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王朝史中，有一个相当鲜明的特色，即尽管封建制度是一个典型的专制独裁制度、人治社会，帝王们朕即天下、予取予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所以历来有伴君如伴虎之说；臣吏们必须绝对服从帝王的意志，稍有不慎便有可能因言获罪，轻则砍掉脑袋，重则灭族甚至株连九族。然而实际上，几乎历朝历代我们都可以看到，总有一些识高胆壮、抗直有声的士子官吏秉承儒家理想，出于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政治抱负，敢于（当然很多时候是非常技巧而艺术地）挑战帝王的权威，犯言直谏甚至逆批龙鳞，正所谓“文死谏，武死战”。其中许多人真的为此付出了个人及家族生命的代价，却也有许多人终得安然，乃至建功于当时、名耀于青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推名垂千古、几乎家喻户晓的魏征。然则细一思量便不难看出，魏征的成名固然与其性格和胆略有关，更与他遇上了一个相对明智而有识的君主（及难得的贤后长孙皇后）有关。尽管唐太宗也曾恨得牙根痒痒地发誓“早晚要杀了这田舍翁”，终究还是赏识和容忍了魏征。反之，那些个掉脑袋的谏官们，几乎无一不是遇到了昏庸、刚愎甚至暴戾之主及其黑暗的历史时期，却仍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们的风骨更令我起敬，但他们的悲惨下场也就再自然不过了。遗憾的是，这类悲剧人物在历史上远远多于魏征或张释之、袁盎们。这是由封建制度的本质所决定了的，且不论它。但说到张释之、袁盎，不妨就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故事。虽然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及知名度远逊于魏征，其事迹却也是可圈可点、启人教益的——他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亦是因为遇到了“文景之治”这难得的历史机遇，和汉文帝这样一位少有的仁厚开明之主。
张释之，字季，生卒年不详。中国西汉法律家。汉文帝元年（前179年），他以赀选为骑郎，历任谒者仆射、公车令、中大夫、中郎将等职。文帝三年升任廷尉，成为协助皇帝处理司法事务的最高审判官。他认为廷尉是“天下之平”，如果执法不公，天下都会有法不依而轻重失当。他严于执法，当皇帝的诏令与法律发生抵触时，仍能执意守法，维护法律的严肃性。他认为“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如果皇帝以个人意志随意修改或废止法律，“是法不信于民也”。他的言行在皇帝专制、言出法随的封建时代是难能可贵的。时人称赞“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张释之对“文景之治”的实现，是有重要贡献的。
当张释之还在任骑郎时，就敢于在皇帝面前发表不同意见。有一天，他随文帝出游上林苑。经过虎圈时，文帝看见里面有各种禽兽一大群，就召问上林尉，禽兽共有多少。上林尉却支支吾吾，答不出个所以然来。所幸监守虎圈的啬夫能从容应答，一一详陈，文帝大为满意，当即对张释之说，要拜啬夫为上林令。可是张释之却沉默着半晌不出声。文帝又重申自己的命令，张释之才缓缓回答：“陛下不妨想想绛侯周勃和东阳侯张相如人品如何？”文帝说：“都是忠厚长者。”张释之说：“陛下既知两人为长者，奈何还要任用啬夫？周勃和张相如平时论事都不多语，岂似啬夫快口利言，喋喋不休；试想秦始皇，专好任用刀笔吏，但务苛察，后来便相沿成俗，满朝竞尚舌辩而不得闻过，终臻土崩。现在陛下但以啬夫能言便欲提拔他。臣恐怕将来天下也免不了会浮夸颓蘼下去呢！”文帝听了此言，觉得也有道理。于是便放弃了超拔啬夫的想法。同时，却将张释之提拔为宫车令。
后来，梁王从其藩国入朝，与太子刘启同车进宫。行过司马门时，没有下车就想进去。恰巧张释之值班，他立刻赶上前去，阻止太子和梁王不许入宫。随即又将此事据实劾奏给文帝。说太子和梁王是明知故犯，应以不敬论处。原来汉初宫中有一条禁令，就是以司马门为最重，凡天下上事或四方贡献，无论贵贱，均在司马门前接收。除天子外，任何人在司马门都得下车。如果违纪，按律应罚金四两。可是张释之这回碰了个钉子，文帝觉得他是小题大做，并不理睬他的奏章。好在此事被文帝母亲薄太后听说了，她很认同张释之的看法，所以召见文帝，责备他纵容儿子。文帝这才意识到自己的不当，并且非但不怪张释之多事，反而更欣赏张释之的品格，为他能守法不阿而再次超拔他为中大夫。而且过了没多久又升他为中郎将。
又一日，文帝带着他的宠妃慎夫人出游霸陵。霸陵是文帝正在修建的陵寝。文帝这天兴致很高，尤其看见自己的陵寝负山面水，形势甚佳，情不自禁道：“人生不过百年，总有一天都要死去。我死以后，如果能用北山之石为椁，再加丝絮杂漆，涂封完密，一定能坚固不破，还有什么人能来盗摇呢？”随从一旁的臣子们自然都是一片赞同之声。不料，张释之却又给他泼了一盆冷水：“臣以为，如果皇陵之间藏有珍宝，使人艳羡，就使用北山为椁，南山为户，两山合成一陵，中间还是不免会有缝隙可乘；否则，就是没有石椁，又何必担心贼人盗掘呢？”
毕竟是明主，文帝虽然有些扫兴，细想却也赞同张释之的看法。因而他非但没有怪罪张释之，不久后，又将他升为了廷尉（最高司法官）。
可是，张释之当了廷尉以后，文帝终于还是被他激怒了。一次是文帝出巡，过中渭桥时，正巧有人经过，御马受惊，差点让文帝摔着。所以当卫士将此人拿住后，愤激的文帝便命人将此人处死。可是张释之却又唱起了反调。他认为此人之罪不足以死，因此断令其罚金。文帝很不高兴，但俩人争议几句后，文帝还是冷静下来，同意处以罚金了事。还有一回则不同了。因为一个盗贼竟将皇帝高庙内座前的玉环盗走。被捕后，张释之判令将其斩首。这回文帝勃然大怒：“贼盗我先帝法物，可谓罪大恶极。不加以族诛，叫朕如何恭承宗庙！”张释之脱下帽子顿首道：“法律规定仅此而已，我不能越法。试想，假如今后愚民无知，妄取长陵之土，陛下又将以何法惩处？”
毕竟文帝宽怀。他又向母后征求意见，也是相当开明的薄太后也表示同意张释之的意见。文帝便不再干预此案，听凭张释之处置了。
至于袁盎（约公元前200～约前150年），其字为丝，亦是文帝时重要官吏。而且，他还是张释之的举荐人。袁盎个性刚直且有才干，被时人称为“无双国士”。而司马迁对他的评价是：袁盎虽不好学，却善于领会贯通；他以仁爱之心为本体，常称引大义，慷慨激昂，言人所不敢言……
例如：有一回袁盎也随从文帝游幸，看见文帝让其宠信的宦官赵谈同坐一辆车，于是伏地进谏道：“臣闻天子同车，无非天下豪俊。而今汉虽乏才，奈何令刀锯余人（对宦官的蔑称）同车共载呢？”文帝恰也虚怀纳谏，随即便让赵谈下车。赵谈虽然心中恨袁盎入骨，却也只好勉强下车。
袁盎抗直敢谏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事例是：有一回文帝与窦皇后及宠妃慎夫人同游上林苑，上林令预先设置了皇帝和皇后的坐席。文帝进去后就与窦太后分坐于左右。慎夫人则准备坐到皇后的边上去，不料袁盎突然抢步上前，毫不和气地将手一挥，不让慎夫人坐那儿，并将她引退到席位右侧，侍坐于一旁。
慎夫人平时在宫中时，已经习惯于文帝的宠爱，经常与窦皇后并座并行。而窦皇后出身比较低贱，经过许多周折才成为皇后，所以遇事总是比较谦退，对慎夫人也格外优容。俗话说，习惯成自然，谁知这袁盎偏偏要来多事，非分出个嫡庶来，生硬地叫慎夫人退坐下首。这让慎夫人如何忍受得住？于是她竖起柳眉，兀立不动，且想与袁盎争论。文帝在一旁早已看到这一幕，出于对慎夫人的心疼，怕她与袁盎争执起来有失风度，当然也不免有对袁盎多管闲事的不满，因此勃然起座，拂袖而去。并且，因为扫了兴，他连游园也不去了，带着皇后宠妃就回宫去了。
许多人暗中为袁盎捏了把汗，袁盎却并不在意。而是紧随着文帝，同入宫门。等文帝一行下辇后，又向文帝从容进谏道：“臣闻尊卑有序，方能上下和睦。而今陛下既已立了皇后，而皇后乃六宫之主，按律无论嫔妃妾嫱，都不能与皇后并重。慎夫人怎么能与皇后同坐呢？就算陛下爱幸慎夫人，只有优加赏赐，焉可紊乱秩序？万一使慎夫人酿成骄恣的习惯，那就看似加宠，实质加害了。陛下不信，试想前鉴，难道您忘了当年的‘人彘’么？（指汉高祖宠溺戚夫人，他死后戚夫人被吕后斩断手足，成为‘人彘’之典）”
一听‘人彘’二字，文帝立刻瞿然猛醒，怒气全消。这时慎夫人已进入内室。文帝赶紧进去，把袁盎所说的言词对慎夫人学说了一遍。慎夫人也恍然有悟，明白袁盎之诤谏，其实是为了保全自己起见。于是她立刻取了黄金五十斤，命内侍赐予袁盎以表悔谢之意。
从上述张释之、袁盎诤谏故事中，我们不难看出，俩人固然胆魄可嘉，然文帝的胸襟与智识亦不可抹杀。实际上，汉文帝刘恒确实称得上是封建帝王中不多见的贤明君主。他即位不久，就废止了诽谤妖言之罪，使臣下能大胆提出不同的意见。秦代以来有所谓“秘祝”之官，凡有灾异就移过于臣下。文帝十三年，他就下诏废除此律并且声明：“百官的错误和罪过，皇帝要负责。”次年，他又禁止祠官为他祝福。正因为文帝谦让宽容，以礼待士，朝野上下便自然形成一种比较清明的政治空气。而最能显示文帝仁厚之心的是，文帝在司法律令方面作出许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相当人道的重要改革。如他下诏废除了“收孥连坐法”。即废除一人犯罪，家人收为奴婢及各种株连的法律。
文帝最重要的改革是废除肉刑，改革刑制。改革的起因即是著名的“缇萦救父”的典故。文帝十三年，齐太仓令淳于公犯了罪，应当受刑。汉代的肉刑主要由黥刑（脸上剌字）、劓刑（割鼻）和斩左右趾等。淳于公因为做过官，所以要押解到长安去受刑。淳于公幼女缇萦非常悲痛，便随父到长安，上书文帝，说：“臣妾愿意入官府为奴婢，来抵赎父罪。”文帝怜悯她的一片孝心，下令赦免了淳于公的肉刑，令其携女归家，并且下诏废除肉刑，改革刑制。这一刑制的改革，在中国法制史上的意义重大。它是中国古代刑制由野蛮阶段进入较为文明阶段的标志。因而，汉文帝的许多政绩不仅得到了后人的赞誉，也得到了西汉末年农民起义军赤眉军的尊崇，他们攻占长安后，西汉皇陵均被破坏，唯有汉文帝的霸陵得到了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