。
周医生性子很倔犟，脸红脖子粗地对着嚷:他是我亲戚，我就是要让他学！
你要负全部责任！
把我开除吧，老子不怕！
他把诊室门砰的一声关上，对曹进恶狠狠地说:你不要走！
一个月的瞟学结束了，临别时周德保送给曹进一个口镜、一把镊子、一支探针。他说这是湖北医学院一位教授送给他的，现在就转送给曹进，留个纪念吧。这些天，他照顾得不周到……
曹进竟然一时找不到表示感激的话。
精神病人的幻想、狂放、痴迷等等，与创造性的天才也许只有一纸之隔,因此古今不少艺术家常有疯癫之嫌。一旦改换了某些外部条件，一旦调整了某种心理结构和行为机制，魔力即成神力。我怀疑曹家过去屡屡出现精神病变的潜在基因，一体多面，一物多用，在曹进身上辐射出了创造的光辉。他性情孤僻，想人非非，又极易暴躁，自己还是个刚调进县中医院的小工，还没怎么学会装假牙，就向刷新牙科医学的高峰投注了目光。他继续卖衣，卖录音机，卖洗衣机，最后卖掉了自己的裤子。因为怕被熟人看见不好意思，他就跑到码头上流动人员多的地方。一条呢子裤卖/V元钱也许太便宜了，乘客们都投来某种打量小偷的目光。但他不怕，手掌捏住钱就高兴异常。他太急需钱了，首先是购买书刊，其次是购买邮票，包括给日本牙医专家寄一封超重信就得五元多，能不需要钱吗？
诊室改装也要钱。墙壁色彩应该刷淡绿色的，这种色调能减轻病人的恐惧感。窗帘得请妻子赶快缝制，贴上五彩缤纷的剪花，可使儿童多一些新奇而少一些紧张。他业余乐手的经历还帮助了他，在医院试验音乐疗法。他自己灌录磁带，对易躁好动的病人，放宁静的《山泉》、《假日的海滩》;对沉郁苦闷的病人，放热烈的《英雄交响曲》、《刘海戏金蟾》；对混合型的则用《梁祝》呈示部和尾声，优美的中板。他几乎凭直觉就认定，声与色的环境有助于治病。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不够用了，系统综合观的生理——心理——社会新医学模式，也许才是牙科学的光辉前景。
他写的关于牙科心理学的论文，虽得到心理学教授陈孝禅的首肯，但口腔学教授刘蜀凡依然严格几近苛求，只是说可以试试看。另一位口腔学教授柳树嘉老太太更是断然否定:你的数据呢？恐惧感也好，紧张感也好，怎么测定？怎么定量分析？你学过数学没有？你知道什么是科学？
曹进有点发慌。是的，他现在的慌乱和畏怯，就根本无法数据化地自测自知，还心理学什么？
他曾经登门求教于柳树嘉，这位慈眉善目喜爱宁静的老太太，当时神色淡淡的，没怎么多说。而现在她的当头棒喝更使曹进突然感到天地一片灰暗。
曹进的二哥，此时已经病愈工作了。似乎是一种神秘的因祸得福，他记忆超常，精神强旺，与弟弟对坐夜谈，谈音乐，谈建筑，谈园艺学，谈哲学和数学，谈系统工程，又给他引见有关学科的老师，鼓励他干下去。终于，《大众卫生报》报道了他心理疗法的成绩。他大加充实修正了的音乐疗法论文，在全省有关研讨会上得到宣读，获得了特别热烈的掌声。他看清了，带头鼓掌和鼓掌到最后的人，竟是柳树嘉！
柳老太太上来笑着说:后生可畏呵。
刘蜀凡教授也当场表示要推荐这篇论文到大刊物上去发表。
正是这位柳老太太，后来听说曹进的妻子小李失业，无法自费进修牙医,便扶着拐杖颤悠悠地爬上口腔医院四楼,背着小李代缴了一百五十元进修费。进修结业以后，小李回到县里仍然找不到工作，老太太又汇来两百元，还附上一信:这不是施舍，只是支持你们小两口学习，你们要是不收，以后就不是我的朋友了。
这一年，曹进的妹妹患精神病终于在湖北逝世，需要资助安葬费。但曹进家贫如洗，又不敢把噩耗告知父母，担心他们受到剌激。曹进走投无路,只好硬着头皮赶到长沙敲开了柳树嘉的房门。
钱？老太太二话没说，立即取出一百元。
不，我不要一百，只要五十。
你都拿着吧。
不……我还不起，我还不起的。
这孩子，我不要你还的。
曹进鼻子一酸，扑通一声，平生第一次给人下跪了。他哭妹妹，也哭自己，哭自己无法还清这一百元钱。
这孩子，你不要这样，不要哭呵。
柳老师，你让我哭，让我哭。我无法在父母面前哭，我要在他们面?
前装笑脸。我只能在你这里哭。我哭了好些，不然我担心自己会走上妹妹的路呵。
四
妹妹永远也走不出死亡谷了。
她给过曹进种种帮助，让他专心学医，自己却心力交瘁，无法走出黑暗的谷底。
她到底是怎么死的，曹进和他的亲友都没说得很清楚，而且说法有些不一，似乎小妹是曹家历史上的一段空白。据说她婚后老是想回湖南，有时候喃喃自语念着曹进的名字。曹进和她要算最为亲近的了，两人年龄相近,小时候总玩在一起，也一同去铁路边捡煤渣。下雨了，曹进背她回去，不小心滑倒在地，两人就滚在一团，还咯咯咯地笑。她是去寻找那种笑声才去敲舅妈的门吗？妹郎就是这样说的。那天她又去找舅妈家，敲了半天门没开，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她回到家里以后就出事了，就胡言乱语起来了。
她摔断了双腿。
曹进来到病床:你还认得我吗？
认得……你是毛哥。
曹进抱着妹妹放声大哭，妹妹却出奇的平静，喃喃地说:毛哥你莫哭，我眼泪哭干了，没有泪了。
以后的半年,曹进天天盼湖北来信,但又怕收到信，怕信封中跳出他不愿知道又终会知道的事情。他发疯似的看书和工作，最担心没有病人或病人不多，担心自己闲下来就会胡思乱想。他下了班还去社会上从事牙病普查，一心用忙碌来排挤恐惧。他甚至不敢听音乐了，更不敢唱歌了，因为一听到歌声就会想起妹妹。想当年妹妹歌唱得多好，军队文工团还开车上门来招她去当演员呢，只是因为父亲的“右派”问题才告吹……他后来还知道，正是他这一段不敢唱歌的时候，妹妹却在临终前拼命地唱歌，唱着自己曾经风华正茂的岁月。
曹进告别柳树嘉再赶湖北时，妹妹已经走了。床板下到处是融化了的冰水，湿淋淋的。花圈很少，人们似乎无法对一个久病的疯子交出更多留恋。只有曹进扑到妹妹身上，跪在浸骨的冰水里，把他满肚子话都向妹妹讲了。上天有眼的话，该死的是他而不是妹妹，曹进兄弟四个，死他一个不要紧，不要紧的。而妹妹是家里唯一的女孩，才三十岁哩。老天为什么要向这棵嫩苗苗无情下手呢？
他把被子上一些糠灰细细抹去，帮妹妹梳理头发——很多年前他与妹妹同去拾煤渣，就是常给妹妹洗脸，常给妹妹梳头的。
“妹妹走了，我们家就再也没有音乐了。”曹进对我说,“我想念我的外甥，我的兄弟也许会忘记他，但我忘不了。医院发的营养费，我一个个攒下来，瞒着爱人，做了棉袄，买了毛衣，寄到湖北去。只有这样，我才能让妹妹安心。”
“我要是不能被她信任，她还信任谁呢?”
停了停，他擦擦眼睛，目光凶狠狠地盯住地面。
五
龋是一种文明病，欧美曾不胜其扰，而现在第三世界也笼罩着这一巨大阴影，有的国家龋患率高达百分之九十。
类似的文明病还有心血管症、脑血管症、结石症等等。文明病在战争和饥荒年代出现极少，却与安定、繁荣、酒足饭饱、高楼大厦等等结伴而行，似乎是顽固地警示着人类的某种局限性。中国的农民以前没什么东西好吃,现在更多的人有吃有喝却焦虑自己没一口好牙。儿童龋患面也在迅速扩展。世界卫生组织(WHO)频频警告，将龋列为全球三大疾病之一学者们注意到茶叶的防龋作用，部分中日专家曾大声疾呼恢复饮用防龋效用最强的粗老茶，却无法阻挡日益精软细的饮食新潮。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找到茶叶防龋的新路子?
曹进在二哥的帮助下，通过国际联机检索，查考国外相关情报，又对湘阴一、二、三、四号茶分别进行细菌试验，终于找到了自己独特的攻击点，参加了这场防龋大战。他一路进击，频频告捷，于是省府拨款，专家们激赏，论文在日本发表，香港学者要求合作。为了要一点设备和资金，他冒冒失失的一封求援信，居然把全国口腔学会主任、国家卫生部？及省卫生厅的头头都推动了，医院里的领导和同事也向他伸出了援手。到最后，出国访学的机会向这位初中生敞开大门。
他东奔西跑，忙得更加不管家务了，也全然不知家里的物品收藏。好在李雪梅是个富于牺牲精神的主妇，毫无某些新潮知识女性那种流行性的迷失和惶惑，认定了自己就是要持家，就是要帮助丈夫干事业，给了曹进稳定而可靠的后援。也幸亏李雪梅终于有了工作，结束了他们卖裤子的日子。在丈夫的鼓动之下，李雪梅赌了一口气，买了几件漂亮的新衣，下决心狠狠地穿它一番——她忘不了自己那贫穷而缺乏色彩的青春年华。
小两口只是依然惦记着自己的第一个孩子。曹迈，不，他现在姓周，已经长得好高了。为娘的偷偷去过周家几次，躲在小街的角落，视线不断被行人车辆隔断，远远看自己的孩子同其他小孩玩耍。孩子的鞋带散了，湿津津地拖来拖去，她想去给他系上，但不能够。她害怕孩子眨着酷似她自己的眼睛问她:你是谁？
小周似乎也渐渐明白了什么。周家开通地允许母亲去看他，但孩子不知为什么不愿意见母亲。有几次，李雪梅厚着脸皮赖在那里等饭吃，心想孩子总会要回家吃饭的。但饭都等凉了，门外空空荡荡，孩子还是躲在外头不露面。她只好踏着月色孤零零地回去。
周家是做工的，管教孩子不大细心。周迈在这种环境里野惯了，书读得不好，后来顶职进厂，又不太安心工作，几个小钱在几单小生意里打了水漂，几年下来竟一事无成。曹进对这点特别生气，在孩子终于来认生父生母的时候，他暴怒多于怜爱，目光刺得孩子一阵阵哆嗦:你，不是曹家的人！
儿子似乎明白了，他确实不姓曹，不是曹家的人了。
他从此很少再来曹家。据邻居们说，有次他来到了楼下门口，踌躇了一阵，又骑着单车莫名其妙地跑了。
也许，曹进家楼下从此经常有一颗踌躇的灵魂，悄然来去。
曹进的第二个儿子也长大了，爱国画，爱体育，还经常同父亲讨论些深奥问题。但父亲对他也很不满意。这一天，孩子放学回家，说学校没有发还考试卷子。他不知道父亲已去过学校，知道他撕了卷子，想隐瞒那个很不理想的七十八分。
你扯谎，你还敢扯谎？
是没有发卷子嘛。
曹进一个耳光扇过去，孩子便轻飘飘地扑向一边，鼻血飞溅，在墙上留下一长串鲜红的花朵。
李雪梅扑了上来，攀住了曹进扬在空中的手，把丈夫拖到另一间房里，哭着跪下去，求他不要再打了，不要再打了。她从来不下跪求人，让她就求这一次吧。
曹进也哭了。
我不想打他，我是忍不住。现在这么好的条件，他还不好好读书，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们那时候有什么书读？我初中没读完就被逼着退学，下农村，饿肚子，在漏雨的草棚里哭泣。我在北京的时候，站在北医大的门口，看见学生进进出出，只能一个人偷偷地伤心。就因为那时候不能读书，我至今没有文凭，做死做活又能怎么样？我有权利要求落实政策吗？有权利得到技术职称吗？人家取消我越级晋升的资格，我能怪谁？我负责的课题组里都是有高级或中级职称的人，但我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算，我说话他们信吗？我是忍不住呵，忍不住呵
门开了，孩子跑进来，一把抱住父亲哇哇大哭。
一家二口，默默地流着泪。
1987年12月
近观三录
题解
近年来我不常见作家。因为作家们相见，大多爱谈文学。而文学如镜花水月，很难用词语和理论来解说，差不多一谈就是要错的。我自己就一次次这样后悔。那么互相打哑谜绕圈子斗机锋吧，又太累，因此还是不谈或少谈为好，不见或少见为好。
更重要的是，世上很多东西宜远看而不宜近观,有些作家便是。
我们读其作品，以时间与空间相隔，算是远看;结交其人,当属近观。有些作家如月亮,远看皎洁可人，一旦进入近距离细察，月球表面的坑坑洼洼乱石荒沙难免让人失望。有些作家则如太阳，我们遥遥承领他们的光明和温暖,但谁想去接近他们，便无异于投火。他们内心猛烈焚烧的智慧和节操，可以灼毁接近者的尊严，烧焦接近者的才具，因此他们在周围留下的常常不是盲从便是怨恨——虽然太阳的本意也许并非如此。于是，我们这些芸芸众生还是远离月亮和太阳吧,我们从作品中享受他们惠赐给大地的昼夜和春秋，不是已经够了么？
一九九一年秋我去巴黎参加一个国际作家会议，因此机缘认识了一些作家，又经历了一次近观的冒险。
以上稍微说得多了些。
班·哲伦
这位摩洛哥血统的作家获一九八七年法国最高的文学奖——袭古尔奖。我见到他完全是一种偶然。那天我与从出版社出来，顶着塞纳河边的阳光，觉得有点饿也有点累。说这圣?米雪拉广场附近有一家老字号的咖啡馆，很时髦的，文人雅士都爱去光顾，你愿不愿意去看看？这样我们就去了。
咖啡馆十分热闹，人满为患,座位皆狭小。我们把腿小心翼翼地依次插入难得的空隙之后，肩与背后和邻座的陌生人摩擦挤压了。A突然站起来，朝我身后的某个地方打望，说她发现了一个人，是十多年没见的朋友。她朝那边挤过去,片刻后又从那边挤过来,身后就跟着这位哲伦大哥。这位阿拉伯汉子个头魁伟，未刮胡子，麻色胡子便朝整个脸上猖狂蔓延开去。身上是一件廉价的化纤羽绒衣，领口和袖口各有一圈黑色污垢，脏得有点出格。手中一份小报证明着他的悠闲。他说话很沉缓，喉音很浑厚，眼光老是越过我们投向大门。我第二次在咖啡馆与他见面时,发现他仍保持着目注大门的习惯。也许，这位客居巴黎的作家是在等待什么人？在期待通向世界的大门口发生什么奇迹？
后来我在归途中读他的《神圣夜晚》，才理解了他的孤独。他也许就是自己笔下那个总是在暗夜里的孩子，把目光投向亲人们消失的大门。
他问了一些关于中国文学与出版的情况，在第二次见面时，还送给我一本中文版的书，是台湾翻译出版的。他说台湾没有给他稿酬，而现在他没有职业，完全靠稿酬为生。那一刻我颇为他抱不平，并分担着台湾出版者的羞耻。我立刻送上我的法文书,摩拳擦掌想为他做点什么，热情参谋他访华以及在中国出版著作的打算。在海南一家杂志上发表他的短篇小说，也基本上有了定案和把握。他笑了，拍拍我的肩膀，然后起身告辞。他把账单翻过来瞟了一眼，摸出几个硬币叮当搁在桌上一一在三份咖啡中他只付了自己的一份钱。他毫不含糊，把你我他的责权利分得清清楚楚。
艾特玛托夫
当我还是文学小青年的时候，对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崇拜得一塌糊涂。他的《查米莉亚》、《包红头巾的小白杨》等作品烂熟我心，有些精彩段落我甚至可以背诵如流。后来我眼睁睁地看着他越活越伟大了，《断头台》等长篇新作在苏联推出简直隆重如节庆。有次我从报刊上读到，他居然把戈尔巴乔夫及国际上一帮思想文化界名流邀请到他乡间别墅去，讨论新思潮、太空时代及全球和平，其胸怀和见识真是何等了得。
尽管我常常觉得他的言论大而不当，也太时髦，但最终还是怀疑译者没有译好，不忍削弱我对他的崇拜。
他也来巴黎参加国际作家会议。主持人报过发言者姓名之后，我发现他巳经显眼地就座在主席台边，浓眉大眼，虎背熊腰，至少占据了两个人的空间。他抢先发言，颇有点当仁不让的气派。但他穿着太考究了，而且总是挺着自己浑身的威严和深刻，如首长在接受部属的仰视。尽管大会安排了五种语言的同声翻译，他还是带来了自己娇小漂亮的女秘书和女译员，左随右从，前呼后拥——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总统委员会成员，苏联驻某国大使，文而优则仕，故有非同一般的权势和排场。
他首先谈及他的日文译者最近在日本惨遭暗杀，却未说明原委。接着阐述苏联文学及他的作品在世界上遭受敌意的排斥，目光凶狠地环顾四周。这多少使我觉得有点夸张。他老艾已经活得这般风光，如何还做出受迫害的姿态？《查米莉亚》之类是否值得敌对势力以暗杀方式来予以排斥，也大可存疑。他论述着翻译的重要，历数苏联政府促进翻译方面的诸多数据，历数苏联政府热情接待外国作家的诸多事实，与会议议题沾不上边，其口气也完全不像一个作家，倒像一个政府发言人。把常识当创见，把大话当妙语，渐渐引起会场上一片嗡嗡嗡的议论声，失望不满情绪在听众的眼中涨涌。连他的女译员也觉得尴尬了，译得畏畏怯怯并越来越偷工减料。但他竟无知觉，仍把工作报告作下去。他无视发言时间限制的自傲，最后使主持人忍无可忍，终于公开请他结束发言，闹了个大没趣，引起会场上一片笑声。
我出国前，作家王蒙曾请我向艾特玛托夫转达问候，并就未能接受对方邀请出任苏联《世界文学》编委一事作些解释和表示歉意。会议休息期间，我几次鼓足勇气也未能完成王蒙托付的事。对不起，我的脾气不好。我非常厌恶在苏联人连面包都吃不饱的日子里，去对某个挥霍公款排场十足的苏联官员主动献上笑脸，去说劳什子“你好”——我只是写了一个字条请别人转给他。
人们端着酒杯在三三两两聚谈。艾特玛托夫大使在角落里形单影只，没有什么人去搭理他。他可能再一次认为自己受到迫害了。
乔治·阿玛多
巴西作家乔治?阿玛多是一个不错的老头，年过花甲却很不服老地穿着牛仔裤和跑鞋，鹤发童颜,爱说爱笑，一头发白得晶莖雪亮，真是白得纯粹而高贵。他的太太据说是音乐家，给我们端来咖啡以后，听说我是中国人，立刻自告奋勇要为我们唱一支中国“土改歌”。她唱的是“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四十年前的歌词，仍被她唱得清楚准确。我愣了一下，只好将就将就:“对，算是土改歌吧，是土改那时候的歌。”
他们对中国比较熟悉，一九五二年就来过中国。一九五七年第二次访华，结识了艾青、丁玲等中国作家，但离开北京时他们已经不能来送行了，后来才知道他们全成了“右派”，受到严厉的政治整肃。一九八七年他们第三次到中国，照相簿上留有他们与很多文化官员的合影，有他在中国很多地方的留影。他们的女儿原拟与肖三的儿子联姻，后来阴差阳错，那小伙子成了刘少奇的女婿——这是他夫妇俩一大遗憾。
阿玛多喜欢中国，尤其喜欢昆明与西安。据他说，他有一次甩掉陪同人员，晚上偷偷潜人西安的小街小巷,看市民们怎样做菜，怎样吃饭，十分有味道。他说他也想学着做羊肉泡馍，可惜没有学会。
谈到法国，他的核心话题还是吃。他说下次见我时一定要请我吃法国饭，但千万不要去大饭店，要去小巷深处那种鸡毛饭和大排档，那里才有真正的法国饭。为了证明他所言不虚，他叽叽哇哇比画着说了一大堆关于菜名，实在难为了译员，使她一直在菜谱里挣扎奋斗，只差额头冒出汗来。老头看着她笑了笑，递给她纸巾，遗憾地说反正是十分好吃的东西!”
他是巴西人，基本上定居法国。是不是法国的饭店吸引了他？还是巴黎的文化开放度使他更方便关注全世界的饭菜？小孩子通常好吃。一个好吃者也许就是童心犹在的人，是生活中的幸运儿。这一天我刚与法国某作家深刻了两小时，每一个手势都操练着哲学与文学，练得有点精疲力竭。感谢同行者把我拉到这里来，与阿玛多老头谈吃，渐觉活络舒筋，怡然自得，身上有了几分活气。
几个月后，总统蓬比杜请作家们吃饭,我在爱丽舍宫聚会时见到阿玛多，与他握手和笑谈。他似乎完全忘记了请吃的许诺，只说他要送一本书给我，还说要去香港和东南亚旅游，然后去别人那里握手。这个狡黯的老头，还想把这一餐赖掉么？我暗暗好笑，心想下次专择个吃饭的时候去见他,看他怎么办。
当然,我还是更愿意在床头灯下走进他的《下流坯》，看他与同胞们一起，在殖民主义和专制暴政的压迫之下，如何屈辱、穷困以及疯狂，如何饥饿得眼珠发绿，放出绝望的光芒。
1991年12月
安妮之道
安妮?居里安翻译过我的一些小说，是法国汉学家中文学译笔最佳之很多法国读者这样告诉我。她还翻译和研究过沈从文、陆文夫、汪曾祺、史铁生、杨炼等等。如果说翻译也是创作，那么法国人心目中的这些中国作家已非真品，其实有一半是她的血脉，她的容颜。
最初见到她是在一九八八年的巴黎。她套着一件深蓝色的肥大布袄，驾一辆半客半货的灰色工具车，从弥漫着光流香雾的香榭丽舍大街上匆匆驶过，奔赴某个书店或某个讲演厅里的中国文学。三年后我在戴高乐机场再次遇到她，她还是穿这件衣，还是驾这辆车，依旧与脂粉这使人难以知悉——其实也使人容易知悉，她出身于巴黎望族，亲属中有一串让法国小民惊羡的科学院院士、内阁部长等等。而她本人也是最高学术机关——法国科学院的研究员。这种人不是最有朴素的权利么？
一九六八年人类理想主义的大年和热季，红色成了法国学子们的流行色。他们向资产阶级的政府大厦挥舞着拳头，高诵毛泽东的语录，声援中国与越南，打起背包走向工人农民的贫困区……安妮的丈夫皮埃尔向我比画着讲述他们当年的狂热。我怀疑安妮的中文学习，就是从毛泽东的小红书开始。
但她不喜欢中国的一些常用语，比方说“牺牲”。
她说，她从不愿意用这一个词。牺牲是什么？为谁牺牲？谁是享用牺牲的圣主？现代西方人不牺牲。她更能接受中国的另一些话，比如“道可道非常道”，比如“三个和尚没水喝”。
于是，我看出法国当年的红色，在“牺牲”这片透镜下,呈示出与中国红色不同的光谱。
她像不少法国人一样，有时谈论美国，就像谈论乡下某个突然冒出来的暴发户，而可口可乐，一般来说简直是浅薄粗野的赃证——虽然她如此诋毁友邦后总是礼貌地补偿一些对美国的赞词，但她谈论中国的古典哲学、中国的当代作家、中国的寺庙和书法、中国山民的耕耘和图腾仪式，眼里总是闪耀着非礼貌亦非职业兴趣的由衷欣喜，一次次朗笑之后，抿嘴低下头去，起身去干别的什么，会心笑意仍开放于嘴角良久——这种侧面最能焦聚她的美丽。
有一次，她还愿意学做中国菜，切了点辣椒，切了点蒜，在同西红柿斗争的时候差点切了自己的手指，紧张得脸一直红到耳根。她把这些东西煮成一锅，非中非西糊糊涂涂，如同比较文化热衷一些时髦论著。最后我按捺不住，说还是我来做算了。
她的英文也好，几度在美国当访问学者。但密布美国的卡拉OK令她好笑，美国人习惯于雇佣花工定期上门剪草浇花（此现象在法国大概也渐渐增多），使她不可接受。在她看来，自己动手是一种自尊，一种光荣和乐趣。她和丈夫忙碌家务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他们修整着绿茵小院，其实是清扫着培育尊严的精神净土。
她在中国最感不快的经验，是作为洋人处处受到的优宠，比方住特别的宾馆，在特别的窗口买车票，得到政府官员特别多的笑脸。这不啻对她的侵凌和侮辱。她情愿自己扛大箱也不让侍者来代劳，情愿两腿酸乏地排队也不去外宾窗口优先。她说有一次在黄山，她执意要住中国人住的旅店，与普通中国人接触，结果竟被警察反复盘查，大概认为她一敌特之嫌，图谋窃取有关黄山的情报。
这次,她来武汉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又与我见面了。大家同游长江三峡的路上，东道主安排外宾坐一辆有空调的豪华中巴，内宾则坐普通大巴。安妮没有表示抗议，克制着巴黎人喜怒均形于色的脾气，但说什么也要钻到大巴上来，而且很不巧，坐在震动最剧烈的后排座。车一出城，黄尘一浪浪扑入窗内，连中国人也啧啧烦言地捂鼻子抹脖子。但她不顾主人一次次规劝，坚持不回到豪华的凉爽和洁净中去。她在车壳子乒乒乓兵震耳噪声中,在尘浪的气味中，兴致勃勃地扯大嗓门，与邻座的黑发黄肤者谈长江、谈法国，甚至耐心地为某英语爱好者当口语陪练。满车男女都喜欢上她了。“这个法国妞，除了鼻子高一些，与中国人没什么两样呵。”有一老头这么说。
“为什么只注意我的鼻子？我的眼睛也同中国人的眼睛不一样，是不是？”她滋滋喜悦之余却有些不解。
船入小三峡，船重水浅，内宾们须上岸跋涉一段，安妮自然拒绝继续留在船上的优待。我知道，这并非她有行走癖，也不是有意克己矫俗。她是完全不赞成“牺牲”的。她只是把对社会等级的蔑视，对普通人的亲近，化作了自己的享乐。她的道与利欲已融为一体。
道不能止于理智。理智之道是一种自我强制，只是一种伪善者的勉强和造作而且常常伴有委屈感以及悲苦神貌,一有不慎，就会在利欲的爆发中灰飞烟灭。而真正的道是渗透骨血的。得道者们不觉得自己应该“做”什么好事，不以为自己做过什么“好事”，他们对每一个人、每一只鸟、每一棵树祥和欣悦的目光，纯属性情的自然。这种人出现在你面前，不用开口也不用行动,他们的眼睛时时向周围播染着愉悦、友善、充实和生活的自信，使你沐浴着无善无恶的大心之光。人们可以在一大群人中，毫不困难地把他或她辨认出来。
安妮用这样的目光，凝视着三峡群峰，眺望山那边的山，云那边的云，射向世纪末深不可测的蓝色天宇。长江在她脚下，黄汤奔泻，污浊了一切倒影，也把一切汽笛声淘洗成呜咽。她说得对，她的眼睛是天宇的色彩，与中国人不一样。
这一次，她送给我她女儿朱丽的一张画,汉文题目是“中国女儿”。画中人像朱丽自己，但也像她母亲，有一对蓝色的眼眸。
1993年12月
陆苏州
提起陆文夫，眼前便是一介江南秀士，于瓜棚下短篱旁独坐品茶，闲吮一杯明月的形象。我曾同他一起出访，每到热闹的去处便很少听到他言语,常常使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唯清点人头时，方察觉他那整洁但里面显得有太多空洞的西装,居然一直影随在我们身旁。若再细看，那清瘦的一张黑脸上，眼睛亮得刺人，默默泄露出他藏蓄心中的练达和智慧，使你暗暗一惊。
前些年听说他照看病重的女儿，较少写作，朋友均替他着急。他却不认为小说轰动一类虚荣比骨肉之情更重要，曾有一信与我：“人生就是一本大书，其中有些是字，有些是事。”这至理名言让我难忘。
他身为中国作协副主席，从不爱热闹,很少去北京，甚至不愿待在省城南京，一直守着他的苏州小院。我这一辈子不知是第几次极稀罕地见到他，是他在北京京西宾馆主持作协理事会，宣布发言都不能超过十分钟。他的一位老朋友刘宾雁发言超时了，他也敲敲茶杯照例警告，一点也不讲情面。不管发言者如何生气地拂袖而去，也不管台下有些什么人吵吵闹闹抗议他的刻板苟1政，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低头品茶如常。
这次见面，他依然是谈女儿，谈茶。知道我迁居海南，便问问我是否认某某编辑,某某警察，都是些海南的平凡人士，也是他的一些熟人。这绝不像某些文人，见面先来一番客套恭维的轰炸，来一套如何痛苦如何孤独的抱怨，然后满嘴大人物的名谓，一听见钱就眼睛发亮。谈寻常琐事，他也是淡淡的，其关切和友善，恰如香茗慢慢暖上你的肝肠。
他的《美食家》等已译成法文,其美食观也引起法国朋友的兴趣，曾邀请他去法国参加一次关于烹调的研讨会。据他说，粗茶淡饭是第一境界，贫境也;大鱼大肉是第二境界，俗境也;真正的美食家往往又回到粗茶淡饭，此乃第三境界，真正的美食雅境。我也是素食爱好者，自然觉得他的说法大得我心。
法国人常常自豪于他们的饮食文化传统，至少是看不起美国的麦当劳快餐。有次我走进这种快餐店，法国陪员惊惧万分拉着我往外走，说广怎么能在这里吃？这里只有狗吃的东西!”其诅咒不可谓不恶毒。但法国美食怎么样也没法征服陆苏州。他每到餐时便要寻找中国餐馆，尤其是寻找豆腐。饭前也必是清茶一杯而断断乎不能上花花哨哨的洋可乐。法国旅店一般都没有开水可供沏茶，实在是对陆副主席最大的身心迫害。后来有人借来一个电热壶，陆苏州一见大喜，立即放下手头一切事情，摩拳擦掌先沏了茶再说。并接连烧几壶开水，一一问我们是否需要——笑得极幸福极温暧。
后来的几天，我一回到旅店/服务台的小姐给房门钥匙时总是同时给我一壶开水。我开始不解其意，后来才明白，一定是她们从陆苏州那里得到印象，以为中国人个个都要开水，不沏荼就没法活的。
东坡先生说:不可居无竹。文夫先生则是不可食无茶。若与他茶座闲饮一夕，心态自然清静，至少可免俗三日，可除世俗难题带来的虚火少许。我年轻时在乡下一个茶场干过三年，居然没有培养出对茶的感情。倒是现在越来越喜欢饮茶了，这恐怕与文夫先生也不无关系。
1990年10月
母亲的看
母亲性格有点孤僻，不爱与外人交道，从不掺和邻居们的麻将或气功。不得已要有对外活动时，比如购物或上医院，也总是怀有深深疑惧。她每次住院留医，必然如坐针毡，又哭又赖又闹地要回家。不管是多么友善的大夫还是多么温和的护士，一律被她当成驴肝肺这些人么，我算是看透了，骗钱!”
她这一性格是不是源于一九六六年，我不知道。那一年，我的父亲正是被很多曾经友善温和的面孔用大字报揭发，最后终于自杀。
母亲不愿出门，日子免不了有点过得寂寞。幸好现在有了电视,她可以很安全地藏在家里，通过那一方小小的荧屏偷偷窥视世界。她看电视时常有一些现场即兴评议，比如惊叹眼下天气这么冷了，电视里的人竟然还光着大膀子，造孽呵;或者愤愤地检举某个电视剧里的角色其实是有老婆的，今天又在同别的女人轧姘头，真是无聊。在这个时候，你要向她解释清楚电视是怎么回事，实在是难。
她年轻时是修过西洋画和当过教师的人，眼下居然就难以理解明明白白的风雪，为何冷不了电视里的大膀子;也很难理解上一个电视剧里的婚姻，为何不能妨碍演员在这一个电视剧里另享新欢。
给她推荐一个新的电视剧，她很可能不以为然地冷目：“新什么？都看过好几遍啦。”但她很可能把某个老掉牙的片子看得津津有味，一口咬定那是新品出产。她所有新片中最新的又数《武松》。她承认这个片子以前就有，但坚信现在每一次看的都是新编。她争辩说，你去看看武松，你看么，这么多年了，他都老多了，有皱纹啦。
她这些话当然也没怎么错，而且有点老庄和后现代的味道。尤其影视业一些混子们瞎编乱造的艺什么术，我有时候细细看去，还真觉得新旧难辨，就不得不佩服母亲的高明。
武松算是我母亲心目中第一偶像。此外的电视偶像还有毛泽东、费翔、钱其琛等等，拼起来真是麻将牌的十三不搭，不知哪儿跟哪儿。这些偶像当然都是男性，只可能是男性，是一个妇人眼中的盖世英雄。我觉得她喜爱毛泽东的雄武和费翔的英俊还不难理解，对在任外交部长的了解和信赖倒有点出人意料。她一见到钱部长出镜就要满心喜悦念出他的名字，见到他会见外宾就有些着急，说这么多人又来搞他的名堂，他一个人对付好不容易呵，好不容易呵丨她突然问我:那个贩毛笔样的人是谁？是美国的总统吧？我一看他就不像个好东西。今天一个主意，明天又是一个主意。就他的鬼主意多。
我颇有外交风度地说，人家当总统当然得有他的主意么。
她撇撇嘴，恨恨地哼一声，没法对那个“贩毛笔的”缓解仇恨。一揪鼻涕上厕所去了以示退场抗议。好几次都是这样。
大约从去年起，她的身体越来越病弱，眼睛里的白内障也在扩张,靠国外买来的药维持着越来越昏花的视力。看电视更多地成了一种有名无实的习惯——其实她经常只是在电视机前蜷曲着身子垂着脑袋昏睡我们劝她上床去睡。她不。她执拗地不。她要打起精神再看看这个世界，哪怕挺住?一个看的姿态。但我知道她已经看不到什么了，黑暗正在她面前越来越浓重，将要落下人生的大幕。她尽力投出去的目光，正消散在前方荒漠的空白里。有一天她说那只猪在搞什么鬼?”
其实荧屏里不是猪，是一块巧克力。
在这个时候，我感到有些难受。
我默默地坐到她身边，知道她已经看不清什么了，也看不清我——她的儿子，一个长得这么大的儿子。
1995年3月
月下桨声
雨后初晴，水面上有千丝万缕的白雾牵绕飞扬。我一头扎入浩荡碧水，感觉到肚皮和大腿内侧突然碾压着冰凉。我远远看见几只野鸭，在雾气中不时出没，还有水面上浮来的一些草渣，是山上雨水成流以后带来的，一般需要三四天才能融化和消失。哗的一声，身旁冒出几圈水纹，肯定是刚才有一条鱼跃出了水面。
一条小船近了，船上一点红也近了，原来是一件红色上衣,穿在一个女孩身上。女孩在船边小心翼翼地放网，对面的船头上，一个更小的男孩撅着屁股在划桨。他们各忙各的，一言不发。
我已经多次在黄昏时分看见这条小船，还小小年纪的两个渔夫。他们在远处忙碌，总是不说话，也不看我一眼。我想起静夜里经常听到的一线桨声，带着萤虫的闪烁光点飘入睡梦，莫非就是这一条船？
我在这里已经居住两年多，已经熟悉了张家和李家的孩子，熟悉了他们的笑脸、袋装零食以及沉重的书包，还有放学以后在公路上满身灰尘的追逐打闹。但我不认识船上的两张面孔。他们的家也许不在这附近。
妻子说过，有城里的客人要来了，得买点鱼才好。于是我朝着小船吆喝了一声:有鱼吗？
他们望了我一眼。
我是说，你们有鱼卖吗？大鱼小鱼都行。
他们仍未回话，隔了好半天，女孩朝这边摇了摇手。
我指了一下自己院子的方向:我就住在那里，有鱼就卖给我好吗？
他们没有反应，不知是没有听清楚，还是有什么为难之处。
也许他们年纪太小,还不会打鱼，没有什么可卖。要不,就是前一段人们已经把鱼打光了——他们是政府水管所雇来的民工，人多势众，拉开了大网，七八条船上都有木棒敲击着船舷,梆梆梆，嘣嘣嘣，把鱼往设下拦网的水域赶，在水面上接连闹腾了好几个日夜。这叫做“赶湖”。有时半夜里我还能听到他们击鼓般的赶湖，敲出了三拍的欢乐，两拍的焦急，慢板的忧伤以及若有思索，还有切分音符的挑逗甚至浪荡……偶尔我还能听到水面上模模糊糊的吆喝和山歌。
第一先把父母孝，
有老有少第二条，
第三为人要周到，
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这些久违的山歌，只有在夜里才偶尔鬼鬼祟祟地冒出来。
我后来去水管所买鱼。他们打来的鱼已用大卡车送到城里去了。但他们还有一点没收来的鱼，连同没收来的渔网。据说附近有的农民偷偷违禁打鱼，有时还用密网，把小鱼也打了，严重破坏资源。
我的城里的客人来了，是大学里的一位系主任，带着妻小，驾着刚买的日本轿车，对这里的青山绿水大加赞美，一来就要划船和下水游泳，甚至还兴冲冲想光屁股裸泳。他说这里的水比黑龙江的镜泊湖要好，比广西北海的银滩要好，比泰国的帕的亚也要好,说出了一串旅涵地的名字，显得见多识广。我知道，这些年很多学校属紧俏资源，高相招生，收人颇丰,连他这样的小头头也富得买车买房，还公费旅游了妇多地方。
我们吃着鱼，说到有些农民用蓄电池打鱼，用密网打鱼。他痛心地说，农民就是觉悟低，一点环境保护意识也没有。
他还说来时汽车陷在一个坑里，请路边的农民帮着推一把，但农民抄着手,不给一百块钱就不动，如今的民风实在刁桿。
这种情况我以前也碰到过。
客人们走后的第二天，院子里一早就有持久的狗吠。大概是来了什么人。我来到院门口，发现正是那个红衣女孩站在门外，提着一只泥水糊糊的塑料袋，被狗吓得进退两难，赤裸着双脚在石板上留下水淋淋的脚印，脚踩还沾着一片草叶。
她是走错了地方还是有事相求？我愣了一下,好容易才记起了几天前我在水上的问购——我早把这件事忘记了。我接过她的塑料袋，发现里面有一二十条鱼,大的约摸半斤，小的只有指头那么粗,鲫鱼草鱼游鱼杂得有点不成样子。从她疲惫的神色来看，大概这就是他们忙了半个夜晚的收获。
我想起水管所干部说过的话，估计这女孩用的也是密网，没有放过小鱼，下手是有些嫌狠。但我没有说什么。我已经从邻居那里知道了他们的来历。他们是姐弟俩，住在十几里路以外的大山里面，只因为弟弟还欠了学校的学费，两人最近便借了条小船，每天晚上在这里打鱼。他们的父亲帮不上忙，因为穷得没有医药费，一年前已经中年病逝。母亲也帮不上忙，据说不久前已经走失了——人们只知道她有点神志不清，曾经到过镇上一个亲戚家,然后就不知去了哪里，再也没有回家。
我收下了鱼。在完成这一交易的过程中，她始终拒绝坐下，也没有喝我妻子端来的茶。她似乎还怕狗咬，说话时总是看着狗，听我说狗并不咬人，还是怯怯不时朝桌下看一眼，一见狗有动静，赤裸的两脚就尽可能往椅子后面挪。
“你很怕狗么？”我妻子问。
她不好意思地笑笑。
“你家没有养狗么?”
她摇摇头。
“你喝茶。”
她点点头，仍然没有喝。
她提着塑料袋走了以后不久，不知什么时候，狗又叫了，窗外橘红色一晃，是她急急地返回来，跑得有点气喘吁吁。
“对不起，刚才错了……”她大声说。
“错了什么?”
“你们把钱算错了。”
“不会错吧？不是两斤四两么？”
“真是算错了的。”
“刚才是你看的秤，是你报的价，你说多少就是多少，我并没有……”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责任。
“不是，是你们多给了。”
我有点不明白。
她红着脸，说刚才回到船上，弟弟一听钱的数字，就一口咬定她算错了，肯定没有这么多钱。他们又算了一次，发现果然是多收了我们一块钱。为此弟弟很生气，要她赶快来退还。
我看着她沾着泥点的手，撩起橘红色衣襟,取出紧紧埋在腰间一个布包，十分复杂地打开它，十分复杂地分拣布包中的大小纸票，心里有些过意不去。一块钱怎值得她这样急匆匆地赶来并且做出这么多复杂的动作？“也就是一块钱，你送鱼来，就算是你的脚力钱吧。”我说。
“不行不行……”她把头摇成了拨浪鼓。
“再说，我们以后还要找你买鱼的，一块钱就先存在你那里。”
“不行不行……”拨浪鼓还在摇。
“你们还会打鱼吧?”
“不一定。水管所不准我们下网了……”
“你弟弟的学费赚够了吗?”
“他不打算读了。”
“为什么?”
她没有回答，只是固执地要寻找一块钱。她的运气不好，小钞票凑不起一块钱。递来一张大钞票，我们又没有合适的散钱找补。就这样你三我四你七我八地凑了好一阵，还是无法做到两清。我们最后满足她的要求，好歹收下了七角，但压着她不要再说了，就这样算了，你再说我们就不高兴了。
她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浑身不自在，犹犹豫豫地低头而去。
傍晚，我们从外面回家，发现院门前有一把葱一位正在路边锄草的妇人说，一个穿红衣的姑娘来过了，见我们不在，就把葱留在门前。不用说，这一大把葱就是她对鱼款的补偿。
妻子叹了口气，说如今什么世道，难得还有这样的诚实。她清出一个旧挎包，一支水笔，说可以拿去给红衣女孩的弟弟上学，说不定能替他们省下两个钱。但我再没有遇上红衣女孩，还有那个站在船头为她摇桨的弟弟。有一条小船近了，上面是一个家住附近的汉子，看上去比较眼熟。从他的口里，我得知最近水管所加强禁渔，姐弟俩的网已经被巡逻队收缴，他们就回到山里种田去了。他们是否凑足了弟弟的学费，弟弟是否还能继续读书，汉子对这一切并不知道。
人世间有很多事情我们并不知道，何况萍水相逢之际，我们有时候连对方的名字也不知道。
我说不出话来。每天早上，我推开窗子，发现远处的水面上总有一叶或者两叶小船，像什么人无意中遗落了一两个发夹，轻轻地别在青山绿水之中。但那些船上没有一点红。每天晚上，我走在月光下的时候，偶尔听到竹林那边还有桨声，是一条小船均勻的足迹，在水面上播出了月光的碎片，还有一个个梦境。但我依稀听得出桨声过于粗重，不是来自一个孩子的腕力。
我走出院门，来到水边，发现近处根本没有船。原来是月夜太静了，就删除了声音传递的距离，远和近的动静根本无法区别，比如刚才不过是晚风一吹，远在天边的桨声就翻过院墙，滚落在我家的檐下阶前，七零落的，引来小狗一次次寻找。它当然不会找到什么，鼻子抽缩着,叫了两声，回头看着我，眼里全是困惑。
我也不明白，是何处的桨声悠悠飘落到我家墙根？
2004年7月
空院残月
有一个邻家的汉子很会种瓜，扛着锄头这里看一看，那里挖一挖，似乎没有做什么，但他所到之处不久就会冒出肥大的瓜叶，逢沟过沟，逢坡上坡,甚至翻越墙垣，尽情地蔓延和覆盖不知什么时候，瓜藤已潜游我家门前的路上，过不了多久，两三个南瓜居然憨憨呆呆地拦路把守，要收缴买路钱的样子，使我出入的时候得东躲西闪三步两跳。
“把瓜摘去吃吧。”他撑着働头，乐呵呵地冲着我笑。
“我家也有瓜。你种的，你留着“我一个人吃饱，全家就不饿，哪吃得完?”
既然他是一个人居家，那他到处种瓜做什么？是有种瓜癖？是生性闲不住？还是对世界上一切荒土闲地有开发兴趣？
他家离我家不远。我走出院门，同张家的人点点头，同李家的人搭搭腔，然后就能看见他家斜斜的院门了。我去过他家，看见他家里的算盘和几个账本，知道他是村里的会计，有时还到小学代点课，无论数学还是音乐，?都能教。我正巧看见五六个女孩子在他家排演歌舞，大概是准备学校里节日会演的节目。他一双赤脚，腿上带着泥点，头发眉毛皮肤都被阳光烧灼成了浑然统一的土色，却是一个努力投入艺术想象的导演。“我们的祖国似花园，花朵开放真鲜艳……”他边唱边舞，两手像扭着一条无形的毛巾，左耳边扭一下，右耳边扭一下，是一种挖土和挑粪般的舞蹈手势。
“下腰，下腰，你们看看我……”他还来了个上身后仰的示范，直到自己仰得两眼翻白，耳根都涨红了。
这位赤脚导演没顾得上陪客人。我与妻子在一旁观摩和喝茶，其实是喝着热水瓶里的凉水，巳经化不开茶叶。两只杯子也破旧凌乱，一只搪瓷大杯，一只粗瓷酒盅，是他刚才找了半天才凑齐的。这确实是一个主妇缺席的家。
听邻居说，刘长子的老婆到南边打工去了。听邻居喝了酒以后说，他老婆实际上也是人家的老婆，帮一个老板管家，还生了个娃，只是把赚来的钱一个不少地寄回来，供这边的儿子读书。我不太理解这种事，尤其不太理解人们说起这事时的随意和淡漠，忍不住想多问几句。“有什么奇怪？闲着也是闲着，就等于出去寻副业么。”一个妇人这样回答我。另一个老人笑了笑刘长子能怎么样？丈夫丈夫，只管得一丈远的。”他们转而说起了眼下学校收费的昂贵。照他们的计算，供一个孩子读高中，非得有两个人打工进钱不可。因此刘长子福气好，不仅自己可以代课，还有一个既挣钱又顾家的老婆，要不他儿子恐怕早就搓泥巴坨了——这是务农的意思。
我见过一次他那个似有似无的妻子。大概是知道村里有些说法，她从来没让我看到过正面，即便是在水边的菜园里相遇，她也是去看天上的鸟，或者弯腰去扯除什么杂草，是一个躲避目光的影子。从背影和侧面来看，她身姿绰约，而且有了都市生活的风韵，比方衣摆剪裁得很合身，比方衣履有细心的颜色搭配，比方腰身和脚步有一种用心的收敛，没有乡间重担压出的那种粗放散乱，不会脚步乱刮或者胯骨乱甩什么的。但她没有市井虚荣，回家来探亲，不打牌，不人酒席，日子都浸泡在汗水中，挑着粪桶一闪就没入瓜棚豆架。那一片繁茂绿叶的深处偶尔飘出嘤嘤低语，大概是她与什么邻居说话,但听不清楚。
她们隔着绿叶的帷帐说说家常，互相也不见人影。
她丈夫没有来帮忙。其实，她丈夫无法上地了，因为一场大病，撑着拐杖也偏偏欲倒，她才赶回乡下来料理。我不知道刘长子患了什么病，问起来，他只是笑笑，说得含糊。直到我看到他转眼间面容枯槁，头发眉毛渐次脱落，有明显的放疗和化疗迹象，才猜出他的病凶多吉少。他扶着拐杖，再一次冲着我笑笑:“把瓜摘去吃吧。”
“你自己留着吃。”
“我怕是吃不上了。”
“你不要灰心。听我说，得这种病的成千上万，其中不少活过了十年，甚至二十年，天天扭秧歌或者踢足球的，也大有人在。你一定要心情开朗，积极地与医院配合。”
“什么医院？明明是拦路抢劫的土匪。”他目光发直，两个眼珠挤成了一个斗斗眼，“一个疗程就要我八千，要在我身上开金矿么？”
“有什么办法呢？病在你身上，还是要治的。”
“我决不给他们吃冤枉!”
他看了看天边的风景，回家做饭去了，转过身，喘了几下，拾起了身边的几根豆角，又喘了几下，缓缓挪动了步子。我忙上前去扶住他，问他妻子为何这么快就走了，为何不留下来照料他。
“家里也没有多少事，不用她天天守着。”
“多个人手总是好一些。”
“守着我，能守得出钱来?”
他说明它就要考大学了，然后缓缓地朝夕阳走去。鸟雀正在归巢，水边的老牛正在回家，家家户户的炊烟都升起来的时候，他孤独的剪影定格在一片火烧云中。
明它是他的儿子，一直在县城寄宿读书。我只见过他的考号和上了线的考分，受他父亲之托，与某大学的一位朋友通过电话，确保这所大学录下了他。直到我就要离开这个村子了，有一天从外面回来，才发现他们父子俩坐在我家。他儿子长得像个女孩，眉清目秀，有些腼腆，埋头翻着一本杂志。父亲满心欢喜地看着这个有出息的儿子，有一种怎么也看不够的劲头，目光软软地和糍糍地抚摸着儿子侧面的每一个部位，摸得大学生更腼腆了，扭过头去看着墙角，躲开父亲的目光——他是知道这种目光为时不多从而不忍相接？还是年幼无知从而不觉得这种目光点滴都不可遗漏？
邻家汉子戴着帽子，盖住了头发脱落的头，是带着儿子来面谢的，顺便也讨教些大学读书的方法，问一点都市生活须知。墙边的几只大南瓜，当然是他的谢礼。在整个说话的过程中，他的兴致一直很高，听到儿子说起大学里一些趣事，甚至满面红光地哈哈大笑，只是通常比别人笑得慢半拍，目光有些发直，似乎卡在略有所思的那一刻。我突然想到，我将离开这里，春暧花开时节才会再来。这就是说，如果事情不出现奇迹，他此次戴着帽子的来访，对于我来说也许是最后一次。我知道拒绝就医意味着什么。我看见他最后一次摸着我家的桌沿，最后一次放下我家的茶杯，最后一次艰难地站起来，最后一次扶着拐杖走向大门，最后一次给我视野里留下笑脸和弯曲的背影……事实上，我没有看到这个背影，而是让妻子去送客。我没有勇气在一片谈笑声中，在一个秋高气爽风和日曛蝉鸣雀噪的好日子，与一个活生生的人永别。这分明是一个欢欣的场景，容不下永别的情节。
我乘车离开此地的时候，甚至不敢朝他家的院门望一眼。此时，他也许站在那里，也许没有。这种种也许一晃就甩到了车后，离我越来越远。
现在，我又来到了这里。没有人向我提起他，我也没有问起他，一个人的名字就这样大家心照不宣的约定之下删除了。院墙外的瓜藤又开始蔓延，向路上延伸着妖娆的触须，大概是想拦住路人的脚步，想说点什么。花朵也开始绽放了,像举起一支支金色的喇叭，正在向这个世界大声地传诵和宣告什么。我不知道是谁又在这里种下了瓜，或者它们不过是野物,来自去年无人采摘的瓜，来自瓜腐成泥后重新入土的种子。如果没有人来采摘，它们也许会年复一年地这样繁殖下去。
清明节，远近的鞭炮声不时传来，当然是各家各户在上坟。我不知道是否有人给刘长子上坟，也不知道他的坟在哪里。我只接到了他儿子的一个电话。他吞吞吐吐，想向我借一点钱。他说网上有人推销一种彩票透视眼镜，据说是发财致富的高新技术产品，他很想得到一副。
我不记得是如何回答他的，也不愿意把这个电话告诉村里的人，当然更不会告诉他父亲。晚上路过他家院门时，我让村长等我一下，然后推开半掩的竹门，习惯性地跨过院门的石槛。已近深夜了，西沉的残月隐在林子里，给曾经排演过歌舞的清冷地坪，筛下一片模模糊糊的光斑。正房门挂着一把锁。墙根已布满青苔。靠近厨房的一根竹管还流着水，但支架已经垮塌，泉水流到了地上。接水用的瓦缸还有半缸积水，有孑孓蚊蝇浮在水面，大概是房主去年所留。这个院子里也有很多瓜藤，从院墙那边蔓延过来，已经把一条通向屋后的小路封掩，然后爬上了石阶，攀上了檐柱，甚至缠住了檐下一张废弃的犁，在木柄上开出了小小花朵。我知道，待到秋天来临，这里将会有遍地金灿灿的南瓜，在绿叶下得意洋洋地纷纷探出头来，一心要给主人冷不防的惊喜。
我踏着月光，完成了一次为时已晚的告别。
2004年7月
那一夜遥不可及
新年第一天，也是我的生日。假日的阳光在海岛上泼洒和沉淀。没有客人也没有出门的打算，甚至不想打电话。时间在半杯茶水和几张报纸那边的窗帘上飘动。为了一些我不愿意忘记的人，我常常愿意这样独处，把节庆变成一个人的时候，变成一些记忆或想象中的相遇。
他曾经提着一个买啤酒用的塑料壶，与我在和平里的夜空下并肩缓行。他说国事，说他的经历,说他的女儿。他当时是一个普通编辑，一个沉静的人，清痩而且言语间常有迟钝。我怀疑这种迟钝来自他多年的校对，还有无数稿笔上的审评，于是口语也成了断断续续的审慎和精确。
他把我这个陌生的大学生引人这种审慎和精确，引入他狭小的家，以啤酒、凉菜、临时小床，接待我在文学上的开始。他的名字在偌大的中国文坛里是如此的微不足道，在今后的岁月里想必更是了无痕迹。他叫王朝垠。
七十年代末，是热情与热情会师的时代，是心灵与心灵久别后终于团聚的时代。那时候的文学没有星级宾馆和宴会，没有轿车和电脑，没有职称和奖金，每个编辑也都穷得没有对作者留食和留宿的能力。但素无交往的编辑和作者之间可以一见如故，为任何幼稚的创造而共同激动，绝无今天诸多信函中心不在焉的匆忙和文不对题的搪塞。当时一句关于“四五”天安门事件的私下义愤，甚至一个会意的表情，就可以使人们立刻在陌生人中找到自己的同道。一个情节或一个结尾的修改，也可以使编辑和作者作彻夜的商讨。
我没有保留短篇小说《月兰》的初稿，于是现在无法指证朝垠在这个作品里注入的心血。这个作品原名《最后四只鸡》，是我屡遭退稿差一点完全放弃的一篇,迟迟才出现在他的桌上。我后来才知道,他读完后兴奋不已，逢人便告，鼓动所有编辑放下手头的工作来传阅这一件自来稿，据说有位女编辑居然还真被小说感动得哭泣。事实上，如果没有他的上上下下的游说力荐，没有当时《人民文学》主编李季先生的开明态度和承担责任的勇气，这篇小说不可能面世。时值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隆重召开之前，这篇小说的发表无疑是犯禁和抗上之举，让明眼人一个个都悬着心。
这篇小说当然说不上什么很好。尤其在“文革”被最高当局正式结论为错误的后来，这一类悲愤抗争之言逐渐变得寻常，不再与风险和危难相连。有关这篇小说的各种风风雨雨也已成为过去，不再值得提起。但他为这件不再值得提起的事力争过，奔波过，焦急过和欢喜过。我记得他的家曾经是我上京改稿时的旅舍和餐馆，我也记得他曾经给我写过几封信，最长的一封竟有十页，纸上密密麻麻的四千多字。这样的信足使我对自己后来所有的编辑经历——包括眼下在《天涯》的工作而汗颜。
他承受过有关一个短篇小说的劳累和危险，却照例没有分享这个作品所带来的报酬和荣耀。在我不再是一个所谓文学青年以后,在我也像其他作家一样人模人样地登台领奖和出国讲学以后，他仍然在和平里或东四十二条的人群里提着一包稿子，带着病容步行。直到他病逝之时，据说他家的存折上才几百块钱，而他的妻子还只是一个临时工，面对着两个孩子长大成人的漫漫时光。
在那一刻，我突然发现他已经离我很远。我在天涯海角回过头来，向北方举目遥望，却无法使时间回到从前。我甚至无法记起我和他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他只不过是我相交的太多编辑中的一个，如此而已。我们后来见面的机会很少，见面也多在会场或宴会厅，常常只能隔着川流的人影相视一笑。他似乎有心把时间让给我，让给我当时一些其他应酬——那些应酬多么华丽也多么空洞。我们的啤酒，我们一起挤过的床，我们的那个和平里林荫道之夜,在这种无奈的微笑里早已遥不可及。
但愿他的笑是一种谅解。
是的,他曾经给我写过满满十页长达四千多字的信。
而现在我只能写出一句话:朝垠老师，我想念你——连这句写下来的话,我也不知道该向哪里投寄。
1997年1月
光荣的孤独者
这一天，我从菜园里荷锄回家，接到北京一位朋友的电话，得知严文井先生病逝，不觉心里一沉，望着窗外的青山，好久没缓过神来。我远在南方，来不及给先生送行了，只能在电话里嘱朋友代送花圈。
我知道，我的那只花圈将淹没在花圈海洋里，先生不一定能够看见。我还知道，我在满窗雨雾之前的一声叹息，隔着千山万水，先生也不一定能够听到。
我与老一辈文学家交往不多，唯文井先生是少有的例外，其中一份深情，与其说缘于私恩，不如说缘于公共事务。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中国文学已经解冻，但旧的文学模式仍在惯性滑行。很多概念化和公式化的图解只要换上一个批判“四人帮”的政治标签，就成了热门的旧货新款，得到各种追捧和尊宠。倒是有些苦心的新创，因涉嫌离经叛道，不管是接通西方文化的“先锋”，还是接通传统文化的“寻根”，总是遭遇一些大人物严厉的面孔，轻则被责之以“恨铁不成钢”，重则被斥之为“自由化”或“精神污染”。总之，转暖的文坛仍充满着肃杀气象，不少革新者感到威压重重。在这种情况下,我庆幸一些文学大人物苦尽甜来重新出山，但对他们在台上的一些陈旧而专断的说教，又一直深感困惑和不满。
这样，我在一些会议上基本不说话，以免惹主流权威们不快。那一天，我出席一座谈会，听到一位老作家为朦胧诗大胆作出辩护，称现实主义不应成为封闭和刻板的教条，而现代主义一类文学多样化的尝试不应遭到封杀。我不觉暗暗吃惊，后找旁人打听，得知发言者即严文井先生，一位来自延安宝塔山下的革命文学家，也是中国文学界资深领导之一。我虽不写诗，却一直是诗体革新的支持者，曾偷偷参加过北京一些诗歌沙龙活动，还曾掏出一个月的全部工资买下北岛他们的油印诗刊创刊号到处分寄朋友——当时的朦胧诗仍处于“地下”状态。我没料到文井先生也读到了这些油印作品，对文学新探索表现出足够的敏感、宽容以及支持。这在老一辈中实为异数。
这次会上，没有什么人附和与支持他的发言，使他在会场里多少显得有些孤掌难鸣，甚至身陷十面埋伏。我坐得离他较远，没有机会与他交谈，但暗暗记下了他的名字，记住了他那宽厚和闪亮的额头，还有开朗而坚毅的面容。
会后不久，出于一份按捺不住的崇敬，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一些有关文学的粗浅看法,对他的勇敢与睿智表达感激。我没料到他不但细读了一位陌生青年的来信，还把我的一些小说和议论文章找来读了，很快回复了一封长信。
信上是这么说的：
近年来，你的一些有关美学的议论，只要能碰到，我都看了。我的印象，你和另外一批年轻朋友，不约而同地在思考一些严肃问题，不人云亦云，不自卑自贱，也不自高自大。你们各有所得。
他在信中对戴着大红帽的教条主义也大不以为然：
我听了一辈子训斥，也不喜欢任何人在作品里继续训斥我，尤其接受不了那些浅薄之辈引用自已并未读懂的中外圣人的片言只语来吓唬人或讨好人，我很怀疑他们这样做的动机。
他在这封信中热情肯定和鼓励了我的新作《爸爸爸》，并希望有机会与我见面详谈。我记得，他把这封信交给一位编辑，在一九八五年八月的《文艺报》上发表，再一次把自己公开定位在高风险的异端阵地。如果不了解当时的政治语境和思想格局，后人不大容易体会出这一表态的意义，还有它们可能招致的麻烦。事实上，直到九十年代初，“先锋”与“寻根”等仍是众多左翼或右翼的大人物们嘴里的共同的贬词，以至在一次官方高层文件的传达中，我还听到了有关方面对文井先生这封信的点名批判。《爸爸爸》当然也株连受斥——它们都被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例证再次受到追究。
这样，在整个新时期的前十多年里，政治险象频生，思想风向反复，曾身任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严文井先生，却一直冷落在主流圈子之外，常常被主流媒体的镜头和笔头跳过。以至到最后，他八十诞辰时的一个小小座谈会，相对来说还是规模很小，规格很低，在文学界几乎无声无息。他逝世之后虽有各种追思报道，但诸多媒体一般只提到他在儿童文学方面的成就，对他在新时期以来表现出大义和大智的孤独抗争，对他多年来被实践证明了具有非凡眼界和非凡胆的破冰之功，却奇怪地保持着沉默。
我与文井先生的忘年之交就是在患难中开始。以后每次到北京，我如果能找到机会，总要去他家看望。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的居室很狭窄，光线也很暗，成堆的书刊占去了陋室的绝大部分空间，只留下窄缝任人通过。如有两三客人入室，房内就拥挤不堪，主客双方难免“抵肘”和“促膝”。北岛、杨炼、芒克等新锐诗人是他家的常客，留下一些烟头和残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些编辑也常在这里出人，与文井先生协商一些工作上的事务，留下各种成堆的书稿和校样。比较闲的时候，我与他会聊得漫无边际，比如我会谈到一些读书心得:库恩的《科学的革命》，戴维斯的《上帝与新物理学》等等,都会引起他聚精会神的倾听。他谈到自己在革命年代根据地的亲历，谈到自己在国外参访时的见闻，谈到他心得别具的音乐与绘画，很多东西对于我来说也是闻所未闻，让我大开眼界和大受补益。他对我的批评也毫不留情。有一段时期，我轻率应付编辑们的约稿，出手较松，就引起他的不满。
“作者不动心，读者就更不会动心。读者是骗不过的。”他警告我。
我们终于遭遇了一个尖锐的话题。当时我列举了东德与西德、北朝与南韩、大陆与台湾的对比,问他:你不觉得社会主义已经失败？
他沉吟了很久以后说:你提到了一个非常敏感和非常重要的问题。既然说到了这一点，我不会向你隐瞒自己的观点。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不相信共产主义是什么天堂。我并不相信那种神话。但我的共产主义就是公平和正义，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剥削和压迫，是为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谋利益。我在这一条上是不会改变的，也不觉得有任何必要来改变。
他想了想又问我:我们向西方学习，反省自己的革命道路,并不是要赞同压迫和剥削，并不是要恢复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否则我们为什么要粉碎“四人帮”呢？为什么要推翻蒋介石呢？为什么要消灭希特勒和东条英机呢？……那些人不早就实现了不平等吗？我们之所以要反对他们，不正是他们私而不公吗？如果没有世界大同这样一个理想目标，所有的改革也好，革命也好，造反也好，就都成了或大或小的私利之争。它们与它们所反对的对象，还能有多大的差别？
谈话到这里，气氛有点沉重。照当时一般人的理解，一切异端人物都是西方的追随者，美国的崇拜者，资本主义的铁杆信徒——思想冲突的各方虽有立场不同，但囿于冷战意识形态逻辑,在这一点理解上倒没有太多差别。我没有料到文井先生会有堂堂正正的别出一言，也没有回应这番道理的准备，于是一时无语。
谈话不了了之。
我从湖南调到海南以后，离北京更远了，与文井先生交往有所不便。有一次我再去他家看望，遇到很多人在场,也就没有机会与他深谈。我向他报告自己初到海南的一些工作和想法，再次受到他的鼓励和指点。我邀请他到海南走一走,让我有机会接待他一次，但他腿脚已经有疾，行动十分困难，没法远行了。他执意送我的时候扶墙而行，走几步，歇一下，再走几步，直到最后扶着一棵树，缓缓向我招手。
这就是他留给我最为清晰的音容定格 个类似乡间守林人或者牧羊人的老大爷，有魁伟的身板和黝黑的肤色，脸上布满温和的笑纹。
自那以后，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市场经济高歌猛进，使国力得到增强，民生得到改善。但一种弱肉强食的资本逻辑悄悄流行,贫富差别一类社会矛盾正在加剧，而思想文化界很多人崇私尚恶，在流行大潮面前学会了乖巧嚓声。在他们那里，连“公正”和“平等”这一类词都羞于启齿，“理想”和“道德”更成了洪水猛兽——这正是文井先生曾经忧虑过和警告过的。当年很多攻击过文井先生的正统人士,转眼之间也成了红皮白心的新贵，争相抢搭权力与资本勾结的时代快车，宝马香车，豪门朱阁，甚至在纽约曼哈顿和东京银座挥金如土。目睹这些人的行迹,我就不能不想起多年前朝阳区里那间陋室,那个清贫而顽强的老人，那一盏昏灯之下色正辞严。
与好些慌不择路的潮流追随者相比，先生当年的那一席话余音在耳，仍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甚至孤独。
先生在一篇自白性的文章里说过：
我最珍重的品德：敢于面对现实，承认事实。
我最厌恶的是:伪善。
我最喜欢做的事:修改自己没写好的文章。
我的主要特点：不要人的怜悯，不指望上帝赐给好运气。
我的座右铭：尽力认识各种局限性。
我对文学的追求:反对成见与偏见，尽可能地跟谎话、废话唱反调。
我对文学青年的期望:不崇拜权威，不走捷径，不怕寂寞，不急于成名。有了稿费要领取，但不能把作品当商品。
孤独是孤独者的光荣。
孤独者有一颗遍及天下的大心，因此在更广阔的世界和更久远的年代里，必有自己成千上万的亲人和朋友。
2006年4月
最后的握手
海南省前作协主席叶蔚林病重的时候，我和邢孔见去他家看望。他一把抓住我的手久久地没有说话。他的手很大，很柔软和细嫩，给我突如其来的陌生之感。我后来才想起，与他交往三十多年，我还几乎没与他握过手。
他当时眼花耳闭，不方便说话了，只能用握手来表达心语。时间巳经无法挽留，三十多年倏忽一闪，我们不可能像当年那样彻夜长谈，像当年那样结伴长旅，像当年那样激烈争议或忘情大笑。我相信他像我一样，此时有很多话想说，但一时找不到语言和话题，更不知道是否有说的必要。
他属于八十年代纯净、明亮、放阔以及热烈的文坛。尽管那时候他在同事中最晚结束下放的身份，尽管他曾经只有一间逼仄的住房和一份低微的职位，但只要读过散文《过山谣》、《九嶷神话》以及小说《蓝蓝的木兰溪》的人，都会在他茂盛的才情面前目瞪口呆，然后毫不怀疑他在湖南文学界真正的核心地位。他家里成了青年们出入最多的地方，聚会的灯光总是亮得最晚。连当红的古华、莫应丰、王蒙、蒋子龙、谌容等作家也尊崇有加，口口声声称他“叶帅”。他后来也获过奖，但很多未获奖的作品也许更好，比如小说《黑谷白狐》，比如我在知青岁月里唱得最多的歌曲《遥望南方》与《故乡呵巴勒斯坦》，还有《挑担茶叶上北京》——我后来才知道这些歌词都来自他的笔下。
他活得有些放任无羁，对很多事情不认真,但唯有一件事他特别认真:艺术。文字不精美的决不出手，形象不鲜活的决不出手，意趣不高远的决不出手……这使他的发表近乎低产，阅读他人作品近乎挑剔。当时概念化和公式化的制作余风仍盛,他的执拗不合潮流,甚至受到时髦正统和时髦叛逆的双重冷落。但事实很快就证明,他代表了艺术的良心。有一次，我与他接受政治任务去采写一个重大事件。一个多月的实地采访中,他的脸色越来越阴沉，走过一排排牺牲者的坟墓时红了眼眶，抓住一件小事就没头没脑大发脾气。凭他的写作能力，他完全可以写，可以轻松赚来一笔政治红利。但他的感情与艺术阻止他下笔。“那么多人呵，都是年轻人呵……”他事后想到满山坟碑时还声音异样，“谁家没有父母，谁家没有儿女？这件事我怎么写得下去?”
他终于一个字也没写，在别人刷刷下笔时只是独自散步。
他顶住压力，任性地放弃了一次猎名和获奖的机会——虽然那些获奖之作不多久就永远被历史删除和遗忘，只贏得一时的显赫。
那时，他是一个具有青铜气质和风笛情调的感情主义者，一个人道主义的艺术王子。当然，他也许没有想到,八十年代以后的形势剧变使人道主义不再够用。他眼中那活泼灵动的艺术闪光也许可以透视暴力和冤狱，却不一定能破解后来的现实迷局。拜金是人道，还是反拜金更人道？道德是人道，还是反道德更人道？……事情正在变得复杂，人的敌人成了人自己。于是文学一度成了无舵和无帆的大船，很多乘船者不免茫然、浮躁、消沉，乃至进退失据。九十年代的利益风浪就这样迎面扑来。
我们也在这样的风浪里各自东西。一次在电话里听到他要来找我，或在电话里说我要去看他，但我们终究见面很少。
“你也老啦。”他眼下紧紧握住我的手,仔细打量我，有些怜惜和伤感，在他一段停笔多年的沉默之后，在一个不无错失和遗憾的晚年之后。
“我们都会老，都会有这么一天的。”我几乎要说出的话是:你不过是先走一步，你在前面等等我们。
我想起他意气风发和生龙活虎的当年，想起我们一起走过的南方和更南方，不觉鼻子有些发酸。我知道，以他严重失聪的耳朵，他肯定没有听清我的话。大限将近，我们只能点点头，笑一笑，似说非说，听一个呼啦啦急速远去的年代从我们手中消失——与其说这是最后的握手互别，不如说是我们告别生命中共同的过去。
时值海岛深秋，我送别手中的青铜和风笛。
2007年1月
聂子其人
世上有孔子、墨子、庄子、荀子……还有聂子。照我们乡下的称谓法，凡男人都可以简称为某子,因此聂鑫森是合法的聂子。
聂子在传说中胆子小，住在工厂宿舍的时候，晚上去上公共厕所，怕一路上的黑暗，怕附近农民的狗，怕草丛里的蛇蝎，必由夫人或孩子陪着壮胆。这些说法不知是否属实，但作为笑料一直在朋友圈里流传。不过,在北京读书的那年头，有一次他听到某些人闲言碎语攻击一位作家，他与被攻击者其实非亲非故无裙无带，只是觉得攻击过于离谱，不惜翻然作色拍案而起，同攻击者们始而争辩，继而恶吵，还差一点动起手脚。这样看来，他眼里揉不得沙子，好打抱天下之不平，关键时刻不惜以寡敌众，在习惯于和光同尘的国人中倒是胆大。
聂子在传说中十分守旧，写信要用毛笔，每日躬亲洒扫，会女宾必邀第三者，大概切肉片还务求方正，一切都循古制;更遑论孝父母必定期叩拜问安，亲手足必多方资援力助，只是悌兄之礼不可或缺——有时候长兄架子是要摆一摆的，弟弟们的见面礼不论厚薄是要的，否则脸上顿见不悦，还要严词训导。不过，这样一个出土文物式的夫子在文学上倒不失新锐。他早期诗歌就很新潮，颇有惠特曼和马雅可夫斯基的风采，后来改写小说与散文也频频变体，谈卡夫卡、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福楼拜、福克纳、纳巴科夫等也历历如数家珍，对绘画、雕塑、书法、建筑、摄影等领域里的各种成功的离经叛道之作，无不津津乐道逢人便告，足令很多新派后生自愧不及。一踢一撕得梦因得死改（It is the moon in the sky)他甚至用湘潭英语背诵过洋诗，只差没有把《论语》唱成蓝调和摇滚，没把最前卫的文学打成天津快板和京韵大鼓。
聂子也是一个不轻易合群从众的人。文坛的这派那派，他哪派都不沾。文坛的这热闹那热闹，他哪里都不去凑。很多作家朋友曾邀他下海搭伙经商，邀他结伴迁调沿海，还曾推荐他到省城出任作协要职，但这些美意在他看来都如嫁祸于人，吓得他连连摆手，语无伦次，一脸苦相。他情愿龟缩在株洲那座老城，紧守住他在报社的那张陈旧办公桌，天天窜行于他那几十年也没走厌的长街小巷，铁了心要辜负友人的期待和重托，做一个居委会也能领导和指挥的革命群众，一个无声无息的独行人。但他的独行并非孤傲，退避并非冷漠，半睡半醒地嘿嘿一笑并非世故。只要把时间拉长，他一份恒温、恒压、恒湿的友情就让很多人惊讶和肠热——不管你与他过从密还是来往疏，也不论你在后来的日子里是发达还是落泊，每逢新年你都可能接到一方别致的手工贺卡：书是聂书，画是聂画、印是聂印，甚至诗是聂诗，其诗、书、画、印四美倶而情意深，透出你熟悉的某种气息，某种遥远的可靠性和安全感。有一次,他还给我附寄小楷抄书一册，清代张潮的《幽梦三影》——不过是我有一次偶然提到这本书难找，他就悄悄记在心上，未能在书店里替我买到，竟帮我厚厚地抄录一本！
这就是聂子盡森。
一个瘦痩的黑面人，一个奇异的性格多面体，一个你不须记住但困难时和孤独时就悄然人心的身影。
聂子出道极早，在我还刚刚开始阅读报刊的时候，就熟悉他的铅印名字。当很多人炒文学股票短线速进速出之后，他仍有旺盛的活力和顽强的耐力，有稳定的创作产量和质量，更有稳定的乐世心态：只要有好茶一杯，香烟一盒，就可以与朋友海阔天空彻夜谈:从名人巨著谈到新手习作，为任何人的成就而高兴，为任何巨大或微小的新知而兴奋。
他简直是一个体力无限让人生畏的文学马拉松长跑选手，既不关心前面是否有人拿奖，也不关心后面是否有人退出，甚至不关心眼下是否有观众、裁判以及其他参赛者，只是永动机一般的不断迈出两腿，以不紧不慢的巡航速度翻山越岭，穿越朝霞和夕阳，跑着自己的笔墨人生。
如果他没有成为孔子、墨子、庄子、荀子……但化用鲁迅先生一句话:他和他的同道仍是中国文学的脊梁。
子曰:活力我所欲也，定力亦我所欲也。
子曰：人生苦短，学海无边，众不堪其忧，唯贤者不改其乐。
子曰:有音容可供思念，不亦乐乎？
我忘了这些话是出自孔子还是聂子，抑或是出自我想象中的另一些子？出自我想象中无数似曾相识的往者和来者？
200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