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农村长大，自小就对草有着特殊的感情，小小年纪就能辨认各种各样的草，不认识草又怎么能分得清苗呢？待长到能帮助家里做活了，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下洼打草。知道什么样的草硬，什么样的草嫩，哪些草牲口爱吃，哪些草牲口吃了不长膘……

草可是好东西，农村不能没有草，农民也不能没有草。但草不能长到庄稼地里，无论什么草长到地里都要锄掉。

后来到城里上学，经历了1957年，城里人见不着草，却知道有一种草叫“毒草”。我的老家没有毒草，查《本草纲目》，才知道有些草药带毒。后来参军，每到学雷锋的日子就去帮着当地农民除草。再后来复员回到工厂，工厂在郊区，占地数千亩，不能地尽其用，凡没有钢铁和水泥的地方就长满了草。每有领导人物来视察或有外宾来参观，全体职工就要在厂区内拔草，把房前屋后以及所有空地方的草都拔掉，让工厂变得光秃秃，再撒上石灰，就算干净了。

总之，城里人不喜欢草，因为城里人只吃牲口而不养牲口。

1982年我第一次去美国，令我惊异的不是他们的高楼大厦，而是他们的草。农村自不必说，就是城市里也种着大片大片的青草，有些中小城市，草地比建筑物还要多。我不免生出疑惑：一个国家发达与否，是表现在楼上，还是表现在草上呢？

将近20年过去了，中国人对草的认识也变了。城里人买房先看小区里有没有草，旁边没有草的楼没人要，拥有较大的草地的住宅小区，楼房也就特别值钱。你说是楼贵，还是草贵？好像还是草贵——因为现代社会的等级，是以草来划分的。如前面说过的，大凡富裕的国家，无一例外的草也最多。穷地方才缺草，叫“寸草不长”！现代人的贫富差距极其悬殊，可在吃上穿上不大容易区分开来，也要靠草来标明阶级——人的级别高低贫富差异全取决于占有多少草！

在西方私有制国家，贵族和有钱的人都有自己的私人草场，草场的大小要看财富的多少和贵族头衔的大小。最底层的贫民则没有属于自己的草坪，眼馋草了就只能到公共草地上去呆一会儿。社会主义的中国，也有了带草坪的私人豪宅，和有大面积草地的豪华住宅区……草——在中国岂不是同样也正在变成“富贵标志”。

有些城市漂亮，还不就是草多？草多了，有钱的人就去投资，就去住……如今的草是真正的富贵草！有人说此草非彼草，这都是从国外引进的洋草，并不是你在农村时割下来能喂牲口的野草。我当然知道这一点，买进这些外国的富贵草，不仅要花大价钱，而且无比娇气，老是水土不服，许看不许碰。实际上连人们多看它几眼也受不了，不知怎么就打蔫了，半死不活，赖巴拉饥。

真是邪门儿，如今的草竟然比人还娇贵！越娇贵就越脆弱，死了换，换了死，为了移植成富贵草，为了显示一点富贵气，钱可糟踏海去了。我不免又瞎操心了，我们这么大的国家，靠买进外国的富贵草到多咱才能把黄土都盖过来？

再有了出国的机会，我对洋草比洋人还上心。看了世界上草化比例最高的英国，感觉又是不同，他们不提绿化——也许是因为已经绿了，而是有意识地倡导“野草化”。何谓野草化？以自生自长、野性十足的杂草，取代那种品种单一、整齐娇弱的富贵草。我在一位爵士的庄园里住过，他有9公顷的私人草场，除去中间一块用来野炊和嬉戏的草坪是要修剪的，四周都是荒草地，各种各样的杂草异常茂密，人一走进去就会惊扰野兔、松鼠和其他小动物乱跑乱窜。我在爱丁堡住过的一家私人旅馆的草坪，干脆就是荆棘丛生的野草坡！

剑桥是一座名城，有一条剑河款款地从城中流过，河的两岸除去校舍就是草坪，有的草坪是修剪整齐的富贵草，有些大片的草地就呈现着杂草丛生、野花怒放的自然生态，深处荆棘挂衣，古木森森。距离灯红酒绿的城市中心没有几步，就像进入了荒无人烟的原始地带。剑桥有个“果园”，是当年令徐志摩流连忘返的去处。有天早晨我和妻子遛早想进去看看，走到门口却看不到门，野草野花竟有一人多高，掩藏着一条窄窄的土径。我不知这小径是不是能走得通，也不知闯进这野草阵中还能不能再闯出来？愣了一会儿终究没有敢进去。

第二天，由法学博士单文华先生领路，二闯果园，果然就是从那条野草丛生的小径走进去。所谓果园，也完全像一片野生园林，地上铺着厚厚的落叶和各色干枯的花瓣，四周有天然的灌木和粗大的原始林木，包围着枝干弯曲而低垂的苹果、桃、梨等果树。单博士买了一壶茶和几样小点心，我们便坐在树下享受这恬静的野趣，居然会有小鸟落到我们的木桌上，争食盘子里的点心渣。小鸟可不是广场上的鸽子，它们极为敏感灵巧，你稍微弄出一点声响就嗖地飞走。但很快又有其他的鸟落下来。能与鸟共食，在我还是平生第一遭。

旁边的剑河里有不怕人的野鸭，两岸长着齐腰深的茅草，间或会挺出一蓬蓬的荆棘和离流歪斜的杂树。我请教单博士，这么好的自然条件是没有人管呢，还是不想管？他回答说：这是精心维护成好像没有人管的样子，追求一种完全自然的野性生态。

谁能想得到呢？我们学西方，除尽自己的野草改种他们的富贵草，谁料他们又把富贵的标志改为养野草。

这才叫折腾人呐！可，为什么挨折腾的老是我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