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
天我上街。街上人很多。我走过一条街又一条街，脚脖子酸疼得不行。但我仍是不停地走着。因为我记不起来我原来打算到哪里去。况且我老觉得身后有一阵拖拖拉拉的脚步声在尾随着我，那脚步似乎很犹豫，总也不越过我，弄得我心慌意乱的。有好几次我听见有人喊着一个什么名字。我闹不清是不是喊我，因为我忽然记不得自己的名字了。我的记性不大好。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时候都是这样，比如说领工资呀什么的，我绝对不会弄错。还有……没有什么了。现在一般来说使用自己名字的时候很少，少极了，反正大家都差不多，这个名字和那个名字吃的想的都差不多，彼此略有混淆或张冠李戴实在也无伤大雅，除了领工资。不过，这个名字和那个名字，工资其实也是差不多的。
我继续走着。绞尽脑汁地希望能记起来我要到哪里去。
我走完一条胡同，又横穿过一条马路。正当我在马路中央躲避汽车时，我突然顿开茅塞。急忙回身——却同背后的一个人撞在一起。
“哎呀呀，果然是你呐！”她欢天喜地地叫起来。“我喉咙都要喊破了，你竟不睬，我还当认错人哩。”
喇叭四起。我们退到人行道上。
“你真是不认得我了？”她有一点失望的样子。
我摇摇头，没好意思说我连自己的名字都不大记得。
她便告诉我她是谁谁谁，什么什么时候曾经同我在什么什么地方一起呆过一段儿。她离开得很早，是那地方第一批保荐的大学生。现在在一个什么什么单位工作。她现在还记得当初我在连队做值日时没有把炕灰倒掉，差点惹出一场大火的事。她的记性真好。
她又说眼看快过年了，四面八方的人都回到这个城市来同家人团聚，趁这个机会，过去的老同学老朋友老战友在一起聚一聚，实在再好不过了。许多年不见，那些人中明星呀企业家呀万元户呀局长呀已经出息了不少人，聚一聚是很有好处的。
她叫我年初二下午到昭庆寺广场的旗杆下去集合。
我同意了。我想反正到时候我会忘记的。
“你还没有想起我来吗？”她又瞥我一眼。
我吸吸鼻子。我好像闻到一股什么气味。鼻孔奇痒，我揉鼻，做深呼吸。当然，什么气味也没有。隔着那么保暖保味的冬装，会有什么气味散发出来呢？除了香水，是的，是香水味，从她耳根和头发上泛滥出来，香得我怪纳闷；假如没有什么不妙的味道要掩盖，干吗喷这么多香水？
她很胖。丰满白皙，睁眼闭眼眼角决无皱纹。头发乌亮，像戴着一只黑色头盔。但从那没有一丝皱纹的笑容里，我却看出她决不比我年轻。她穿件豪华貂皮的短大衣，土耳其纱巾熠熠生辉。浑身上下没有一丁点儿唤起我回忆的东西。
我说了声对不起就走了。因为我已经想起来我要去医院。不抓紧时间，恐怕一会儿又忘了。
“香柜子”被指导员下令逐到嫩江去出民工以后，我再没有见过她。
她原名项菲，只因她身上总有一股淡淡的甜甜的香味儿，我们这些南方知青就管她叫香柜子。那香味儿当然不是香水味而是一种天生的自然而然的人的气味。后来不知怎么搞的，那些北佬，尤其是臭气哄哄的男北佬也都闻到了这味儿，也学着我们管她叫香柜子。再后来分场主任和总场党委书记也叫她香柜子。她的本名只在宣布对她的处分时才使用。幸而处分几乎是每年一次，所以她的本名还有相当的使用价值。
处分尽管频繁，对香柜子来说倒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损失，她本来就不是团员，开除是开除不到哪里去的；工资也无从降起，本来就是最低的一级农工；监督劳动也不可能，因为她屡屡犯的是生活问题。
让她去嫩江工程出民工之前，她在离开分场二里地的猪号干活。在指导员勒令她滚到只见猪不见人的猪号去之前，她同我在一个园艺排，同我们大家一起住集体宿舍的大炕上。
那大炕其长无比，晚上躺下时可见一溜整齐的人头，如古代十里长宴上的酒坛子，朝低矮的天空伸展开去，一眼望不见尽头。炕虽广阔，每个人的领地却极其有限。一条单人褥子还得卷起三分之一，刚好容下一个脊背和臀部，都往一个方向倾斜。早晨叠完被子，只见花花绿绿的褥单子，七高八低波浪一般起伏。如此狭窄的空间里，香柜子的香味岂不要被众人吮吸殆尽了么？
所以香柜子被逐去猪舍，我想她应该是求之不得。但她却眼泪汪汪抽抽泣泣地磨蹭了两天，她一定是还在惦着他。第三天她的铺盖被人扔出了门外，她才终于走了。过了些日子，我去猪号看她，偌大一个破茅屋里，一面光溜溜的大炕，就只三个行李卷。行李与行李之间，还能放下几个行李。那行李卷上坐着一个又肥又壮的哑巴姑娘，是个鹤岗下乡青年，还有一个头发黄黄的女孩。听说她爸是本场的二劳改。
没人肯到这又脏又远的猪号来。让她来当然是对她的惩罚。不过香柜子哭过几天之后总算恍然大悟，她不可能有比这更好的去处了。她在这儿得到的温暖将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她破涕为笑，把自己的褥子铺得又宽又平，小镜子擦得又明又亮。果然不久以后她发瘦的小脸重又圆圆地泛出红晕，蜷曲的刘海和毛茸茸的小辫蓬松松地越发迷人。她再没有工夫到大队来看我，有几次下工后我走二十分钟找到那里，她的炕上总是坐着些个臭气熏天的男人，贼眉鼠眼地同她闹作一团。她已经把他忘了？但愿如此。他不是个值得记住的男人。我犹豫了很久要不要把他的事告诉她，终于还是忍住了。每次我走过他的身边总要提前深呼吸一口气，牢牢地憋住免得闻到身上那股酸腥的臭胳肢窝味儿。自从他掉转屁股投向那个黑士隆冬的女指导员的怀抱，他就把指导员身上那股跳到天池也洗不去的味儿移植过来了。哪怕他们走到外星球，我都闻出那种我生下来就恶心的气味，永远永远。可香柜子哪怕同一百个男人睡觉也还是香柜子。
就是这样说，我还是为她担心。吃了上次那样的亏，现在她总明白怀孕是怎么回事了吧。可这该死的猪号四周，野地连着野地，灌木连着灌木，有的是幽会场所，他们把香柜子弄到这么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来，就不怕她摆脱不了那些纠缠再荣获一次处分吗？
那年冬天奇寒，雪没膝，风整日整夜鬼哭狼嚎。春节前半个月，连队探家的人，几乎走了个大半。那个猪号的哑巴班长回了鹤岗，黄头发姑娘回关里家，只剩下香柜子一个人，守着那些饿得嗷嗷叫唤的猪们。连里留下没走的，便是那些垂涎欲滴的痞子样的家伙。
我记得我临走前提醒过香柜子小心点，她苦笑一声，什么也没说。
如果那次我留下不走陪她过冬，香柜子也许不会发配去嫩江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但那次我是非走不可的，因为我非常非常想见一个人。如果香柜子那次同我一道走就好了，也许她永远不会知道堕胎是怎么回事。但香柜子是注定了要走上那条路的。因为那时世上似乎根本没有什么可走的路。
三个月后我回到连队。放下东西就急忙到猪号去。香柜子正在打行李。她的脸色苍白一无血色，鬈曲的头发竞平直憔悴了许多。
我哭了。我说：“是谁？”
记不清了。她淡淡答：“不止一个。”
“为什么？”我顿时愤怒，无地自容。
为她这样的若无其事。“为什么？”我嚷道，“为什么？”
她拽着绳子的手垂下来，绳扣一个接一个地解开。她的嘴唇动了动，“我害怕。”她低声说，“天一黑，玻璃窗上一只只绿的狼眼睛……没人陪，我睡不着……”
她的脖颈里依然散发出一阵若有若无的温热的芬芳。
“你打算怎么办？”
“走呗，随便到哪里，都一样。我早想开了。说句实话，灯一关，男人都是一样的，同谁也是那么回事，你自己要不觉得什么，便也没什么。何况那些人都是真心真意的，帮我劈竹子挑水烧猪食，也没亏待我……”
她的口气平淡无奇，就像说她养了一群鸭子或别的什么。她已经丝毫不感到羞耻和痛苦了，我头皮发麻，狠狠一甩门，头也不回地跑回了连队。
她就这样去了嫩江。
她走了以后许多天，我收工时路过猪号，却还闻到空气里飘荡着一种清淡苦涩的气息，似乎是香柜子留下的气息。可以前她的香味明明是有一种甘甜味儿的……
听说香柜子到嫩江以后又堕过几次胎。究竟是几次，传说不一。回来的人说，那工资高，她在工地管烧水，活也不累，她竟比以前胖得多了。但她总是一次也没回过。
有时我想，香柜子如果不是个女的就好了。
但她却天生是个女人。她的一切快乐和希望，都从她身上那淡淡的香中发散传导给喜欢她的人。她没有办法叫别人不喜欢她。不过，终究她先前是曾经真心真意地喜欢过一个人的。是一个。这个人伤了她的心之后，就如同一朵鲜花被人捏碎，花瓣飘零，谁捡谁要由不得她了。
那个有狐臭的家伙是香柜子在园艺排时第一个也是唯一的男朋友。半夜军训时他在黑暗中喊口令威风得像一位将军，香柜子每个星期天天同我谈他的嗓子和眉毛。后来一天她便不见了。后业她开始笨手笨脚地织起一件男人的毛衣来再后来……特别假。“特别假”是按上头政策对女知青的特殊照顾，谁要是有情况可以留在家里当天烧水扫地的值日生。这两天对每个人都至关重要。
香柜子涨红了脸，低下头说：“没来”。
我手心稀湿。我宁可她撒谎。果然晚饭后她就被叫去连部谈话。回来时眼睛红肿，独自唏嘘到熄灯后。终于趴在我耳边说：“我，我大概，那个了……”
当时我也慌慌张张地信以为真，我甚至还考虑要不要给她姐姐写信。因为她父母都远在贵州山里的一家三线工厂。我就没有想到再多问几句关于那个的一些问题。我羞于出口，又没有经验。一直到香柜子被记了大过背起铺盖准备到猪号去报到的那天早上，她突然气急败坏地从厕所跑回来。一把抓住我说：“来了！怎么回事？来了！”
过了好久以后我才总算弄明白她同那个威风凛凛的排长之间，原来什么实质性的事儿也没发生过。充其量他们只是在小河边的柳苑子下接过几次吻。就这些。那时候她真是个不谙世事的傻丫头，她真以为接吻了就会怀孕，连孩子怎么生出来的都不知道。可是，仅仅两年……
她的擅长接吻的排长说她造谣可耻，资产阶级臭小姐本性难移，企图用糖衣炮弹拉他下水，从此同她一刀两断。
她便哭哭啼啼去了猪号。从此她脱胎换骨面目全非。一年后她离开猪号去嫩江的时候，更是从容不迫、仪态万方、焕然一新。她走时穿一件当时罕见的闪光涤纶上衣，很有些炫耀的意思。
她走了很久以后，她住过的铺位上总有悠悠的香气在夜半向我袭来。我常看见她披散着一头湿滚滚乌油油刚洗过的鬈曲的头发，对着小圆镜一个劲地梳扯，总想把它们拽成我们那样直发活像高粱秆才肯罢休。但她一松手，那些弯弯绕绕的黑丝线便又恢复了原状。气得她撅起嘴嘟嘟嚷嚷：生下来就是这样的！就算全部剪掉。长出来的新头发还是这样的！
她特别爱洗头，洗了头便满屋飘香。我总看见她坐在炕沿上拽她的头发。一双大眼睛骨碌骨碌风车似的回转，总卷起些树叶儿纸片在她身前身后打旋……
那时她是个多么可爱的姑娘，她去嫩江那年还不满十九岁。听说后来她父母都病死了，没有人接她回南方去，她便在东北嫁了人完事。
“都去给我抓鱼！”
“统统都去，抓鱼去！”
连长的裤腿卷到膝，鼻尖上沾着泥星，大嗓门传几里地，军令如山。
我们都被赶进水稻田。扑通扑通的青蛙一样，水深漫到大腿，嫩绿青翠的稻苗飘浮在水田的一片汪洋之中，只露着东歪西倒的苗尖尖。半尺长的鲫瓜子，在稻根和脚趾之间窜动。半蹲半跪地守候在那里，几分钟可抓一条。
那是从水库闸门里放下来的水。连下了几日暴雨。水库满了，年年都要自动送来许多鱼。
鱼抓多了，用麻袋装。仓库里有的是麻袋。
“都来给我抓鱼！”
连长吆喝。
晚上食堂改善生活！
鱼汤真香呵！口水都要淌下来了。
我做梦都梦见喝鱼汤。
麻袋满了，被拖上地埂。有牛车把它拉走。连长叫走了几个姑娘去卸车收拾鱼。
天傍黑，太阳被挤得扁扁的，终于收工。暮色中，一瘸一拐走过连长的宅院，忽然风中刮过那么一股浓腥浓腥的气味。趴在板墙缝一瞅，连长家前院的晾衣绳上，挂满了一串串用报柳条穿上的鲫瓜子……
这天晚上食堂吃的是炒土豆片，土豆片上有一股生锈的铁腥味儿。
从此我一闻到那味儿就恶心。
鱼腥味儿持续了多日，连长将它们晒成了鱼干，然后踪影全无。
我决定到邮局去一次。我得去买些纪念邮票、取汇款、订报刊，还得寄一个包裹。我要办的事都写在一张小纸片上，甚至连先后的次序都安排妥当。不这样做的话，唯恐到时候会把我要办的事忘个精光。
那个穿绿邮服的长发披肩的姑娘，从高高的柜台后面把我填好的包裹单又交还给我，用纤细的手指点着一个空格子说：“寄什么，填上！”。
我愣在那里。我忘了我要寄的是什么。可能是衣服，也可能是鞋。我胡乱写上了其中一个。
她把缝好的包裹递还给我，态度和悦无可挑剔：“打开，得检查一下！”
我把缝好的线扯开，她便象征性地摸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她仍然不知道我寄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松了口气。我按照小纸片清点了一遍我的计划，竟是从未有过的圆满。
我回到家里。
从随身的拎包里掉出一只网兜。是网兜。我为什么要带着一只网兜去邮局？我一定又忘了什么事。
我坐在沙发上闷闷苦思了十分钟，毫无头绪。那个空空的网兜像只黑暗中嗡嗡嘤嘤的蚊子，从你耳边掠过，一巴掌下去，以为击中无疑，拉开灯，仍是一个空空。有好几次眼看是拍住了，伸开手，却又让它从指缝里摇摇晃晃地飞去，萤火虫般地闪烁，根本逮不住它。即便有一回是飞到了唇边，死死用牙咬碎了吐出来，却又即刻飞散开去难议辨认。
我的脑袋塞满了一团团粘乎乎的浆糊一般的东西。我什么也想不起来。
我的记性真是坏得一塌糊涂。
“寄啥，填上！”
镇上邮局那个干巴老头，用细瘦的手指点着包裹单上的一个空格，冲着我嘟嘟嚷嚷。
我不知道寄的啥。那是别人的邮包。我只不过是个临时代办。我的工作是管分场的通讯报道，只因分场的邮递员回家探亲了，让我暂时替一替的。那时候寄邮包都得让邮递员带到镇上邮局去寄。我可不懂那么些规矩。
“打开，得检查检查。”
老头隔着镜片，用极怀疑的目光看我。当然，一般来说，只有知青隔三差五收到家里的邮包，没有往外寄邮包的。大豆高粱有什么可寄呢？
那是一只十分光滑的小木盒子，也许不久前从南方来。被刨去了原先的墨迹，用蓝钢笔在淡黄色的木板上新写了南归的地址。
我用老头扔给我的一把钳子撬开盒边上的小铁钉，我发现我干那个跟男生差不多。掀开盒盖，上面是一层破的黑棉絮，里头露出两只深色的玻璃瓶。
“是酱。”我指着瓶子上贴的商标告诉那老头。
“哈酱？”
“辣酱呗。”
“辣酱？没听说往家寄辣酱的，打开看看！”
我只好将那瓶子抠出来。透过深茶色的玻璃，里头是什么也看不清，似乎只是一些辣酱一样的、粘乎乎的东西。我贴着瓶盖闻闻，倒有一股酒味，还有甜蜂蜜味儿，说不上什么味儿。
“是咳嗽糖浆。”我说。
我瞅瞅——
他便将瓶子接过去，对着阳光照照，又晃了晃，然后将那瓶盖一挑，放在鼻孔下拼命闻，又用小手指长长的指甲盖从瓶里钩出绿豆大点糊糊，在舌头上舔了舔。紧接着脸一白，眉毛陡然矗立，半天，“蜂王浆哇？”
一时我并未反应过来蜂王浆是什么。看他的脸我只以为他被蜂子蜇了一下。现在各个分场连队都有蜂场。我心想他既然确实了包裹的性质，总算检查完毕，快点封箱过秤好赶路。于是一只手伸过去拿箱盖，却被那只青筋络络的手一把按住。
“你回去叫他上分场去开证明来才给寄！”
他将那只未加封的邮包迅速起放进了柜台里面，他威严得像那水漫金山中的法海和尚。
他？我这才想起去看刚才填写的包裹单上的寄件人姓名：五分场慕东人。
幸亏那时候，十几年前，我的记性还没有受到损伤，我极迅速地想起了这个叫做慕东人，还记起了他在当早上交给我邮包时候那副鬼鬼祟祟的模样。他可真狡猾，还有点儿心虚，要不为什么只写五分场而不写他的连队呢？难道这样一来我就会不知道他的“单位”了吗？我当然知道他是蜂场的养蜂员，还知道他是全场什么标兵。他亲自带人到荒草甸子上去开辟蜂场，一箱蜂子起家，现在已发展到三十几箱；他养的完璧归赵蜜蜂安全越冬存活率达百分之九十，还试验成功了用土法提取蜂王浆的技术……
我一下子想起这么多是因为我写过一篇关于他的通讯报道，登在农垦报上。
我的脸如涂了一层辣椒末，热辣辣地疼。我没有勇气请求老头把那木盒子还给我。我不敢抬头看他，就好像我是一个窃贼，或是一个帮凶……
“让分场开个证明来才给寄，回去吧！”老头毫无表情。
我跳上自行车没命地骑，车把子一个劲来回晃。穿过公路桥时，我终于无缘无故地掉在了水渠里。那天我尝到了没顶之灾的味道。水深齐脖，我一踮脚露出了脑袋，水从我头顶哗哗往淌。就在那瞬间，我想起那次我走了十几里路到蜂场去采访他的情形。他用一只其大无比的搪瓷杯为我沏了满满一杯蜜糖水，笑嘻嘻地说：
“你是稀客，优待你。平日，我们自己都舍不得喝哩！”
水很甜，有一股清香。我咕嘟咕嘟地喝得好响。
他和他的伙伴正坐在窗口一只木板钉起来的方桌前，全神贯注地用一只极细的镊子，从产浆框的蜡制平台里夹出一只只米粒大的蜜蜂幼虫，然后再用一支四号广告笔，从那只小手指粗细的碗状平台中灵活地抠出黄豆那么一点点大的糊状物，再把它刮在一只罐头瓶里。瓶子里粘乎乎的东西刚盖了一个底。我津津有味地看他们不厌其烦地刮着，刮了许久那瓶子也不见满起来。那小蜡碗里的东西实在太少了，我真佩服他的耐心。他长得什么样子我早已忘了，只记得他眼皮下和额头上各一个蜂蜇起的大包，红彤彤的，像一颗印章。
我提了许多问题，然后把他的回答记在一个小本子上。回答些什么我当然记不得了，只记得他说：
“蜂王浆是个好东西，广阔天地真是大有作为啊！”
后业他叫人带我去参观蜂场，到处有嗡嗡的蜜蜂飞来飞去，绕着我的脸颊和脖颈，我怕挨蜇，死活不敢靠近。我想写一篇报道材料已经足够。最后我们站在一口井旁边，一个面孔红红的青年指着井沿上的一根绳子，告诉我蜂王浆刮满了一瓶就浸泡在井水里，否则这么热的天气几个小时蜂王浆就会变质。除非用酒和蜂蜜拌匀才不会环。井是他们自己挖的，北大荒的井水凉得像冰镇汽水一样。井里攒多了就放在一只保温桶里，送到镇上收购站去。那玩艺儿很值钱。收入，当然是交给国家的。那时候可没有奖金这一说。
我记得我很感动。那些广告笔、保温桶，都是他们自己花钱从南方探亲时带回来的。还有这破马架、菜地、蚊子小咬……
回去以后我连夜就把报道写出来了。不久后慕东人便到管理局去讲座。他偶尔到分场来，看见我总是极严肃的样子。我心里很佩服他。
我拽着沟边的柳条爬出了水渠。我记得那会儿太阳突然变得青光光的，田野一片昏暗。几只乌鸦鸹噪，从我头顶飞过，我浑身无力。
过了几天，慕东人到分场来办事，看见我，轻声问：“那邮包，寄了？”
我点点头。不知为什么，我没有对他说，邮局老头让他去开张证明的事。我知道他不可能去开什么证明，他是劳模，他很快就要填表了。我不想让他大有作为的前途落空。
我也知道他那只精心包装的邮包永远不会到达包裹单上的地址。我再去邮局的时候，老头似乎早已忘了此事，而慕东人竟也从没有来查询过邮包的下落。似乎他将它们装进木盒便完成了任务，完成了一个心愿。收不收得到就同他无关了。尽管为了把那么稠、那么纯的蜂王浆装满两只辣酱瓶子，他付出过那么多的工夫和心思。
“又没油了。”
“说，食堂的豆油都哪去了？”
“上星期刚从仓库拉来一桶，连果子都没炸上一回，咋就没了？就算把你的花花肠子全抹一遍油，也要不了这么多！”
男生们把食堂管理员挤在屋角的酸菜缸边，当当敲着喝完汤边上不沾一点油星子的饭盒，很像要揍他的样子。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在自己碗里看见、闻到那金黄色粘稠粘稠的豆油的气味了。只在下乡第一年过国庆节，食堂给大伙做过一次炸鱼，鱼吃光了，留在碗底里的油就像镀了一层金，好多好多日子也洗不净。我真喜欢北大荒的豆油，隔着油瓶望去，透明的杏黄中略微沉浮着些小米粒儿以的气泡，珍珠串儿一般放光。好像把一个秋天成熟的谷草玉米和豆子，统统都压缩收藏在了这里，调出了这样深知明洁丰富的金黄色。我甚至总想像喝酒喝水那样去喝它一口。可是当用它做出酥黄菜、挂浆土豆或是溜豆腐，如镀金的金珠子放在眼前，那样的新鲜光艳，又叫人不舍动筷。
可大多数时候，我们的饭盒里碗里总是清汤寡水的白花花一片。舔完碗边上的几个油星子，便扛起锄去铲地，无边无际的大豆地，绿海一般翻腾。
总不知这些大豆都长了荚没有。
总不知那些荚都拉回场院没有。
总不知油坊的磨坏了没有。
我有一个最大的理想，就是有一天能用一只山植酒瓶灌上满满一瓶豆油，给妈妈带回去。我们当然不用它炒菜，只是放在窗台的阳光下，欣赏里头那些沉沉浮浮的金珠子。
当然这不可能。我上哪里去弄这么一瓶豆油呢？
快说，油哪去了？
男生把饭盒敲得当当响，他们要揍他了。
“前几个，连长买走了些。”
“多少？”
“大约莫……二十来斤儿……”
他们松了手。人渐渐散开，一张张缺少油水滋润的黑黄的脸垂下去，都在心里闪着：连长要那么多油做什么？油毕竟不能当饭。
我终于抓住了那只一闪一灭的萤火虫。毫无疑问，我刚才是打算去买蜂乳。那种一盒十支装的口服蜂王浆。稀释得像药水，不像豆油一样。而不是那种粘乎乎的浆糊状的纯蜂乳。那种蜂乳是买不到的，怪不得我总记不住。不过我还是相信，长期服用保健品会增强记忆，恢复脑力，延年益寿。哪怕就当它是你当年很想尝尝的豆油呢。否则慕东人这样聪明高尚的人，那时候怎会有那样的胆子做出那种事情来？
幸亏再没别人知道这些。那老头大概早已不在人世了。慕东人早回了城。
我不喜欢那盒磁带的封面设计和颜色，所以我很少、几乎从来不听那盒磁带。我从外头回来，发现它被人从抽屉里拿了出来，放在茶几上。音乐在响着，文不对题。
“你知道这首是什么曲子？”他问。
“肺气肿哮喘奏鸣曲。”我回答。
“别打岔。再好好听听。”
“风箱和鸭子协奏曲。”
“有一点接近了，再想想。”
“我忘了，对不起。”
“是不知道还是忘了？”
“忘了才不知道。不知道才忘。”
“你总该听得出是什么乐器，比如说，一种什么琴——他简直像在哄小孩。这是专用这种乐器演奏的一首有名的曲子。”
我厌烦起来。
“我什么也记不得，”我说，“你知道我从来没记住过一首曲子。我尤其讨厌手风琴！”
“你看看，我说你不至于连手风琴都听不出来吧。”
我惊愕地张大嘴。我是说了手风琴吗？当然那是首手风琴曲。不要说它是用电子琴伴奏，就是用拖拉机伴奏，我也听得出来。我还知道这首曲子叫做：《花儿与少年》。
我走过去关掉了收录机。我不想把什么都想起来。一个人记忆的负担太重，脑子大概会吃不消的。何况早年间你曾在那种绝无音乐的地方听过那个曲子，在天低云暗的荒原上让它在你心拨开一隙晴光，那么今天再躺在舒适的沙发上来重温它实在有点装腔作势，索然无味。
二嫂把小廖五十块钱卖掉的那只手风琴用八十块钱赎回来之后，每天收了工，便把自己关在机库旁边的那个小屋里，再不出来。
从小屋的门缝和屋顶的油毡纸下，传出咕咕嘎嘎的琴声。
那琴声多半只有一个旋律，听起来很单调。总是那一句，反反复复。有点像伤风的鼻息，一声声抽吸，有时冷不丁跳出一个刺耳的音符，嗷地一声尖叫。音阶极其不准。外头来的人决计听不出那是首什么曲子，只有二嫂自己能够跟着这琴声哼出低低的歌来。琴音不准怨不得二嫂，因为这琴叫二嫂先前的男人摔过一回。摔得几乎就不响了。后来小廖凑合着修了修，卖给了分场小学校的唱歌老师。这琴原是小廖从南方背来的，跟了他四年，他在下乡前就参加了宣传队，给人伴奏个《抬头望见北斗星》什么的。琴摔了之后，他自然是不拉了。他那样的人怎会愿意拉一个破琴。
然而二嫂却极珍爱这琴。宝贝一样地藏在她的被窝里。白天有人到他屋里去，是决看不见这琴的。只有当天黑下，河堤上的拖拉机声号子声统统平息下来，在工地上一片宁静的寂寞中，才能听见那个单调兴奋的琴音，同一缕微弱伪煤油灯光，从小屋那边似有似无地泄出，又缓缓升起，消融在帐篷上空久久不会的袅袅炊烟之中。假如悉心静听，有时可听到几个不协调的和弦，咳嗽似的跳跃。和声如同牛哞一样沉闷、压抑，她很像把三个手指都一并按在了同一个键子上。
二嫂的手指短粗，干硬的皮肤上有许多小小的裂口。她说小廖第一次教她拉琴的时候，她总怕自己的手指头会把琴键磨坏。小廖笑话她，说她假如学会了拉琴，手指头就会在琴键上磨得又厚又亮。小廖真会疼人。她告诉我，那年代就我和二嫂一块儿在工地食堂做饭，二嫂什么话都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