妹妹从家里拍了一个电报来，告诉我：哥哥死了。

我不知道哥哥是怎样死的，我没有听说他生过病。我只知道他快要订婚。

“做梦罢，一个人哪里会死得这样容易？况且在快要订婚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我就不再去想这件事。我的环境并没有改变。没有一件事会使我感觉到我的哥哥已经死了。

第二天我又接到一个电报。这个电报有三十四个字，报告的还是那同样的消息，不过比前一个电报说得更详细：我的哥哥死了，而且是自己用刀割断喉管死的。

朋友许在我的旁边，他很关心地帮忙我翻译电报。他的手微微颤动着。

“怎么办呢？”他问道。

我不开口。我却用力捏自己的手臂，我暗暗地说：“该不是在做梦罢。”

许同情地、怜悯地望着我。在他的眼里，我好象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

“你为什么要这样地望着我？”我想问他。但是他默默地走开了。

我坐在沙发上，我看着墙上挂的那张珍妮·盖诺的像片。她在对我笑。那个傻女孩子，她许久不对我笑了，为什么她今天突然对我笑呢？难道她笑我是一个不幸的人吗？金黄色的头发，淡青色的衫子，健康色的皮肤，这一切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她们都不过是纸上的，而且现在我的哥哥死了。

从珍妮·盖诺的脸上我把眼光移到白色的墙壁。墙壁是白的，白得没有一点黑影。但是渐渐地从墙壁上现出了一张黑瘦的脸。

这张脸上没有一点特征，它可以是任何人的脸，你的，我的，他的，但它并不是，它只是我的哥哥的脸。

这确实是我的哥哥的脸，一个年轻人的平凡的脸，这平凡的面貌就代表了他的平凡的生活。

“我死了，我用自己的手割断了我的生命，”他忽然张开嘴道。

“不会的，我不相信，你明明在这里说话，”我坚决地反驳说。

“那刀子，那剧痛，那最后的挣扎！没有人知道我的心，没有人会想念我！我一生就这样地完结了，”他悲声说着，两只陷入的眼睛里落下了大的眼泪。

“如果死了以后还能够说话，还能够流泪，那么死就算不得什么一回事，况且我们每个人都要死的，”我半信半疑地对自己说，声音很低，差不多只有自己听得见。

“我不愿意死！”他忽然扁起嘴说，他的脸变得真难看，嘴成了一个“一”字，眼睛成了两根线。我睁大眼睛去看。那张脸不住地扁下去，成了象馒头一样地可笑。

白的墙壁还是白的墙壁，并没有哥哥的脸嵌在上面。

“呸！你在睁起眼睛做梦！”我这样地骂自己。

电报还在桌子上，那封三十四个字的电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