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
文学:梦游与苏醒
时间;2006年7月
地点:上海上海大学人文学院
向大家学习。这个文学是最不好讲的,所以我接到这个约请的时候犹豫了很久,不该知从何讲起。
大家看题目。题目叫“文学:梦游与苏醒”。所谓梦游,就是指一种半醒半睡的状态,看起来是大活人,实际上是一个昏睡者。这个意象也许有点像现在我们的文学:看起来很活跃,很繁荣,但可能并不清醒,甚至病得不轻。我接下来分四个方面来谈:
文学的第一个旧梦是“精神导引”。曾经有一句通俗的话,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这里引了两条经典语录。同学们英语都很好,肯定能看得懂。第一'条是:He gives his reader pleasure at the same time as he instructs him.这是罗马时代大学者贺拉斯在《诗学》里的话,可译成中文的“寓教于乐”。他强调“教育”和“教化”,把文学家当作老师。当然也有相反的观点。柏拉阁在《理想国》里说:…representation is a kind of game,and should no tbetaken seriously。他说“表达’不过是是“游戏”,我们不要过于“严肃对待”。这与我们现在很多文艺家的“游戏说”是相通的。在中国古代也有类似争论。孟子说:“闻其乐而知其德”,把音乐和道德紧密联系在一起,由此引出宋代周敦颐提出的“文以载道”,都是一个思路。当然也有相反的观点,比如老子认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这个老子是不是有点接近于柏拉图?他是不大看得起文学艺术的,是把真、善、美割裂开的。包括我们在座的这些文科生,我们这个学科,原来差不多都是被柏拉图和老子给予轻视甚至蔑视的。
中世纪以后,欧洲人对上帝的信仰受到动摇,就像尼采说的:上帝死了。正是上帝之死,使文学临危受命,接班上岗,在一段时间内承担了强大的精神引领功能。像雨果和托尔斯泰,他们的名字都曾经被分别用来命名主义,叫“雨果主义”和“托尔斯泰主义”。他们是整整一代或两代人的精神领袖,是民族的灵魂,受到各种美誉和崇拜,差不多是“上帝的代用品”。他们的艺术成就并非无可挑剔,比方雨果在法国一直伴随着争议,有些人会说雨果太煽情,其实不高明。但不可否认的是,雨果是法国人乃至欧洲人在那个时代的太阳,是价值和真理的权威性标尺。托尔斯泰也不是尽善尽美。有一次我搬家清理书籍,发现一本托尔斯泰的书,顺便翻一下,发现他的文字不怎么样啊——当然也可能是翻译的问题。后来我请教了一位俄国文学专家。他说托尔斯泰的语言在当时俄国也有非议,有时是松松垮垮拖泥带水的那种。但不可否认,托尔斯泰是那个时代的准上帝,对人们的精神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中国汉区以前没有强大的宗教传统,但儒家就是我们的“上帝'晚清以后儒家的正统地位受到动摇,一大批作家成了推翻圣人的圣人,比如鲁迅和巴金。巴老去年去世了。有些青年作家对他感到陌生,找他的《家》、《春》、《秋》,读了一下说,写得不怎么样啊。我说你别小看这几本书,在那个时代,巴金可是一代人的精神路标。很多人就是因为读了一本《家》,就走出家门投身革命,去追求由和幸福。最近媒体大量报道一些烈士事迹,“永远的丰碑”什么的。那些烈士大多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就牺牲了,前仆后继,义无反顾,其精神支撑很可能就是一本鲁迅的书或者巴金的书。所以你不可想象,鲁迅、巴金这样的作家在当时处于怎样崇高的地位。
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整个人类还充满着理想色彩。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主人公保尔?柯察金有一段内心独白当我死去的时候,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不会因为内心空虚而烦恼。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把毕生献给了人类最高尚的事业。”这种人生信念,拿到我们今天这个消费时代里来,会被很多人嗤之以鼻,甚至被当作斯大林主义的红色宣传。其实这里有一点误会。因为这一段独白并非小说作者的独创,而是来自富兰克林的《自传》。富兰克林是一个什么人呢?他是美国的一个作家也是一个资本家。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个小册子里面,还专门谈到富兰克林,认为他是整个资本主义精神伦理的代表性人物。那么奇怪的是:一个是无产阶级的战士,一个是资本主义的实业家,他们怎么共享一种崇高的精神信念?怎么都立志投身高尚的事业?其实不奇怪。在后上帝和后儒家时代,由于历史的某种惯性,上升的无产阶级和上升的资产阶级,都充满着理想主义气质。
到了“文革”,文学的精神引领功能用到了极致,也最终出了问题,比如革命样板的宣传后来受到大家抵制。同学们比较年轻,对“文革”难有切身体会。我并不是说样板戏一无可取,比如有些剧目在音乐上、表演上乃至思想情感上还确有亮点。我只是说样板戏所代表的精神教化到底取得了多大效果,显然值得怀疑。有些道德说教甚至产生了很多副作用,比方说造成讲假话,造成虚伪、褊狭、残暴等等。“文革”期间的许多灾难,恰好与这种教化同时发生,使我们不得不对这种灵魂工程打上一*个问号。精神蒙受污名,也是“文革”副产品之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旦进入市场消费时代,作家们大多对精神躲得远远的,“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说法几乎烟消云散,倒是大批“人类肉体工程师”冒了出来。屏幕上这是一位“美女作家”。我不知道她是谁,是从网上搜索到的。你们知道她是谁吗?……你们也不知道。但网上有大量的类似图片,据说她们眼下都大红大紫。她们中的一部分,不但代表了文学的游戏化,而且代表了文学的欲望化。柏拉图说文学是GAME。但游戏还需要智力,需要技能,需要严格训练,智商低的还不行啊,就像玩棋玩麻将踢足球。但现在有些文学是欲望化的,连游戏精神都没有了。比如网上的那本著名的性日记,性流水账,完全没什么技巧,但在国外出版了很多译本,被当成中国的前卫文学。
作家们耻谈精神,知识分子把精神当传染病,那么精神交给谁呢?请看,屏幕上这些江湖术士就开始接管作家们的业务。他们比作家们的水平低得多,说句话可能连语法逻辑都有硬伤,知识也很贫乏,但他们身后有浩浩荡荡的信众队伍。他们正在指导人们该怎样生活,告诉人们什么是幸福,什么是价值,什么是真实的世界。有些信众的死心塌地和坚靭不屈,让司法机关特别头疼:转化不过来啊。现在农村还出现一些仿基督教,仿伊斯兰教,与上帝和真主没有什么关系,打着宗教的幌子,相当于一些改头换面的邪教或准邪教。他们对文化领域里的精神空白实现了大规模的乘虚而人。
文学的第二个旧梦是“个人发现”。文学是发现个人和表达自我的一个有效载体。自八十年代以来,我们有一个使用频度最高的词叫做“自我”。很多人都会用,作家们用得最多。张承志曾经说什么叫艺术?艺术就是一个人反抗全社会。”我曾说得温和一些。我说作家采取个人视角,都是广义上的个人主义者。”因为作家不是法官、学者、政治家,只能从个人经验出发来认识社会和人生,所以个人风格在文学中是表现得最为充分,甚至个人偏见在文学里也能得到最多的容忍。文学家说女人是花,是合法的。科学家说女人是花,就是不合法的。文学家似乎有一种特权,可以适度地自以为是。
但有意思的是,在个人主义并不怎么走红的时代,比如在革命和战争年代,文学倒是显得比较个人化。张爱玲不可能混同于赵树里,鲁迅也绝对不会混同于沈从文。作家们一个是一个,大多表现出独特不群的个人经验、个人趣味以及个人知识结构。相反,到了一个个人越来越受重视的时代,个人化越来越成为热潮的时代,文学倒出现了许多意外的情况,比如说抄袭案越来越多。屏幕上这是郭敬明的照片,挺帅啊他的小说可以发行到一百多万,让我们望尘莫及。前不久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他抄袭了另外一个少年作家的一本书,责令他道歉和赔款,闹得有点沸沸扬扬。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最近哈佛大学一位印度籍的女孩,三年级本科生,写了一本书,被美国出版商推为畅销书,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又从书架上撤下来。为什么?因为人们发现她抄袭了另外一个少年作家。这完全是郭敬明案的一个美国翻版。在这里,我倒是愿意相信这些被指控者的辨白。他们说,他们不是抄袭,只是写作中“撞车”了,不经意之下写得“雷同”或“近似”了。这是完全可能的。抄袭实在是太笨了啊。抄袭一个同时代的知名作品,不是自己找死么?哪一个作家的智商会这么低?我感兴趣的问题在于,即使不是存心抄袭,但不经意的“雷同”、“撞车”在一个个人化越来越受到重视的时代,为什么反而越来越多?以致闹腾得我们的法官们忙个不停?
作家们的生活在雷同,都中产阶级化了,过着美轮美奂的小日子,而全球化条件下的中产阶级是雷同的。我观察了一下我周围的作家朋友,很多人在十年之内两次换房子,换了三次房子的也不在少数。这种换房速度在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奇迹。但房子越住越大,好日子却不会有太多的不同。我们的沙发大同小异,我们的客厅大同小异,我们的电梯大同小异,我们早上起来推开窗子打个哈欠也大同小异。我们要在越来越雷同的生活里寻找独特的自我,是不是一个悖论?屏幕上的这一个城市是哪个城市?你们猜得出来吗?是广州还是沈阳?是武汉还是上海?是在亚洲还是欧洲?我是猜不出来的。要我把这样的图景写出什么个性,我也会觉得困难重重。
在另一方面,在人们的物质生活差距越来越大的时候,在社会阶层鸿沟越来越深的时候,人们的思想倒是越来越高度同一了:钱就是一切,利益就是一切,物质生活就是一切。这构成了同质化的另一层含义。“文革”以后曾出现过一个小小的文学高峰,那时我们把作家们分別称为“延安作家”、“右派作家”、“知青作家”等等。其实这些名称本身就指示了一些特殊的背景或经历。哪怕我们将他们命名为“乡村作家”、“工人作家”、“军旅作家”等等,这些名称后面也都有特定的职业和经验。不幸的是,我们现在不少作家都住豪宅,泡酒吧,自驾旅游……在模式化的中产阶级生活里乐不思蜀,在流行化的拜金意识形态里乐不思蜀。这当然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当这些作家像挤牙膏一样挤掉自己的一些往事记忆之后,他们还能有多少经验资源和感觉资源?
有些作家的经验开始寄生于报纸或影碟。前不久有一个作家被指控为抄袭,其实他的小说取材于报上的一则新闻,而被抄袭的那篇小说,也同样取材于这一则新闻。问题的结论:都是新闻惹的祸。我的一位作家朋友,自称订了五份报纸,每天在报纸的社会新闻栏里找素材。还有些作家常常花大量时间看碟,比如说要写土匪,要写爱情,要写大海或高原,把相关的影碟看上一二十个,基本套路就全有了,就能写出个八九不离十了。这就像有些画家,现在也都不写生了,带个数码相机出去走马观花一轮,拍上一堆照片回来,对着照片就可以妙笔生花。这种文化成品之间互相寄生和互相复制的现象,当然很难把我们引向真正的个人化,引向真正的创造。屏幕上是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我曾经访问过。它有一些经典保留节目的展区,也有新作品展区,经常更换的,甚至三天两天就换。我的朋友说,这地方你一定得去看,但你一年看一次,一月看一次,一天看一次,感觉会差不多,所以也不必经常去看。这样的“现代艺术”玩完抽象玩具象,玩完现代玩古典,新潮的装置或行为也多是大同小异。我们的文学是不是也出现了这种高产中的疲惫?有发展但没有惊讶,有演进但没有陌生,就像我们吃了大苹果小苹果好苹果烂苹果红苹果青苹果,但没有遇见香蕉和橘子。罗马尼亚作家E.M.Ci。ran说:As art sinks into paralysis,artists multiply…we realize that art,on its wayt。exhaustion,has become both impossible and easy.我把这段很精彩的语录送给同学们。
下面要讲第三点,也是文学的第三个旧梦“热点娱乐”。屏幕上有几个八十年代的数据:《人民文学》发行一百二十万以上,《上海文学》发行五十万以上,《湖南文学》发行三十万以上……当时没有因特网,几乎没有电视,所以文学家都有天王、天后级的声誉,走到哪里都可能遇到“粉丝”在尖叫。这种情况至今让很多作家怀念。但现在你去问这些杂志的编辑们,问问杂志的发行量多少,他们大概都会守口如瓶,就像大姑娘的年龄不能问。以前一本《青春之歌》或《铁道游击队》,可以诱使孩子们逃学和旷课。有时得一个晚上读一本,第二天就急着把书流转给别人。当时读小说就是人们最大的娱乐呵。但时至今口,文学的娱乐的功能已大量地转交给电子产品了。大家去看看报纸,“娱乐”、“娱乐版”、“娱乐圈”这些词基本上与文学没有关系了。
再看几个数据:中国现在拥有电视机是五亿多台,以三口之家算的话,平均每一家都有一台电视机。网络游戏用户是二千五百多个,而且这个数字在继续高速增长。这意味着什么呢?五亿多台电视机:如果一个电视片的收视率是百分之十,那就意味着全_有近五千万人在收看;如果每台电视机前有两个观众,那么就有近一亿人在同时接受这个作品。游戏用户是二千五百万个:如果一个游戏软件有百分之十的在线使用率,那就有近两百五十万个用户在使用它。可以比较的是,作家余华前不久的小说新作发行,放了一个卫星,也就是四十万,相对于电视和电子游戏的市场占有量来说,也许连个零头都不到,但已被我们的出版界都视为奇迹。几年前,我在海口看到一个聚集着农民工的录像厅。我很好奇,看这些民工在看什么,就走了进去。这时一个武打片放完了,店主拿出王朔的片子来放,但农民工一齐起哄,说我们不要看这个什么王朔,我们要看艳情猛片!王朔是谁?九十年代的大玩家,流行通俗文学的代表,曾经被很多严肃文化人痛恨。也就是几年、十几年的光景吧,连王朔的作品都被很多人看作大闷片,在录像厅里被人起哄,不大能满足观众的娱乐需求了。苏童也曾是九十年代阅读的一大热点,《大红灯笼高高挂》等等红遍中国光照世界。但他最近对记者说得有点悲壮,说哪怕是只剩下几千个读者,我也得坚持自己的写作追求……批评家李陀在海南见到苏童,说你别得意,你的读者也在减少,你知不知道?苏童说:咋不知道呢?不是一般地减少,是一个零一个零地减少。这里更不用去说那些诗人。他们发表的机会越来越少,因此活得有点像地下黑社会团伙,偷偷摸摸,暗中串联,相濡以沫。我说这些,不是说这些作家和诗人黄花菜凉了,其实他们可能写得比以前更成熟了,但时过境迁,文化生态在剧烈变化,娱乐功能从文学里流失和转移出去,带走了大批受众——这大概是不争的事实。
最后,文学的第四个旧梦是“强势媒介”。在人类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文学并不是特别发达。比如在古代欧洲,人们没有草木造纸术,只是使用那种又昂贵又笨重的羊皮纸,所以并没有文学发达的技术条件。他们那时候主要的叙事艺术是戏剧,是口传艺术,即亚里士多德说的“诗”——史诗是戏剧的前身。那就像中国某些少数民族,也是以口传文化为主,史歌一唱三天三夜,没有纸张和印刷的广泛运用。我们现在去雅典、罗马乃至去庞贝古城,可以发现那里大量剧场的遗迹。那就是他们特定历史的证明。到后来,壁画也曾经成为一种强势媒介。那么多宗教的、历史的、权贵的故事画在墙上,构成了当时主要的公共传播,差不多就是当时的电视台。至于文学,什么时候比戏剧和壁画变得更重要呢?是造纸术和印刷术出现以后。在这一点上,中国比较牛,至少在东汉时期就有了较为成熟的造纸业,文学家们也就大量涌现。像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司马迁、董仲舒这些人,著作量都是几十万乃至几百万字。当时的文化教育事业也空前发达,直接催生了后来的科举制度。这在古代欧洲是不可想象的。
以造纸和印刷为前提的文学霸权能否长久?历史还在不断地变化,新技术还在不断地涌现。正像造纸和印刷一旦发明就不会退出历史,现在电子技术一旦发明也不会退出历史,而且肯定要改变以纸媒为主要传播方式的局面。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与新技术相关的写作方式:影视脚本,广告文案,网络溥客,网上QQ,手机段子……这都是写作,但我们也许很难把它们叫做严格意义下的“文学”。在这些领域里出现了很多著名写家,各地的作家协会可能根本不知道他们,传统作家们也可能不知道他们。他们是作家吗?或者他们不是作家吗?所以我把这种现象叫做“大写作、小文学”的时代。“小文学”是指传统纸媒的小说、散文、诗词等等。“大写作”是指文学的扩散化趋势,指各种新兴的泛文学体裁和领域。有人乐观地说,这个“小文学”是“大写作”的核心,起到了引领和标高的作用。比较难听的说法是:“小文学”正在被“大写作”边缘化。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更合适,我们可以讨论。
艺术界早就有所谓“波普艺术”,POP,以反艰深、非专业、即兴式等等为特征,其中很多是通俗化和流行化的那种。你们看屏幕上的这些人:他们不用上美术学院,不用三更灯火五更鸡地做功课,只是在广场上把衣服一脱,上千人就都成了艺术家。这是艺术吗?很难说。这个艺术作品属于谁?也很难说。实际上,我前面提到的“大写作”,其中很大一部分也开始POP,越来越缺少专业的背景和内涵,甚至与日常生活难以区隔。墨西哥原住民运动“萨帕塔”有一个领袖,叫马科斯,自称“副司令”——实际上他们那个组织从来就没有司令,大家都是副司令。你们看他的装束,像个蒙面的恐怖主义者,但实际上是和平主义者,是格瓦拉和甘地的结合,甚至是一种符号学的反抗。他们并不打仗,只是用文化来作战。他们说:我们不能给世界一个结论,只能给世界一个谜语。所以他们的很多政治文宣是寓言和童话,拿一个甲虫或者小鸟来说事。我这里摘了一段他们的公告:“我们是言说者,我们是玉米人,我们走遍大地,我们分享思想,我们是编织匠,我们是历史,我们同花朵交谈,我们是雨……”好诗啊!但是它是二〇〇三年发布的一份政治公告。你们说这是不是文学?
下面这张照片,是前不久在罗马大学拍摄的。中间有苏童。右边这个人是我。这些大学文学系的孩子,几乎全是女生。这种情况以前只在我们国家的大学外语系出现过,现在也出现在文学系以及文科的其他专业。男性几乎缺席,是不是在证明传统文科的人力资源危机?我不是说女孩子不行。女孩子对语言和感觉有天然的敏锐,有一点性别优势。但男生统统跑光肯定不正常,至少使这个学科的后备军少了一半。当一个学科后继乏人的时候,我们没法对这个学科保持盲目的乐观。有时也不得不问一问: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
同学们,总结以上四个方面,我有一个小结,也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个核心观点: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事物有两种变化,一种不可逆的变化——如人死不能复生,破镜不能重圆。文学的技术因素正在出现这种变化。另一种是可逆的变化——如季节可以循环,土质可以恢复。文学的心智因素大概正处于这种变化。这就是说,文学正处在以上两种变化的交织。
一方面,我们不能一厢情愿地让历史停下来,停在一个纸媒独霸天下的时代,让我们的文学家美滋滋地过着好日子。这就像我们没法相信基督教还可以再造一个中世纪。中世纪过去了,就不会再回来了。耶稣已经出现过了,就不会有人成为耶稣第二了。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后人就是再有雄心壮志,也只能瞎起劲。但另一方面,我又不是一个悲观论者。因为只要人类存在,只要人类还需要用文字表达思想和情感,文学就不会死亡。文学还是可以大有作为和广有作为。基本面的情况是:文学也许不再鼎盛,但还可优秀。马原到海南讲课,说小说已经死了。可能说得过头了一点。小说哪会死呢?连我们生活中最简单的筷子也死不了。不管人类发明多少高科技产品,你发明一个吃饭的机器给我看看!我相信再高超的吃饭机器也不如筷子,所以筷子一定万寿无疆,用不着我们过于担心。
中国新文学第一次高峰释放出现在晚清社会危机之后。当时国家危亡,经济和技术落后。知识分子开始很激进,要废科举,但慈禧太后真废了科举,大多知识分子又如丧考妣。因为读书不能再做官,就没出路了。那时也没有那么多企业让你去作CE。,也没有那么多大学让你去当博导,知识分子就有了就业危机,还有了爱情危机——漂亮女孩子都不来找你啊。知识分子一郁闷,不平则鸣,就产生了第一次文学高峰。中国新文学第二次高峰释放出现在“文革”的社会危机之后。知识分子在“文革”中也郁闷,当右派,蹲监狱,下农村,做苦力,学业荒废,还找不到对象——当时女孩子第一找解放军,第二找工人阶级,“臭老九”是排不上队的。这种郁闷带来了思想的活跃和感觉的敏锐,所以一旦“四人帮”下台,所谓“伤痕文学”,所谓“先锋文学”,就实现了高压井喷。从这些历史经验来看,文学高潮总是与社会危机,以及知识分子在危机中的状态有密切关系。那么现在呢?中国的经济发展似乎莺歌燕舞高歌猛进,知识分子在十年之内可能换了两次甚至三次房子,手机和电脑比欧美那些同行的还好,进馆子也比他们更大方。社会当然还有危机,比如“三农”问题,比如工人下岗失业,还有放鞭炮一样的“矿难恐怖主义”,还有中东的战乱,美国的九一一,法国的大骚乱……但这些危机离知识分子很遥远。如果信奉利己主义,这些东西与上海或北京的作家当然也没有任何关系!
很多作家的生活迅速上流化,还有一个本土特殊条件: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和出版大国。这是全世界很多国家所没有的条件。冰岛三十多万人,丹麦四百多万人,瑞典九百多万人,就像意大利和法国也只有五千多万人。所以在那些国家,作家是比较难当的,大多数赚不了多少钱,写作经常需要政府或非政府组织资助。当然,人口并不等于市场。在没有知识产权制度以前,文学的市场并不存在。回顾历史,文艺家供养制度出现过多次变化。以前很多文艺家曾经是由宗教供养,比如很多音乐家、壁画家、雕塑家,专门给教堂或寺庙打工。有很多文艺家由宫廷来供养,比如唐代好些诗人就进了翰林院,吃皇粮,但没有什么稿费,写出诗来就赠送朋友,或者敬献上司。还有些文艺家曾经由贵族供养,包括中国豪门贵族“养士”、“养门客”;包括欧洲贵妇人热心于艺术沙龙,附庸风雅,资助文艺家。真正的文化市场,其实出现得很晚很晚。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市场”并不是指全民,而是指具有购买力的中产阶级及其小资化外围群体,比方说他们的子女,他们的文化模仿者等等,比较布尔乔亚再加一点波西米亚的那种。这才是市场的真实所指。前不久有一个“超女”事件。国内外许多媒体把它命名为“伟大的民主”,说由老百姓来投票选秀,不是很好吗?其实这个说法有一点道理,但大体上没道理。我当时住在农村,知道绝大部分农民与“超女”毫无关系。因为参加选秀首先需要一台电视机,还需要一个手机,还需要几十块乃至几百块钱的短信投票费——不是发一次短信就是一块钱吗?农民是付不起这个钱的,对此也不可能感兴趣。这样,“超女”闹得再火爆也不是一个全民事件,充其量只是一个中产阶级及其影子化外围的事件,但它已经在媒体上冒用了“全民”的名义。同样的道理,出版市场并不能自动反映全民意愿,一般来说只能反映具有购买力的部分人口的兴趣。
版权制度把文学与市场利益空前严密地捆绑在一起,闹出了“发行量”、“收视率”、商业炒作这样一些东西,引来了广告商、投资商等等的资本介人,于是实现了一部分人口对文学生产和接受的超强控制。这是一个现代商业社会的现象。《伯尔尼公约》诞生的一八八六年,全世界只有十个国家签署这个公约,连美国也没有签署。《世界版权条约》达成于一九五二年,体现了战后一些发达国家开始大规模发育文化市场的趋势。到了最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产生于一九九六年,最终完成了市场化的严密体系和一统天下。它有利于竞争,有利于推动创新,应该说有一定的正面功能,至少不会比宗教、宫廷、贵族来供养文艺家更糟糕。我本人也在这个市场里赚了稿费,似乎不该对它说太多的坏话。但我们不能不看到:第一,市场并不能代表全民,不能代表大面积的人民——这我们已经说过了;第二,市场更不一定能代表人民的长远利益。也就是说,市场的急功近利和重利轻义完全有可能破坏精神生态和社会风气,导致大量文化垃圾的泛滥,进而抑制优秀文学的生产。放在以前,写本下流小说只赚点小钱,赚不了大钱。受道德舆论的压力,作者还得隐姓埋名。但现在有了市场利益的诱导,八卦新闻正在淹没正当的新闻,垃圾小说正在淹没优秀的小说,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已经出现在我们面前。我在国外见到一些翻译家,他们说到中国某一本三流小说,说它不过是垃圾,但是他们还是要翻泽它。为什么?因为它畅销,因为它带来暴利,因为出版商和发行商都青睐它。这就是市场的逻辑。结果,这本书在全世界暴得一千万大利,由此产生的示范效应让更多写作人跟进,由此产生的利益联盟把更多的作家、批评家、研究家、翻译家、记者、文化机构等网罗进来,形成声势浩大的垃圾霸权。劣质文学的生产速度,常常超过优质文学的生产速度。
当然,在市场导向之外,还有政治控制下的很多资源,足以对文学形成利诱和扭曲。职位、职称、奖项、宣传、出国观光以及其他福利等等,都曾经是有效的政治操作手段,可以把一些作家圈养得乖头乖脑。所以作家圈里曾有一种行话,说作家分四种:吃黄道的,吃黑道的,吃白道的,吃红道的。同学们听到过这种说法吗?“红道”,就是专吃官家饭的,围着领导转,下笔就专冲着政府奖项去。“黄道”,就是专吃市场利润的,是怎么卖钱就怎么干的那种。“黑道”,是专吃西方政治饭,比方说恨不得每个作品都被中国政府查禁,一查一禁,就能在西方行情看涨。最后一条“白道”,指的是保持文学相对的独立性和纯洁性,有大体上洁白无瑕的境界。这四条道,当然是非常简化的概括,也不一定说准了。但我们大体可以看出,很多文学现象都牵连到社会利益,都隐含着各种利益资源的分配。
中产阶级并不可怕。并不是说,作家们一进入中产阶级,文学就不可能优秀了。我个人的看法是,除了一部分口头民间文学,文学的主流从来都有广义的中产阶级烙印,从来都属于那些可以写闲书和读闲书的人士。《红与黑》中那种个人奋斗秘史,《简?爱》中那种灰姑娘碰上好贵族的想象,不都有中产阶级的人生轨迹?根据有些专家的说法,广义的中产阶级还包括农业社会的中产阶级。中国戏曲中最多才子佳人,正表现了这个阶级及其知识精英的最大梦想。一是进京赶考做个官,二是讨一个漂亮老婆。差不多只有这两个兴奋点。毛泽东对才子佳人戏很瞧不起,因为从社会属性来分析的话,它们确实是不代表农夫、工匠、士兵的现实利益和思想情感,虽然很多农夫、工匠、士兵也可能爱看这些戏,并没有阶级意识的自觉。在这里,我无意完全抹杀这些作品,也不认为只有无产阶级的文学才是好文学。我想说的是,当中产阶级日子不大好过的时候,倒可能是一个很活跃的阶层,一个感觉和思想非常开放的阶层,一个文化创造力较为强旺的阶层。比如李白刚到长安的时候,在翰林院有个小官差,但笔下的宫廷诗和应景诗没有多少生气。他真正写出好诗的时候,是他比较倒霉的时候,从四川到湖南再到湖北流浪,于是个人情怀的表达,对社会和自然的观察和表现,使他的诗歌喷发出来一种奇异景观。马尔克斯写《百年孤独》,也不光是玩所谓现代主义,玩什么magicrealism,其经验资源来自拉丁美洲在百年殖民主义加新自由主义下的悲苦历史,包括来自充满焦虑和伤痛的拉美中产阶级。马尔克斯和他的同行们由此有了大关怀、大感觉、大手段。
这就是说,对中产阶级不能一概而论。我们需要注意中产阶级的沉浮之分,看他们处于什么样的状况:他们的地位是稳固还是脆弱呢?是在上升呢还是在下降呢?是更接近于权贵呢还是更接近于底层呢?一般来说,文化与精神差不多是人类的救灾用品,放在平时倒用处不大。中产阶级身陷危机,或者身涉危机,便可能获取较丰富的经验资源,表现出良好的感觉幅度和强度。眼下,很多作家的问题也许并不在于他们的中产阶级化——他们在一个和平发展的社会里迟早是要这样化掉的吧?问题在于:他们的感觉幅度可能在迅速收窄,甚至成了一种自恋,成天照着镜子。我曾经遇到一个文学杂志主编。他说:不得了,现在男性作者来稿,百分之八十在写偷情。女性作者来稿,百分之八十在写离婚。在这里,我不是说偷情与离婚不应该写,而是担心作者们的视野狭窄和感觉封闭,眼睛只盯着自己床上那点事。
感觉的“幅度”之外还有一个“强度”问题。现在很多作者的感觉不可谓少,但常常是滑溜溜的、轻飘飘的,一锥子扎不出血。比如说要表现底层和人民吧,他表是表现了,但给人一种假惺惺的感觉,勉强为文的感觉,缺少细腻、丰富、真切以及强烈。我对这种概念化和公式化的写作,哪怕它冠以左翼写作或革命写作的光辉名号,也不敢恭维。
再往下说,中产阶级还有精粗之分。这取决于他们修养的深度和精度,取决于他们对文化资源占有的多寡。有时候一个民族受苦受难,经验资源不可谓不丰富,但也不一定出现什么好文学,其中重要的原因,可能就在于这个民族文化资源太贫乏。可以担忧的是,激进的革命意识形态摧毁了我们很多文化资源,激进的市场意识形态再次摧毁了我们很多文化资源,“读书无用论”一次次流行,对作家们也有极大影响。王朔说过,我最自豪的是在我们摄制组里最高学历者是小学毕业生——大意是这样。这样开开玩笑是可以的,但我不相信王朔不读书,不相信他从不学习和钻研,不相信随便在大街上找儿个民工就拍得出伟大的影视作品,所以对他的贫嘴忽悠只能姑妄听之。我还是相信老祖宗的话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如果作广义的理解,行万里路,就是要有丰富的经验资源。读万卷书,就是要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一个作家群体也好,一个作家个人也好,要使文学优秀起来,离不开老祖宗说的这两个前提。
我们的世界正在出现快速的变化,人类最新的一个乌托邦,即所谓市场化、民主化、全球化的神话并没有把大家都带入天堂。相反,深重的灾难和危机正在扩大,正在加剧,正在逼近。屏幕上接下来的这些图片可以让同学们重温一二。这些我就不多说了。这种灾难和危机,同时表现在受害者们的反抗缺乏建设性方案,缺乏价值重建和体制创新的能力,就像封建皇权时代的很多农民起义。这在历史上常常构成漫长的时期。他们可能今天在愤怒地反对战争,但他们昨天或明天可能正是战争的热烈支持者。他们在街头诅咒资本主义,但一旦游行示威结束,他们可能就返回资本主义体制内的互相倾轧和争相腐败。对这种缺乏精神曙光的造反,我这里也不多说了。
我想,如果人性仍然让我们屡感陌生,文学就应该在这里苏醒。但我得坦白地向同学们说,我也是一个梦游者,有很多问题没有明确答案,今天提出这些线索,只是与同学们来做一个交流,向在座的各位请教。也许有人会说:你今天的题目是《梦游与苏醒》,怎么没听见你谈“苏醒”?对不起。我只能说:如果我们对自己的昏睡状态有所觉悟,那也许就是苏醒的开始吧。
谢谢大家。
附:答问(选)
问:我提一个问题。韩老师刚才讲了那个对文学的整个功能和作用,他的视野很开阔,有自己独立的思维结构和思想方法,而且非常严肃。在今天这个社会,这么有正直感的作家非常少。我的问题是,作为大学生,我们应用什么思想武装自己?大学生应该有什么样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我们怎样才能走一条正确的路,走好自己的路?
答:这个问题有点大,我好像能力不够,回答不出来。我觉得这个人生观啊,世界观啊,都是不能一蹴而就的事。我觉得你们首先要珍惜在大学这段时间,同学们之间,师生之间,可以多切磋多讨论,找到一些方法,使读书尽可能的更有效果。另外一方面,希望你们尽可能密切联系社会实际,从口舌之学走向心身之学。从书衣到书本的思想一定是没有活力的,一定是没有生命力的。真正的好思想一定是从亲历性实践感受中产生的,是从生命中分泌出来的。一般是这样。这样回答也许不能让你满意,对不起。
问:韩老师我前一段时间看了你《山居心情》。这不能说是小说,有点像曰记一样的东西。就是在这些文章里你贯穿对现代文明城市文明的一种反思,这也是你持续多年的一个思考。你选择乡村居住是你反思现代文明城市文明的一种方式,我想问的是就是这种方式呵,选择在乡村居住的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其他人所分享?可以成为一种普遍意义的事件而不K是你个人的一种事件?谢谢!
答:其实我对现代文明一直热情赞扬,包括这次几个作家来讲演,我是唯一采用多媒体技术的,可见我对好的现代技术一点也不排斥,而且非常愿意学习它,使用它,享受它。我只是说,现代文明肯定也有弊端,需要我们冷静分析,不必盲目跟潮,不必以为大街上吆喝的都是真理。我们不要让自己的脑袋长在别人的肩膀上,对任何事情都要通过自己的感受体验,才去决定是否接受它。这样一种态度也许比较可靠。至于这种态度怎样才能成为更多的人的态度,对这事我还真是不知道。有时候我很悲观地说:危机才能带来觉醒。没有社会灾难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做一些研究和宣传,虽说也是有效的工作,但效果很有限。一种思想实现社会化和大众化,常常得依托灾难的出现。这话是不是说得有点残酷?但事实上就这么回事。比如我要小孩子不要乱跑,说乱跑就会摔跤。但你说一百遍,他都可能没有反应,直到真摔跤了,他才可能刻骨铭心地体会到关于摔跤的真理。这个社会也是一样,真摔跤了,才会回头,才会长见识和明道理。沙尘暴不刮到中南海的时候,我们用一千个喇叭呼吁环境保护,也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认识问题。所以说灾难是最好的老师。这真是让我们很无奈。我们只能希望,灾难到来的时候,牺牲品少一些。我会经常告诉我的亲朋好友:牺牲品会有的,但愿你不是,但愿你能躲过一劫。
问:韩老师你好,我还是接着刚才这位师兄的话题。我想问一下,你在乡下生活的这段经历当中你感觉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然后你觉得这种收获对你的文学创作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谢谢!
答:我在乡下的第一个好处,是突然觉得时间多了。因为我以前居住海口,是一个旅游城市,人来人往特别多,我很多时间浪费在应酬啊接待方面。第二个好处是我对文学圈以外的人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以前在文联和作协工作,接触的都是教授啊,评论家啊,作家啊,出版家啊,大家同性繁殖。我读的几本书他们也读过,我想聊的话题他们也能聊,这种交流的效益很差。相反,你与那些与文学一点都不搭界的人打打交道,会觉得比较有意思。在乡下,每个村子大概都有一两个特别会说话的农民,说得极其生动活泼,那种语言技巧是我们在大学里学不到的。这是一个例子。第三,刚才那个同学也说了,乡下生活可以帮助我对现代文明有所反思。中国的乡村很有特点,是一个现代文明和传统文明撞击和融合的交错部位,很多有趣的事情正在那里发生3我站在两种文明的夹缝里,左看农村,右看城市,可以有更多的比较和辨别。比方说乡下人喜欢把人往老里称呼,叫我“韩爹”就是尊敬我。但城里人喜欢把人往少里称呼,把“大姐”叫成“小姐”,对方就可能高兴。虽说这只是不同的称呼习惯,但它的后面有历史观、文明观、时间观的差异,能让我们以小见大。
问:韩老师我还想问一个问题,本来刚才我还想继续问乡下的问题,但这个问题讲得太多了,我认为你自己是在逃避什么东西,但现在我不问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写那个差异,我认为你处理《马桥词典》这本书就是要处理人类经验的差异,但现在我想问你的问题是在《马桥词典》中你是不是要表达人类经验的一种普遍性,好,谢谢!
答:其实,每一本书虽说是独特的角度,甚至只写非常小的人和事,但所包含的经验都有普遍性,是一种接近人类精神的全息栽体。我以前特别不同意《阿Q正传》表现了中国国民性的说法。阿Q那种精神胜利法,或者其他蒙昧特点,美国就没有?英国就没有?不,你肯定也可以在那些地方找到阿Q式的人物。
问:韩老师你最近有一篇文章就是《“文革”为何结束》,然后你也翻译过昆德拉《生命不能承受之轻》这本书。我有一个问题:当昆德拉写东欧共产主义的时候,我们的作家也在新时期写所谓的反思文学、伤痕文学,也在讲中国社会主义经验的这一段历史。那你翻译昆德拉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他描写的东欧共产主义经验与中国人“文革”的经验,这中间有没有什么反差?反思文学和伤痕文学已成为了我们想象“文革”的一种主要方式。你能不能谈一下你是怎么看的?
答:我在八十年代翻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时候,很欣赏昆德拉的批判勇气和很多想法。当然我个人也是有变化的,比如今天我会不大满意他的某些想法,认为那些想法过于简单。从今天来看,“伤痕式”的写作有揭示性也有遮蔽性,有一些不够全面——我们说得温和一些吧——就是“不够全面”的情况。我举个例子,免得大家觉得这个话题非常沉闷。我有一个作家朋友叫叶蔚林,写过《没有航标的河流》,得过全国的奖0他说他们“文革”中下乡的时候,农民经常骗下放干部的钱,借了就不还。好些基层干部也来揩油。他是用这些事实来诉“文革”之苦。但他忽略了一个情况:他之所以能被别人骗钱,恰恰是因为他当时还拿着高工资。所以我赞成全面地、深入地揭示“文革”灾难,但也反对刻意把“文革”妖魔化。我对伤痕文学的不满,并不是说所有伤痕文学都是假的,只是说很多作品在强调一种真实的时候,往往在掩盖另一种真实,从而被某种冷战意识形态所利用。是这样一个问题。
问:韩老师你好。很荣幸和韩老师还是校友。韩老师刚才讲到很多观念我都很赞同,但韩老师说在危机的时代更容易产生更好的文学,事情真是这样吗?比如古希腊时代的白历克利斯时代恰恰就是古代雅典最繁荣稳定的时期。还有文艺复兴是在当时意大利几个繁荣稳定的城市产生杰出的艺术。包括我们的九十年代,因为我们也知道,恰恰是在九十年代产生了很多好作品,所以我对韩老时的观点还有一点疑问。请韩老师解答一下。
答: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因为”什么“所以”就什么,比如说“因为”有社会危机,“所以”就会有好的文学。这种一因一果的描述肯定是不对的。危机不构成文学繁荣的充分条件。你说的希腊,我暂时没法讨论,因为我不是特别了解它。至于说到文艺复兴,当时“上帝死了",其实是一个令欧洲人很痛苦的时代,至少是一个心理和文化的危机时代。当时地中海地区一些都市很繁荣,但据我粗浅的了解,那种繁荣也是与野蛮和残暴紧密相关。当时发生过很多内乱和外乱。曾经有一木著名的小说叫《艰难时世》,是狄更斯写的。还有一本著名的小说叫《悲惨世界》,是雨果写的。他们描写那些资本主义上升的繁荣时代,为什么都用这样的书名?为什么要大声感叹“艰难”和“悲惨”?回头说我们中国,晚清是个危机时代,这一点大概不会引起多少异议。但假如我们远距离地看看,晚清也是欣欣向荣呵。张之洞的洋务运动多红火!中国的舰队吨位当时还超过了日本。所以说,第一,我们不要把“危机”与“文学繁荣”做一个固定的链接。第二,不要把发展当作唯一指标,不要以为经济发展一定意味着危机消解。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
情感的飞行
时间:2006年9月
地点:成都四川音乐学院
今天一走进四川音乐学院,我就有点吃惊。几年前我与音乐家金铁霖先生去国外访问,到过很多欧洲国家的音乐学院,发现那些学院都很小。但川音有这么大的校区,有学生一万六千多人,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听敖院长说,全国有大大小小的音乐学院几百所,大规模的音乐学院也有上十所,这更让我大开眼界。当然,中国应该有庞大的音乐学院,应该有更多和更好的音乐学院。这不仅仅因为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还因为中国有深厚的音乐传统。中_古人行“礼乐之治”。礼是指制度。乐是指文化。礼与乐构成了当时全部上层建筑的两大支点。可以想象,中国古代文化以音乐为龙头,如果那时有中宣部,部长肯定是音乐部长;如果那时有文化部和教育部,部长们也一定是音乐家(众笑我们现在发掘的一些汉墓或者秦墓,常常发现那里藏有大型的编钟或编磬,发现各种丝竹管弦,由此可知音乐在中国古代有怎样重要的地位,有怎样成熟的创造和推广。
音乐在世界其他民族文化传统中也极为神圣。有过欧美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在那里见总统和见市长可以穿便装,看电影和看画展也可以穿便装,但如果是进音乐厅,尤其是听占典音乐会,男男女女都少不了盛装礼服,有军功章的军人们还常常把军功章挂满一胸,如同去接受检阅。为什么?因为音乐厅就是圣殿,音乐几乎就是上帝的声音,在很多人眼里代表文化的最筒品级和最初源头。古希腊的缪斯女神就是music(音乐)之神。如果考虑到欧洲漫长历史上音乐与宗教的不解之缘,那么欧美人对音乐特有的崇敬更不难理解。
每个民族都有好的东西和不好的东西。比方说战争总是伴随着偏执和仇恨,就是不好的东西。制度、舆论、习俗、学问一类隐含着利益要求,包括对特定阶级或特定民族的利益分配倾斜,对于不能从中受惠或从中受惠较少的人来说,也常常是不够好的东西。但唯有音乐——当然是指能够流传的音乐——这种不需要翻译的艺术,这种直接沟通心灵的超语言、超逻辑、超观念的表达,具有最敞开、最纯净、最温暧的品质,展现了每个民族至美的一面。
前不久,日本首相参拜供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引起了中国和其他东亚各国人民的不满。中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随之有所升温,正邪之争有可能被歪曲成族群冲突。很多日本人厌恶中国人。很多中国人也厌恶日本人。双方的一些愤青在网上对骂得昏天黑地。处理这一难题,我觉得有一个简便办法,就是比日本人多听听中国的音乐,比方说《我的家在松花江上》;也让中国人多听听日本的音乐,比方说《四季歌》、《拉网小调》、《北国之春》、《草帽歌》……这些日本歌曲怎么让我们恨得起来?产生了这些动人歌曲的民族怎么可以被我们一股脑地仇恨?我们怎么可以一时脑袋发烧,就在一个伟大的民族与少数几个右翼政客之间画等号?
同样,自从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反恐的“圣战”以后,自从他创造了“伊斯兰法西斯主义”这样一个概念以后,所有的伊斯兰教徒似乎都有了准恐怖分子的可疑身份。一些中国人也在跟着瞎起哄。在这些人的眼里,虽然自己的一张黄面孔不是特别高贵,但低贱的人可以看不起更低贱的人,他们也摆出晋升候补的姿态,在伊斯兰族群面前寻找自我身份的优越。其实,这种把恐怖主义与特定民族或宗教挂钩的做法,正中极端恐怖主义者的下怀,是伊斯兰世界里极端思潮的翻版和倒影。本?拉丹可能对此高兴不已。这一条我们暂时不往深里说。我想说的是:我们是否了解伊斯兰?我们在多大程度上了解伊斯兰?如果我们懒惰得不愿去采访和阅读,我们至少可以听一听伊斯兰的音乐吧?至少可以听一听伊拉克、伊朗、土耳其、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歌曲吧?至少的至少,我们中国人可以听一听维吾尔等境内西部民族的民歌吧、包括作曲家王洛宾先生编写的那些情歌吧?我们一定可以发现,这些歌曲里同样充满着动人的善良以及美丽。歌曲里流淌出来的喜怒哀乐,同样是我们的喜怒哀乐。歌曲的创造者和传唱者几乎就是我们自己,没有任何理由受到蔑视甚至敌视。
音乐是灵魂的表情,是精神的芳香,是直接从心灵出发然后抵达心灵的情感飞行。可惜的是,我们现在听到的音乐越来越少了。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些年我阶段性地居住乡村。在我的记忆中曾经充满着山歌的乡村,眼下基本上一片寂静,歌手不知去了哪里。只有在办红白喜事的时候,尤其是办白喜事的时候,我才可以听到某些老人聚在一起唱唱丧歌,保留了一点本土音乐传统残迹。我在城市里也很少听到音乐。如果我不是居住在中国少数民族的地区,不是生活在西亚、欧洲、南美有关族群那里,我几乎很难听到咖啡馆里开心的合唱,很难听到地铁里大提琴或长笛突如其来的旋律,很难听到海滩边某个房间里飘荡出来的钢琴乐符,也很难听到深夜的街巷里,一两个或三五个醉汉,互相搀扶着或拉扯着,步履踉跄时唱出怀乡老歌——他们忧伤的嘶哑之声在夜空旋绕。
很遗憾,在我所到过的中国城市里,最常听到的是哗啦啦的麻将声(众笑)。
我们当然还有音乐,有越来越便捷和精密的音乐设备,比方说留声机或MP3。一些优秀的音乐家们做出了非凡成绩,也是不可抹杀的事实。我对他们充满着感激之情。但我们的乐曲更多出现在商业演出和政绩宣传之中,似乎离利润和权力越来越近,离心灵越来越远。有些“春节晚会”的演唱,花团锦簇,流光溢彩,金碧辉煌,人海战术加人肉战术,耗费了纳税人的巨额资金,不过是一些豪华的三流杂技和激昂的配乐练声。我们的很多商业性演唱已无乐可言,只是刺激,只是造作,是作欢乐状或悲痛状,是假模假式的宣泄,是强加于人的闹腾,与心灵没有多少关系。我们就是在这种听觉环境日益污染的情况下,不知什么时候成了聋子和哑巴。只要离开了宣传和消费,我们已经不太习惯开口歌唱。
清代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里引述古人的话凡建国,禁其淫声、过声、凶声、慢声。”《孟子》也有过类似的看法,所谓“闻其乐而知其德。”什么是古人说的“淫”、“过”、“凶”、“慢”?那些虚张声势和虚情假意的音乐垃圾就是。这正是世道人心面临危机的一种表征,不是什么好兆头。更进一步说,问题不仅仅在于音乐离心灵更远,而在于很多人的心灵本身在枯竭,在麻木,在冷漠,已经很难分泌出音乐。走在一些大街上,我有时会注意迎面而来的一些表情。我看见很多人穿着时尚而且体态俊俏,但我们很多儿童的脸上已没有天真,很多青年的脸上已没有热情,很多妇女的脸上已没有优雅,很多男人的脸上已没有刚毅,很多老人的脸上已没有慈祥……我看到更多的是目无定珠,神色紧张,面若冰霜,甚至贼眉鼠眼探头探脑,一脑门子官司(众笑)。你们在大街上是否也见过太多这样的表情?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会有音乐吗?我们还能有什么样的音乐?
音乐并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哪怕是无调式,哪怕是用噪音,哪怕是最离经叛道的先锋音乐,只要是优秀的作品,就一定是动人和动心的,是情感自然的奔流。现在有很多文艺家误把技术当作艺术,其实技术与艺术虽然互为依托,甚至互相渗透,但两者并不是一回事,完全不是一回事。
最简单地说,技术是没有电的机器,没有血流的身体,有点没心没肺,只是实现价值的手段和载体,但本身并不构成价值。而艺术是人心之术,是有生命价值的技术,隐含着特别的感觉、感情、感动以及感悟,隐含着人生经验和精神取向,是叩问人心和唤醒人心的声波信号或者图像信号。这才是从艺者的“大道”。艺术的这一特点,使艺术与体育、艺术与科学、艺术与其他很多人类活动,有了最大的差别。
技术是可以教育的,而艺术不可以。我这里举一个文学方面的例子。常常有人问:文学写作有什么技术秘诀吗?我的回答是:没有。我的证据是:如果有这样的秘诀,那么普天下所有作家的儿女都一定是作家。因为哪有父母不把一件好东西传给儿女的道理?事实上,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作家儿女当作家的例子虽然有,但为数极少。美国和中国的大学一度很喜欢办作家班,但这种作家班培养出来的作家虽然有,同样为数极少。我们因此而不难明白,文学的技术可以传授和训练,但文学最重要的内核,即作家的生活阅历、情感经验、精神境界等等,没法通过师生相授的方式,在课堂里进人教学。学位制度、教学改革一类在这方面基本上无所作为。每一个人的精神历程和精神积累都独一无二,是人生实践和长期历练的结果。在几百个或几千个课时之内,一个人的心理蕴藏怎么可能就全面复制另一个人的心理蕴藏?
技术是可以购买的,而艺术不可以。在眼下这个商品化世界里,不管是工业或农业还是别的什么技术,只要你出得起大价钱,大概都不难买到。但正像刚才一位同学在字条上提到的,导演张艺谋和陈凯歌在没有大投资的时候,倒拍出了很优秀的影片。一旦成了世界级的明星导演,一旦有投资商们趋之若鹜争相拍钱,《英雄》和《无极》却多少有点令人失望。他们是缺钱吗?不是。是买不到人才和技术吗?不是。他们在编排、拍摄、制作、宣传等方面大把大把地烧钱,已无所不用其极,但独独忘记了电影不是有情节的广告片,不是一台体育嘉年华或科技嘉年华。电影最可贵之处在于动人和动心,在于感觉、感情、感动以及感悟的有效传递,在于热血生命的和盘托出——而这一切只能由创作者靠长期的历练来积聚和生长,是任何投资商都无法随意占有的无价之物。钱多,固然能买来明星阵营,能买来明星阵营的雇佣劳动,但不一定能买来艺术家们的激情和灵感,以及灵感所依托的兴奋点,还有全部生活积累中沉甸甸的某一份隐痛。在这里,作为张艺谋和陈凯歌的批评者,我并没有对他们丧失信心。相反,我希望并且相信中国优秀的导演们在更多的实践之后,能打掉一些技术迷信,再一次从自己的心灵出发。
几年前,我与几位作家到蒙古访问。因为我们带的蒙语翻译只熟悉中国的老蒙语,不大熟悉蒙古的新蒙语,加上蒙古能说英语的人也不多,我们在很多地方都没法与主人们交谈。那么漫长的白天和夜晚怎么打发?总不能只是傻笑、只是打手势吧?于是我们以唱歌代替交谈。几天下来,我把能想起来的歌都唱完了。有一位同行的广西作家名叫东西,特别能唱,很为中国人挣了些面子。但相比之下,我们对蒙古朋友们的歌唱天赋简直望尘莫及,也被草原上巨大无边和深不可测的音乐宝库深深震惊。一位司机,一位老师,一位官员,一位牧羊老人,他们一开口都成了天才的歌手,都成了蒙古的王洛宾。即便夜以继日地唱下去,他们也不会有曲目的重复,而且几乎每一支歌都朴素,上口,优美,奇妙,崇高,出神入化,变化多端,直击人心,汹涌着历史深处的情感浪潮。在这样的歌声里,再冷漠的心也会变得柔软。我们会为母亲感动,为骏马感动,为狼和小草感动,为泥土和蓝天感动。我们会有不知来由和毫无道理的泪水突然涌入眼眶。
我知道,在那一刻有灵魂之门的打开。我们在平时并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门,更不知道这样的门会在何时打开,会在什么信号密码的敲击之下打开。
比较而言,蒙古并不是一个富裕的国家。但我从歌手们的表情看出,他们有一种富裕之外的幸福,是生活得充实、自信而且高贵的人民。
我不是一个音乐方面的专家。我今天来这里说说与音乐稍有关联的话题,只是想拜托和期待在座的诸位,今后不但要当技术家,更要当艺术家,不弃“小机”的同时更要不失“大道”,创作出更多优秀的音乐作品,让我们在一个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时代,同样成为充实、自信而且高贵的人民。
谢谢。
一个人本主义者的生态观
时间:2006年11月
地点:深圳平安保险培训中心
生态与生命的关系
感谢会议组织者给了我一个荣誉奖,把我最近一本书《山南水北》推荐为有关“自然写作”的读本。这本书确实是与我近年来的生活有关,记录了我在某个山村的一些感受和思考。
几年前,我到那个村子里面盖了一个房子,阶段性地去住一住。在座的有些朋友去过那里“农家乐”。那里确实是山之南水之北,林木丰茂,至少现在还丰茂。记得我刚去的时候,一位记者朋友跑到乡下找我,说这个地方确实不错,但是你这是不是同现代化背道而驰了?当时我笑了。我说,你在广州当记者,呼吸着比我这里糟糕得多的空气,喝着比我这里糟糕得多的水,为什么你那里就一定是现代化?而我享受着好空气、好泉水、好蔬菜和好瓜果,还享受着比较自在和安宁的生活,倒不是现代化?你先回答这个问题吧。
这一问,把他问住了。可见有一个逻辑前提我们需要澄清:金钱与经济是不是生活的全部?广州是中国发展非常快的城市,珠二角、长三角、渤海湾也都成了中H重要的经济发展带。它们确实正在现代化。
但也有一些数据让我们触目惊心。比如在广州血液检查中,人们发现中小学生血液的含铅量大大超标。空气污染也很严重,以至很多广州的朋友都知道,早晨参加户外健身活动反而危险。这都是经济发展带来的一些弊端。
这就有了我们常常面临的选择。我也经常向农民提这个问题:你要命还是要钱?你首先得想清楚。这个提问的背景是:我们那片乡村眼下也出现了一些小造纸厂,是年产量不到三万吨、完全应该关停的那种。这种小纸厂一出现就是十几家,污染非常厉害。刚开始我劝农民抵制这种项目,但他们不以为然,说小纸厂能提供税收,能提供就业机会。但两年过去以后,他们的鸭子和鱼死光了,凡下田的人都得皮肤病,其中很多人还得了怪病,人到中年就夭折。农民fI'1幵始恐慌,又是闹事又是上访,要求关停这些工厂。事情就是这样,不撞南墙不回头,农民们吃到苦头才有所醒悟。他们说:还是命重要。即使只算经济账,在眼下医药费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一进医院就是几千几万,身体健康本身就是一笔大钱呵。
这些农民暂时想清楚了,但我们好多官员、商人、知识精英经常还犯迷糊。他们常说“以人为本”,但做起事来多是“以资为本”。“资本”这个中文词很好,用来翻译capital可对应“人本”,对得还很工整,简洁顺口。“以人为本”是什么?就是要命。“以资为本”是什么?就是要钱。这是最通俗的解释。资本主义在很多时候不把人看作生命,至少不把大部分下层劳动者看作生命,而看作什么“人力资源”,什么“生产要素”。很多单位不都有“人力资源开发部”吗?这里隐含着一种看法,即人只是资本增值的工具,只是生产过程中的因素,是有价格的,是进人成本的。当然,人确实是劳动者和消费者,具有重要的经济性能。经济学家偶尔把人不太当人,不必被我们过多指责。但人命关天,金钱不关天,人的无价性质和无价地位,是不能完全用金钱来界定的。
“以资为本”,才会把人分成购买力强和购买力弱的三六九等,并由此建立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以资为本”,才会把生态环境当做一种有价或无价的资源,给予不顾社会后果的利用,只要这种利用有助于资本扩张和经济发展。其实,作为一种生命体,人首先需要空气、水以及阳光。这是生命最基本的物质需求,也是大自然平等赐给每个人的免费财富。但我们的某些理论表述和官方政策常常无视这一条,只考虑GDP。有些权贵人物甚至只考虑几个非法所得的小钱。他们往往会说,有“资本”才有“人本”,钱多才能幸福。这种观念通过大众传媒已给大家一次次洗脑。但事情真是这样吗?不,不是这样。至少在很多时候,GDP与人的幸福并没有必然相关。倒是生态环境破坏得很厉害的时候,GDP可能会相应升高。比方说空气坏了,我们就建氧吧。一建氧吧,GDP就上升了。比如说我们的水不行了,我们就喝瓶装矿泉水。一喝上这个,GDP肯定又上升了。再比如人居环境恶变以后,人们就要千方百计往外跑,去旅游区度假,于是航空业、宾馆业、餐饮业、汽车业、旅游业等等的GDP肯定更上升了。由此可见,“资本”活跃的时候,“人本”反而可能受到威胁。GDP升高的时候,我们的生活质量反而可能在下降.,这种高消费、低质量的生活,被当作现代化的生活,是一件很荒谬的事。
这里还只说到人的生理状况,没说到心理层面。为什么以前中国很多寺庙都盖在环境优美的地方?所谓“天下名山僧占多”?因为在那些地方,便于排解我们的心理垃圾,调适我们的心态。为什么大家都愿意到山清水秀的乡间去度假?因为“山能平心,水可涤妄”,穿一条牛仔裤去骑骑马,拿条鞭子去放放羊,可以帮助都市的上班族实现心理修复,让他们从星期一到星期五积累下来的怒火或焦虑,在周末得到排解,好好地喘上一口气。古人说见景生情,说山水怡情,都暗含着良好生态有利于心理健康的经验。我曾看到一个统计资料,是西方一些科学家自己做出来的。他们说美国人的心理障碍出现比率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三,而这个比率在印度是百分之五,在非洲是百分之二。美国不是最有钱吗?不是GDP最高吗?不是最为都市化吗?为什么心理问题反而更多?这里面有很多原因,而都市化以后过于拥挤和紧张的生活,由钢铁水泥扭曲了正常生态的生活,可能是其中一条。
当然,有了雄厚的资本,可以改良生态。这也是人类的有效经验之一。我们并不是一看到钱就神经紧张。不过在很多情况下,所谓改良只是转移,只是生态代价的不平等再分配,比如洋垃圾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比如富裕地区的森林保护,以贫穷地区的森林滥伐作为消耗替代。因此,从总的方面来看,要保护我们的生命,真正从每个细节上来落实“以人为本”,我们应该构建节约型社会,建设低消费但高质量的生活,即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罗马俱乐部”提倡的“低物耗现代化”。中国人从国情和传统出发,在这方面应该大有所为。换句话说,中国实现人均GDP超过美国,充其量只是对世界的一个小贡献。如果中国能找到一种低物耗现代化之路以区别于美国,那才是对世界的一个大贡献。
生态与文化的关系
人不是一般的生命,是有文化的生命。文化是怎么来的?似乎是一些学者、作家、艺术家、宗教家折腾出来的。其实这一看法过于肤浅。
往深层次看,所有文化形态后面都有某种生态的条件和诱因,广义的生态元素,包括地理、气候、物种等等,总是参与了对文化形成的制约和推动。比如说我们眼下正迎接二〇〇八的北京奥林匹克比赛。奥林匹克源于古代欧洲,后面就有生态原因,有游牧群体崇拜身体和争强斗勇的一些习俗特征。田径、射箭、赛马等等,练出男人的一身肌肉疙瘩,这与游牧人的战争、迁徙、娱乐等等密不可分。比较而言,中国人在奥林匹克这方面先天不足。因为古代中国人享受着宜农宜耕的自然条件,以农耕生活状态为主,不会像欧洲人那么好动和好斗,喜欢坐下来扎堆,喜欢喝茶聊天和吟诗作对。投枪、铁饼、击剑、马拉松等等,中国古人玩不了,也不会感兴趣。
有一本书曾经说到,法国皇帝在凡尔赛宫前与臣民们一起跳舞,于是作者赞叹法国的皇帝,说多么高雅,多么亲民,比中国的皇帝好多了。当时我看到这一段就想笑,觉得这个作者知其一不知其二。跳舞是游牧文化的遗产,是欧洲人的传统。你想呵,游牧人到处漂泊,野营的夜晚特别冷,烧起一堆篝火之后,能有一些什么娱乐活动?无非就是唱歌跳舞了。我们中国西北、西南、蒙古的少数民族,尤其是没有定居条件的牧民,也是能歌善舞的,没什么奇怪。这与政治的清明或腐败有多大的关系?中国皇帝有毛病,但会画画、会写字、会做诗、会著书的不少,乾隆下江南的雅事还多着呢。法国人不必为此大惊小怪,然后说中国的皇帝一定比法国的好。在这里,跳舞还得有个物质条件:皮鞋。跳芭蕾,跳探戈,跳踢踏舞,没皮鞋就没效果。中国农耕群体习惯穿草鞋和布鞋,没有游牧人那么多皮革制品,起码在行头上就不占优势。
我在这里不是主张地理决定论和生态决定论,但考察文化如果不关注生态,肯定是一种盲目。什么土壤里长什么苗,什么生态里长什么文化,从这个角度出发才能更好揭示文化的成因和动力。中国人使用纸张比欧洲人早了约一千多年,因为中国的农耕群体习惯于同草木打交道,那么草木造纸就有最大发生概率。有了这一步,较发达的出版、较发达的教育、较发达的儒生阶层以及科举制,随之而来也有了较大发生概率。这是一个重要的因果链,虽然不构成因果链的全部。同样,因为中国人习惯于同草木打交道,那么以植物药为主的中医也就不难理解,《本草纲目》这样的中医宝典才有可能。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中医与藏医的区别。藏族地区高寒地带,植物品种相对较少,所以藏药多用矿物和动物入药,形成了它的特色。与之相关的另一?现象是,当藏民在地广人稀的雪域高原,连求医问药都变得十分困难,可能几百公里之内见不到人,更别说见到医生了。人在恶劣自然环境里,只可能觉得命运不可捉摸。人的无知感、无力感、无常感会沉重压在心头。在这种情况下,宗教也许就会应运而生,应运而强。汉族旅客去西藏参观,常常会觉得很多藏民顽强的宗教意识不可思议。其实,如果我们设身处地细心体会一下他们的生态与生活,就不会简单化地指责他们“蒙昧”。
不仅传统文化后面常有生态原因,现代文化也是如此。美国人特别擅长发明机器,科技和工业特别发达,生态就是诸多幕后角色中的一个。往远里说,欧洲人到达北美洲的时候,一是打仗和屠杀,杀了不少人;二是带去传染病,病死了不少人。五千万印第安人从北美洲消失,整个大陆有点空空如也。作为生态重要一环的人口,出现了锐减。那么有活谁来干?没办法,他们就买奴隶。买了奴隶以后还不够,就得自己干。很多老一代美国总统都是自己盖房子,自己当木匠。以至现在很多美国人还是特别勤劳,节假日里都自己修整草坪。我们常说中国人勤劳。其实中国人总体上来说比不上美国人勤劳,比如富人大多不会去修整自己的草坪。这里的前提条件之一,是美国的人手少,人T.贵;中国的人手多,人T:廉。欧美新教主张“劳动是最好的祈祷”,其生态根据也是他们人口不够多,比如欧洲进入工业革命时,总人口还不到—亿。
接下来,发明机器当然是解决人手不够这一难题的更好办法,美国人因此发明了很多机器。连幵瓶盖和削苹果都有机器,福特汽车、波音飞机等等更是顺理成章。欧洲人喜欢听歌剧,美国人折腾出一个电影——电影就是艺术的机器化。欧洲人喜欢泡酒吧,美国人折腾出一个麦当劳 麦当劳就是饮食业的机械化。在这一方面,好些欧洲人还有文化抵触,觉得美国佬是一些机器狂。
麦当劳也好,好莱坞也好,是美国机器文化的一种特产,因全球化而扩展到全世界。凭借现代交通和传播的技术,这种文化横移现象在当代特别多,特别快,构成强大的潮流。因此,就当代都市文化而言,生态与文化的关系相对来说变得比较模糊。不是吗?我们不是牧民也可以跳舞,不在西藏也可以信从活佛,不在美国也可以吃麦当劳,我们似乎有理由忘记生态这一档子事。但值得注意的是,赖以生长文化的某些生态条件虽已瓦解,但现代都市文化的复制化、潮流化、泡沫化、快餐化,并不总是使人满意,正在引起各种各样的抵制和反几。在这个时候,人们不难发现,这种多样性和原生性的减退,与全球都市生态单一化是同一个过程,与高楼、高速路、立交桥等人工环境千篇一律密切相关。生态与文化的有机关系,在这里也许恰恰可得到一个反向的证明。在另一方面,当我们看到很多文化创造者坚持多样性和原生性,用独特来对抗复制潮流,用深度来对抗快餐泡沫。他们总是会把目光更多投向自己的土地,自己特有的生态与生活,自己特有的文化传统资源。一些被都市从自然生态中连根拔起的人,似乎正在重新伸展出寻找水土的根须。
他们会成功吗?我们还可以观察。逐渐趋同和失重的现代都市文化,会不会是我们人类文化的终点?我们也需要继续观察。
保护生态从心灵开始
一九九九年《天涯》杂志在海南召开了一个较大规模的座谈会,产生了一个针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南山纪要》,后来有了英文、日文、法文等各种译本,在人文学界有一定影响。当时我们就在会上提出,环保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首先是一个利益分配问题。我们要问的是是谁在破坏环境?谁在从这种破坏中获利?是什么样的体制和思潮在推动和支持这种破坏?
解决环境问题确实需要技术,也需要资金。问题在于,全世界现有的资金和技术已足以解决人类喝水的问题、呼吸空气的问题、食品安全的问题、土质恶化的问题等等,但是没有解决,为什么?美国那么有钱,但退出《京都协议》,为这一点还同英国盟友闹矛盾。几年前有美国国防部一个秘密研究报告泄密。这个报告说,全球温室效应继续加剧,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导致大西洋暖流停止。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全球气候激变,雪线大步南移,英国可能成为另一个西伯利亚,荷兰可能全部沉没,如此等等。我看过地图,发现雪线将抵达中国的武汉,长江以北将一片冰天雪地。美国这个报告使很多人震惊。那一年我在青岛见到几位中科院地质科学方面的院士,据说温家宝总理曾把他们找去,问南水北调工程还搞不搞。英国布莱尔首相看来也很关切这个报告。从英国的国家利益出发,他一直向美国布什总统施压,希望美国回到《京都协议》,采取行动降低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的排放。
布什觉得美同反正不会变成西伯利亚,所以不着急。这也是现在很多中国人的行事逻辑: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高于一切。我在乡下时看到有些农民对林木乱砍滥伐,感到十分无奈。因为木材的行市一涨再涨,于是任何劝说和禁止都没有用。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卖原料,赚了小头。政府收取税费,赚了中头。商人倒卖牟利,赚了大头。大家组成了破坏环境的利益联盟。至于造成的恶果,谁都没去想。其实,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更开阔一点,就会发现我们这些局外人,包括很多对此深感痛心的人士,也可能是这一恶行的帮凶,甚至是隐秘的元凶,比他们过错责任小不到哪里去。
为什么这样说?我得解释一下木材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据我的了解,村里农民砍下来的木材,一部分拿去给小煤窑做坑木。这个我暂时不去说。木材的另一个用途就是送去造纸。中国眼下的纸张需求太大了。一个月饼可以有六七层的包装,要不要纸?一份报纸可以上百个版面,要不要纸?……纸张需求就是这么强旺起来的,木材的高价位就是这样出现的,农民的砍伐狂潮就是这么拉动起来的。
我记得台湾在八十年代还有个规定,每份报纸的版面不能超过十六版,超过了就要受罚。这是一个很不错的规定,但他们顺应所谓历史潮流,把这个很好的禁令给废了。其实,现在每份报纸的新闻内容并不太多,大部分版面是商业广告。广告同包装一样,是一种促销的商业手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利用人类愚昧和虚荣的促销手段。比如说我想吃一个月饼,但我缺乏必要的判断能力,就只好去看广告,相信那些广告上的花言巧语。我还想把中秋节过得很体面,于是专买那些豪华包装的月饼。自己吃也好,送给别人也好,都能体现某种不凡的身价。这样,月饼还是那个月饼,我们并没有多吃一点什么。但我们的愚昧和虚荣,支撑了广告业和包装业的畸形扩张,使千吨万吨的纸浆因为一个中秋节而无谓消费,对森林构成了巨大威胁。
在此,我强烈呼吁社会各界来推动立法,就像台湾曾经限制报纸版面一样,就像政府前不久限制月饼包装一样,在更大范围内来限制广告业与包装业,限制那些严重耗物和耗能的非必需产业,保护我们的稀缺资源。市场自由还要不要?当然还要。但市场自由不能凌驾在社会责任之上,只能在保护人类共同利益的限度之内。
当然,如果大家都少一些愚昧和虚荣,少一些贪欲,这些非必需的产业就不攻自破,不限自消。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建设绿色的生态环境,实现一种绿色的消费,首先要有绿色的心理,尽可能克服我们人类自身的某些精神弱点。
在这一方面,我们很多传统的文化思想资源其实是很宝贵的。佛家戒杀生,说出家人不能吃肉,客观上就有一种环保作用。因为摄取同样的热量,所需要的谷物如果是一,那么通过饲养动物所消耗的谷物大约就是十四。两者差别非常大。我们在这里不一定要提倡素食,但没有必要的大鱼大肉海吃海喝,既不利于身体健康,也无谓增加了生态压力。这是一定的。古代道家主张“见素抱朴”,“顺其自然”,对大自然米取非常尊敬的态度。《礼记》里还具体规定不能伤青苗,不能伤幼畜;不招待客人就不杀鸡,不祭祖宗就不宰羊。《吕氏春秋》里还规定春天不能进山伐木等等。这些都是着眼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更值得一提的是,老祖宗们还非常注意克制人的贪欲。宋代儒家说“存天理灭人欲”,被当代知识界主流理解为禁欲主义,其实是制造了一大假案。我查过宋人的原著。程颐是这样说的:什么是“天理”?“天理”就是“奉养”,指的是建宫室、谋饮食等等人的正当需求。那么什么是“人欲”?“人欲”就是“人欲之过”,是人为制造的欲望。“欲”在他们的语境里其实是指贪欲,所以他们主张大力铲除之。这与孔子在《论语》里说的“惠而不费”一脉相承。孔子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实惠,但不要浪费,要尊重人的正当需求,但限制人的过分贪欲。
这种对“惠”与“费”的区分,对“天理”与“人欲”的区分,相当于西方人对needs与wants的区分,即对需求与欲求的区分。但西方人很晚才关注这种区别,比如由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Giddens)来加以强调。在这一点上,中国古人们错了吗?不,没有错,而且对得特别光荣,因为他们很早就区分了needs与wants,很早就提出了健康的生活态度。
五四运动以来的中闰主流知识界很急切,一心追求强国富民的大跃进,所以戴上有色眼镜,把本土文化传统不分青红皂白地妖魔化,一篙子打翻一船人。他们以为这样做才能“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大家才能幸福。其实,前人不是傻子,也在追求幸福,并没有愚蠢地否定“人本”。之所以反对贪欲,其宗旨正是朴素的人本主义。他们指出“欲以害生”,就是指出贪欲将危害生命和生存。这有什么不对呢?看看我们的周围,过分的饮食,过分的男女,不正在损害很多人的健康吗?把环境破坏完了,把资源消耗光了,人类还能活到其他星球上去?
只有共同的幸福,与生态环境友好相处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当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这样一种思想,我们生态的保护和建设才有希望。我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
困惑与信心
时间:2012年1月
地点:海口市泰德酒店“韩少功文学写作与当代思想研讨会”
这两天听了很多人的发言,心里很感激。活了这么多年,我到这年纪已经有点毛深皮厚,自以为听好话不会晕头,听坏话也不会上火。有些意见我得再想想,慢慢消化,汲取大家的智慧。
有些朋友以为韩老师狡猾,干什么事都深谋远虑。其实不是这样的。比如说我多面手,又写作、又翻译、又编辑什么的,其实事情的原因很简单,对于我来说,小说不是天天写得出来的,不是天天有写的,写不出的时候总得干点别的事情吧?又有人说,老韩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很像一个战士,现在的写作中怎么多了不少暧昧、模糊、徘徊?怎么不再碰触敏感的热点问题?这话说得不假,至少在某一个层面上是事实。但这与深谋远虑无关,却是我心存困惑甚至纠结的自然结果。在八十年代,我还是个年轻人,总觉得事情很简单,要改革,要民主,要市场,要现代化……对不对呢?现在看来也仍然是对。不过,如果我们把目光看得更深远一点,也许会发现八十年代以来的战斗也好,批评也好,在眼下遇到了很多障碍,进入了一个陌生的深水区。敌人的面目和方位已不太清楚,甚至自己可能就是敌人。
这里需要说到两点:
第一个问题,通俗地说:心坏了。这不光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不光是压迫者的问题,也是受压迫者的问题。我们有一个深重的道德危机,主要表现为价值观的真空状态。包括我们自己,有时候可以扪心自问:我愿意做一个好人吗?准备好到什么程度?是不是准备好到当年的白求恩那样?或者说我愿做一个坏人吗?准备坏到什么程度?当犹大,当希特勒,是不是心一横也可以当了,没什么了不起?这个是莎士比亚式的问题,做,还是不做。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是暧昧的、躲闪的,或者不敢逼问自己。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这个时代里没有多少人愿意当好人,那么捣乱、造反、革命,会不会只是一种简单的改朝换代?会不会只是赌场上的赢家换人,这个赌场的游戏规则却被我们继续延续下去,被大家永远所认同?如果反抗者只是为了成为新的统治者,那么这种战斗的意义是不是在变味?
第二个问题,通俗地说,是说脑子坏了。换一种说法,就是我以为眼下存在着一种知识危机,不光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不光是压迫者的问题,也是受压迫者的问题。孔见刚才评价我的两本书,他的说法很对我心。他说《马桥词典》是力图对公共语言进行一种清理,《暗示》更进一步,力图对语言本身进行一种清理。我一直对自己提出的问题是:语言所推动、所构造、所表达的知识是不是可靠?会不会正在把我们引向一种歧途?韩毓海关于货币和语言的比喻,我很赞成。语言与事实的分离,确实就像货币与价值的分离,是当前一个普遍的现象,也就是我说过的语言的“空心化”危机。于是出现了书本的左派对抗书本的右派,泡沫化的激进对抗泡沫化的保守,对抗得很热闹,但可能都与复杂而丰富的社会实践相去甚远,完全脱离实际。真理从来不是精英的专利。事实恰恰是,工人们和农民们从来不极端,各种极端主义的荒唐从来都是一些读书人折腾出来的。我在《暗示》里,曾经特别不暧昧的、不模糊地、不徘徊地猛烈批判了当今的教育制度和知识、文化、学术体制,就是基于这一考虑。这种批判得不到多少喝彩,是另外一回事。我只是担心一种院校派的、高学历的、精英化的知识生产,正在把我们的战斗引向一种代价高昂的胡闹,幻象化的自欺欺人。
这就牵涉到“文革”。批判“文革”,否定“文革”,我是非常赞成的。但我们在批判和否定的时候有两个误区。第一是把“文革”的道德假象当成了道德,于是否定“文革”似乎就必须把道德打掉,搞一个去道德化运动。这个逻辑显然是混乱的:如果我们觉得“文革”太道德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求在“文革”中做坏事的人做道德忏悔?既然我们要去道德,为什么要求我们的对手倒是一定要讲道德?第二,是把“文革”对知识的毁灭,仅仅当作书本和学历的蒙难,于是“文革”后的重建知识权威,就成了高学历挂帅,知识生产重新精英化,甚至很多知识分子把以前与工人、农民、士兵打交道的经历,看作一种屈辱,一种苦难,一种蒙昧。这样,一个是去道德化,一个是去实践化,对“文革”的批判就是这样滑向歧途。这也许就是当前“心坏了”和“脑坏了”的重要前提和直接原因之一。
一个是道德危机,一个是知识危机——如果我们不把这两个定时炸弹给清理掉,我们的战斗会变成一个什么?我们大胆介入热点,甚至写出几个文学原子弹,会不会不但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反而会把我们的问题变得更大?会不会不但不能给老百姓带来一些福祉,反而给老百姓带来更大的灾难?在这些方面,我确实困惑,没大想清楚,因此经常有写作的停顿和犹疑。
大家还说到了“左”与“右”。我是“文革”的过来人,经历了家破人亡,看到了更多比我家庭还惨的人和事。不光是中国,还有前苏联、朝鲜、柬埔寨……发生这么多的事情,怎么能说是一个简单和偶然的失误?这当然需要深刻的反省。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就没问题吗?从殖民主义,到两次世界大战,到最近欧美的金融危机……只要稍稍诚实地面对事实,就不必相信另一种神话。我以为,一个为中国穷人抱不平的人,也得为美国的穷人抱不平,这样的右派才靠谱。反过来说也一样,一个为美国穷人抱不平的人,也要为中国的穷人抱不平,这样的左派才像话。
前一段,我上网看了一下,发现中国的左派不是一个,是好多个,自己内部也在开打。右派也不是一种,有好多种,也在内部互相掐架。情况特别复杂。但就大体的词义约定而言,“左”是指社会主义,“右”是指资本主义。有意思的是,这两种主义不但互相斗争,很多时候也互相造就,互相强化。这就是说,所谓“左”常常是“右”成就的,“右”又常常是“左”助产的,二者形成了一种互动关系。比方说,“文革”的前夕,一九六五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支持印度尼西亚的右派发动政变,据后来一些西方调查机构的统计,大概屠杀了两百万左翼人士。这种恐怖,从某种意义上催产了中国的“文革”恐怖,使中国“阶级斗争”、“反帝反修”的神经高度绷紧。在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文革”那么多人权灾难,没有知识分子群体对红色时代的满肚子苦水,以及出于人之常情的怨恨,中国九十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神话是否会少一点狂热和偏执?中国知识群体主流对西方的崇拜,远远超过了印度、俄国、巴西、南非等国家的同行,但这种国情是怎么形成的?是否正是“文革”的自然反弹?
左中有右,右中有左。左的错误能生右,右的错误能生左。如果缺乏小心的辨析和准确的控制,极左和极右甚至在某些问题上会变成了一家人。正是考虑到这些复杂的情况,在我九十年代以来的写作中,确实出现了不少模糊、犹豫、谨慎、左右两难,多条战线应战,批判指向不再简明和单一,让很多朋友不大满意了。我对此表示歉意。在办《天涯》的时候,我们尽量发出多种声音,包括自由主义大牌人物也来发表过不少文章。但《天涯》并不是无立场,不是左右逢源和到处讨好。韩毓海说《天涯》最先提出“科学发展观”,是过誉了,但讨论贫困问题、三农问题、环境与资源问题等等,反对教育、医疗的市场化等等,《天涯》从来没有犹豫过和模糊过。如果说这就是“新左”,《天涯》也只能坦然接受。这样做其实并不讨好,九十年代就有一位大人物点名批评我们,其罪名就是我们杂志使用了“弱势群体”这个词,被认为是给社会抹黑,违反了宣传纪律。当然,现在这个词已经不那么敏感了,但当时几篇文章就差一点演化成为主编去职的严重事件,却是事实。
我不是理论家,也没有太多兴趣读理论,不过是喜欢对自己所遇到的问题做一点思考和表达。在一些人认为利益至上的时代,认真的思考似乎有点傻,有点。《天涯》没法实现畅销,甚至读者还在一点点减少。这没有办法,几乎没有办法。思考者的一切努力,包括政治斗争,都是为了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而美好的社会就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的社会,但一旦到了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的时候,思想似乎就只能退场了,甚至必须滚蛋了。在危机与灾难到来之前,社会需要一种幸福的沉睡,一种安乐的梦乡,需要娱乐,需要开心,不需要刺耳的声音。想一想,那些把读书当作吃药的孩子,难道不值得同情和理解?你们逼着他读鲁迅,逼着他读托尔斯泰,但他为什么要读?他不愁吃饭,不愁穿衣,家里有父母可啃,凭什么要折腾那些艰深和沉重的话题?凭什么不能去热爱更爽的电子游戏?当然,事情会继续发展,危机和灾难会使社会产生对精神、文化、思想的渴求,会重新呼唤真理,重新呼唤英雄,重新呼唤坚定的行动,但我们不能站在职业利益的立场上,比如为了让我们的声音得到更多的关注,就希望社会多一点灾难,早一点陷入危机——那样做当然也很不道德。这里,也许有一个我更大的困惑。我会心情非常复杂地祝福中国人民越来越幸福,祝福全世界人民越来越幸福,但我知道这种幸福的世界一定是平庸的世界,就像一个少见疾病的时代,必定是良医迅速减少的时代。
眼下,在中东,在非洲,在南亚和中亚,几乎天天出现人肉炸弹,很多地方都在流血。我相信那里的人民对真理特别地渴求,希望有更好的理论和文学,使他们知道该如何行动。至于中国,说一句关起门来说的话,如果现代化建设大体顺利,如果中国人都成功地富裕起来,我们在座的恐怕没有多少好日子——我的意思不是说大家缺吃少穿,而是指大家可能无所作为。在所谓“娱乐至死”的强大浪潮面前,我们得认命,得忍受读者一批批地离去。当然,这不会是历史的终点。人类的末日肯定不是明年的二〇一二年。我曾经在这一点上问答过记者的问题。我说,我近期不乐观,长期不悲观。我认为我们的一切努力仍然是有意义的,甚至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一个幸福亦即平庸的时代,不可避免地将会滑向危机和灾难,那么,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们可以准备很多思考,准备很多的理论和文学,就像老鼠挖洞准备粮食一样,以备未来之需。一种良好的文化准备,也许能使全社会将来对危机和灾难的反应,使全社会大规模的行动,更多一些建设性。有建设性和无建设性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則者能避免以暴易暴,避免一^种黑暗代替另一^种黑暗,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和循环。因此,这种文化准备的意义,不在于眼下市场的畅销或者权力的奖赏,而在于未来的读者,在于我们对真理的心。
刚才很多人说,老韩在海南也做了一点事情,对我给予了热情的鼓励。我非常感谢你们,也非常感谢同事们一路走来的支持和帮助。其实我并不觉得我做的这些事有什么成效。《海南纪实》曾发行到一百二十万册,《天涯》改版将近一百期,我前后推出十儿本书,这一切改变了中国吗?改变了中国的万分之一吗?可能根本没有。但这可能不是什么问题。我在中年以后,已经觉得自己有点没心没肺——这里的意思是,一个人如果不再在乎成果,不再在乎得失和毁誉,就有了金刚不坏之身,就会有一往无前之力,干什么都会高高兴兴。这就是我以前说过的: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我确实很享受在海南这二十多年的过程,哪怕我为编辑一篇文章花掉一整天的时间,哪怕为此忙得我打出十几个电话,我也觉得十分高兴。哪怕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没有什么反响,或者只是影响了两三个人,二三十个人,也足以让我喜出望外。事情的关键,是我觉得这件事有意义,有趣味,值得去做。剩下的一切就不再成为问题。
我有点虚无,但不是彻底的虚无主义者,只是相信,对结果的适度虚无,或者说适度超脱,恰恰是顽强和热情的来源,能使自己少受伤,少颓唐,少抱怨。比方说,今年二月,海南省的文联、作协换届,我准备下台走人,本来写好了一个换届丁作报告,用心总结了一下工作,费了不少工夫。但临到开大会,时间有点紧,报告没宣读,估计大多数代表也没怎么看。但没用上就没用上,无所谓呵。以这样一种心情,我一点都不后悔自己的白忙活,一点也不妨碍我兴致勃勃地开会。就算我一个人给自己偷偷地做了一场报告,有什么不好呢?就像我给自己写小说了,给自己编杂志了,有什么不好呢?
最后,我特别谢谢大家来参加这次会,而且我知道大家可能有一点中国人的习惯,顾及我的情面,没有狂轰滥炸。但话里听音,我能听出一些潜台词,会认真地考虑大家的意见。当然,考虑意见并不等于我就一定能够做到你们期望的那个样子,因为能力不行,各种各样的原因会牵制我。但我会把你们的批评作为一种鞭策和推动,这是没问题的。
一个人可能做的事情很少。我这一辈的作家,六十岁左右的,其实大多已进入一种危机状况。创造能量不够了,经验资源和文化资源都不够了,有时强打精神地保持一种产量规模,也只是发挥余热而已。真正的写作像一种恋爱,但老家伙们还能恋多少爱呀?还能再一次激情燃烧吗?好吧,让我再尝试一本书,或者两本书。能亮出多大一点火花,天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