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痕

我家养鸡

我上小学后不久，正碰上困难时期，碗里的食物越来越少了。到处都有人议论粮食短缺的问题,说有些人饿死了，有些人被饥饿逼得出外逃荒，更多的人被饿出水肿病——父亲就患了这种病。他脸色苍白，全身浮肿，用指头在肌肤上随意戳一下，就戳出一个小肉窝，久久不能恢复原状。

街上什么东西都贵得吓人，而且没有什么吃的可买。出现了很多乞丐，三五成群的,浑身散发出臭气。更可怕的是一些劫犯,专抢吃的东西。有次我看见一个工人模样的人刚走出店门，手中一只热腾腾的馒头就被一个小劫犯呼的一下抢去了。工人模样的人马上追过去，揪住那人的头发便打，大哭大喊，硬要用水果刀杀了小劫犯。但任凭他怎么打，劫犯既不还手也不闪避，只是缩着脑袋大口吞吃，噎得自己两眼翻白，一晃眼就把那只馒头吃得干干净净。

哪怕下一分钟就要砍头枪毙，他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口粮标准一再减低。政府提倡用瓜菜来代替米粮。但那时候瓜菜也很难买到。早上去买菜，得带上一种购菜卡，根据卡上的购菜限量标准，每人可买上二两或四两。很多小学生也挤在菜店前的长长队伍里，伸长颈脖对那些售货员大喊：“爷爷一”“奶奶一”“大姑姑一”他们竞相讨好售货员，无非是为了在买菜时能多得到一个小萝卜或一根小苋菜。

父母想尽了办法来让我们姊妹四个不至于饿倒。有一次，爸爸弄回了很多红薯藤，说要在红薯藤里提取淀粉。我们挑了一根藤,咔嚓一折，见断口果然渗出星星点点的白色桨水,看上去很有希望，于是一个个都欣喜异常。可是我们将这些红薯藤放到锅里煮熬了好半天，仍然只得到半锅黑黑的水，又苦又涩，像是苦口的药汤。用筷子捞一捞,半点儿能塞塞肚子的固体物质也找不着。

家里吃饭也开始计划配给。每天早上，母亲给我们几个孩子每人切下一块细糠饼，将细糠饼的大小厚薄仔细比较,怕分配得不公平。到中午吃饭时,则把半锅饭搅得泡泡松松的，往桌上每只碗里装上一勺，就不可能再多了。我是最小的孩子，拿的碗也是最小的。每次我都眼勾勾地盯着哥哥姐姐的大碗，觉得母亲对他们偏心，让他们吃得多。其实后来我也慢慢看出来了，哥哥和姐姐也都眼勾勾地盯着我的碗，在羡慕嫉妒我碗里的丰满。

出于对父母的畏怯，我们都不敢争吵。默默地咽下一丝口水，然后默默地离开饭桌上学去。

有一天，妈妈从乡下探亲归来了，带回半布袋蚕豆，半布袋红薯丝，还有大小四只鸡！此起彼伏的鸡叫声带给了我们很多欢乐和想象。我想象以后鸡能生很多蛋，而那些蛋又能变成小鸡，小鸡长大以后又能生蛋。

给鸡找食的任务当然交给了孩子。每天放学以后，我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去看鸡，有时还带回几个同学，让他们也能来逗逗鸡，见识这些颇为珍奇的小动物，共享我的幸福。然后，我就提着小竹篮出去挖蚯蚓，或是网捕飞虫,或是去路边拔拔青草和捡捡烂菜叶。为了找到足够的鸡食，我得走很远很远，天黑时分才能回家。

哥哥姐姐比我忙，正准备考初中或考高中。他们常常为了赶作业而不能陪我出去找鸡食。碰到这种情况，我就生出几分不满，觉得他们对鸡无情无义。

更可恼的是，他们俨然已是半个大人了，经常附和着父母,用大人的腔调来提供杀鸡理由，把不怀好意的目光投向小动物。他们说，鸡不是人，养大就是让人吃的么,何况我们好久都没闻到肉味了，喉咙里都能伸出一只手来了。他们议论着应该杀那只黑的，然后再吃那只白的……这种议论总引起我一场大吵大闹大哭。

不准杀鸡！——我吼得天昏地暗。

尽管一次次抗争，鸡还是一只只少了，最后，只剩下一只生蛋最多?

的黄毛母鸡,一个对我家餐桌贡献最大的英雄。这只鸡孤零零的,在小院子里踱来踱去，无论到哪里都找不到自己的朋友，似乎有些害怕，一见人就惊慌地躲避。直到放学时分，我去给它喂食，对它说说话，把它摸一摸，它才显得十分温顺，对我表现出亲近和信任。我压它低头,它就久久地低头。我压它蹲伏，它就久久地蹲伏，非常听话。它的眼睛老投注于我，好像看我还有什么吩咐。一声声“咕咕咕”，似感激，似撒娇，又似不安地诉求什么。

为了让它多生蛋，父亲以前给孩子们分饭时,总在锅里剩一口留给它，让它吃点精粮。后来，全家饿慌了，父亲说人还吃不饱，还管得上它？于是就把它那一份口粮取消了。我觉得不忍心,每餐饭都在自己碗里留一口，去小院里拨给它。

爸爸说你自己也没吃够，不要留给它了。”

我一声不吭端着饭碗走开去。

爸爸叹口气这孩子……”

最揪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最后一只鸡也不生蛋了。那几天父母好像在悄悄议论什么，我一跑过去听，他们又不说了。我还是提心吊胆，成天警锡着大人们的一举一动，看是否有杀鸡的迹象。如果有，这一次我说什么也不依，一定要拼命大闹一场，闹得家里天翻地覆。爸爸肯定看出了这一点，一会儿安慰我，说不会杀鸡的;一会儿又说服我，说出很多人比鸡重要的道理……这些使我的心情越来越乱，也越来越沉重。

终于,这一天我放学回家，见小院子里空荡荡的，只剩下那个沾满糠粉的鸡食盆，而厨房里飘来一丝鸡肉的香味。我明白了。我知道我无能为力，知道一切都晚了。我再也忍不住，跑到房里扑倒在床上，伤心地大哭起来。我在哭泣中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大人们是很坏的，而我终究也要变成大人，我也会变坏。这个想法使我恐惧。

几块鸡肉被夹到我的碗里，是母亲特意留给我的。一餐又一餐，它被热了一次又一次，但我还是没有去碰它。

1987年1月

戈壁听沙

六十年代末，一小群中学生曾想瞒着父母去新疆参加军垦——其中便有我这个初中生。那次逃窜未遂的记被悠悠岁月洗刷模糊之后，直到去年，我才寻得一机会西出边关。

据说我去得不是时候，草原已枯萎，河流已干涸,葡萄园已凋零,肃杀寒风把梦境中的缤纷五彩淘洗一尽，只留下一片沙海。沙丘，沙河，沙地,沙窟,举目茫茫，大地干净。不管你什么时候在车上醒来，疲乏地探头远眺,看见的很可能仍是一片单调的灰黄，无边无际又无声无息，让人觉得车子跑了几天却仍留在原地。沙地上常见曲曲波纹，或紧密或空疏，层层如老人肌肤的皱折;每一层当风的那一坡面,还稀稀薄薄地披一抹灰黑,似古老的沙漠生出了一层锈。

这里的时间好像也镑住了，凝固了，不然那几根狰狞白骨，何以历久不腐？而那条通向远方的寂寞小路，玄奘三藏是否刚刚扶杖引马目光坚定地离去？

人们不喜欢沙。其实细想一下,葡萄和哈密瓜适宜在沙土里生长，坎儿井这种特异的水利工程也是沙漠特产。因为多沙缺水，人们洗手靠铜壶吝惜地浇淋，脏水也被铜盏承接留备它用，这才有了精湛的铜品工艺。因为尘沙扑面，妇女们都习惯轻柔的头巾和面纱——而且很可能基于同一原因，她们多有长长的睫毛，这才给戈壁添上了神秘的妩媚。沙的严酷，使人们更为勤勉和勇敢，于是市场上有了丰富的羊奶、羊皮以及寒光闪闪的英吉沙匕首。沙的单调，使人们向往热烈，于是荒原上有更多的彩裙，冬不拉和月下奔放的歌舞。那林立的清真寺呢，那显目的油绿色彩和新月图案，也许是对黄沙烈日的补充;而充满着对自然和命运敬畏感的孤零零的祈祷呼号，也许更易于出现在风暴里和荒凉的沙海之中吧。

我想，壮丽的西部文化是不是从我手中这一捧沙藤中流出来的？

这里的人种和文化是多元交汇型。俄罗斯族相当一部分来自战败的白俄，带来了东正教;蒙古族同样作为军人的后裔，带来了喇嘛教;伊斯兰文化源自西亚;而儒家文化则来自关内。直到五十年代，这里还流通着英镑、卢布、马克和“袁大头”，还流散着各种英国的、俄国的、曰本的枪炮。当文化用枪炮来体现的时候，密密火舌就把西部焚烧得进一步沙化了。我曾在汽车上看到不少干干的河谷，问起来，当地人也不知道它们的名称，只是说那些河早就不存在了，仅隐约闪烁在老人传唱的民歌里。于是,我就只能默默注视这些河的尸骨，干瘦，痉挛，像一个个问号葬在风沙深处。

西部汉人不少，但没有当地的汉方言，因为汉人多为外来者,都说普通话。解放以后,曾有几批汉人迁入，主要是:王震部解放军约三万;陶峙岳起义部队约八万;来自湘鄂京沪等地的知识青年数十万;此外还有为天灾人祸所驱来的“盲流”。解放初期，政府考虑到性别的平衡，曾从各地迁人女性入疆。我在这里遇到好几位青年，问起来，他们的母亲多是湖南人。

这些伟大的母亲和她们的亲人,与西部各民族一道,真正开始了对沙的征服。据说当年解放军为投资军垦，节省军费，每人每年少发一套军服，而且军服都没有衣领和口袋，省下一寸算一寸。白日汗淋全身，夜晚围炉取暧，反正军营里鲜有女性，官兵们赤条条来去倒也无牵挂。中央知道官兵太苦，曾给他们一人补发了几百块钱。但他们口袋里的光洋叮当响，就是买不到什么东西。

一位医院护士还向我说起她以前的一些知青伙伴。她们初入疆时，怕附近劳改营的歹徒，怕野兽，怕鬼，晚上不敢上厕所。团场给她们发的马桶，经干燥的风沙吹打，早巳扭曲幵裂不能用。于是她们只能紧闭房门，一个人哭起来，女伴们就陪着哭一夜。有位女子想妈妈，实在忍不住了，带着一个提包独身外逃，结果迷路在大沙漠中。找到她时，发现她双腿已经冻坏，只得将大哭大闹的她送往医院，锯掉双腿……在乌鲁木齐，在喀什和石河子，我在陌生的人影中默默地寻找，想知道谁是当年那位锅去双腿的城市姑娘。我甚至想，要是十六年前我来到这里，我会是这人海中的谁呢？是那位蹲在墙角咬着羊肉串、不时用油光光的袖口抹嘴的大胡子吗？

戈壁滩收纳了太多的血汗和眼泪，但这一切流入疏松沙土，很快就渗漏了，无影无踪了。一捧捧沙砾，竟全是同样的灰黄色，没有任何痕迹。

远古时期的戈壁似乎是较为繁荣的。西域早就是中国版图中重要的一部分。考古工作者还证明，这里存在过石器时代，而东亚很多民族与这些石器有着奇妙的关系。黄帝族和炎帝族（宪族一支）都是从西北游牧区先后进入中原。苗史专家们曾推测苗族发源于帕米尔高原，后东迁中原以至西南。一些土家族史学者也曾认为土家族为伏羲之后，源于甘肃，并以龙山县彭何两姓均自称“陇西堂”为证。研究古代服装的沈从文先生，曾认为今天的苗装，可能保留了西部原始氏族的服饰特征。王国维的《读史》诗则开篇就是广回首西陲势渺茫，东迁种族几星霜？何当踏破双芒屐，却向昆仑望故乡。”又说自是当年游牧地，有人曾号伏羲来。”

如果这些古代民族都是源自西部，或者至少说——它们曾一度被西部的山川所养育，那戈壁滩真是一个孕生中华民族的巨大子宫。上下几千年，它输送了一个又一个的种族远去，流尽了血，自己却枯缩了，干瘪了，只剩下一片静静的荒沙，还有几声似乎沙化了的鸦噪。

谁能说清我们祖先当时离乡背井披荆斩棘长途迁徙的原因？谁能说清这神圣的发祥地为什么一瞬间竟沙化出如此的静穆？我在吐鲁番的历史文物馆里看到了一具木乃伊。这是一位体态丰腴的少妇，长长的黑发很美丽,干瘪下陷的腹部更突出了骨盆的宽大，一身皮肤均为绛紫色,隆起的肌肉像蟑螂壳子，使人感到里面很空很轻，感到她确实已经死去,不大可能重新站起来。她惊慌地拧着眉头，目注长空，双唇中填着一只半卷着的大舌头，像咬住了一句刚要说出口的话。她要说什么呢？是要说出这灰黄色历史的秘密吗？

我静静听着，她终于没有说，只有室外呜呜咽咽的风沙声。

那是戈壁在哭泣罢，是思念它孕育的东亚亿万子孙而哭泣吧——戈壁滩如此干枯，以致没有泪水了,只有这呜呜咽咽的干泣。

我突然想起，十六年前我鬼使神差地要远赴西域，一定是在睡梦中听到了这哭泣，有一种孩子对母胎下意识的眷念和向往。

我离开新疆时没有坐飞机，目的之一是为了更多地看沙和听沙。火车昏沉沉地摇晃着，因为路基多沙，松泡，不宜高速。坐在对面的是一位维族青年，他告诉我，政府正在考虑运用日本专家在中东治理大沙漠的经验，中外合资，来绿化戈壁。当然，这需要很多很多的钱。但我们会有钱的~他笑着说,抽了口莫合烟。

我点点头。这时，车头长晡了一声，拉着列车掠过张掖，向河西走廊的出口奔去。我感到我正在从母腹中第二次诞生下来。

1983年12月

那年的高墙

母亲的老家在湖北西部，与父亲的老家相隔不远，但分属两个县。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也很少听父母说起那里。唯一与老家有联系的，是我对爷爷的印象。

爷爷的夏夜里有一堵高墙，布满了斑驳的青苔。一颗颗流星都落到墙那边去了，那边就有了一个疯子。有一次疯子从墙上冒出长长的头发，尖声地笑，向我们摇着一条女人的头巾：“阿毛，拿洋火来——”

我吓得不得了。

疯子是在学爷爷的腔调。爷爷是瞎子，要抽烟的时候，总是这样朝家里有动静的地方发出呼唤。除此之外他很少说话。他经常穿着灰色长衫，坐在阶檐下晒太阳，听我们热热闹闹地过日子，眼皮间或微微张扩一下，显出他还是个活人。他圆圆的脑袋很柔和，像一只褪了毛的猫头。有时候我故意不给他火柴而给他一块瓦片，或者躲在他身后不坑声，他也不发火，咕哝几下，又朝刚才有动静的地方呼唤阿毛，拿洋火来呵——”

他在我们家只住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就回乡下去了。后来就听说，他死了。那时的我不会注意他是怎么死的，也不会久久地记住他。只记得他每一餐要吃很硬很硬的饭粒，而且夜里有点发梦癫，常常突然从床上坐起来喊叫：“来了！”“来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如此而已。

倒是邻家的疯子总是重演他的语调,要时时提醒我们什么似的。街坊邻居的小把戏们对疯子兴致勃勃,也纷纷模仿他的模仿。

'“阿毛，拿洋火来——”

“阿毛，拿洋火来——”

像是一大群幼龄爷爷的大合唱。

父亲非常生气。拿来一根竹篙，扑打得墙砖叭叭响,把疯子轰下去了。但墙那边还有敲桶的声音和爷爷永不消失的留言：

“阿毛，拿洋火来——”

父亲操一把菜刀往墙上碰得当当响：“你再疯,你再敢过来,我剁了你的手，割了你的舌头!”

墙那边终于安静下来。

我还是睡不着。一直给我摇扇子的爸爸早已鼾声响亮，扇子滑到竹床下。姐姐也蜷曲着身子人梦，一条沉沉的大腿压在我肚子上。我仍然看着髙墙上的夜空，看流星偶尔飞过。我很着急，怕疯子再次冒出墙头，思砖头或放火什么的。家里人怎么还能这样睡大觉呢？我想把家里人都叫起来警锡邻家的夜袭，但又怕他们笑我胆小。他们正睡得香甜,睡出很劳累很不高兴的样子，总是皱着眉头或者哎哎哟哟地呻吟。

我总算熬到了很安全的白天，我去外边玩，见邻家的孩子擦着鼻涕朝我笑。“阿毛——”

我讨厌阿毛这个名字,装着没听见。

他们更加来劲了：“阿毛，你的瞎子爷爷呢?”

“阿毛，我们到你家院子里玩玩好么？”

我退入门，把门紧紧关上。我很少同邻家的小孩来往，母亲给我的任务就是不让那些野崽子进院子。我现在有一把红红绿绿的木刀，看守这张门就更加坚定和勇敢了。那两个小孩还是要进来,挤门，嘻嘻笑，而且不怕我的木刀。一不小心，我的木刀在门缝里夹断，我气得唾哇大哭。他们见势不妙，赶快溜了。

他们没有这样的木刀，更没有我家漂亮的庭院和房子，只有糊在脸上的鼻涕，旧鼻涕干成壳子了，又糊上新鲜鼻涕，层层叠叠，像糊鞋底的浆子。南边的一家姓王，姐弟两个总是打架，互相骂娘，然后父亲抄着扁担来把他们统统打出门去。有一次当姐姐的躲在我家大半天不敢回去，用竹竿去偷取她家的饭篮——她家厨房正好有一个窗口对着我家的院子——居然成功了，让我觉得非常激动。王家的父亲还经常自杀，而且总是去街头那口公用水井。据说他好几次等井边没有什么人的时候，就光着膀子，冲着井口烧香，叩头，骂子女不孝骂自己腰子痛有风湿，然后向东南西北的各路神仙一一谢罪，再往井口里钻。但他每次都没死成，只要别人一放下绳子或竹竿，他就紧紧抓住了。每次的结局都是这样，不免有些单调得有点让我失望。我总是听母亲向罗家的女人打听他的下落。“他哪里舍得死呢？下去洗个澡。”罗家女人这样说。

但罗家女人连连叹气地去王家，好像要去分担什么悲痛，为善后这件惨案做点什么。

罗家在我家北边。罗家女人的屁股肥大无比，我总是担心她洗澡时一屁股坐下去，就会把脚盆里的水挤得一滴不剩，甚至把整个脚盆沾起来。她时常摇摇摆摆来访，讨点米潲水或者烂菜叶，以便养大她家的猪;有时候还来我家院子里寻点车前草，说是用来煎药治病。她特别关心街对面的俞三婆婆，差不多每次都要向我母亲叹息哎呀呀对门街上的俞三婆婆没有细崽子没有九多……”我一直到现在也不知道“九多”是哪两个字，是什么意思。我只记得她一口气说这么长的句子时有腔有板就像唱歌，很好听。

罗家再过去，就是张家。张家老头卖西瓜，拍着搓衣板似的胸脯说保证是红瓤。顾客当场剖开，白的。张老头又愤愤拍着搓衣板：“甜哇，你吃你吃！虽说白瓤但它甜哇!”

至于西邻，就是疯子家了。不知为什么，父亲最瞧不起这一家。有一次我问，他们姓什么？

“屙吃困。”

4

“屙吃困是什么？”

“你想想,一天到晚只是屙屎，吃饭，困觉，不叫屙吃困还能叫什么？剥削阶级都叫屙吃困。”

我觉得好笑。

父亲朝墙那边横了一眼哼，当小老婆的，还摆什么剥削阶级臭架子？还有怀娥铃呢。”

我直到很久以后,才知道怀娥铃就是小提琴,就是当年高墙那边偶尔飘溢过来的好听的声音。那时我以为父亲指的是一种见不得人的东西，比方说是鼻涕，是尿湿了的床单，是电影里狗特务的电台耳机之类。

我和哥哥姐姐很快把邻家奇怪的名字编成了整齐有力的口号，诸如“屙吃困狗屎棍”、“屙吃困锅里蹦”什么的，准备用来对付疯子的挑衅。不料疯子很快就不见了。父亲为了我们的安全去墙那边交涉，以转业军人和革命干部的身份，终于迫使他们家把疯子送去了医院，也就把爷爷的声音送走了。从此，墙那边除了偶有一两声咳嗽之外，再无任何声音，寂静得令我奇怪。我怀疑那一边的人早已经死了，死去很久很久了，只是外人不知道而已。外人从他们家门前来来去去，还以为那里有一户人家。

其实那里还有人，还有一位母亲和兄妹俩。疯子是他们的什么人，我不知道。我有一次用竹签挖蚂蚁窝，在墙基挖出一条缝。从缝里看过去，发现那边也是一个小院，有夹竹桃，一团团粉红色拥挤着,甚至爬上了一角屋檐。我看见了一位陌生的姐姐，大概十五六岁，正在洗澡。她辩子盘在头上,全身白净如刚剖开的藕，突出的乳头轻轻跳动着，光滑的两条大腿之间,则有黑色的须毛。我吃了一惊，她怎么会有这么些毛呢？丑不丑呵？难道大人都有这种丑物么？

我看看自己开裆裤，没有发现毛，觉得有点高兴，也有点扫兴。

晚上乘凉，我看着星空，终于忍不住问姐姐?/‘屙吃困家里有好多好看的花,你看见过么?”

姐姐不怀好意地眨眨眼:“哈哈，你今天到屙吃困家里去了？”

“没有，没有。”我急了。

“不，你一定是到他们家去了！哈哈阿毛今天到屙吃困家里去了!”她在竹床上翻了一个斤斗，向全世界宣布我的奇耻大辱。竹床吱吱呀呀响。

“我去了是狗。只有你才去，只有你才去!”

“你说了，他们家的花好看!”

“我没说好看，我没说好看。”

‘‘你就是说了,你就是说了！你赖!”

我愤怒地猛扑上去，把姐姐推下竹床。她的两腿朝天虚蹬了几下，有尖声放了出来，是哭了。父亲把她拉起来的时候，她的鼻子下面一片血光。父亲骂我，她就哭得更加有劲头。

我气冲冲地走出门去,看外面昏昏的街灯。罗家女人在那边摇着大蒲扇阿毛，来来来，我给你掐_子。我喜欢你。”

我装作没听见,没有去。

好几天我没与姐姐说话。为了昭示我对屙吃困一家的蔑视依旧，我第二天就用泥巴把那道墙缝塞住了。我还很解恨地朝那边的房顶上扔了两个石头,怒气冲冲地喊打倒屙吃困——”

墙那边没有声音。墙那边的回答推迟了二十年，成了机械冲床咣当咣当的某种恐吓^那边已经改成一个街办小工厂了。我重返旧居，回忆起一九六五年我家离开了这里。就在离开这里的第二年，我的父亲死于“文革”最初的迫害浪潮。尽管他把我那位逃避农民斗争的地主爷爷送回乡下去交给农会，尽管他把我家的这所房子捐献给了国家,他还是没有被革命阵营接纳，没有逃脱厄运一这些事是我后来慢慢才知道的。

旧居巳经苍老。原来的砖房外又搭建了一些偏棚，如同繁殖出一些寄生物，把小院子都挤占完了。我以前住的那间房，眼下成了一个饮食店，门前堆着一筐白生生的猪骨或牛骨。父亲的那间房则成了一个五金铺,但蛛网封门檐草森森，看来早已倒闭。西墙竖着一辆胶皮板车，上面还挂着尿片。

没有人认识我。当年的罗家、王家、张家等等全换上了一些陌生的面孔。我不知道他们是死了还是搬走了。

至于疯子那一家，我至今不知道他们姓什么。

只有墙基的蚂蚁依旧，仍在一线线地爬行。它们从二十多年前爬到了现在。我想起小时候没有什么玩具,孩子们就常常玩蚂蚁。我用一只死苍蝇分别引出两个窝里的蚂蚁,让它们分头回去报信，引来各自的蚁军争夺蝇尸昏天黑地大战。看着蚁头蚁肢蚁钳纷纷被咬下来，我兴奋得手舞足蹈，常常唱出电影里的战斗音乐为它们助威。

1993年5月

走亲戚

三伯伯来看我们。三伯伯就是三姑妈的意思。老家很少对妇女的称呼,女人大多用男人的称呼，只是在称呼前面加一个“小”字，比如姑妈就是小伯，姐姐就是小哥。

三伯伯的男人在躲日军的时候去了贵州，给共产党送药品，被国民党特务杀了。也许幸好他这一死,三伯伯一直守寡，穷得靠卖盐茶蛋为生,经常忙了一天还赚不回半升红薯。土改时她被划成手工业者的成分，又是烈属，成了革命依靠对象。让她当了几个月的妇女会会长，是顺理成章的事。

那一年水灾，她的茅房被水漂走了，日子实在没法过,便把儿女两个送进城来，托付给我父亲。大表哥被我父亲带入部队，当了兵，还读了军校。大表姐则在城里继续读书。据说大表姐初来时一头的虱子，母亲洗了三大盆碱水,又给她剪一个男头,才把她剪出个有鼻子有眼的人样。她的书当然也没有读好，母亲带她去考城北女中时，她还总是把“手”字写成“毛”字,把“目”字写成“木”字，甚至连自己的名字也要写错，“常”字上面总是写成“。父母后来一说起这事就要笑。

他们兄妹两个年幼失父,所以特别懂事和用功，也给我家很挣面子。大表哥后来当了空军军官，大表姐读完中专后去了西北一个矿山，也是劳动模范。他们的成绩总是成为父亲教训我们的理由。你们看看,大哥哥人党了，大姐姐立功了，还当上工段长了……父亲带领我们索性取消了表哥表姐的“表”字，让我们一家自豪得更加完满。

我对那一段没有什么印象。我愿意相信父母的说法，比方说我出生以后第一个抱我的是大姐姐，她当时还惊慌地说，舅妈舅妈，这伢儿怎么这么难看？一身的毛呵！我也愿意相信父母的说法，我在街上走丢了的那一次，大姐姐听说此事时正在洗脚，她立刻吓得哭了起来，鞋也没来得及穿，赤着脚就跑出门去找我，狂奔乱喊简直疯了一样……我应该记得这件事情的，不知为什么居然记不起来了。是不是我真的脑子有了什么毛病？

每逢开学，我们姊妹几个便兴奋地等待，等待工作在外地的大哥哥大姐姐寄来礼物。钢笔、球鞋、计算尺……都是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宝贝，一般还有十元或二十元的学费。其实我是白等和傻等,因为我还没有上学，即便上学也永远在家里处于幼稚的地位，没有资格得到那些赠品。我眼巴巴地看着父亲把那些东西分给了哥哥姐姐，桌子上光光了。他们高兴,我也跟着高兴，跟着他们在几间房子之间不停地窜来窜去。

父亲死了之后，我们首先通报的亲戚就是他们——三伯伯当时就住在表哥那里，在北京某部队大院。

很久没有回信。我问过母亲，不料她冷冷地说你说谁?”

我说大哥哥没有来信么?”

她说广回没回,我不晓得。”

我说他应该来信的。”

她说：“你以后不要提起他。”

我感到有点不妙。后来才知道,大哥哥是回过信的，只是回信较戈冷淡,除了埋怨舅舅自绝于党和人民之外，没敢再说别的什么，甚至没有提到他母亲是否伤心。整篇信还没有写满一页纸。

母亲当时没太顾及对方的处境，没考虑人人自危的整个政治大形势，一怒之下撕了信,又拿出两百多元钱，立马寄去北京,算是彻底清偿了这些年他们的资助。她只是寄钱，没有写一个字。

其实我们家这时候并无还钱能力。因为父亲的失去，家里没有一个人能挣回钱，包括农场里的我姐。父亲的积蓄也撑不了多久，眼看着日子一天天紧起来了母亲能写一手好毛笔字,好几次去打听有没有地方愿意雇人写大字报，但人家一看这家庭妇女的模样，都觉得这种谋职滑稽可笑。她又想去给人家做保姆，遭到子女的全体反对，而且在一个革命化的时代，雇保姆似乎不是件光彩事，没有人给她提供机会。每天晚上睡觉前，她常有的仪式就是把衣袋里所有小硬币都搜索出来，几个一叠,几个一叠，整齐排列在桌上，然后宣布它们明日各自的重任：“这是买豆腐的;这是买小菜的;这是买火柴的……”我也帮她调派着这些小硬币,看着它们银光闪闪地列阵待发，心里十分踏实。

为了省钱，我们做菜时多放盐少放油，以至我到现在还保留了嗜咸的恶习。我们退了一间房，变卖了一些家具，直到上级机关最终办下了遗属抚恤卡，让母亲和我每月能领到一份钱，最困难的危机才算熬过来了。

父亲的政治结论仍然前景不明。每到晚上，我取代父亲的位置，与母亲同睡一床，总是不由自主地搂抱她的双脚，怕她离开我去当保姆，更怕她一时想不开寻短路。节日和假日的时间漫长得令人生畏。邻家来了客人，锅盆碗盏叮叮当当，笑语和肉香朝我家里灌,使我不得不关紧门窗，或者用铁锤敲打什么，发出些惊天动地的声音，以便扫荡自己的心烦意乱。这个时候母亲也不耐孤寂，会带我去街上走走，其实没什么目的，不是要买什么东西,只是把一个个商店胡乱看去，或者挤在充满狐臭和汗臭的人群中看看大字报，看看运动将向什么方向发展。

我们能够在“文革”之外来展开命运的想象么？不能。因此我们只能在大字报中寻找希望，比方看到一些教授、演员、将军的自杀，就知道同难者众多，不幸遭遇彼此彼此，我们如果不因此而宽心,但至少可以少一些孤立之感。比方我们还看到北京或上海的形势逆转，看到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彻底批判,使曾经红极一时的派别正土崩瓦解，那么迫害家父的那一派是否也将好运不长？——这至少可以带给我们一种暗自高兴的想象。虽然我后来知道这种想象纯属无稽，发现那些迫害者还是在节日里炖出肉香，对什么人倒台了或者什么路线结束了，一点也不着急。

我们不能在大街上安居，因此我最害怕的时候是往回走,在凉粉担子当当小锣敲出的深夜里走回熟悉的大院，熟悉的楼道,熟悉的房门——咔嗒一声，门锁开了，一手推开满屋的黑暗。我们怎么又回到这个小屋？我们为什么只能回到这个小屋？我拿这个漫长的夜晚怎么办呢？

三伯伯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长沙的。我猜想表哥一接到钱就知道我母亲误会了，但很多事情没法明言，也不便由他这个军官来说，只好请老人走一趟。三伯伯就这样带着四岁的小孙女南行,一路上停停走走，最后在一片荒地下车——据说整个铁路线处于半瘫痪状态,火车站被红卫兵占领，列车没法进站。她们是半夜下车，两眼一抹黑,摸索了好几个小时，到天亮时分才跌跌撞撞找到我家。我听到楼下有人喊,推开窗子一看，只见一老一少两张满是煤灰的黑脸，四只眼睛眨了眨，似乎是笑了，根本没法分辨谁是谁。一个旅行包丢在地上，看来她们已再没有气力把它拎起来。

“你们找谁？”母亲问。

“快叫舅外婆，快叫哇这丫头!”是湘西老家人的声音。

“你是德芳……”母亲怔了片刻，露出了惊讶之色,很快又把神情整顿得非常冷淡，“你怎么来了?”

我高兴地跑下楼去把她们接了上来。三伯伯一进门就抱着母亲痛哭，母亲则显得冷静许多，虽然也红了眼圈，但连连劝三伯伯去洗脸，去换衣，去吃面条。三伯伯当然吃不下，冲着一碗面条又哭。

小姑娘对大人们的哭声有点害怕，偷偷向我身边挤靠。她叫小红——那年头叫这个红那个红的小孩很多。

她第一次见到我，却不怎么畏生，很快就胆敢揪我的鼻子和耳朵。她也把一切好的东西都判定为小红，比如图书上的小兔、红旗、苹果、小房子、风筝等等,她一看见就笑，一笑就指着说:“这是小红。”然后继续翻页寻找下去。

离开图书以后，她对我的一个大贝壳羡慕不已，也指着它宣布：“这是小红。”

我得意洋洋把哥哥带回家的一颗手榴弹找出来，向她讲解这家伙的威力。“这也是小红吧?”

“不。”她不喜欢粗粗黑黑的军用品,让我不免扫兴。

我指着桌腿上一颗冒出头的锈钉子这是小红。”

“不，不!”她更急了，“这是你,是你!”她想了想我的名字，总算想出来了，“这是小叔叔!”

我指着我的一双破布鞋:“这也是小红?”

她气得跑过来要打我,追得我东逃西躲，怎么也没法摆脱她要抓要撕的两只小手，最后只好逃进男厕所。“我要屙尿了！”

她毫不犹豫冲进来：“我要看你撒尿!”

“哈哈，你是女的，怎么进了男厕所?”

她想了想这个问题，撅着嘴退出门去。

我是真要小便了，但没料到刚解开裤子，突然听到小红的哈哈大笑——她极其狡猾地又溜进来，弓腰缩头，手指我的裤裆:“我看见小叔叔的鸟鸟啦，我看见小叔叔的鸟鸟啦!”

我来不及拉裤子，当下窘得一脸通红，心想怎么碰上了这么个疯丫头？

她一路欢呼着跑回家去。三伯伯哭笑不得，拍了她脑袋一下，责怪她这么大了也不知羞。她背靠奶奶，黑白分明的眼珠朝上翻了一下。

三伯伯拉着她要走了。我不知道她们为什么这就要走，要走到哪里去。后来我从另一个姑妈与母亲的谈话中，才知是母亲请她们走的。母亲太要强了,坚决不受三伯伯退来的两百多元钱，也不愿她住在我家，说是担心我家连累他们。我的另一个姑妈叫四伯伯。她几乎要哭了，说她住在工厂集体宿舍里，十几个人一间房，都是睡高低床，有些女工还有妇科病，厕所更是脏得一塌糊涂。大人就不说了,小孩子怎么能住在那种地方？天呵，天呵，我拿她们怎么办呀？嫂子你心别太狠……母亲仍然冷冷地说，我们这样的贼窝子，怎么敢高攀他们革命干部？“你不要翻老账了。他们当时也不是没办法吗?”

“我不是翻老账。我是怕她们这一次来，与我们扯来扯去,到时候又添上新账，影响他们的前途。我可担不起这个罪责。”

母亲的担心也不是完全无理。大院里还是迫害者们当权，警惕的目光经常有一下没一下地投向我家，谁知道还会闹出什么事？这样，三伯伯她们无处安身，在这个城市只待了两天就走了。我瞒着母亲去找过她们一次。她们住在一家小客栈里，房间很暗很潮湿,我进房门后好一阵才能看清房里确实有人,确实是她们。三伯伯呆坐着,还有二十几个小时才能上火车，但她无事可干就只能呆坐着。小红在哭，脸上被蚊子咬出十几个红点，又被自己的手指抓出了一道血痕。三伯伯闪闪烁烁地说道旅店蚊子臭虫太多，又说没什么没什么，这孩子真是太娇气。“痒什么呢？一点都不痒。蚊子咬几下痒什么?”

她坚决不允许小红的皮肤痒起来。

她说有苹果，定要洗给我吃。出去寻了半天，还是没有找到水，便说用毛巾擦擦算了好不好？

我吃了半个苹果，然后带小红出去玩。我让她骑在我头上，从中山路游到黄兴路，想好好地当一回叔叔。但我身上没有什么钱，只能带着她多看一些有意思的地方，比方说街头的爆米机，药局里的老虎皮,还有消防队红色的救火车等等。我累得满头大汗的时候，总算还好，有一个小店里卖绿豆沙,五分钱就可买一碗——我的钱刚够。我买了一碗让她吃，看她一口一口吃下去。她掩藏着自己的高兴，吃了一小口，眼睛朝上翻了一下，像是看头上油漆剥落的楼板。她的短腿吊在椅子上，不停地前后甩动。

我吐了一泡口水，抹在她脸上的红斑上，说孙悟空被蚊子咬了就是这样止痒的。她笑着说她已经不痒了。

也许是吃高兴了，她说:“小叔叔，我给你唱支歌好吗?”

‘‘你唱吧。”

她从悬吊双脚的高凳上跳下来，背着双手，冲着一个脏兮兮的墙角鞠躬敬礼，把这里当成了演出舞台。刚要开口，她又想起一个重要问题我脸上没有抹红呀。”

“不要红,你就这样唱吧。”

她半信半疑地同意了。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

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

她咿咿呀呀唱得不太清楚，我开始没听明白,一旦听明白了便顿觉恐惧，继而愤怒:“不要唱了！”我大喝一声。

她吓了一跳。

“唱得一点也不好!”我恶狠狠地说。

她当然不知道我为什么发火，哇哇哭乱了一张脸。后来被我拉着往回走的时候，两脚乱蹬乱踢，把鞋带都踢散了。

四

我以为小红会记住这一天，记住这件事的，这是我的错误。十几年后她再见我的时候，已经是通体散发出成熟气息的大姑娘。她对那一天早已没有任何印象，只是一个劲要我洗手。她的未婚夫以及大哥哥全家都一个个热切地要我洗手,对我的手争先恐后地给予关心，使我擦了三道肥皂也暗自惭愧。

他们为我摆上了丰盛的饭菜，安排了防疫病的公模,然后神色紧张地讨论流行病，流感、流脑、乙肝、甲肝、二号病等等。她的未婚夫说了一个乡下人边揉面边揪鼻涕的笑话，小红，哦不，现在是小虹了——对他投去开心和欣赏的目光，抿着嘴带头笑了，于是全家也哈哈大笑。

首都的周末之夜充满笑声。小虹关切地问我是怎么来他们家的。我说坐地铁。他们立即齐刷刷惊恐地睁大了眼，说你怎么能坐地铁？地铁最危险了，万一断电什么的怎么办？万一有传染病怎么办？他们强烈要求我今后坐公共汽车，再不就打个电话来，让你大哥哥派车去接一接。

吃完饭，表哥披着他的将军服，正要同我说说中东战争。他的几个下级探头探脑来求见首长，进门后立即熟门熟路地把小筐荔枝和小箱鱿鱼送进厨房，并且对包括我在内的首长家人一一强加媚笑。表嫂嗔怪地说,老王你怎么又这样？被称作老王的理直气壮广这有什么？我这次出差广东，一点也不麻烦么!”

表哥只好放下中东战争，去与他们在客厅里应酬。我无事可干，只好看看他家的书柜，看看成套的党史、军史、哲学以及政策。书柜旁边挂有一只巨大的龙虾标本，冲着我张牙舞爪。

I

表哥送走了客人,又过来与我聊天。他说你还在作协工作么？你们文艺界也真捣蛋。你看现在那些流行歌，成天就是爱呀爱的，战士要是都爱来爱去，还怎么打仗？

我想说明作协不等于文艺界，我更不是文艺界，没法对流行歌负责。

他没等我申冤就说:“我不准他们唱了！”

“你这不是违反政策吧?”

“哪来那么多政策？打得贏就是最大的政策!”

然后，他再次叮嘱我下次来不要坐地铁了，地铁太容易出事。

我说:“我坐公共汽车，不会坐地铁了。”

“对,不能坐了。”

“我不坐了。”

“我马上要出差。不过不要紧，你什么时候都可以来。住什么招待所？那多不卫生，就住到家里来么，这不就跟你家一样？好不好？嗯，我跟你说，不要坐地铁了呵。嗯？”

我不知道该先回答哪个问题，是再次谈地铁还是谈招待所？我只能含糊地点头，看他急匆匆地寻找话题，似乎心事重重没话找话。

我有点后悔到这里来了。我不能像小时候那样骑到大哥哥的肩上，抢过他的军帽或者挂上他的皮带，而且愚笨得总是不知道该先回答哪个问题，那么来这里做什么？三伯伯已经去世，死于咯血，死前常闹耳鸣。我只能瞥一眼她睡过的那间房，那张床。那张床拥抱过一位老人的夜晚长达几十年——她给过我苹果，长相也与我极其相似——亲人们都这样说。因此我忍不住想象我的鼻形，我的眉形，我脸颊的线条，曾一次次淹埋在那张床上的黑夜里。那是不是我呢？为什么那不是我呢？如果说人都是首先以其面相而存在并且被人认知的，那么床上的面相为什么不就是我的一部分？

是我曾经在那张床上咳嗽然后耳鸣和咯血？

螫

母亲曾经一直不让我们子女来这里走亲戚,我第一次来北京时就是那样做的。那一次我下火车时太晚，没法去找住处，我宁愿提着沉重的行李包走去天安门，在广场坐了一个通宵，也没有去敲响大哥哥家的房门——尽管我知道那繁密的灯海里有我的亲人，是的，是亲人。我在广场橘黄色的灯雾里抱着双臂，有点冷。

我那次离开北京时听另一个来京的亲戚说，大哥哥一家在“文革”中其实也很难。他每次随军队去制止武斗，都是带血回家，一进家门就偷偷溜进厨房，洗掉脸上或身上的血迹，偷偷给自己包扎或换药，不让老母亲知道真相。亲戚说这话的时候，眼里红红的。

这些事都很遥远了，以后会更加遥远，被我淡忘。就像小虹一样，我以为她至少可以记住绿豆沙，我下定决心踏进这张家门，至少还可以同她说说这件事。

但她不记得了。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哪怕她能记住这首曾深深刺痛我的歌也是好的。不，她也不记得了。她的大眼睛里纯净得什么也没有。

我还能说些什么？我说返程机票巳经订好，是明天的飞机（其实是五天后的飞机），我今天算是告别了。真是不巧，真是不巧。表哥全家都为此遗憾。小虹送我去汽车站。她问我什么时候再来。她把她原来读中学时的那幢教学楼指给我看，把他们家原来住的破楼房指给我看，把她现在取牛奶、游泳、看电影、定做蝙蝠衫的地方指给我看。她偏转头的时候，乳房高挺突出。

我毫不怀疑,长安街上秋夜里流淌着的橘色光潮，能够哺育太多这样美丽这样爽朗这样充满自信的少女。

她以前的名字叫小红。

这是小红。

1992年5月

记忆的价值

一

当那一段用油灯温暧着的岁月渐离我们远去，“知青”这一个名词是愈来愈显得生疏了——尤其是对于流行歌哺育下的新一代人来说。时光匆匆，过去之前还有过去，我们几乎已经忘记了井田制，忘记了柏梁体，忘记了多少破落王府和寂寞驿站，为什么不能忘记知青？

毕竟有很多人忘却不了。

乱石横陈曲折明灭的一条山路，茫茫雪原上悬驻中天的一轮蓝色新月，某位背负沉重柴捆迎面走来的白发老妪，还有失落在血红色晚霞中一串串牛铃铛的脆响……这一切常常突破遗忘的岩层，冷不防潜入某位中年男人或女人的睡梦，使他们惊醒，然后久久地难以入眠，看窗外疏星残月，听时间在这个空阔无际的清夜里无声流逝。

对于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最深的梦境已系在远方的村落，似乎较难容下后来的故事。哪怕那故事代表电大或函大文凭，代表美国或日本的绿卡，代表个体户酒吧里的灯红酒绿，它们都显得模糊和匆促，匆促得无法将其端详，更无法在梦境里定格出纤毫毕致的图影——如那远方的村落。

缘由也简单:多因了苦难。

人很怪,很难记住享乐，对一次次盛宴的回忆必定空洞和乏味。唯有在痛苦的土壤里，才可以得到记忆的丰收。繁盛的感受和清晰的画面，存之经年而不腐败。发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间的一场政治和经济危机是如此盛产着记忆。数以百万计的青年学生被拋入穷乡僻壤，移民运动的规模几乎空前绝后。这些青年衣衫襤褛，心身憔悴，辗转于城乡之间，挣扎于贵贱之间，求索于文明与野蛮之间，一任命运饿其体肤，劳其筋骨，苦其心志。他们常常以日当年地守着油灯企盼，企盼着近乎空白的未来。他们多年后带着心灵的创伤从那里逃离的时候，也许谁也没有想到，回首之间，踉跄之际，竟带走了几乎要伴其终身的梦境。

这梦境仅仅属于他们自己。不仅后辈人将讨厌任何用作炫耀和教诲的苦难，连他们曾密切相关的友人，也毫无义务要把他们的苦难看得特别要紧。我曾返回当年落户务农的乡村，陌生的新一代农民已行行列列地高大着，对寻访旧地的知青只能漠然。一些旧相识已多老态，谈起往事也只能闪烁其词只鳞片爪，像谈起远古一个模模糊糊的传说。除了找到某堵旧墙上半块褪了色的油漆“语录牌”算是当年可笑的遗迹，那里没有纪念碑。

不会有纪念碑，不会有金质勋章，不会有档案馆史料办离退休老知青活动中心，甚至未能熬过那岁月的一些男女学友们，远方的坟前不会有鲜花和新土年复一年。关于遥远村落的梦境，只能默默地属于他们自己。

当然不值得沮丧。时光总是把苦难渐渐酿出甘甜，总是越来越显示出记忆的价值。作为人的证明，记忆缺乏者只能是白痴，是禽兽。作为生的证明，生命留给我们每一个人的除了记忆还有别的什么吗？难道是舶来的电视机和冰箱？或是吃过了又拉过了的酒肉？幸福已存在了上下数千年，并不是电视机和冰箱时代的专利。幸福也将伴随人类继续下去，行将经历谁都阔绰得根本不用电视机冰箱当然更不靠油灯照明的B寸候。但是，即便在那个时候，也不是任何人都幸福的，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够获得记忆的富有。

步入中年的知青们，历史已在他们记忆的底片上，在他们的身后多垫了一抹黄土地，或是一面危崖。这使他们继续长旅人生时，脊梁骨多了几分承托和依靠。他们中间的多数人，也许会因此而欣慰，而充实，而通达，多一些前行的沉着。

由我们几位朋友通过一份杂志开始征稿，并由湖南文艺出版社最后编辑完成的这本《知青回忆录选》，就是献给这些人的。愿他们在睡梦惊醒时，这本小书能悄悄地陪伴他们到天明。

1990年5月

漫长的假期

我偶尔去某大学讲课，有一次顺便调查学生读书的情况。我的问题是这样:谁读过三本以上的法国文学？这时约四分之一的学生举手。谁读过《红楼梦》？这时约五分之一的学生举手。然后，我降低门槛，把调查内容改成《红楼梦》的电视剧，这时举手多一些了，但仍只是略过半数。

这是一群文学研究生，将要成为硕士或博士的。他们很诚实，也毫不缺乏聪明。我相信未举手者已做过上百道关于《红楼梦》或法国文学的试题，并且一路斩获高分一否则他们就不可能坐在这里。

问题在于,那些试题就是他们的文学？读书怎么成了这么难的事？或者事情别有原因:是什么剥夺了他们广泛阅读的自由？

我不想拍孩子们的马屁，很坦白地告诉他们:即使在三十年前，让很多中学生说出十本俄国文学、十本法国文学、十本美国文学，都不是怎么困难的。我这一说法显然让他们惊诧了,怀疑了，困惑了，一双双眼睛瞪得很大。三十年前？天啦，那不正是文化的禁锁和荒芜时期？不正是“文革”的十年浩劫？……有人露出一丝讪笑，那意思是:老师你别忽悠我们啦。

没错，是禁锁是荒芜甚至是浩劫，从当时大批青年失学来看的确如此，从当时官方政策主体来看的确如此。但你们注意了:一具病体并非尸体，仍有不绝的生力，包括生力的逐步恢复和增强。“文革”不过是一场大病来袭，但如同历史上文网森严的旧中国和政教合一的旧欧洲，它并不曾冷却民众的精神之血，无法遏制新文化的萌发、繁殖、积聚、壮大以及爆发，直至制度层面的变革。这才是历史真切而生动的过程。我们曾用这种眼光注意过很多复杂局面，包括宗教法庭与牛顿的共存，普鲁士帝制与黑格尔的共存，斯大林铁幕与肖洛霍夫、爱森斯坦、肖斯塔科维奇的共存，为什么独独乐意给“文革”随便贴一枚标签？是什么人最习惯和最惬意地使用着这一类标签？

中国谤语:知其一,还要知其二。

偷书

我当年就读的中学，有一中型的图书馆。我那时不大会看书，只是常常利用午休时间去那里翻翻杂志。《世界知识》上有很多好看的彩色照片。一种航空杂志也曾让我浮想联翩。

“文革”开始，这个图书馆照例关闭，因受到媒体批判的“毒草”越来越多，图书馆疲于清理和下架，只好一关了之。类似的情况是，城里各大书店也立刻空空荡荡,除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一类红色圣经，除了少许充当学习资料的社论选编，其他书籍几近消失。间或有一点例外，比方我买过一本关于海南岛青年创业的小说，但总是读不进去，一时不知是何原因。

一九六七年秋，停课仍在继续，漫长的假期似无尽头。但收枪令已下达，革命略有降温，校图书馆立刻出现了偷盗大案:一个墙洞骇然触目。管理图书的老师慌了，与红卫兵组织紧急商议，设法把藏书转移至易于保护的初中部教学楼顶层，再加上铁栅钢门，以免毒草再次外泄。不过外寇易御家贼难防，很多红卫兵在搬书时左翻右看，已有些神色诡异，互相之间挤眉弄眼。后来我到学校去，又发现他们话题日渐陌生，关于列宾的画，关于舒伯特的音乐，关于什么什么小说……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在说些什么？

如果你是外人,肯定会遭遇支吾搪塞,被满脸坏笑的他们瞒过去。好在我算是自家人，有权分享共同的快乐。在多番警告并确认我不会泄密或叛变之后，他们终于把我弓丨向“胡志明小道”——他们秘密开拓的一条贼道。我们开锁后进入大楼某间教室,用桌椅搭成阶梯，拿出对付双杠的技能，憋气缩腹，引身向上，便进人了天花板上面的黑暗。我们借瓦缝里透出的微光，步步踩住横梁，以免自己一时失足踩透天花板，扑通一声栽下楼去。在估计越过铁栅钢门之后，我们就进入临时书库的上方了，就可以看见一洞口：往下一探头，哇，茫茫书海,凝固着五颜六色的书浪。

这时候往下一跳即可。书籍垒至半墙高，足以成为柔软的落地保护装置。

我们头顶着蛛网或积尘，在书浪里走得东倒西歪,每一脚都可能踩着经典和大师。我们在这里坐着读，跪着读，躺着看，队着读，睡一会儿再读，聊一会儿再读,打几个滚再读，甚至读得头晕，读出傻笑和无端的叫骂。有时尿急，懶人为了省下一趟攀爬，解开裤子就在墙角无聊，不知给哪些杰作留下了污迹。

我说过,作为初中生，我读书毫无品位，有时掘一书坑不过是为了找一本《十万个为什么》。青春寄语，趣味数学，晶体管收音机，抗日游击队故事，顶多再加上一本青年必读的《卓姬与舒拉》，基本上构成了我的阅读和收藏，因此我每次用书包带出的书，总是受到某些大同学取笑。我并不知道他们笑什么。当然，多年以后我读到海明威的《再见了武器》、雨果的《九三年》以及泰戈尔的《飞鸟集》，觉得有些眼熟，才依稀想起初中部大楼的暗道——只是当时不知自己读了什么，对书名和作者也从无用心。

一个没有考试、没有课程规限、没有任何费用成本的阅读自由不期而至，以至当时每个学生寝室里都有成堆禁书。你从这些书的馆藏印章不难辨出,他们越干越猖狂,越干越熟练,窃书的目标渐渐明晰,窃书的范围正逐步扩展，已经祸及一墙之隔的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距此不算太远的省医学院图书馆等。多年以后，我一位姓贺的同学积习不改，甚至带着一把铁饼和两个麻袋,闯人省城最大图书馆的禁区，在那里窃取了据说价值上万美元的进口画册——他当时正在自修美术。他的行为败露，被警方以盗窃罪起诉,获刑一年,监外执行。

比较有意思的是，他走出法庭的时候，一位老法官对他竟笑眯眯的，私下里感叹:我那儿子要是像你这样爱书，我也就放心了呵！

老法官的私语其实是另一种宣判，隐秘的民意宣判。

这就是说，哪怕在大批知识分子沦为惊弓之鸟的时代，知识仍被很多人暗暗地掂记和尊敬，一个偷书贼的服刑其实不无光荣。

这与后来的情况很不一样。贺某多年后肯定遇到过这种场景:书店里已经五光十色应有尽有了，各种有关理财、厚黑、权势、时装、色欲、命相的烂书铺天盖地持续热销，而他当年渴求的经典反而门前冷落。如果他对这种情况大为奇怪，如果他还把经典太当回事（爷们当年就是为这个坐了牢），还很可能被当今的购书者们白眼:神经病吧？吃错了药吧？

抢书

抄家之风激荡于一九六六年夏。最早的元老级红卫兵身穿黄军装，佩戴红袖章，有的还挥舞着凶狠的皮带，一旦在街上呼啸而过，总是吓得路人胆战心惊。他们冲进一些涉嫌敌对者的住宅，一般未抄出什么反革命罪证,只是抄走手表、字画、皮大衣之类奢侈品。把大批“毒草”书刊当众焚烧，常常是他们抄家之后的革命宣示和祝捷庆典。

到第二年，该打击的敌人都打击了，抄家所闻不多。即便要抄家，大多发生在对立群众派别之间，带有一种派争泄愤的性质了。我也参加过这种恶行。一次是夜里去另一所中学，刚摸黑上楼,就听到有泼水声。不过那不是水，片刻之后就有人惨叫：“盐酸！盐酸！我要破相啦——”吓得大家从楼道一拥而下，手忙却乱地狂找水龙头，为这位同学清洗脸上和衣领里的可怕液体。接下来，楼下楼上对骂，还有扔手榴弹一类威胁，但最终不了了之。

另一次抄家也不太顺。目标是两个本校老师，因为他们不但戴着资产阶级的眼镜片，而且胆敢支持我们的对立派学生，成立一“黑鬼战团”前来叫阵，是可忍孰不可忍，须严厉打击。不过，这两位老师家贫如洗，简陋平房里的煤炉子和锅碗瓢盆实在引不起我们的兴趣。两位师母又哭又闹的，其中一位说倒地就倒地，抡着砖块要自残，吓得我们只能草草收场。

我们仅仅抄走了一些书。唐诗宋词三国红楼什么的很快被大同学瓜分。留给我一本黑格尔的《小逻辑》，让我如读天书，大为扫兴。不过战利品中有一大沓草稿，包括童话、游记、英文诗歌、自传小说——大概这些都经过作者的自我审查，看上去不犯忌，才被保存下来。这算是我第一次看到手迹本文学,不免十分好奇，一扎进去就读了三四天。后来，几位同学把这位作者抓来再审，要他老实交代自己的历史污点，其实是把他的小说读得不过瘾，想更多知道日美太平洋战争的真相。这作者是位南洋华侨，当过美军翻译，一见我们的模样就知道挠到哪里是痒处。虽然他也用了“万恶的美帝国主义”一类词语，但履历交代简直就是开故事会，一章接一章绘声绘色，让他自己好好地陶醉了一把往事。说到美军的巧克力和牛肉罐头，还馋得我们吞口水。

“你们连枪都不会擦还拿什么打仗？不是胡闹么?”说得兴起，他抱臂耸肩，好像成了我们的教官。

我们也忘记了生气，忘记了拍桌子。

没有想到的是，螳螂扑蝉黄雀在后，就在这事发生后不久，我自己的家也被抄了，气得老妈又哭又骂的。抄家者是我哥学校里的对立派，意在对我哥施以惩罚。两颗手榴弹由我窝藏，现在成为我哥对抗交枪令的罪证，有关“油炸”“火烧”的大标语刷在最热闹的街市。这其实还只是小损失。最可恶的是他们抄走了我的篮球和书——都是这一段我精心挑选私留的几十件精品。其中包括鲁迅、巴金、叶圣陶、高尔基、莫泊桑、海明威、托尔斯泰的小说,还有《革命烈士诗抄》和《红旗飘飘》文丛等红色读物。我去街上看过大字报，发现那些欢呼胜利的抄家者根本不提这些书，一定是暗中私分了。

可耻呀可耻！我简直欲哭无泪。

多少年后，我哥与他的对立派早已和解，有次老同学来家聚会让我撞上了。其中有些人认识我，笑着向我打招呼。我本应该对这些大哥大姐表现出礼貌，但一想到他们中间某些人曾夺我所爱，气就不打一处来,终于拉长一张脸扬长而去。我估计他们肯定忘记那件事,肯定觉得我的无礼十分奇怪。

换书

那时中国大陆人都穷，学生们尤其囊中羞涩，习惯于打补丁的衣服习惯于用推剪互相理发和收集些废瓶子卖钱。虽处无政府状态，学校食堂服务却大体如常。“豆腐脑，萝卜干，吃得眼睛往上翻”——这就是大家敲打饭盆排队时的欢呼，是对幸福的回忆和向往。

尽管穷，时尚却并不缺乏，与时尚相关的商品交易也十分活跃，只是这种交易大多采取物物相易的方式，不经过现金的环节。比如毛主席像章一时走红，各种新款像章必受追捧。那么一个瓷质大像章，可换五六个铝质小像章。一个碗口大的合金钢像章，可换三四个瓷质像章或竹质像章。过了一段，像章热减退，男生对军品更有兴趣。于是一顶八成新军帽可换十几个像章，一件带四个口袋的军衣可换两三本邮票集。再过一段，上海产的回力牌球鞋成了时尚新宠,尤其是白色回力几成极品,至少能换一台三极管收音机外加军裤一条,或者是换双面胶乒乓球拍一对再加高射机枪弹壳若干。

黑市交换很复杂，价值权衡全凭感觉和谈判，所以一旦读书潮暗涌，图书也可人场交换，比如一套《水浒传》可换十个像章或者一条军皮带。《俄国油画精品集》或《舒伯特小提琴练习曲》的价位更高,手里只捏着子弹壳或像章的人根本不敢问津。有一次，高二某同学徐某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本《赫鲁晓夫主义》，作者据我后来回想也算不上什么名角。书的内容无非是揭示了一些苏共内幕，包括列宁与斯大林的吵架，贝利亚的残酷和阴狠，朱可夫元帅对赫鲁晓夫的勤王之功，还有“匈牙利事件”中纳吉的两头受气……但这一切在当时也属异端，属稀缺信息，足以让中学生读得眼睛大睁呼吸急促。好几天，它成了大家热议的话题，更成了频频换手的接力棒——好多人都等着这本秘籍。

我运气非常不好。秘籍刚传到手上，还没读完就不翼而飞，不知是哪个王八蛋暗下手脚，说不定拿它去换回力牌了。这当然是我的重大失误。书的主人急得差点要撞墙,几乎每天都用惨白的脸堵住我,痛苦得把脑袋摇来摇去:求求你，你得去找找呵。我是从军区一个朋友那里借的，搞不好要出人命的呵。

我到哪里去找？把自己卖了也赔不出吧？

我提出赔他一本巴金的《家》，他不要;赔他《安徒生童话集》，他也不要;赔三大本邮票，他还是不要。百般无奈之下，我只好把一只手表戴在他手上，暂时安抚他痛苦的心。

这只旧手表算是我最大的资本，来自另一位同学——当时他看中我的收音机，说什么也要强买强卖。我自知不是个称职的“换客”，也许这生意做下去，七换八换之后就会赤条条走人，那么让同学暂时保管资本，也许不失为安全之策。直到毕业下乡前夕，手表保管者因病得以留城，看到大家要远行下乡，抱着这个那个哭得眼泪哗哗。我心一酸，也哇哇哭起来，一激动就宣布以手表相赠。他当然吃了一惊，说了些表示惊讶、表示推让、表示万万不可的话,但我不想欠下人情——再说,身外之物岂能与崇高的江湖义气相比？一块手表对于我这个农民来说又有何用？

虽然事后略有后悔，但我那一刻确实很壮烈。

下乡后，收到秘籍主人几次热情的来信。大概觉得这笔交易令人不安，他捎来一双新军鞋，算是聊作弥补。

说书

我插队在一公社茶场。这里有一百多号知青，一百多号本地农民，分三个工区六个队，负责近六千多亩茶园和少许稻田。在地上劳动的时候，尤其聚在树下或坡下工休的时候，聊天就是解闷的主要方法。农民把讲故事称为“讲白话”，一旦喝过了茶，抽燃了旱烟，就会叫嚷:来点白话吧，来点白话吧。

农民讲的多是乡村戏曲里的故事，还有各种不知来处的传说，包括下流笑话。等他们歇嘴了，知青也会应邀出场，比方我就讲过日本著名女间谍川岛芳子的故事,是从我哥那里听来的，颇受大家欢迎。

黄某不是我的同学,是他留城的姐姐托付给同学带下乡的。他个头小，平时不大言语，只喜欢拉拉小提琴，不过肚子里还真有料,话匣子一打开都是我们闻所未闻之事。鲁仲连义不帝秦，信陵君窃符救赵，孟尝君受教冯谖，当然还少不了吕不韦阳具奇伟和宣太后私通大臣之类黄料……我多年以后才知道，这些大多来自《战国策》和《史记》，不知黄某什么时候读在眼里，记在心头。

易某最喜欢讲战争史，每讲到将领必强调军衔，每讲到武器必注明型号,显示出惊人记忆力，俨然是个军事行家。我就是从他嘴里得知二战期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罗曼底登陆战役、隆梅尔的北非战役以及德国的容克52和美国的M2。多年以后我发现，他肯定读过《朱可夫回忆录》、《第三帝国的兴亡》一类的书,只是他的记忆有偏向，对军衔和型号记得太多，重要情节反而错漏不少，比如常把英国混同美国，对兵员数和钢产量也多是信口胡编。

这些闲聊类似于说书，其实是中国老百姓几千年来重要的文明传播方式。在无书可读的时候（如“文革”），有书难读的时候（如文盲太多），口口相传庶几乎是一种民间化弥补，一种上学读书的替代。以至很多乡下农民只要稍稍用心，东听一点西听一点,都不难粗通汉史、唐史以及明史，对各种圣道或谋略也毫不陌生。其实这何尝不是一种坚实的文化？有一次，说起两敌对大国之间的微笑外交，一位在我身旁的老农突然插嘴有什么好说的？诸葛亮气死了周瑜，还要去吊香么!”我听得一懵，发现自己把形势和国策摊上一堆，其实哪比得上他一句话这么简洁和通透？

像农民一样，知青中还有些故事王，相当于口头图书馆。邻近的某公社就有这么一位。据那里的知青说，此人脑袋有点歪，外号“六点过五分”，平时特别懒，既不愿意挑粪种菜，也不高兴劈柴做饭，一个黑油光光的枕套竟可枕上一年。每次央求女知青代洗衣服,就以讲故事为回报。凭着他过目不忘的奇能，绘声绘色的鬼才,每次都能让听者如醉如痴意犹未尽而且甘受物质剥削。这样的交换多了，他发现了自己一张嘴的巨大价值，只要拿出故事这种强势货币，他就可以比别人多吃肉，比别人多睡觉，还能随意享用他人的牙裔、肥皂、酱油、香烟以及套鞋。这样的日子太爽。一度流行的民间传说《梅花党》、《一只绣花鞋》 曾由他添油加醋。更为奇货可居的是福尔摩斯探案、凡尔纳科幻故事、大仲马《基督山伯爵》、莎士比亚《王子复仇记》，都是他腐败下去的特权。

他逐渐练就成一方名嘴，走到哪里都被知青们迎来送往。尤其是农闲时节，大家寂寞难耐，经常备上好菜排着队去请他，把他当成了快乐大本营。作为一个资本家子弟，他歪支着脑袋,没赚多少工分，但居然俘虏一出身干部家庭的漂亮女友，大概也不是难以理解。

我有幸在县城见过他一面。几个朋友在饭店里以肉丝面相贿赂，央求他讲上一段。他说的是一苏联红军女兵押送一白军军官，两人在路途中居然放电，产生了危险的爱情，不料最后白军的船舰出现，后者本能地向舰船狂跑求救,前者的红军意识突然苏醒，那叫一个慌呵，想也没想就举起了枪……故事大王此时已吃完了，机的一声枪响，他捂住自己胸口，缓缓地作旋体状，目光忧郁地投向厨房和碗柜,伸在空中的手痛苦地痉挛着，痉挛着。

“玛——沙!”他很男性地大喊了一声。

“我的蓝眼睛,蓝眼睛呵——”他又模拟出女人的哭泣。

太动人了！我们听得心情沉重感慨万千。直到多少年后我才知道，他那次讲的是苏联小说《第四十一个》，所谓表现人性论的代表之作。

护书

在我的同队插友中，张某好诗词，带来了《唐诗三百首》。贺某想当画家，带来了石涛、林风眠、关山月以及米开朗基罗的画册。我是造反习气未脱，带来了《联共（布）党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类,大家互通有无交换着看。不要多久，交换范围又扩大到其他队，一直交换到很多书没有封皮和脱页散线的地步。

根据最髙领袖的指示,知青下乡是接受“再教育”的，在农民面前得夹起尾巴做人。茶场有一党支部副书记，自觉责任重大，成天黑着一张脸骂人，晚上还到处巡查，查到知青房间里有声响就隔窗偷听,看是否有人说反动话，是否有人收听敌台。据说有一次某知青听收音机，听着听着睡了过去。副书记不知情,竟把播音一直偸听到后半夜,冻得自己第二天咳嗽不巳。

他也经常检查知青们读什么。好在他文化水平不高，在辨别读物方面力不从心。有一次他看见法捷耶夫的《毁灭》，先问“毁”是什么字，问明白了再一举诛心:我们现在都在搞建设，你怎么成天搞毁灭？你想毁灭什么？

我急忙辩解:“毛主席都说这本书好。”

见他狐疑，便翻出《毛泽东选集》中的白纸黑字，这才让他悻悻地走了。

另一次，他冲着马克思的图片皱起眉头资本家吧？开什么铺子的?”

“亏你还是共产党员，连老祖宗都不认识了?”我抓住机会再将一军，使他脸上有点挂不住，只假装没听见，去找什么锄头。

有了这样一些经验，知青们发现乡下干部其实不难对付。一段时间里，有些女知青喜欢唱“卖国”电影《清宫秘史》里的插曲，比较粉色和小资的那种，被干部们询问唱什么，就说革命京剧样板戏呵。干部们不懂京剧，居然信以为真。有些知青传看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被干部们询问看什么，就说是看两条路线斗争史,还说作者是马克思他舅。干部们不知马克思的舅和姨，也就马虎带过。

农村当然也兴阶级斗争，只因为干部们大多缺少文墨，文化封禁较难落实。即便在城市，禁区也是有缝隙、有缺口、有偷越暗道的，爱书人稍动心思其实不难找到自保手段。比如《毁灭》、《水浒》、李贺、曹操这一类是领袖赞扬过的，可翻书为证，谁敢说禁？孙中山的大画像还立在天安门广场,谁敢说他的文章不行？德国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法国社会主义一直被视为马克思主义三大来源，稍经忽悠差不多就是马克思主义，你敢不给它们开绿灯？再加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有比较才有鉴别”、“充分利用反面教材”一类毛式教导耳熟能详，等于给破禁发放了暧昧的许可证，让一切读书人有了可乘之机。中外古典文学就不用说了。哪怕疑点明显的爱情小说和颓废小说，哪怕最有理由查禁的希特勒、周作人以及蒋介石，只要当事人在书皮上写上“大毒草供批判”字样，大体上都可以堂而皇之地收藏和流转。

我还读过一种油印小册子，不记得是哪个红卫兵组织印的，也不知他们印书的目的何在。小册子照例醒目地印有“大毒草供批判”的安全标志，正题是《新阶级》，作者为德热拉斯(后译为吉拉斯），一位被西方世界广为喝彩的南斯拉夫改革理论家。当八十年代末一位美国人向我推荐此书时，我的回答曾让他一怔。

我说,我知道这本书，我二十年前就读过。

他还是斜盯着我。

我无法让他相信这一点，当然也没必要让他相信。

我记得自己就是在茶场里读到油印小册子的，是两位外地来访的知青留下了它。我诈称腹痛，躲避出工，窝在蚊帐里探访东欧，如听到门外有脚步声便要装出一些呻吟。这是知青们逃工的常用手法。不过既是病人就不能快步，不能歌唱，更不能吃饭，以便让病态无懈可击。副书记一到开饭时就会站在食堂门口盯着，直到确认你没有去打饭，也没人代你打饭，才会克制一下揭穿伪装的斗志。不吃饭那就是真病了，这是农民们的共识。

这样，对于我的很多伙伴们来说,东欧的自由主义以及各种中外文化成果，都常常透出饥饿者的晕眩。

教书

“文革”一般被认为结束于一九七六年。其实这个分期过于笼统。对于很多“文革”中的学子来说,“文革”在一九六八年就黯然落幕，其标志是以“革委会”为代表的政权管制全面恢复，还有民众造反权利的重新取消，包括红卫兵的出局。新的各级政权里虽然都有几个群众代表，但一般来说只是摆设了。

有些学生对官员主政已不习惯。想当年，大串联，逛全国，想斗谁就斗谁，想玩啥就玩啥，老子的队伍才开张，戴上袖章就是时代骄子，挂上盒子炮就是社会主人，这样的好日子怎么说没就没有了？生活怎么就只剩下哎哎哟哟的抡锄头出黑汗？他们愤愤不已，只是还残存几分领袖崇拜，那么与其承认自己出局，承认自己作废和可怜，不如把出局想象成重大战略的一步棋，想象成更伟大进军之前的迂回和潜伏，给自己继续蒙上意义的金色光辉。

我就是在这时结识了外校的一些知青，一伙是下靖县的，一伙是下沅江县的，都是些牛气冲天的幻想家，开口就是印度支战争那和法国红五月的那种，是忧心三十年后中国怎么办的那种。我们在春节回城时相聚，一家串一家，越串朋友越多，越串志向越大，分手前少不了要合唱一首《国际歌》。他们都比我年龄大，读的书也多，很得我的信任和仰慕，因此听说他们都在乡村办了农民夜校，我也立即回茶场办一所，决心配合友军行动，用革命思想改造可怜的乡村。

教材只能自费油印，由我和几个朋友编写，大体上以识字为纲，串起一些地理、历史、农科以及革命的小知识。《老乡上学歌》之类打油诗穿插其中，力图使课本更为活泼。这样的夜校一开张，干部们以为我们热心扫盲,吻合他们的工作任务，还十分高兴地支持。对我从无好脸色的副书记甚至破天荒把我表扬了两句。

不料事情并不顺利。农民学员对识字还有些兴趣，青年农民对天南海北的趣闻也津津有味，但要让他们理解列宁和孟什维克，明白巴黎公社有别于我们自己所在的天井公社，费力气实在太大。

“巴黎公社？在哪个县？怎么没听说过?”

“巴黎公社的人不插田吗？不打禾吗？那他们都是吃返销粮的?”“我只听戴书记说过要学大寨，没听说过要学巴黎呵!”

真是让人出汗。想当年红军在乡村建立苏维埃，还教官兵们学唱换调变阶的《马赛曲》，不知道是否要出更多的汗。

他们对无产阶级光荣这种鬼话也决不相信。无产阶级？不就是穷得卵都没一根么？要是无产阶级光荣，那婆娘们不都光荣了？他们粗俗地大笑，然后对地球是圆的这一真理也嗤之鼻:怎么是圆的？明明是平的么！我走到湘阴县白马湖(一个在他们看来已经是很远的地方），怎么没看见摔下去呢？怎么没看见湘阴人两脚朝天呢？……到最后，他们质问我们为什么不教他们打算盘，不教他们做对联和做祭文，哪怕教教他们治鸡瘟也好呵。

这样，他们想学的我不懂，我懂的他们不要。多少年后，我看见有些大学生志愿者受非政府组织（NGO)所派，来到尚缺温饱的贫困乡村，分发女权或环保的资料，热情万丈地教几句英语，教一两首英文歌，把娃娃们搞得迷迷瞪瞪，就觉得他们身上也有我当年的影子。一代代的文明救主,看来都不大考虑鸡瘟之类俗事。

夜校因为我的莽撞而夭折。事情是这样的：为了“学巴黎”，我纠集两个青年学员，其实是脑子比较呆的两位,共同写了一张大字报，炮轰场民兵营长王某，打算先拍下一只小苍蝇再说。大字报指责他经常躲避劳动,开小灶暗揩集体的油，实在太资产阶级。没想到的是，副书记对大字报似乎暗喜，至少没对我说什么，倒是原来对知青们较为宽厚的正书记大为光火——原来他是王某的同村人，近期还成了王某的入党介绍人，见我往肉汤里拉屎，见某些干部隔岸观火，恨不得一口把我吃了。他怒气冲冲一把撕了大字报，站在地坪里开骂搞什么突然袭击？还拉拢贫下中农来搞派性？告诉你们,蛆婆子拱不翻磨子，党的领导是铁打的!”

周围两排宿舍鸦雀无声，谁都不敢说话。

“什么夜校？鬼叫吧?”

本地人把校也发音为“叫”。

第二天入夜，我来到“夜叫”，发现我的预感果然被证实?一个学员也没来,几排条凳冷冷清清。连我的那两位共犯，从书记房间出来以后也慌慌张张，再也不同我说话，更不会喊我“老师”了。我原来准备好的第二课本和第三期课本，都只能成为废纸了。

我发现自己确实是一只蛆婆子，连树叶也拱不翻的蛆婆子。但认识这一点，对我后来读懂一些书倒是大有助益。

?

补记:一九七二年春，我从荼场转到某大队落户，遇到有学校老师休产假什么的，也被叫去临时代课。我此时再无启蒙壮志，革命意志衰退，只是同娃娃们瞎混，算是赚一点轻松的工分。谁效忠，我就在黑板上画鲜花或者红旗（给女娃），坦克或者飞机（给男娃），下面写出相应的象征性领奖者。谁调皮，我在黑板另一边画丑八怪，下面标出他的名字，说不定还狠狠加刑：咔療——画一手枪瞄准之，或哗啦——画一粪瓢逼近之。这种奖罚分明的朝廷王法，让子民们兴奋莫名，下了课还围着我尖叫。我哪给他们正经上过课？几乎所有课都成了涂鸦和胡扯。但后来有一次在路上遇到茶场那位书记，竟得到他的微笑:“你是个聪明人，现在总算走正路了，搞教育革命的鬼点子还蛮多。”

他说，我班上有一娃就是他的外甥，最喜欢新老师了，再也不逃学了，这些天一放下饭碗就往学校里跑。

是吗？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高兴一下。

抄书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高一级有一美男，工人子弟,篮球打得好，毛笔字写得好，又有浑厚男中音，在早晨的树林里呵的一声开诵，立刻晕了一大片女生。红卫兵们爱诗热潮由此而起。郭小川的《青纱帐/甘蔗林》，贺敬之的《三门峡/梳妆台》、普希金的《致大海》等，立刻成为被大家争相传抄的朗诵文本，成为昼夜里此起彼伏的男声和女声，包括有些人对舌头痛苦的折磨。

当时大家几乎都有一两本手抄诗。下乡后，诗心在劳累中渐失，娱乐只剩下夜晚唱歌这种自我播音，于是抄歌的还是不少。苏俄的、美国的、拉美的、欧洲的、南亚的、日本和越南的,加上中国少数民族的歌曲，尤得很多女知青的青睐,几乎也是人手一册。多少年后，凡老知青们聚会，只要《三套车》、《老人河》《流浪者之歌》一类音乐响起，中老年们差不多个个能唱。这种当年地下歌潮所留的余习，这种无组织、无领导、无纲领的全国性音乐认同，与学历教育倒是毫无关系。

一些知青做着文学梦或科学梦，当然更有抄书习惯。我在县城里结识黄某，后来当上编剧的一位，发现他抄录了几大本古文，深受震动和启发，回乡下后也如法炮制，每借来一书，便择优辑抄，很快就有了厚厚几本，以弥补书藏的短缺，以备今后温习。好几个早上起来，我的面目被人取笑,原来是柴油灯的烟太多，晚上抄书时靠灯太近了，太久了，鼻息吸引油烟,就会熏出个黑鼻子和黑花脸。知青点的朋友们也经常帮我，比如发现废品站有什么旧书刊，发现商店里有包装货品的旧报纸，就会留心多看一眼，把有用的纸片带回来给我。

九十年代末我在美国参加一会议，发现身旁一学者有动笔的癖好，倒也不是做会议笔记，只是笔头不闲，在会议材料的反面或空白处胡写，有时默写古体诗，有时默写洋文句子，有时甚至把会标之类抄上多遍。我心生奇怪，后来问及此事。他想了想，说是吗？又想了想，说他可能是写惯了，尤其是当知青时抄书太多,以至到如今差不多一摸笔就手痒。据他说，他曾赴江西省插队，在乡下抄满过近百本笔记本，几乎抄出了一个图书馆。因为一件“反革命团伙”案，他坐牢两年多，但他在监房里还把《毛泽东选集》英文版抄了三遍。他学英文的另一办法是，找一^本词典，每天背下一页，就撕去这一页，待整本书撕完,英文也就咽下一肚子。

他是“文革”后最早出国的数万留学生之一，很快成为经济学界一颗新星。在普遍的国外舆论看来，八十年代初陆续出国的这一大批总体素质最佳，不仅谦逊和刻苦，而且学养不俗。其中很多人都是越过本科直升硕博。类似的情况是，在很多高校老师看来，“文革”后最早的上百万大学生,特别是文科生，总体素质也首屈一指。用有些老师的话来说，能遇上这几届可谓人生之幸。这里当然有比例不同的原因，比如从十年积累的考生总量中择优，与一般招考没有可比性。但即使不这样比，这是否也能显现出十年并非一张白纸？“断层”、“垮掉”一类概念是否用得过于笼统？

凭借手抄书一类手段，知识传薪其实一直明断而暗续、名亡而实存。如果真是“垮掉”和“断层”，数以百万计的好学生后来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垮掉”、“断层”最为活跃和承重的“文革”以后三十年，为何反而爆发出了中国最强劲的经济成长？

现在，我的一些手抄书早已不知所往。随着出版的开放与繁荣，我的书橱也越来越多，盛满了太多精美而堂皇的套书，不需要我再在油灯下熏黑鼻子。但有时候我会不无惶惑，似乎书已经多得坏了我的胃口，让我无所适从。又觉得新书像富人的宾客，旧书像穷人的朋友，我在太多宾客面前反而有些孤独。

有人说过:借书读时读得最多，买书读时读得稍少，有机构发书读或赠书给你读时，反而读得最少。这里还可加上一问——抄书读的时候呢？

与一般的读书相比，抄书自有其优点：

一、三读不如一抄,抄一遍有利于增强记忆；

二、抄书是个细活，能迫使你聚精会神细嚼慢咽地读；

二、抄书很辛劳，抄者对这种书总是更珍惜，于是有可能复读得更多；

四、抄书一般只能是摘抄,而摘选需要你去粗取精，因此有利于总揽全局抓住重点，读出某种主动性和超越性；

当然，这种手工活毕竟太耗时间，毕竟不足以抵消严重的短缺。在一个信息速生和知识高产的时代，急匆匆的现代人还可能抄书么？

骗书

“灰皮书”、“黄皮书”、“白皮书”等统称“皮书”。这是指中国上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一大批“内部”读物，供中上层干部和知识人在对敌斗争中知己知彼，因此所含两百多种多是非共或反共的作品。如社科类书目里的考茨基、伯恩施坦、托洛茨基、铁托、斯大林的女儿等都是知名异端。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也赫然其中。至于文学方面，《麦田里的守望者》（塞林格）、《在路上》（凯鲁亚克）、《厌恶》（萨特）、《局外人》（加缪）、《解冻》（爱伦堡）、《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索尔仁尼琴）、《白轮船》(艾特玛托夫）、《白比姆黑耳朵》(特罗耶波尔斯基)等，即使放到百年以后，恐怕也堪称经典。

经过一段停顿，一九七二年“皮书”恢复出版，虽限于“内部”，但经各种渠道流散，已无“内部”可言。加上公开上市的《落角》、《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么》一类，还有《摘译》自然版和社科版两种杂志对最新西方文化资料的介绍，爱书人都突然有点应接不暇。春暖的气息在全社会悄悄弥漫，进一步开放看来只是迟早问题。如果说一九六八意味着秩序的基本恢复，那么一九七二是否意味着文化的前期回潮？这是一种调整还是背叛？是“文革”被迫后撤还是“文革”更为自信？

从后来众多当事人的回忆来看，他们青春岁月里都有“皮书”的影子。一些观察者还把“皮书”与后来的四五天安门事件直接联系，与我的感觉大体相通。

书店里重新有了活气。我认识的省内各位老作家和老编辑，也在这时陆续离开乡村或干校，回到城里操持旧业。他们恢复了两个文学期刊，从来稿中发现我，几次让我来省城开会，于是提供了更多求学机会。当时省城最大的两家书店都有“内部图书部”，一般设在二楼偏僻处，购书者需亮出相当级别的介绍信方可进人。不过这种管理措施实嫌粗糖,一纸介绍信算什么？用蜡纸和钢板成功伪造过印章的学生娃，伪造过大串联证明、肉票、火车票以及病历的家伙，还能被一张介绍信难倒？这一天，我和朋友用草酸溶液把一张旧介绍信的字迹退掉，再烤干纸片，小心执笔，填上购书内容。

我们须穿得像样一点，比方借一件军大衣（内部么，干部么，不能衣冠不整）；还约定到时候不能过于急切（公差么，让人提不起精神）。有关台词也设计好，到时候一个要催促，表示出对购书毫无兴趣;另一个要表示为难，似乎职责所系，不得不公事公办。如此等等。

照看“内部”书的是一大妈，果然没看出什么破绽。看我们爱买不买的样子，反而有了推销的热心，表现出当时少见的业绩意识。

“这本书很反动的，很多人都来买的。”她拿出一本我忘了书名的书，舍不得我们离开你们不拿去批判批判?”

“真的有那么反动?”

“我还会骗你？我都看了，里面有爱情!”

“首长说了，爱情就算了，我们主要任务是批判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

“生活作风也要抓呵。你没看见现在有些年轻人不学好样，骑一辆自行车油头粉面的，我看了就恶心!”

我们终于被说服，给一个面子，买下了这一本。对方很高兴，见没什么再能吸引我们，便说仓库里还有些旧书，不属于‘‘内部”，是否要去看看？这样，我们跟着她来到仓库，穿行于架上、桌上、地上的各种书堆,在浓浓灰土味中又挑了一些。大妈给这些书打包的时候，有一种眉开眼笑的成就感。

当然，诈骗犯也不是次次得手。有两知青曾因伪造借书证败露，被挂上大牌子，在省图书馆门前整整示众一天。另一次,一知青朋友被捕。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不知道这家伙在警察面前能否扛得住，急忙做好应变准备，包括把家里所有“内部”书清出来转移，怕万一被发现，扯出藤藤蔓蔓，多出一条罪名。几个月后嫌犯回到家里，原来他是卷入一桩销赃案，只需要退赃款缴罚款，倒也有惊无险。我这才去取回自己的书。不料替我临时保管书的那位脑子里进水，一直没把这些书当回事，听任来客东一本西一本地拿走了大半，事后又不记得来客是哪些人。

我悲愤莫名，恨不得同这个饭桶大打一架。

醉书

朱某是一工人，写过很多诗，但从不参加官方支持的工人写作组，只是把纸片拿给三两密友看看,看过就撕碎，觉得这才是诗歌的正常结局，是保证写作纯洁性的必需。他从无存稿，不允许朋友为之传播，所以我无法引用他的作品。我只记得他的诗句总是别出一格，让人惊悚和伤心、而且脑子里乱套，好几天里对任何生活细节都警惕兮兮，差不多是一只受惊老鼠。波德莱尔，艾略特、庞得……是他经常提到的名字，就像后来一些知名诗人那样。因此，我总觉得诗坛里还应有一个名字，但这个名字最终当老板去了，遇到我时也不再谈诗，只谈股票的走势。

胡某也是一工人，有自己单独的书房，还经常向我偷偷提供“内部”书——这因为他父亲是官员，后来还进京出任要职。我在乡下时，他常常写来超重的信，用美学体系把我折磨得头大。休谟、康德、尼采、克罗齐、别林斯基、普列汉诺夫……天知道他读过多少书，因此无论你说一个什么观点，他几乎都可以立刻指出这个观点谁说在先,谁援引过，谁修正过，谁反对过，谁误解过，嘀嘀嘟嘟一大堆，发条开动了就必须走到头。因为他成为某电机学院的工农兵学员，我后来与他断了联系。他为什么要改学电机？他那些超重的美学怎么说丢下就丢下了？时，老一代知识分子因书惹祸,大多谨言慎行力求自保，倒是一些少不更事的青年可能读得率性和狂放，在社会底层藏龙卧虎兴风作浪。秦某也是这样的书虫。他长得很帅，是我哥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一个未遂的地下组党计划，还曾在他们这个跨省的朋友圈里一度酝酿。有一次他坐火车从广州前来游学，我和哥去接站。他下车后对我们点点头,笑一笑，第一句话就是:“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和后期大不一样，你说的那本书并不代表他成熟的思想……”这种见面语让我大吃一惊，云里雾里不知所措，但我哥熟门熟路立刻跟进，从维特根斯坦练起，再练到马赫、怀特海、莱布尼兹、测不准原理以及海森堡学派，直到两天后秦某匆匆坐火车回去上班。在这个哲学重灾区的两天里，我根本插不上嘴，只能做些端茶上饭的服务。他们也似乎从不觉得身边有人，只是额头对额头，互相插话和抢话，折腾出各自的浑身臭汗。我的未婚妻来?

过一趟，送来蔬菜和水果，秦某看都没看一眼。

老妈要我哥拿着空瓶去打酱油，其实是想让儿子歇歇嘴。没料到我哥出门，秦某也跟着出门，似乎不愿浪费一分一秒，不惜把哲学战争一路打向杂货店。

奇怪的是，这位哲学狂人后来金盆洗手而去，听说是结婚了，离开航运公司了，替朋友去澳洲打理生意去了，相关消息有三没四。就像前面说到的朱某和胡某，他一直未能在新时期知识界喷薄而出——其实他比我见过的某些教授要聪明十倍，完全有这种可能。他卖过血,他妹妹卖过血，以筹集他游学全国的经费，一切似乎都正是为了这一天。

作为我心目中一个个亲切背影，作为“文革”中勇敢而活跃的各路知识大侠，他们终究在历史上无影无踪，让我常感不平和遗憾。也许有生活难题捉弄了他们？有性格毛病羁绊了他们？也许他们清高得不屑于浮出地表，不屑于在名人圈里对牛弹琴？

事情还可能是这样:在一个没有因特网、电视机、国标舞、游戏卡?

MP3、夜总会、麻将桌以及世界杯足球赛的时代，在全国人民着装一片灰蓝的单调与沉闷之中，读书如果不是改变现实的唯一曙光，至少也是很多人最好的逃避，最好的取暖处，最好的精神梦乡。生活之痛只有在读书与思维的醉态下才能缓解。何以解忧，唯有文章，是之谓也。因此，一个物质匮乏的社会，或者说一个危机四伏的社会，反而最可能产生精神渴求;而一个机会密集、利益汹涌以及享乐场所环伺的时代扑来之时，真理的镇痛效应和制幻效应是否会如期减退？醉汉们是否应该及时地清醒还俗？

那么，我应该为他们不再需要镇痛和制幻而欣慰吗？应该为他们在知识苦恋之外找到更多的兴趣、忙碌、实惠以及体面而庆幸吗？

或者我不应该为他们的失踪而欣慰？不应该为我们一具具幸福皮囊下迅速繁殖的平庸而庆幸？

To be or not to be?(是还是不是？）

一代失学者的漫长假期早已结束了。“文革”远退到三十多年前。文明似乎日益尊贵、强盛、优雅、丰饶、金光灿烂。但对于很多人来说，读书其实是越来越难——如果这些书同文凭和实利无关。一颗颗灵魂在舒适而惬意地人睡，不需剌耳声音的惊扰。正如一研究生曾三番五次地问我老师，学文学到底有没有用呵？”我看得出，他一直没在意我此前的解答，不过是想在交出论文之余，再次求证一下他的文凭到底能否升值，能否给他带来一百万或两百万，能否让他过上出人头地的好日子。我终于沉不住气:“我容许你把这个问题问一遍，问两遍，问三遍，但不容许你问第四遍!”我甚至扭头就走，回头再补一句：“如果你并不爱文学，现在改行还来得及!如果你对什么也爱不起来,现在退学也来得及！你其实不必要太亏待自己。”

我肯定把他吓坏了。

对不起，我忘记了他并非圣徒，只是一个娃娃。从他所处的康乐时代来说，从他眼下远离灾难、战争、贫困、屈辱的基本事实来看,他确实没有太多理由热爱文学，那么累心和伤人的东西。

这是他有幸中的不幸。

2008年5月

收水费

我居住河西的时候，所在那一幢住宅楼有四个门道，每一门道五层，每一层左右两户，共计十户人家。每到月底，供水公司的收费员来看一下总水表，给各门道填发收款通知。几天后,待各门道的水费集中了，收费员再来总取。这样，我们这个门道每月得轮出一个经手人，帮供水公司逐户抄表收费。

我也当过经手人。这是我结识邻居的机会，但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在逐月积累下来的一沓收费表上，他们都只有房号，只是房号。比方说，我就是三号。

十号每月的用水量总是大得惊人。大概这一家孩子多，而且全家正轰轰烈烈生产致富，不知从何处接来一大包一大包的旧塑料袋，把它们拆开，洗净，装包，再送到某个工厂去。家里成了小作坊，工业用水的消耗自然非同一般。敲开十号的房门，机器哒哒声和流水哗哗声立即扑打我满脸满怀，使我面肌隐约发麻。应门的常常是一个约莫六七岁的男孩，小圆脸黑乎乎的。户主呢,在堆垒如山的原材料和成品那边，大概手头正沾着活，或者不方便爬过山来，只是从里屋拋出一两句粗粗的嗓音，算是忙者的回礼。小孩显得很懂事，立刻把我引向水表，搬开挡道的鸡笼、脚盆、鋤头，还有几大包产品，手脚十分麻利。完成这浩大复杂的工程之后，水表才从卫生间的一角探出头来，你才可以用扬腿劈胯的高难动作，让一只脚越过某个高高障碍，探向湿漉漉的水泥地，让上身尽可能趋近鸡粪味，也趋近水表。“又是十八吨半!”小孩看清了表上的数字，向父亲传报了陪同核查的结果，不再说什么，熟练地找来一支烟和一盒火柴递给我。我不要，他便把烟叼到自己嘴上，笑得天真而淳厚。

八号的用水量总是最小的，小得简直如用香油，没法不让人生疑~他们会不会用破坏水表的手段偷水？八号门外的楼道已被这一家侵占，是一个日益扩张的废旧用品仓库，竹篓、旧铁炉、破竹床、包装木箱或纸盒,钩心斗角地靠墙堆码，如同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展品,把楼道挤得日渐狭窄，只容人们侧身通过——行人免不了常对八号门报以白眼或嘀嘀咕咕。要是扛一辆单车从这儿经过,那就更为难了。稍不小心撞坏了一块藕煤，这家的女人就会拿着藕煤碎块找上门来，罪证确凿，非让你赔偿不可。不过这一家倒不乏革新能力，比如去他们家不用敲门。门旁有一按钮，你按一下，便可听得门内隐约悦耳铃声。后来我听说那是男主人用一台破电子钟改装而成，足见其心灵手巧。待铃声落定，男主人一张脸从门缝里露出来，脸瘦鼻尖，两眼眯缝，直到看清来人,才笑容可掏并且让门缝更为扩展。收费似乎惊动了他全家。几双神形酷似的眼睛齐刷刷在他身后汇集，都警锡地盯着我,如列阵迎战乞丐或窃贼或敌国特使，使我不由自主心怯腿软，进退无措。八号男人一定从我的脸上看到了怀疑，反复说明他家用水少的原因:拖地板用洗过菜的水啦，洗脚用洗过脸的水啦，冲厕所用洗过脚的水啦，再加上家里人口少（？），再加上他们每个星期天都去岳母家吃住，家里一个月用不了多少水等等。这与那些用磁铁块控制水表的偷水贼岂可同日而语？说实话，我对他的话半信半疑，看他家的水表，黄锈水弥漫在表内，看不大清楚。八号男人说不用看，他巳经查过了。墙上贴着一张纸，就详细记载着他历次预先自查的数据，算是对收费工作的紧密配合。

九号住着一对退休老夫妻。老头大半辈子在银行工作，与钱打交道，因此对窃贼最为提防?，所以他家的门最难敲开。你不仅要重重敲门,还必须大声呼叫，主人听出来人的声音耳熟，才会来开门的。这一家不仅有防盗铁门，木门上还有铁栓、安全链、大大小小三把锁，组成了立体的钢铁防线，即使主人自己,不大费一番周折也是开不了门的。想那些溜门小偷，对此一定会望而生畏吧？就算是偷得三金两银，也会被麻烦得口吐鲜血吧？老两口对有幸入门的客人都很热情,泡糖茶,递香烟，端上水果。房内别有洞天，打扫得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几枝月季在客套话的滋润下盛开着触目的嫣红。银行退休干部正在喝中药。说起门，他感慨最多,消息也最灵。他说晚报已经刊载了，哪儿哪儿遭窃，哪儿哪儿被抢，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真是不能不防呵，以至他出门时把所有的存折都贴身带着以防万一。他见我也有同感，立刻建议我借收水费的机会，把各家各户串通一下，大家订一个联防轮流值班制度,或者雇请保安人员增岗加哨，他情愿出一份钱。

七号的门上贴着剪纸的大红喜字，自然是一处新婚香巢。小两口不知在哪里工作,每天都早出晚归。我白天敲不开门，只得晚上再去试试。查看水表时，我发现卫生间的水在哗哗哗白流，提醒主人之后，七号男人这才来关了水。他说他没听见水流声，原来厅里乐声大作，又是港台又是欧美又是红军歌曲联唱，立体音响轰击着青春岁月。粉红色的朦滕光雾里，几对青年男女翩翩起舞，另一位女士坐在男友的膝盖上,娇嗔地由对方喂上一颗颗葡萄。在另一间房里，有很多空酒瓶和一堆果皮纸屑,还有大堆黄澄澄的木料,看来主人还准备打制家具，构造更新更美的生活。七号男人留着小胡子，十分豪爽,哗地撕破烟盒，给我递上进口的美国烟，还说要介绍一条“右腿”陪我跳一圈,让我享受一下贴面舞的美味，享受一下熄灯舞的魂销时刻。对于水费,他根本不在意，说算多少都可以,怎么算都可以。一张大钞票塞给我还不让我找还零钱。“你要找钱就是骂人!”他瞪大眼冲着我一个劲地豪爽。

四号则永远宁静，总是紧闭着门。主人姓什么,是干什么的，这里无人知晓。好像这一户只住了一位中年男子,我偶有一次见他弓着背出门去，不知此前他何时潜入自己的房间,真有点神出鬼没。他也不认识任何人，前几天才与我点过头,现在我敲开门，他又问，你是谁？来找谁？我说我是你邻居,来收水费的。他说，收过了怎么又收？我说每个月都要收的。他哦了一声，明白了水费是怎么回事，把我引向电表的方向。我说，水表在卫生间里。他又哦了一声，拍拍自己的脑袋，有点不好意思。从他家的水表可以看出，他用水极少，大概除了喝水,是很少擦地板、洗衣服乃至做饭菜的。屋里空空如也，家徒四壁，确实没什么家具，一个床垫放置墙角便算是床了。地上倒是堆码着很多书，有几本线装书摊开了，书内夹着一些冒出头的纸条。我说下个月该轮到他来收水费了，他吓了一跳，紧张得脸色灰白，说他对数字最糊涂，不能干这种事，他决不收水费也不收电费。我说每家都要轮上的。他想了想，说硬要这样逼他的话，他就让他姐姐来帮忙。在这一个交谈过程中,他始终没有问我姓甚名谁，当然问了也没用,他记不住的。他在这里只是一个若隐若现的传说,一个似有似无的假定，不可能成为任何人真正的邻居。

一号在我家的楼下，在这十户人家中显得最为风光无限。门前的空地被栅栏一隔,就成了他们的私家花园，种上了各种奇花异草，还有盆景假山，揽黄山漓江等南北景象天下名胜于一园。常见一群群陌生人来此干活,用陶砖垫出园中小径，或用水泥灌制成预制构件,再搭出花园旁的偏房。这些人干活很卖力，干完活不吃饭就走，连茶水也不多喝。他们对一号男人“科长”前“科长”后的，常有点头哈腰的讨好之态。科长背着手指点他们干活，也常常踱步小径观赏满园春色。他和蔼可亲，是个公共事务的热心人，好几次发动组织邻居们签名上书市政府,要求在附近增建医院，要求改善自来水的水质,如此等等。他家负有浇灌使命，用水却不算多,全仗一辆市政洒水车定期前来输水。他家水表也维护得最好一曾有陌生人笑吟吟地上门检修，发现有点问题，立即换上新产品，就像维护他家的电饭锅、电视机乃至电源插座。科长一听说这个月各户用水之和又与总水表显示的数量有较大差距，便背着手沉思解决问题的方针和方法。他说一定有人偷水，损害公共利益。很可能是八号搞了鬼名堂，应该对八号进行严肃思想教育。他也常批评七号忘记关水龙头，水顺着楼道哗哗往下淌，虽说是自己付钱，但浪费了国家财产么。年轻人啦，不懂得过日子的甘苦，也不懂得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见到我来收水费，他不给我递烟，也不准我在他家抽烟，对我的支气管和肺叶关怀备至，甚至背诵抽烟致癌的各种统计数据，一边说还一边清嗓子，似乎数据也很恶毒，他对通过了数据的嗓子必须及时检査清理。

二号处一号之侧，住着颇为拥挤的四代共六七口人，经常爆出婴孩们越来越洪亮的啼哭。当家的人称孟爹，也退休居家，常去钓鱼和打牌。他对身旁一号的动静最为关注，一见我上门，就抢先要查阅一号的用水数量。从近几个月数字的变化，他老谋深算地判断，一号不但装了热水器，这个月肯定又添置了全自动洗衣机。“他家里有钱，有钱呵。他家细细最近进了外贸公司，欢欢也在做大生意。这叫什么？这叫钱找钱,钱结伴。越是有肉吃的人，就越有肉汤泡饭呵……”他这一番评说引出长叹，不知是赞叹还是悲叹。他家的卫生间窗子被木板全部封闭，漆黑一团，白天查看水表也得动用手电筒或划火柴——似乎电灯坏了。我问他们为什么不把电灯修好，孟爹不以为然地说,修它干什么？一不在这里读书，二不在这里记账，那么大个坑，还怕屁眼屙不中么？这就让我无话可说。

最难收来水费的人家该算六号。六号住着一对夫妇，都在剧团工作，离了婚，因为找不到房子，只得暂时“非法同居”于此，已有一年多时间了。男的常常不在家，是否另有新欢外人不得而知。女主人声称他们的财务早已分开，她只能付她的那一半水费，决不给那个臭杂种垫付或代付。数着角票分币的时候，她还气咻咻地说她完全不该付这么多，因为她用水省,总是在剧团洗了澡才回家，哪像那个家伙，出油汗,

出黑汗，每天臭烘烘，一双鞋子没几桶水是洗不干净的。要不是她心软，她根本不会给那家伙洗鞋子，让他娘的打赤脚。我说，既然你还为他洗鞋子，是不是还有复婚的可能？她杏眼圆睁洗鞋子是洗鞋子，爱情是爱情，这完全是两回事!”她又说:“你以为离婚很奇怪是么？其实没什么。有人说，中国人以前见面就问‘吃了么’？现在见面就问‘离了么’？时代不同了嘛。我在我的同学中间，算是离婚最晚的啦。”她果然没为前夫垫付或代付一分钱，显示她追求爱情义无反顾的决绝之志。这实在让我为难。大概觉得为难了我，她请我吃一颗糖以作补偿，然后继续去电吹她的一头长发。

最后还剩一个五号，是不用去收水费的。这里原住着老少两个女人，后来少的死了，老的也死了。关于死因，这里的人都吞吞吐吐不愿说，我也不想说。据说人死后阴魂不散，房子里总是闹鬼。有一天深夜,差不多整幢楼的人都听到这房子里地动山摇的一声巨响，像是柜子或桌子倒了，但谁也不敢开门去黑屋子里查看。六号常说，常听到隔壁有脚步声，有女人轻轻哼歌的声音，恐怕是真的出鬼了。七号也说，那套房子窗子都关了，风都吹不进去，但一到夜里那里怎么有房门的吱呀吱呀呢？不是幽灵出没又是什么？他们说得邻居们一个个后脑皮僵硬，小孩子往大人身后躲。一号男人劝大家不要迷信，说世界上哪有什么鬼，大家只要多学一点辩证唯物主义，就不会相信这些鬼话。邻居们不服气，纷纷质问他，你辩证了，你唯物了，但那天晚上你没听见巨响么？你去看过一下没有？你不也是缩在屋里大气不出？……这一说，科长便支吾，便脸红，背着手去看他的仙人掌算了。

后来，房产公司安排别的人家来人住五号，那户人家兴冲冲地来看房子，但一听说闹鬼，就大惊失色，一去不返。

因此五号房至今一直空着。

收费表中的五号名下，月月都是空白。这也没什么，我们每个人或迟或早都要奔赴空白。只是五号少女竟走在我们的最前面，倏忽而逝,

我完全没有料到。我对她的面目没什么印象,只记得她每天夜里归家，大概是在中学晚自习后归家，一上楼梯就必定超前地朝三楼大喊一声：“外婆，开门——”

楼道的路灯总是坏了，她在黑暗中用高声大叫为自己壮胆吧？她的高声呼叫与故意重踏的脚步渐成定规,成为这里夜晚的一个部分。一旦消失，夜深人静之时,我仰望泼人窗口的银月，会觉得夜晚缺失了什么。

五号房的铁窗很快锈了，木门也蛀眼密布,落下厚厚的粉尘。没有人居住的房子，像摘下枝的果子，失了灵魂的躯壳,没有了生命，腐朽得特别快。常常有老鼠从五号房门下面的缝里钻出来，使过往的行人发出一声尖叫，震落心头的喜悦或愁闷。有时候,一枝来历不明的白丁香，会出现在五号门前，不知是什么人所赠，不知是为什么而赠——这是我的想象。

终于，我向供水公司的收费员缴足了水费，包括为六号男人垫付了他该缴的那一半。我的事情就算是完了。

1992年6月

能不忆边关

从未见过这么多军卡、大炮、坦克以及车载火箭，串成一条盘山绕岭的铁龙，连接了长天两端的地平线。铁龙是暗红色的，蒙上了红土地的尘垢。

都停车了,天地间顿时一片寂静，数以万计的人在路边一齐撒尿。他们灰头土脸，纷纷搓去耳后的泥，吐出嘴里的沙。在他们周围,树叶、草叶以及水磨房都红若铁锈——不知起于何时的滔天尘浪正顺风而去，使路南一侧的天地变色。

枪口幽幽缄默。刀刃闪闪流盼。一箱箱炮弹是亲切的枕头和床榻。40火箭筒或82无后炮成了玩具，或者说牌桌上的刑具，挂在倒霉蛋的脖子上，一直要挂到他杀出败局。扑克已洗牌好几轮了，好几轮了，有人不耐公路塞车，用步话机纷纷呼叫。骂娘的，喊天的,摔话筒的，口音南腔北调。

据说前面的坦克翻下山了。据说前面有敌方特工的情况。还听说前面两支部队在争路，互不相让……消息五花八门，不知哪一条是实。挂着伪装网的北212在逆行道上窜来又窜去，一副要解决问题的样子，似乎也没解决什么。

我们被安排到附近一处农舍。旁边是破旧小学。警卫员拿来压缩饼干和午餐肉罐头，不知又从哪里找来几棵白菜，打出一锅热汤。当地官员和老乡也来了，押来两个来自敌方的小贩，没有身份证明的那种，是不是探子，一时无法查明。他们又连连说对不起，称前面过去的部队实在太多，粮库早已搬空，猪羊统统变成了白纸借条，战时体制么，乱了，谁都是先下手为强。他们眼下两手空空,愧对远征之师，但还是带来了半桶黑米把粑。一位老人说:这些杷粑是“解放饼”，以前叫“关公饼”，蘸了鸡血的，掺了剩饭的，你们非吃不可，一定得吃。

“鸡”谐音“吉”，意在逢凶化吉；“剩”谐音“胜”，意在旗开得胜——这当然是老乡们好心的小迷信。

几个警卫员盯住了采访组，白天给我们带路，防止误入雷区；晚上严禁我们户外活动——即便我们记住了口令，紧张过度的哨兵也可能稳不住指头，没等到口令就射出一梭子弹。据说这种事已有先例。

受长官们关照,我们不可能去最前线，顶多是在停战期间沿着交通壕进入前沿，在掩体里探探头，叉叉腰，像旅游者观看风景。前面的山川一片宁静，草茂林稀，薄雾轻云，三两鸟雀不时绕飞。不过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张家湾或王家坝子么，凭什么吓得我们一路蹑手蹑脚屏声息气？

敌方特工的渗透时有所闻——据说前不久我方一个师级野战医院惨遭偷袭。这使后方也成了前方，大家对任何外人都神经兮兮，无论男女，无论是否说中国话，总得多盯上两眼，枪口先对准再说，枪机保险全部打开。据战士们的经验,对中国话还要更多警锡才是，前不久敌方特工就是靠哼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曲子，骗过我方哨兵,在偷袭中占了便宜。

突然有人一声怪叫有情况——”接着就是哒哒哒一串枪响，让我们都惊出一身汗，紧急分散和藏身。我趴下的地方是一堵土墙的墙根，朝门里偷偷探一眼，发现这里原来是臭烘烘的茅房。

片刻之后有人髙喊不要打！不要打！……”原来前面晃动草丛的后面，不过是一头牛——我随后也看清楚了。

要不是有人叫停得快，可怜那头老牛就会顿成肉筛子。

阎团长赶过来，大骂手下人神经过敏，没看清就狂呼乱叫。他后来向我们叹息，说好多年没打仗了，甚至不大练兵了，政治运动翻来覆去，连营团级长官也多是嫩秧子，到这时候能不紧张吗？听说有的人当了几年种水稻和盖房子的兵，枪都没摸过几回，初上战场时根本不敢伸头，只会对天开枪。更严重的是，有的长官连地图坐标也不会看，带着队伍上了山，把自己的位置报错。结果炮群一个基数的急速射，队伍就在自家人的炮火覆盖下血肉横飞找不到北——他们以及他们的亲人肯定没想到过这种死法。

第一批伤员从前线送过来了。无腿的，无手的，号叫的，挣扎的，一片血肉模糊和浓腥刺鼻，使“战争”这个抽象的词，已经听得耳熟但仍然有点虚幻的词，突然变得尖锐和沉重，轰然砸了过来。我的腿已经有些发软。事情是真的了——虽然我已经十多次这样想，但无法不再一次严重地想到。

军营里醉酒几成常态。当官的喝，当兵的喝，大概都想用几口酒壮胆，也洗却一些闹心的事。阎团长醉得最厉害的一次，是我们在一个叫沙岭的地方再遇M团的那个晚上。他领着手下人刚参了一次不算大的战斗，眼睛红红的，嗓子巳沙哑，浑身一股酸臭，当着我们的面豪饮无度还谎报军情:“报告，我正在带人抢修便桥，正在山上砍木头……您就放心吧，完不成任务我提头来见!”他丢下话筒，满不在乎地咬下一个瓶盖喝！满上！谁都不准耍奸!”

这天晚上没见他砍木头，却见他至少吹下两瓶茅台。喝红了脸就骂天骂地。先是骂什么姓魏的在后方装病,临阵脱逃，推责耍奸，王八蛋，龟儿子。然后骂Y团谎报战功，臭不要脸，也是王八蛋，龟儿子。最后骂后勤系统盖大楼有钱，买进口车有钱,吃得一个个浑身长膘，就是要命的钢盔缺货——“这头盔是金子打的还是银子打的？是高科技产品做不出来？还是嫌我们这些尿壶脑袋不配?”

我听说过,这个团的钢盔短缺三分之二，带钢板的防刺鞋也迟迟不到位，因此很多伤员不过是被竹签铁钉伤了脚。

在他烂醉如泥倒在床下之前,上面的政治官员也难免狗血淋头：“吃饱饭没事干呵？嘴巴皮子谁不会耍？站着说话不腰痛，今天一个通报，明天两个文件，以为我们下面这些人在拍皮球捉蚂蚱？优待俘虏，秋毫无犯，唱歌打快板，挑水割稻子……操！害死我们多少弟兄。他们自己怎么不来玩玩?”

两个警卫员把阎团长架回团指挥所去。“郝团长我告诉你,我得听我的。”他临走时一把抓住我，把我当成友军兄弟，“千万不要听他们放屁！要想少伤亡，你就得狠，就得王八蛋,就得把政策擦屁股……”送走这位酒鬼，我与一位同行大摇其头:这样的团长也能打仗？

终于从四十倍的潜望镜里看到了敌人。一个光膀子男人,歪戴草帽，穿一条白短裤，操铁锹维修工事。另外两个上半身也露出来了，似乎合力搬运着什么。在他们上方，一片灌木林那边,一线曲曲折折的散兵工事若隐若现，有沙包、油桶、粗树干，还传来断断续续的人语一此时的山谷太静，声音常常变得远近莫辨。

他们看上去像是平民，老少混杂的乌合之众。但这些人靠一个连或一个排的小规模，化整为零,时进时退，凭借有利地形，一直与我方主力死缠烂打。据说迄今为止是一比一的伤亡率，比教科书上的常规比率“攻三守一”要好得多——这是司令部记者招待会上的通报数据，但闻者大多生疑:怎么从前线下来的伤员那样多？

坦克在这种山地放不开手脚,只能纵排单行。一遇必需减速的弯道，这种坦克常常是肩扛火箭筒的活靶子，还会成为后续坦克要命的路障。后续坦克一阵咣咣咣地硬撞和强挤，才可能挤开前面的损毁坦克，重新打开通道，简直是要活活地把自己逼出屎来。炮群倒是我方一大优势，一吼就是红了半边天，地动山摇，烟火蔽日，天昏地暗,把山头削平，把地翻筛几遍,炸出一片片无氧的窒息区，炸出一座座十几年内难长草木的光山秃岭。也许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敌方主力在战争初期就是缩,就是躲,就是忍,倒是发动民兵和老乡来死扛,让你拳头砸跳蚤，明枪对暗箭，很多时候打得犹豫和别扭，也打得特别惨烈——这大概是官兵们火冒三丈的原因之一。

打扫战场时，战士们发现了一个血流满面的敌军伤员，好心地用急救包简易处理，再把对方背下战场。但对方在摇晃中醒了过来，悄悄旋开背负者腰间的手榴弹盖，乘人不备拔出了拉火环……

一些战士冲进了一条小街，只发现几位老人，对路边一个放牛娃也没在意。但他们随后总是被冷枪袭击，先后有一个炊事员、一个电话兵、一个排长莫名其妙地倒下。杀手到底在哪里？他们把街前街后再搜索了一遍，一无所获之下，不得不把目光投向放牛娃。有人上去搜身，果然在对方衣袋里发现了一支手枪，枪管还热。事情到此就难有其他结果:少年杀手挣脱逃跑之际，哇哇大哭的士兵们一齐开火，密集的机步弹把小小背影几乎拍成了一片肉质粉末。这还不够，坦克又冲上去再把凌乱残体再碾压一遍在另一个村子，战士们累得大口喘气，浑身汗湿，喉舌冒烟，但不敢随便喝水。一只头戴棉帽的鹰走过来了，其实不是鹰，是一位干瘦如鹰的老妇，看了战士们一眼，漠然地走开去。看到这位老妇去田边一口浅水井喝水，几个战士放下心来——她能喝，大家当然也能喝。没料到这几个呆子一步踏入圈套，不一会就口吐白沫，嘴唇乌黑，眼球暴突，硬挺挺地倒在水井边。其中一位临死前没忘记朝水井甩了一束手榴弹，以防其他战友跟着中毒。不难想象，那个成功诱敌的老妇也没走多远，丧命在村口。战士们看得心里发毛的是，老妇竟然嘴角含一丝微笑……官兵们哭诉着这些故事,清理战友尸体时泪流满面,事后还可能发出一声声号叫，互相头顶头地揪扯或厮打，用这种办法来尽力平静自己。奇怪的是，悲伤之泪常常是最大的战斗力，是最纯质的忠诚和最烈质的勇猛。用阎团长的话来说，有伤亡了，有大伤亡了，谢天谢地，仗倒是好打多了——当活生生的战友不再醒来，当朝夕相处的面孔突然爆成肉泥，哪怕两分钟前还多愁善感的书生，哪怕一分钟前还吓得尿裤子的软蛋，都可能泪流满面，眼一红，牙一咬,变成狂怒的疯子。“要那么多政治工作做什么？”阎团长曾经冷笑，“见血，死人，就是最好的政治工作!”

D城、F城、R县、342高地、773河口……后来好几个速决战，也许就是在泪雨横扫之下一一搞定的。特别是打到K河时，明明说不得过河，但疯了一样的士兵哪管命令？哪有工夫理解命令？师部一个参谋说，当时连长叫不住或找不到排长，排长叫不住或找不到班长，班长叫不住或找不到战士，全乱套啦。一些士兵跑得帽子没了，鞋子掉了，甚至没子弹了，但光着脚丫子也在K河那边多追了七八里。连炊事兵也抓颗手榴弹狂追——其实你追上去能有多大用呢？就不怕大家到时候饿肚子？

小夏因为打架和赌博，高中没混完，没人管得住，父亲才花钱买人情，把他送入部队“劳动改造”^这是他自己说的。

出征途中，他也被剃成了光头，镜子中的小波浪发型从此不再。他没法逛街下馆子，压缩饼干的又咸又甜让他翻胃欲吐。好在早操取消了，不查内务了，没人找他唠叨旧社会了，他可以多睡觉，熄灯号之后收听美国的广播也没人管——这时候的军营空前自由，自由得让人稍稍不自在。人人都写下了遗书，于是预备烈士之间怜爱大增，宽容大增，好脾气大增，增得你心里发傻。胸前满满四个弹夹更是随意喝酒和骂娘的权利。用小夏的话来说:这时候谁还敢得罪人？不怕老子在战场上打黑枪么？

他知道自己贪生怕死，只是不知事到临头时更丢人,擦拭过上百遍的冲锋枪没放一弹就不翼而飞。事后想起来，不知它去了哪里。当时炮火向前延伸,冲锋号吹响，高地上人影错乱，子弹打得石屑和碎叶狂飞，自己没看清敌人也没看清战友，一声哇，捂着双耳就钻进石头沟。

他不知自己怎样脱离了战场。肯定是跑晕了头，等他缓过气来，回过神来，发现自己孤身面对一片山谷。他不敢去找部队——枪都丢了，还有脸见人？不会被军事法庭打入大狱？

他继续一路狂跑,朝着地平线上家乡的方向。

事后证明这主意也不靠谱。且不说可能的地雷，且不说饥饿、风雨以及毒蛇，他一身军装足以惹祸，碰上敌人小命难保。到第二天，他已经一身泥污一脸泪，在青苔上一步滑倒滚至坡底，把逼迫自己参军的父亲骂了个体无完肤死有余辜。现在他该怎么办？他会饿死或摔死？要是落入敌手，他是不是得准备投降？是不是要下跪、谄笑、写悔过书并且去广播电台大声宣读？……就在绝望的一刻，他听到了坡下林子里有人声，仔细一听，竟是中国话，中国话呀！事后才知道，那也是一支打穿插的部队，多是广东籍士兵，正急匆匆直扑W县城。

“同志——”他忍不住大喊一声，哇的一声哭了。

对方发现了这一脸泪水，问他的名字、部队番号，拍拍他的肩膀，用猪肉和黄豆罐头把他喂得两眼翻白。

“算你运气好。要是碰到敌人,不把你开膛破肚才怪。”一位长官这样说。

后面的故事，是我采访其他官兵而得知的。这个连伤亡很大，特别是在穿插的最后阶段，原计划是部队过完了才炸桥，没料到工兵忙中出乱，这个连还没过河，桥已经轰的一声炸塌。大部队奉命对W县城准时发动侧攻，无法回援和等待，只能狠狠心留下这个五连自寻出路。于是，在接下来的突围中，连级干部全体阵亡，排级干部伤亡过半，加上野战电台丢失，大家完全是群龙无首。几个党员组成的临时支部商量来又商量去，意见难以统一，不知如何是好。小夏在一旁看得着急，看得冒火，忍不住跳出来骂娘，说你们打算在这里过年呵？在这里孵蛋呵？再这样屎不屎尿不尿的，不想活是吧？

大家面面相覷。没人不想活,问题是谁能给一个活法。

不要说了，听我的！这个陌生面孔不把自己当外人，把指南针夺过来，摆上几个石头比画，三下五除二，就决定了突围方案。对不同的意见，他左一个“你脑袋被门夹坏了”，右一个“你脑袋被鞋底拍瘪了”，一张臭嘴与其说是辩论,不如说是辱骂。

他算哪一盘菜？但有些人知道他，这外来户身手灵活，测射程，爬绳梯，打火力点，都颇有能耐，刚上手的喷火器居然也能玩得转。

凭什么听你的？有人又问。

知道俺大伯是什么人吗？军长见了都得立正，吓死你！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决定很及时，吹牛和嘴臭也无伤大雅。他不过是利用自己当年聚众群殴时的战法，带着大家见弱就欺，见强就溜，包括一路丢水壶，丢弹夹，丢军帽，虚虚实实，扰乱和引开追兵。在最后断粮的日子里，还是靠前人渣或准流氓的经验，他放烟熏走一窝野蜂，用满满几头盔的蜂蜜，补充了大家体力。

在团部的战情报告里，这个五连在几天前已“全体殉职”。看到“夏连长”带着三十几个人奇迹般归来，首长们真是惊喜过望。但这位编外连长的一条腿没有回来。当时他一脚踩出不祥之感，顺势急滚，已来不及了。他眼睁睁地看见熟悉的腿、熟悉的鞋袜、熟悉的破烂布片随着泥雨喷放而腾空而去,在烟浪中旋转，在天空中飘摇——那一刻在他的记忆里宁静而且漫长。

奇怪的是，他还一直有这条腿的感觉，比如还能感觉到膝盖的痛，脚跟的痒，只是摸到那里的时候，只能摸到一条空空的裤管。他不再说一句话，圆睁双眼目光发直。躺在后方医院以后，床头出现了师首长、大红花、红领巾、大堆慰问信以后，还是这个样子。护士说，十多天了，他每天晚上睡觉也大睁双眼，眼皮一直合不下来。

一匹白马奇迹般地从敌后归来了。这肯定是哪个侦察排或通讯班的，肯定经历过战斗，满屁股血溃就是证明。

战士们猜测,它想必听到了山顶上高音喇叭中的对敌广播,听到了《大海航行靠舵手》熟悉的音乐，才得以翻山越岭，找到归家的方向。

正是它的归来,让师部有了一个新决定:山顶上的高音喇叭改为最大音量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广播，高瓦数的探照灯也在入夜之后一齐射向敌后，为那些可能还幸存的士兵，可能还幸存的马，指引回家的路。

但很多人没有回来,包括那位阎团长一他与我前后相处过几天，满嘴的酒气和牢骚话曾让我暗暗惊讶,把几个干部子弟从连队抽调团部罩起来,大有媚上营私之嫌，更让我失望和小看。没想到后来的事情是这样:采访组离开之后不久，他带着一个摩托化营插人敌后，不料途中遇到伏击。他在乱枪之下多处受伤,不愿当俘虏,不愿再痛苦，便开枪自杀了。据逃脱了的士兵描述，敌人放火烧毁了团长那辆吉普。因此事后能找回来的，只剩下团长一颗帽徽，一个皮带扣，还有一个烧变形了的水壶。

我知道，他经常用这个水壶装酒。

他经常就是摇着这个酒壶说些不着调的怪话。

我来到安葬烈士墓园，向阎团长和他的战友们献上了一束野花。一位本地老妇在我身旁哭得厉害——其实她不是死者的亲人,连熟人也算不上，不过是路过这里，丢掉竹杖，捂住嘴巴，折腰便哭，声音如微弱的猫嚎。也许,她只是见不得死人，看不得伤心事，一看就得止不住长嚎。也许，她只是可怜这些娃娃们没有亲人相送，可怜这些死者往后很难被人们长久惦念，更是为自己将来可能的忘却而痛彻心扉。

能证明这一点的是，墓园另一侧有几具待葬的敌军尸体，也被老妇哭了一番。一位本地汉子，大概是她的亲戚或邻居，对此感到很没面子，跺着脚粗声埋怨：“老糊涂了呵？你哭错了，哭错了，哭乱了套了么……”

老妇还是一意孤行地揪出一把把鼻涕。

她也许没怎么哭错。不是吗？当娃娃们放下武器，就没有多大的差别了吧？都有父母抓挠过的头发，都有弟妹攀爬过的肩膀,都有老师打量过的一脸腼腆或倔强，都有日晒雨淋过的古铜色皮肤和血迹斑斑的衣衫……她一个老太婆都看清楚了，已经不需要看到别的什么了。

以为还有大战，但似乎没有了。前方连日来一片宁静，转送重伤员的直升机也不再光临,营区渐渐恢复了早操和卫生检查，但因为驻军太多，以至营前的渠水半个月来一直是浑如泥汤，泥汤洗刷之下的大家实在卫生不到哪里去。

偶尔传来冲锋号和喊杀声，飘来一浪浪刺鼻硝烟，不过那只是摄制组补拍镜头。北京来的摄影师没赶上趟，或没胆上战场，但又不能没有冲锋杀敌的镜头，便让官兵们一次次事后排演，累得大家气喘吁吁大汗淋漓。

拍到第三遍。效果还不够理想,官兵们只好疲惫不堪地往山下撤，再一次等待烟火师的安排，等待导演的举旗发令。

我就是在这里认识了孙主任,一个自带梳子、香波、熨斗、吹筒以及成天埋怨没有净水洗澡的制片人。在Z城再遇他的时候，他领着摄制组一伙从西线回来，大概导演和补拍了更多好镜头，声称当年的国家级大奖他是拿定了。也许是几次聊天聊出了兴致,他打电话让某政委送几箱茅台酒来的时候，也给了我两瓶。他让市政府公费安排名胜景区四日游的时候，把我和老王头也拉上面包车。“有一个熄灯舞会，很好玩，很现代派的，你们要是感兴趣的话……”他说得神色诡秘，笑着挤一挤眼睛。

我们在景区的这里或那里拍照留影，看少数民族的歌舞和日本的新电影，吃着公费开支的各种佳肴美食直到杯盘狼藉。客人们在席间交换购物经验，并且按孙主任的要求，无论买什么都索要发票，没有货名和人名的那种，交给他去处理。

我对这种发票收集略有诧异，终究没说出什么。

眼前一片灯红酒绿，似乎离战争很远，离山坡上的军人墓园很远——虽然它们不过就在起伏山脊线的那一边，在苍茫夜色之下。我们与那里有什么关系吗？我们是他们牺牲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吗？我们就是他们需要拼死保卫的同胞、人民以及兄弟姐妹吗？我恶狠狠的疑惑挥之不去:这里的游赏和享乐，海吃和豪饮，还有可疑的发票，是否真值得他们在山脊线那边赌上自己的性命？

很多战争都发生过了，很多人为我们挡住了子弹和剌刀。好了，自从有了这些死亡，自从有了生存机会的不平等分配，有了人类生命的大笔删除和大块空白，幸存者的日子成了奢侈，成了负债，甚至是一种肥厚的无耻。

我把发票交给孙导时忍不住这样想。

谁还愿意与我说说墓园？说说整个山坡上的茫茫白色？说说白色坟碑一排排延绵到山顶的惊人视野？

洪某，徐某，刘某，李某，宋某……碑面上是一个个陌生的名字。他们是谁的兄弟？谁的儿子？谁的邻居和同桌？他们在蓝天慢慢旋转的那一刻倒下，在山林与河湾最美丽的那一刻倒下,再也不能回到故乡。

因为战场上遗体凌乱不易清理，这些埋入异乡的不乏完尸，但也可能只是一条腿，一只胳膊，甚至一个笔记本或一顶军帽。偶尔错误地埋人别人甚至敌人的尸骨，也说不定。因为国家困难，按当时币值，这些人的家属只能获得三百元抚恤金——我听到这个数字时立刻想起19管车载火箭，想起丛林里那一排排发射架的缓缓升起。据说每发火箭弹造价两万。那就是说，当号令旗一举，在火海腾升和空气撕裂的声音中，仅一个单车齐射就是近四十万，就是近两千血肉之躯的市场价格刷刷刷呼啸而去？

这种火箭其实太老旧，也便宜。我还没说到89式40管或122型50管的车载火箭,没说到B-52战略轰炸机和094核潜艇，没说到巡航导弹和航空母舰……无战的天国至今距离人类仍然遥远。那么这些现代战争装备天文数字般的造价，这些人类社会中最精美的恶毒和最昂贵的虚无,总是使任何高额抚恤金的比值都几可忽略不计,生命价值一次次在刹那间狂贬至零。

一位总部首长从北京来了，听说墓园一事大为生气,称这件事办得太缺心眼，简直是猪脑子当家。搞得惨兮兮的一片,不会影响士气么？不是浪费土地和材料么？依这位首长指示,依当年淮海战役中的做法，烈士们集中下葬，大墓一个，大碑一个，搞个隆重的追悼会,事情就齐了。

墓园施工停了几天，但最终没有改过来,原因是C军军长的固执。我远距离地见过这位军长一次,知道他脸黑，脖子短，丑得像个烤红薯，平时喜欢骑马而不喜欢坐车，喜欢蹲着吃而不喜欢坐着吃，走起路来咚咚咚的谁也跟不上。作为一个出身木匠的老粗,他也许确实缺心眼,不懂什么政治，甚至满脑子旧观念。“凭什么我的兵都要大合葬？他们没捞个好活，难道还不能得个好死?”

他激动得一脸黑肉更丑陋了。“到时候当爹妈的，来烧一把纸，摆一碗饭,说几句话，总得有个地方吧?”

说得军部的人都没吭声。

“以前家属来探亲，都有一个单独房间。以后他们要是来走一走看一看，你拍着胸口想想,把他们往哪里带？一个活人不见了，连个名字也不给留下?”

有两个小干事差点哭了。

“你们就这样去回话，说这个错误我犯到底了——”

“军长，军长，听说上面很冒火……”

“他们冒火，我还要骂娘呢!”

军长把帽子朝桌上一甩，把袖口一挽，去工地指挥施工，用马鞭指着这个或那个，把工兵营的汽车和推土机轰赶得飞跑。依他的命令，不但要照计划分葬，还要一人一口棺材，一人一面国旗裹尸。事后一个未经证实的说法是:就因为这种胆大妄为的抗命，他背了一个大过处分，在军党委会上做过检讨。

十多年后的一天，我持旅游签证进入当年的敌国。这个国家早已回到和平与建设。离边境不远的H市眼下到处是广告、商铺、机动车、叫卖声、流行音乐，还有偷偷求兑美元或者人民币的小孩。仿欧的宾馆大堂里，墙面光可鉴人，花丛芳香扑鼻，服务员大多说得出几句汉语。导游就更不用说了——小姑娘能唱中国当红电视剧里的插曲，抖几个中国最新的流行词，让客人们兴奋不已。

同中国一样，这里已全无当年战争的影子，就像那件事不曾发生。即便很多战事仍受到隆重纪念，但遗忘十多年前的那一段，似乎成了当事双方的默契。你在这里找不到老墙上的弹孔和老树上的弹片，更找不到有关纪念馆、印刷品、影视片以及老兵聚会，甚至很多时尚青年对你的提问茫然无知。在一再追问之下，导游姑娘也只是淡淡一笑没什么呀，兄弟之间有时也要打个架呵。”

宴会中的当地旅游局官员也这么说。

杂货小店里的老伯和老婶也这么说。

我当然也会——这么说。

简直是出自同一套标准答案，是统一的删除格式。当然，人们记住了战争又怎么样？第一次世界大战被记住了，往日的交战国只是在欢呼和彩旗之下军舰互访。第二次世界大战被记住了，往日的交战国只是在礼炮和花雨之下军乐队同台演奏。历史已经翻过去了，已经褪色与风化，后人在碰杯，在拥抱，在握手和飞吻，一笔勾销了沉重宿怨。我们文雅而富裕，我们用现代文明人足够的宽厚、仁慈、友善以及热情，让天上的亡灵困惑或者欣慰，痛苦或者快乐——他们在外交礼仪中将成为暧昧的过去。作为和平的代价，他们的意义似乎正实现在他们被避讳、被含糊、被遗忘的时候。换句话说，遗忘成了他们最崇高也最残酷的一枚无形奖章。

但活着的亲历者和当事人怎么能遗忘？是否要等到所有亲历者和当事人也都被遗忘的那一天，文明的奖章才最终得以生效？

我不知自己该困惑还是欣慰，该痛苦还是快乐。也许是，也许都不是。我在这里无法人睡，只得去寂寞的路灯下信步闲逛，买了一瓶水。我不会再打听什么，不会再打听一个伤员和手榴弹的故事，一个放牛娃和手枪的故事，一个老太婆和水井的故事……当然还有很多我年轻同胞的故事。我相信，导游姑娘不会知道这些，甚至没兴趣知道。她眼下只关心如何去中国留学，让她的中文更流利，今后做生意更方便。

但我以水代酒偷偷浇洒在地，为很多人。

为今夜涌上心头的一张张面孔。

不,还有战马的面孔。

2009年4月

阳台上的遗憾

南方人指路，总是说前后左右。北方人指路,总是说东西南北。前后左右，以人为转移，是一种主观方位;东西南：!!：，以物为坐标,是一种客观方位。这样说起来，似乎南人较为崇尚主观意志，北人较为遵从客观实际。

指路方式的不同，当然还可能有更多的原因。比方说，南方降雨量偏多，云雨当头时四野茫茫，如果行人没有随身携带指南针，就很难像在北方多见的晴空之下，瞥一眼日头，轻易辨出东西南北。

又比方说，北方平原地较多，建房不常受到地形限制，可以建得四向方正，多以皇宫或神庙为中心，次第森严秩序井然组成棋盘式格局。在那个棋盘里，东西南北已被纵横街道刻入人心，很难有南方的一份模糊和混乱。

从某种意义上说，建筑是人心的外化和物化。南方在古代为蛮，化外之地，建筑也就多有蛮风留影。尤其到海口市一看，这里尽管地势平坦，并无什么山峦起伏，但前人留下的老街少有直的和正的。这些随意和即兴的作品，呈礼崩乐坏纲纪不存之象。种种偏门和曲道很合适隐藏神话、巫术以及反叛，要展示天子威仪和官府阵仗，却不那么方便。留存在这些破壁残阶上的，是一种天高皇帝远的自由和活泼，是一种帝国文化道统的稀薄和涣散。虽然免不了给人一种混乱之虞，却也生机勃勃。它们不像北方四合院,俨然规规矩矩的顺民和良仆，一栋一梁的定向都不越雷池，严格遵循天理与祖制。

当然，南北文化一直在悄悄融合。建筑外观上的南北之异，并不妨碍南方某些宅院与北方四合院一样，也是很见等级的，比方有一些耳房和偏间，可供主人安置男仆和女佣。这些宅院也是很讲究家族合和的，有东西两厢，有前后几进，可供主人安置庞大宗亲体系，包容儿孙满堂笑语喧哗的大团圆。在那大堂里正襟入座，上下分明，主次分明.三纲五常的感觉油然而生。倘若在院中春日观花，夏日听蝉，箫吹秋月，酒饮冬霜,也就免不了一种陶潜式的冲淡和曹雪芹式的伤感——汉文化一直在这样的宅院里咳血和低吟。

这一类宅院,在现代化的潮流面前一一倾颓，当然是无可避免的结局。金钱成了比血缘更强有力的社会纽带，个人成了比家族更重要的社会单元。大家族开始向小家庭解体，小家庭又被独身风气蚕食。加上都市人口的节育化和一胎化,旧式宅院的两厢三进之类已十分多余。要是多家合住一院，又不大方便保护现代人的隐私:谁愿意起居出入喜怒哀乐都在邻居的众目睽睽之下？

更为重要的是,都市化使地价狂升，节约用地成了绕不过去的硬道理。中国十多亿人都要住好房子,岂能容忍旧式宅院那样奢侈的建筑容积率？稍微明了国情的人,就不难理解古建筑风格诚然需要保护，某些老街和古镇诚然值得珍惜，但今人不是为古人活着的，高楼大厦就在很多时候只能是我们唯一现实的选择。看到某些人对四合院一类津津乐道，不分青红皂白地怀古和恋旧，我们不必过分地凑热闹。

这种高楼大厦正显现新的社会结构,展拓新的心理空间，但一般来说较为缺少个性，以其水泥和玻璃，正统一着所有城市的面容和表情，正不分东西南北地制定出彼此相似的生活图景。人们走入同样的电梯，推开同样的窗户,坐上同样的马桶，在同一时刻关闭电视并在同一时刻打出哈欠。长此下去,环境也可以反过来侵染人心,会不会使它的居民们产生同样的流行话题、同样的购物计划、同样的恋爱经历甚至同样的怀旧情结？以前有一些人说，儒家造成文化的大一统。其实，现代工业对文化趋同的推动作用，来得更加猛烈和广泛，行将把世界上任何一个天涯海角都制作成建筑的仿纽约,服装的假巴黎，家用电器的赝品东京 所有的城市越来越成为一个城市。

这种髙楼大厦拔地升天，正把天空挤压和分割得十分零碎,使四季在隔热玻璃外变得暧昧不清，使田野和鸟语变得十分稀罕和遥远。清代文士张潮在《幽梦三影》里说因雪想高士，因花想美人，因酒想侠客，因月想好友，因山水想得意诗文。”如此清心雅趣，连同它所根植的旧式宅院，似乎已被高楼大厦永远埋葬在地基下面了。全球的高楼居民和大厦房客,相当多数如今已习惯于一边吃着快餐食品，一边因雪想堵车，因花想开业，因酒想公关，因月想星球大战,因山水想旅游开发区批文。当然,在某一天，我们也可步入阳台，在铁笼般的防盗网里，在汽?

车疾驰而过的沙沙声里，一如既往地观花或听蝉，月下吹箫或霜中饮酒。但那毕竟有点像勉勉强强的代用品，有点像用二胡拉贝多芬，或者是在泳池里远航，少了一些真趣。

这不能不使人遗憾。

遗憾是历史进步身后寂寞的影子。

1995年5月

四月二十九曰

四月二十九日，我的女儿平安无事，上学没有遇到车祸,玩耍没有摔断胳膊，也没有什么男同学欺侮她,用一块石头或铅笔盒把她砸得头破血流。报纸上说，有一个孩子这一天里被黑帮绑票，黑帮拿了赎金之后还是撕了票。警察发现的孩子,是水缸里巳经腐臭的碎尸。我在夕阳中听到女儿的声音，是她放学归家时的歌声,从远远的楼下传上来，我这才确认死者是一个四川老板的孩子，不是我的女儿。

四月二十九日，我的母亲活得很平静,没有吐血，没有昏迷，没有大病之中的那种幻觉，从床上跳起来硬说门后藏着一个姓王的仇人，让我对着空空的门后感到毛发倒竖。她也没有乘人不备跑到街上去，然后让我们全家满街去寻找。她也没有自虐式地穿最破的衣、最破的鞋,对桌上的好菜视而不见,只是用一杯开水下饭，或者干脆什么也不吃。她在这一天的风铃声里，是一个健康而和善的母亲,在窗子那边埋头做针线。看我来了，同我谈谈天气，谈谈阳台上跳动的风铃声和花草。

四月二十九日，我依然活着，依然吃了早饭,依然吃了早饭还吃中饭,吃了中饭还吃晚饭。我没有被官员敲诈，没有为了乞求盖上一个图章而对官员满脸谄笑，并塞给对方一个红包。我没有被小贩坑害，没有吃下买来的伪劣食品之后冷汗大冒腹内绞痛，被送进医院后动手术看到输血管里红红的液体翻着气泡。四月二十九日，我在这晴天少云的一天里没有听到警报，没有在四散奔逃的人潮中挨炸弹，被一具无腿的尸体绊倒在地并发出绝望的喊叫。我的四月二十九日里没有地震，没有癌症，没有空难，没有解聘的通知，没有小报记者们的诽镑浪潮。我的四月二十九日只是书房里慵懒的哈欠，还有几个友人不太重要的电话。有一个电话是天津作家蒋子龙打来的，他说尽管那边有一个副主席踢烂了一张门，他还是打算来参加海岛上的笔会，过两天就能与我高兴地见面。

我也给几位亲人或朋友打了电话，发现他们都还活着，声音都很丰满，是一种来自啤酒和海鲜席的声音。

四月二十九日，我在漫长历史中喝了茶，在浩阔的宇宙里洗了一个头。我在秦始皇修长城之后修剪自己的指甲，在波黑的大炮声中唱着《美丽的西班牙姑娘》。我听见时间在钟表上流逝，在初春的树枝上生长，在远处工地上的起重机上尖啸，在我的大脑里一层层累积。我摸着自己的头发，好像触感到了自己是一个自己。

四月二十九日是幸福的一连串突然。

1994年4月

满目波涛接天而下，扑来潮湿的风和钢蓝色的海腥味;海鸥的哇哇声从梦里惊逃而出，一道道弧音终没入寂静。老海满身皱纹，默想往日的灾难和织网女人，它的身上已长出木耳那倾听着千年沉默的巨耳——几片咬住水平线的白帆。

涨潮啦，千万匹阳光前彳卜后继地登陆，用粉身碎骨欢庆岸的夜深。

大海老是及时地来看你。

大海能使人变得简单。在这里,所有的堕落之举一无所用。只要你把大海静静看上几分钟，一切功名也立刻无谓和多余。海的蓝色漠视你的楚楚衣冠,漠视你的名片和深奥格言。永远的沙岸让你脱去身外之物，把你还原成一个或胖或瘦或笨或巧的肢体，还原成来自父母的赤子，一个原始的人。

还有蓝色的大心。

传说人是从鱼变来的，鱼是从海里爬上岸的。亿万年过去,人远远地离开了大海，把自己关进了城市和履历表，听很多奇怪的人语。比方说羊毛出在狗身上。”

这是我一位同行者说的。这样说，无非是为了钱，为了获得变节的理由，为了获得他一直所痛恶的贪污特权。他昨天还充当沙龙里的演员和票友，玩玩血性的民主和自由，今天却为了钱向他最蔑视的庸官下跪。当然也没什么,他不会比满世界那么多体面人干得更多,干得更漂亮。

你的拒绝使你陷入了谣言的重围。谣言使友情业兴盛,是这些业主的享乐。你的所有辩白都是徒劳，都是没收他人享乐的无理要求。他们航脏或正在筹划肮脏，所以不能让你这么清白地开溜,这不公平。他们擅长安慰甚至拉你去喝酒,时而皱着眉头聆听,时而与服务员逗趣说笑，没有义务一直奉陪你愤怒。或者他们愤怒的对象总是模糊，似乎是酒或者天气，也可能是摇言,使你在失望的同时继续保持着希望。他们终于成了居高临下的仲裁者和救助者，很愿意笑纳你的希望,为了笑纳得更多便当然不能很快地相信一加一等于二。

你期待民众的公道,期待他们会为他们自己的卫士包扎伤口。不，他们是小人物，惹不起恶棍甚至还企盼着被侥幸地收买。真理一分钟没有与金钱结合，他们便一哄而散。他们不愿掺和矛盾,不想知道得更多而且一再恐惧得直哆嗦。他们突然减少了对你的眼光和电话甚至不再摸你孩子的头发,退得远远的,退到远远的安全地带，看诽谤与权谋从眼前飞过,将你活活射杀在地，看你鲜血冒涌。他们最终会鼓动你爬起来，重返岗位去桿卫他们的几个小钱你怎能撒手丢下他们不管？你怎么这样不负责任呢？

事情就是如此。你为他们战斗，就得为他们牺牲，包括理解和成全他们一次次的苟且以及被收买的希望。

你是不是很生气？

现在想来有点不好意思。你真生气了，当了几天气急败坏可怜巴巴的乞丐，居然忘记了理想者从来没有贵宾席,没有回报一回报只会使一切沦为交易，心贬值为臭大粪。

决心总是指向寒冬。就像驶向大海的一代代男人,远去的背影不再回来,毫不在乎岸边那些没有尸骨的空墓，刻满了文字的残碑。多少年后，一块陌生的腐烂舷木漂到了岸边，供海鸟东张西望地停栖,供夕阳下的孩子们坐在上面敲敲打打，唱一支关于老狗的歌。回家；——

他们看见了椰林里的坎烟。

人是从海里爬上岸的鱼，迟早应该回到海里去。因为海是一切故事最安全的故乡。不再归来的出海人，明白这个道理。

你也终归要消失于海。作为一条爬上陆岸的鱼，你没有在人世的永久居留权，只有一次性出入境签证和限期往返的旅行车票。归期在一天天迫近，你还有什么事踌踏不决？你又傻又笨连领带也打不好,但如果你的身后有亲情的月色,有友谊的溪流,有辛勤求知和拍案而起，你已经不虚此行。你在遥远山乡的一盏油灯下决定站起来，剩下的事情就很好办。即使所有的人都在权势面前腿软，都认定下跪是时髦的健身操，你也可以站立，这并不特别困难。

同行者纷纷慌不择路。这些太聪明的体面人，把旅行变成了银行里碌碌的炒汇，商店里大汗淋漓的计较，旅行团里鸡眼相斗怒气冲冲的座位争夺。他们返程的时候，除了沉甸甸的钱以外什么也不曾看到，他们是否觉得生命之旅白白错过？上帝可怜他们。他们也有过梦,但这么早就没有能力正视自己儿时的梦，只得用大叠大叠的钱来裹藏自己的恐惧，只得不断变换名牌衬衫并且对一切人假笑。

你穿不起名牌，但能辨别什么是用钱胳肢出来的假笑，什么是由衷而自信的笑——这圣战者唯一高贵的勋章，上帝唯一的承诺。

你背负着火辣辣的夏天，用肩头撞开海面，扑向千万匹奔腾而来的阳光。你吐了一口咸水，吐出了不知今夕何夕的蓝色。有一些小鱼偷偷叮咬你的双腿。

这是一个宁静的夏日。海滩上并非只有你一个人。还有人，一个黑影,在小树林里不远不近地监视着你。终于看清了，是一位瘦小干瘪的老太婆，正盯着你的饮料罐头盒耐心等待。旅游者留下的食品或包装，都能成为穷人有用的东西。

你有点耻辱感地把易拉罐施舍了她。她抽燃一个捡来的烟头，笑了笑火巴。”

你听不懂本地人的话。她在说什么？是不是在说“火”？什么地方有火？她是在忧虑还是在高兴火？这是一句让人费解的谶言。

她指着那边的海滩又说了一些什么。是说那边有鲨鱼，是说那边发生过劫案，还是请你到那边去看椰子？你还是没法明白。

但你看到她笑得天真。大海旁边的一切都应该天真。

你将走回你的履历表沉默，好像什么也不曾发生。什么也不用说。你拣了几片好看的贝壳，准备回去藏在布狗熊总是变出糖果的衣袋里，让女儿吃一惊。你得骑车去看望一位中学时代的朋友，你忙碌得在他倒霉的时候也不曾去与他聊聊天。你还得去逛逛书店，扫扫楼道，修理一下家里的水龙头——你恼人地没看懂混沌学也没有赢棋甚至摇不动呼啦圈，难道也修整不好水龙头？你不能罢休。

你总是在海边勃发对水龙头之类的雄心。你相信在海边所有的念头都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一定都是海的馈赠,是海的冥隐之念。

大海比我们聪明。

大海蕴藏着对一切谶言的解释，能使我们互相恍然大悟地笑起来。

1991年9月

灯下心情

南方的自由

海南岛地处中国最南方，孤悬海外，天远地偏，对于中国文化热闹而喧嚣的内地舞台来说，它从来就像一个后排观众,一颗似乎将要脱离引力堕入太空的流星,隐在远远的天边暗处。而这一点,正是我一九八八年渡海南行时心中的喜悦——尽管那时的海南街市破败，缺水缺电，空荡荡道路上连一个像样的红绿灯也找不到，但它仍然在水天深处诱惑着我。

我喜欢绿色和独处,向往一个精神意义上的岛。

事实上，这个海岛很快也不那么安静，因为建立经济特区，因为一个时代的发展机遇，它云集商贾，吞纳资财，霓虹彻夜，高楼竞起，成了中国市场经济一个新的生长点,聚散着现代化的热能和民族的欲望。但是，作为一种代价，在很多地方，这种经济高热似乎总是以某种文化的低俗化为其代价。公众的目光投向了金钱,无暇投向心灵。港式明星挂历和野鸡小报成了精神沦陷区的降旗纷纷飘扬。流行话题灼干了拜金者们的闲暇和判断力,甚至起码的正义感。很多文化同行对此不能不慌,不能不开始内心深处髙精度的算计和权衡。

在身边人影越来越少的时候，我倒想看一看,在一片情感失血的沙漠里，我还有多少使自己免于渴毙的生力。我讨厌大势所趋之类的托词。我相信一个人即使置身四面楚歌弹尽粮绝的文化困境，他也还能做点什么，也完全可以保持从容不迫一一何况事情还没有这么糟，不需要你预付悲壮。

初上岛的两年时间没有写作，为了生存自救也为了别的一些原因，我主持了一本杂志的俗务。我不想说关于这个杂志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只说说我对它的结束，惋惜之余也如释重负。这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只是因为太累，因为它当时发行册数破百万,太赚钱。钱导致人们的两种走向:有些人会更加把钱当成回事,有些人则更加有理由把钱看破。在经历了一系列越来越令人担心的成功以后，在一群愤世嫉俗者也志得意满之后，在一群清高文士也要靠利润来撑起话题和谈兴的时候,在环境迫使人们必须靠利欲遏制利欲靠权谋抵御权谋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我必须放弃，必须放弃自己完全不需要的胜利——不管有多少正当的理由可以说服你不应当放弃，不必要放弃。

一个人并不能做所有的事。有些人经常需要自甘认输地一次次回归到零，回归到除了思考之外的一无所有——只为了守卫心中一个无须告人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人们有时候需要走向人。为了这个梦想,人们有时候也需要离开人。

我回到了家中，回到了自己的书桌前。我拔掉了电话线把自己锁人书页上的第一个词。事情其实就这么简单。一念之间，寂静降临了，曾经倾注热情寄寓心血的产业就可以与你没有关系。一些断断续续的文章就是这样写出来的。这些文章不是美文,也没有什么高深,尤其在时下的文化淡市，甚至连标题也很难招引什么读者。我完全知道。因为种种原因,严肃的写作在当前差不多确实已经成了一种夕阳产业，甚至是气喘吁吁的挣扎。我也完全知道。但这些丝毫也不妨碍一个人在遥远的海岛上继续思考，继续凭一支笔对自己的愚笨作战,对任何强大的潮流及时录下斥伪的证词。

这是我在南方的自由。

什么是自由呢？在相同的条件下做出相同的选择，是限定而不是自由。只有在相同的条件下做出不同的选择，在一切条件都驱使你这样而你偏偏可以那样，在你敢于蔑视一切似乎不可抗拒的法则，在你可以违背自己的生理和心理常规逆势而动不可而为的时候，人才确证自己的选择权利，才有了自由。今天，大街上的自由都有太多的口香糖味而引人生疑。比如“免费”，比如“闲暇”，比如“奢侈”，比如“不负责任”……这些乐事在英文中确实都与“free(自由）”共名，都分享着“自由”的含义。这个词条中恰恰没有诸如“独立思索”之类的地位。但人们终将会在未来的某一天认识到这个英语词的浅薄。人的自由是这些，但不只是这些,更重要的不是这些。正好相反，自由常常表现为把自己逼人绝境，表现为对这些词义的熠熠利诱无动于衷。

自由也许意味着:做聪明人不屑一顾的事——如果心灵在旅途上召唤我们。

1993年10月

重新生活

写小说是重新生活的一种方式。小说作者与其他人一样,经历着即用即废的一次性生命。但小说作者与其他人又不一样，可以在纸上回头再活一遍，可以让时间停止和倒回，在记忆的任意一个落点让日子重新启动，于是年迈者重历青春,孤独者重历友爱,智巧者重历幼稚，消沉者重历豪迈。

因为有小说，过去的时光还可以提速或者缓行，变成回忆者眼里的匆匆掠过或者流连忘返;往日的身影和场景还可以微缩或者放大，在回忆者心里忽略不计或者纤毫毕现。从这一点上来说，重新生活也是修改和再造生活，是回忆者们不甘于生命的一次性,不甘于人生草图即人生定案的可恶规则，一心违抗命运的草草从事，力图在生活已经结束以后，再造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就像拿着一张废车票，在始发站再一次混进车厢里始发。

捏着废车票再一次获准登车旅行，让世界上所有的人生废车票在一个想象的世界里多次生效——这就是小说写作及阅读的特权。

我翻翻自己的小说，不过是进人重新生活时不得不多看两眼和多待一刻的驿地。这里只有过一些凡人小事，有过一些平淡的年月日，在这个浮嚣时代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如果笔者在这里补上一些端详或者一些远眺，添人一些聆听或者一些触摸，作者的第二生命就已经上路。哪怕是一条隐没在大山里的羊肠小路，也可能在这里焕然一新和别有风光，其陌生的光彩和气味让自己吓一大跳。

小说于我有什么特别重大的意义吗？比方说小说能够果腹和暖身吗？能够取代政治、经济、法律、宗教、哲学以及新闻吗？恐怕不能，恐怕很难。但小说至少能弥补过去的疏忽和盲目，或者说，至少能洞开一种新的过去，使我增收更多惴惴于心的发现，增收一种更加有意义和有趣味的生活。我对此巳感激不尽。如果读者们能从中分享到一丝微笑或一声叹息，我更有理由感到心满意足。

2005年6月

镜中的陌生人

这些作品都署有我的名字，但相当一部分在我看来已颇为陌生。往事依稀，恍若隔世,我难以回忆起这些作品是怎样写出来的。它们的缺点和优点，似曾相识却令我惊讶。它们来自什么样的生活经验？来自什么样的知识启迪？其中有些句子，因何种愚钝或何种机灵竟成了这等模样？这都让我有几分茫然。

一个问题是:如果它们确实是我写的,那我现在就是另外一个人；如果我眼下决心坚持自己的姓名权,那么他们就不应与这个姓名有什么关系，纯属其他人的言说。

出于一种好奇，我想知道这个同名者的一切,很想知道他在短暂而仓促的人生中，怎样在车站出发,怎样在雨夜里发病，怎样在大街上疾行或者呆坐,怎样曾把日子挥霍得不假思索漫不经心，直至某一天看到镜子里的成年沧桑大吃一惊——我对他有一种油然而生的心酸和抱歉。以我现在的阅历,我肯定还能挑剔出他的诸多幼稚、轻率、浮浅以及盲目，在很多问题上甚至会与他展开激烈的辩论。欧洲作家齐奥兰(E·M·Cioran)想必就是在自己的旧作前，写下了那句话:经过一段特定的经历之后,我们应该给自己改名，因为我们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人（After certain experience，we should change names，since we ourselves are no longer the same)。

很不幸，我们很难给自己改名,就像不容易消除父母赐予的胎记和基因。这样，我们与我们的过去，有一点同名而异实，不像是一个人，更像是勉强共享一个姓名的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我们身上的细胞一直在髙速地更新换代，在生理微观层面万世悠悠；我们身上更流动着一群复数的自我，在不同的生活处境和文化谱系中各行其是,只是一旦时过境迁，就在遗忘中成为单数的这一个,定格于当下的孤立肉身。

时间的不可逆性,使我们不可能回到从前。时间的不可逆性，同样使我们不可能驻守现在。在这一过程中，此我非我，彼他非他，没有葬礼的死亡经常发生,没有分娩和啼哭的诞生经常进行。我们在不经意的匆匆忙碌之中,一人即众生,众生即一人，一次次在精神上分身或者转世,并且在回忆中习惯性地冒领一个个同名者——正像我们也会习惯性地排拒一个个异名者，以为他们真的与我了无干系。

作为时间的证据,文学写作将这一切记录在案，让一个人身上众多的自我别后相逢，让这个同名者倶乐部成员们有相互打量和审视的可能:他们是谁？他们为什么这样？

这不是说我们彼此可以不负责任,重要的是，我们彼此之间可能多一份旁观的清醒——在现在，也在将来。

作品就是这样一面奇怪的镜子,让我从镜中看见了陌生人。

2004年3月

一九七七的运算

全国恢复高考的消息最初未能使我动心。对于那次高考能否真正做到尊重知识和公平择优，我一开始十分怀疑。因为此前不久那次流产了的高考我也参加过，自信考分不低，不料后来冒出一个交白卷的“反潮流”英雄，冒出一场全国性的“反复辟”运动。在我当知青的那个县，据说所有的考卷没评分就封存起来化了纸浆，给我一种大受其骗的耻辱感。我自认为从此多了一分清醒，不再相信在领导印象、人际关系以及家庭政治背景之外，还能有什么公正考试。

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高考一事不闻不问。适逢有关方面安排我采写一本有关革命历史的书，我被遣往湘西、江西、陕西等革命老区收集资料，频繁整装出差，出人于炮火隆隆的历史,完全成了一个备考热潮的局外人。直到考前不久我回到单位，发现周围差不多所有的青年朋友都巳经报名，发现他们把复习要点和重点公式一类贴满墙壁备忘，这才有心头的七上八下。有一个平时写家信都要借纸笔的人，也拿着几何难题得意洋洋地考我——凭着他那一叠乱七八糟的数学题，竟声称他正在北大和武大之间做志愿选择。这真让我吓了一跳，也有点不甘心。

这样的刺激受多了，我终于却不过朋友们的纷纷鼓动，抗不住革命形势的轰轰烈烈，在报名截止的最后一刻确定参考,算是拿命运再赌一把。我的复习时间已经不多了。屈指一算，最薄弱的数学科目也只有十来天的业余准备时间。这就是说，对于我这个初一之后就下乡务农的人来说，我差不多每天要攻下一本数学，每天要啃下两三册历史或地理，才能马马虎虎地把应考内容过一遍。至于从严要求精心准备，从何谈起！

好在那一年的数学考得不难,让我差点一举拿下满分。好在那一年的所有科目都考得不算难，而且高考几乎成了一项新鲜的改革壮举，考生们像当年的红军和路军一样在社会上广获支持。单位上点名放假以便我专心复习功课，同事们热情为我打探消息和收集复习资料，教育局开办了一些免费的备考辅导班，名义上尚未取消的家庭政治审查在实际上也变得十分宽松……凭借方方面面的这些关照，几个月以后我居然得到了被大学录取的消息。当时我再一次出差旅行，正在大西南的一列夜行列车上，看车内的旅客睡得七歪倒，看窗外黑浪般的山影悄然无声地汹涌而来。

我这才隐约感觉到，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

现在想起来，我不知道一纸录取通知书对于我的命运有多大改变，也从不相信这份通知书注定与我在一九七七相逢。我似乎永远会是我。但如果没有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的社会变革，大学对于我来说将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存在，后来很多生活事件对于我来说也可能是非常遥远的存在。我想起了我的一个同伴。他比我年长几岁，老高三的髙才生，聪明而且好学，只是因为当年已经成家，有家庭负担的拖累，就没有参加那次高考。这一机会的错失使他一直待在他那个国营工厂里，一直到工厂在市场竞争中破产，一直到他在郊区靠喂猪谋生。我后来见到他的时候，他因夫妻的不和，女儿的失业等等闹得满脸憔悴，目光微弱而涣散，背也过早地弯曲如弓。

他支吾了一下，几乎不想说话。

如果全国恢复高考能早一年，早两年，早三年……大学教室里的那个座位为什么不可能属于他而不是我？若干年后满身酸潲味的老猪倌就为什么不可能是别人而不是他？一个聪明而且好学的人，为什么不可以成为教授、大夫、主编、官员或者“海归”博士从而避开市场化改革下残酷的代价和风险？

命运就是这样捉弄人。一个人，是人世间的一颗微尘，其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社会和时代，并不完全取决于自己。所谓小势可造，大限难违,是之谓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无法向自我中心主义的哲学热烈致敬。我从老朋友一张憔悴的脸上知道，在命运的算式里,个人价值与社会和时代的关系，不是加法的关系，而是乘法的关系，一项为零便全盘皆失。作为复杂现实机缘的受益者或者受害者，我们这些社会棋子无法把等式后面的得数仅仅当作私产。

这道最简单的算题，无论何时都不该被我们算错。

1997年9月

杭州会议前后

有些中国人喜欢赶外国时髦，比如文章里没有一些新名词似乎就不成样子，也不管这些名词用得合不合适。“另类”呵，“偶性”呵此在”呵，“不及物”呵，这些舶来语有时用得牛唇马嘴，但只要用上了就有足够的酷和炫，足以让某些听众肃然起敬。这些人差不多是一些进口名词水货的推广商。

类似的情形其实在外国也有。有些汉学家吃中国这碗饭，于是也得赶中国时髦，比如文章里没有一些最新动态似乎就不成样子，也不管这些动态是否真有价值。“寻根”呵，“稀粥”呵,“凹凸”呵，“棉棉”呵，这些文坛快讯下面常常没什么像样的研究，但只要一手甩出几张消息牌来，其论文也就有了中国通的气派，让同行们不敢低看。这些人很像是一些中国文化的快嘴包打听。

虽然都是赶时髦，但中国赶潮者要的是新思想,而外国赶潮者要的是新材料，进口业务重点并不一样，甚至不在一个层面上。这当然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全球化所决定的交换格局。全球化就得讲究全球分工，正像很长一段时间内，西方出技术加上发展中国家出原材料，便合成出皮鞋、衬衣、电视机。因此在有些西方学者看来，中国在学术批评上也只是一个原材料出口国，能提供点事件甚至消息就行，其他的事情你们就别管了。

这也没什么，中国人讲究天下一家，天下的学术批评当然更是一家，不必斤斤计较各方对外贸易的什么顺差或逆差，什么低附加值抑或高附加值。问题在于，诚实而能干的跨国研究专家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总是为数有限，对来自异域的新思想或者新材料，一旦误读和误传得离了谱，事情就可能会闹得有点荒唐。不久前，正在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荷兰汉学家林恪先生告诉我，某位西方汉学家出版了一本书，说到中国八十年代的“文化寻根”运动发起于一九八四年的杭州会议，完成于一九八九年的香港会议云云（大意如此），而有些国外的文学批评家后来都采用这种近乎权威的说法。这就让我不无惊讶。

我还没有老年痴呆症。这两个会我都参加了,起码算得上一个当事人吧，起码还有点发言权吧。在我的印象中，这两个会议完全没有那位汉学家笔下那种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寻根运动”；恰恰相反，所谓“寻根”话题，所谓研究传统文化的话题，在这两个大杂烩式的会议上的发言中充其量也只占到百分之十左右的小小份额，仅仅是很多话题中的一个，甚至仅仅是一个枝节性话题，哪能构成“从杭州到香港”这样电视连续片式的革命斗争和路线斗争历程？

已逝世的《上海文学》前负责人周介人先生曾有一篇对杭州会议发言的记录摘要，发表在数年前的《文学自由谈》杂志上，完全可以印证我这一事后的印象。

一九八四年深秋的杭州会议是《上海文学》杂志牵头召开的，杭州市文联等单位好像也有参与。当时正是所谓各路好汉揭竿闹文学的时代，充满着激情和真诚的会议在文学界颇为多见。出席这个会议的除了该杂志的几位负责人和编辑群体以外，印象中有作家郑万隆、陈建功、阿城、李陀、陈村、曹冠龙、乌热尔图、李杭育等等,有评论家吴亮、程德培、陈思和、南帆、鲁枢元、李庆西、季红真、许子东、黄子平等等。当时这些人差不多都是毛头小子，有咄咄逼人的谋反冲动，有急不可耐的求知期待，当然也不乏每一代青年身上都阶段性存在的那种自信和张狂。大家对几年来的“伤痕文学”和“改革文学”都有反省和不满，认为它们虽然有历史功绩，但在审美和思维上都不过是政治化“样板戏”文学的变种和延伸，因此必须打破。这基本上构成了一个共识。至于如何打破，则是各说各话，大家跑野马。我后来为《上海文学》写作《归去来》、《蓝盖子》、《女女女》等作品，应该说都受到了这次会上很多人发言的启发，也受到大家那种八十年代版本“艺术兴亡匹夫有责”的滚滚热情之激励。但这次会上的“寻根”之议并不构成主流。李杭育说了说关于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的差别，算是与“寻根”沾得上边。我说了说后来写入《文学的根》一文中的部分内容，也算是与“寻根”沾上了边。被批评家们誉为“寻根文学”主将之一的阿城，在正式发言时则只讲了三个小故事,打了三个哑谜，只能算是回应会上一些推崇现代主义文学的发言。至于后来境外某些汉学家谈“寻根文学”时总要谈到的美国亚历克斯?哈里所著小说《根》，在这次会上根本没有人谈及，即便被谈及大概也会因为它不够“先锋”和“前卫”而不会受到重视。同样是境外某些汉学家谈“寻根文学”时必谈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没有成为大家的话题。虽然他获诺贝尔奖的消息已见诸《参考消息》，但他的《百年孤独》还未译成中文，“魔幻现实主义”一词也没有什么人能弄明白。在我的印象中，当时大家兴趣更浓而且也谈得更多的外国作家是海明威、卡夫卡、萨特、尤奈斯库、贝克特等等。

也就是在这次会上，一个陌生名字马原受到了大家的关注。这位西藏的作家将最早期的小说《冈底斯诱惑》投到了《上海文学》，杂志社负责人苑志鹃和李子云两位大姐觉得小说写得很奇特，至于发还是不发，一时没有拿定主意，于是嘱我和几位作家帮着把握一下。我们看完稿子后都给陌生的马原投了一张很兴奋的赞成票，并在会上就此展开过热烈的讨论。而就是在这次会议之后不久,残雪最早的一个短篇小说《化作肥皂泡的母亲》也经我的推荐，由我在《新创作》杂志的一位朋友予以发表。这一类事实十多年来已差不多被忘却，现在突然想起来只是缘起于对某些批评文字的读后感叹。这些批评最喜欢在文学上编排团体对抗赛，比如他们硬要把百分之十当作百分之一百从而在杭州组建一个“寻根文学”的团队，并且描绘这个团队与以马原和残雪为代表的“先锋文学”在八十年代形成了保守和进步的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而这种描绘被后来很多批评家和作家信以为真，于是在这一种描绘的基础上又有了更多奇异和浪漫发挥。

当然，批评文章也得有趣味，写出黑白两分的棋场拼杀或球场争夺当然更热闹也更好看，更方便局外人来观摩和评点，但我怀疑这样写出来的文坛门派武打图景，就像我们对以前“创造社”、“语丝派”、“第三种人”、“山药蛋”等文学现象的描绘一样，就像我们以前对国外‘‘新小说”、“荒诞派”、“垮掉的一代”等等文学现象的描绘一样，也杂有过多的简化、臆测、夸张甚至扭曲，与真实历史的复杂性有相当大的距离,是不可尽信的。前不久法国有权威材料披露毕加索晚年曾对朋友坦言：他晚期那些被誉为立体主义新探索的作品都是“糊弄人”的，这可能就得让很多艺术批评家一时不知所措。

可见切合实情的知人论世并不容易。一个作家很难给自己的作品开列一个简明的配方表，即便开列得出来也不足为据。作家们之间的意识观念有没有差异呢？当然是有的。对这种差异有没有必要来给予分析呢？当然是有必要的。但中国八十年代的文坛是一个较为清洁的早晨，作家们的差异更多地表现为互相激发、互相补充、互相呼应以及互相支持，差异中有共同气血的贯通，而少见门派壁垒的筑构。这就是我觉得八十年代虽然幼稚但还是怀念八十年代的原因——而对九十年代以后较多的嚣张攻讦不大习惯。

“文化寻根”意识的浮现，李杭育、阿城、郑万隆等是重要推手，贾平凹、张承志、乌热尔图等虽然有关言论不多，但他们的创作实践形成了重要呼应。在我看来，这是文学政治化走到尽头后的自然求变，是全球化激发本土化的自然结果，也是一批下乡或回乡知青作家生活经验的如期发酵。但正如我说过的，“寻根”只是有关作家考虑的问题之一，并非问题的全部。事实上，“寻根”不可能孤立发生。作为当事人之一，我相信自己在当时写作《归去来》等作品,受到了很多前人和同辈人文学写作的滋养,包括受到马原、残雪等非“寻根”作家的影响。我感谢他们。而我这些作品中的弱点，比如生硬之处、造作之处、虚浮之处、偏颇之处,也受到了很多前人和同辈人的宽容，包括冯牧、陈荒煤等老一代文化人对“寻根”之举实在看不顺眼，但还是不失风度和不失厚道，给予了尽可能的尊重，没有发动政治或道德的打杀。我同样感谢他们。

我感谢八十年代文学界的温暖和亲切，使我们这一代写作人得以走过昨天。

当时有一次我和冯牧、朱小平三人同一趟列车从北京前往长沙，免不了车上的长谈。冯牧老先生于我大有文坛宗师恨铁不成钢的惋惜，对我当时的写作给予了坦诚而温和的批评。我当时不是一个很听话的学生，但没料到那一次就是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几年之后我就在天涯海角听到了他病逝北京的消息。现在想起来真是有点后悔:当时目送苍老的背影消失在车站人海中，我完全应该为他做点什么，起码事后也应该写一封信,以答谢他对我的一片好心。

回想起八十年代的匆匆日子,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这一类挥之不去的遗憾。

2000年11月

八景忆雪

由于移居海南，巳经多年没有看见下雪。这次回乡探亲，刚下飞机时还只听见机翼上有沙沙雪子响，进得城来却已经满目皆白，积雪掩道。汽车爬到一个斜坡时突然力不从心，手刹、脚刹以及大轰油门全不管用，车上人也来不及跳车，只能眼睁睁地随着打横的汽车向后滑——幸好身后没有悬崖。这样的事情在热带海南真是不可想象。

我回乡之前已同老李在电话里约定，这次度假，全家随他到八景老山里走一走。李是我当年插队时的领导，与知青相交甚好，后来到老山里任职一干就是八年，对那里的情况相当熟悉。

其实我当年的一些“插友”，当年也曾在老山里落户。那时的八景，在我的印象中也是冰雪景象，总是与雪地里一行曲曲折折的孤寂足迹相连——因为下雪才有农闲，有闲我才可能进山访友,而无雪的八景我根本无缘相见。我曾一次次兴冲冲地步行三十来公里，奔赴雪山里的火塘、趣谈、烤红薯、口琴声和《三套车》，还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幼稚讨论。

我当然知道，同学们眼下早巳不再在那里了，他们早已回城并且眨眼工夫就已被忙碌生计镂出了额上的皱纹，已经在下岗的话题和麻将的哗哗声里生出了白发。也许是久违的缘故，这些日渐解散的男女形体线条，这些热闹的话题和麻将，使我不无陌生之感，使我常常有点词不达意。我一次次把梦中三十来公里的雪地足迹抛向他们，又一次次地清楚地明白，那足迹的尽头会有太多的空白。

我不会玩麻将，也无力让这些老友免于下岗，免于艰难生存中不无必要的自我麻醉。也许我的八景之行只不过是对某种空白的突围，去寻找某一只旧梦的残迹。就像我在一篇文章里说的，一场壮剧或悲剧已经散场，演员早已纷纷离去，而我只能去探访冰天雪地里一片空空荡荡的舞台和布景，弯腰拾一缕袅袅的余音。布景仍是大雪，仍是高山流水扑面而来。汽车呻吟着从一段深深的泥泞中挣扎出来之后,潜入了八景的谷地。路边仍有一间木屋，但那位女同学早已不再在这里喂猪。山那边仍有一列红泥土屋和一个球场，但那位男同学早已不再在那里当夜校民师。他们不再会从窗子里突然探出一张绽笑的脸，让我看见他们破烂的棉袄，还有脸上的泥点或头上的柴灰。

他们的八景峒甚至面目有变:大坝拔地而起，高峡绽开平湖，一个水面浩阔如海的大水库淹没了往日的家园。当机动渡船在水上剪开碧波并且剪碎一匹匹雪山倒影，我知道当年的知青点和很多山民的旧居，就在这些哗哗倒影之下，在湖水黑暗的深处，由那些鱼龙寂寞地守候。

山里太静了，静得任何一丝足音或一声喘息都赫然膨胀了好多倍。不仅当年的知青们早巳离开了这里，连山里的好些农民也正在迁出山外去闯荡世界,留下路边一栋栋或一间间的空房，留下了鸟啼的空空回声。老李告诉我，附近还有两个大水库，三湖相接，风景秀美，可惜没有人来这里开发旅游。他见到他的熟人们，都情不自禁地含糊其辞，把我们这一家外来人描述成一个可能的投资者，夸张我们的身份和财富背景，似乎要强迫我们一家成为山民们眼里兴奋的闪光，在这多雪的年关，给乡亲们送一线致富的希望。

一群水鸟从岸边的丛林里惊飞而起，没人远处一片皑皑白雪之中。我不是投资者，但不想更正李的含糊和夸张。我能够理解八景的希望——如果不抓住旅游这条出路，如果不把这里的青山绿水变成商品，我不知道这些寂寞山民怎样才能与现代的资本洪流接轨。但我也知道旅游是怎么回事。我可以想象高速公路把购买力和各种垃圾同时源源不断地送来，可以想象不久之后在这里灯红酒绿的度假村、烧烤场、太阳伞、游艇以及日本的电声设备和美国的可口可乐。我可以想象山里的女儿们怎样浓妆艳抹地去表演一些夸张的所谓民俗，而山里的少年们怎样穿上呆板的保安制服并且过于谦恭地去接受小费。到那个时候，人们也许会实现温饱和富足，但是就我的记忆来说，八景这一剧不仅是演员们已分飞离散，连最后的舞台和背景也都会彻底更换，幻变成金光闪闪的假香港或者伪曼谷——那也许不错，但它还是八景么？还是我的梦乡么？

那是不是记忆大幕最终落下来的时候？

一段岁月最终成为空白的时候，还会有大雪吗？还会有雪地里独行人留下的曲折足迹吗？而那些足迹又会通向什么人的不眠之夜？

我在问你。

你知道我在问你但并不期待回答。

你知道很多事我不会说出来。你还知道汽车碾着残雪驶下大坝的时候，我会觉得自己不过像是从一张巨大的老照片中逃出,从依稀往曰一头撞入了陌生而耀眼的现实，向公路尽头的地平线飞驰而去。

1998年2月

母语纪事

八十年代中期的一天，我兴冲冲地乘机从美国直飞香港，心想就要到中国人的地盘了，总算可以把中文大讲特讲了，也就是说口腔可以不再惨遭英语折磨了——我的蹩脚英语确实与口腔刑具无异,常常一个单词卡住,就把我卡得满头大汗两眼发直。

傍晚时分，飞机在九龙启德机场降落。我从舷窗里已经看到机场周围诸多广告牌上久违的中文字:香烟、旅店、西洋参等等，一个个字都让我激动万分，似亲人在列队迎候我远游归来。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一出机场就傻眼了，不，准确地说应该是傻耳了。无论是的士司机,还是小店老板或路上行人,都说着我完全听不懂的话。而且只要我说国语，他们大多给我一种茫然或厌恶的脸色,像对待一个叫花子。一辆黑色汽车开到我的面前，怪叫一声，突然刹住，上面跳出几位黑衣港警将我团团包围，还是哇啦哇啦地塞来我不懂的话。直到我情急之下冒出一句:What it’s happened?他们才重新打量了我一眼，客气了许多，说这个这个，他们是公事公办检查证件，看我一个大陆人的模样,看我深夜独行还提一个旅行包，颇像案犯携带作案工具，所以不得不生出几分疑心。他们对此表示缩锐（对不起啦）。

一场虚惊对于我来说倒也没什么，看港警们的风驰电掣动作神速，也让我亲历了一下警匪片的气氛。我大为不快的只是，这些黑发黄肤的同胞居然对国语疾言厉色，对英语恭敬有礼，把香港当什么地方啦?

英语不就是一种语言吗？凭什么在全世界畅通无阻而且到了中国的地盘还可充当高等人士的通行证？英语不就是擂的死（女士）和煎特焖(先生）以及狗粪（女朋友）吗？不就是花生屯（华盛顿）、牛妖（纽约）、我太花（渥太华）以及没得本（墨尔本）吗？不就是全世界风尘仆仆的逼得你死(生意）以及好莱坞那些酸的馒头（多愁善感）和爱老虎油（我爱你）吗？……为什么我到了珠江流域还要受这种鸟语压迫？还不能自由呼吸中国人的母语？

我怒气冲冲，在心里把国语大大地自我优越了一把，这才在警车消失的大街上吞下一口恶气。

这是我第一次到香港。自那以后，我每次到香港，都发现中文的地位居然节节升高。先是机场有了亲切的国语广播，接着很多商店的招聘广告都申明会国语者优先。最后，在接近一九九七年的时候,我到香港已经不容易见到我的几位内地朋友了。他们忙呵，忙着各种各样的国语业务，常常是约我餐馆吃一顿饭，还没说上几句话，就急匆匆要到培训班或者某人家去当国语先生，据说不少高官和巨商都是他们的学生。这使我十分幵心，情不自禁地在大街上把国语说得理直气壮威风八面，似乎我是香港人民不请自来的免费语言教练，甚至我就是刚吃完牛腩粉的中国主权，已经提前来接管香港了。我自知这有点可笑，因为国家外交部并没有派我来充当语言先遣队，香港流行英语其实也不算什么缺点，相反倒是这个城市较为国际化的特征之一。我只是高兴没有人再来找我一口国语的麻烦，高兴自己见证了国语的耻辱地位终于结束。

一位西方语言学家曾经说过：一种语言的地位指数，取决于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口的数量（这一点上汉语比较牛皮）；取决于这种语言所产生出来的文化经典的数量（这一点上中文的表现曾经还不错）；还取决于这种语言的所有使用者全部物质财富总和的多寡（这一点上中文的排名可惜至今仍然靠后）。从这一公式来看，中文耻辱地位的结束，并不仅仅因为中国军队轰隆隆的车队即将开进香港这个城市，而更重要的，是因为罗湖桥海关那边八十年代以来轰轰烈烈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正在全球的文明舞台上变得越来越举足轻重。香港人不可能不感受到这点。

当然，同样是从这一公式来看，中文若要彻底结束自己的耻辱地位,路还长着呢，决不是我在香港大街上大叫几声所能奏效的。

五星红旗在香港升起来的时候，我有再多的汉语也没使上什么劲，只能在家看看电视。其时我的书桌上多是英文资料，因为我正在翻译一本书。我得坦白地说，尽管我觉得英文有很多毛病，但它还是一种很丰富很漂亮很了不得的语言，不会比中文更高级也不会比中文更低级。要说低级，只有那些一句外语也没嚼烂、却操着一张国产嘴巴对西方世界一个劲地要全盘崇拜或者全盘说不的人，才一定是低级——其发言资格起码就殊可怀疑。你先把人家的字母表整明白了再来全盘全盘地指点江山行不行呢？你要爱要恨悉听尊便，但首先多一点对西方的深度了解行不行呢？

我缺少这种深度了解，所以我拒绝各种全盘之说。我拿起电话与一个在香港的朋友通话，听他说说香港的大雨、回归庆典以及股市上的回归概念大行情，然后我顺便鼓励这位老知青别光顾着发爱国财，从长远来看咱们还是要把外文学好,至少要把英文学好:英哥丽媳（英语)万得福（好得很）呵。

1996年6月

我与《天涯》

一九九五年底，海南省作家协会的前主席早已退休,在整个机关经过将近一年的无政府状态之后，我终于接受领导部门的劝说，同意出来当主席候选人。

说心里话，我对作协这一类机构是抱有怀疑的。由于体制及其他方面的种种原因，这一类文学衙门在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已经活力渐失，更有少数在市场化的无情进程中败相层出，苟延残喘。有些在这类机构里混食的人与文学并没有什么关系，只不过是打着文学的旗号向政府和社会要点小钱然后把这点小钱不明不白地花掉。这类机构正当的前途，当然应该是业余化和民间化，但革命没法冒进，原因是现有人员得有个地方吃饭。这就是我也当不成改革英雄的处境。

我明白，我只能暂时接受这样一个体制，在这个体制下无法大破大立，充其量也只能上一点保守疗法,当一个还过得去的维持会长。“大局维持，小项得分”，这是我当时给自己暗暗设定的工作目标。而协会下属的《天涯》就是我决心投人精力的“小项”之一。在我看来，作协其实并没有太多正经事情可干，比如作家从来不是什么作协培养出来的，开餐馆、拍广告等“以副养文”又有不务正业和自我糟践之嫌，算来算去，别把杂志社的编制和经费浪费了，也算是件事吧。

《天涯》是海南的一个老文学杂志，在八十年代曾经还不错，在九十年代的市场竞争中则人仰马翻丢盔弃甲。到后来，每期开印五百份，实际发行则只有赠寄作者的一百多份，但主管部门觉得你只要还出着就还行。因为卖刊号违规换钱，这个杂志已经吃过两次新闻出版局的黄牌，内部管理和债权债务也一团乱麻，每本定价四元的杂志光印刷成本就达到每本近十五元，杂志社的一粧凶多吉少的经济官司还正待开庭。

但这种困境并没有使我感到绝望,倒是使我暗暗满意和高兴。原因很简单:要办成一件事情关键是要带出一支队伍，而优越和富足的条件对锻炼队伍来说应该说利少弊多。几年前曾经有一个香港投资者以出资两百万为条件，动员我的一位朋友为他主编一本杂志，我一听就摇头，说这两百万纯粹是坑人，因为那些一听两百万就双眼发亮摩拳擦掌趋之若鹜的人，肯定都是一些想来坐进口车的人，来住高档房的人，来蹭吃蹭喝的人，我这位朋友能依靠这些消费分子编什么杂志？治国去之，乱国就之，这是庄子的教诲，也是我的处事逻辑。我和一些朋友在八十年代末曾经把一本《海南纪实》杂志办得发行超过百万份，靠的就是白手起家。以我狭隘的经验来看，白手起家就是背水作战，能迫使人们精打细算、齐心合力、广开思路、奋发图强,而这些团队素质的取得比几十万或者几百万投资其实重要得多。

正如我的所料，《天涯》的山穷水尽使某些趋利者失望而去,正好使杂志社的调整获得空间。这就是劣势中的优势。编辑部只剩下了几员女将:罗凌翩是我在《海南纪实》的老同事，虽然没有高学历文凭，却有丰富的编辑经验和博闻强记的本领，可以充当百科知识竞赛中的抢答高手。王雁翔，离校还不太久的硕士，虽然如多数女性一样喜好到花花商店里汲取精神营养，但办事诚恳、细致、随和以及不失公道，后来成了编辑部的内当家。蒋子丹当然更是一台难得的实干机器，小说和散文创作使她积累了成熟的文学经验，在《芙蓉》和《海南纪实》编辑部供职时挖稿和抢稿的战绩，还使她获得了当时全国编辑行里所谓“北周南蒋”的口碑。在我看来，她能否出任主编实是《天涯》能够起死回生的关键之一。正如她后来在一篇文章里写的，我没有估计错，她终于在我强词夺理的鼓动下同意伸出援手，暂时中断她的小说和散文的写作，接下这一个烂摊子。她在文章中是这样写的：

我从一九七六年开始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当编辑，前前后后巳经办过好几本杂志。可以说深知其中甘苦，尤其在当今刊物数量膨胀，竞争激烈，许多纯文学杂志朝不保夕的情形下，接手这样一本地处边远省且毫无知名度的刊物，何尝不是一捧烫手的栗子？从另一方面说，本人的人生原则，向来是宁为凤尾不为鸡头，在此之前不久发表的一篇文学自传中，我还非常潇洒地写道，我这一辈子担任的最高职务是少先队中队长，而且肯定要在这方面不改初衷。可是当时我面临的情况，是要为一捧烫手的栗子改写人生。

不能否认，每个人都是有弱点的。我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弱点，是不会对朋友说不。我曾经开玩笑说，幸好我的朋友中间没有不法之徒,要不然我将是最容易成为窝藏或窝赃犯的人选，这时要把这一捧烫手栗子塞给我的上司，恰是朋友韩少功。他对我说，你不觉得纳税人的钱浪费了太可惜吗？这句话击中了我的另一个弱点，那就是我对社会还残存了一分令某些现代人不屑的责任心和义务感。《天涯》那时每年享受工资在外的十五万元财政补贴，每期却只印五百份，寄赠交换之后就放在仓库里，等着年底一次性处理，看着也的确让人觉得不太对劲。于是，考虑了几天之后，我答应“友情出演”，但条件是韩少功本人必须担任杂志社社长。

事情就这样开始了，我们召开了第一次编辑部会议。因为当时整个机关的房产都被穷急了眼的前领导层租给了一家公司，编辑部连一间办公室都没有，开会只能借用外单位的一间房子，简直像地下工作者的“飞行集会”。我在会上谈到了杂志改刊的想法，但是我发现我的同事们大多数眼里一片茫然，并没有我所期待的兴奋。我也与一位身为文学理论家的朋友在茶馆里深谈了很久，鼓动他来出任杂志社的兼职编辑或者兼职副主编，但他对此基本上没有兴趣,在以后的电话里可以与我东拉西扯问寒问暖但从来不谈到杂志。我知道,他的怀疑或冷淡并没有错，他没有理由和义务要把自己的精力搭进这个已经死到临头的《天涯》，并且对我的远景描绘信以为真。

产品改型

编杂志就是一种生产，需要有良好的管理和技术，需要产、供、销环环流畅。作为一本文学杂志，《天涯》首先面临着原料不足的障碍。进入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已经进人了一个黯淡低谷，不再有来自国外的文学观念刺激之后，很多作家突然都显得有点手足无措，六神无主;而商业大潮的冲击又使很多作家对爬格子的苦差很快打不起精神，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像当年投入土改或“文革”一样纷纷投入到各种生财的门道上去了，扎钱运动已经成为“跟上时代”的前卫和崇高之举。

在这种情况下，真正有意思的文学正在明显减产，即便还有一些好作家和好作品在冒出来，但供小于求，稀缺原料已被《收获》、《钟山》、《小说界》、《花城》等老牌刊物瓜分一尽，其他刊物都面临着无米之炊的深重危机。显然，在这个时候的《天涯》若要活下去,决不能再去参加各路编辑对稿件的白热化争夺，不能再去干那种四处埋单请客四处敲门赔笑然后等着一流作家恩赐三流稿件的蠢事。这就是说，虽然有史铁生等一些优秀作家的鼎力支持，但《天涯》仍是生不逢时，必须励精图变，必须另外获取资源和空间。一位个体户曾经对我说过:“最有力的竞争，就是无人与你竞争。”这句话事隔多年后在我的脑子里冒了出来。

《民间语文》的栏目就是这样产生的。这个栏目使刊物的供稿者范围扩大到作家之外的所有的老百姓，让他们日常的语言作品，包括日记、书信、民谣等等都登上大雅之堂,不仅记录民间的语言创造活动,而且也可使有心人从中读取各种社会和人生的信息，从而对当代中国有更深入的语言勘察。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戏称为“严禁文人与狗入内”的栏目以其“亲历性”、“原生性”、“民间性”受到了读者广泛的欢迎，其中《患血癌少女日记》的艺术力量为很多著名小说所不及，曾使我和很多人读后久久不能平静;而《火灾受难打工妹家书》、《下岗女工日记》、《“文革”支左日记》等等，对中国的“文革”和市场化进程提供了必要的深度披露，被很多社会科学家所重视。我在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地访问时，一些汉学家即便与文学毫无关系，也会对《天涯》的这个栏目中的很多文本如数家珍赞不绝口。他们都注意到了编辑的特殊做法：比如对原稿中的错字病句只标注但不更正，以保持各种资料的真实原貌。

《作家立场》的栏目也是这样产生的。这个栏目按照英文writer的含义来定义“作家”，即把一切动笔写作人都纳入“作家”的范围，当然就使很多学者都有了参与《天涯》或者说与文学会师《天涯》的机会，《天涯》也有可能从三流文学来稿中突围出来，得以开发和吸纳文学家之外的广阔文化资源。这就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堤外损失堤内补”、“作家少了学者上”的策略。我和蒋子丹都预感到这个策略行之有效，因为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大潮渐退之后，经过国际冷战的结束和中国的市场化转型，社会新的矛盾正在浮现，人们对现实新的感受和新的思考正呼之欲出，九十年代初期关于“后现代主义”和“重振人文精神”的讨论已经呈现出一次新的再启蒙即将到来的征兆。相对于九十年代文学创作的疲惫和空洞，这一次轮到理论这只脚迈到前面来了，于是再启蒙首先是在思想界发动，理论而不是文学成为了这个时候更为重要的文化生长点。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次再启蒙使这个九十年代的中国知识界再一次有了自己的眼光和头脑,完全改写了中国思想文化的版图,在很多方面刷新了中国思想文化的纪录。关于市场化问题、全球化问题、环境与生态问题、民主与宪政问题、大众文化问题、道德与人文精神问题、后殖民问题、女权问题、教育问题、传媒问题、腐败问题、农村与贫困问题、民族主义问题等等，后来都逐一成为《天涯》的聚焦点。《天涯》参与或发动了这一系列问题的讨论，是这一再启蒙的推动者,也是这一再启蒙的受益者。一批作家化的学者和一批学者型的作家在我们的预期中走上了文化前台，释放了挑战感觉和思维定规的巨大能量。作为这一过程的另一面，这些写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再生了中国古代文、史、哲三位一体的“杂文学”大传统，大大拓展了汉语写作的文体空间。

由于《天涯》所受到的市场压力，我不得不经常警告编辑们不要把刊物办成一般的学报，更不要搞成“概念空转”和“逻辑气功”。那些事情也许别有价值，但也不是我们应该做的。《天涯》应该让思想尽量实践化和感性化,《特别报导》栏目就是根据这一要求进入设计。它应该是每期一盘的专题性信息大餐，雅事俗说，俗事雅说，较能接近一般读者的兴趣和理解力，相当于思想理论中的大众版本。严格地说，它与常见的所谓报告文学没有什么关系，它的作者不仅应就某一重大主题有思想理论上的全景观察，而且还应有翔实的事实例证和尽可能生动的表达。作为一九九七年这个栏目开办时抛砖引玉式的引导,第一篇特别报导以亚洲金融风暴为题，只好由我来试着偷偷炮制。整整一个星期，书房里满地剪报，我从几大堆搜寻来的境内外报刊当中提取了近两万字的精粹，力图给读者提供一个现代经济学的惊险故事和旅游地图。笔名“范闻彰”就是“（示）范文章”的意思，是一句办公室里的自夸戏言。有趣的是，这篇文章发表后竟被好几家报纸连载，国家财政部的官员还打来电话要找“范闻彰同志”切磋和探讨，吓得我让编辑赶紧回话称范同志已经“出国访学”以作遮掩。

我原来以为，有了这一口大大的砖，一块块宝玉跟上来大概不成问题，因为刊物发什么作者就跟着写什么，这是编辑工作中的常见现象。但这一次我们估计错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做信息大餐的。学者不热心叙事的絮叨，作家不习惯理论的艰深，而有些记者写来的稿件不是有质无文的“干”，就是有事无理的“浅”，这个栏目的理想作者队伍始终没有真正形成。好几次无米下锅之际，我们只好让后来调人的编辑张浩文、李少君也冲上前台直接出手，还拖出王雁翎的丈夫单正平来紧急“救球”，逼着他又写又译，充当这个栏目的主打。好在他是一位模范家属，受点委屈也忍着。

《一图多议》则是一个列于卷首的小栏目，其功能相当于餐前的开胃酒或者小冷盘，调动读者往下读的胃口。它必须有一张富有视觉冲击力的照片，配以两三则观点相异甚至对立的短论，构成正反相攻、阴阳互补、见仁见智的思想张力和辨证视野。这些短论有的是特邀作者写来的，有的是从报刊文章中摘来的，实在没有合用的文字了，编辑们就一人分配一个观点也临时对练起来。事实上，编辑们在很多问题上常常观点各异,差不多每天都在多议甚至多吵，整个办公楼里就这间房子里的高声争吵最爆。

至于其他一些栏目如《文学》、《艺术》、《研究与批评》等等，虽然都是大板块,却没有什么特别了,连栏目的名称也直白无奇。也许，一个刊物需要创意,需要变化,但其实并不需要处处特别，相反在很多方面倒更需要一些沉稳、笨重、木讷甚至保守，正像每个餐桌上都需要一些并不特别的面包或者米饭来充当主食。我曾经毫无道理地说过，中年人办刊物尤其应该这样。处处特别的要求只合适奇装异服，只合适挤眉弄眼，不是中年人心目中的文学。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我们选定牛皮纸做封面，选定汉简隶书做刊名用字，选定五号正宋作为刊物的当家字体，是一副不合潮流的姿态，决不使用消闲杂志或者青年杂志常用的那些花哨字体。一九九九年，蒋子丹兴高采烈地从自来稿中发现了新疆作家刘亮程的散文，这些散文中的沉静、忍耐、同情、奇思妙想、大大方方，就体现了《天涯》的文学理想，就是不适合用花哨字体印刷的。以至后来刘亮程的散文在另一张畅销大报中出现，被各种时文和一些花哨字体包围，我的第一感觉是:刘亮程这回算是“误人不正当场所”。

《天涯》的产品改型就这样渐渐有了一个轮廓，并且在大家努力之下日臻完善。这样的刊物有什么新鲜吗？细想一下，其实也没有什么新鲜。严格地说，在这个设计过程中，我们谈不上得到了什么，只不过是大体上知道了我们应该去掉一些什么，比如要去掉一些势利、浮躁、俗艳、张狂、偏执、封闭等等，而这是一本期刊应有之义，不是什么超常的奉献。因此，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连短短的改刊词也不要，就把新的一期稿件送进了印刷厂。

管理改制

蒋子丹为改版开始了全方位的劳碌。组稿是她的强项，一过晚上九点就是长途电话半费的时间了，她的电话打击点总是从中国最北边的地区开始，逐次南移，最后落向广州，使早睡的北方人和晚睡的南方人在睡前都能听到她的声音，完成有关约稿、改稿或者退稿的商议。

现在，排版设计也必须成为她的强项:在杂志社决定自己排版出片后，最初几期都是她守着电脑员折腾出来的，办公室的灯光总是亮到深夜，让两家来接人的丈夫都哈欠连天地一等再等。发行也必须成为她的强项:为了弥补订阅数量的不足，她开始习惯与全国数十家零售书店老板讨价还价，在一切经营圈套面前明攻暗守，有时打出几十个电话才能追回一笔小小的书款。到后来，她还必须开车，接送编辑们上下班，这是因为整个机关没有专职司机;她还必须看病，为大家充当医疗顾问，这是因为好几次医生的误诊都被她及时纠正。有人巳经建议在她的办公桌上摆一个牌子:蒋半仙，门诊费每次十元。

《白银资本》一书的作者君特?弗兰克（G.Frank)老头访问海南，住了三天以后曾经说，蒋子丹是他在全世界所有见到的作家中最没有作家毛病的人。这当然是因为她的一些作家毛病在实干和行动中被大大地打磨掉了。行动是摘除性格毛病的伽玛刀。行动者大概总是比旁观清议者少一些生成毛病的闲工夫，也总是容易比旁观清议者多一些理解他人和尊重团体的本能。

但蒋子丹一旦把团体赛当作个人赛来打，也显露出一个团体的机能失调。这并不是主编的光荣,更不是我这个社长的光荣。在后来的几年里,为了减缓压力充实力量，编辑部陆续增加了一些人手。郑国琳是最早加人进来的，一位小说家，已经戴上了老花眼镜却老是为自己的青春身材而自鸣得意，号称当过公司的经理却老是在计算页码和字数时一错再错，最大的长处就是善于自我批评从而人缘极好。张浩文也是一位小说家，是热心推广电脑和网络的“张工”，其实调来前的身份是大学中文系的副教授，因此自从他调人，编辑部里多了好些盗版软件和现代主义教条，也多了好些关于语法和标点符号的争吵马拉松，让人先喜而后烦。李少君则是最年轻的一位，面若大学一年级新生从而被蒋子丹取名“李大一”。他本职工作在报社，算是《天涯》的兼职编辑，后来成为刊物组稿和思想文化批评方面的快枪手，与新生代的作家和学者们有较广泛的交往，刚好弥补了编辑部在这一方面的不足。他身上还有一种眼下已经不太多见的急公好义，如郑国琳瞪大眼睛说的:碰上公家有事要联络，他拔出私人手机就给香港或者美国打电话，这种豪气你也有？

这些人都算得上我们在海南这地面上淘来的金子，但显而易见，他们刚来时都还较为缺乏刊物编辑的经验,每人一天得退上几个博士或者教授的稿件，作为审读者他们也还有学养的不足。编辑部订阅了《哈泼斯》、《纽约时报书评》、《批评探索》等数种英文期刊，但能够读懂外刊大要的编辑为数不多。我们只能面对现实。中国在报刊图书出版这一块到九十年代还是官营计划式的管理，刊物是不可以随便拿到什么地方去办的，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调来任职的，光是户口、住房、编制、职称等等因素，就足以使远在边地的《天涯》无法自由和广泛地利用全国人才资源。这使《天涯》在承受产品销售市场化的压力的同时，还没有享受人才利用市场化的好处。

为了对这一点作出弥补，我们尝试着聘请编外客座编辑，其中有两名特聘编审:李陀和南帆。关于这两位，蒋子丹后来在一篇文章中曾有过描述：

李陀一直是文坛上公认的忙人，可是这次我见到他的时候，大约是他八十年代末出国之后第一次回来，正闲着，是一个真正的社会闲（贤）达。李陀这个人的最大特点也是优点，是对公益事务永远充满热情，并非以自己的利益为转移。听说我和韩少功又在张罗一本杂志，他的反应差不多到了兴高釆烈的程度。出国之前李陀是《北京文学》的副主编，对办刊物有过一些想法却没有机会实现。那天下午我们在北京的三味书屋茶座里一直谈到天黑，还意犹未尽，又一块吃了晚饭才算完。跟李陀谈编辑业务，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情。记得八十年代初，我在湖南文艺出版社的《美蓉》杂志当编辑，每次进京组稿都会先到李陀那儿去报个到。毫不夸张地说，李陀是一个非常称职的组稿向导。他几乎知道每个活跃着的北京作家近来正在写什么，眼下在不在家。更要紧的是，他一直以优秀批评家的独到眼光关注着正如雨后春笋般一茬茬冒出来的文学新人，为他们的成果摇旗呐喊，促成文坛对他们的接纳，这个名单可以排出长长的一串，凡是那时候的文学圈里人都会有印象。我曾跟他开玩笑说，他差不多是一个文学“星探”。

我突然想到，假如让李陀担任《天涯》特约编审，将是一个不错的人选，因为办这样一个刊物，太功利太实际的人，太以自己的遭际论事的人，太没热情太消沉的人，都是不合适的。于是分手的时候，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李陀，他也欣然应邀。这是我接手主编以后第一次单独而且是即兴决定的一件大事，但我觉得对此韩少功也肯定不会有异议。回到海口后，我把这事向韩少功汇报，他果然非常赞成。

杂志的另一个特邀编审是身居福州的评论家南帆。他是一个在当今文坛上很少能见到的朴实、诚恳，学问做得踏踏实实却不乏自己的见解，同时又从来不事张扬很具平常心的人。一九九五年底，韩少功到上海去开会，与南帆同住一室，几个晚上的谈话，让他对这个以前并不太熟识的同仁产生了极大的好感，随后便也产生了邀请他担任特约编审的想法。韩少功对我说，他感觉南帆不光读书读得很扎实、头脑清醒、悟性不错，是一个很有实力的作者，更重要的是他的为人与为文的心状非常健康，与文坛上那些到处拉帮结派，以评论作人际交易谋取虚荣实利的人相比，是《天涯》的一位难得的同道。

两位外援可以在业务上参与，但并不能取代编辑部这一母体的改造。在这一点上我提醒自己不能有书生气。我很明白，现行人事体制的积弊，主要是“铁饭碗”和“大锅饭”总是诱发人的惰性以及社会上常见的内部摩擦，即便是一群铁哥们或者大好人纠合在一起也总是难免其衰。一般的情况是这样:只要一个人没有严重的违法犯纪，是不可能被扫地出门的;而只要有一个人好吃懒做而不受到处罚，其他努力工作者的情绪就要大受挫伤，整个团体的向上风气就会掉头而下，到一定的时候，连好些初衷不算太坏的领导和群众都会有大势难违于是不如自己捞一把走人的恶念。一九九五年底我接手时的海南省作协就处在这种危机的边缘，坐轿子的比抬轿子的多，坐轿子的比抬轿子的更有权说三道四，于是大家都比着看谁更有本领不做事。

当然，我失望于这种体制的时候，对市场化或者自由化的另一种状况并没有浪漫幻想。我曾经目睹甚至亲历过一些所谓体制外的民营企业，那里既没有“大锅饭”也没有“铁饭碗”，竞争的压力确实使人们不敢懈怠。但那里的现实问题是太缺少刚性的体制约束，因此要么是“暴君”式的管理之下员工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剥削和压迫令人心寒；要么是“暴民”式的内讧之下频繁政变、连连休克，多数短命的企业最终都可能心肌梗死式地暴死。这就是说，如果说体制内多见腐败慢性病的话，那么体制外就多见腐败急性病，各有各的成本和代价。我曾经主持过的《海南纪实》杂志社是一个梁山聚义式的团伙，在海南建省之初的体制空白中，就遭遇过这种急性病。一旦发生危机，在体制外那个自由天地里，没有暴力的权力简直一钱不值，遏制腐败的权力往往软弱,依托腐败的权力往往强大。我听说好些民营企业竟然纷纷抢戴“国有”的红帽子，甚至顽强地申请成立企业“党委”，其中的原因之一：有些人是否也在无奈之下想回过头来借助一些体制遗产来维系企业的内部秩序呢？这种“城内的人想出去而城外的人想进来”的现象，使热热闹闹的体制改革中透出了怎样的尴尬？

不管是慢性病，还是急性病，《天涯》都须防疫在先，须兵马未动体改先行。这种改制是保守疗法中的激进，就是把企业民主这个往曰革命化(书记专权）和当今市场化(老板专权)都遗弃了的东西，真正引入到日常生活中来。工资这一块不好动,就先从别的方面下手。整个机关以及《天涯》杂志社开始实行一种季度民主考评制，相当于每个季度来一次民选并且加上“生产队记工”。其内容是每个人的表现按“德、能、勤、绩”四个项目接受全体员工的无记名投票打分，然后每个人的得分结果与奖金发放和职务升降挂钩。当然，这个制度主体还有一些配套措施，比如为了削弱个人关系和情绪的因素，每次统计平均分时都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为了体现对岗位责任的合理报酬,每个人的得分还辅以岗位系数，即重要岗位人员的得分自增百分之三十或百分之十五。还比如，为了照顾中国人十分要紧的脸面等等，得分情况并不公示，但每个人都有查分的权利，以确保考评的公正和透明。等等。

我在事前的模拟测试中巳经算出,根据这种新法，一个优秀的普通员工完全可以比一个慵懶的领导多拿到两倍多的奖金，可以有可靠的升迁机会。这种奖优惩劣的力度可能巳经差不多了。

在《天涯》后来所有的制度实验里，这个考评制可能要算最重要的一部根本大法。可以想见,现在人人都有一票，所有员工都握有打分权，任何不良行为都暴露在群众的监督之下，都会直接带来自己利益的减损和体面的丧失。果然，少数坐惯了轿子的党员干部只经过了一两次打分,就灰头土脸混不下去了，最后自动提出要求调走或要求提早退休，再不就转过来要求抬轿子，为了得高分而争着抱群众这条大粗腿。这真是民主起义带来的意外收获:机构的减磅瘦身居然轻易实现，省了好些手脚，杂志社的周邻环境也大大改善。连我自己也好几次品尝了这种民主的沉重打击，只是因为我有时候窝在家里写东西，我在这些季度的出“勤”得分就敏感地刷刷往下掉。在这个时候，我一边不无委屈，一边又高兴大家真他娘的动了真格，连老韩的面子也不给了。

我想起了当年丘吉尔的求仁得仁。当议会根据他设计的规则用选票把他轰下台时，他闻讯从浴缸里跳了起来,说:这就是我们的民主呵!

好吧,我现在也只能挺着肚子尽力模仿着老丘的风度。

我们在选票上开始一步步学习运用民主和法制。我们逐渐发现，民主程序设计是必须悉心讲究的。比如投票者是强势时，就必须制约投票者，只能实行有记名投票并公示有关情况,由评委们票决青年文学大奖就采用过这种办法。相反，投票者是弱势时,就必须保护投票者，应实行无记名投票，推举协会各位负责人等活动中则采用这种办法。二〇〇〇年，海南省作家协会再一次换届,新一届班子成员的候选人，也是按理事会民意测验时得票多少来择优确定的。根据现行体制的规定，这些候选人还须经省组织部门“考察”，但这些部门后来考察了几个月，觉得民选的候选人没有什么不好。他们觉得在文艺界各个协会中作协的换届最顺，没有什么人敢去说情要官。

这里也得说一说，民主这一帖药也非万能。比如杂志社有了一些收人,比如这些收人可以用来投人社会公益事业也可以分作员工奖金，那么在资金如何使用这个问题上能不能民主？可以想见,我们要花几万元召开一个重要的会议，或者要花几万元来从事一项社会公益活动，或者要花几万元投入编辑工作的电脑网络建设，只要说用投票来决策，虽然有些人不会计较自己的奖金损失，但肯定也有些人会神秘兮兮的，肥水不落外人田么，不劳者不获食么，吃光分光的主张最终很可能感染成革命群众的主流意见。你能让大家都像上帝一样都想到全人类和千秋万代？在这个时候，民主可能就会有点丑陋了，而“独裁”和“集权”势必就是遏制丑陋的权变之策。事实上，每碰到这种挠头的事,我就只好像个专横的恶霸，暂时充当民主的叛徒。我后来在一篇文章里谈到民主很可能助长而不是遏制极端民族主义狂热，就是基于这种日常经验。我还相信,真正成熟的民主体制一定要授权什么人,在群体利益形成对外侵害的时候，能够实行特殊议题上的一票否决。进一步说，民主不意味着民众崇拜，而需要理智的民主给自己装一个安全制动闸。

这一'类民主“治内不治外”、“治近不治远”的折腾，走一'步看一步，终于使《天涯》走出了危险期，元气多少得到了滋养。《天涯》后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文化冲突中得以自强,我想都得益于这些安内然后攘外。《天涯》当然无意成为教会，磕磕碰碰的情况也不会少，但无论中外客人，凡是访问过《天涯》的都对编辑部的效率和气氛留下了深刻印象。有的编辑在家里深夜读稿或校对，让他老婆觉得太阳从西边出来了：现在还有这样为公家干活的？我也觉得一些同事好过了头:怎么少君半夜十二点还来电话说稿件？有一个客户甚至觉得《天涯》的员工都颇有个体户黑汗水流的劲头，曾迷惑不解地问过:你们到底是私营企业还是公家单位？也许在他看来，一个来自公家单位的人不要点回扣不拖拖拉拉实在是情理不容。

从这位个体户羡慕的目光里，我看出并不是私有制才意味着效率，私有化的宣扬者们在这一点上往往说过了头。其实我非常赞成把国家管不好的很多事情交给私有者们去办，对公有制度下的懒惰和贪婪深有感触，但同时也对那种“私有化一抓就灵”的简单化不以为然。我相信，那些“公有化”或“私有化”的崇拜者，从来都是身着吊带西裤在书斋里推算效率定律的，他们应该知道这个世界的丰富多样。

新左派及其他

“新左派”是《天涯》这些年被人贴上的最大一个标签。蒋子丹曾在文章里写到：

一九九八年五月，在北京风入松书店的座谈会上。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陈嘉映先生带我去，好心要让我认识更多学者，到了那儿一看，其实在座的大都与我有过联系，或者书信，或者电话，也有的以前就认识，其中有些人在《天涯》发过稿，有些人被《天涯》退过稿。当时《天涯》在北京读书界已颇有些影响，这一点大家都不否认。不过，在交谈中我才得知，《天涯》巳被指定为“新左派”的阵地,这是我始料未及的。以那时刊物登过的文章看，作者名单实在是分不出厚此薄彼的，直到二〇〇〇年六月，“新左”和“自由”两派爆发空前激烈的论战时，女作家方方问我，“自由派”到底是哪些人。我数了几个大名鼎鼎的代表人物，方方还奇怪地说，有没有搞错，这不都是《天涯》的作者吗？虽然事实如此，《天涯》在某些圈子里还是被判定为“新左大本营”。

其实新左派”这个标签至少有两代的历史。早一代，是出现于九十年代初北京文坛某些圈子里若隐若现的流言中，当时是指张承志、张炜以及我，当然还有别的一些作家和批评家。这些作家和批评家因为从各自角度对文化拜金大潮予以批评，被有些人视为“阻挡国际化和现代化”的人民公敌。当时的市场经济巳经给部分都市（与大部分乡村关系不大）的部分阶层（与城市下岗群体等关系甚少）带来了繁荣，联结东京、汉城、和新加坡的中国东南沿海发展带已经卷人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于是在某些人看来，历史已经终结了，流行的作家形象似乎应该是这样了:男作家在麻将桌和三陪小姐那里开发幽默，女作家在名牌精品屋和阳刚老外面前操练感觉，市场时代的诗情应该在欧陆风情的酒吧里一个劲地孤独，市场时代的先锋应该动不动就要跑到西藏去原始一番或者要挎个性伴侣撒野以示自己决不向官僚政治屈服。据说有些人正在“解构一切宏大叙事”，但他们在清算革命时代的罪错之余却在精心纺织另一个更为宏大的叙事:全球资本主义的乌托邦。似乎山姆大叔都是雷锋，五星宾馆都是延安，只要有了大把港币和美元就成了高人一等的“红五类”。在一段时间之内，中国的文学对这种新意识形态的大军压境竟然无能作出有力反应，拜金专家们却被一些老作家赏识和追捧，被文学新人们央求作序,被刊物请去当策划主持，被报纸请去作专题采访。张承志是最先对这一切表现警觉和抵抗的作家。他从日本回国，“祖国的江山扑面而来”，这样的句子让我心动。他走访穷人，捍卫弱族，痛斥新一代权贵和“西崽”，其偏激处和不太偏激处都让很多人不快。见我还在四处乐呵呵地滥用宽容，他好几次批评我的思想“灰色”，似乎恨不得在我屁股上踢一脚从而让我冲到更前面一匙。

这时候被指为“新左派”的人,其实还只是在道德层面表现出仓促的拒绝，多数人甚至与自己的论敌还是自家人，还共享着许多逻辑和想象，比如大家都对市场和资本的扩张充满着乐观主义的情绪，都多多少少深藏着一个美国式的现代化梦想。这个梦想是八十年代的果实。从八十年代过来的读书人，都比较容易把“现代”等同“西方”再等同“市场”再等同“资本主义”再等同“美国幸福生活”等等，剩下的事情似乎也很简单，那就是把“传统”等同“中国”再等同“国家”再等同“社会主义”再等同“‘文革’灾难”等等，所谓思想解放，所谓开放改革,无非就是把后一个等式链删除干净，如此而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也是这样一种启蒙主义公式的操执者，是一个典型的右派。像很多同道一样，我们从当时各种触目惊心的“极左”恶行那里获得了自己叛逆的信心。

回想起来，是实际生活经验让我的头脑里多出了一些问号。我在一九八八年来到海南，亲历这个海岛市场发育和资本扩张的潮起潮落，从亲人、朋友、同事、邻居以及其他人那里积累印象和体会，寻找着思考的切入点。在我的身边，三陪女冒出来了，旅游化的假民俗冒出来了，这是“传统”还是“现代”？警察兼任了发廊的业主，老板与局长攀成了把兄弟，这是“国家”还是“市场”?准脱衣舞在官营剧团的《红色娘子军》乐曲里进行文革”歌碟在个体商人那里违法盗录，还有为港台歌星“四大天王”发烧的大学生们齐刷刷地递交入党申请书，这是“革命文化”还是“消费文化”？……八十年代留下的上述一大堆二元对立，曾经是我们诊断生活的一个个随身量具,眼卞都在我面前的复杂性面前完全失灵，至少是不够用了。在印度、越南、韩国、新加坡等周边国家之旅，更使我的一些启蒙公式出现了断裂。“私有制”似乎不再自动等于“市场经济”了，因为休克疗法以后的俄国正在以实物充工资，正在各自开荒种土豆，恰恰是退向自然经济。而“多党制”也似乎不再自动等于“廉洁政府”了，因为在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官员索贿之普遍连我这个中国人也得瞠目结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汪晖的长文《论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以及现代性问题》拿到编辑部来时，我觉得眼睛一亮，立即建议主编破例一次,不惜版面发表这篇长文。据说汪晖本人一直犹豫是否应该更晚一些在国内发表这篇文章,李陀也建议他暂时不要发表，他们对《天涯》的果断可能都有些感到意外。

就像很多人后来所知道的,正是这一篇长文成为后来思想文化界长达数年一场大讨论的引爆点，引来了所谓“新左”对阵“新右”或“新自由主义”的风风雨雨经久不息。由于俄罗斯经济发展的严重受挫，由于亚洲金融风暴的发生，还由于从美国西雅图开始的抗议和骚乱，这场讨论又与全球性的反思大潮汇合，向下一个千年延伸而去。

这个时候的“新左派”可算是第二代，与九十年代初期那个文学“新左派”其实巳经很不相同。比如曾被指为“新左派”的很多人对汪晖的很多看法并不赞同,在很多问题上先左而后右，或者此左而彼右。作家李锐就是其中一个。李锐与我相识多年，被蒋子丹称为“热血中年”，似乎是一种高温反应材料,不激动就不能出洞见，不激动就不能妙语连珠，在公众场合总是热血得让夫人蒋韵大惊失色并连连扯他的衣袖。他写小说在境内外都有盛名，而且所谓“马桥风波”的一场思想报复事件中，在我被打成“文坛窃贼”满身污水的时候,他愤而操笔,仗义执言，完全不顾及自己将要承受的压力和代价。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频繁地交换电子邮件,争论着由汪晖提出的一些话题。我赞成李锐对革命体制下种种悲剧的清算，但怀疑这种清算是否必须导向对西方市场化体制的全面拥抱。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论会使我们产生哪些盲视？正如他在一篇关于知青的文章中说的，知青是复杂的，将其妖魔化是一种对历史的遮蔽。我接过他的思路往下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革命也是复杂的，将其妖魔化是否也是一种对历史的歪曲？我知道自己在很多方面不能完全说服他。

我们的争论一直延续到在法国和意大利的旅途中，同行的张炜和苏童也参加进来。当时《天涯》在欧洲巳因“新左派”的名声远播而在很多圈子里被人们议论纷纷，以致很多旅外华人与我相见,都不谈我的小说而只问《天涯》，真使我为自己的小说家身份感到悲哀。我不得不一次次向好奇者解释，以我褊狭的理解,中国人在九十年代最忧心的倾向就是“权力与资本的结合”而不是这两者的对抗,老左派把守权力，新右派崇拜资本，而我们必须像李锐说的那样“左右开弓”，对权力和资本都保持一种批评性距离，以促成人民的市场和人民的民主，促成《中国的人民的现代化》——这是我为温铁军一篇好文章改拟的标题，以取代他的原题《现代化问题笔记》。如果硬说神圣的“资本”碰不得，一碰就是“新左派”，那我们就“新左派”一次吧，被人家派定一顶有点别扭的帽子，多大件事呢？

在另一方面，我也如实相告:我一直认为“新左派”里面鱼龙混杂，有的人不仅有问题，问题还大着哩。尤其是有些人再一次开出“阶级斗争”、“计划经济”等救世药方的时候，我为他们想象力的缺乏和生活经验的贫乏感到遗憾。当有些高调人士在强国逻辑之下把中国五七年、六六年等人权灾难当作“必要代价”时，我觉得这些红色英雄其实越来越像他们的对手:当年资本主义的十字军同样是在“必要代价”的逻辑下屠杀着印地安人和各国左翼反抗群体。左派接过右派的逻辑来批判右派，这种子不认老子的事情怎么想也荒唐。

正是基于这一担忧,《天涯》也发表过很多与“新左派”相异或相斥的稿件:萧功秦、汪丁丁、李泽厚、秦晖、钱永祥、冯克利等等，都各有建设性的辩难。其中任剑涛的长文《解读新左派》至今是有关网站上的保留节目，是全面批评汪晖的重头文字之一。朱学勤、刘军宁的文字也被我们多次摘要转载。有一篇检讨和讽刺美国左派群体的妙文《地下室里的西西弗斯同志》，还是我从外刊上找来专门请人译出发表的。可惜这样的文章还太少，更多的来稿往往是在把对手漫画化和弱智化以后来一个武松打猫，虚报战功,构不成真正的交锋。我一直睁大眼睛，注意各种回应汪晖、王晓明、陈燕谷、戴锦华、温铁军、许宝强等“新左派”的文字，想多找几只真正的大老虎来跟他们练一练。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并不想和一把稀泥处处当好人，更没有挑动文人斗文人从而招徕看客坐地收银的机谋，我们只是想让各种思潮都在所谓“破坏性检验”之下加快自己的成熟，形成真正高质量的争鸣。这是我在编辑部经常说的话。

我在编辑部里还说过，人的认识都是瞎子摸象，都不是绝对真理，因此无论左右都可能有肤浅之处;但只有一种肤浅的“一言堂”肯定更糟糕,而两种或多种肤浅之间形成的对抗,才有可能使大家往后都少一点肤浅。这就是为什么《天涯》的版面更多地提供给“新左派”的原因。看一看周围，在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类似媒体都向资本主义体制暗送秋波或者热烈致敬的时候，《天涯》必须发出不同的声音，否则我们就可能只剩下一种肤浅，即最危险的肤浅。

我想我能够以此说服编辑部内的思想异己者。与很多局外人的想象相反，《天涯》编辑部里倾向“新左派”观点的人其实并不占多数。郑国琳几乎每每都要跳起来与主编争辩一番，防止刊物犯路线错误。这与国内外文化界的情况大致相仿。连诗人北岛在巴黎批评美国式的全球化和消费主义之后，也在会后差点受到围攻，人们不能容许朦胧诗居然有《国际歌》的气味。

当少数派并不是受勋得奖，但多数派的人多势众千部一腔更值得提防。我想象将来的某个时候,一旦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文化媒体都活跃着“新左派”的时候，“新左派”的衰败和危机也可能就不远了。如果《天涯》那个时候还在，肯定又要发出另外一种声音。

我的幸运在于,我的想法得到蒋子丹及同事们的宽容和支持，包括他们毫不客气的挑剔和置疑，都尽可能迫使我兼听，打掉我的一些片面。蒋子丹以前并不太关心理论，有时被陈嘉映或者李陀关切出一颗理论雄心，大张旗鼓地搬几本理论去读，要么是无精打采地不了了之，要么是记住几个有趣的句子然后就心满意足，无异于断章取义见木不见林。她在学究们的理论面前打了一个哈欠之后，不大像是用思想来思想，而是用感觉来通达思想，是靠实践经验和生活感受之舟在思想的大海里航行。奇怪的是，她后来在理论判断和理论表达上也常有高招出手。对于她所熟悉的人，她有时似乎更愿意用对人的感觉来决定对这个人思想的好恶。她说南帆的思想很诚恳，这是因为南帆给她的印象很诚恳，比如处处想着别人的难处，到海口来开会只要能省钱坐不上直飞班机也不要紧。她说黄平的理论很朴实，这是因为黄平给她的印象很朴实，比如身为洋博士并且刚刚被美国财长约见，但马上像搬运工一样给编辑部从北京随身携来两大箱书，见会议缺了口译员便自动顶上一直译到喉干舌燥，决不会在见过财长以后就决不屈居译员身份更不能流臭汗。相反，一个盛气凌人指令编辑们“安排版面赶快发表”的“新左派”，和一个出过一趟国就此后数年里每文必称“我在巴黎时”的“新右派”，在她看来都是一路货色，其思想在她看来也差不多是一路货色,肯定都过不了她的终审。她多次狡辩道:主义是人的主义,她认人不认主义的做法没有什么不对，婆娘们就是这么搞的！

其实，细想一下，这也差不多是我这个非婆娘的原则。我也总是更愿意读出稿件后面的人。在几年前的一篇文章里,我还说过:“我景仰美的敌手，厌恶平庸的同道，蔑视贫乏的正确，同情那些热情而天真的错误。”在同一篇文章里，我曾经对“左”如格瓦拉和“右”如吉拉斯等一些优秀的前人表示了赞美。这是汪晖不大赞同的。

他当时来海口参加一个长篇小说的讨论会,坐在角落里几乎始终一言不发，那是我与他的第一次见面。他看了我的文章以后淡淡地说：“你似乎认为世界上只有好人而没有好的主义，这恐怕有问题。”

事隔很久以后，我才大致摘摩出他当时正在思考和筹划什么，并愿意有所理解。但我不会收回我的话，这大概是出于一种文学专业的顽症。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主义易改，本性难移。嚣张的左派和嚣张的右派都是嚣张，正直的保守和正直的激进都是正直,而且一个认为大款嫖娼是经济繁荣必要代价的人，当年很可能就是认为红卫兵暴殴是革命必要成本的人;一个当年见人家都戴绿军帽于是自己就非戴不可的人，很可能就是今天见人家都染红发于是自己就要非染不可的人。古今中外一切真理所反对的东西，其实是很简单的东西，甚至是同一种东西，比方说势利。古今中外一切真理所提倡的东西,其实也是很简单的东西，甚至是同一种东西，比方说同情心。

这一类本性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人在社会日常实践中形成的各种性格特征和心理趋向,它创造或消解着主义，滋养或腐蚀着主义，它使各种主义最终沉淀成一种日常的神色面容，让我们喜好或者厌恶。

在这个意义上，《天涯》力求矜而不争，群而不党，不属于任何派。这个“派”字怎么听也有抱团打架或者穿制服喊万岁的味道，有大活人被压制成纸质标签的味道。

翻过一页页空白

《天涯》改版后五年了，应该做的很多事情还没有做，或者说没有能力做。我们一次次把深藏于心的想法移交明夫。《天涯》甚至至今也还没有实现我最初的一个渺小目标:发行三万份。每年年底邮局报来的征订数字虽然略有增加，虽然已经令有些同行羡慕，但都让我们沮丧。想起当年办《海南纪实》每期都是三个大印刷厂同时开印，真是好汉不提当年勇了。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为了使发行量至少不低于亏损临界点，我们在开始那两年曾经费尽心机，斯文扫地，向公司经理和军队首长游说,向各大学文科院系发信，出国幵会都背着样刊找书店,甚至厚着脸皮一次次给报纸写文章，文章中千方百计把《天涯》的名字捎带上。干这种事的时候真是来不得什么清高。南京的王干先生后来说我在文章中给《天涯》做广告，这个基本事实其实并没有错，他要讥讽要追究当然只能由他。至于他说有关《马桥词典》的评论也是我和《天涯》用“广告套路”鼓捣出来的，那是另外一回事，是恶意搅水的小伎俩,在每一次思想冲突中都不会少见。

《天涯》从来没有轻松过。用单正平的话来说:几乎把每期都当创刊号来编。用郑国琳的话来说:每天都是考试。这本杂志在今天虽然已经走出了最困难的阶段，但是在我的心目中还只是有了个开局。它的理论部分仍然不够活泼诱人，我们没办法苛求理论家们在对真理负责的同时还对我们的利润负责。它的文学部分也还很薄弱，艺术栏目更是一直没让我们找到感觉。在缺稿的时候幸好还有蒋子丹的一些朋友来帮着撑住:方方、张欣、蒋韵、迟子建、张洁、王安忆、范小青、林白、铁凝、王小妮、翟永明、陈染、徐晓斌、徐坤、张抗抗、毕淑敏等等,但一代新的文学先锋仍在我们的等待之中。只有行内人才知道，书刊市场的竞争更趋惊心动魄，思想文化的旅程前面仍是山重水复。我已经感觉到自己的脑子不够用了。在我从事编辑工作近二十年以后，我觉得社长这个职位应该让给更年轻的人了。

当然，达到三万份的发行量又怎么样？发行三十万或者三百万又怎么样？以我有限的历史知识，我也知道人类有了几千年的灿烂文学之后，酷爱贝多芬的纳粹军官要杀人还是杀人，熟读苏东坡的政客要祸民还是祸民，二十世纪的坏事并不会比几百年前或几千年前更少。文学也好,思想也好，并不能阻止战争、专制、动乱等各种社会悲剧一再重演。那么一种杂志，无论发行量大还是小，质量高还是低，最终能于世何益？人类几千年来的文字生产出来，只不过是像一些石子投向湖面，虽然会激起大小不同的一些浪花，但很快就会消失无痕，人性和社会的浩瀚大海仍然会一次次证明它最终不可变易。《天涯》这颗小小的石子能溅起多大的浪花？

我十分害怕面对这样的冥想，特别害怕在夏夜的星空下来回答有关意义的难题。星空总是使我们哆嗦而且心境空茫。于是让我们还是回到阳光投照的办公室来吧。在我的面前，一篇等着要发的文稿终于在第八遍或者第九遍调整润色之后完成了编定，终于在我翻乱一大堆书之后完成了一段重要引文出处的校正。在这个时候，我只能认定这个大多数读者根本不会注意的出处本身就是价值，我的滚滚哈欠本身就是快乐。这篇文稿是《南山纪要:我们为什么要谈生态与环境?》，这是《天涯》在世纪之交一次重要笔会的产物。

各种主义在历史上的理论和实践都存在着生态环境方面的盲区，并且直接导致世纪末一些人口密集国家的触目灾难。因此生态与环境是一个向前走的话题，是一个思想可能创新的出发点。编辑部就是在这种想法下，于一九九九年底邀请境内外四十来位关心生态环境问题的老朋友来到海南各抒己见。很多人多年不见，面容已经悄悄走形。比如几年前我在北京看到的格非还是个毛头小子，一晃就成了面色发暗的沧桑中年。我猜想他看见我的白发肯定也吃了一惊，只是不一定把这种吃惊残酷地向我通告。

那几天真是把会开疯了。除了正式的议程，人们意犹未尽，邀请阿里夫?德里克（A·Derrik)教授加开讲座，介绍美国思想学术最新成果，邀请黄平也加开讲座，介绍三峡工程和农村乡镇企业的现状，以至大会生出了无数自发性的小会，以至最后一天从三亚回到海口以后，有人见别人整理行装便着急:“怎么就不开会了？”

入夜，他们在海滩上久久地散步。循着沙滩上一行行足迹看去，暗夜中不见他们的身影，只有说笑声在腥咸海风中远远地飘来。

我在一棵椰树下听着这些声音。

我想起不久前在美国哈佛大学李欧凡教授家里，看到一本英文杂志上面有英国著名学者佩利?安德森(P·Andson)谈他家庭以及谈他父亲的长文，使我感到亲切。因为安德森两年前访问海南岛时，是我陪着他去寻访他父亲的遗迹，在海口市面德胜沙老城区一带转悠，还因为开车误人单行道而被警察罚款。当时他无意中问起我现在的编辑工作，得知《天涯》讨论过的种种话题，表现出特别的惊讶。他说这些都是当前世界最重要的问题，他很想知道中国人在这些方面怎么感觉和思考。

他留下地址，希望我们可能的话以后给他邮寄刊物。但他并不懂中文，让我觉得他的要求有点奇怪也有点滑稽。

我想象他在离海南岛很远的地方打开一本《天涯》，翻过一页页他根本不认识的字。也许那正是一个象征,而且是一种最为正确的阅读方式:任何字与词都是过眼烟云，都是雪泥鸿爪，都是不怎么重要的。一个人只需要轻轻抚过这些空白的纸页，只需要在触抚中感受到来自远方的另一双手的体温。

那么,我和同事们五年来也只不过是编出了一本本空白无字的《天涯》，五年来向读者说了很多的同时又什么也没说。《天涯》将来还要一年年说下去，但同时一年年又什么也不会说。连绵无际的空白是一切努力的伪证:空白在法庭上从来不足为凭。

我们只是交出了我们的体温。

好了，同事们已经一致同意我辞去社长，把我的名字从杂志版权页社长名目下撤除。我祝他们下一步干得更好，而且留下一个私人茶杯在编辑部的办公室，说以后来串门时还可能用得着。

2000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