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方
岁末恒河
出访印度之前，新德里烧了一次机场，又爆发登革热，几天之内病死者巳经过百，入院抢救的人则数以千计，当局不得不腾出一些学校和机关来当临时的医院。电视里好几次出现印度军警紧急出动在市区喷洒药物的镜头,有如临大敌的气氛。
我被这些镜头弄得有些紧张，急忙打听对登什么热的预防办法。好在我居住的海南岛以前也流行过这种病，只到近十来年才差不多绝迹，但对这种病较有经验的医生还算不少。一位姓凌的医生在电话里告诉我，登革热至今没有疫苗，因此既不可能打预防针，也没有什么预防口服药品可言。考虑到这种病主要是靠一种蚊虫传染的，那么唯一的预防之法，就是长衣长裤长袜，另外多带点防蚊油。
新德里的深秋，早晚气温转凉，长衣长裤长袜巳可以接受。但我没有料到，紧紧包裹全身再加上随身携带的各种防蚊药剂,用来对付印度蚊子仍是防不胜防。星级宾馆里一切都很干净，只要多给点小费，男性侍者的微笑也应有尽有。但不管有多少笑脸，嗡嗡蚊声仍然不时耳闻，令人心惊肉跳，令人心里“登革”。有时，几位同行者正在谈笑，一些可疑的尖声不知从何处飘忽而近，众人免不了脸色骤变手忙脚乱地四下里招架，好端端的一个话题不得不中止和失散。
出于一种中国式的习惯，我对眼前的飞蚊当然决不放过。有意思的是，我出手的动作总是引来身旁印度人惊讶和疑惑的目光,似乎我做错了什么。
中国大使馆的官员给我们准备了防蚊油，并且告诉我们，印度是一个宗教国度，大多数人都持守戒杀的教规，而且将大慈大悲惠及蚊子。蚊子也是生命，故可以驱赶，但断断不可打杀。对于我两手拍出巨响的血腥暴行，他们当然很不习惯。
我这才明白了他们一次次惊讶和疑惑的回头。
也明白了登革热的流行。
生活在印度的蚊子真是幸福。但是,蚊子们幸福了，那一百多条死于登革热的人命怎么说呢？人类当然可以悲怀，悲怀一切植物、动物乃至动物中的蚊子,但人类有什么理由不悲怀自己的同类？为什么可以把自己积善的纪录看得比同类的生命更为重要？
在印度，不仅蚊子，人类以外的其他各种活物也很幸福。新德里街头常有呼啦啦的猴群跳踉而过，爬到树上或墙上悠闲嬉耍。每一片绿荫里也必有松鼠到处奔蹿，有时居然大摇大摆爬上你伸出的手掌。还有潮水般的雀鸣鸦噪，似乎从泰戈尔透明而梦幻的散文里传来，一浪又一浪拍打着落霞，与你的惊喜相遇。你无论走到哪里，都似乎置身于一个天然的动物园，置身于童话。不必奇怪，你周围的众多公共服务机构也常有一些童话式的公告牌本展览馆日出开门，日落关门。”这时间表达方式与钟表无关，只与太阳有关，早巳被新闻、法律、教材以及商务文件久违，大有一种童话里牧羊人或者王子的口吻。
地球本来是各种动物杂处的乐园，后来人类独尊，人类独强，很多地方的景观才日渐单调。我在中国已经很少听到鸟叫。那些儿时的啁啁啾啾一一熄灭，当然是流失到食客们的肠胃里去了，流失到中国人花样百出的冷盘或火锅、蒸笼或烤炉里去了,流失到遍布城乡灯红酒绿热火朝天的各色餐馆里去了。中国人真是能吃。除了人肉不吃，什么都敢吃，什么都要吃。一个宗教薄弱的世俗国家，一个没有素食传统的嗜肉性大众，红光满面大快朵颐成了人际交往的普遍表情。人们正在吃得一个又一个物种几近绝迹，随着食文化的发达繁荣，眼看着连泥鳅、青蛙一类也难于幸免。我一位亲戚的女儿，长到八岁，至今也只能在画册上认识蝌蚪。
印度也是一个人口大国，但绝无中国这么多对于动物来说恐怖万分的餐馆。这当然让刚到此地的中国人不大习惯，有时候搜寻了几条街，好容易饥肠辘辘地找到了一家有烟火味的去处，菜谱也总是简单得让中国食客们颇不甘心。牛是印度教中的圣物，不论野外有多少无主的老牛或肥牛，牛肉是不可能人厨的。由于受伊斯兰教的影响,猪肉也是绝大多数餐馆的禁忌。菜谱上甚至极少见到鱼类，这使我想起了西藏人也不大吃鱼，两地的习俗不知是否有些关联？可以想见，光是有了这几条，餐桌上就已经风光顿失，乏善可陈，更不可能奢望其他什么珍奇荤腥了。在这样一个斋食和节食几乎成为日常习惯的国家，我和朋友们不得不忍受着千篇一律的面饼和面饼和面饼，再加上日复一日拿来聊塞枯肠的鸡肉。半个月下来，我们一直处在半饥饿状态，减肥的状态，眼球也吧嗒吧嗒似乎扩张了几分。
咽下面饼的时候,不得不生出一个疑问：印度的军队是不是也素食？如果是，他们冲锋陷阵的时候是否有点力不从心？印度的运动员们是不是也素食？如果是，如何能保证他们必要的营养和热量？如何能保证他们的体能，足以抗衡其他国家那些牛排和猪排喂养出来的虎狼之师？难怪，就在最近的一次世界奥运会上，偌大一个印度，居然只得了一块奖牌。这一可悲的纪录原来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现在倒让我觉得顺理成章。
也许,素食者比较容易素心——相当多数的印度人与竞技场上的各种争夺和搏杀，一开始就没有缘分。
他们看来更合适走进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的寺庙，在那里平心静气，无欲无念，从神主那里接受关切和家园。当他们年迈的时候，大概就会像我所见到的很多印度老人，成为一座座哲学家的雕像,散布在城乡各地的檐下或路口。无论他们多么贫穷，无论他们的身体多么枯瘦衣着多么褴褛，无论他们在乞讨还是在访问邻居，他们都有自尊、从容、仁慈、睿智、深思而且十分了解熟悉你的表情。他们的目光里有一种对世界洞悉无余的明亮。
一块奥运奖牌的结局在印度引起了争论，引起了一些印度人对体育政策、管理体制、文化传统的分析和批评。果然，也有一位印度朋友对我不无自豪地说:“我们不需要金牌。”
“为什么?”
“你不觉得金牌是体育堕落的表现？你不觉得奥运会已充满铜臭？这样的体育,以巨额奖金为动力，以很多运动员的伤残为代价，越来越新闻化和商业化了，不是墮落是什么?”他再一次强调我们不需要金牌，只需要健康和谐的生活。”
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正在班加罗尔一个剧院门口，等待着一个地方传统剧目的演出开始。由于一九九六年度的世界小姐选美正在这个城市举行，他们也七嘴八舌抗议这种庸俗的西方闹剧。
我们用英语交谈。说实话，英语在这里已经印度化，对于中国人来说很不好懂,其清辅音都硬邦邦地浊化，与英美式英语的差别，大概不会小于普通话与湖南话的差别。我们代表团的译员姓纽，英语科班出身，又在西北边陲与巴基斯坦人和印度人交道多年，听这种英语也有些紧张，脸上不时有茫然之态。我比起小纽来说当然更加等而下之。幸好印度人听我们的英语毫无障碍，收支失衡的语言交流大体还可以进行下去。更大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印地语译员，很难深入这里的社会底层，很难用手势知道得更多。
英语在这里仅仅是官方语言之一，只属于上流人士以及高学历者，普通百姓则多是讲印地语或其他本土民族的语言——这样的“普通话”在印度竟多达二十几种。换句话说，这个国家一直处在语言的四分五裂之中，既有民族的语言分裂，也有阶级的语言分裂。他们历史上没有一个秦始皇，主体社会至今人不同种，书不同文。他们也没有诸如一九四九年的革命大手术，贵族与贱民的分离制度至今存留如旧。这就是说，他们没有经历过文化的大破坏，也没有文化的大一统。我没法知道的，是社会的裂痕阻碍了他们语言的统一，还是语言的裂痕阻碍着他们阶级的铲除和民族的融合？
循着英语的引导，你当然只能进入某种英国化的印度:议会、报馆、博物馆、公务员的美满家庭、世界一流的科研基地和大学,还有独立、博学、优雅并且每天都在直接收看英国电视和阅读美国报纸的知识阶层。但就在这些英语岛屿的周围,就在这些精英们的大门之外，却是残破不堪的更广阔现实。街道衰老了，汽车衰老了，棚栏和港口衰老了，阳光和落叶也衰老了，连警察也大多衰老了。这些白发苍苍的老人抄着木棍，活得没什么脾气，看见哪一辆汽车大胆违章，只是照着车屁股打一棍就算完事。很多时候，他们搂着木棍或老掉牙的套筒枪，在树影下昏昏大睡，任街面上汽车乱窜，任尘土蔽天日月无光。所有的公共汽车居然干脆拆掉了门，里面的乘客们挤不下了，便一堆堆挤在车厢顶上去，迎风远眺，心花怒放。乘着这样自由甚至是太自由的汽车驶人加尔各答市恒河大桥广场，你可能会有世界轰的一声塌下来的感觉。你可以想象眼前的任何房子都是废墟，任何汽车都是破铜烂铁，还可以想象街上拥动着的不是市民，是百万游牧部落正在浩浩荡荡开进城市并且到处安营扎寨。这些部落成员在路旁搭棚而居，垒石而炊，借雨而浴,黑黝黝的背脊上沉积着太多的阳光。他们似乎用不着穿什么，用不着吃什么，随便塞一点面渣子入口，就可以混过一天的时光，就可以照样长出身上的皮肉。他们当然乞讨，而且一般来说总是成功地乞讨。他们的成功不是因为印度有很多餐馆,而是因为印度有很多寺庙。他们以印度人习惯施舍的道德传统为生存前提，以宗教的慈悲心为自己衣食的稳定来源。
面对着这些惊心动魄的景象，老警察们不睡觉又能怎么样？再多几倍或几十倍的警力又能怎么样？
幸好，这里的一切还没有理由让人们绝望。交通虽混乱,但乱中有序;街市虽破旧，但破中无险。他们的门窗都没有铁笼子一般的防盗网，足以成为治安状况良好的标志并且足以让中国人惭愧。外人来到这里，不仅不会见到三五成群贼眉鼠眼的人在街头滋事，不仅不会遭遇割包和抢项链，不仅不会看到公开的色情业和强买强卖，甚至连争吵的高声也殊为罕见。印度人眼里有出奇的平和与安详，待人谦谦有礼。最后，人们几乎可以相信，这里的老瞀察们睡一睡甚至也无关紧要。
一个不需要防盗网的民族，是一个深藏着尊严和自信的民族。也许，印度教的和平传统，还有甘地的非暴力主义，最可能在这个民族的清洁和温和里生长。我曾看过一部名为《甘地传》的电影，一直将甘地视为我心中谜一般的人物。这个干瘦的老头，总是光头和赤脚，自己纺纱，自己种粮，为了抗议不合理的盐税，他还曾经带领男女老少拒食英国盐，一直步行到海边，自己动手晒盐和滤盐。说来也有趣，他推翻英帝国殖民统治的历史性壮举，不需要军队，不需要巨资，一旦拿定主意，剩下的事就是默默走出家门就行。和平大进军他从一个村子走到另一个村子,从一片平原走向另一片平原,于是他身后的队伍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壮大，直至覆盖在整个地平线上，几乎是整整一个民族。碰到军队的封锁线,碰到剌刀和大棒,他们宁愿牺牲决不反抗,只是默默地迎上前去,让自己在剌刀和大棒下鲜血淋淋地倒下。第一排倒下了，第二排再上;第二排倒下了，第三排再上……直至所有在场的新闻记者都闭上了眼睛,直至所有镇压者的目光和双手都在发抖，直至他们惊恐万状地逃离这些手无寸铁的人并且最终交出政权。
甘地最终死于同胞的暗杀。他的一些亲人和后继者也死于暗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频频得手的暗杀并不能说明别的什么，倒是恰恰证明了这个民族缺乏防止暴力的经验和能力。他们既然不曾反抗军警，那么也就不大知道如何对付暗杀。
作为印度之魂，甘地不似俄国的列宁、中国的毛泽东、南斯拉夫的铁托以及拉丁美洲的格瓦拉，他一弹不发地完成了印度的独立,堪称二十世纪的政治奇迹和政治神话之一。也许，这种政治的最不可理解之处，恰恰是印度人最可理解之处:一种印度教的政治，一种素食者和流浪者的政治，来自甘地对印度的深切了解。这种“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理论与实践,不过是政治天才给一个贫困和散弱到极致的民族，找到了一种最可能强大的存在形式，找到了一种最切合民情也最容易操作的斗争方法——比方在军警面前一片片地坐下来或躺下来就行。
在尚武习兵的其他民族看来，这简直不是什么斗争，不过是丐群的日常习惯。但正是这种日常习惯迫使英国政府和议会低头，使西方世界很多男女对天才的甘地夹道欢迎崇敬有加。
现在，很多印度人还坐在或躺在街头，抗议危及民族工业的外国资本进入，抗议旧城区的拆迁，抗议水灾和风灾以及任何让人不高兴的事，或者他们也无所谓抗议，并没有什么意思，只是不知道要如何把自己打发，坐着或躺着已成了习惯。时过境迁，他们面对的已不再是英国军警，而是一项项举步维艰的现代化计划。这些缺衣少食者被一个伟大的目标所点燃的时候，他们个个都成了赤脚长衫的圣雄，个个都强大无比。但这种坐着或躺着的姿态一旦继续向未来延伸,也许便成为一份历史的沉重负担，甚至会轮到每一届印度政府头痛不已。二十世纪末的全球一体化经济正在铁壁合围，没有一个大陆可以逃避挑战。那么，哪一个政府能把眼前这个非暴力不合作的黑压压人海组织进来，管理起来，向他们提供足够的住房、食品、教育以及工作机会？从更基本的一点来说，哪一个政府能使素食者投入竞逐、而流浪者都服从纪律？如果不能的话，即便甘地还能活到现在，他能否像创造当年的政治神话一样,再一次创造出经济神话？
换句话说，他能否找到一种印度教的经济，一种素食者和流浪者的物质繁荣，并且再一次让全世界大吃一惊？
我们将要离开印度的时候，正赶上加尔各答地区某个民族的新年曰，即这个国家很多新年日中的一个。一排排点亮的小油灯排列台阶，零星礼花不时在远方的空中闪烁。节日的女人很漂亮,裹身的沙丽五彩缤纷，一朵朵在节日的暗香中游移和绽放。只是这种沙丽长于遮盖，缠结繁复，是一种女神而非女色的装束，有一种便于远观而拒绝亲近的意味，不似某些西式女装那样求薄求露求透甚至以“易拉罐”的风格来引诱冲动。
这里的节日也同中国的不一样:街上并无车水马龙，倒有点出奇的灯火阑珊和人迹寥落;也没有觥筹交错，倒是所有的餐馆和各家各户的厨房一律关闭——人们以禁食一天的传统习俗来迎接新的岁月。他们不是以感官的放纵而是以欲望的止息来表示欢庆。可以想象，他们的饥饿是神圣，是幸福，也是緬怀。这种来自漫长历史的饥饿，来自漫长历史中父亲为女儿的饥饿、兄长为妹妹的饥饿、儿子为母亲的饥饿、妻子为丈夫的饥饿、主人为客人的饥饿、朋友为朋友的饥饿、人们为树木和土地的饥饿，成为他们世世代代的神秘仪礼,成为他们隆重的节日。
母亲，你回来吧，回来吧，
你从恒河的滚滚波涛里回来吧，
你从树上的每一片叶子里回来吧，
你从路上的每一个脚印里回来吧，
你从我的睡梦里和眼泪里回来吧。
河岸上歌潮迭起。这就是恒河，在印地语里发音“刚嘎”，浩浩荡荡地流经加尔各答。
这使我联想起西藏的“贡嘎”机场,与之声音相近，依傍恒河的上游,即雅鲁藏布江。“刚嘎”与“贡嘎”是否有什么联系？是否就是一回事？司机给我翻译着歌词的大意，引我来到这里观看人们送别嘉丽一恒河两岸亿万人民的母亲，他们在每一个新年都必须供奉的女神。她差不多裸着身子，年轻而秀丽，在神位上的标准造型倒有点怪：惊讶地张嘴悬舌，一手举剑,另一只手提着血淋淋人头。由于语言的障碍，我没法弄明白关于这位女神的全部故事，只知道在一次为人间扫除魔鬼的著名战斗中，她杀掉了二十几个敌手，也最终误杀了自己的丈夫——她手中那颗人头。
直到这个时候，她才如梦初醒地伸长了舌头。
从那一刻起，她便凝固成永远的惊讶和孤独。
已经是新年的第二天了，民间庆典即将结束。人们拍着鼓，吹着号，从城市的各个角落载歌载舞结队而来，在恒河岸边汇成人海，把各自制作的嘉丽送入河水，让大小不等色彩纷呈的惊讶和孤独随水而下一一漂逝在夜的深处。这是他们与恒河年复一年的约定。
看得出来，这些送神者都是穷人，衣衫不整，尘土彳卜仆，头发大多结成了团，或者胡乱披散。他们紧张甚至恐慌地两眼圆睁手忙脚乱大喊大叫，一旦乱了脚步，抬在肩上的女神就摇摇晃晃。他们发出呼晡，深一脚浅一脚踩得水花四溅，从河里返回时便成了一个个癫狂的水鬼，浑身水滴如注，在火光下闪耀着亮珠。但他们仍然迷醉在鼓声中，和着整齐或不够整齐的声浪大唱，混在认识或不太认识的同胞身旁狂舞——与其说这是跳舞，倒不如说他们正折磨自己的每一个骨节，一心把自己粉碎和溶化于鼓声。
一个撑着拐杖的跛子也在跳跃，拐杖在地下戳出密密的泥眼。
你从路上的每一个脚印里回来吧，母亲；
你从我的睡梦里和眼泪里回来吧，母亲。
恒河的对岸那边，几柱雪亮的射灯正照亮巨大的可口可乐广告牌，照亮了那个风靡全球的红色大瓶子。在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远去的嘉丽高扬血刃回眸一瞥，她永远伸长舌头所惊讶的,也许不是丈夫的人头落地，而是一个我们完全无法预知的新世纪正悄悄来临。
我抬起头来看彼岸急速地远退，留给我无限宽阔的河面。
1997年2月
你好，加藤
一
加藤四岁的时候就到了北京，进了一所幼儿园，是班上唯一的日本孩子。他与同学们一同学习毛主席语录，一同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一同看电影《地道战》、《地雷战》以及《小兵张嘎》。孩子们玩战斗游戏的时候,他的日本身份似乎使他最适合扮装日本鬼子，但他决不接受这种可耻的角色，吵闹着一定要当地下武工队员，当八路军的政委。
有的人可能觉得这很有趣:八路军里怎么冒出一个日本政委？母亲遇到了幼儿园的阿姨，说你看这孩子就是要强，老师，拜托了，你就给同学们做做工作，让他当上八路军政委吧。
其实，日本母亲用不着拜托中国阿姨。小伙伴们都喜欢加藤，一再把战斗的指挥权优先交给政委加藤。
加藤的父母是在中日正式建交之前来到中国的。当时居住北京的外国人很少，也少有专门招收外国小孩的幼儿园。但加藤的父母很乐意让小孩与中国娃娃打成一片，加藤一口纯正的京片子普通话就是在这个时候学会的。有一次，一位瑞典朋友假日里来加藤家做客，顺便给加藤带来一点礼物，包括一面小小的日本国旗。没料到八路军小政委在家里也坚守抗日阵地，一见太阳旗便怒从心头起，将小旗摔在地上，跳上去跺了两脚。
瑞典朋友大惊失色，不知道一个日本孩子怎么可以这样。
直到加藤的父母解释了孩子的幼儿园和孩子看过的电影,客人才惊魂稍定地坐下来，理解了一个孩子反常的粗野和激愤，理解了一面日本国旗在当时纯正北京腔里的含义。要知道，这个国家的国歌就是抗日动员，是一首战争年代里燃烧着悲愤和仇恨的出征之歌。
现在,加藤即将获得东京大学的博士学位，开着德国汽车出没于东京的车水马龙之中。他不会再那样粗暴地对待日本国旗了，不会再那样简单地理解日本了。但他仍然在继续学习中文，专业研究中国穆斯林的历史,希望成为中国人民的朋友。
这种愿望也许是他父母的心理遗传，甚至是他外祖父和外祖母人生经历的延伸。外祖父很早就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像他的几位青年朋友一样，离开那个显得较为狭小的九州岛，来到新大陆传播知识和技术，也希望在这里寻找和建设自己的理想。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此时的日本政权高层也移目西望，看上了中国东北乃至华北丰饶的矿产、森林、大豆以及黑土地。为了争强于世界民族之林，也为了抗拒西洋大g的挤压，大和民族的生存空间必须扩展这成为那个时代启蒙维新逻辑的自然结论，不会让任何新派人士惊诧。民主几乎与殖民两位一体。“大东亚主义”等等说辞就是这个时候涌现在日本报纸上的。日本议会民主运动主将和早稻田大学的创始者大隈重信，同时成为当_挟“二十一条”以强取中国山东的著名辩家。人们在诸多说辞下即伏有不同的情感倾向和利益指向，却基本上共享着一种踌躇满志的庚外远眺和帝国理想。
理想主义青年自发的援外扶贫，最终被纳入了官方的体制化安排.纳人了日本军部对伪满洲国的政治策划。加藤的母亲后来说，加藤外祖父当时受蒙蔽了，终于同意出任伪满洲国的公职，成了一名副县长,位居中国人出任的傀儡县长之下，却是实际上的县长。他忙碌于繁杂政务废寝忘食，真心以为东亚共荣能在他的治下成为现实。为了抵制无理的强征重赋以保护地方权益，他甚至常常与日本关东军发生冲突，好几次面对武夫们气势汹汹的枪口。他没料到中日战争的爆发，而且在战争现实面前对日本疑虑渐多，但他无法摆脱历史大势给他的定位，差不多是一片随风飘荡的落叶。
悲剧结局终于在这一天匆匆到来:苏联红军翻过大兴安岭后势如破竹横扫东北全境。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他理所当然地被捕入狱，接着被枪决，踉踉跄跄栽倒在一片雪地里。他是一个敌伪县长，似乎死得活该。没有人会对这种判决说半个不字。也没有人在战争非常时期苛求胜利者的审慎：那些俄国军人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来细细辨察官职之下的不同人生，也不习惯啰嗉的审判程序。
这是新政权的判决。与旧政权一样,中国人此时仍然只是黑土地形式上的主人。一些以前流窜到西伯利亚的中国流民乃至盗匪穿上苏式红军军装，跟随苏联人的坦克回来了，被宣布为临时的执政者。但这种宣布是用俄语完成的。
很多年以后，日本天皇为一切在境外因公殉职的日本官员授勋，抚慰死者的亲属。加藤的外祖母拒绝了丈夫应得的勋章。她曾经带着三个年幼的女儿在中国的战俘营里苦熬多年,她回国后一直以低级职员的微薄薪金拉扯大孩子，以一个女人的非凡力量扛住了生活的全部重压，有太多的理由获得政府的奖赏和补偿，但她还是坚决地拒绝了勋章。在中国的经历使她的眼光常常能够超越大海，能够对“国家”和“民族”这类神圣大话下的一切热闹保持敏感的戒意。她说她永远也忘不了一家四口从中国回到日本的时候，她们日夜企盼日夜思念的祖国竟是一些粗暴的日本小吏，在码头上命令一切乘客脱下身上的衣服，劈头盖脸给他们一把滴滴涕药粉，防止他们带来国外的肮脏和病菌。
她护住三个吓得唾哇大哭的孩子，在冷冽的寒风中突然觉得，她真真切切地回来了，但一片哈人的药粉迎面扑来之际，她心目中的故国反而成了一个遥远而模糊的概念。
她热爱日本但拒绝了日本天皇的授勋，而且让女儿从师于鲁迅的研究专家竹内好先生，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她希望女儿们继承父亲的遗志,将来再返中国续写父亲在黑土地上中断了的故事。
拒绝天皇授勋的并非加藤的外祖母一人。在整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中国和日本处于冷战时期的对峙，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在法律意义上甚至还未结束战争状态。但日本的社会各界形成了一股反省战争和亲善中国的潮流。各种党派和民间团体组团到中国去访问，毛泽东的著作和周恩来的画像在日本的书店和大学里流行，甚至成了不少知识分子争相拥有的前卫标志。“打破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包围圈!”“坚决捍卫社会主义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很多日本热血青年头缠布条，手挽着手，在美国驻军基地前抗议“安保条约”时高喊这一类口号,履行着自己神圣的职责。
加藤的父母亲就是在这股潮流中重返中国。他们如愿以偿地发现了一个新中国:妇女真正获得了解放并且在各个社会领域意气风发，往日最为卑贱的工人农民成为了文艺舞台的主人，留洋归国的教授随着医疗小分队深入到了穷乡僻壤，政府官员满身泥巴为人民服务并且累死在盐碱地上,奇迹般的两弹一星在日新月异的广阔大地上陆续腾空……对比日本社会那些令人窒息的等级森严和金钱崇拜，中国确实能够让他们兴奋不已。毛泽东思想哺育出来的针刺麻醉法甚至使加藤的父亲亲身受益,他在北京亲历针麻的外科手术过程，既无痛苦又价格低廉，由他撰文在《读卖新闻》介绍，引起了日本读者一片惊讶和轰动。
中国政府放弃日军侵华的战争索赔，相对于日本政府在甲午战争后从中国狠狠刮走的整整三年全部国库收入巨款，红色大国的国际主义慷慨情怀更使他们备觉温暖。
在当时的很多日本知识分子看来，新中国是一个神话，实施了刚好是曰本所缺位的社会结构大变革。虽然这个国家还较为清贫，但它代表着最优越的制度和最崇高的精神，是一片燃烧着人类希望的社会主义圣土。不难理解，当庆祝“四人帮”下台的锣鼓鞭炮在北京爆响，当中国革命中的诸多罪恶和人权灾难随后在媒体上曝光，海峡那边很多日本友人与其说是震惊，不如说更多一些绝望和迷茫。他们无话可说。他们再一次与中国失之交臂。如果说几十年前中国众多知识分子曾经把曰本视为模范和老师,一批批漂洋过海去求取启蒙和维新的救国之道，后来却被日本的大炮隆隆迎头痛击;那么现在，众多日本的知识分子也曾经把中国视为模范和老师，一批批漂洋过海来寻找独立和革命的救国之道，最终却被中国突然亮出来的累累伤痕吓得浑身冰凉。
历史再一次在这两个民族之间开了个玩笑:继中国误解“先进”的日本以后，日本也误解了“先进”的中国。一个维新梦，一个革命梦，先后在很多人那里一一破灭。双方不得不从头开始，不得不开始重新相互认识的漫长过程。
误解难以避免。但一个世纪以来的中日关系，不同于英、美之间的关系，不同于印、巴或者希、土之间的关系,相互之间除了正常的利益摩擦，同为一度经济落后的亚洲国家,其交往动机中更暗伏一种发展道路及其社会制度的寻优和竞比，意识形态的制幻剂常常带来更多一厢情愿的浪漫幻想;一旦幻想破灭，意识形态的放大器也就会大大膨胀怨恨或者轻蔑，加剧两国关系的震荡。从“停滞落后的支那”（津田左右吉氏语)到“一无是处的日本”（竹内好语），资本主义的价值尺度可以更换成社会主义的价值尺度，“先进”模式的光环下穷人革命可以取代富人维新。但这种取代，只是使“先进/落后”的视轴来了一个上下倒置,
源自欧洲的单元直线历史观却一如既往，一心追赶先进文明的亚洲式焦虑和亚洲式迫切一如既往。
向西方工业化看齐的意识和潜意识是如此深人人心，自卑的亚洲人免不了有点慌不择路，也就免不了一次次心理高热以及随之而来的骤冷酷寒。
加藤的父母亲向我讲述他们在北京目睹江青等人被捕时的中国，目睹北京市民和学生连夜庆祝游行时眼中激动的泪水，他们当时的感受十分复杂。他们既无意拥护日本一些左派朋友对江青的崇拜和声援，也无法认同一些右派朋友对中国革命的幸灾乐祸，还有对中国文化的顺手诛杀。他们几乎再一次听到了当年中日战争爆发的炮声，颇有些一时的手足无措。
中国革命的这次重挫和转向，不能不启动思想和情感上的地壳运动,中日之间再一次山重水复。几年或十几年以后就可以看得明白，“进步/落后”的标尺在本世纪两度失效之后仍然没有废弃，而且在东欧和苏联崩溃之后更增神威，正在迅速比量出各种冷漠和歧视的最新根据。很多日本人的“侵略有功”论和很多中国人的“殖民不够”论重新获得了活力。日本政府可以就殖民和战争问题向韩国正式道歉而至今不向中国正式道歉，厚此薄彼的反常一直受到日本国内舆论主流暧昧的纵容，这里的潜台词十分清楚:赤色支那无权受此大礼。
有意思的是，被轻蔑者有时也能熟练运用轻蔑的逻辑。很多中国人此时虽无制度的优越感，虽处十年动乱后的贫困,但即使在全中国风行和泛滥着丰田汽车、索尼电视、本田摩托、尼康相机、富士胶卷、东芝电脑以及卡拉0K的时候，即便是那些热烈向往资本主义的新派精英，对“小日本”的轻蔑也暗中储备,常常一触即发,与他们对欧美的全心爱慕大有区别。他们崇美而贬日，厚西洋而薄东洋，能忍美国之强霸，却难容日本之错失。他们似有模糊的历史记忆和地缘政治的直觉，其中不便明言的潜台词更是微妙而且耐人寻味。他们不过是流露出一种曰本人同样熟悉的区别法则，不过是觉得自家邻居的黄皮肤和黑头发不足为奇，也不足为尊，无法代表最先进的文明和最先进的人种，因此必须扣分降级。“小日本”不就是有几个臭钱么？日本人炫目的现代化虽然让人眼红，但仍不足以改变“假洋鬼子”的二等身份，他们有什么资格在我们面前牛皮哄哄？
这样，自以为已经“脱亚入欧”的很多日本人觉得无须再髙看中国,而渴求“全盘西化”的很多中国人从另一个层面上把轻蔑目光奉还给曰本，不能接受日本的高人一等，就像他们不能接受某个同村老乡突然抢先得到了城市户口和高级职称。歧视“落后”的飞去来器伤人最终伤己。两个文化相近经济相依的邻国，两个地理上仅仅一水相隔的邻国，反而面临着越来越遥远的心理距离。
加藤的父母无法改变历史，他们复杂的感受看来只能深埋内心而被人遗忘。他们拥抱中国的努力,包括他们翻译的毛泽东著作和其他中国革命作品，还有对中国技工赴日培训等各项友好事业的全心身投入,无法不承受着越来越多的讥嘲。这些傻书生，他们当时不是可以享受日本现代化的富足繁荣吗？他们当时不是可以吃香喝辣披金戴玉条条大路有“丰田”吗？他们为什么放着好日子不过而跑到中国来瞎折腾？
何况他们对于中国似乎无恩可报，倒是有伤难愈。加藤母亲的童年是在中国监狱里开始的。加藤外祖父是在中国被处决的。中国东北的档案馆里至今还保存着他的罪案卷宗，其中指控他聚敛民财和三妻六妾之类均属不实之词。这些历史旧账是不可能得到重审甄别的——档案馆的中国官员这样冷冷地告诉他们。
哈尔滨，外祖父屈辱的葬身之地，加藤一家从今以后是不再去那个地方的。那么中国呢，外祖父没有写完的故事在这里再一次面临今后的无限空白，加藤一家在北京打点行装，是不是应该再一次告别这片广阔的大陆？
四
我没有见过面的一位姐姐和一位哥哥，因为缺医少药而死在日机轰炸下的难民人流里。我岳父的堂兄也是在日军的湖南南县大屠杀时饮弹身亡，尸骨无存。这使我在东京成田机场听到日本话和看到日本国旗时心绪复杂。
新千年的第一天竟在日出之国度过，这是我没想到的。由于汉文化的农历新年已经退出日本国民习俗，更得不到日本法律的承认,西历亦即公历的新年便成了这个国家最重要而且最隆重的节日。政府、公司以及学校都放了一周左右的长假，人们纷纷归家与亲人团聚。街上到处都挂起了红色或白色的灯笼，还有各种有关“初诣（新年）”的贺词或敬语。但一个中国人也许会感触到隆重喜庆之中的几分清寂，比如这里的新年没有中国那种喧闹而多一些安静，没有中国那种奢华而多一些俭约，连国家电视台里的新年晚会也没有中国那种常见的金碧辉煌流光溢彩花团锦簇,只有一些歌手未免寻常的年度歌赛。如果说中国的除夕之夜像一桌豪华大宴，那么此地的除夕之夜则如一杯清茶，似乎更适合人们在榻榻米上正襟危坐地静静品尝。
我在沉沉夜幕中找到加藤一家，献上了我的一束鲜花，意在表达一个中国人对他们无言的感激。我知道我们之间横亘着将近一个世纪的纷乱历史，纷乱得实在让人无法言说唯有长叹，但人们毕竟可以用一束鲜花，用一瞬间会意的对视，重新开始相互的理解。
让我们重新开始。
加藤的母亲请我吃年糕，是按照加藤外祖母的吩咐做成的，白萝卜和红萝卜都切成了花。用中国人的标准来看，这种米粑煮萝卜的年饭别具一格，堪称素雅甚至简朴。其实日本传统的饮食虽有精致的形式，但大多有清淡的底蕴。生鱼、大酱汤、米饭团子，即使再加上荷兰人或者葡萄牙人传来的油炸什锦（天福罗）,也依然形不成什么菜系,不足以满足富豪们的黎餮味觉。这大概也就是日本菜不能像中国菜和法国菜那样风行世界的原因。
同样是用中国人的标准来看/日本传统的服饰也相当简朴。在博物馆的图片资料里，女人们足下的木屐，不过是两横一竖的三块木板，还缺乏鞋子的成熟概念。男人们身上的裤子，常常就是相扑选手们挂着的那两条布带，也缺乏裤子的成熟形态。被称作“和服”或者“吴服”的长袍当然是服饰经典，但在十八世纪的设计师们将其改造之前，这种长袍甚至尚无衣扣，只能靠腰带一束而就，多少有一些临时和草率的意味。
曰本传统的家居陈设仍然简朴。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曾经指出，家具的高位化和低位化是文明成熟与否的标志，这一标准使日本的榻榻米只能低就，无法与中国民间多见的太师椅、八仙桌以及明式龙凤雕床比肩。也许是地域窄逼的原因，日本传统民宅里似乎不可能陈设太多的家具,人们习惯于席地而坐，席地而卧，也习惯于四壁之内的空空如也。门窗栋梁也多为木质原色，透出一种似有似无的山林清香，少见浓色重彩花哨富丽的油漆覆盖。
我们还可以谈到简朴的神教，简朴的歌舞伎,简朴的宫廷仪规，简朴得充满泥土气息的各种日本姓氏……由此不难理解,在日本大阪泉北丘陵一次史无前例的大规模遗址发掘中,覆盖数平方公里的搜寻,只发现了一些相当原始的石器和陶器，未能找到什么有艺术色彩的加工品或者稍稍精细巧妙一些的器具。对比意大利的庞贝遗址，对比中国的汉墓、秦俑以及殷墟，一片白茫茫的干净大地不能不让人扫兴,也不能不让人心惊。正是在这一个个暴露出历史荒芜的遗址面前，一个多次往地下偷偷埋设假文物的日本教授最近被揭露，成为轰动媒体的奇闻。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位考古学家也许是对日本去无心不甘，荒唐中杂有一种殊可理解的隐痛。
22_漫长的假期
从西汉之雄钟巨鼎旁走来的中国人，从盛唐之金宫玉殿下走来的中国人，从南宋之画舫笙歌花影粉雾中走来的中国人，遥望九州岛往日的简朴岁月，难免有一种面对化外之地的不以为然。这当然是一种轻薄。成熟常常通向腐烂，粗粝可能更具强大生力，历史的辩证法_如此。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山姆挫败英伦,蛮族征服罗马,满人亡了大明，都是所谓成熟不敌粗粝和中心不敌边缘的例证。在这里，我不知道是日本的清苦逼出了日本的崛起，还是日本的嵋起反过来要求国民们节衣缩食习惯清苦。但日本在二十世纪成为全球经济巨人，原因方方面面，我们面前一件件传统器物至少能提供部分可供侦破的密码。这一个岛国昔日确实没有大唐的繁荣乃至奢靡,古代的日本很可能清贫乃至清苦,但苦能生忍耐之力，苦能生奋发之志，苦能生尚智勤学之风，苦能生守纪抱团之习，大和民族在世界的东方最先强大起来，最先交出了亚洲人跨入现代经济的髙分答卷，如果不是发端于一个粗粝的、边缘的、清苦的过去，倒会成了一件不合常理的事情。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内有粮荒外有敌患，但教育法规已严厉推行：孩子不读书，父母必须入狱服刑。如此严刑峻法显然透出了一个民族卧薪尝胆的决绝之心^直到今天，日本这一教育神圣的传统仍在惯性延续，体现为对教育的巨额投入，教师的优厚待遇，每位读书人的浩繁藏书，还有全社会不分男女老幼的读书风尚:一天上下班坐车时间内读完一本书司空见惯，一个少女用七八个进修项目把自己的休息时间全部填满纯属正常，一个退休者不常常花点钱去学点什么，可能就会被邻人和友人侧目和白眼——即便这种学习有时既无明确目的也派不上什么用场。日本人似有一种与生倶来的生存危机感，恨不得把一分钟掰成两分钟过，恨不得把全世界的知识一股脑地学完，永远不落人后。
这种日本的清苦成就了一个武士传统。“士农工商”，日本的“士”为武士而非文士，所奉道统为王道而非儒学,与中国的文儒传统迥然有别。日本的武士集团拥天皇以除灭德川幕府,成功实现明治维新，一直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并且主导着武士道的精神文化，包括在尊王攘夷的前提下有限汲收“汉才”以及“(荷）兰学”，即当时的西学，在很多人眼里几乎就是大和魂的象征。这个传统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日本现代的军人政治和军国主义，导致了“神风敢死队”之类重死轻生的战争疯狂行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才在“和平宪法”下被迫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这一武士传统的影响源远流长，在后来的日子里，修宪强军的心理暗潮起伏不止，无论是日本的极左派还是极右派，丢炸弹搞暗杀的政治恐怖行为也层出不穷，连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也在和平的七十年代初切腹自裁，采取了当年皇军官兵常见的参政方式。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可以各不相同，但共通的激烈和急迫，共通的争强好斗勇武刚毅甚至冷酷无情，却显现出武士传统的一线遗脉。
日本的清苦还成就了一个职人传统。职人就是工匠。君子不器，重道轻术，这些中国儒生的饱暧之议在日本语境中影响甚微。基于生存的实用需要，日本的各业职人一直是广受尊重的阶层，在江户时代已成为社会的活跃细胞和坚实基础。行规严密，品牌稳定,师承有序,职责分明，立德敬业，学深艺精，使各种手工业作坊逐渐形成规模，一旦嫁接西方的贸易和技术，立刻顺理成章地蛹化为成批的工程师和产业技工，甚至一直延伸为日本在六十年代以后的经济起飞。直到今天，日本企业的终身制和家族氛围，日本企业的森严等级和人脉网络,还有日本座座高楼中员工们下班后习惯性义务加班的灯火通明，都留下了封建行帮时代职人的遗迹。日本不一定能够被人认为是世界上的思想大国或者文化大国，但它完全具有成为技术强国的传统依托和习俗资源。造出比法国埃菲尔铁塔更高的铁塔，造出比美国通用汽车更好的汽车，造出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新干线、机器人、高清晰度电视等等，对于职人的后代来说无足称奇。从这个角度来说，与其说资本主义给日本换了血，不如说日本特定的人文土壤里使资本主义工业化得以扎根，并且发生了变异性的开花结果。
有趣的比较是:中国自古以来没有武士传统，却有庞大的儒生阶层;中国在近代没有职人传统，却有浩如海洋的小农大众。因此，中国少见武士化的职人和职人化的武士，日本也少见儒生化的农民和农民化的儒生。中国有儒生加农民的革命，日本有武士加职人的维新。也许，撇开其他条件不说，光是这两条就足以使中日两国的现代形态生出大差别。与其说这种差别是政治角力的偶然结果，不如说这种差别更像是受到了传统势能的暗中制约，还受到地理、人口、发展机遇、人文传统等一系列因素的综合作用。
事情似乎是这样，种子在土地里发芽而不能在石块上发芽，在不同的土壤里也不可能得到同样的收成。人们在差不多一个世纪以来的制度崇拜，人们关于左转姓“社”还是右转姓“资”的简单化纠缠，常常都遮蔽了一个民族在选择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后面更多重要的因缘。
整个九十年代，日本的经济在徘徊萧条中度过，让很多中国人也困惑生疑。我在日本访问期间问过很多日本朋友:这是怎么一回事？我看到一脸脸的茫然，没有听到特别详细和明确的回答。也许是以前投资过热了，也许是美国不再忍受贸易赤字了,也许是日本没有赶上新经济这一趟车，也许是金融和行政改革不力，也许外务省和大银行能知道个中原委吧，也许……我相信这些“也许”都有道理,能给我思考的启发。但我挥之不去的一个问题是:是不是日本的武士传统和职人传统在百年之间已经能量耗尽？或者说,是不是这两大传统已经不再够用?
情况已经在变化。科学正在被自己孕育出来的物质主义所畸变，民主正在被自己催养出来的个人主义所腐蚀，市场正在被自己呼唤出来的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巨魔所动摇和残害。情况还在继续变化。色食品的原始和电子网络的锐进并行不悖，全球化和民族主义交织如麻。进入一个技术、文化、政治以及社会都在深刻变化和重组的新世纪，日本是不是需要新的生存视野和人文动力？
比方说，日本是不是需要在武士的激烈急迫之外多一点从容和持守？是不是需要在职人的精密勤勉之外多一点想象和玄思？
还比方说，日本是不是需要在追逐“先进”文明的狂跑中冷静片刻，重新确定一下自己真正应该去而且可能去的目标？
五
加藤说，东京各路地铁每天早上万头攒动，很多车站不得不雇一些短工大汉把乘客往车门里硬塞，使每个车厢都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挤得密不透风，西装革履的上班族鼻子对鼻子的几乎都压成了人干。但无论怎样挤，密密的人海居然可以一声不响，静得连绣花针落地好像都能听见，完全是一支令行禁止的经济十字军。这就是日本。
我说,中国各个城市每天早上是老人的世界，扭大秧歌的,唱京戏的，跳国标舞的，打太极拳的，下棋打牌的，无所不有。这些自娱自乐的活动均无商业化收费，更不产生什么GDP，但让很多老人活得舒筋活络，心安体泰，鹤发童颜。当年繁华金陵或者火热长安里市民们的尽兴逍遥想必也不过如此。这就是中国。
加藤说，很多日本人自我压抑,妻子不敢冒犯丈夫，学生不敢顶撞老师，下属更不敢违抗上司，委屈和烦恼只能自己一个人吞咽。因此日本的男人爱喝酒，有时下班后要坐几个酒店喝几种酒，喝得领带倒挂眼斜嘴歪胡言乱语，完全是一种不可少的发泄。提供更多舒解郁闷的商业服务也就出现了，你出钱就可以去砸东西，出钱就可以去骂人，客人一定可以在那里购得短时的尊严和痛快。这就是日本。
我说，很多中国人圆滑处世，包括日本军队侵略中国的时候，中国伪军数量之多和易帜之快一定创世界之最。这些伪军中当然有附强欺‘弱的人渣，但也有相当部分是所谓脆卵避石，屈辱降敌并不妨碍他们后来明从暗拒阳奉阴违，甚至给皇军使阴招下绊子,私通八路见机举义。这些人可说是见风使航投机自保，也可诩之为借力用力以柔克刚。他们毫无原则但也不拘泥教条,当不成烈士却也不一定全无心肝，常常在多种人格之间随机应变直到最后投靠安全的真理。这也是中国。
加藤还说了很多。他说到加藤家先父是德川幕府的重臣因而是明治维新中的反动派，说到东京禁用廉价汽油名为加强环保实则是欺侮穷人，还说到东大学生发明了一种软件可以把任何文章都转换成校长大人可笑的文体……说得我哈哈大笑。但他和我都知道，无论我们怎样说下去，我们也无法把中国或者日本说清楚。何况我们说的中国甚至很可能也是日本的隐面，我们说的日本也可能就是中国的隐面——语言总是很容易弓人陷人思想泥沼。
加藤还是操一口纯正的京片子普通话。他带我去参观东京都博物馆。我们在这里遇到一群日本少男少女,像中国的很多同时代人一样，他们中也有好些人把头发染成了黄色，以此宣示新人类或新新人类离经叛道的美学，更宣示他们对欧美文明的向往。有意思的是，这些化学造就的黄头发，走到博物馆最后一个展区时，突然看到了美军飞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对东京都等日本城市的轰炸。这里没有解说员，简略的几张图片下也没有详尽的说明文字，博物馆似乎对那一段历史既无法回避，又须尽量保持沉默，至少也要对当年十几个城市的遍地废墟闪烁其词——美国毕竟是当今日本最重要的盟国。但馆内的扬声器里持续不断地传出当年的实况录音，有警报器的尖啸，有战机的俯冲和射击，有炸弹的爆炸，隐约可闻楼房的坍塌和日语形成的哭喊，然后又是连绵不绝的嘈杂音响。这种令人惊恐的战场录音在这里已经回响了多年，看来还将永远地在东京的这一角展馆飞绕盘旋下去，成为很多日本人偷偷咽入内心的记忆。
我不知道设计者当时为什么安排了这样循环不断的录音播放。设计者是要让人们记住什么？而眼前这些黄发少年，对这种现代化的轰炸有何感受？今后能记住什么？
我们就要分手了。
我对青年加藤说，海南三亚也有穆斯林居住，欢迎他以后来海南岛做调查研究。我希望他能在海南岛或者别的地方留下加藤家第三代人的中国故事。来日方长，这个故事还刚刚开始。
2001年2月
草原长调
天边最后一抹火烧云熄灭，浓浓夜幕低压四野，长夜便开始在热气骤退的草原上流动。天地间只剩下黑暗里点点流萤，一撮篝火。牧民们披上御寒的大皮袄，端起盛满马奶酒的大碗，看铁皮罐下跳动的火苗,一股暖流自然从肺腑升起涌向喉头，化为一种孤独的声音,缓缓的，沉沉的，滔滔而来。
这种声音是不需要聆听的。草原上地广人稀，极目茫茫，游牧者寻居各自的草场，使最近的邻居也可能在几十公里之外，因此歌唱永远指向虚空，是对高山、河流、草地、天穹的一种精神依偎,从不需要他人的理解。相比之下，中国江南民歌的戏谑，西北民歌的倾诉，北方戏曲的叙说，以农耕社会的群居为背景，都是唱给人听的歌，太具有文字属性和世俗气味，不适合在这样的寂静中生长。
这种声音又是期待聆听的。歌声总是悠长，才能随风飘送很远;音域总是自由而宽广,乐符才能腾升云端以便翻山越岭。这些歌声隐藏着一种飞向地平线那边的冲动，如同一种呼号，因此只能是慢板而不可能是快板，只能是长调而不可能是短调，只能是旋律的回肠荡气而不可能是节奏的复杂多变。在一个无需登高就可以望尽天涯的草原，在一个阔大得几乎没有真实感的空间，一个人的灵魂不可能不喷发声流，不可能不用这种呼号来寻找遥不可及的耳膜。
也许，蒙古长调就这样产生了。
洁白的毡房炊烟升起我出生在牧人家里辽阔无际的草原是哺育我成长的摇篮一轮红月亮悄悄地升起来。长调潮涌,缅怀着故乡，表达着爱情，也记录着历史和知识——哪怕对一匹马的生长过程,也可以用一岁一曲的方式，把马从小唱到大，循环反复的套曲，配合着歌者相互递让的一个酒碗，既是育马的课程温习，也是怜马的悲情倾吐。
这使蒙古人成了一个最长于歌唱的民族，精神几乎全部溶解在歌声里,远古“乐”教传统比汉民族延绵得更为长久。人人都是天才的歌手,不论是酋长,还是僧侣或者牧人。以至于他们的善饮，似乎只是为了使他们有更多放歌的豪兴;他们的嗜肉，似乎只是为了使他们体魄更为健壮厚重，更容易在胸腔内灼烤出西方式的美声和共鸣。他们放牧时骑在马背上的悠闲，或者躺在草地上的散漫，则为他们的歌唱提供了充足时光，为一切辛劳的农耕民族所缺少。歌唱，加上接近歌唱的朗诵，加上接近朗诵的诗化日常口语,构成了他们的语言，构成了他们历史上最主要的信息传播方式。在公元十二世纪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他们甚至没有文字，不觉得有什么书写的必要。
俄国诗人普希金端详过这个粗心于文字的民族，说蒙古人是“没有亚里士多德和代数学的阿拉伯人”。但这并不妨碍蒙古深刻地改变过俄国，在很多西欧人的眼里，粗犷强壮的俄国人巳经眼生，只是蒙古化或半蒙古化了的欧洲人。这也不妨碍蒙古深刻改变过中国，在很多南方人眼里，雄武朴拙的北方人同样眼生，不过是蒙古化或半蒙古化了的中国人。蒙古的武艺甚至越过了日本海，成为相扑（摔跤）和武士道传统的源头;甚至越过了白令海峡，融人了美洲印第安人的生存方式以及后来美国人的“牛仔风格”。他们的长调一度深深烙印在其他民族的记忆中和乐谱上。俄国音乐中的悲怆，中东音乐中的忧伤，中国西部信天游(陕甘）、花儿（青海）、木卡姆（新疆）等音乐素材中的凄婉,很难说没有染上色愣格流域和克鲁伦流域的寒冷。从英吉利海峡一直到西伯利亚流行的sonnet(商籁体诗歌），深深藏在蒙语词汇中，很难说没有注入过蒙古牧人滚烫的血温。
北半球这种泛蒙古的大片遗迹，源头十分遥远而模糊，其中最易辨认的，只是公元一二〇六年的“库里尔台”，即蒙古各部落统一后的酋长会议。成吉思汗登基,热血在歌潮中燃烧,腰刀在歌潮中勃勃跳动，骏马在歌潮中扬蹄咆哮，突然聚合起来的生命力无法遏止，只能任其爆炸，化为一片失控的风暴。后世史学家们的笔尖每到此处也为之哆嗦。马背上的成吉思汗宣布人类最大的幸福在胜利之中：征服你的敌人,追逐他们，剥夺他们，使他们的爱人流泪，骑上他们的马，拥抱他们的妻子和女儿丨”于是一个散弱的民族从漫长的沉默历史中崛起，以区区不过百万的总人口，区区不过十二万的有限兵力,竟势如破竹横扫东西南北，先后击溃了西夏、南宋、喀拉汗、花剌子模、俄罗斯、波斯、曰尔曼以及阿拔斯王朝，铁骑践踏在莫斯科、基辅、萨格勒布、杭州、广州、德里、巴格达、大马士革，直到穿越冰封的多瑙河，西抵亚得里亚海岸。人类史上一个领域最为辽阔的国家，随着他们似乎永不停止的马蹄和永不回头的尘浪,突然闪现在世人眼前，几乎没收了全部视野。
巴格达城破之时,除了极少数熟练工匠留下来，八十万居民被屠杀殆尽。征服者比虎豹还要凶猛和顽强，可以举家从军，在缺吃眠的情况下日夜兼程，三天就扫荡匈牙利平原;可以枕冰卧雪，仅靠一点马血、泥水甚至人肉，就精神抖擞地跨越高加索山脉。他们的皮袋既可以储水，又可以充气后用来过河，再加上炼铁技术提供的一点马蹄掌、弓弩、钩矛和钉头锤，这一类简易粗陋的用具就足以助他们永远地向前像成群的蝗虫扑向地面”，“不屈不挠，战无不胜”，“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鬼”（见《马修帕里斯的英国史》，1852)。他们是一支歌手组成的军队,因此习惯于激情的喷发而不是思想的深人,因此不在乎法律，不关心学问和教化,不拘泥于任何作战规程，包括不需要什么后勤辎重。相反，他们的后勤永远在前方，在敌人的防线那边，是等待他们去劫掠的一切粮草、牲畜、财宝以及俘虏,是全世界这个取之不尽的大库房。
这些身披兽皮盔甲面色粗黑的武士,说着异族人谁也听不懂的话，对于世界来说是一群不知来历莫知底细的征服者。但武可立国，治国则不可无文。一个厚武而薄文的帝国，体积庞大得口耳难以相随，首尾难以相应，恐怕一时有些手足无措。成吉思汗的战略是首先联合“所有住在毡蓬里的人”，从而将部分突厥人纳入自己的营垒，但知识与人才还是远远不够。于是阿拉伯人被用来管理贸易和税收，中国人被用来操作火炮和医药，擅长交际的欧洲人则被遣去处理一些外交事务——其中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就给忽必烈大汗当了多年使臣,还在扬州当上地方官。蒙古大汗们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危险，对美物奇器酒香肉肥以外的一切甚至无所用心。元朝一道刻在寺院石碑上的圣旨是这样写着:“长生天帝力里，皇帝圣旨里:和尚、也里可温、先生、达识蛮每:不拣什么差发休当者,告天祝寿者么道有来……”这一段汉文读来如同天书。其实“和尚”是指佛教徒也里可温”是指基督教徒，“先生”是指道教徒达蛮”是指伊斯兰教徒。“每”相当于“们”。全句的意思是:圣上对各种宗教一视同仁，不论你们念的是什么经，只要是告天祝寿的就统统念起来吧。
这里的多元共存态度，作为一种官方文化政策足可垂范后世;但粗野杂乱的行文，愣头愣脑的口吻，如同街头巷尾的大白话，驱牛逐马时的吆喝，透出一股醺醺的酒气，完全暴露了帝国在文化上的粗放，哪有堂堂朝廷圣旨的体统和气象？事实上，帝国在文化上一开始就无法设防而且比比破绽，以弓矛开拓的疆土，最终难逃来自异族文化的肢解和吞食。公元十三世纪后期，经过了一百多年多少有些短暂的强盛，一个不擅长文字的民族，一个缺少思想家和学术典籍的民族，从而也就缺乏成熟国家制度和成熟文化控制的民族，迅速被占领区的其他族群同化，在习俗、语言以及人种上皆有消泯之虞。
依稀尚存的帝国也大体上一分为三:旭烈兀的伊尔汗国尊奉伊斯兰教，定都北京的忽必烈在中国接受了佛教（喇嘛教）和儒家思想，别尔克的俄罗斯金帐汗国则部分引入了东正教。各大汗国之间争权内战，腥风血雨，最终耗竭了帝国的生命，一只军事恐龙在文化四面合围之下终于倒毙。
像一道闪电，帝国兴也匆匆亡也匆匆，结束得太快,连当事人也来不及想清楚这是怎么回事。除了后世少数学人，对于大多数牧人来说，这一段历史如真如幻，似有似无，扑朔迷离，支离破碎，只是草原长调中增加了一则血色的传说。
他们的历史总是传说，更准确地说是传唱，是神奇和浪漫的歌声，却不一定是真实,于是大多成为闪烁其词的“秘史”，充斥着各种“秘旨”和“秘址”，欲言又止，语焉不详，是一堆虚虚实实的谜团。他们是要忘记这一段历史吗？是从来就不需要历史吗？对于他们来说，最真实的一份历史，也许总是潜藏在和声四起时歌手们肃穆持重的目光里，潜藏在音浪高旋时歌手们额上暴突的青筋里，是他们长调中一个音符的战栗或一个节拍的陡转：
一只狼在仰天长啸
一条腿被猎夹紧咬
它最后咬断了自己的骨头
带着三条腿继续寻找故乡
歌手的眼里有了泪光，也有了历史。他们的历史只易被感觉而不易被理解，等待着人们的心而不是脑。
他们的先民重新回到了本土草原，几乎一无所有。先民对世界的摧毁差不多是一种无意识的冲动，正像他们大规模改进过世界文明差不多也是一种无意识的任性而为。东方的火药、丝绸、机械、印刷术以及炼铁高炉，曾随着他们的背影向西方传播。还有宗教的跨大陆交流，勇武精神的跨血缘渗人，曾沿着他们的泥泞车辙延伸远方。他们并不完全清楚自己做过了什么，直至自己再一次在世界史中悄然退场。这样，当大陆西端的另一些游牧者从草原扑向海洋，目光瞄准了美洲和亚洲的海岸，以远航船队拉动了贸易和工业，东端的这一些弟兄却没有听到汽笛的余音，草原上一片宁静。
欧亚大陆的游牧文明至此东西两分。作为东方的这一支，他们不仅与“亚里士多德和代数学”擦肩而过，而且被工业化、民主制度、基督教改革的现代快车弃之而去。直到二十世纪末，他们还只有两百多万人口，书写着一种俄国蒙族和中国蒙族都不懂的新蒙文，是一个特别小的语种。以至人们观察四周的目光，常常会从他们的头顶越过，忽略他们的存在，而一般蒙古人也不易窥探到外部世界。
应该说，语种并无优劣高下之分，但知识生产与经济生产一样，都有规模效益的问题。小语种无法支撑完备的翻译体系、出版体系、研究体系，对思想文化的引进难免力不从心。一个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尚且常有出书之难，蒙古出版市场不及中国的百分之一,也就是四五个县的市场，委实有些太小，难以咽下全世界那么多文化经典。这使我走人乌兰巴托闹市区的书店时，感受到草原文化的缤纷炫目，也感受到起码有学术译介的明显不足。没有笛卡儿全集，没有尼采全集，更没有福柯和普鲁斯特全集，这当然很正常。架上书大多是诗歌（他们主要的写作体裁），大多是配了图画的少儿诗歌(少儿是这里最能形成规模的购书群体），同样也很自然。这使我突然间理解了一切小语种国家知识生产之难——如果不是考虑到这一点，新加坡多年前可能就不会果断恢复中文的地位，韩国知识界近年大概也不会展开讨论:是否需要回归汉文或者索性改用英文？这些深谙洋务的民族终于明白，知识竞争是比资本竞争更为根本性的竞争，丢掉老语种（如中文或拉丁文）就难以充分利用历史资源，没有大语种（如英文、中文或西班牙文）就难以充分利用域外资源。他们选择国语不仅需要捍卫民族尊严，而且须有利于整个国民知识素质的优化，有利于在整个世界知识生产格局中抢占要津——这不是送一些学子出国留学就能奏效的。
蒙古人不是新加坡、韩国那些单瘦文弱的君子，也不大瞧得起南边那种牛马吃草般的素食习俗，还有那种对数字的精明，对器物制作的机巧。他们从内心深处是不是想成为下一条经济小龙，也并非不是一个疑问。经济就那么重要吗？技术就那么重要吗？是的，他们使用着很小的语种,在周边各大文化板块的夹缝中几乎孤立自闭，因此他们在接受日本汽车、韩国商场、德国移动电话、美国宾馆和芯片、中国食品和饮水机的时候，可能在人文和科学方面留下诸多巨大的空白。但那又怎么样？他们因此而变化得暂时缺乏探度，可能没有自己的完善工业、强势外交、巨额金元以及足够多的世界级思想领袖,更没有称霸世界的导弹和反导弹系统，但那样的日子就一定黯淡无光？就一天也过不下去?
不，与很多人的想象相反，在我看来，蒙古算不上世界上的富强之地,却一定是世界上的欢乐之乡，比如说是歌声、酒香以及笑脸最多的地方。走进这里的任何一扇家门，来人都是贵客。只要席地坐成一圈，大家就成了兄弟姐妹。只要端起一碗奶酒，优美而且不胜其唱的长调便会油然而起。牧人不太喜欢也不太信任没有醉倒的朋友，哪怕是对一个乞丐，也得让你醉成一团烂泥方才满意地罢手。牧人也不太相信自然资源有什么权属，一只鹰或者一只兔子，反正是天地间的东西,只是撞到枪口上了，任何一个过路人都可以入门分享。
一个蒙古诗人对我说广你要知道，蒙古人的天是最干净的天，蒙古人的血是最干净的血。”这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还有支撑这种自豪感的习俗传统和心智特点,穿越一个又一个世纪的风霜,居然从未被外来的文化摧毁。苏联式的革命浪潮，在这里留下了很多马克思的画像和列宁的语录墙;美国式的市场浪潮，使这里都市人的穿戴已从头到脚与东京人或汉城人无异。但这些都像是一种表面涂刷和覆盖，并未动摇蒙古文化纵深的岩层，比如从未动摇过他们对成吉思汗一类前辈英雄的崇敬,决没有中国式的大挖文化祖坟，一次次狂热地“倒孔”和“批孔”。
构成这种文化恒定的很多原因中，当然包括了语种。坚守在一个小语种之内，没有完备的翻译体系、出版体系、研究体系,恰好形成了一种死角屏蔽，一种抗震性能最好的微型坚壳，使任何文化冲击都在这里被减弱为余波，任何文化淹没都在这里被过滤为点滴——他们因此而可能无缘于现代变革的迅疾和彻底，但也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现代变革带来的种种心智内伤，比方说避免了一窝蜂“斗私批修”或者一窝蜂“斗公批社”的痛苦震荡。弗洛伊德、霍布斯、尼采、斯密等等，当九十年代的中国人被这些思想体系折腾得心事重重和浮躁不宁的时候，陌生的西洋人名与草原照例没有太大的关系。
蒙古同样在进行改革和发展，但他们必然走上自己独特的旅途，其体制仿造不免要打下诸多折扣，比如有了私有制,也只是变形走样的凑合，至少没有普遍的焦虑、轻薄、冷漠以及阴狠为之打底,或者说很难得到深层文化的支持。相反，除了一些生冷怪异的外国资本进入，这里的所谓市场经济比世界任何地方都可能更多一些温暧，常常让位于豪爽慷慨的天性，让位于你我不分公私相济的部落遗风:账不一定算得很清楚，骑手之间传统的$[仪和风采却断不可少。这使他们仍然有一份淳朴和豪放，有一种从容放歌的心胸。
他们是真的想歌唱，真的想用歌声来抚摸遥远和高山和天空。一位副省长，一位司机，一位乡村教师，一位牧羊少年，我所见到的这些人一旦放开歌喉就都成了歌手，卸下了一切社会身份，回归蒙古人两眼中清澈的目光，并透过这种清澈来读解世界和生命。他们似乎以歌立命，以歌托生，总是沿着歌声去寻找自己的生活,寻找一种只能属于蒙古人的今天和明天。当乌兰巴托街头已经车水马龙，他们也只是把髙楼当作新的毡包，把汽车当作新的骏马，把汽油和煤当作新的草料,甚至把多党制的国会当作多部落联合议事的金顶大帐，血管里仍然奔流着牧人们火一样的乐句。
养育我的这片土地
当我身躯一样爱惜
沐浴我的江河水
母亲的乳汁一样甘甜.
这就是蒙古人
热爱故乡的人
我在毡包里学会了这首《蒙古人》。我得承认，我在这里度过了一辈子中唱歌最多的时光，实现了我似梦非梦的天堂之旅。
2002年9月
笛鸣香港
进入香港后的第一印象，就是不少高楼瘦长如棍，一根根戳在那里顶着天，让观望者悬心。
在全世界都少见这种棍子，这种用房屋叠出来的高空杂技。它们扛得住地震和狂风吗？那棍子里的灯火万家，那些蛀人了棍子的微小生物，就不曾惊恐于自己的四面临虚和飘飘欲坠？
我这次住九楼，想一想，才爬到棍子的膝部以下,似乎还有几分安稳。套间四十多平方米,据说市值已过百万。家居设施一应俱全，连厨房里的小电视和小花盆也不缺。但卧房只容下一床,书房只容下一桌一椅，厨房更是单人掩体，狭窄得站不下第二人。我洗完澡时吓一大跳,发现客厅里竟冒出陌生汉子。细看之后才松了口气,发现对方不是强盗,不过是站在对角阳台上的邻居,透过没挂上窗帘的玻璃门，赫然闯入我的隐私。
他不在客厅里,但几乎就在客厅里，朝我笑了笑,说了句什么，在玻璃门外继续浇洒自家的盆花。
他是叫海伦还是汤姆？
我不知该如何招呼。
港人多有英文名字——多族裔机构里的职员更是如此。这些海伦或者汤姆在惜地如金的香港,如果没有祖传老宅或千万身家，一般都只能钻入这种小户型，成天活得蹑手摄脚和小心翼翼，在邻居近如家人的空间里，享受着微型的幸福与自由。也许正是这一原因，港人们擅长螺蝴壳里唱大戏,精细作风举世闻名。在这里，哪怕是一条破旧的小街，也常常被修补和打扫得整洁如新。哪怕是廉价的一碗车仔面或艇仔饭，也总是烹制得可口实惠。哪怕是一件不太重要的文件副本，也会被某位秘书当成大事，精心地打印、核对、装订、折叠、人袋,封口……所有动作都是一丝不苟按部就班，直至最后双手捧送向前，如呈交庄严的国书。
正因为如此，香港缺地皮，有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密度、高楼密度、汽车密度,却仍是很多人留恋的居家福地。海伦们和汤姆们，即自家族谱里的阿珍们和阿雄们，哪怕在弹丸之地也能用一种生活微雕艺术，雕出了强大的现代服务业，雕出了曾经强大的现代制造业，雕出了或新潮或老派的各种整洁、便利、丰富、尊严以及透出滋补老汤味的生活满足感。毫无疑问，细活出精品，细活出高人，各种能工巧匠应运而生，一直得到外来人的信任。有时候，他们并不依靠高昂成本和先进设备，只是凭借一种专业精神与工艺传统的顽强优势，也能打造无可挑剔的名牌产品——这与内地某些地方豪阔之风下常见的马虎、潦草以及缺三少四，总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一些称之为mall的商城同样有港式风格。它们是巨大的迷宫，有点像传统骑楼和现代超市的结合，集商铺、酒店、影院、街道、车站、学校、机关以及公园于一体，钩心斗角，盘根错节，四通八达，千回百转，让初来者总是晕头转向。它们似乎把整个城市压缩在恒温室内，压缩成五光十色的集大成。于是人们稍不留心，就会错觉自己在酒店里上地铁，在商铺里进学堂，在官府里选购皮鞋。想想看，这种时空压缩技术谁能想得出来？这种公私交集、雅俗连体、五味俱全、八宝荟萃、各业之间彼此融合、昼夜和季节的界限消失无痕的建筑文化，这种省地、节材、便民、促销的建筑奇观，在其他地方可有先例？
一代代移民来到这里打拼，用影碟机里快进二或快进四的速度，在茫茫人海里奔走，交际，打工或者消费，哪怕问候老母的电话也可能是快板，哪怕喝杯奶茶或拍张风景照也可能处于紧急状态。“你做什么？”“你还做什么？”“你除了这些还做什么？”……熟人们经常一见面就劈头三问，不相信对方没有兼职和再兼职，不相信时间可以不是金钱。显然，这种忙碌而拥挤的社会需要管理，近乎狂热的逐利人潮需要各种规则，否则就会乱成一团。十九世纪末的英国人肯定看到了这一点。他们面对维多利亚港湾两侧乱哄哄黑压压的殖民地，面对缺地、缺水、缺能源但独独不缺梦想的香港，不会掏出什么民主，却不能不厉行法治。他们把香港当做一个破公司来治理。米字旗下的建章立制、严刑峻法、科层分明、令行禁止，成了英伦文化在香港最需要也最成功的移植。“政府忠告市民:不要鼓励行乞!”这种富有基督新教色彩的警示牌，大惊东方佛家与道教的理法，也从欧洲舶来香港街头。
一次很不起眼的招待会，可能几个月前就开始预约和规划了。电话来又电话去，传真来又传真去，快递来又快递去，参与者必须接受各种有关时间、地点、议题、程序、身份、服装、座位、交通工具、注意事项之类的敲定。意向申明以后还得再次确认，传真告知以后还得书函告知，签了一次字以后还得再签两次字，一大堆文牍来往得轰轰烈烈。不仅如此，一次主要时间只是用于交换名片、介绍来宾、排队合影再加几句客套话的空洞活动结束之后，精美的文赎可能还会尾随而至:关于回顾或者致谢。
不难想象，应付这种繁重的文牍压力，很多人都需要秘书。香港的秘书队伍无比庞大当然事出有因。
也不难想象，港人在擅长土地节约之余，却习惯了秘书台上日复一日的巨量纸张耗费,让环保人士愤愤不满。
但没有文牍会怎么样？
口说无凭，以字为据。没有关于招待、合同、动议、决策、审计、清盘、核查、国际商法等方面的周到字据，出了差错谁负责？事后如何调查和追究？追究的尺度和权利又从何而来？……从这种意义来说，法治就是契约之治，就是必须不断产生契约的文牍之治——虽然文牍癖也有闹过头的时候，比方说秘书们为某些小事累得莫名其妙。
车载斗量的文牍，使香港人几乎都成了契约人，成了一个个精确的条款生物和责任活体。考虑到这一点，在庞大秘书行业之后再出现庞大的律师队伍之类,出现数不胜数的诉讼和检控,大概也不难理解了。
有一位老港人向我抱怨，称这里最大的缺点是缺乏人情,缺乏深交的朋友。光是称呼就得循规蹈矩不得造次:mister,先生就是先生；doctor，博士就是博士;professor，教授就是教授——大学里的这三个称呼等级森严，不可漏叫更不可乱叫，以至只要你今天退休，你的“x教授”称呼明天立马消失，相关的待遇和服务准时撤除，相处多年的秘书或工友也忽如路人，其表情口气大幅度调整。这种情况——包括不至于这般极端的情况——当然都让很多大陆人和台湾人深感不适，免不了摇头一叹:人走茶凉呵。
但人走茶凉不也是法治所在么？倘若事情变成这样:人走了茶还不凉，人不在位还干其政，还要来看文件，写条子，打电话,参加会议，消费公款,甚至接受前呼后拥，有关契约还有何严肃性和威慑力？倘若人没走茶已凉，人来了茶不热，有些茶总是热，有些茶总是凉……那么谁还愿意把契约太当回事？
契约人就不再是自然人,须尽可能把感情与行为一刀两断,用条款和责任来约束行为。这样,缺乏人情是人生之憾，却不失为公法之幸，能使社会组织的机器低摩擦运转。面子不管用了，条子不管用了，亲切回忆什么的不管用了，虽然隐形关系网难以根除，但朋友的经济意义大减，徇私犯科的风险成本增高。香港由此避免了很多乱象，包括省掉了大批街头的电子眼，市政秩序却井井有条，少见司机乱闯红灯，摊贩擅占行道，路政工人粗野作业，行人随地吐痰、乱丢纸屑、违规抽烟，遛狗留下異便……官家的各种“公仔(干部）”和“差佬（瞥察）”也怯于乱来。哪怕是面对一个最无理的“钉子户”，只要法院还未终结诉讼，再牛的公共工程也奈何它不得。政府只能忍受巨大预算损失,耐心等上一年半载，甚至最终改道易辙。
因为他们都知道，法治治民也治吏。违规必罚，犯禁必惩，一旦出了什么事,就有重罚或严刑在等着，没有哥们儿或姐们儿能来摆平，也难有活菩萨网开一面。那么,哪个鸡蛋敢碰石头？
无情法治的稍加扩展就是无情人生——或者这句话也可反过来说。
这样，人情与秩序能否兼得？在难以兼得之时我们又如何痛苦地选择？
这当然是一个问题。说起来，香港人并非冷血，每日茶楼酒馆里流动着的不全是社交虚礼,其中很大一部分仍是友情。特别是节假日里，家庭成了人性取暖的最佳去处,合家饮茶或合家出游比比皆是，全家福的图景随处可见,显现出香港特别有中华文化味道的一面。父慈子孝，夫敬妇贤，其情殷殷，其乐融融，构成了百姓市井的亲情底色。
这些人不习惯西服革履，更喜欢休闲便装;不习惯道貌岸然，更愿意小节不拘自居庸常~包括挂着小腰包光顾赛马场和彩票。与之相联系的是，他们的阅读大多绕开髙深，指向报上的地方新闻和娱乐八卦，还有情爱和武侠的小说。他们使用着最新款的随身听、数码相机、mp4、便携宽频多媒体,但大多热心于情场恩仇和商界沉浮一类粗浅故事一这是通俗歌曲和通俗电影里的常见内容。内地文化人对此最容易耸耸肩，摇摇头，讥之为“文化沙漠”。其实这里图书、音乐、书画、电影的同比产出量绝不在内地之下，大量人才藏龙卧虎。稍有区别的是，他们的文化主题常常是“儿女情”而非“天下事”，价值焦点常常落在“家人”而不是‘‘家国”，多了一些就近务实的态度，与内地文化确实难以全面接轨。黄子平教授在北京大学做报告的时候，强调香港文学从总体上说最少国家意识形态，是一个特别品种，值得研究者关注。据他说，学子们对这个话题曾不以为然。
学子们也许不知道,他们与大多港人并没有共享的单数历史。在百年殖民史中，港英当局管理着这一块身份暧昧的东方飞地，既不会把黄肤黑发的港人视为不列颠高等同胞，也不愿意他们时常惦记自己的种族和文化之根，那么让他们非中非英最好，忘记“国家”这一码事最好^这与一个人贩子对待他人儿女的态度，大体相似。这种刻意空缺“国家”的教育，一种大力培养打工仔和执行者而非堂堂“国民”的百年教育，也许足以影响几代人的知识与心理。
再往前看，香港自古以来就是天高皇帝远，“帝力于我何有哉?”这里的先辈们难享国家之惠，也少受国家之害，遥远朝廷在他们眼里实在模糊。当中原族群反复受到外来集团侵掠或统治，那里的国家安危与个人的生死荣辱息息相通，国与家关系密切，一如杜甫笔下的“国破山河在”多与“家书抵万金”相连。这是一种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高比率重叠的状态，忧国、思国、报国之情自然成了文化要件，“修齐”通向“治平”的古训便有了更多日常感受的支持，有了更强的逻辑力量。与此不同，香港偏安岭南一角，面对大海朝前望去，前面只有平和甚至虚弱的东南亚，一片来去自由、国界含混、治权凌乱的南洋。在这样的地缘条件下，如果不是晚近的鸦片战争、抗日战争以及九七回归，他们的心目中那个抽象的“国家”在哪里？“国家”对于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有多少意义？
大多数港人也修身,也齐家,但如果国家若有若无，那么“治国平天下”当然就不如“治业赚天下”更为可靠实用了。这样，他们精于商道，生意做遍全球，但不会像京城出租车司机们那样乐于议政，不会像中原农民们那样乐于说古。内地文化热点中那些宫廷秘史、朝代兴衰、报国志士、警世宏论、卫国或革命战争的伟业，在这里一般也票房冷落。国家政治对于很多港人来说是一个生疏而无趣的话题。更进一步说，如果国家的偶尔到场，不过是用外交条约把香港划来划去，使之今天东家，明天西家，今天姓张，明天姓李,一种流浪儿的孤独感也不会毫无根由。
殖民地都是精神和文化的流浪儿——香港不过是他们中比较有钱的一个。想一想，这个流浪儿是应该责难还是应该抚慰？他们的文化在经受批评之前是否应该先得到几分理解？
一九九七年，很多港人在五星红旗下大喊一声回家啦——”但这个家，对于他们来说还是比较陌生，比如有相对的贫穷,有较多的混乱和污染，有文化传统中炽热的国家观和天下观。但无论人们是珍爱这个家还是厌恶这个家，“国家”终于日渐逼近,不可回避了。
世界上并非所有人都有国家意识，都需要国籍的尊严感和自豪感。诗人北岛说，他曾经遇到一个保加利亚人。那人说保加利亚乏善可陈，从无名人，连革命家季米特洛夫还是北岛后来帮对方想起来的。但那人觉得这样正好，更方便他忘记自己的国族身份，从而能以世界文化为家。出于类似的道理,多年来几无国家可言的港人，是否一定需要国家这个权力机构？他们下有家庭，上有世界，是否就巳经足够？他们国土视野和国史缅怀的缺失，诚然收窄了某种文化的纵深,但是否也能带来对狭隘国家主义的避免？……
无可选择的是，国家是现代共同体的基本形式。历史上的国家功罪俱在，却从来不是抽象之物，不全是旗帜、帽徽、雕像、诗词、交响乐、博物馆、哲学家们的虚构。对于一九九七年以后的很多港人来说，即使抗英、抗日的伤痛记已经淡薄，即使内地输血香港的贸易秘密被长期掩盖,但国家也不仅仅意味着电影里的“内战”和书刊里的“文革”，而有了电影与书刊以外的更多现实内容。国家是化解金融危机时的巨额资金托市，是对数千种产品的零关税接纳，是越来越值钱的人民币，是越来越有用的普通话，是各种惠及特区的人才输入、观光客输人、股市资金输人、高校生源输入、廉价资源产品输入……一句话，国家是这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正在成为真切可触的利益，正在散发出血温。
即便有些人对这一切不以为然，即便他们还是贬多褒少，但无论褒贬都透出更多北向的关切，与往日的两不相干大为异趣了。即便有些港人还不时上街呛声某些中央政策，但这种呛声同样标示出关切的强度。
汶川大地震后，我立在香港某公寓楼的一扇窗前，听到维多利亚港湾里一片笛声低回，林立高楼下填满街道的笛声尖啸，哀恸之潮扑面而来。各个政党和社团的募捐广告布满大街，各大媒体的激情图文和痛切呼吁引人注目，学生们含着眼泪在广场上高喊“四川坚强”和“中国坚强”，而高楼电子屏幕上的赈灾款项总数纪录，正以每秒数十万的速度不断跳翻……这一刻，我知道香港正在悄悄改变，一块殖民地的心灵流浪大概行将结束。
我隔着宽阔海面遥望港岛，那一片似乎无人区的千楼竞起，那一片形状各异的几何体，如神话中寂静而荒凉的巨石阵。
我知道那里有很多人，很多陌生而熟悉的人，只是眼下远得看不见而巳。
2008年6月
仍有人仰望星空
也许中国历史太悠长，人们便不愿意回忆，这有一次次捣毁文物和焚烧典籍的运动为证;也许美国历史太短暂，人们便太愿意回忆，这有遍布美国的繁多纪念雕像为证——有的雕像甚至只是纪念中国人常常看不上眼的某次小战斗或者某位小兽医。
“文革”二十周年的纪念，在国内一片关于物价和走后门的嗡嗡议论声中，几乎静悄悄地过去了。在美国，却有众多的报告会、讨论会、书展、电影周海报——有我们熟悉的《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决裂》、《红旗渠》等等。
红卫兵在美国鼎鼎有名。有几次讨论会中，我向洋人谈起鲁迅、巴金、沈从文，面对着一脸脸茫然，我不得不赶紧插人有关注解。‘但谈起红卫兵,Red Guard这个词他们都懂。我还察觉到，当我提到自己曾经当过红卫兵，他们眼里都闪示惊讶，暗暗吞下某种疑惧。
五光十色的美国电视中常常出现一个串场的胖大家伙，箍一套窄小的草绿色军服，臂佩红袖章，腰束宽皮带，动不动就傻乎乎地拳打脚踢或蛇行鼠窜，袖章上就有汉字“红卫兵”。我到达爱荷华那天，一位台湾留学生开车来机场接我，当他听说我曾经是红卫兵，立刻眼露惊悸，停下车招呼他的同伴:“来来，我们把这个家伙丢下车去!”
我明白了，在很多海外人的眼中，中国红卫兵就是土匪，是纳粹冲锋队。一代人在那个年代流逝的青春之血，在他们眼中不过是几缕脏水。
而这种看法，已不可更改地载入了全人类的思维辞典将直至永远。
我说还是不说呢？我得费很大的劲才能向他们说清楚，“文革”远不是那么简单，比如说不像一些“伤痕”影片反映得那么简单。我得说明红卫兵复杂的组织成分和复杂的分化过程，说明了红卫兵在何处迷失和在何处觉醒，说到当时青年思潮中左翼格瓦拉和右翼吉拉斯的影响，再说到“四五”天安门运动以后的改革进程……但我发现，他们总是似懂非懂地点点头，随即去切牛排或开啤酒，看来没有听下去或问下去的兴趣。灯红酒绿，室温融融，也许这个问题是不能在异国的餐桌上谈清楚的。
谈清楚了又如何？种种伤痛与他们没有关系。我对洋人们在餐桌上是否有更多的谈资和笑声得那么负责吗？
奇怪的是，在红卫兵千夫所指的美国，居然还有红卫兵公开活动。这是在旧金山，夜巳经很深了，我与另一位朋友好容易找到一家偏僻的电影院，看一部正在获得好评的电影《长城》。这部影片表现一个美籍华人带着白人老婆及子女回北京探亲的前前后后，展示中美文化的异和同。观众不时大笑。据说此片后来在国内演过，却没有引起多少笑声，自然因为观众对美国社会缺乏了解，不能会心于影片的幽默。
我们看完影片，在影院大门口碰到一位正在分发传单的姑娘。传单上不是通常那种食品广告，而是毛泽东像和《白毛女》剧照:喜儿劈腿大跳把来复枪高高举起。然后有黑体大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二十周年纪念委员会。
我发现这位姑娘金发碧眼，身体清瘦，薄裙下面两条裸露的腿在深夜的寒风中微微哆嗦，手臂还拢着一大堆沉重的传单。
“能知道你的名字吗?”
“弗兰姬。”
“你到过中国吗?”
“没有。”她脸上浮出苍白的微笑。
“你为什么赞成‘文化大革命’呢?”
“‘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的希望。没有革命，这个社会怎么能够改造?”
“我是中国大陆来的,我可以告诉你,就是在这些照片拍下来的时候(我指了指传单），在中国，成千上万的人受到迫害，包括我的老师，包括我的父亲。还有很多红卫兵，因为一封信或一篇文章，就被拉出来枪毙……”
“人民在那个时候有大字报，有管理社会的权利。”
“不，最重要的权利，是被利用的权利，是进人监狱和效忠领袖的权利。你懂不懂‘效忠’？懂不懂‘牛棚’？……”
她认真倾听着，没有表示附和，只有怯怯的微笑。
我们友好地交换了地址，我答应寄一些有关“文革”的材料给她。到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她原是英国人，正在美国从事职业革命。她和一些红卫兵同志在旧金山合租了一处房子，靠打零工为生。
又有几家商店熄灯了。天地倶寂，偶有一丝轿车的沙沙声碾过大街，也划不破旧金山的静夜。弗兰姬扬扬手，送来最后一朵苍白的微笑，抱着传单横过大街——大街空阔得似乎永远也走不过，永远也走不完。
回到旅馆，我细看了一些传单的内容：
今年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二十周年纪念。从一九六六到一九七六，中国亿万人民在毛泽东领导下投入了工人阶级彻底改造社会的斗争，特别是推翻了中国共产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和其他劳动人民从下至上，创造了很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还记得赤脚医生吗？造反学生首创性地走下农村向农民学习并同时传播造反精神；工人农民和科学家一起把科学研究从象牙塔中解放出来;小说、戏剧、绘画、电影、芭蕾等等把工农兵推上舞台，成为主宰社会的英雄;工人举行政治辩论并在工厂张贴大字报。这些地震般的事件激动了全球每个角落的亿万人民……
对于八十年代的中国人来说，这些久违的语言当然有一种滑稽味道。但我笑不起来。也许任何深夜寒风中哆嗦着的理想，都是不应该嘲笑的——即便它们太值得嘲笑。
我想起了另外一些洋人。一位住在芝加哥的股票经纪商，有次为了纪念先父的诞辰,在某大学以他父亲赫赫大名设置了一项奖学金，仅此一项就随意花掉了八十多万美金。他鹤发童颜，脸上渗出粉红色的微笑和富足感，把我迎进了他绿林深处的别墅，自称是共产党要消灭的资本家。在几乎是押着我细细观赏了他的厨房、餐厅、客厅及灯光设备以后，他抓拿着怀中一只大白猫笑了在中国有多少幢这样的住宅？……十幢？五幢?”然后用一阵哈哈大笑自己做了回答。
我还想起了另一对芝加哥夫妇。两人早出晚归出门挣钱,斗志昂扬地把一天天生命变换成分期付款单上的购物，以致周末妻子也常常在家接待生意人而无暇探望父母。妻子又怀孕了，那天小儿子猛踢妈妈的大肚皮。父亲惊讶地问你踢妈妈干什么?”小崽子恨恨地说：“我不是踢妈妈，我是踢弟弟。我要让他现在就知道，我是他的老板!”这些也是美国人。那么我能接受哪一种人的美国呢？是深夜街头的弗兰姬，是押着我羡慕他家客厅的股票商,还是立志要用脚尖来奴役弟弟的小老板？
后来，我才得知,像弗兰姬这样的极左派在美国还有一些。我收到另一张传单，标题是《我们是俄国十月革命党》。当时我正在加州柏克莱大学学生会大楼前的广场中啃土豆条，肩头扛着阳光的光热。很多学生夹着书本，端着纸杯热咖啡，熙熙攘攘在广场中听政治演讲。更多的学生匆匆而过对劳什子演讲无睱一顾。髙台上有十来位男女举着标语牌巴解组织加油!”“以色列杀人犯!”“我爱卡扎菲”——其中“爱”字照例以一颗红心替代。有人在话筒前张合着嘴巴，听不清楚。台下闹哄哄地发出咒骂和升起很多拳头，喷散着酒气和奶酪味，用以干扰演讲和保卫以色列。一位肥胖的大胡子冲着台上怪叫了一声，引起了哄然大笑。人更多了，散发传单和推销可口可乐的人也就更加有所作为。明信片销售摊上有总统夫人南希的头移植到电影演员史泰龙的身上，赤膊上阵，手持卡宾枪——唯胸前添加了一抹乳罩，雌雄难辨。
警察们走来。他们肥大的屁股后头挂着电棒、手铐、步话机以及左轮手枪，一应俱全晃晃荡荡。他们抄着毛茸茸的手臂，在人群中游来转去，帽檐下泄出冷冷的目光静观阵势。青年们也不怕他们，有时就在某位警官的鼻子尖下互相唾沫横飞大吵大闹，似乎越有警察越来劲。
也许这有点像英国的海德公园。据说每天中午都有集会辩论，各种言论都受到一七九一年《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好几届总统都想取消但都未能取消的言论自由之法。于是警察只能临场监视，君子动口不动手,警察管手不管口，手铐为武斗者时刻准备着。
美国国会则是朝中的海德公园了。走进那座略显阴暗和笨重的建筑，你可以看见一排排空坐椅，那些不断生长出选票和议案的坐椅。会场周围的走廊上，耸立着一尊尊著名政治家的雕像，默默注视着后来人。这里有共和主义者，有废奴运动领袖，有工业财团的喉舌，有奴隶主，有激进革命党，有基督徒，有小农利益的忠实卫士——当然也包括尼克松，这位因促进中美邦交而得到中国人好感的朋友，又因为“水门丑闻”而被美国人诅咒的魔鬼。尼克松的下台，也是统治者对民众的屈服，令美国人常常自得。
我的一位同行者问南方奴隶主不是很反动吗？怎么把他们的代表也供奉在这里?”
美方主人笑了笑不，很多美国人认为这些反动派也很伟大。”类似的问题出现在一片古战场。一位青铜铸成的南军将领罗伯特?李，金戈铁马，挺立在高台上收缰远眺,静观着明净的蓝天和白云。几位台湾留学生正在与美国人讨论废奴运动和南北战争。
“在你们美国人看来，究竟北军代表正义，还是南军代表正义呢?”美国讲解员似乎有理由对这种中国式的问题表示微笑在很多美国人看来，南军不完全是代表奴隶主，重要的是代表南方自治权利，反对联邦政府干涉和中央集权,因此南军是在维护联邦制和宪法。南方有南方的正义。”
“那么怎样评价林肯？怎样评价北军？有没有一种比较权威的公论?”
“没有。很多问题，在美国不会有公论。”
中国人对这种回答多半感到一头雾水。
讲解员的话中当然有某种真实。美国确实没有绝对统一的意识形态。这里甚至没有统一的时间标准，各个时区的钟表自行其是,并不遵循首都时间，你旅行必须时刻注意调拨自己的手表。这里也没有统一的邦州法律，你在马里兰州的餐馆里可以吞云吐雾，在纽约市的公共场所抽烟就可能被罚款。这里也没有那种遍及东西南北中的住房标准化，沿着大街看去，高楼大厦各具姿态绝少雷同。在这样的街区里穿行，一孔车窗扫描着无穷无尽的个性展露，如果这时有一个人在身旁告诉你，在美国找不到统一的工资系列、统一的艺术方针、统一的生活方式、统一的新闻口径、统一的政府机构模式，乃至统一的英语普通话标准，你也许不会觉得有什么不自然，没什么不可理解。
没有哪一种文化可以单独地代表美国，这是美国的一大特征。很多城市都有唐人街，也有日本街、意大利街、墨西哥街。操西班牙语的黑发果农，操挪威语的黄发麦农，专门种植蔬菜的意大利大汉，祖籍在波兰的采煤青年，纽约市哈勒姆区晒着太阳的黑人老太，还有中国农历年时欢跳着的男女店主——这全是美国。十九世纪以来，络绎不绝的移民继续漂洋过海拥人这片新大陆，各种文化随着吱吱呀呀的车辙碾过阿巴拉契亚山脉，植入密西西比河流域和大平原或者越过落基山直抵太平洋沿岸。它们共同组成了美国故事，筑构了多元化的现实。在纽约市自由女神足下的地下室里，有一个大陈列馆，一个查阅家谱的电脑中心。如果你是美国公民，你按照父母姓名字母顺序,便可以从电脑里敲出他们的生平家世及照片，甚至可能敲出他们各自的上一代，上两代，上三代……那些与你血缘相连的陌生面孔和陌生名字。荧屏几乎纷纷展示着全世界每个民族的服饰、容貌和文字。
我突然明白了，世界上没有纯粹的美国人，而美国只有复杂的世界人。
那么，一个国家的政体，常常就是切合其文化背景的自然选择或最优选择吗？
美国也有过战争，像南北之战。也有过政治运动，像麦卡锡主义浪潮o但这个国家终究不曾出现单质的大一统,如中国汉朝以后的“独尊儒术”直至“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各种文化圈谁也吃不下谁。战争和政治的强权最终还是被多元化文化所化解，所稀释，成为一个个可以讨论的话题，一段段可以好恶褒贬的往事，很难至高无上地统治一切。因此一位美国人在回答中美差别这个问题时，曾经说你们中国人相信，真理只有一个。在我们美国，真理有很多个。”
我们可以不同意这种概括，可以与他争论。争论在这里是家常便饭。美国人似乎并不把争论、攻击以及帽子棍子之类看得很可怕。他们挑剔调侃之时，心里可能是赞同你的;他们频频点头淡淡微笑之时，心里可能是反对你的。
美国的自由当然还包括曼哈顿四十二街红灯区，那里有性影院、性商店、性杂志、性表演，比比皆是。脱衣舞厅总是撩门帘半边，让别人瞥见里面疯野的观众和聚光灯下扭腰撅臀的条条身影。书摊上的无聊杂志,翻得翅角卷边乱糟糟的，散发出一种污浊腥腻的气味。杂志封面上的那些脱衣女，是否也向往过尊严，向往过男人真正的关心和爱护，向往过温暖的家庭和儿女对自己的亲近？谁能走近她们，在那些花了几个钱来狂呼乱叫的醉汉面前，给她们轻轻披上衣服，把她们送回家去？美国确实有很多自由，但也有脱衣女出卖肉体的自由，有醉醺醺的色鬼们来凌辱女性的自由，有奸商们利用人类的堕落来大发横财并且比众多诚实的劳动者和创造者活得更神气活现的自由。
为了争取自由，曾经有过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等一次次浴血抗争，千万人头落地，那时候西方人的命并不比中国人的命值钱。当年慷慨赴死的先辈,是否愿意看到他们的女儿或孙女儿，如今正在享受着自由卖身的权利？是否知道她们的顾客，正在自由地吸毒，自由地豪赌，自由地醉生梦死，自由地视前辈献身精神为狗屎不如的“傻帽”？
自由也是能被人类污染的。
英国学者赫胥黎老人说过:人就是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如果不能满足，这个世界就会从外部毁灭;如果满足，这个世界就会从内部毁灭。
有更加美妙的人性吗？
有更多欢乐更为合理的社会吗？
我走进纽约一条清冷的小街，这里没有什么车辆和行人，路边多见纸屑，龟裂的水泥块，还有几辆未回收的破汽车瞎眼塌鼻的。墙上被喷漆涂画得乱糟糟，脏话、漫画和标语交错，七嘴八舌互相嘀咕着永不完结的人生苦恼。这些字多数难以辨认，但有一条歪斜的标语赫然醒目:
我们全在阴沟里，但仍有人仰望星空。
谁涂上去的呢？
我想是我自己。如果我碰巧投生在美国，当上一名汽车修理工什么的，也许会在某种衰老了的教堂钟声中，涂上这句话，让后来一位来自中国的人觉得眼熟，驻足良久。我是为他而写的。
1987年3月
访法散记（外一篇)
旧梦巴黎
抵达巴黎的当天，主人引我们登上蒙巴拉斯最高的摩天大厦，俯瞰巴黎全景。此楼约七十层，在法国算是第一高楼。
脚下的巴黎,灰蒙蒙一片，多少显得有些老旧和拥挤。若除去卫星城,真正的巴黎并不算大，至多相当于北京二环线以内的老城区，汽车用二十来分钟可以穿城而过。绝大多数楼房高约四五层，保留着十八、十九世纪的建筑风格，窄门窄窗，厚壁厚墙。砖铺的小街，圆拱顶的门窗,带黑铁雕栏的小阳台，都使人想起高老头之类人物的活动背景，也疑心雨果笔下的卡西莫多不知什么时候会从某个教堂里冲将过来。
巴黎之小，还体现在此地人爱用小桌、小椅、小楼道、小房间、小电梯等等。餐桌小若棋盘，咖啡杯小若酒盅，而我所住那个旅馆的电梯间，如容两人就有四壁的紧紧压迫，最后必定模压出我们对巴黎电梯古典美的深深恐惧。但法国主人洋洋得意地问我们对旅馆感觉如何：“这可是巴黎的老旅馆之一，我们精心为你们选定的！”
法国人有灿烂的昨天可以骄傲，常常看不起大模大样的美国建筑。蒙巴拉斯摩天大厦全是黑色玻璃墙面,颇具现代风采和美国味，但很多法国人一直对其十分愤怒，认为这个怪物破坏市容,非炸掉不可，誓欲除之而后快。
埃菲尔铁塔也有类似的故事。当初铁塔是为一个博览会而临时搭建起来的,待博览会结束，本该撤除。但有人觉得这傻大黑粗的铁塔也别有风味,留下来作巴黎景观之一如何？这个建议立刻引起舆论大哗，很多市民投书报纸，认为巴黎乃著名高雅文化之都会，正人君子岂能与此等丑物共处共存？如若铁塔不除，他们就永远迁出巴黎移居别处，决不苟且偷生！这场争吵热热闹闹好些年，吵累了也就算了，铁塔总算还是保留下来，赚了不少游客的钱。
如今，巴黎市政府还规定，以后的现代摩天大厦均只能建在郊区指定的地域，不得随便挤人老城区。他们没法把可口可乐、摇滚乐和牛仔裤等等“文化入侵”挡在城外，至少还能守住建筑，以维护法兰西传统的尊严。
巴黎人愿意生活在一个旧梦里，并不断清洗和修补这个旧梦。生活在旧梦中的人通常是老人，他们怀旧；通常是女人，她们喜欢幻梦。巴黎是适于老人和女人待的城市。这是我最初的印象。
大排档
在法国最痛苦不堪的事，就是与有些洋人共进晚餐。以我口味之褊狭和顽固,我实在尝不出那些生白菜和生鱼片有多好,怎值得在餐馆里从晚上八点坐到深夜一点？有时身旁被主人安插着既不懂中文也不能说英语的粮食商或中学教师，大家吃一吃又等一等,等一等又吃一吃，努力奉献出微笑、手势和礼貌的点头,实在太累。到后来，我总是上身尽量后倾，让左右两边的洋人能越过我大说法语，算是与人方便。
巴黎人又特别喜聚和惜别。尤其是在晚上，尤其是出席家宴，法国客人起身告别,中国人千万不要傻乎乎地以为人家就会走——离出门时间还早着呢。即使已筋疲力尽哈欠滚滚,主客双方还得忍着，还得继续说呵说，包括站在门口说上好一阵。在很多巴黎人看来，没有这种马拉松式的一别再别，友情就得不到文明的证明。
有一天我终于忍无可忍地宣布:从明天起我一定要独自吃晚饭。
大多法国人天性闲散，不把时间太当钱，尤其是晚上泡餐馆，吃当然在其次，主要是如北京人那般神“侃”。按他们餐馆的规矩，坐客比站客要多付钱，坐在外面要比坐在里面多付钱。坐在外面就像坐在海南的大排档了。一到下班时分,巴黎街头的大排档总是座无虚席,人满为患。
巴黎的天气一日三变多阴多雨,人们难得在太阳光下坐一坐，这大概是大排档盛行的根据之一吧？不过没有太阳的时候,人们也喜欢一排排坐着看街，那大概就别有原因了。我曾怀疑那里的离婚率太髙,旷男怨女鳏夫寡妇无处消闲，便来饱览街头风景，也算热闹一番以解心中的清寂？或者是闲适之姿已成了法国时尚，已成法国人某种精神图腾仪式，不这样就不能证明自己身上的贵族遗风以及高雅趣味？
鲁迅先生说小说产生于闲逸，闲逸才会传说故事。也许法国几个世纪的文学繁荣，倒得益于这种大排档。试想每天有数以万计的“侃”爷来侃上半夜，能不“侃”出些巴尔扎克和萨特来？据说很多法国青年不愿意当老板，情愿进入工薪族，原因之一就是不想让自己太忙碌太有铜臭味，一定得腾出更多时间来容纳休闲和艺术。这与美国或德国的主导信念真是大异其趣。很多法国女人更蔑视功利和贪欲，女子忧道不忧贫，天生丽质命系文艺,以天下文艺为己任，以至研究和翻译外国文学的专家绝大多数为女性，开一个文学会,常常就像是开妇联会。有留学生告诉我:一些研究文学的女子吃少睡少，也没什么正式职业，不知道她们是怎么活的。我也见到一位攻汉学的女大学生，发现她装了一肚子关于吕洞宾的真真假假传说并自鸣得意。却不知这吕洞宾将来能否换来饭钱——据说她给人家看护小孩的临时职业就快没有了。
闲逸之风自然无助于工商,这与中国的情况相仿。法国人约会，迟到十分钟乃至半小时的现象十分常见。以此悠悠斗美国或德国人之碌碌，自然经济上要矮去一截。我到《世界报》印刷厂去参观，车间设备多数陈旧，油墨纸张的世界里居然还有好些人随意抽烟，委实把我吓了一跳。经理也没把这当回事，跟着员工们三两相聚，胡吹海侃，大概同样把车间视为大排档了——这样的企业，拿到中国来也是该整顿和改革的吧？
大排档是巴黎生活的一部分，是废话生产之地也是妙语生产之地，甚至是很多孤独法国人的精神家园。
艺术压迫
假如说七十年代的北京像个大政府，八十年代的香港像个大百货公司，那么巴黎无论什么时候都像个大博物馆。数以万计的人杰才俊进入这个世界艺术之都，成天胡思乱想争奇斗艳不让巴黎安宁。数以千计的博物馆和画廊也藏龙卧虎，足令外来游客看累、看蠢以及看疯——据说有位诗人就是在凡?高自画像面前发作神经病的。
从名扬四海的卢浮宫、凡尔赛宫到默默无闻的某个小酒吧，经法国人艺术眼光几个世纪来的精细雕琢,都勃勃辐射出美的热能，烤灼观赏后的感叹。法国人很在乎自己与别人活得不一样。哪怕在一个小酒吧里，一堵没有粉刷的土墙，两个粗粮的啤酒桶，几把代替壁灯罩的草扇，也总要被处置得别出心裁不同凡俗,使你深深欣悦于法国人的创造性，感受到一个民族的艺术富有和艺术挥霍，乃至一种艺术无微不至和无处不在以后的压迫，几乎透不过气来。
法国人玩生活。富有富玩，穷有穷玩。有一个破旧的电话机商店，橱窗里是用老式电话机和旧电线旧零件拼成的图案,也别有趣味。另一个商店专营石头,主人把各种色彩和各种形状的石头取来稍作加工，也就成了抽象艺术，成了或悲寂或幽默或热烈的精魂，可为主人卖得银钱。
最无用的地铁废票也被他们玩着。像中国一些民间艺人编织草虫草鸟，常有法国人在地铁站收集废票,随手编成飞禽或人脸什么的,编好了,插在什么地方就走了。你没法找到这些不求报酬的匿名艺术家。
法国政府力图充当艺术爱好者。与很多西方国家不一样，法国设有文化部，而且是内阁第一大部，地位在国防部、外交部之前。尽管移民压力沉重，管理当局仍然十分风雅地特许外籍艺术家滞留法国，优惠提供长期签证，比其他西方国家要慷慨得多。又建造外籍艺术家大楼，免费或低费供一些疯男女吃住，夸示其大庇天下寒士之雄心。巴黎的公共厕所收费，公园和某些博物馆倒是免费，显然需要政府狠狠心拿出钱来补贴。
卢浮宫的古典艺术肥厚得几乎腻人，任何游客都没法将其完全消化。据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抗德,法国人把卢浮宫的珍贵展品全搬上火车，依托铁路与敌人躲迷藏，一直到战争结束才驶回巴黎。所有展品的包装搬运都是由法国男女义务干的。更重要的是，经战争劫难，护卫展品的不少人死了，而展品一件未损一件不少，也未被谁塞一点到腰包里去。这真是一个奇迹。
还有一种说法:当时法国人就是为了保护巴黎的建筑艺术免遭轰炸，向德国侵略者不设防地敞开了城门，不惜俯首称臣。艺术与气节在轰炸机下不可两全的时刻,法国人能做怎样的选择呢？
很多法国人没有选择气节。问题是，如果因艺术而放弃气节，那么这种艺术是否比一片抗击强暴的废墟更让我们感动？
诺曼底祭曰
诺曼底海滩举世闻名，因为它是第二次大战期间英美联军大举反攻时的登陆点。当地电台记者问张辛欣访问此地的目的，我开了句玩笑让中国新文学也在诺曼底登陆。”说得记者也笑了。
海滩靠近刚城。该城在战火中被炸毁大半，仅有几个古旧城堡和教堂得以幸存。游客们现在还能看到一些太块弹片在绿茵草地上兀然冒出，被人们小心保存下来，成为一座座纪念雕塑，成为战争钉入今日的黑色记忆。
刚城十二万人口，整洁而宁静，先辈大多葬身战火，但不是遭纳粹杀害而是死于美军轰炸机之下。故刚城人民虽仇恨希特勒，但提起诺曼底之役另有复杂情感。战争就是战争。战争是否正义，是生者讨论的问题，对死者来说没有意义。只有深深厌恶战争的人，才有资格代表正义。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即便是正义战争的胜利似乎也不值得庆祝，不应该庆祝——这种胜利应充满着沉痛科哀伤，充其量只是一种非失败的失败。
但胜利者是热衷于回忆和庆典的。时值诺曼底战役四十四周年，很多英美老兵胸前挂满缤纷勋章，来这里旧地重游，在街上挺着大肚子壮怀激烈牛气得很。我向他们鼓掌，但也担心他们会招来某些窗口射来的恨恨目光。
不少死者的后人居然也热衷庆典——把庆典当作活跃当地经济的发财机会。这几天，刚城商贾们兴高采烈，争相倾售战时的破钢盔旧军旗以及各种纪念品,搜刮旅游者的腰包。他们不需要为死人活着，不需要向那些当年投来炸弹的美国老兵和德国老兵保持仇怨或同情，只是兴奋地点着钞票。
六月六日，登陆战役纪念馆落成庆典隆重举行，市长给我们送来请柬。儿童们在主席台前升起了所有战胜国和战败国的国旗，各国军乐团依次人场。显得颇不正经的爵士乐如旋风卷来，给盛典注一剂牛仔风味，令全场嘻嘻哈哈地活跃，一听便知道是美国佬入场了。苏联乐团则奏响激烈而严峻的《马刀舞曲》，似乎不苟言笑，仍有苏维埃的声威。
东德和西德均有乐团参与，受到全场热烈的鼓掌和欢呼——此时已不计胜败敌我，掌声成了大家共同的语言，无须翻译的世界语言，炫示着人类的宽厚、大度以及健忘。最后，有法国军乐团压轴，高奏着《马赛曲》，于是观众席上很多白发老兵立刻自动地肃立举刀，刀尖在阳光下爆出刺目的光花。
密特朗总统和总理也来了，从巴黎坐直升机直抵会场，徐徐降落。大概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工作人员布置会场时,竟忘了给土坪大量洒水，结果哒哒哒的机翼卷起满天黄尘，使恭候在停机坪的一大帮衣冠楚楚者，市长、将军、大使以及其他达官显贵什么的,全被尘浪扑打得尘垢满身，狼狈不堪。
总统只好装着全然不知道，抓住那些脏手照例握起来再说。
此时，一大片白色海鸥从海滩那边遮天盖地飞来，十分优美和壮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当年诺曼底的四万亡灵，在向故人们送来白色的倾诉和绝望——于哑默无声的飞翔之中。
外省人
乘火车去圣?纳赛尔市，法国西海的一个边远小城。独自远行，倒也没什么不方便,看各种告示牌，以英文度之也可猜出个七八成。很多法文词与英文词同源而近形。
列车十分整洁和舒适，整个车站似无人管理，自动订票，自动检票，人人都低声说话，或各自看书报。尤其是头等车厢里集纳着人们的尊严，谁都不苟言笑，一脸上流人物的傲慢持重，决不轻易开口向邻座搭腔。这与小酒吧里的情形迥异——小酒吧是脱去一切尊严感之后的男性精神浴室，谁都可以拍别人的肩膀，大讲粗话，猛说隐私，哈哈大笑。
到车站来接的是C。法国人初识时须称对方的姓，熟了才可以呼名。C即是名。他胡子未修理，衣装乱而旧，爱喝酒，英语有点烂，如Place总是发言为base。你须张耳细听，才可慢慢猜出他的意思。为了让他听懂我的话，我常常不得不按照他的习惯也把音发错，真是冤枉。
看来这里能说英语的人，比巴黎少多了。
不能多说，只好多喝。C领着我一家家酒吧串过去，进去就坐，坐下就喝，弄得我有些紧张而且晕头，头重脚轻地跟踉跄跄。小地方的人通常比较热情。电影院给我免费入场证，汽车公司给我免费搭乘证，我醉醺醺地一一笑纳。
圣?纳赛尔只有七万人口，街市总是很清静。第二天，c来看我，能说出我与他分手之后独自干了些什么，去了哪些地方，令我大吃一惊。他说他是早上坐咖啡馆时听来的,似乎各咖啡馆里都在议论这个新来的中国人，全城人都在交换和总结着有关我的情况——我暗自庆幸还不曾去过下流场所也不曾干坏事。C又介绍我去认识一个个既不懂英语更不懂中文的警察、酒店老板、卡车司机，敲定一个个吃饭的计划。我苦于酒量有限，对这种热情的“吃喝风”颇为恐惧，只能把“NO”字一个比一个说得更坚定，使C不免有些扫兴。
后来，他还是让我见识了他的几位文学朋友。一位是右脚有点跛的阿根廷老头,教授拉美历史，写过不少小说，只是总要在厕所里耗去很长时间，大概是腿不灵便的缘故。但他的眼光极亮，温和而善良，一看就是那种善解人意的好老头。还有位女记者叫安娜,总是在义务性张罗各种文化活动。据说她与朋友们筹资出版一些文学作品，但大半是赔本，因此得花百分之八十的时间来讨钱,拉赞助。
C醉了，说的英语更不可解了。他又说了很多,我只能木然。我调侃他：“你别跟我说法语,别跟我说意大利语!”他哈哈大笑:“你不懂法语是好事,不知道人家在说什么，可能觉得人家很聪明。要是听懂了，你就会发现法国人说很多蠢话和废话。”一他说自己在南美洲旅游时，就有过这种类似的经验。
他说这些话倒是很聪明，而且让我听得懂。
他说他更愿意住在小城市，不愿意长久待在巴黎。巴黎人有什么呢？与你分手时常常热情洋溢,约定再见，就是不约定具体时间和地点。你对这种模糊空洞的约定切切不可太认真——他一再瞪大眼睛警告我。
C还多次在我面前表示，他的生活中至少有八位女人。但他瞧不起妇女，抱怨现在每一天都似乎成了妇女节，抱怨巴黎那些解放妇女简直同男的一样，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要占个强，那叫男人还活不活呵？话头一转，他吹嘘自己在家里什么活也不干，可后来我到他家里去时，发现他酒醒之后其实什么都干，包括做饭和涮碗，包括给妻子点火抽烟，包括为妻子拿鞋子寻袜子拍灰什么的，对妻子的每一文学观点都热烈拥护并加以深人论证。他实在不愿赞同妻子的共产主义信念，但也不敢怎么争辩。
他妻子D是本地人,幼儿园的教师，曾开车带我去看她的娘家，访问小河边的一个村庄。我们在小河里撑船，看周围的沼泽地，芦苇荡以及野鸭子。她惊讶我居然会撑船，我说这没什么奇怪，我下乡六年，是个乡下人。
她总是提心吊胆注意着远处一匹马，担心那匹马突然冲过来。我这才发现，这里有很多野马，威严挺立，昂首四顾，守护着西海岸的宁静。
男人的风度
不记得是哪一张报纸载文称，从整体上说,法国男人的风度在世界上该算首屈一指。与这些高卢人的后裔相比，美国人太过粗放，英国人略嫌拘谨，德国人的目光有些冷漠，日本人和中国人则难掩浮躁。法国男人出门前总要刮脸梳头，即便是巴黎的乞丐，也时常有衣着光鲜风度翩翩者。法国的男人尤爱展示自己对女性的宽容体谅。他们开车，有偶尔违反一下交通法规的癖好，自娱自得于自由不羁的国民性，但只要见女士横过马路，便远远地减速、停车，无论豪华奔驰或破烂卡车一律如此。排队买电影票,从未见过男士插队，“夹塞子”的只会是女流。她们也从不会招致男士的指责。从队列中发出不满嘘声的，只会是女子。如果这些心怀不满的女子旁边恰好有男伴，那男伴必定将她搂近身旁，温存地哄着，直到前面那女“塞子”买到票离去为止。
好男不与女人斗，好男不计女人过，这种对女人的优宠是否也隐含着一种居高临下的照顾甚至蔑视？某些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正是这样提出疑问的。“女士优先”之类的法则常常宠出她们的恼怒。她们甚至还指责现存语言是男人的语言，因此她们很难用言语来真正表达她们的感受和主张。
法国男人对这种指责仍然微笑以待，表示充分的理解和支持。想想看，男人当到了这分上，还要怎么办？
他们立如柱，坐如钟，不辱“男士”这一个词——英语中，“男士”与“绅士”同为gentleman，词义源于优雅、高贵、温和、耐心等等。法国男人大概算得上欧洲这一文化传统最精致的体现。
报纸上还说了一件事。前不久，一个黑大汉喝醉了，在某地铁站无故打人，从这个车厢闹到那个车厢，连劝解者也挨了几记乱拳。几个车厢的法国男人皆立如柱坐如钟，似乎没看见，继续关心着自己手中书报的艺术或哲学。唯一北欧男子路见不平，去与黑大汉论理，结果被对方打得头破血流。眼看着司机也不敢管，最后还是一些妇女忍无可忍，组成人墙，保护了那位北欧人，把事情了结。比起某些法兰西先生们来，那位北欧人知其不可而为之，劳而无功，鼻青脸肿，狼狈不堪，在脂粉们的救护下一跛一破离去，自然是十分缺乏风度的。
我当然喜爱那些法国男人的风度——在没有醉鬼向我暴力攻击的时候;正如我激赏中国士大夫传统的闲适、飘逸、超脱和虚净—— 在没有外敌横行和暴政肆虐的时候，没有人血横流的时候。美一不留神就成了丑。美不可凝固为一种仪态和一种时尚，人们是否明白这个道理？
我相信法国男人们也明白这个道理——那些创造了《马赛曲》和《国际歌》的男人,在革命和战争中流汗流血的男人。他们可能有种种女人不能原谅的毛病，但如果出现在这一天的地铁站，至少不会在暴行面前优雅地袖手。
发民主财
有一天，我同一位朋友到唐人街吃饭。饭后付款，餐馆女老板面带愧色，合掌鞠躬，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今天收了你们的钱。我有些奇怪。吃饭埋单，天经地义，她何出此言？
朋友出门后告诉我:这位女老板是被国内来的一些民主派吃怕了。那些人领了法国政府的生活费,但今天在这个餐馆开民主讨论会,明天在那个餐馆开民主研究会,统统吃饭不给钱，好像是从浴血奋战的前线归来——老子吃你几餐鸟饭还要给钱？
原来如此。这使我想起自己当年在某林业局挂职副局长，常跟着书记或局长到下面去开会，白吃白喝不算,饭后每人还白拿一条烟。你如果想洁身自好又不得罪同行,不拿烟可以，但千万别拒绝，最好是含含糊糊去上厕所，等他们把烟塞进皮包后才返回来装聋作哑。老百姓把这种会叫作“现场(尝)会”、“常(尝）委会”。有意思的是，执政党中有人热衷此道，反对派中也有人“会”术高超,只是把会名稍改，开到外国的唐人街来了。
我这位朋友旅法多年，也算是一个民主派，每每对许多同志的表现痛心疾首。他又说起一件事。前不久闹了一场“民主广播船”的风波。其实，台湾当局早就通过很多渠道,表示不容许这条船去台湾近海对大陆广播，不愿意因此添麻烦。旅法的很多中国人都知道这一点,但一直瞒着洋人们，仍然到处慷慨激昂，准备勇敢献身,一种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模样,骗得洋人们纷纷掏钱赞助。结果，少数人把洋钱赚足了，但隆重的启船誓师大会上，只有傻乎乎的外国各界要员前来致辞欢送，只有一些受雇的洋水手登船出发，但汽笛一拉响，船上清一色的洋面孔，连一个中国猛士也没有。
船至非洲某港口，有一位台湾记者登船采访，算是船上唯一的中国种。
这条二手船踉娘跄跄，一路上又是轮机有毛病，又是冰箱不制冷，走得十分艰难。好容易到了中国海域，船上人才知台湾方面早有禁令，不免大呼上当。回头看去，当时慷慨激昂的中国人裹胁赞助款，早已无影无踪。
“唉，”我这位朋友叹气，“外国人幼稚得像中学生，哪是中国人的对手?”
在他看来，很多外国人确实显得幼稚、简单、书生气、一根筋，即使叛逆得吸大麻或裸体上街，仍不失欧洲人文传统的种性，比方说他们经常会认真地对待宣言口号。其实,时代渐人世纪末严冬，信念越来越多地成为利欲的面具。在好些人那里，钱就像数学中的零:零乘以任何数都等于零,那么钱乘以任何宣言口号都等于钱——这是隐藏在一切政治演算之后的基本公式。故专制能发财，民主亦能发财。不懂得这一点的人，实在没有资格来谈论宣言口号，尤其没有资格与某些中国政客打交道。
我们多少懂得这一点，但这种国产世故是值得我们深感荣耀还是深感耻辱？
我与朋友坐在卢森堡公园里，不知道该干点什么好。落叶飘零，石头椅子很冷，很冷。巴黎正一寸寸融人金色的夕阳。
我心归去
我在圣?纳塞尔市为时一个月的“家”，是一幢雅静的别墅。两层楼的六间房子四张床三个厕所全属于我，怎么也用不过来。房子前面是蓝海，旁边是绿公园。很少看见人——除了偶尔隔着玻璃窗向我叽里哇啦说些法语的公园游客。他们无一例外是来找公共厕所的，这幢公园边孤零零的房子，只可能被他们误认为厕所。
我向这个友好的民族一次次声明:这里不是厕所。
最初几天的约会和采访热潮已经过去，任何外来者都会突然陷入难耐的冷清，恐怕连流亡的总统或国王也概莫能外。这个城市不属于你,除了所有的服务都要你付钱，这里的一切声响都弃你而去,奔赴它们既定的目标，与你没有什么关系。你拿起电话不知道要打向哪里,你拿着门钥匙不知道出门后要去向何方。电视广播以及行人的谈话全是法语法语法语，把你囚禁在一座法语的监狱无处逃遁。从巴黎带来的华文报纸和英文书看完了，这成了最严重的事态，因为在下一个钟头，下一刻钟，下一分钟，你就不知道该干什么。你到了悬崖的边缘，前面是寂静的深谷——不，连深谷也不是。深谷还可以使你粉身碎骨，使你头破血流，使你感触到实在。那里不是深谷，那里什么也没有，因此你跳下去不会有任何声音和光影，只有虚空。
你把吊灯作第六次或第六十次研究，这时候你就可以知道，你差不多开始发疯了。移民的日子是能让人发疯的。
我不想移民，好像是缺乏勇气也缺乏兴趣。曾问我想不想留在法国，他的市长可以办成这件事，他父亲与法国总理也是好朋友。我说我非常热爱和羡慕法国，但我在这里能干什么？守仓库或卖家具？当文化盲流变着法子讨饭？即使能活得好，我就那么在乎法国的面包和雷诺牌汽车？
很想念家里——似乎是有点没出息。倒不是特别害怕孤寂，而是惦念亲人。我知道我对她们来说是多么重要，我是她们的愉快和安定感。我坐在柔和的灯雾里,听窗外的海涛和海鸥的鸣叫，想象母亲、妻子、女儿现在熟睡的模样，隔着万里守候她们睡到天明。电话就在身边，随时可以通话。市长说政府可以为我付费。当然，电话太多会对不起法国的纳税人，隔着大洋谈谈怎么做面条的事，她们听了也会觉得滑稽和奢侈。我要女儿从电话里爬过来看看大西洋，她说我没有那么小，怎能从电话线里爬过来？
爱国主义有时成为政客的骗术。是爱国土（country)，是爱国族(nation),还是爱国府(state)?中国的“国”字多义，常常含糊以用。而且从逻辑上说，如果爱国主义是成立的话，那么下延爱省主义乃至爱县主义，上延爱洲主义乃至爱球主义，也是可以成立的。没有道理不让人爱他县、他省、他国的土地，比方说爱一把日内瓦或亚马逊河。但我相信，即便欧洲的“祖国”这个词几乎成了皱粹“光头党”的标志，即便有人因此而特别反感这个词，但他或她也没法不时常感怀身后远远的一片热土——因为那里有他的亲友，至少也有他的过去。
时光总是把过去的日子冲洗得熠熠闪光，引人回望。
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各种异国的旅游景区都不能像故乡一样使我感到亲切和激动。我的故乡没有繁华酥骨的都会，没有静逾侵肌的湖泊，没有悲剧般幽深奇诡的城堡，没有绿得能融化你所有思绪的大森林。故乡甚至是贫療而脏乱的。但假若你在旅途的夕阳中听到舒伯特的某支独唱曲，使你热泪突然涌流的想象，常常是故乡的小径、故乡的月夜。月夜下的草坡泛着银色的光泽，一只小羊还未归家，或者一只犁头还插在地边等待明天。这哪里对呀？也许舒伯特在歌颂宫廷或爱情，但我相信所有雄浑的男声独唱都应该是献给故乡的。就像我相信所有的中国二胡都只能演奏悲怆，即便是赛马曲与赶集调，那也是带泪的笑。
故乡存留了我们的童年，或者还有青年和壮年，也就成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成了我们自己。它不是商品，不是旅游的去处，不是按照一定价格可以向任何顾客出售的往返车票和周末消遣节目。故乡比任何旅游景区多了一些东西:你的血、泪，还有汗水。故乡的美中含悲。而美的从来就是悲的。中国的“悲”含有眷顾之义，美使人悲，使人痛，使人怜，这已把美学的真理揭示无余。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任何旅游景区的美都多少有点不够格,只是失血的矫饰。
我已来过法国三次，我得心虚地供认，这个风雅富贵之邦,无论我这样来多少次，我也只是一名来付钱的观赏者。我与这里的主人碰杯、唱歌、说笑、合影、拍肩膀，我的心却在一次次偷偷归去。我当然知道，我将会对故乡浮粪四溢的墟场失望，会对故乡拥挤不堪的车厢失望，会对故乡阴沉连日的雨季失望,会对故乡办公室里的阴谋和新闻广播中的虚假失望。但那种失望不同于对旅泊之地的失望，那种失望能滴血。血沃之地将真正生长出金麦穗和赶车谣。
故乡意味着我们的付出——它与出生地不是一回事。只有艰辛劳动过奉献过的人，才真正拥有故乡，才真正懂得古人“游子悲故乡”的情怀——无论这个故乡烙印在一处还是多处，在祖国还是在异邦。没有故乡的人身后一无所有。而萍漂四方的游子无论怎样贫困潦倒，他们听到某支独唱曲时突然涌出热泪，便是他们心有所归的无量幸福。
1989年至1992年
万泉河雨季
当年农场接到了通知，全县组织革命样板戏移植汇演，各单位必须拿出个节目。场里几个女生奉命开始合计。她们不会唱京剧，又嫌花鼓戏太土，一边铡猪草一边胆大包天地决定:排《红色娘子军》!
样板戏《红色娘子军》是芭蕾剧，是要踮脚的，是要腾空和飞跃的，是体重呼呼呼地抽空和挥发，身体重心齐刷刷向上提升，有点脱离现实从而羽化登仙那种。投入那种舞曲，像剧照里的女主角一样,一个空中大劈叉，后腿踢到自己后脑，不会把泥巴踢到场长大人的脸上去？
我们只当她们在说疯话。不料好些天过去了，几个疯子从城里偷偸摸摸回来，据说在专业歌舞团那里得了真传,又求得姑姑和表哥一类人物的指教，当真要在猪场里发动艺术大跃进。虽然不能倒踢紫金冠，但也咿哒哒咿哒哒地念节拍，有模有样地压腿,好像要压出彼得堡和维也纳的风采。场长不知道色蕾是何物,被她们哄得迷迷糊糊,说只要是样板戏就行，请两个木工打制道具刀枪，还称出一担茶叶，换来几匹土布，让女生自己去染成灰色,缝制出二十多套光鲜亮眼的红军军装。
好在是“移植”，可以短斤少两七折八扣,高难动作一律简易化，算是形不到意到。县上对演出要求也不高，哪怕你穿上红军服装上台做一套广播操,也不会让人过分失望。《红色娘子军》第四场就这样排成了。万泉河风光就这样第一次出现在我的眼前。作为提琴手之一，我也参与了这次发疯，而且与伙伴们分享了成功。老坎事员的胡子掉了也没被观众计较，党代表的鞋子飞了也没被观众非议，提琴齐奏不小心乱成一锅粥也能热热闹闹混过去,至少没有出现其他公社演出队那样的事故，比如布景突然垮塌,砸得台上的侦察英雄两眼翻白东倒西歪。
哑巴戏也好看，也热闹，农民这样说。我们在县、地两级汇演都拿了奖，又被派往一些工地巡回演出。多少年后,我还记得最后一次演出之后，一片宽阔的湖洲上，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我在一辆履带式拖拉机的驾驶室避雨，见工棚里远远投来的灯光，被窗上的雨帘冲洗得歪歪斜斜。我透过这些滑落的光流，隐约看见伙伴们在卸装和收拾衣物，在喝姜汤，在写家信。曲终人散，三位主角已被专业艺术团体通知录用，有些人则琢磨着“病退”回城的可能。我们伟大的舞台生涯将要结束了。
我知道粗陋的道具服装将不会再用，上面的体温将逐渐冷却,直到虫蛀或者鼠咬的那一刻。我还知道熟悉的舞乐今后将变得陌生,一个音符，一个节拍，都可能使人恍惚莫名:它与我有过什么关系吗？
我巳冻得哆哆嗦嗦。
十多年以后，我迁往海南岛，与曾经演奏过的海南音乐似乎没有关系,与很久以前梦境中的椰子树、红棉树以及尖顶斗笠似乎也没有关系一~那时候知青时代已经成了全社会所公认的一场噩梦，被人们争相唾弃和忘却。我曾经在琴弦上拉出的长长万泉河，银珠跳动或孤鸟飞掠般的旋律，已在记忆中被删除殆尽。
我是大年初一与家人和朋友一起启程的，不想惊扰他人,几乎是偷偷溜走。海南正处在建省办经济特区的前夕。满街的南腔北调,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子在这里卖烧饼、卖甘蔗、卖报纸、弹吉他、睡大觉,
然后交流求职信息，或者构想自己的集团公司。“大陆同胞们团结起来坚持到底，到省政府去呵……”一声鼓动请愿的呼喊，听来总是有点怪怪的，需要有一点停顿，你才明白这并非台湾广播，“大陆同胞”一词也合乎情理:我们确实巳经远离大陆，已经身处一个四面环海的孤岛想到这一点，脚下土地免不了有了船板晃动之感，船板外的未知纵深更让人怯于细想。
“人才”是当时海南民众对大陆人的另一种最新称呼，大概源于“十万人才下海南”的流行说法。同单位一位女子曾对我撇撇嘴你看那两个女的，打扮得妖里妖气，一看就知道是女人才!”其实她是指两个三陪女。三陪女也好，补鞋匠和工程师也好，在她看来都是外来装束和外来姿态，符合“人才”的定义。
各种谋生之道也在这里得到讨论。要买熊吗？熊的胆汁贵如金，你在熊身上装根胶管龙头就可以天天流金子了！要买条军舰吗？可以拆钢铁卖钱，我这里巳有从军委到某某舰队的全套批文！诸如此类，让人觉得海南真是个自由王国，没有什么事不能想，没有什么事不能做。哪怕你说要做一颗原子弹，也不会令人惊讶，说不定还会有好些人凑上来，争当你的供货商，条件是你得先下定金。
海南就是这样，海南是原有人生轨迹的全部打碎并且胡乱联结，是人们被太多理想醉翻以后的晕眩和跌跌撞撞。
“人才”涌来使当地人既兴奋又惶惑。特别是女人才们的一大特点让当地人惊疑不已，她们居然要男友或丈夫干家务:买菜，洗衣，带孩子，甚至做饭和做蜂窝煤，真是不成体统匪夷所思。阿叔，你好辛苦呵!当地男人常常暗藏讥笑和怜悯，对邻家某个忙碌的男人才这样亲切地问候，走过去好远，还回望再三，暗暗庆幸自己没有摊上一个大陆婆。我后来才知道，海南男人一般是不受这种罪的。我后来的后来还知道，个中原因是他们的女人太能干，不光包揽家务，还耕田、砍柴、打鱼、做买卖、遇到战争还能当兵打仗——《红色娘子军》传奇故事发生在这个海岛,纯属普通和自然。
这些海岛女人大多有美艳的名字:海花，彩云，喜梅,金香，丽蓉，明娘，美莲……大方而热烈，热带野生花卉般尽情绽放，不似大陆很多女子名字用意含蓄、矜持、典雅、温良，吞吞吐吐。
这些海岛女人大多还有马来人种的脸型，那种印度脸型与中国脸型的混合，透出热带女人的刚烈和坚强。她们钢筋铁骨，赴汤蹈火,在所有男人们辛劳的地方，都有她们瘦削的身影出没，一个个尖顶斗笠下射出锐利逼人的目光。连满街机动三轮车司机也大多是这些女人，让初来的外地人深为惊讶。热带的阳光过于炽热了。这些司机总是一个个像蒙面大盗,长衣长裤紧裹全身，外加手套和袖套，外加口罩和头巾，把整个脑袋遮盖得只剩下一双闪动的眼睛。这在北国是典型的冬装，在这里却是常见的夏装，是女性武士们防晒的全身盔甲。她们说话不多，要价公道，熟练地摆弄着机器和修理工具，劳累得气喘吁吁，在街角咬一口干馍或者半截甘蔗，出入最偏僻或者最黑暗的地段也无所畏惧。你如果不细加注意，很难辨认她们的性别。你甚至可以想象，如果出于生存的需要，她们挎上一支枪，同样能把武器玩得得心应手，用不着改装就成了电影里那些蒙面敢死队员，甚至眼都不眨,就能拉响捆在自己身上的炸药包，或者敏捷如兔子在战火硝烟中飞跑。
有人说，海南岛以前男人多是出海打鱼或者越洋经商，一去就数月或者数年，甚至客死他乡尸骨无存，家里的全部生活压力只能由女人们承担。也许正是这种生活处境，才造就了她们的吃苦耐劳，也造就了当年的红色娘子军。
这种说法，也许有几分道理。
成立于一九三〇年万泉河边的红军某部女子军特务连,还有后来的第二连,作为《红色娘子军》共同的生活原型，曾经历过惨烈的战斗，比如在马鞍岭尸横遍野。一个个女兵被开膛破肚，但有的手里还揪着敌人一把头发。另一个女兵被割下头颅，但她嘴里还咬着敌人一只耳朵。她们也曾经历过残酷的内乱,在丁狗园等地遭遇风云突变，忍看成批的战友一夜之间成了AB团、取消派或者社会民主党，成了内部肃反的刀下冤魂。
当革命的低潮到来，更严峻的考验出现了。队伍离散之后，生活还在进行。有的在刑场就义，有的蹲在感化院，更多的是自谋生路,包括在媒婆撮合之下嫁人成家，其中一部分成了官太太和地主婆。有些官太太和地主婆在日后的抗日斗争中又为国捐躯——没有人来指导和规划她们的人生，人生只是在风吹浪打之下的漂泊。这样的生活当然不是时时充满诗意，不是出演在舞台的聚光灯下，出演在管弦乐队的旋律中,更没有仿《天鹅湖》少女们轻盈而细腻的舞步。但这种没有诗意的生活，真实得没有一分一秒可以省略。特别是在娘子军被迫解散以后，女人们回到世俗生活,面对更复杂而不是简单的冲突，投入更琐屑而不是痛快的拼争，承受更平淡而不是显赫的心路历程，也许会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只是这些代价不再容易进人舞台。
她们在清理战场的时候，发现一个个牺牲的战友，忍不住号啕大哭。一位血肉模糊的伤员，却没有任何遗憾和悲伤的泪水，临死前只有一个小小请求，请姐妹们给她赤裸身体盖上一件衣衫，再给她戴上一只铜耳环——这是她生前最隐秘也最渺小的愿望。老阿婆讲述的这件往事，可惜没有进人样板戏，因为在生产样板戏的那个年代，人情以及人性是不可接受的，像耳环这样的细节总是让当时的文艺家们避之不及。恰恰相反，样板戏把敌我双方的绝对魔化或绝对神化，已到了?极端的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极富讽刺性的效果，是样板戏《红色娘子军》风靡全国之际，却是大多数当事人大为恐慌之时，大喇叭里熟悉的音乐总是让她们心惊肉跳，把她们推向严厉的政治拷问:你不就是当事人吗？奇怪，你为什么没有在战场上牺牲？为什么好端端地活到了今天？哪怕你当年没有在感化院写过忏悔书，哪怕你后来也没有当过官太太和地主婆，但你是不是隐瞒了其他历史污点？你至少也是个胆小鬼没有将革命进行到底吧？……面对这样的质问，没读过多少书的女人们有口难辩，也找不到什么证据来证明历史远比舞台剧情更为复杂。
于是，她们只能为自己历史上真实或虚构的污点长久赎罪。涉及娘子军的政治冤案，在海南岛随处可闻,直到八十年代初才得以陆续平反。
在一个乡村福利院,我参加了春节前夕慰问孤老们的活动，事后散步到后院，闻到了一丝怪味。循着这股怪味，我来到了一孔小小的窗口，发现厕所边的一间小屋里，一条赤裸的背脊蜷曲在凉席上，上身成了一个骨头壳子，脑袋离齡髅状态已经不远，掩盖下体的絮被已破烂如网，床头只有半碗叮满苍蝇的剩饭，浓浓恶臭就是从这里扑面而出——大概是管理员好多天都捏着鼻子不敢进去清扫了。
我看见了耳朵上的一只耳环，才发现这是一个人，一个女人，但门窗上都有封锁空间的粗大木头，如同在对付一只猛兽。人们告诉我，这就是一个“文革”中被专案组逼疯的阿婆，娘子军的什么班长，眼下虽巳获得平反,但疯病没法治好了。平日关住她，是怕她乱跑。
你们到前厅去喝茶吧，喝茶吧。管理员这样说。你们没必要慰问她，反正她什么也不明白的。
呵呵，这没有什么好看的。另一个人说。
我心里一沉,突然想起了少年时代的演出，想起了舞台上雨过天晴的明丽风光里，那些踏着脚尖移动的女兵，朝红旗和彩霞碎步轻轻地依偎过去，再依偎过去……我站在这个故事延伸到舞台以外的一个遥远尽头，不知道自己今后还能不能平静如常地回首那如幻天国。万泉河，特别宁静和清冽的水，从五指山腹地的雨季里流来，七滩八湾，时静时喧，两岸很少有村落和人烟，全是一匹匹移动的青山，是茂密的芭蒸叶和棕榈树的迎送，是它们肥肥大大的绿色填埋在水中。你在船头捧起一捧河水，无法打捞沉积了千年的绿色，只有一把阳光的碎粒在十指间滑落，滴破你自己的倒影。
四
我在海南省A县生活过一年，经常走过城中心红色娘子军沉默的石头塑像，看见塑像下常有两个卖甘蔗的女孩,有时还有几个老人在地上走棋。这里是万泉河下游，从九十年代开始，成为旅游观光业开发的目标。日本的、台湾的、香港的、海南的开发商在这里升起一座座星级酒店，带来了熙熙攘的人流与车流，也带来了大批浓涂艳抹的女子，给空气中增添一些飘忽身影，一丝丝暧昧和诱惑的香水味。
一般来说，她们在白日里隐匿莫见，到夜里才冒出来，四处招摇，装点夜色。如果临近深夜，她们觉得业务还无着落，就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到处乱窜。游人的汽车还没有停稳，她们的利爪可能已经伸入了车窗;游人刚进入客房，她们猖狂的敲门或电话可能接踵而至，甚至一头冲进门来赖在床上，怎么也轰不走。她们尖利的怒目，此时总是投向进人男人身边的女人，把漂亮脸蛋当作最大的灾星和仇敌，或当作越界入侵者。她们用外地口音大喊：“哪来的骚货？这样不懂规矩？他娘的把她打出去……”
“解放海南要靠红色娘子军，建设海南要靠黄色娘子军”，这一类戏语到处流行——虽然流莺飞燕在海南以外的地方同样不少，虽然海南女子倒是极少与之为伍——她们再穷也自有不娼不丐的特殊传统。
“扫黄”的运动说来就来。一到这时候，风尘女们作鸟兽散，待风声过去，又偷偷地挎着小皮包聚合起来,在角落里忙着描眉眼抹口红，一堆大陆口音叽叽唆喳，俄罗斯或者越南的女子可能也混迹其中。在她们的出没之处，其实还有一些身份不明的人，隐伏在不远处的茶馆里或者大树下，喝茶,抽烟,打牌,睡觉,聊天，打游戏机，看录像带，不时放出一个长长的哈欠。他们衣冠楚楚，不是打工者，不是游客,但总是在这里游荡，每天要做的事情似乎只有一件:收钱——等着某个女子把赚来的咸钱送到他们手里,让他们点数，由他们拿去吃喝。让人迷惑的是，有些女子居然把这个程序完成得急不可耐，票子还没有在手里捏热，就会气喘吁吁地跑来上缴，兴奋得像要及时入库，然后忙不迭地再投入新的拉客卖身。
我很晚才察觉到这些隐身的小白脸，也无法不为之惊讶。这些吸血鬼居然不承认自己下流，按照他们的说法，别人谋生只需要投人资本或者体力，他们可不一样，付出的代价太沉重了，因为他们付出的是感情，准确地说，是爱情。他们脸上挤出一丝坏笑,常常拍着胸脯向你保证，他们是那些风尘女的情人，给她们感情的慰藉和未来的寄托，包括在她们哭泣的时候去擦擦眼泪，在她们病倒的时候去找找游医,在她们被警察抓走以后去交钱赎人……这桩桩事都容易吗？不容易的。因此他们是见义勇为,舍己利人，因此收入合理，毫不在乎“吃软饭”、“放鸽子”一类恶名，不在乎世人对他们的鄙薄——碰到这样的房东或者邻居,他们缩头缩脑,脸上有讨好巴结的谄笑,能躲多远就躲多远。但他们从不会真正地自卑,甚至觉得你们这些打工者和生意人算什么东西？哪有他们的一份轻松和潇洒？
他们也许曾让自己的女人生疑，但女子们沦落如此还能有什么别的指望？而一种毫无指望的日子是否过得下去？爱是女人之魂。生活中一个哪怕最卑微的女人，一个对世界万念俱灰的女人，也不能没有爱这个最为脆弱的死穴。即使没有可靠的家，一个虚幻承诺也常常可以成为她们的镇痛毒药。有一天，一个怒气冲冲的男人赶来，把自己的女人从嫖客怀抱里拉出来，揪住她的头发,狂扇她的耳光，猛踢她的胸脯和屁股，然后把她像只死狗一样拖向归程——这个女人立刻受到了同业姐妹们的羡慕，甚至让她们感动得热泪盈眶。至于她们自己，当然得现实一点了，既然无缘这种幸福的惨遭暴打，无缘这种光荣的口吐鲜血与遍体鳞伤,那么男人的唬弄也只能让她们弃之不忍。
一位警察告诉我:在这些女人中间，大约七成受到这种荒唐盘剥。这位警察还让我惊讶地得知,一些未能养上“鸽主”的女子，甚至会觉得前途渺茫，至少在同伴面前脸上无光，会急切地寻找与攀比，真是邪门了。她们常常倾其所有,数万元乃至数十万元地甩出去,供养一个几乎注定无法兑现的承诺。
一个脂粉凌乱的疯女走过来了，又哭又笑的，嘴上有明显的血痕，短裙子被撕破，脚下的高跟鞋只剩下一只。她一见黑色小汽车就扑上去，像只彩斑壁虎死死贴在前窗上，对着车里人大喊:“我没有存折我没有存折!”……
没有人知道这只壁虎后面的故事。
也没有人把她领入医院或者领回家门，更没有一支姐妹们组成的军队前来为她复仇——眼看就要天黑了，雨点正在飘落，热带雨季的阵雨总是准时抵达。在一个和平的、世俗的、市场化的逐利时代，革命已经远去，嘹亮的军号声已经没人宁静,没有人愿意多管大街上的闲事，包括为一个下贱的疯女人停下步来——虽然她们承担过各种暧昧的收费和罚款，让某些地方官员享受着财政收入的增加;虽然她们曾经为很多商家争来客源或取悦贵客，提供过金灿灿的大把利润;虽然她们还一次次被文人们津津乐道地写进作品，承受着先锋们欲望的发泄，包括性奴的苦楚已被描写成性解放的狂欢。法国最近一本特别走红的小说，除了痛斥伊斯兰教，就是盛赞泰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色情业:真是美妙的全球化呵,既能缓解欧美中产阶级的性苦闷，吸收掉这个世界上太多危险和无聊的荷尔蒙，又能给世界上的贫困地区和贫困阶层增加收入，岂不是最符合人性？凭什么要受到伪善者的指责？
一位著名的中国理论家也在立论，一心证明“红灯区”的重要意义:旅馆业、餐饮业、娱乐业、美容业、交通业、服装业、医药业乃至银行业，无不受到这一行业强有力的拉动，而资金由富区流向穷区或者由富人流向穷人，还有哪一个渠道比女人的肉体更高效和更平稳呢？
就在不久前,革命因压抑人性蒙受恶名。某书记对女知青的诱奸，某政委对女演员的逼婚，都是一桩桩触目铁证，使新派人士们悲潮滚滚，把栏杆拍遍，将所有阶级姐妹都牵挂心头,恨不能拔剑出征替天行道。奇怪的是,他们中间的很多人,眼下面对灯红酒绿里的日常强暴却总是心平气和通情达理，对社会上流行的鸨婆哲学也总是及时理解。喜儿不从黄世仁，琼花反抗南霸天，在他们看来甚至纯属不智与多余。他们已经展开理论上大规模的宽容，让诱奸和逼婚合理化。只要把压迫者的鞭子，由权力换成了金钱就行——这只是因为他们过去未曾获取权力,没混成什么书记或者政委。
在他们看来，人性当然是重要的，但与卑贱者无关。
五
又是十多年过去了。回到内地的一天，一位朋友拉我去看再度上演的《红色娘子军》。这位朋友也曾在海南打拼，办过一个农场,后来被一场台风吓得屁滚尿流。他一出门,几百颗扑面而来的沙粒就射进了他的皮肉，到医院手术台上把一颗颗沙粒从肉洞里夹出来，竟花了血淋淋的整整六个小时。他说海南的雨季太潮湿了，台风实在太可怕了，你在那破地方还混个什么劲儿？
大幕徐徐拉开。惨淡阴森的灯光下，水牢情景浮现,镣铐的金属声哗啦作响，满身鞭痕的女主角缓缓起舞，在聚光灯下用每一个细胞挣扎,用每一个骨节悲诉,向一个她看不见的上空伸出空空双手……在这个舒适的大剧院里，看得出，那是一双没有挨过鞭打的手，纤细，柔软，瘦弱，嫩滑，也许只适合掩口浅笑或月下拈花，或泡在什么品牌洗浴液里。
接下来是四个女奴的中板群舞。年轻演员们个头高挑，技巧娴熟，对肢体应该说有足够的控制，但看上去仍是柔弱无骨，缺乏岩层般的粗粮和刚强，即便一齐举臂显露出身上条条鞭痕，但那红色分明不是鲜血而是人体秀的油彩。她们给人失真的感觉，串味的感觉，不时透出华尔兹或者伦巴的风韵。再接下来，红色娘子军的群舞也好不了多少。一群热带丛林里的伪奴隶,倒像是一群香港太太或者纽约洋妞，搬弄着她们十分陌生的大刀和步枪，表达着她们十分隔膜的忧伤和愤怒。
但还是有很多人鼓掌。
女奴们用手臂挡住鞭击从而让琼花死里逃生的时候，孤苦无告的琼花被女兵们如林双手热情接纳的时候，琼花来到政委就义现场找不到身影于是向空无四周一遍遍追问和悲诉的时候……生死相依的情景，义重如山的表达，如此久违与罕见，暗暗击中了观众们的震惊。剧场在升温，爆发出潮水般的掌声，并且有一种反常的经久不息。连我身边的朋友也拼命鼓掌，只是事后说不清自己为什么激动——他说他还哭了，却不明白一个KTV常客，一个差不多劣迹斑斑的老色鬼，今夜泪水为何而流。
我发现不少人都在泪眼花花。
对新一代演员的赵〖剔，对当年样板戏政治背景的警觉，似乎都足以取消鼓掌的理由。但我无法否认的是，当熟悉的乐浪在我体内呼啸，当舞者的手足一一到达我视野中预期的区位，这出观看过好多回的芭蕾剧，眼下还是给我一种初看的新鲜。它不再是威严样板，不再当红与流行，在今天甚至退到了边缘位置，于是刺目的强光熄灭，让人们得以睁开双眼，重新将其加以辨认。我似乎惊讶地发现，这个故事中的人性其实比我料想的要多得多，比我料想的要温暧得多。
这个作品不是曾经用刀枪吓坏过很多温良人士吗？如果高举刀枪有违人性，那么在你陷人恶棍围剿的时候他人统统袖手旁观倒成了人性？如果奴隶造反有违人性，难道在你横遭欺诈或暴虐的时候他人转过头去伴大款拍马屁倒成了人性？今天不会有太多的人，会为一个烈士的献身而苦苦痛泣;不会有太多的人，会把人间的骨肉情义默默坚守心底。如果——如果——如果这种痛泣和坚守都已陈腐可笑,那么我们是否只能把面色紧张的贪欲发作当成伟大的人性解放？或者，引起革命的压迫与剥削,革命所力图消除的压迫与剥削，在今天是否正成为人性复归的美妙目标？
也许我已经老了,见过了太多人事,于是弦惊之处忍不住鼻酸,似乎为不能确定身份和不能确定面目的什么人伤心——你是谁？你就是那个我一直熟悉但从未见过面的你吗？那个我一次次错过的你吗？今天还有多少人愿意挺身而出挡住落向你的皮鞭？今天还有多少人愿意伸出援手将走投无路的你接纳和庇护？也许，你不必过于悲伤和绝望，你至少还能听到掌声，听到四面八方经久不息的掌声，再一次在剧场里实现对革命的重申。革命是什么？革命确实是仇恨，是暴乱，是狂飙，是把天捅下来，但革命无非是暗无天日之时人性的爆发，是大规模恢复人性的号令和路标,因此也是一切卑贱者最后的权利——虽然革命大旗下同样可能重现罪恶，常常使革命变得面目不清，让回望者难以口。
我也无话可说。
我擦擦眼角,止住一颗下滑的泪水。
2003年4月
人在江湖
轻轻地一震，是船头触岸了。钻出篷舱，黑暗中仍是什么也看不见，只有身边同行者的三两声惊呼，报告着暗中的茅草、泥潭或者石头，以便身后人小心举步。终于有一盏马灯亮起来，摇出一团光，引疲乏不堪的客人上了坡，钻过一片树林，直到一幅黑影在前面升了起来,越升越高，把心惊肉跳的我们全部笼罩在暗影之下。
提马灯的人说:到了。
这是一面需要屏息仰视的古祠高墙。墙前有一土坪，当月光偶尔从云缝中泄出，土坪里就有老樟树下一泼又一泼的光斑，满地闪烁，聚散不定。吱呀一声推开沉重的大门，才知道祠内很深,却破败和混乱，据说这里已是一个公社的机关所在地，早已不是什么古祠。我们没见到什么人(那年头公社干部都得经常下村子蹲点），唯见一留下守家的广播员来安排我们的住宿，后来才知道他也是知青，笛子吹得很好。他举着油灯领着我们上楼去的时候，杂乱脚步踏在木梯上，踏在环形楼廊高低不平的木板上，踏出一路或脆或闷的巨响。声音在空荡荡的大殿里胡乱碰撞，惊得梁下的燕子和蝙蝠惊飞四起。
这是一九七五年的一个深秋之夜，是我们知青文艺宣传队奉命去围湖工地演出的一次途中借宿。
这也是我第一次靠近屈原——当我躺在木楼板上呼吸着谷草的气味，看着木窗栏外的一轮寒月，我已知道这里就是屈子祠旧址。当年的屈原可能也躺在谷草里，从我这同一角度远眺过天宫吧？
我很快就入睡了。
若干年以后,我再来这里的时候,这里一片阳光灿烂灯红酒绿。作为已经开发出来的一个旅游景区，屈子祠已被修缮一新，建筑面积也扩大数倍，增添了很多色彩光鲜的塑像、牌匾以及壁画，被摆出各样身姿的男女游客当作造型背景，亦当作开心消费的记录，一一摄人海鸥牌或者尼康牌的镜头。公社——现在应叫做乡政府，当然已迁走。年轻的导游人员和管理人员在那里打闹自乐，或者一个劲地向游客推荐其他收费项目:新建的碑林园区，还有用水泥钢筋筑建的独醒亭、骚坛、濯缨桥、招屈亭等等。当然，全世界都面目雷同的餐馆与卡拉0K也在那里等待游客。
水泥钢筋虚构出来的历史，虚构出来的陌生屈原，让我不免有些吃惊。至少在若干年前，这里明明只是一片荒坡和残林，只有几无人迹的暗夜和寒月，为何眼下突然冒出来这么多亭台楼阁？这么多红尘万丈的吃喝玩乐？旅游机构凭借什么样的权力和何等的营销想象，竟成功地把历史唤醒，再把历史打扮成大殿里面色红润而且俗目呆滞的一位营业性诗人？可以推想，在更早更远的岁月，循着类似的方式，历史又是怎样被竹简、丝帛、纸页、石碑、民谣以及祠庙虚构！
被众多非目击者事后十年、百年、千年所描述的屈原，就是在这汨罗江投水自沉的。他是中国广为人知的诗人，春秋时代的楚国大臣，一直是爱国忠君、济世救民的人格典范。他所创造的楚辞奇诡莫测，古奥难解，曾难倒了一代又一代争相注疏的儒生。但这也许恰恰证明了，楚辞从来不属于儒生。侗族学者林河先生默默坚持着他对中原儒学的挑战，在八十年代使《九歌》脱胎于侗族民歌《歌（嘎）九》的惊人证据得见天日，也使楚辞诸篇与土家、苗、瑶、侗等南方民族歌遥的明显血缘关系昭示天下。在他的描述之下，屈原笔下神人交融的景观，还有天问和招魂的题旨以及餐菊饮露、披花戴草、折琼枝而驷飞龙一类自我形象,
无不一一透出湘沅一带民间神祀活动的烟火气息，差不多就是一篇篇礼野杂陈而且亦醒亦狂的巫辞。而这些诗篇的作者，那位法号为“灵君”的大巫，终于在两千年以后，抖落了正统儒学加之于身的各种误解和矫饰,在南国的遍地巫风中重新获得了亲切真相。
我更愿意相信他笔下的屈原。据屈原诗中的记载，他的流放路线经过荆楚西部的山地，然后涉沅湘而抵洞庭湖东岸。蛮巫之血渗入他的作品，当在情理之中。当年这一带是“三苗”蛮地。“三苗”就是多个土著部落的意思。“巴陵（今岳阳）”的地名明显留下了巴陵蛮的活动痕迹。而我曾经下放落户的“汨罗”则是罗家蛮的领土。至于“湘江”两岸的广大区域，据江以人名的一般规律，当为“相”姓的部族所属。他们的面貌今天巳不可知，探测的线索，当然只能在以“向（相）”为大姓的西南山地苗族那里去寻找。他们都是一些弱小的部落，失败的部落,当年在北方强敌的进逼和杀戮之下，从中原的边缘循着河岸而节节南窜。我曾经从汨罗江走到它与湘江汇合的辽阔河口，再踏着湘江堤岸北访茫茫洞庭。我已很难知道，那些迎面而来的男女老少,有多少还是当年“三苗”的后裔——几千年的人口流动和混杂，毕竟一再改写了这里的血缘谱系。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见那些身材偏瘦偏矮的人种，与北方人的高大体形，构成了较为鲜明的差别。他们“十里不同音”，在中国方言版图上形成了最为复杂和最为密集的区位分割，仍隐隐显现着当年诸多古代部落的领土版图和语言疆界。当他们吟唱民歌或表演傩戏时不时插入“兮”、“些”、“耶”、“依呀依吱”等语助词时，你可能会感到屈原那“兮”、“兮”相续的悲慨和高远正扑面而来。
楚辞的另一面就是楚歌。作为“兮”字很可能的原型之一，“依呀依吱”在荆楚一带民歌中出现得太多。郭沫若等学者讨论“兮”应该读a还是应该读xi的时候，似乎不知道a正是“依呀”之尾音，而xi不过是“依吱”的近似合音。作为一种拟音符号，“兮”的音异两读，也许本可以在文人以外的民间楚歌里各有其凭。
这些唱歌人，即便在本世纪中叶现代革命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时候，也仍然惺忪于蛮巫文化的残梦。我落户的那个村子，有一个老太婆，据说身怀绝技,马脚或牛脚被砍断了的时候，只要送到她那里，她把断腿接上，往接口处吐一口水，伸手顺毛一抹，马或牛随即便可以疾跑如初。人们对此说法大多深信不疑。村子里的人如果死在远方，需要在酷热夏天运回故土，据说也有简便巫法可令尸体在旅途中免于腐烂。他们捉一只雄鸡立于棺头,这样无论日夜兼程走上多少天，棺头有雄鸡挺立四顾，待到了目的地之后，尸体清新如旧，雄鸡则必定喷出一腔黑血，然后倒地立毙，想必是把一路上的腐毒尽纳其中。人们对这样的说法同样深信不疑。他们甚至把许多当代重要的历史事件，同样进行巫化或半巫化的处理。一个陌生的铜匠进村了，他们可能会把他当作已故国家领袖的化身，崇敬有加。某地的火灾发生了,他们也可能会将其视为自己开荒时挖得一只硕鼠鲜血四溅的结果，追悔莫及。他们总是在一些科学人士觉得毫无相干的两件事之间，寻找出他们言之凿凿的因果联系，以编织他们的想象世界，并在这个世界里合规合矩地行动下去。
他们生活在一块块很小的方言孤岛，因语言障碍而很少远行。他们大多得益于所谓“鱼米之乡”的地利，因物产丰足也不需要太多远行。于是，家门前的石壁、老树、河湾以及断桥便长驻他们的视野，更多地启发着他们对外部世界的遐想。他们生生不息，劳作不止，主要从稻米和芋头这些适合水泽地带生长的植物中吸取热能;如果水中出产的鱼鳖鳝鳅一类不够吃的话，他们偶尔也向“肉”(猪肉的专名）索取脂肪和蛋白质^那也是一种适合潮湿环境里的速生动物。这样,相对于中国北部游牧民族来说，这些巫蛮很早以来就有了户户养猪的习惯，因此更切合象形文字“家”（屋盖下面有猪）的意涵,有一种家居的安定祥和景象，更能充当中国“家”文化的代表。
他们当然也喜好“番（汨罗人读之为ban1)椒”，即辣椒，用这种域外引入的食物抵抗南方多见的阴湿瘴疠;正如他们早就普遍采用了“胡床”，即椅子，用这种域外传来的高位家具，使自己与南方多水的地表尽可能有了距离。“番”也好胡”也好，记录着暧昧不明的全球文化交流史,也体现出蛮巫族群对外的文化吸纳能力。当欧洲一些学者用家具的髙低差别(高椅/低凳，高床/低榻，等等）来划定文明级别时，这些巫蛮人家倒是以家具的普遍高位化,显示出在所谓文明进程中的某种前卫位置，至少在印度人的蒲团（坐具)和日本人的榻榻米（卧具）面前，不必有低人一等的惭愧。
我们可以猜测，是多水常湿的自然环境，是农业社会的定居属性，促成了他们这种家具的高位化。当然，我们还可以猜测，正是这相同的原因，造成了他们的分散、保守以及因顺自然的文化性格,无法获得北方部族那种统一和扩张的宽阔眼界，更无法获得游牧部族那种机动性能和征战技术，于是一再被北方集团各个击破，沦落为寇。
我曾经发现，这里的成年男人最喜欢负手而行，甚至双手在身后扭结着高抬，髙到可以互相摸肘的程度。这种不无僵硬别扭的姿态，曾让我十分奇怪。一个乡间老人告诉过我:这是他们被捆绑惯了的缘故。这就是说，即便他们已经不再是战俘和奴隶，即便他们的先民身为战俘和奴隶的日子早巳远去，无形的绳索还紧勒他们的双手，一种苦役犯的身份感甚至进人了生理遗传，使他们即便在最快乐最轻松的日子里，也总是不由自主地反手待缚。这种遗传是始于黄巢、杨么、朱元璋、张献忠、郝摇旗、吴三桂给他们带来的一次次战乱，还是始于更早时代北方集团的铁军南伐？这种男人的姿态是战败者必须接受的规范，还是战败者自发表现出来的恐慌和卑顺？
已故的湘籍作家康濯先生也注意过这种姿态。作为一种相关的推测，他说荆楚之民称如厕为“解手”（在某些文本里记录为‘解溲’），其实这是一种产生于战俘营的说法。人们都被捆绑着，只有解其双手，才可能如厕。“解手”一词得到普遍运用，大概是基于人们被捆绑的普遍经验。
他们远离中原，远离朝廷，生活在一个多江（比如湘江）多湖（比如洞庭湖）的地方，使“江湖”这一个水汪汪的词不仅有了地理学意义，同时也有了相对于“庙堂”的社会和政治的意义。当年屈原的罢官南行，正是一次双重意义上的江湖之旅。传统的说法，称屈原之死引起了民众自发性的江上招魂,端午节竞舟的习俗也由此而生。其实，“舟楫文化”在多水的荆楚乃至整个南方，甚至远及东南亚一带，早已源远流长，不竞舟倒是一件难以想象的怪事。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种娱乐与神祀相结合的民间活动，与屈原本无确切的关系。这种活动终以北来忠臣的名节获得自己合法性的名义,除了民众对历史悲剧怀有美丽诗情的一面，从另一角度来说，不过是表明江湖终与庙堂接轨，南方民俗终与中原政治合流。这正像“龙舟”在南方本来的面目多是“鸟舟”（语出《古文穆天子传》），船头常有鸟的塑形（见《淮南子》中有关记载），后来却屈从于北方帝王之“龙”，普遍改名为“龙舟"，不过是强势的中原文明终于向南成功扩张的自然结局——虽然这种扩张的深度效果还可存疑。
一些学者曾认为，中国的北方有“龙文化”，中国的南方有“鸟文化”。其实这种划分稍嫌粗糙。不论是文物考古还是民俗调查，都不能确证南方有过什么定于一尊的“鸟”崇拜。仅在荆楚一地，人们就有各自的狗崇拜、虎崇拜、牛崇拜、蜘蛛崇拜、葫芦崇拜、太阳崇拜等等，或者有多种图腾的并行不悖，从来没有神界的一统和集权。他们在世俗政治生活中四分五裂的格局,某种弱政府乃至无政府的状态，与人们的神界图景似乎也恰好同构。我曾经十分惊讶，汨罗原住民几乎不用“可惜”一词，而习惯用“做官”一词代替:说一张纸弄坏了,说一碗饭打泼了，说一头猪患瘟疾死了，凡此等等都是它们“做官”了。这里面是否包藏着一种蔑视官威和仇怨官权的胆大包天？
北方征服者强加于他们的绳索，并不能妨碍他们的心灵还时常在体制之外游走和飞翔，无法使他们巫蛮根性灭绝。一旦灾荒或战乱降临，当生存的环境变得严酷，这一片弱政府甚至无政府的江湖上也会冒出集团和权威，出现各种非官方的自治体制。在这样的时候，“江湖”一词的第二种人文含义，即“黑社会”，便由他们来担当和出演。宁走“黑道”而不走“红道”，会成为老百姓那里相当普遍的经验。一九七二年我还是个知青,曾奉命参与乡村中“清理阶级队伍”的文书工作，得知我周围众多敦厚朴质的农民，包括很多作为革命依靠对象的贫下中农，大多数竟是以前的“汉流”分子。“汉流”即洪帮，以反清复明为初衷，故又名“汉（明）流”。我后来还知道，这个超体积帮会曾以汉口为重要据点，沿水路延伸势力，在船工、渔民、小商中发展同党，最后像传染病一样扩展到荆楚各地广大乡村，在很多村庄竟有五成到七成的成年男子卷入其中，留下日后由政府记录在案的“历史污点”。其实，这个组织在有些地方难免被恶棍利用，但多数人当年入帮只是为了自保图存,有点顺势赶潮的意味，少数忙时务农闲时“放票”的业余性帮匪，也多以杀富济贫为限，与其说是反社会罪恶，不如说是非法制的矛盾调整。
有意味的是，他们一直坚持“汉流不通天”的宗旨，决不与官府合作。但他们也有自己的影子官府，并没有活在体制真空。他们还有“十条”、“十款”的严明法纪，以致头目排行中从来都缺“老四”与“老七”——只因为那两个头目贪赃作恶违反帮规而伏法，并留下“无四无七”的人事传统以警后人。他们奉行“坐三行五睡八两”的分配制度，更是让我暗暗感叹:病者（睡八）比劳者（行五）多得，劳者（行五）比逸者（坐三）多得，可以想见，这种简洁而原始的共产主义，在社会结构还较为简单的农业社会，对于众多下层的弱者和贫者来说，会闪烁着何等强烈诱人的理想之光。
当时同在南方渐成气候的红军，其内部的战时分配制度，难道与它有多少不同吗？
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江湖南国正是多事之地。一个千年的中央王朝，终于在它统治较为薄弱的地方，绽开了自己的裂痕以及呼啦啦的全盘崩溃。英豪辈出，新论纷纭,随后便是揭竿四方，这其中有最终靠马克思主义取得了全国政权的湘鄂赣红军及其众多将领，也有最终归于衰弱和瓦解了的“汉流”及其他帮会群体，在历史上消逝无痕，使江湖重返宁静。同为江湖之子，人生毕竟不会有完全相同的终局。
在我落户务农的那个地方，何美华老人就是一个洗手自新了的“汉流”。他蹲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完全想象不出他十八岁那年，就是一个在帮会里可以代行龙门大爷职权的“铁印老么”——他操舟扬帆，走汉口，闯上海，一条金嗓子，民歌唱得江湖上名声大震,一刀劈下红旗五哥调戏弟嫂的那只右手，此类执法如山的故事也是江湖上的美谈。他现在已经老了,挂着自己不觉的鼻涕，扳弄着自己又粗又短的指头，蹲在箩筐边默默地等待。
保管员发现了他，说你的谷早就没有了。
他抬头看了对方一眼，然后起身，用扁担撬着那只箩筐走下坡去。他好几次都是这样:一到队里分粮的日子，早早就来到这里蹲着，看别人一个个领粮的喜悦神色，然后接受自己无权取粮的通知，然后默默地回去。
他太能吃了，吃的米饭也太硬了，太费粮了，以致半年就吃完了一年的口粮，但他似乎糊涂得还不大明白这个事实，没法打掉自己一次次撬着箩筐跟着别人向谷仓走来的冲动。
后来他去了磊石，那个湘江与汨罗江的汇合之地。据说在围湖修堤的工地看守草料和竹材，因为大雪纷飞的春节期间没人愿意当这种差，他可以赚一份额外的赏粮。但他再也没有从那里回来，不幸就死在那里。当地人对他的死有点含含糊糊，有人说，他是被湘江对岸一些盗竹木的贼人报复性地杀了，也有人说，他死于这一年特有的严寒。但不管怎么样，他再也不会蹲在我的面前拨弄自己粗短的指头。
汨罗江汇人湘江的磊石河口，我也到过那里的。我至今还记得那一望无际的河洲，那河湾里顺逆回环的波涛交织着一束束霞光,那深秋里远方的芦花是一片滔滔而来的洁白。那一片屈原曾经眺望过的天地，渺无人迹。
金牛山下一把香，
五堂兄弟美名扬，
天下英雄齐结义，
三山五岳定家邦。
江上没有这样的歌声，没有铁印老么何美华独立船头的身影，只有河岸上的芦苇地里白絮飞扬。
1998年5月
布珠寨一曰
布珠，是湘西保靖县一个小小山寨。
寨名布珠，另叫“布足”、“不足”、“不住”也无妨，我看当地乡干部们把它写成各式各样，不拘一格，大概怎么写都行，只是把它们当作土语的译音。像这里很多奇怪难解的地名一样,原初词义往往埋藏在谐音的汉字里，死了，无迹可寻。
当初第一个叫出bn zhu的人，发声时的惊喜或哀愁，已湮灭在茫茫的大山之中，化作了深秋时节的某片落叶或某只野鹿的低鸣。
乡政府的秘书对我说你要去布珠？不要去了吧？三十七年来，县干部去那里，也只有两次。”
“为什么?”
“太难走了。那是我们乡的西双版纳。”
他说话的时候，我瞥见他身后的地坪里，横七竖八躺了些墓碑坯子，都有一个插楔，像短短的龟头。这些石坯表面平滑，空白，不知在等待谁的姓名。
我憎恶这些鬼头鬼脑的石坯，更加决计要去布珠了。去布珠不能乘车。一大早我就下了河，搭乘木船溯流而上。清冽冽的河水流得很急，从船底下冒出一圈圈旋涡。遇上白浪花花的险滩，有些汉子便卷起裤脚下船，把纤索扣在肩头，屁股翘起来，头颈向前撅挺，下巴几乎要锄着卵石和草叶尖。他们对一河碧水极为默契，有时在水波平稳处拉得十分卖力,有时在激浪翻腾处反倒伸直腰杆放松纤索，为某一句粗话哈哈浪笑——行外人对这一切看不明白,但只要仔细看上一段，便知道他们或急或缓或劳或逸都必有其理——船已经爬上滩来。
船靠拢一个寨子，把我们卸下。我们穿寨而过开始登山。钢色岩壁大块大块地恪进目光，压迫着眼球，使你的全身开始抽紧，而且找不到树木，找不到人和水，来缓解眼球的紧张。连喘息和诅咒也开始变得干枯。
你很难想象这样的枯山上还有人迹。向导是下山来接我的村长。他说布珠的先人原来住在辰州府，有次赶山猪，竟赶到了这里，飘了一把火，发现这里的土很肥肯”长麦子，便在这里安家了，一住就是几百年。
真是这样吗？我到过好些深山里的偏僻小寨,听人们说起他们的先人，也都是原住大州大府的，都有过荣华富贵的往昔。那么他们当初是因什么样的信念而弃绝都市遁入荒野？抑或关于往昔的传说，只是他们一种虚荣的杜撰？
我说，山寨如此偏远，交逋不便，寨里的人不想迁下山去么？
“住不惯的。”村长理由充足地笑起来。他说，有一次寨里某人进了趟县城，钱袋被劫贼偷去,以后便很少有人随便进城。都传说街上的小偷厉害,标致的女人更会勾魂，只看你两眼，就让你把钱财乖乖地送过去。再说，布珠人不大会算数,做买卖总是吃亏。布珠人也不会讲官话，一嘴土话丑死了,城里人哪能听得懂？——因此布珠人最多只去附近的墟场上转一转。
“就从不想出去闯闯世界?”
“莫想的，莫想的。”
路越来越险了，有时窄得只能容人侧身蟹行。崎岖小径马马虎虎黏在岩壁上,旁边便是让人气短目眩的幽幽深涧。山谷里的风又冷又猛，鼓得人轻如薄纸，飘飘晃晃的，不由人不腿软，怯怯向前探去，总是迟迟才踏到硬实,迟迟才相信自己已经踏到了硬实。
我们又翻过两个坡，过了个山口，钻过一片桐树林子,总算遥遥看见前面山上几柱袅袅蓝烟，看见了山寨。那是些黑苍苍的木屋,拥挤交错，分成两窝,相距不算太远,据说容纳了百多人口和十多头牛。牛是很小时被男人背上山的，养大了再出力——这当然是山路太窄以至大牛无法上山的缘故。我注意到,村口有两条狗打量着我,还有四五个后生上来围观。他们戴着黄便帽，或穿着化纤质料的喇叭裤，完全是小镇上的时兴装束，倒也没有我想象中的披茅挂叶。
村长冲着其中一位说话了,好像很不高兴，咕哝着我听不懂的什么。事后村长解释，他刚才是批评那个后生太懶。这家伙有五兄弟，唯有他讨了个老婆，但老婆很快就嫌他,跟老四睡去了,使他气得闷了几天，一直没下地干活。这还不该骂么？他自己不争气，还打算老婆来养他？那女子嘛，当然也是水水的（意思是不太好），恶，半傻，还好吃——好货哪肯嫁到山上来？
我们进了这位老大的家门。屋里暗得什么都看不清,隐隐有张床的影子在暗中潜伏,上面似乎有旧絮一堆,不知沤制过主人多少思念女人的残梦。浓烈的酸臭味似乎是堆积的某种固体，我退半点，嗅不到了，进半步，鼻尖又碰撞了它。居然没有椅子。门边的鼎锅里有半锅黄乎乎的包谷糊，冷冷的,被挖去了几团，挖空之处便积有浅浅汁水——大概这一锅已被主人吃过两三顿了。
老大笑了笑,敬给我烟丝。他舔烟纸的时候，露出焦黄的牙齿，很稀疏。
“日子过得下去吗？”我通过村长的翻译问他。
“有肉吃了,有肉吃了。”
“你不要发愁。打扮得漂亮点，到山下再去讨一个妹仔来呵。”
黑脸裂开了几道肉纹，像是笑。村长再次翻译他说，莫害了人家女子。”
门口围着几个后生，嘻嘻谈笑,遮蔽得屋里更暗。他们同村长说话，我听不懂,仅仅可从一大堆声音中捕捉几个耳熟的词：“乡政府”、“汽车”、“汽油”一类，用的是汉语，他们只能音译的外来语。粮食在他们嘴里则成了“妈妈”。大概他们把粮食视同乳汁,而乳汁源于妈妈，就有了这种叫法吧？细想下去，千万母亲终身劳苦,直至形神枯槁，不确实是粮食一般被孩子吃掉了？可惜，唯有布珠人能用词语顽强标示着这一事实。
我听懂了，他们表示惊奇的叹词则是:“了了!”
我告诉他们电视有什么用途。
“了了！”他们显得不可思议。
我告诉他们，应该办学校，上学校,学会乘除法以及物理化学。
“了了！”他们摇着头，觉得太难。
他们都有生动的脸,属于自己表情的脸，像浸透了阳光和神话的一颗颗野果,勃发出红鲜鲜的光彩，不似都市上班族那般经常呆滞和漠然。
我看到村长又在呵斥着他们，稍后他才向我解释这些骚牯子……以为你带了一队女子来了“什么意思?”
“说起来话就长了。”他给我点燃烟，“六年前省妇联两位干部来了，了解情况。其中一位大姐心善,看见这里引水管冻炸了，鸡又发了瘟,直流眼泪。她走了以后,后生们就一传十十传百，说省政府会派三十个妇女上山来扶贫,解决单身汉的问题。”
后生们听到这里，此伏彼仰地笑开来，有人在抹鼻涕。
我得说实话广对不起，我这次一个妇女也没带上山来。”
他们眼中透出了对政府的失望。
我这才注意到，自进寨以来，我很少见到女人，即便见到两三位，也或瞎或跛多少有点残疾。温柔的女人们到哪里去了？女人是水。她们当然流向富庶的地方,流向城镇，流向工业。村长告诉我，这个寨子大约一大半男人是光棍，为了接上香火,寨内近亲通婚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于是残疾人便一窝窝地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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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女人的寨子,也就缺少了秩序和整洁。这里的房子都建得马马虎虎，大半是草棚，最好的也只是半瓦半草。木墙板参差不齐疏疏漏风,好几家没有装大门,看来也没打算装了——他们缺少女人甚至就缺少了私有的界线。你可以想象男人们并不把这些房子看作“家”，无论昼夜都没必要掩门，敲门也纯属多余从无回应。他们男人之间酒气醺醺的亲密，不需要用门来隔断。
但他们把坟墓建得非常宏伟而精致，哪怕是一个小孩夭折，墓室也必用方方正正的大岩砖砌成，有堡垒般大小，威风藤藤。高大坚实的墓碑总是被细心打磨出来，或圆或方的线条极其精确，一丝不苟,其石料更是细密坚固殊为罕见。我不知道人们对墓碑如此重视和考究，是否表达着他们的某种信念。也许生存只是羁旅，死亡才是永存，墓地才是无限漫长岁月的居室，因此需要一张真正可靠的门——墓碑。这些墓碑无非炫示着死亡对生命的诱惑，对众多低矮草棚的诱惑。
墓地密密匝匝生长着很多芭茅，有蝴蝶飞舞。
这天,我就住在村长家——寨子里最富足的一户。他拿给我一台半导体收音机，但小匣子已经坏了，没法让我享受现代文明。他让我吃了腌麂肉、虎肉干以及野蠤子，十分惭愧没有猴肉了——猴子都被山那边的四川佬捉光了。他还慷慨地让我洗手洗脚。我虽然知道水泉在两公里之外，虽然不愿挥霍他家的水，但没法抗拒他的热情。昏暗中，我把双脚伸入木盆，触到了水里的饭粒以及滑溜溜的什么杂物，不知道这是洗过了什么的汤水。我没法在油灯下看清，也没敢问。
火塘里跳跃着一堆火苗，牵动着旁人眼中金色的光点。好些男人来了，背负着黑暗，用一只大碗传递着辣辣的包谷酒，说着热乎乎的话。有一位后生能说些汉话，告诉我赶山猪的故事。他说老山猪最狡猾，懂得人言的。所以打山猪的话都必须规定暗语，讲反话,说东边，意思就是西边或者南边。不然的话，只要发现野猪的人向同伴一叫喊，老山猪听到了，你说它往南边跑，它就掉头朝别的方向跑。它跑起来经常蹑手摄脚,看准了时机才猛冲，冲你个措手不及。有时候，它专挑有人声的地方冲，知道没有人声的地方反而有埋伏,有枪口。一般来说，打第一枪的人没什么危险，打了第二枪，山猪才会发烈。这些家伙气力大得吓人，两颗獠牙一分，足有几尺宽，像两把大刀杀得草木哗哗哗直响，冲起来排山倒海。这种老山猪打死之后，你在它身上可以发现好多处伤疤，都是它一次次在枪口下死里逃生的记号——它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老英雄哩。
他们又说,打白面狸可用夹套，也可以等它们自己来“跌膘”的时候去抓。白面狸一到冬天就要跌膘的，自己爬上树去，一次次跌下来，要跌好多天，跌瘦了，跌得不痛了，才进洞去过冬。它们跌得昏头昏脑的时候，最笨。
但有一老人叹了口气，说现在大河里有了机器船,山上也在拉电线，阳气越来越重了，猎物就越来越稀了——动物都是属阴的。
火苗所照亮的一张张男人的脸，也都沉默而忧愁。工业夺走了他们的女人，也正在夺走他们的猎物,他们没有办法，只能在火塘边喝着残酒回忆。
一个光屁股小孩也在火塘边抢酒喝，稚嫩的生殖器晃晃荡荡，如同一蒂脆嫩的胚芽——它将要生长出枝繁叶茂的家族，喷放出整个人类么？
第二天，我起床时两腿全是痒痒的红斑，不知是因为水土不服，还是跳蚤臭虫滋生的缘故。我本来想在这里住上三四天，终于有点熬不住。村长看出了我的心思，要提前送我回乡政府去。我们在一排排高大坚实的墓碑之前走过，在布珠人神奇的昨天之前走过。不远处有两只白山羊，挂着长长的胡须，鲜红的眼睛盯着我，十分平静安详——眼圈红得像刚刚哭过了漫长一夜。
咩咩咩——它们柔软的嘴唇挪动了，引得满山的羊都应和起来，咩咩咩咩咩,分明是此起彼伏的冷笑，在山谷里浩浩荡荡地流淌。而这两只羊一掉头,欢快地藤上了山坡。
它们在冷笑什么？
村长托我把一包麂肉干捎给他儿子，他儿子是布珠唯一的大学生，去省城读书和工作已经六年，从没有回过家。
“你不捎信让他回来看看家?”我问。
“他不愿意回来的o”村长略显苦涩地笑了笑，“我也不要他回来，不要他回来。”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他送了我一程又一程,已经看见河湾了，还不愿意回去。也许他当年送儿子去省城也是这般情景。他知道儿子不再回来。他知道我这一去也不再回来。他微笑的眼神似乎在说:你们远远地走吧，不要回来，不要回来——甚至不要回头。
布珠永远是孤独的，不需要人看望。
我猛地回过头去。老村长不见了,眼睛红红的白山羊不见了，只有钢色的岩壁和岩壁溢满视野。布珠已被重重叠叠连绵接天的群山席卷而去。
妈妈——布珠教给远行游子们对粮食的称呼，也终将被群山席卷而去。
1987年7月
山里少年
A乡小学九月一日秋季开学，但初中部没有任何动静,教室里空空荡荡。原因是报到注册的学生太少，学样只得停课两周，让老师们分头下村去搜寻学生，劝说他们重返课堂。据老师们说,初二、初三的流失率较高，情况好的话，他们最终能把七成左右的学生稳定到毕业。
初中生流失成了农村新的现象。学习枯燥无味而且负担重，造成了孩子们的厌学。读了书仍无就业保证，正在使家长们失望。钱当然是更重要的问题:在国家教育部门反复整改过后的二〇〇二年，最低一档的收费标准，是小学一年级新生的三百多元——尚不包括今后补课、试卷、资料、校服、活动、保险、卫生等方面的开支。一个孩子如果想读上高中，对于农民家庭来说更意味着一场洗劫。据现行法规，农村的义务教育范围不包括高中，于是这里高中的收费较为自由。一个学生为此差不多得花费年均万元，用农民的话说:打个瞌睡也有价钱，你就权当自己已被学校里绑了票。这种文明的大规模“绑票”，使农村高中风光无限，而且成了乡镇企业普遍滑坡以后某些地方政府新的财源。在这个财政困难的县，所有的县属高中不仅得不到国家财政的支持，反而每年都得像工商企业一样，向县财政上缴所谓数以百万计的“利润”，这在全世界范围来看，恐怕也是惊世奇闻。
可以简单地计算一下:即使是小学一年级三百多元收费，也是八十年代初期同类收费的近一百倍——而这同一时期内的稻谷价格只增长了五倍，猪肉价格只增长了六倍，竹材价格甚至不升反降。这意味着，慢进快出之下，农民从这些年市场化进程中即算获得了收益,也通过教育这个渠道数十倍甚至上百倍地搜刮走了。我身边的事实是:李本仁为了供养儿子上高中，只得带着老婆和女儿彳頃巢出动去广东打工,留下一个荒草掩道和蛛网封门的家。周家老迈则听任老婆在东莞给人家老板当二奶,还给人家生了一胎，自己病重在床之时也不愿老婆回家。他说广多干一个月就是一个月，儿子今年要考大学了。”
就在他们家破人去之时，钱却哗哗流向了另一端，流向了远方的城市:这个省众多出版社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利润来自教材和教辅，富有得就像一位编辑夸耀的单位上除了老婆不发，其他什么都发。”出版社与某些教管部门、学校、书店等组成了一个教育产业化而且垄断化的受益同盟，无异于组成了巨大的抽血机器——他们的员工住进了新楼以后马上又要换上更新的楼，一批批公费游玩了港澳以后又要去游玩欧美。这被视为改革开放的成果，因此有些人对教材限价的国家政策还大为不满，说这将破坏改革开放，将毁灭所谓出版发行领域里“社会主义的主渠道”。
受益方当然也不是没有压力。根据市场交换的规则，对方一手交钱，你就必须一手交货，比方学校就得交出文凭。这才能算作买卖公平。A乡的很多初中文凭就是这样颁发出去的，哪怕一个初中毕业生还算不出一元一次方程的题目。但家长既然交足了钱，就有权获得正当回报。在这种情况下,文凭不再是对知识和能力的衡量,更像是一种市场上的有价证券。然而螳螂捕蝉，尚有黄雀在后。A乡教师们在高价卖出一张张文凭以后，自己一堆堆的培训证书也是高价买来的。他们奉命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不仅要参加各种业务考级:普通话、计算机、教学法、政治思想等等，而且没有中专文凭的要考中专、没有大专文凭的要考大专、没有本科文凭的要考本科……所有应考者都得参加培训，所有受培训者都得交钱,至于交了钱以后是否参加培训，参加培训是否真能学有所获，就不那么重要了——那不过是交易之外的虚文。因为离县城很远，有六十多公里，路费不堪重负，A乡教师们每逢周末只是推选代表去县城听课，到后来连轮值代表也不履行职责，若没赶上汽车，就去种菜或者钓鱼了。但这一切并不特别要紧，与文凭的获取并没有关系。据说省里来的王琳讲师对此非常惊讶。她脑子里只有老式概念，一心想让学员们在取得文凭之前获得最多的知识，因此把培训教材及其教案逐一精心准备。
但她发现学员们开始是迷惑不解，继而怒不可遏。“我们都交了钱的,还要我们学得两眼发黑，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他们大声说，“你们上面的人也太毒辣了吧?”
她拒绝学员们的宴请和送礼，又拒绝透漏考题，结果几乎成了人民公敌，被学员们的罢课整得灰头土脸。她甚至成了培训主管部门不欢迎的教师，再也没有收到过授课邀请。显然，她只是一个干扰文凭交易游戏的麻烦制造者。
教育就这样远离了知识，当然也就远离了正常人格。我在A乡的走访一次次滑入困惑。我发现这里凡精神爽朗、生活充实、实干能力强、人际关系好的乡村青年，大多是低学历的，大多是没读多少书的。我认识的老李家虎头，只读过初中，是个木匠，但对任何机器都着迷，从摩托到门锁均可修理,看见公路上一辆吊车也要观察半天，是一位百家相求的“万事通”和“百能里手”，自己的日子也过得很富足。我认识的另一个后生，即周家峒的献仁,更是连初一也没读完，忙时务农，闲时经商，偶尔也玩一玩麻将或桌球，但并不上痛，已经娶了个贤惠妻子,见邻居有困难都乐呵呵地上门相助，走在山路上还哼几句山歌。与此相反，如果你在这里看见面色苍白、人瘦毛长、目光呆滞、怪癖不群的青年，如果你看到他们衣冠楚楚从不出现在田边地头，你就大致可以猜出他们的身份:大多是中专、大专、本科毕业的乡村知识分子。他们耗费了家人大量钱财,包括金榜题名时热热闹闹的大摆宴席，但毕业后没有找到工作，正承担着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和自我心理压力，过着受刑一般的日子。他们苦着一张脸，不知如何逃离这种困境，似乎从没有想到下地干活也是突围的出路之一。他们因为受过更多教育，必须守住自己的衣冠楚楚和怀才不遇。
我曾经想帮助这样一位知识青年，就让一位在银行工作的朋友，从单位里淘汰的电脑中找出有用的配件，拼装了一台电脑送给了他。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大专毕业生并没有按照我的要求去学会打字，更没有学会査找科学养殖的资料，而是用电脑看武打影碟，玩电子游戏，异想天开地想在网上找到私彩中奖号码——A乡的地下私彩这两年正是高峰。他对我投来疑惑的目光，不相信央视网站和港府网站上没有猜码的暗示，也不相信香港影星张国荣没有做过变性手术。他再一次证实了我的愚蠢:就因为这一台电脑，他父母白白支付了更多的电费、上网费以及维修费，抢收稻谷时更不能指望儿子来帮上一手。这台万恶的电脑使儿子成天在荧屏上寻找知音和安慰，更为有理由远离劳动和厌恶劳动，对父母有更多蔑视和冷漠。
奇怪的是，他的父母并没有责怪我，眼里反而增添了莫名的兴奋和欢喜。在他们看来，儿子不仅在城里学会了吃袋装零食和打手机，而且又通过电脑熟悉了张国荣一类名流，当然是更有出息了。他脾气越来越大，当然也更像一个人才了。他们提来一只母鸡，对我送来的现代化千恩万谢。
我能说什么呢？
我什么也没说，只能庆幸那台电脑终于成了一堆破烂，庆幸一个备用硬盘还扣在我手里，当时没有一股脑都交给他儿子。我还知道有一场危险的念头正在脑子里升温:我是否还应该庆幸有那么多乡下孩子终于失学或者綴学,没有像他们的儿子一样进城读书？我是否应该庆幸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尚有大量的山里少年未来得及受到现代精英教育的心理污染和精神残害？
这个念头似乎荒唐一但九十年代以来很多地方的教育已经使事情变得这样荒唐，对于巨大的边缘化社会群体来说，一方面是读不起书，一方面是读了书以后更加无能为生，甚至无心向善，以至山里人也许需要用失学和辍学来护佑人心，阻止下一代人向充满着蔑视、冷漠以及焦灼不宁的惨淡日子滑落。
这真是一种让人绝望的两难之境。
山里人是朴实善良的。他们的家居正堂里，常常供着“天地君亲师”的排位，显示出“师”是社会道德的最后支撑，是他们心中最后的寄望。我不知道，如果这个“师”，这个人心中最后的依恃，也在市场化的拜金主义大潮下崩溃，他们将会走人一个怎样的未来？而这个千万人的未来能否被现代精英们绕过去？
正因为如此，我想起了我并不很熟的王琳讲师。她也是从农村来的，肯定也背负着沉重甚至辛酸的故事，但她顽强坚守着教育最基本的定义，人生的每一步，包括在一场文凭供求游戏中无奈退场,也许都有我们不易察觉的伤痛。我向她遥遥致敬，希望她有一天能重返山乡，接受我一碗清茶的尊敬。
2003年9月
世界
很多年前,我在湖南的汨罗江边插队，常听当地一些农民聊天。在我那个村子的附近，山头还有抗日战争时留下的战壕,偶尔还能在草丛或荒土里找到一颗锈垢缠裹的颗粒，磨一磨就亮出铜泽——是子弹。子弹证实了史料上的记载，那里曾经发生政府军截断长岳公路的阻击战。
农民把兵称为粮子。农民说日本粮子好可怕，说那时候一个受伤的日本粮子进了村，可以吓得全村的男女老少跑个精光。
对付这个兵，还是个掉队的伤兵，上百号男女没有人想到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我对这种说法大为吃惊。我从农民的笑谈中洞见了另一种真实，一种耻辱感挥之不去的真实。我很不情愿地明白，这个民族自清末以来一次次成为失败者,除了缺少工业，还缺少另外一些东西。
多少年后，一九八九年的法国巴黎曾经有一个酒会。主人是来自台湾的一位文化高官，主宾则是大陆一些有名气的文化人，还有少数几个法国朋友应邀作陪。主人明明可以说一口漂亮的国语，也明明知道他的主宾们听不懂英语,但更愿意用英语致词。译员当然是有的，但只把英语翻成法语，把面面相觑的一大堆中国人晾在一边。
一个中国留学生觉得不对劲，准备提请主人注意到这一点。居然有一位作家拉住了他的衣袖不要非礼，这可能是人家的习惯。”
一种奇怪的形势就这样持续下去。主人对主宾们致词，压根不在乎对方能否听懂。这种绝非疏忽的轻慢,竟然有受辱者毕恭毕敬地容忍，而且不准别人代为反抗。
中文是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所使用的语言，包容了几千年浩瀚典籍的语言，曾经被屈原、司马迁、李白、苏东坡、曹雪芹、鲁迅推向美的高峰和胜境的语言，现在却被中国人忙不迭视为下等人的标记，避之不及。沉默的一群仍然听不懂，但没有人退场,也没有一个人站起来，用这种双方都听得懂的语言说一句:“先生，请你说中文。”
听说以上情景的那一刻，我猜想一个民族的衰亡，首先是从文化开始的，从语言开始的。侵略者从来明白，攻城莫若攻心，而一个人的心里只有语言，精神唯语言可以建筑和守护。
法国作家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已经描述过向侵略者缴出语言的痛苦。满清王族最终没能征服中国,也是被中文的汪洋大海淹没，退出紫禁城则只是迟早的问题。走出十九世纪的黑非洲,身上最深的伤痕，也许不是来自帝国的入侵和掠夺——外来的实业家固然心狠，但有H寸候留下一点科学技术的扩散，留下一些大楼或公路，对殖民地的经济多少有一点剌激。比较起来，帝国最大的罪恶，影响最为深远的罪恶，莫过于语言殖民化所带来的文化残疾。文化消解了，就像灵魂熄灭了，一个民族即便有再强健的体魄，也只能任人宰割，形如散沙，没法凝聚出坚定的行动和旺盛的生命。陷入经济上的长久困局，也在所难免。
美国长篇小说《根》里面有一段情节:主人公一次次逃亡，宁愿被抓回来皮开肉绽地遭受毒打，不惜冒着被吊死的危险，决不接受白人奴隶主给他的英文名字，而坚持用非洲母语称呼自己:昆塔。
可惜，只剩下这样一个血淋淋的名字，一代代秘密流传下去，也只具有象征意义。作为昆塔的第七代后裔，小说作者只能用英文深情地回望和寻找非洲。白人强加给他所有同胞的基督福音，无法解决那一片大陆上累积的问题:债务、战乱、艾滋病,还有环境破败和技术落后。
中国的很多字也有血迹,只是巳经褪色，已经被人淡忘而已。海峡两岸的这些高官和文豪，在这一天的酒会上主动和自愿地背弃了中文。事情很明白，这些聪明人感觉到中文没有足够的含金量,至于还含注多少尊严，多少热诚，多少创造的智慧，也并非不成为问题。他们为了显示与自己领带和皮鞋相称的教养，没有必要对这种下等的语言亲近。
四
文明是一条长长的河，不断地有细流的渗去和汇入。生的就生了，死的就死了，命运严酷无情。没有充分理由断定，某种文化将长盛不衰万世永存。南危地马拉的丛林里，玛雅文化只有废墟残存供后人凭吊和猜测。当年不会比汉语覆盖面小的古希腊和古埃及文明，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兴起之后，也呼啦啦崩溃。
辽阔的中国,期待着一个奇迹般的再生。从五四运动或更早的时候开始，一场文化再造的百年苦斗,从西来的民主和科学中获取热能，历经外部的封杀和内部的自戕，把数以亿计的人导出了腐朽王朝的暗影。但是压力和危机尚存。我们还没有今天的孔子和庄子,今天的《离骚》和《坛经》。我们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大学群落，但还没有自然科学里的爱因斯坦、海森堡,没有哲学里的康德、马克思、海德格尔,没有历史学里的汤因比，没有经济学里的亚当?斯密、凯因斯，没有文学里的托尔斯泰、卡夫卡，没有艺术里的毕加索、贝多芬……一句话，从总体上看，我们毕竟还少有影响和推动世界潮流的当代文化巨人。描述一个文化上的东方强国,还只能含糊其辞。
我们不得不一次次地承认自己的学生地位。严格地说，我们的很多学科，至今还在靠西方的输血而生存。我们不少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因其种种无法摆脱的历史限制，更像一些介绍家、鉴赏家、综述家、资料整理家，而不是创造家。他们即便干得很不错的时候，也只是称职的导游员或节目主持人，XI各种节目融会于心，但没有自己的节目，或者自己的节目不够精彩。他们被尊为区域性名人，但还无法被纳入全球性的文化视野——即使把有些人对东方的歧视因素排除出去。现代中文的价值含量，还没有使中文达到人家必须尊重，必须使用，必须广设课程加以学习的程度——虽然近来的情况稍好了一些。
对一个人，对一个民族的语言出产，希望有更多独特性的创造，这永远不是什么苛求。
五
相反，一百多年后，目下正大举炒入西方市场、正在被某些西方人争相喝彩的，却是另一类中国文字。有几部志在票房的电影，有几本通俗的自传性小说，作者可以在艺术上平庸得一塌糊涂，唯独有一点上却绝对精明和清醒:那就是要挤眼泪，揪鼻涕，全力展示中国的乖戾、残酷、可笑，暗无天日，不近人情，不可救药，其文化背景该遭天谴，以满足某些西方人的怜倘欲和种族优越感。他们像一些职业乞丐，进人都市之后，被财富和做派吓得两眼发直，大气都不敢出，于是选择最省力气的角色:衣服一定破烂，头上一定要有脓疮,最好还能在街头亮出血糊糊的伤口和畸形的断臂残足，以便招来好奇的围观,让路人施舍小钱。
为了使乞讨有一个神圣的名义，他们学会了下注政治。也是在法国，一个装容着深刻表情的演讲厅里，优质音响设备正在传出哪怕最微弱的咝咝气声。一位记者提问在现在的中国,还有没有人因为写小说而坐牢？”我身旁一位女作家犹豫了片刻,斟酌着说我见到过一个囚犯，他说，他写过小说。”
回答当然很精明。把“因为写小说而坐牢”偷换成“囚犯写过小说”,含混之际，既满足了记者对答案的预期，又不违背事实。既以貌似大胆的言论在外面出彩，又没有超出底线，不至于因言论失实受到国内的追究。让记者高兴是重要的，舆论意味着自己的知名度、出版机会、访问邀请和美元。暂时不得罪中国官方也是重要的一假如自己还打算回国或者出任什么委员，还打算踏上通向权力高层的红地毯。
镁光灯闪亮，这位作家后来果然被记者们热烈包围。
这样的成功，培养着西方人的知识胃口，这种胃口反过来要求更多的惯性刺激。于是一时之间，一批批国人前去就范，一面对洋人就嘴巴不听使唤，一个劲往话筒里喂人谎言。他们在西方混多了，懂得在诉苦之余还应加一点文化作料，比方穿戴上西方人爱看的佛珠，比方掏出一只偷偷从工艺商店买来的小脚绣花鞋，声称那是祖母的遗物，并为此当众流下眼泪。他们明白，不少西方人在吃饱牛排之后，要像看橄榄球或汽车赛一样来看绣花鞋——而且缺乏足够的中国经验来辨别真伪。
一九九四年春，我在国外的书店、影院以及交谈中,对这种汉奸文化的越来越多以至铺天盖地感到震惊，对一般国民在几个汉奸炒热走红之后普遍的羡慕或麻木感到震惊。我不知道正派的西方人会如何看待这些。我一点也不想掩盖伤疤，不否认中国确有很多悲剧给这些乞讨者提供了理由和机会，那些悲剧制造者更应受到指责。我也不认为民族的面子有什么要紧，不觉得一见家丑外扬就需要恼怒。但我还是觉得下跪的姿态剌目。
不是一般的卑亢失度，或者糊涂。汉奸共通的特征，或者说一切美奸、法奸、澳奸、日奸、德奸、俄奸之类人奸的共同特征，就是势利。他们的每一句话，都可以使你清楚地感到目的所在:是一份优薪,一本洋护照，还是一顿午餐。他们从来不会站在学术良心或社会责任的立场,说一句没有利益回报的废话，连耍流氓也招招实惠，决没有胆量举起手来，纠正权势者某一个常识性的错误。
他们也从来没有幸福，从来不觉得身后也有幸福。他们不知道幸福其实是热情,是生命力的笑容,是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和任何时候都存在的上帝之光，辉照在正派人互相熟悉的眼神里——即便在“文革”时代命贱如草的穷乡僻壤,即使在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血流成河的日子,幸福也依然存在。只有可怜虫才永远自怜，嘴里只能出产呻吟。他们即便享遍满世界的福，也还会怨气冲冲，只要一转眼见到更有钱的人,还会有下跪的习惯。
我也曾经被邀去演讲。看着台下一双双蓝色的眼睛，我揣测他们想听到什么。我本来打算谈父亲的自杀，谈自己亲历的枪战和监狱,谈中国一幕幕惨剧和笑剧……我知道那最能收获西方的兴奋。但我突然愤愤地改变主意,并自觉羞愧。这羞愧不在于我说什么，而在于我为什么要那样说。
这不意味着从此对中国的苦难缄口，只意味着开口不再取悦于人。
我不能与下贱的语言同流。
六
英语并不是从来血统高贵。十一世纪，说法语的诺曼集团侵占了英国之后，英语曾被视为一种下贱的语言。英语只与穷人的事物有关，而政界和都市则流行法语，读书人更习惯拉丁语。乡下穷人喂养的“猪”是英语，城里富人吃的“猪肉”是法语，这一类差别和混杂一直保留到今天。
在宗教改革家?路德把《圣经》从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翻译成德文之前,德文也曾被视为世俗的语言，不配用来谈论宗教和灵魂。他以“职业”的俗义来译注“天职”，在教廷心目中简直是犯上和渎神。比他更早一点的捷克教士胡司，主张用方言作祈祷，把教义捷克语化，也构成异端罪之一。他付出了更高的代价——最后在广场上被活活烧死。
我要说的下贱语言则是另外一回事。不是指语种，而是指语质。不是指弱势阶级或弱势民族的语言,而是指任何一种语言中都可能出现的品格退化。
这可能以貌似圣洁的形态出现，比如在中国的“文革”。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句句红光亮。禁欲主义的语言专制清除了所有描述人欲的词汇，使之进人无名状态的黑暗,结果带来生命的枯萎，带来幽默、轻松、温情、执拗等等个性的绝育。人们即使在家信和日记里，也渐渐活出社论和革命公文的模样，活出整齐呆板的格式。今天的人只要翻一翻当时的印刷品,无不惊讶字号的奇大。其实当时人们已无话可说，大量语言找不到指陈对象，只得从人们的记忆中退出——到了这一步，一个大字号的国家必然出现。用增大字号的办法来充塞版面和空洞大脑，自然成了普遍的无奈。
但语言品格的退化眼下在更多地方表现为鄙俗化，表现为市井下流腔。同样是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同样是语言的暴力，但它排泄在流行歌曲和野鸡小报里，给人心强加种种卑污的时尚，诱发出油滑、浅白、混乱、人云亦云，还有媚从的语气和表情。它总是向心于金钱，只指涉利害,散发不出激情的血温和光彩，无法用来讨论崇高和意义。就像青楼小调只宜与瓜子、胭脂、麻将、酒肉相配合，无法用来演出正剧，无法用来歌唱母亲或女儿。
这种语言与官腔构成了下贱的两极。因此,让一个庸官改行为流氓，或者一个流氓改行成庸官，不会特别难，但让他谈一谈内心，谈一谈英雄，谈一谈境界和趣味，谈一谈对草原或海洋的感受，通常就有语言的空白和障碍。
官僚是经常标榜道德造型的，但很多官僚的阅读水准,只合适男盗女娼醉生梦死的恶俗读物，从不敢去碰鲁迅。同样道理,新派精英是憎恶“文革”的，但很多精英的口舌常常摆脱不了“文革”的流行词语和常用句式，每到哗众之时，对旧时代的做派、手势、歌曲等等总是不自觉地一次次加以模仿，使之突然复活。事情就是这样，有些对立是虚假的对立，一旦照照语言的镜子，就显示出深层的同构和同质。
语言是精神之相。一个民族如果出现了下贱的语言潮流，如果一个民族的大报小报都充斥着官腔和流氓腔的语言繁殖,那么必定已病相深重。
七
关于西藏，是一个我缺乏知识的话题。但比我更缺乏知识的很多西方人,比我也比西藏人还愿意谈西藏，正在一次次要求中国把它割让~他们说这话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应该把美国还给印第安人，把南非还给黑人,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还给原住民,也没打算要求英国放弃北爱尔兰。
在一九九四年的春天，也许我的结交范围有限，我发觉同行的好些中国人一碰到这个话题就吞吞吐吐，就左右旁顾，就盯着烟头做深思状做叹息状做理解状。也许，出于生计等方面的隐秘原因，他们必须出言谨慎，必须顾及当地主人的脸色。也许，在习惯了日常人际之间的庸俗之后,他们巳经找不到谈论这一类话题的语言,已经不知道如何描述历史和表达公道。在长长的旅程中，我居然只见到一个中国人敢于对此正色，敢于区分什么是正常的讨论，什么是居心可疑的讹诈。这个人平时不大言语，以致我一直对他没有什么印象，常常不觉得他在场。但他突然冒出来，突然用不大流畅的粤式中文说不要上西方政客的当。”
他说尊重西藏是一回事，分裂中国的阴谋是另一回事。如果今天是西藏,那么明天就是新疆，是东北，是台湾和香港。”
他又不说话了,直到离开餐厅，无声地没入夜色。
我后来才知道，这位先生算不上地道的中国人。他只是祖籍广东，自己为越南籍，然后是澳籍。在他逃离到澳洲之前，红色政权杀了他的父亲和好几位亲人，没收了他家几十公斤黄金。他乘一条渔船在公海和印尼荒岛上漂泊数月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我还知道，他是个与巴黎的演讲厅和话筒无缘的穷人，眼下领着失业救济。这个世界很难听到他的声音。
八
我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至少不是某些人理解中的民族主义者——虽然这个主义可以成为弱小者的精神盾牌。在我看来，这张盾牌也可以遮掩弱者的腐朽，强者的霸道，遮掩弱者还没有得手的霸道，强者已经初露端愧的腐朽。
谈主义很容易简单化，摆出一个民族主义的爱国英雄姿态，更是比下馆子还容易的事，尤其是大家口袋里有了些钱的时候。
我住在海南岛,这里总是满目皆绿，疯野和肥厚的绿色。偶有惊心之艳，是一树树紫荆憋不住了，溢出了遍地的落红。有时还有熟透的椰子在你鼻子前砰然坠地，让某个初上岛的人大惊失色。海南有一句戏谑，说一个椰子砸下来，足以打中三个总经理。这戏说了一种社会现状,一种市场经济的奇观。似乎一夜之间，公司如林，连少女和儿童的节日祝词也是“恭喜发财”。
大浪淘沙，几起几落，然后我看到有一批人，正在社会的底片上逐渐显影。他们大多年轻，手握巨资却不张扬，暗藏野心却老成和审慎。他们是名楼名车的买主,却巳及时地风雅和朴素，比方对走路和家常小菜更有兴趣。他们的目光正在越出国界,进入了经济全球化更宽广的领域，比方染指金融或期货。因此他们往往比外交官更熟悉伦敦或芝加哥的时间，更为清楚英文或法文的各种名称缩写，虽潜行于人海的某一角落，却通过便携电话正追踪着美元的价位，日本财相的病情，海湾战争的进展,巴西的气象预报，波兰的就业率以及七国峰会半个小时前的争议……以便决策自己今天下单的时机和方向。多少年前革命领袖对红卫兵“胸怀世界”的号召，在今天这些人没有硝烟和流血的电脑荧屏上,喜剧般地得以实现。
有些西方政治家曾像高龄产妇一般，期待着这个阶层在中国的临盆和成长。奇怪的是，恰恰是这些人可能最让西方沮丧。他们不再是情绪化的大学生,凭几部进口电影来梦想异国，他们日益增长的财产更容易决定他们的逻辑和态度。崇洋一夜之间变为仇外，对于他们来说并不太难。如果他们正在出口皮鞋，当然会痛恨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如果他们准备去西藏或香港办公司，当然会警惕藏独或港独的游说。他们巨大的购买力，买出了境外的中文热，比方说让香港售货员们争相学习普通话。
稍微敏感一点的人，都知道事情正在起变化。亨廷顿，哈佛的终身教授，当然也感到了热烘烘中文的压力，终于在一九九三年的《外交》季刊上披上了战袍，强调不同文明之间因差异而引起的冲突，把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视为美国在冷战之后最大的威胁。在同年十二月的哈佛大学一次讲座中，他更把话说白了，提出政治学必言霸权，美国应该联日，拉越，压俄，共同来“围困中国”。
我对亨廷顿没有什么惊奇。我只是惊奇某些国人的微妙反应。他们连忙去引经据典，向教授发出哀哀怨怨的表白。比方首先与阿拉伯坚决划清界限，称“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冲突的分析尚能站住脚”；或者再打一个小报告，向亨廷顿举报俄国，断言只有“东正教文明会成为反西方文明的最主要挑战者”。这种无聊的乞讨和挑唆，竟成为好些精美期刊上的学术。
他们倒不如一些实业家,能一眼看穿亨廷顿，不过是从经济战车上飞来的一颗哲学炸弹。手里不是冲锋枪而是计算器，身上不是迷彩服而是上班装，桌上不是军事地图而是销售账表,前面不是铁丝网而是“进口限额”、“关税法案”之类所保护着的市场纵深。一场民族之间的经济大战迟早要接火，或者说已经接火。在这场战争中,祖国常常是投资者们的必要掩体。
从精神上保卫一个民族，就义者总是有限。当民族变成利益符号和利益载体的时候，一切就差不多成了通俗故事，不难激起社会性狂热。不光是烽烟滚滚的波黑、中东、阿富汗、卢旺达正在重新高扬民族的战旗，连加拿大、印度、意大利、西班牙、德国、美国的夏威夷，也都有要求分治要求散伙的吵吵嚷嚷。“祖国”成了光头党的常用词。“本国优先”是竞选人拉票时不可少的激昂,是最时髦的政治流行色。百分之几的失业率或一块油气田，就可以使人们突然对肤色和母语的差异大惊小怪，突然觉得异族面孔不可容忍，必须恶语相加,拔刀相向。
国家解体同夫妇离婚一样频繁多见。国家数目在迅猛增加。有人预计，到下世纪初,这个数目可能增加到五百。到那时候,我们将比现在有多得多的边界，多得多的海关，多得多的总统班子和外交纠纷。既然上帝不再出现在裁判席，既然共产主义也不再是理想，那么还有什么可以充当民族的胶黏剂？于是,一个似乎没有任何主义的时代里，民族主义似乎正在成为最后的主义。
我对此感情复杂。
九
“民族”这个词使用得最多的今天，实际上是它的词义日渐空虚的时候。美国就很难说是一个民族。它包括唐人街、韩国城、小东京、犹太区、意大利街、墨西哥街等等。操西班牙语的果农、操挪威语的麦农、祖籍在波兰的矿工、哈勒姆区的黑人老太，还有印第安保留区载歌载舞的男女……这全都是美国，也几乎是世界。在一九九〇年的调查中,美国人中每八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是异族混血的产物，牵连到至少两种以上的血统以及文化根源。这个越来越“杂种”的美国，只好用爱国主义来置换民族主义。
国界的意义也越来越引人生疑。前苏联的核电站事故，污染了境外好几个国家。日本的酸雨，则可能来自中国和东南亚。废毒气体对地球臭氧层的侵蚀，受害者将不是哪一个国家或哪几个国家，而是整个星球。事情不仅仅如此,在今天，任何一个单独的民族,也无法解决信息电子化、跨国公司、国际毒品贸易等难题。正在延伸的航线和髙速公路，网捕着任何一片僻地和宁静，把人们一批又一批拋上旅途，进入移民的身份和心理，进入文化的交融杂汇。世界越来越小，电视机使我们都成了世界的前排观众，时时直面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不把这个世界当作一按键钮就挥之即去的东西，不过是在几十个频道间跳来跳去的东西，你就完全应当采用比“民族”更为宽广的视角。民族是昨天的长长留影。它特定的地貌，特定的面容、着装以及歌谣,一幅幅诗意图景正在远去和模糊。不管我们愿不愿意，现代移民们已经不再有旧时的山长水远，不再有牵动愁肠的驿路遥遥。电话和飞机票，正在使故土和故人随时可至,就像附近某个加油站或杂货店，无法积累和强化游子的激情。长别离既已不长，长相忆也就无所可忆。更重要的是，当工业文明覆盖全球，故乡与祖国便在我们身后悄悄变质。不管在什么地方,到处都在建水泥楼，到处都在跳恰恰舞，到处都在喝可口可乐，到处都在推销着日本或美国的汽车。照这样下去，所有的地貌模仿出同一的景观，你思念的故乡与别人的故乡差不多没有两样;你忠诚的祖国与别人的祖国也差不多没有两样。那么这种思念和忠诚还有多少意义？还如何着落？
近些年来,我每一次回到湖南老家，都加深了这样的感觉,不免有一些怅然。哪怕是在一个偏僻的山寨，我听到立体音响里轰轰扑来的，不是记忆中的唢呐和山歌，而是我在海南、香港，在美洲和欧洲都听到的电子流行音乐。这样的故乡，我的后代还能不能把它与其他旅游地给予区别？还能不能在其中寄寓特有的情感？
民族感已经在大量失去它的形象性，它的美学依据。
根系昨天的，唯有语言。是一种倔头倔脑的火辣辣方言，突然击中你的某一块记忆，使你禁不住在人流中回过头来，把陌生的说话者寻找。语言是如此奇怪,保持着区位的恒定。有时候一个县，一个乡，特殊的方言在其他语言的团团包围之中，不管历经多少世纪，不管经历多少混血、教化、经济开发的冲击,仍然不会溃散和动摇。这真是神秘。当一切都行将被汹涌的主流文明无情地整容，当一切地貌、器具、习俗、制度、观念对现代化的抗拒都力不从心，唯有语言可以从历史的深处延伸而来，成为民族最后的指纹、最后的遗产。
民族似乎仅仅成了这样一种东西:可以被装人录音带，带上它，任何人都永远不会离乡背井。
欧洲一体化似乎胜利在望。海关、汇率、军事和政治之类的问题都是不难解决的，利益纷争也可望找到合适的安排。绕不过去的最后一道难关，看来只有语言，是各个民族决不会轻易让出的语言权。在M-昆德拉的小说里，一群同去援助柬埔寨的白人激烈内讧，就是因为能听懂英文的法国人坚决不愿说英文,不愿服从英语霸权,情愿忍受太多的麻烦,坚持用多种语言来进行协商。这当然不是小说家的一个噱头。
近年来的左派文化运动,也把语言视为重要战线。反抗中心，挑战主流，保卫文化多元性，少数激进人士甚至拒读莎士比亚，发誓回归印第安民歌或阿拉伯神话。他们宁愿狭隘也决不卑屈，宁愿孤立也决不背弃。这个运动在美国叫“政治正确”，其英文简称叫PC，与个人电脑的代号同名。
但我想到它的时候，耳边总是响起另外两个更为响亮的音节“昆塔。
血迹未干的昆塔。
我们回到了前面说过的那一个画面，昆塔宁可被抓回来皮开肉绽地遭受毒打，不惜冒着被吊死的危险，也不接受白人奴隶主给他的英文名字。他留下了一个永远的诘问:这样做值不值？用英文是否就丧失尊严？就不能活下去也不能得到幸福？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他的血是否完全白流？是否只是一种愚蠢一种狭隘一种可悲的自作自受？他因此而承受的所有鞭刑，只配受到后来人哈哈嘲笑？
在未来的人们看来，他只是保卫一盒录音带的无谓代价？
十
有一种表达的困难。
我说完了。我知道这场演讲对于他们来说很乏味，让人失望。他们目光换散，东张西望，甚至连连哈欠或者早就起身而去，留下冷冷的空座位。除了最后一排的西蒙——谢谢你一张孩子脸上遥远的笑容给我安慰。
他们敷衍地鼓了掌，没有提问的兴趣，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好像总算熬过了不可忍耐的停电，现在光明大放，可以好好乐一乐了。他们向那个刚才谈女人内短裤的作家微笑，向那个刚才谎称自己一直受迫害的作家请教，请那个出示绣花鞋并且当众流泪的作家去国家电视台接受采访。他们离开我，离开了一个失败者，一件滞销产品。他们希望有趣味的谈资，有印象的表演，有独特性的刺激，观众总是这样的C他们没有必要对乏味客人表示过多的关照和礼貌，更没必要费气力来探究什么方言。
有一个人甚至眼中透出讥嘲，对我刚才的违拗给予报复你是潘南人，毛泽东也是湖南人，请问下一个最伟大的湖南人是谁？——不包括你。”
“好吧，我听说你也是A大学的毕业生，那么请问A大学下一个最伟大的人是谁？包括你可以，不包括你也可以。”
他克制地笑笑，把不甘罢休的目光暂时落人纸咖啡杯。
我必须这样回答,还击这一类无聊的挑衅——不管他是大报记者，还是学院院长、出版商、文学大奖的评委。这种来自东方的不恭，当然更令他们不快。
我再一次失败，这几乎在意料之中。我苦于缺少更多的故事和才情,至少缺少语言的机灵，来挽救败局。我得承认自己的平庸和笨拙。这没有什么。我宁可暴露自己的平庸和笨拙,也不愿意哗众表演，比方掏出一只可疑的绣花鞋。我甚至不会玩一次仇外的偏激，宣布自己就是国粹派,就是看不起他妈的西方，就是仇恨莎士比亚以及一切白人文学的霸权——那样也容易，至少是一种极致，一种风头，一种未必得到赞同但至少可引人注目的惊险节目。经验证明,很多西方人宁愿遭遇敌手，也不愿意承受乏味。
我不能这样说。因为这不符合事实。我是读过莎士比亚的，是喜欢欧洲文学的——从我在乡下的知青户开始。那时我和同学们在下乡前偷袭了学校图书馆，胡乱偷了一些书,来打发乡下阴暗的雨季。
那个美丽的语言世界让我永远怀念。
我终于明白，语言也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无论是莎士比亚还是别的什么，都承载和沉积着人的经验，人的思维和情感，推动了人脑的发育和进化，完成了人群的联系和组织，使人具有人性。作为先民的遗赠，语言守护着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可能，也担当着人类文化共同性的可能，使人们得以在差异中融合,在交汇中殊行。
我们接受了过于复杂和零碎的地图,我们的肉体分泌出彼此相违的利欲，唯有真理的声音,一种高远澄明嘹亮的精神，可以跨过国境，穿越不同的肤色和发色，为全人类彼此相同的心灵所倾听——如果心灵和心灵都还醒着。
即使面对空空如也的座位，我也仍然这样说。
H—
地球并不算太大，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一个人走出县，走出省，当然也可走出国,可以爱其他的国家。正像我们不可想象黑人都留在非洲，白人都守住欧洲。我在国外的一些朋友,常常并不比国内的朋友离我更远——无论是地理的距离还是心理的距离，那么也就无须大惊小怪。
区别其实只有那么一点:你是否还有同情和热爱——在热爱远方的土地之前，你是否热爱脚下的土地？我们从脚下的土地开始了一切。我不得不一次次回望身后，一次次从陌生中寻找熟悉，让遥远的山脊在我的目光中放大成无限往事。人可以另外选择居地，但没法重新选择生命之源，即便这里有许多你无法忍受的东西，即便这块土地曾经被太多人口和太多灾难压榨得疲惫不堪气喘吁吁，如同一张磨损日久的黑白照片。你没法重新选择父辈,他们的脸上隐藏着你的容貌,身上散发出你熟悉的气息，就埋葬在这张黑白照片里。你没法重新选择童年或少年，一只口哨，一个铁环，一个打兔草的竹篮,或者一盏雨夜里瓜棚的孤灯,都先后遗失在这张黑白照片里——也许更重要的是，这里到处隐伏和流动着你的母语，你的心灵之血，如果你曾经用这种语言说过最动情的心事，最欢乐和最辛酸的体验,最聪明和最荒唐的见解,你就再也不可能与它分离。
这样的人，也是远方黑压压的那些你陌生的人。
1994年8月
笑容
中国书展在巴黎举办期间的一天，几个中国作家应邀在一华人家里餐聚，照例七嘴八舌地抬杠逗乐,不时发出哈哈大笑。在场的法国驻广州总领事跟着笑，然后感叹:中国真是一个快乐的民族。要是十个法国作家坐在一起，气氛一定会拘谨和沉闷，绝没有你们这样的开心。
此人是个中国通，所言也不像是客套。
中国人确是一个爱笑的民族。即便是身处困境，即便生活在似乎不应该笑的日子里，也逆来顺受，随遇而安，坏事变好事，退一步海阔天空，如此等等，自我宽解和苦中作乐的能力仍然很强。听听老北京或老长沙的市井聊天，读读老舍的《胳驼祥子》和鲁迅的《阿Q正传》，沉重苦涩里不时透出中国人的苦笑，与耶稣受难式的西方悲情不大一样。
再说,眼下中国也进入了一个笑声渐多的时代。对比近一百年前八国联军兵临城下，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等方面已表现出东土复兴之象。对比近一百年来的西学东渐，现在的文化西传也让人兴奋一~光是在这次书展上，中国当代文学的法译作品就数以百计，老中青几代作家，有的一两本，有的五六本,其翻译质量和接受程度虽可存疑，但仅就品种数量而言，较之法国文学对中国的进口，如果不说是顺差，至少不再是逆差。不但如此，更多的年轻作家还在一批批进入法国汉学界的视线，阎连科、东西、魏微、李洱、红柯、盛可以……这些名字不一定被所有中国读者熟悉，但已经在那边口口相传，已经或可能将要成为译家们下一步捕捉的热点。这种关于中国文学的近乎热炒，当然是中国人不会拉长一张脸的理由。
中国人较少西方礼仪的规驯，笑起来大多任性而为，无所节制和忌惮，一笑就爆，一笑就闹，一笑就烂了一张脸，有点野生物种纯属天然的味道，在巴黎优雅的社交场合叭叭叭地绽放，无异于一次次噪音施暴。面对西方人的暗暗惊疑，我曾经想做一点解释和辩护。我说，笑也是一种文化，是一种受到文化制约的心理表现和生理形态。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浪潮，天然的笑容其实日趋少见，更多的笑容正在由好莱坞一类霸权媒体批发。比方你在新生代电视一族的脸上，分明可以发现都市化的笑容一号、笑容二号、笑容三号?微笑或浅笑，嘲笑或媚笑，都常常浮现出影视明星们的规格和标准，是影视样板对日常生活的表情强制，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表情移植，于是村姑如今也可笑如上流贵妇，小白脸则可能刻意绷紧一张牛仔或警长的酷脸。
我是在一个座谈会上说这个意思的。这一说，把听众们逗乐了。但也看得出来，那一刻他们大多笑得有点不自在，大概都在意识和检讨着自己的笑容，甚至下意识避开我刚才指出的标准一号或者二号。只有一个胖老太，不再分寸准确地嫣然或粲然，竟笑得前俯后仰不能自持，事后对我说你们中国作家说得太有意思啦，哈哈哈!”
对听众们搞笑，对于访法的很多中国作家来说不是难事。所以几十场座谈会下来，多是气氛热烈笑声满堂，让东道主十分满意。不过，用笑声来打发一切问题，包括绕开或折扣很多严肃的问题，便成了耍小聪明的噱头，失之于中国文化里的轻浮和油滑。未谐而笑，无乐而笑，应付人事之前，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急匆匆地笑上一大脸，也有过分的卑恭逢迎之嫌，多少透出了一点弱势民族惯性化的心理虚疾。我旁听了一些座谈会，远远观看台上的动静。说实话，单从形体美学的角度来看，我喜欢中国人的笑，但也觉得某些同胞的笑脸过多，或者说笑的不是地方，比如在该紧张之际油滑得过于轻松，比如在该轻松之时逢迎得过于紧张，如此等等。相比之下，进入人类命运和思想艺术追求等严肃话题时,有些法国作家脸上那种认真劲头，那种端庄、持重、沉稳、聚精会神、两眼逼视、眉梢微挑等等，无论出于本真还是带有几分造作，都显得更为可爱和可敬。
人家高卢人功夫深着呢。从武士传统和教士传统中修炼出来的这一套面容遗产，从都市社交沙龙里打磨出来的这一套面容纪律,不是我等随便模仿得了的。
何况世界上还需要各种认真，何况世界上很多思想情感毕竟在笑声之外。一个时刻正在到来，那个时刻你想视而不见却无法回避。在这一个正在到来的全球性严峻大变局面前，中国文学也许应该更多一些不笑的表情~像鲁迅先生盯着我们时的一脸肃静。
2005年月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