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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琴声，就像是闪电，给黑漫漫的苍山大地带来了光焰；这琴声，又像是点燃奴隶心中怒火的引信，霎时间，满山遍野同声唱起了“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听！这琴声如泣如诉，似近似远，那是在诱发一个个奴隶的心声；听！这歌声低沉压抑，如悲如愤，那是挣扎在死亡边缘上的奴隶在呻吟；听！这琴声铿锵有力，像是船夫号子中的领唱，指挥着一长串赤身的纤夫与激流抗争，与险滩奋战；这歌声激越高昂，就像是奴隶们挣脱了锁链，呼喊着向旧世界宣战！……
循着这变化无穷的琴声，我们看见在熊熊燃烧的篝火旁边，站着一位颇具风采的中年妇女，颌下夹着一把小提琴，右手舞弄着琴弓，陶醉在音乐之中。她忽而上身微颤，忽而头部随着琴声的缓急，十分协调地摆动着，一句话，她的灵魂和音乐完全融为一体了！她就是长征中的囚徒姚秀芝。她用琴声驱走了困神，唤醒了一个个红军战士，高声唱着《国际歌》，前进在陡峭的山路上！夜幕打开了，晨曦的光芒渐渐洒向了人间；待到红军战士登上险峻的高山之巅，天完全大亮了。举目眺望，长空放晴，云雾皆收，如血的朝霞捧出一轮红日，万道金光掩映在峰峦丛林之间，姹紫嫣红，光怪陆离，异常壮观。
从此以后，姚秀芝的琴声又回到了红军中间。打了胜仗，小提琴就奏响了欢庆的乐曲，向英雄的红军战士们致敬；打了败仗，部队继续无目的、无穷尽地向西逃亡，小提琴就奏响了动情的江西民歌，让红军战士于失败之中想想当年的中央苏区，思索着失败的原因。
姚秀芝仍然没有摘掉托派嫌疑分子的帽子，但是，红军战士早已忘记了她是长征中的一个囚徒。她是一位有着渊博知识和政治素养的红军干部，同时又是一位执著追求革命、信仰共产主义的艺术家，因而她永远不能寂寞，时时都在求索。人生最大的苦痛是什么？自然不是坐牢，遭受幽禁。如果铁窗之火能冶炼革命斗志，这监禁之地恰是高风亮节之所，她会认为这也是人生的最大乐趣。然而，今天禁闭她的囚牢是共产党设立的，押送她的解差是红军战士，作为一名共产主义的忠诚信徒，还有比这样的处境更痛苦的吗？姚秀芝由于遭受审查，不明白红军退出中央苏区的原因，也不知道最终退向何方；在长征的路上，她这个囚徒没有活动的自由，更不准随便和红军战士谈心，唯一的权利，就是看护越来越多的伤病员。因此，她心中的苦闷是可想而知了！姚秀芝真想早一点解开心头的谜团，为此，她利用一切机会和霍大姐深谈。
霍大姐是来自井冈山的女红军，她和丈夫被说成是朱毛山头的人。由于她的丈夫能征善战，所属部队一时又离不开他，所以才幸免于被撸掉兵权，像姚秀芝这样放到基层当“囚徒”。但是，霍大姐却受到了牵连，长征的前夕，把她调离机要部门，放到红军医院中做临时负责人。她不明白，共产党人为什么还要搞株连九族这一套？每当姚秀芝问到有关这些事的时候，她总是要长长地叹一口气：
“秀芝啊！我的处境比你也好不了多少，你是明牌的囚徒，我是在上面挂了号、内部控制的囚徒。咱们还是谈点别的吧！”
可是，姚秀芝对别的事情不感兴趣啊！她每每听到霍大姐这句话，就兴味索然地离去了。接着，她不是埋头于护理伤病员的工作，就是独自一个人躲在僻静处，安上弱音器拼命地拉琴，在这艰苦的路上，似乎只有工作才能填补她内心的空虚，也只有琴声才能发泄她满腹的愤慨。
命相连，心相通。霍大姐对姚秀芝的处境是同情的，因而在行军中，利用可怜的一点职权照顾她；遇上老马为难她的时候，就挺身而出为她说几句不平的话，试图在红军医院的医务人员、伤病员的心目中，抹掉她那托派、囚徒的形象。但是，她们毕竟还不十分了解，因而她对姚秀芝的一些做法也难以理解。比方说，姚秀芝被打成托派，是因为心爱的丈夫在苏联期间，曾和托洛茨基的一位部下有过交往，可她为什么会和反对她丈夫的人结合呢？难道她真的想通过这种违愿的结合，抹掉别人强加给她身上的污点吗？如果不是这样，那又是为了什么呢？一个多月以来，霍大姐寻找不到答案，但她从姚秀芝的言行坚信，这个坚毅的女红军，永不屈服的囚徒，这样做一定别有原因，在一次宿营的时候，她依然和姚秀芝背对着背休息，为了探视姚秀芝深埋内心的秘密，她主动地讲述了自己的爱情经历。
霍大姐虽然结婚将近六年了，可是她的年龄还不足二十五岁。在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兴起的时候，她这位女中学生走出了校门，被山沟沟里的有钱人讥为金凤凰飞离了梧桐树，领着被骂作痞子的泥腿子造了她爹的反，真是出足了风头！大革命失败以后，她被父亲缉拿回家，打入囚牢。用她父亲的话说：“不让她上上刀山，下下火海，脱上几层皮，掉下几斤肉，她是不会改邪归正的！”然而，这位性格倔强的霍大姐，宁可死了，也不向父亲低头认错。不久，秋收起义的部队逼近了她的山乡，反动的父亲逃跑的时候，决定把她带走，她死活不从，气得她父亲重重地打了她一记耳光，骂了一句：“让红毛绿眼睛的山大王娶你做压寨夫人吧！”遂带着金银细软、妻儿老小逃走了。很快，红军解放了山乡，也从牢中救出了霍大姐。是天意相许吧，她真的爱上了一位长她整整十岁的红军指挥员，虽然没有应验她父亲的话语，当上山大王的压寨夫人，可的确成了一位红军干部的妻子。那时，她刚刚过完十九岁的生日。她讲到这里，突然收住了话音，又习惯地叹了口气，感慨地说：
“秀芝！我们这一代女人是不幸的，为了求得爱情的幸福，婚事也变得有些传奇了。多少年以后，我们这些和绿林好汉成亲的人，在艺术家的笔下，将会被描写成个什么样子呢？”
姚秀芝虽然也是一个地主的女儿，可她主要接受的是西方的文化教育，她只相信爱是婚姻的基础。有了真正的爱，即使相爱的人儿远隔千里，他们仍然是幸福的。但是，严酷的现实惩罚了她，使她永远地失去了这种相爱的基础，所谓的夫妻结合，竟然变成了一种需要——当然不单单是指生理的需要。这对一个视情操为圣洁的人来说，是何等的痛苦啊！因此，她听了霍大姐的话后，淡淡地笑了笑说：
“霍大姐，做山大王的压寨夫人不一定会痛苦，未来变成国王的妻子也不一定幸福，关键是为了爱，还是为了需要，而需要总有满足的时候。就这个意义上说，我对你的爱情生活，倒是很羡慕的。”
霍大姐以为时机到了，便问：
“秀芝！你爱他吗？”
姚秀芝被问得窘住了，霍大姐的问话，就像是一颗重型炮弹，炸开了她封闭的心扉，那暂时平静的心湖，顿时又掀起了感情的巨浪，搅得她神志慌乱，难以自持。在她的心目中，霍大姐应当是了解她的历史的，起码也听说过她那曲折的爱情经历。此时此刻，她不知为了什么，特别期望霍大姐问起早已逝去了的他，似乎通过对他的谈议，还可以寻回早已泯灭的幸福，尽管她也知道，对逝去的幸福的回味，心中会酿成更多的苦酒。因而，她微微地低着头，像初恋的少女，在向同龄的好友说起自己的情人那样，心里咚咚地跳着，很是不安地问：
“你指谁？”
“张华男。”
“他？……”
“对！我问的就是他。”
姚秀芝面色顿变，方才那甜蜜蜜的滋味猝然变质，苦得她就像是吃了青杏一样。她把头扭向一边，又独自生闷气去了。
霍大姐是个聪明人，她从姚秀芝速变的神色，知道她是十分憎恨这位曾做过保卫局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张华男的。说句老实话，由于张华男他们这一伙进入中央苏区以后，把她的爱人打成毛派分子，排挤到一边，她打心里也是反对他们的。为了尽快打开姚秀芝的心扉，获知全部的秘密，又严肃地问：
“秀芝！你是个明白人，告诉我，你到底是不是托派分子啊？”
“不是！就是把我打死，把我的骨头烧成灰也不是。”姚秀芝坚定地说。
“你相信原来的他是托派吗？”霍大姐沉吟片刻又问。
姚秀芝自然明白“原来的他”是指爱人李奇伟。她永远不相信李奇伟是托派分子，因为巴黎公社墙下的婚礼就是佐证。但是，残酷的事实竟然是这样的复杂，李奇伟不仅自己承认是托派分子，而且还向组织上交代发展了她，使她蒙受了不白之冤。她无法解释这无情的事实，又陷入了极为痛苦的矛盾中。
“你怎么啦？”霍大姐生气了，大声地问，“难道你真的相信原来的他是托派吗？”
“不！不……可他、他……”
姚秀芝的思绪变成了一团乱麻。她清楚地知道，如果这种谈话再继续下去，她会痛苦到发疯的境地。为此，她匆忙站起身来，慌忙地说了一句：“我看看伤员去！”就像一个小偷似的逃去了。
霍大姐的努力再次失败了，难以理解地摇了摇头，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何时才能找到打开她心门的钥匙呢？”她站起身来，跟在姚秀芝的身后，也去察看伤病员了。
霍大姐很早就做了母亲，长征前夕，她忍着极大的悲苦，把两个不满五岁的伢子送给了家乡的老表，可是她那颗做母亲的心一天也没平静过。行军的路上，每逢看到老乡的孩子，她都会联想起自己的心头肉；露宿的梦中，也常常因为孩子扑到自己的怀抱里、或被还乡团残酷地杀死而惊醒。为此，她时常对姚秀芝发着这样的感慨：
“我们妇女的痛苦，多半是来自家庭和孩子。”
姚秀芝十分赞赏这句话。这些年来，她饱尝了丈夫酿制的比黄连还苦的酒，只有孩子才是中和这苦酒的药剂。因此，每当霍大姐和她谈起孩子，她就会想起比亲生女儿还亲的彤儿。
彤儿十多岁了，跟着姚秀芝长大成人。多年来，母女二人相依为命，默默地为党工作着，进入中央苏区以后，她是红军剧团最小的成员，会唱歌，会跳舞，自然还能演奏一手不错的小提琴。每当同志们夸奖彤儿天资聪颖，承继了母亲那非凡的才气的时候，姚秀芝的心中就会泛起一阵阵甜滋滋的味道；每当彤儿天真地问她：“妈妈，我能去巴黎音乐学院学习提琴吗？”她的心中又会掠过一丝悲凉，但她又立刻回答女儿：
“能！一定能。”
姚秀芝突然被隔离审查了，张华男借口不要给彤儿心灵上造成创伤，强行把她们母女分开了。每到万籁俱寂的深夜，长空就会飘荡着彤儿思念母亲的歌声、琴声。姚秀芝伫立在隔离室的窗前，眺望着空中的明月，静静地听着这歌声和琴声，猜想着女儿忧伤的心情。长征以来，她听到的不是枪炮声，就是伤病员的呻吟声，唯独没有听到那如泣如诉的琴声和歌声。
霍大姐逐渐地知道了姚秀芝这种特殊的母女之情，每当她想做个好心的搭桥人的时候，老马那固执的形象就又闪现在眼前，那可怕的株连事件，又像是一群嗡嗡的苍蝇在包围着她，使她不得不放弃这个善良的念头。
十二月十一日，红军西进到通道县城，突然决定原地整休，等待命令。老马接到通知，立即赶到张华男的驻地汇报；霍大姐决定趁机去城外看看久别的丈夫。事有凑巧，霍大姐回来的路上，看见随军长征的剧团在忙着筹粮。她找到了彤儿，叫到一边小声地问：
“想妈妈了吗？”
“想……”彤儿猝然鼻子一酸，啜泣起来。
“别哭！别哭……”霍大姐神秘地使了个眼色，压低声音说，“快装作肚子疼痛的样子，阿姨带你看妈妈去！”
彤儿跟着霍大姐来到了红军医院，当她看见久别的母亲蹲在一个大木盆的前边，默默地洗着那带血的纱布的时候，她惊喜地叫了一声“妈妈——！”飞身跑到跟前，一头扎在姚秀芝的怀里失声地哭了。
姚秀芝惊呆了，她不敢相信这就是现实，因为像这样母女相会的情景，她在梦中不知见过多少次了！直到她看见彤儿仰起泪眼，望着她那惊愕的神色，摇着她那呆滞如木的身躯，哭着问“妈妈！你这是怎么啦”的时候，她才蓦地叫了一声“彤儿！……”紧紧地抱住彤儿哭得发抖的身子，淌下了一串串热泪。
站在一边的霍大姐也早已泪水满面了，她不忍心再看这母女相会，可又怕被老马撞见，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故又不得不打断这刚刚入情的母女会，关切地说：
“秀芝！你母女快说说心里话吧，老马回来以前，我还要把彤儿送回去呢。”
姚秀芝明白了事情的真相，哽噎着说了一句“霍大姐！我谢谢你了”。她轻轻地擦去彤儿满脸的泪花，带着彤儿走进了自己的住处。
霍大姐蹲在木盆前，刚刚洗了一块纱布，老马就闯进了院子。她为了掩护姚秀芝母女在屋内相会，急忙起身拦住老马，询问见到张华男的情况。正当老马傻乎乎地讲述中央可能在道县开会的消息的时候，屋内传出了姚秀芝和彤儿伤心的啜泣声，他愕然地问：
“姚老师和谁在屋里哭啊？”
“这……”
“这我可得看看去！”
“不行！”霍大姐一步跨到老马的身前，拦住了去路，神态格外的严肃，但语调又是那样的恳切，“老马！今天看在我的面上，你也不能进屋去。”
“为什么？”
“不要问了，有朝一日我会告诉你的。”
“这……”
“这样做是为了你，也是为了我。”
这时，屋内传出了彤儿格外伤情的哭声，以及姚秀芝悲切切的话声：
“彤儿！听妈妈的话，快回剧团去吧。”
“不！我哪儿也不去，我要妈妈，我要和妈妈在一起，呜呜……”
老马全然清楚了，他蹙着眉头沉吟了片刻，很是不安地问：
“彤儿怎么来的？保卫局知道吗？”
霍大姐说彤儿是来医院看病的，顺道看看母亲，没有任何人知道，也希望老马装作没看见，不要向保卫局汇报。
“这……怕不好吧？我的职责……”
“就是对付红军中的所谓敌人，对吧？”霍大姐猝然发怒了，两只冒火的眼睛瞪得又大又圆，愤然地说，“国民党还许探监呢，你们为什么连彤儿看母亲的权利都给剥夺了？”
“这……”
“这是最惨无人道的事情！你懂吗？”
姚秀芝领着号啕不已的彤儿走出了屋门，十分理智地说：
“霍大姐，你把彤儿送回去吧，这，我就很满足了。”
彤儿紧紧抓住姚秀芝的手不放，不住声地哭喊着“我要妈妈……”姚秀芝痛苦地合上了双眼，蓦地用力把彤儿推下台阶，转身进屋，咣当一声，又关死了屋门。
摔倒在地上的彤儿哭得更是伤心，霍大姐急忙赶过来，扶起彤儿，难过地说：
“别哭，不是妈妈狠心，懂吗？彤儿……”
彤儿懂了。屋内又传出姚秀芝的话声：
“彤儿！你再不跟霍阿姨回剧团去，我就不要你这个女儿了！”
“妈妈！我听你的话，我这就跟着霍阿姨回剧团去！”
霍大姐领着彤儿走到老马身旁，说了一句“人心都是肉长的！”气呼呼地走出去了。
老马一言未发，只是长长地叹了口气。
几秒钟后，屋门打开了，姚秀芝走了出来，感伤地说：“老马同志！这事与霍大姐无关，希望你汇报的时候，要尊重这个事实。”旋即又坐在木盆前，哗啦哗啦地洗起了带血的纱布。
“我谁也不汇报！”老马转身走了。但他作出这样的决定，还是十分矛盾的。
老马曾经任过张华男的警卫员，被称之为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绝对可靠的肃反战士。长征前夕，他受张华男之命，押着姚秀芝来到了红军医院。当然，他还负有其他的使命，如在暗中监视霍大姐，以及其他所谓的嫌疑分子。时间，是改变人的认识的条件；生死，是考验是否忠诚于革命的分水岭。历经一个多月战火的洗礼，姚秀芝这个囚徒的形象，在他的心目中慢慢地起着变化。他经常地自问：“姚秀芝为什么要当托派呢？她在家当小姐，在国外当艺术家，在红军里当指挥员，不都过得很幸福吗？她既然加入了托派，又为什么死活都不承认呢？再说她的言行，我看更像是一个共产党员啊！……”当初，老马知道姚秀芝是张华男的妻子，他逢人便夸奖张华男“大义灭亲，连自己的老婆都不抬抬手放过！”但是，自从那天夜里翻越险山以后，他对姚秀芝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他曾对霍大姐说：
“我看啊，像姚秀芝这样的托派越多越好，革命兴许还会提前成功呢！”
老马和霍大姐是同乡，但霍大姐是老马参加革命的指路人却鲜为人知。所以，张华男要老马暗中监视霍大姐是失算了，因为他根本就不相信霍大姐会反对红军，反对革命。老马也是来自井冈山的红军战士，他虽然忠诚于肃反工作，但对红军接连失败、无休止地长征想不通，自然地会想起当年红火的革命年代，免不了悄悄地同霍大姐发几句牢骚，说几句怪话。
霍大姐对革命忠心无二，把一切都献给了共产主义。近几年来，革命中出现了许多怪人怪事，尤其是那些借肃反之名，进行着党同伐异，随意整人的事情，令她十分恼火，可又怯之三分。她终于学会了适应的办法，文明的说法，就是要讲究策略。例如，她发现老马的思想开始松动了，就通过回忆共同走过的路，说明现在这种无目的地逃跑是错误的。为了改变老马对姚秀芝的态度，她说过这样一段话：
“你的顶头上司就没有难处吗？他如果真的相信姚老师是托派，那为什么不和她离婚呢？你再想想看，他为什么偏偏派你来呢？是让你监视姚老师，还是让你暗中保护姚老师，这不是小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吗？如果有个变化，你不就真成了一个傻老马了吗？”
从此，老马的心眼也变灵活了，同时，他还想着万一不发生变化的结果。他和姚秀芝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相安无事地走在长征路上。老马毕竟是一位忠于职守的同志，他不满意自己的做法，可又不敢贸然行使保卫局授予的职权，内心还是很痛苦的。他真想见到顶头上司交差了事，回到作战部队中去，亮开膀子，痛痛快快地干它一场！说来也真巧，这种机会真的来到了。
那是红军突然改变路线，放弃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向西进入贵州的一个傍晚，红军医院刚刚扎下营盘，一位戴着眼镜、书生气十足的红军干部骑马来到了医院。老马一见欣喜若狂，飞快地跑过去，一把抓住了战马的缰绳，分外热情地说：
“欧阳！是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张首长和同志们都好吗？”
欧阳是这位干部的姓，并非他的名。中国人就是喜欢简单明了，把姓名欧阳琼三个字还省略了一个。他是张华男的秘书，是红军作战部队中为数不多的笔杆子，和老马也是熟人。欧阳琼滚鞍下马，万分焦急地说：
“张首长负伤了！老马同志，快通知医院的领导，做好救护准备，一会儿担架就到。”
老马听说张华男负伤了，急得二话没说，转身跑到霍大姐的住处，如实地作了汇报。霍大姐稍经沉吟，望着面色极为难看的姚秀芝，几乎是用下达命令的口吻说：
“秀芝！你带上急救的药物，立即和老马同志去迎候老张，我留在这儿做好救护的准备工作。”
姚秀芝面色苍白，紧紧咬住微微颤抖的嘴唇，凄楚地哀求说：
“霍大姐！我……不去……”
“你必须去！”霍大姐发怒了，“一日夫妻百日恩嘛，你怎么这样不近情理？”
姚秀芝第一次看见霍大姐发这样大的脾气，惊得不知所措，她那滚动欲出的泪水，无声地淌了出来。片刻，她说了一句：“随你怎么说吧，我就是不去！”转身离去了。
霍大姐望着姚秀芝的背影，气得“咳”了一声，匆忙收拾好急救的药品，和老马一块急急忙忙地出发了。
姚秀芝理智地准备好救护工作，寒冷的明月已经爬上了东山，可是抬张华男的担架仍然没有来到。事实就是这样在捉弄姚秀芝，她恨张华男，更不愿意见到他，然而他偏偏负了伤，还要住进她待的红军医院。想到此，她那隐隐作痛的心中，陡然之间翻起了波浪。她不知是出于恨，还是因为爱，她只觉得神情恍惚，胸口像是堵了一团棉絮，生命就要被窒息了！是为了逃避？还是为了解脱？甚至是为了其他什么……她身不由己地离开了急救室，沿着山野小路，踏着寒月的银辉，向着山里走去。当她的心无法驱走张华男的形象时，隐隐远去的那段痛苦的历史，又重新在折磨她的灵魂、她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