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 第二章

姐姐的身高终于在一米七九这个刻度上止住了，尽管作为一名初中生，这样的身高仍然十分醒目。

日子总算安稳下来，像刚刚走过激流的船。

连母爱也跟着失去了激情，只能靠回忆来提神。母亲动不动就讲先前治病的时光，如何带着姐姐求医，医生如何无能，药品如何没效，唯有黑暗中那扇门让人摸不透，好像有效果，仔细一想，又全无道理。她好像忘记了当初是如何带回一瓶又一瓶清水，如何满怀期待地让姐姐喝下去。当然，她在这当中最最辛苦，她天天揪心，夜夜叹气，连做梦都在火头上熬药。“现在好了，我的一番心血总算没有白费。”母亲望着出落得高挑美丽的姐姐，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

她完全没有料到，一个鬼鬼崇崇的黄昏正在到来。

那天，姐姐放学回家，好好地骑着自行车，竟一头撞在电线杆上，顿时不省人事。

怪就怪在这里，姐姐虽然不省人事，但表面上看来并无大碍，她在地上躺了一会，居然自己爬了起来，而且骑着自行车回了家，直到她锁好车，进了门，放下书包，仰面朝天躺到自己的小床上时，撞电线杆子的后遗症才爬了上来。那天姐姐没有吃晚饭，她睡得实在太香甜了，谁都叫不醒，这漫长的一觉一直睡到第二天下午（幸好出事那天是星期五，既不用上晚自习，也不用写作业），我去叫她起来吃晚饭，她看了我一会，突然扑上来揩拭我的额头。“咦，你又不是老虎，干嘛要在额头上写字？”我不知道她在说什么。她点着我的额头说：“你自己写的，会不知道么？”她像念书一样念出了我额头上的字：“姐姐昏睡了一整天，姐姐的脑子肯定撞坏了。”我张大嘴看着她，这正是我当时想说还没来得及说的。

真是个令人恐怖的夜晚，姐姐有了一双特殊的眼睛，她突然能看到人的心里活动了，对方想说未说的话，跟口头表达不一致的话，都会在额头上清晰地写出来。“这么清晰，你们真的看不到么？字体是教科书上的那种，乳白色的。”姐姐急得只差跳脚，她再三测试父亲的额头，母亲的额头，无一不准。

父亲穿好衣服，揣上试电笔，带着姐姐来到她被撞的地方，他怀疑那根电线杆子漏电，姐姐的脑子有可能是被电烧坏了。接下来的事情再一次让人目瞪口呆，姐姐根本就没找到那根圆柱形的电线杆子，尽管她清清楚楚地记得它的位置，在新华书店的门口，中药材公司的对面，但现在，那里光秃秃的。父亲往前走了差不多三百米，又往后走了差不多三百米，还是没有发现姐姐所说的那种电线杆，更远的地方倒是有，但那是一种细细的四方杆子，颜色也不是姐姐所说的灰白色，而是接近黑色。姐姐也觉得奇怪，明明就是在这里，怎么突然没有了呢？她还记得她倒下去的时候，新华书店几个字在她眼里翻了几个跟头。

凌晨三点多，我们在客厅里召开家庭会议，父亲打开最亮的大灯，一脸从未有过的严肃。

“从现在开始，方兵你记好了，无论你在人家额头上看到什么，都不要说出来，这是你的秘密，你务必守住这个秘密，千万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你想啊，有哪个人喜欢别人看透他的内心？有哪个人不恨那个窥透他内心秘密的人？”

母亲接过话头说：“你说出来人家也不会承认，说不定还会恼羞成怒，倒打一耙，说你不正常，说你是神经病，你在电影里也看到过，这种人最终都被送到精神病院里去了。”

我看到父亲瞪了母亲一眼。

姐姐坐在正中的位置，接受三双眼睛的审视。“这能怪我么？眼睛又不是我自己定做的，它长成这种样子又不是我的错。你们不要这样看我好不好？我感觉自己成了怪物。”

“对了，你要是说出来，你就成了别人眼中的怪物，怪物在人间是活不下去的，所以你千万千万不能说出来。”

母亲催促我们赶紧去睡，同时悄悄对父亲说：“但愿是虚惊一场，但愿睡一觉起来就没事了。”

回到卧室，姐姐一脸神秘地说：“你还记得那个叫黄达的科学家吗？你还记得他给我们做的报告吗？当人在想一件事时，他的大脑会往外释放出一种信息，会被脑磁场捕捉到，我清清楚楚地记得，他当时就是这么说的。”

“还只是理论研究，我记得这话也是他说的。”

“管他理论不理论的，至少说明一点，我的脑磁场在接收信号方面比一般人强，不然，为什么我看得见的东西你们都看不见？”

天就要亮了，姐姐仍然毫无睡意，她揭开被子，挤到我的被窝里来。“可能我生来就跟一般人不一样，你想啊，我先是当了十年矮子，十岁生日那天夜里，猛地一下往上窜了二十公分，蹭蹭蹭，没几天就当上了引人注目的巨人。没有一个人有过我这样的经历，我很可能是个异类。”

“也许……万一……不过，你也可能只是个病人。”

“我没病，我从不生病。”

“再观察几天看吧，说不定只是个暂时现象，说不定是你一时眼花……”

不等我说完，姐姐猛地掀开被子，跳下床。“爸爸妈妈说得对，这事的确不能告诉别人，你想嘛，我能看透别人，别人却看不透我，也就是说，我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大方方地作弊，却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是有点不公平，可是……可是……”她也不知道该怎样形容自己的心情。

我实在支撑不住，朦胧睡去，没多久，突然被一阵笑声惊醒，姐姐独坐镜前，手舞足蹈，乐不可支。见我醒来，姐姐忙说：“我想起来了，今天上午将有一场英语口试，这可是个好机会，我要好好检验一下我的眼睛。”

第四节课后，下课铃刚响，姐姐一阵风似的冲到我的教室来。“方圆方圆！”她激动得连声音都变调了，呼哧呼哧将我拖到楼梯拐角处，兴奋地说：“我全看见了，全都看见了，我的英语口试得了第一名，把英语课代表都压下去了，连莫老师都觉得奇怪，直夸我今天发挥得好，他看我的时候，两只眼睛像电筒一样发光，他说他没想到我进步得这么快。”

事情很简单，姐姐只消瞄一眼莫老师的额头，就能准确无误地回答他的提问，只有三次，姐姐没有答出正确答案，也许那天莫老师的发胶抹得太少了，头发掉了下来，挡住了前额，遮住了姐姐要看的答案。

姐姐象只弹性十足的皮球，一边说一边原地跳跃，越来越亢奋的声音刚一高上去，就被我狠狠拽下来，下来没多久，又忘情地高上去，为了帮她守住这个至关重要的秘密，我只好猛地从她身边跑开。

这天放学回家，我们看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母亲换了个新发型，她把长发剪短了，乍一看是运动头，前面却是童花头的留海。虽然有点古怪，但看上去还不错，她挺适合这个发型。父亲则戴了顶棒球帽，帽沿压得很低，遮住了整个前额。姐姐说：“看来你们也有秘密。”

父亲说：“这就跟穿裤子一样，人人都有屁股，但还是要穿上裤子遮掩一下，你能说穿裤子是为了保守秘密吗？”

母亲更多的是体贴与善意。“我们只是不想时时提醒你，我们想让你忘掉你有一双特殊的眼睛。”

可是后来姐姐告诉我，她无意中在母亲额头上看到过这样一行字：不能让这多嘴的丫头看见。

母亲到底怕姐姐看到什么呢？这是我们一直想要弄明白的问题，可姐姐始终没有机会，母亲把自己的头发保护得很好，即使她后来开始跑步，也没有让自己的额头暴露在空气中，她像父亲一样，在头上压了一顶帽子。

俗话说，瞒忧容易瞒喜难。

进入高中的第二年，姐姐终于惹下了一个乱子。

其实并不是姐姐惹出来的乱子，是本来就出了乱子，姐姐只是不小心说了句话，让这个乱子更乱了。

那天上体育课，有个叫苗苗的女生突然昏倒，七手八脚将她送到医院，一番检查后，医生向大家宣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苗苗已经怀孕两个多月了。

学校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消息，对长乐坪似乎也是第一次，她还是个孩子，样子单弱得可怕，却怀上了另一个孩子，再想想这件事的后面，她如何才会怀孕？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事了。学校乱作一团，女生们远远地看着罪行败露缩成一团的苗苗，叽叽喳喳，你推我挤，每个人都拼命紧缩着腹部，好像那里正在传染一种可怕的东西，男生们意味深长地交换眼神，间或爆发出莫名其妙的笑声。

关于那天的情景，我全不知晓，当时我正在上课，虽然我跟姐姐在同一所学校，但我们不在一个年级，我比姐姐低两个年级。我是在晚饭桌上听姐姐说起这件事的，她当时异常兴奋，端着饭碗，不停地说着这件事，我们都要吃完了，她的筷子还是干的。

“真是没想到啊，长得又不咋的，各方面都普通得很，可以说，她毫不出众。”姐姐似乎很有点不服气的味道，但我们都饿了，没空理她，她就一个人在那里喋喋不休。

“奇怪，也没见她跟谁谈恋爱呀，难道她跟社会青年好上了？可社会青年怎么会喜欢她那样的呢？”没有人回答她的问题，母亲瞥了她一眼，看得出来，如果姐姐再不住口，她就要出面干涉了。

姐姐根本没有在意面前三个听众的反应，她沉浸在自己的分析中。“她该不会是被强奸了吧？”姐姐被自己的设想吓得合不拢嘴。

也许是受不了强奸两个字的刺激，母亲终于出面了。“不要管别人的闲事，快点吃完了写作业去。”

“这怎么能算闲事呢？苗苗是我同班同学啊，连同学的事都不管，不是太冷血了吗？”

父亲突然问了一句：“苗苗有没有十八岁？”

姐姐拼命摇头。“肯定没有。”终于出来一个响应者，姐姐重又兴奋起来。“你不知道苗苗的样子多可怜，蹲在地上，捧着脑袋，她肯定觉得没脸见人。她妈妈后来也赶来了，你猜怎么样？她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抽苗苗的耳光，一边抽一边说，你去死！你给我去死！然后就把苗苗拖走了，真的是拖走的，苗苗不想走，她就一把拽住她的头发，苗苗不得不低着脑袋哈着腰跟着她走了。她妈妈真粗暴，她本来应该安慰她的。”

母亲插了进来。“安慰她？换上是我，岂止抽耳光，我掐死她，谁让她丢人现眼的，这种人你以为还有好下场么？她这辈子算完了。”

姐姐望了望母亲，终于结束了这场激动的汇报。她放下饭碗。她说她一点都不饿。

她回到房间，心情仍然无法平静，她对我说：“到底是该同情苗苗，还是跟那些人一样鄙视苗苗呢？万一她不过是个受害者呢？万一她受到威胁，不敢说出坏人的名字呢？”

我说：“也许她在掩护那个男的，她想替他承担一切。”

姐姐霍地站起来。“这不公平，那个人应该主动站出来，否则他就不能算个男人。”

“如果苗苗爱他，就会心甘情愿这么做。”我压低声。

我们很少说到爱这个字眼，父母禁止我们说到这个字眼，以及与之有关的事情。父母这么做有他们的道理，恰当的时候，他们严肃地对两个女儿说：“那是成年人的罪恶。”他们不知道，我们已经躺在床上多次讨论这种罪恶了，基本上，姐姐不相信一个人会为了爱不顾一切，“人是有理智的动物，否则就不是人。”我却认为，爱恰好是理智的敌人，它们总在打架，当然，这是我从那些小说里看来的，我们家附近有一个书摊，我常去那里租些满面灰尘的书来看。为了驳倒我，姐姐拿自己做例子。“比如我，我就可以用理智左右自己，你以为我没有恋爱可谈吗？好多人都在打我的主意，但我假装不知道，因为我很清醒，现在不是谈恋爱的季节。”

“不是你的理智在起作用，是那些人根本不足以冲垮你的理智，因为你打心眼儿里瞧不起那些人。”几乎每次，我都用这句话来结束我们的纸上谈兵，然后，姐姐心满意足地睡去。

可对于苗苗，姐姐不再反驳我了，她相信苗苗就是没有理智的那种人，她说她面相如此，脆弱，可怜巴巴，等等。

第二天，学校每个角落里都洋溢着兴奋，连那棵端庄无比的雪松都跃跃欲试地摇动着手臂。苗苗居然来上学了！她肚子里偷偷怀着一个孩子，居然还大大方方地上学来了！姐姐后来这样形容那天的情形。“她像一块刚刚割下来的蜂蜜，走到哪里，哪里就粘着一串串惊慌失措的眼睛。”我觉得这是姐姐使用得最得意的一次修辞，她应该把它用到作文中去，可惜，她永远学不会把她的智慧写下来，换句话说，她只会说，不会写。

姐姐告诉我们，下课后，苗苗不再像只懒猫似的趴在桌上打瞌睡，她不慌不忙地穿过课桌间的走道，跨过讲台，从教室正门走了出来，站在走廊上大大方方晒起了太阳，她看上去比她的同学们更加平静和自在。她走到哪里，同学们就让到哪里，就像舞台上的追光灯，她周围总有一圈圆圆的空地，她的爆炸性消息弄得无人敢靠近她。她往前走了几步，大家都以为她要去上厕所，没想到她径直来到那个嗓门最大的女生跟前。

“终于有人注意到我了，不是吗？”她主动对那个大嗓门说。

大嗓门女生张嘴看着她，忘了说话。

苗苗又重复了一遍：“总算有人想起苗苗这个人来了，不是吗？”

对于姐姐的这番进述，我持怀疑态度，她把苗苗讲得太有个性了，好像苗苗是为了改变自己长期被大家忽略的现状，才去做出那种事情似的。

姐姐对我的怀疑根本不屑于顾，她接着说：“你没看到她那表情，她居然面带微笑，尤其是当有人问起那个男的时，她一脸骄傲地说，“你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他是谁。”姐姐说着，夸张地做了一个骄傲的表情，让我忍不住大笑起来。姐姐却不笑，她蹙着眉继续进行她的思考，突然，她的思考有了关键性的进展。

“我知道了，那个男的肯定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人，否则她就不用替他保密。”

第二天，就像大考结束，成绩张榜一样，一切都揭晓了。是姐姐捅穿这个秘密的。关于那个场景，姐姐后来在家里向我们描述过很多回。

“我们正在厕所里议论这件事，我们都认定那个男的就在我们学校，就藏在我们身边，首先被怀疑的是苗苗的同桌，不爱吭声，小个子，仔细观察过后，觉得不像是他，他来来去去，除了自己的脚尖，哪里都不看，更别说是女生。后来又怀疑是坐在苗苗后面的男生，他的腿很长，总是把脚伸到她椅子底下，不过也不太可能，他喜欢我们班另一个女生，两人的关系早就处于半公开状态了。就在这时，苗苗突然从小隔间里走了出来，原来她一直躲在那里偷听我们的议论，她扫了我们一眼，边走边说，别白费劲了，你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他是谁。我一回头，正好撞上她的视线，那一瞬间，我在她额头上清清楚楚看见了莫老师三个字，根本来不及做任何思考，我脱口而出：呀！是莫老师！与此同时，苗苗的后背在门口消失了，她大概没想到，她拼命掩护的人，这么快就被我发现了。”

谁也没想到谜底竟是这样，就像被吓坏了似的，那个下午异常安静，女生们湿润着眼睛，你看我我看你，脑子里轰隆作响：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他？他怎么会看上她？

莫老师教学能力很强，长乐坪中学送出了一批又一批英语专业的大学生就是有力的证明，他为人正直，谦和有礼，在学生当中很受欢迎，领导印象也不错，尽管如此，他在学校一直是个独来独往的人，有人认为，他身边没有亲密朋友的原因，可能跟他的普通话有关，从大学毕业那年开始，在这个大家都说方言的弹丸之地，他一直顽强地说着普通话，教学如此，生活中也是如此。但他从未得到响应，很多时候，他想去跟他的同事们谈谈天，聊聊时事，人家不是应付几句匆匆离开，就是低着头嗯嗯哼哼，不去看他的眼睛，好像他的普通话让他们感到害臊似的。在办公室也是如此，他的办公桌单独摆在一角，没有像别的老师一样，找一个人紧挨着自己的桌子，组合成“对面笑”的形式。他在校园里走来走去，身边空无一人，有时他勉强混进同事队伍中打打蓝球，但从来没人跟他面对面打过乒乓球。后来，人们发现他开始练剑，柔软的长剑在清晨的风中银光闪闪，许多人都在猜想，他到底是在练剑，还是在展示他修长匀称的身材呢？他练剑的样子的确够帅，光是那一身白得耀眼的击剑服，在简陋的校园操场里就够刺眼的了，何况还有那样的长剑，在长乐坪，很少有人看见过软得像白绸子一样的长剑。

这样一个温文尔雅的老师，怎么会对普普通通的苗苗做出那种事来呢？她们有点不相信，越想越不相信，于是回过头来再三追问姐姐。“你凭什么说是莫老师？”“你是怎么知道的？”好奇之余，她们全都压抑着一股说不清楚的怒气。

姐姐这时已经知道自己做错了，但她无法收回说出去的话，就像她无法收回泼出去的水，但她又不能撒谎，不能在她们的逼问下立即编出一套谎言来自圆其说，只好语焉不详地应付她们。“我就是知道。”“事实就是这样。”“去问苗苗呀。”要不就干脆用沉默来应对。

麻烦像膏药似的向姐姐贴了过来。首先是莫老师的妻子，那个财政局干部，她亲自来到学校，来到姐姐面前。这是姐姐和其他女生们第一次见到莫老师的妻子，她们全都大失所望，除了皮肤好一点之外，莫老师的妻子长相非常一般，根本配不上莫老师，而且她的声音非常沙哑，听上去有点苍老，还有点粗鲁，这就更配不上彬彬有礼的莫老师了。除了苗苗，这已经是莫老师让她们集体感到失望的第二件事了。

“你说是他搞大了苗苗的肚子，是不是你亲眼所见？如果是的，那你就要说出具体地点，具体时间，还有谁可以给你作证，这些问题如果你都回答不出来，那么你就是在说谎，在诽谤，在诬陷，我就可以去告诉你们校长，把你开除。”

接着就是苗苗的家长，那个只会捶胸顿足涕泪横流的中年妇女，一见到姐姐就急切切地下跪，央求姐姐一定要向政府说实话，一定要让欺负她女儿的坏人得到应有的惩罚。姐姐从没见过这种阵势，吓得抬脚就跑，可那个妇女用两只膝盖在地上走得飞快，很快就撵上了姐姐，她死死拽住姐姐的鞋后跟。“姑娘，求你好事做到底，我一家从此把你当神一样供起来。”

姐姐不想上学了，她想在家里躲一躲。母亲的面孔像她的公文包一样平静。“自己捅的漏子，当然要自己堵上，什么叫负责？这就叫负责。”父亲的态度更坚决。“去！我倒要看看，他们能把你怎么样。”父亲也认为家长不宜出面。“这是孩子们之间的事，我们一出面，性质就变了，事情就复杂了。”

越是紧要关头，越是教育的良机，父母历来这么认为。母亲在机关工作，长乐坪城里那座最高的白色建筑，坚固的玻璃窗后某一张办公桌，那是她看得比命都重要的地方。她提着自己的公事包，手臂上搭着外套，回过头来对姐姐说：“上学去！什么事也不能耽误上学，你又没有违法乱纪，怕什么！”说完把门一带，高跟鞋在外面响了两声，无声无息了。父亲比母亲多说了几句。“跟你说过多少次，叫你不要多嘴，不要看到什么就说什么，别人怎么说，你就怎么说，你偏不听，偏要逞能，现在好了，惹出乱子来了吧？”也许因为父亲终究是个男人，他提出帮姐姐去教训教训那些找她麻烦的家伙，姐姐看看父亲并不强壮的体螝，还有鼻梁上那副亮晶晶的金丝眼镜，一再摇头。父亲在一家银行工作，刚刚晋升为中层干部，用母亲的话来说，“好不容易挣成了个体面人，今后无论做什么，都要注意不要伤着这体面二字。”

就在姐姐犹豫着要不要继续上学时，苗苗的遗书突然出现在家里，她跳江自杀了。专业打捞人员在江边整整打捞了一天，也没找到苗苗的尸体。出事地点往前走不远就是个下陷的急流区，江水像被拉扯着似的向前滚滚而去，人们望着浩浩奔流的长江说，完了，找不到了，苗苗肯定被这急流冲得无影无踪了。消息传来，姐姐非常难过，她捂着眼睛在房间里转圈。“我杀人了，是我杀了她，我的眼睛会杀人，我没想到我的眼睛还能杀人。”

几个小时后，莫老师找到了姐姐，悲伤损害了他的容颜，他的发胶失效，头发蓬乱枯萎，他眼神茫然，眼圈发红，他的普通话结结巴巴，急促不安。“方兵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人命关天哪，你有什么根据？你知不知道，你一句话就毁了我，你把我一生都毁了，你凭什么说那个人是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害我？你为什么要凭空诬陷人？”他哑着嗓子喊了一阵，不得不走了，他身后站着“控制他的人”，那人将护送他回学校，等候处理。

姐姐望着莫老师，眼泪奔腾而下，却说不出话来。

大白天姐姐也躲在家里，由我给她带回外面的最新消息，当然，都不是些好消息，苗苗的家长带着许多人到学校去闹事了，他们拿着棍棒团团围住了教学楼，公安局的人扎着武装赶到学校来了，他们的衣服里面鼓鼓囊囊的，肯定藏着枪支。莫老师再也没有去上课了，另一个老师替代了他。

两个警察突然找上门来，他们来找姐姐做笔录。那两个人浑身上下带着一股慑人的金属和火药味道，刚一进门，姐姐就开始浑身发抖，而他们一开腔，姐姐就开始哭泣。他们安慰她，不要害怕，他们只是在调查取证，所以她必须实事求是，必须讲真话。他们还告诉她，她的证词无论对莫老师还是对受害者家庭都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莫老师正被关押在看守所里。姐姐一听这话，索性哇哇大哭起来，她在哭声中一遍又一遍重复着：“我没有亲眼看见他们在一起，我只是从苗苗脑门上看到了莫老师的名字。”

“莫老师的名字……在苗苗的脑门上？”两个警察对视了一阵，脸上透出笑意来。他们以为姐姐吓糊涂了，转而好言好语安慰她，又再三询问她，可姐姐还是那个说法。他们站起身来，面面相觑。临走前，他们让姐姐在一张纸上摁了手印。

他们一走，姐姐就紧张地把我拉到一边。“你知道他们刚才说什么吗？他们一个说，是个精神病吧？另一个说，明天把她弄去确诊一下。完了完了，他们肯定把我当成神经病了，他们明天就会把我关到精神病院去。”

“我怎么没听见呢？”我也跟着紧张起来，我飞快地跑到窗边，去看那两个警察的背影。

“你当然听不见，这些话是写在他们脑门上的。”

我猛地回头，姐姐也正看着我，我们瞪着对方，彼此都被吓了一跳。

就在这天中午，一封信寄到了姐姐手里，笔迹非常熟悉，打开一看，果然，又是那个李安生寄来的。他消息真灵通，他也知道了苗苗的事，他还知道是姐姐说出了莫老师的名字。

四万：

很高兴看到你没有食言，没有几个人敢举报自己的老师，尤其是那个你们都喜欢得不得了的自以为是的家伙。这件事你干得好，有些人表面上为人师表，暗地里污七八糟，还有些人看上去干干净净，心里却龌龊得要死。不过，那个女生也是活该，我一点都不同情她，女人都是母狗，看见稍微像样点的男人就摇尾巴。

这封信比前面任何一封都粗鲁，姐姐却没有像往常那样撕得粉碎，她久久地看着它，就像那廖廖几行字里面隐藏着什么密码似的。

这天晚上，姐姐睡得很早，还不到九点，她就蒙在被子里发出了均匀的鼾声，母亲轻手轻脚地走进来，替她掖好被角。“让她睡吧，她这几天被那些狗东西们折腾坏了。”

天还没亮，我被一阵异常的寂静惊醒，探身一看，姐姐床上空空如也。

姐姐离家出走了。

家里召开紧急会议。母亲要去单位请假，去把姐姐找回来，父亲却认为时机不对，上面马上就要派一支考察组下来，他正面临一次重要的提拔，错过了这次机会，他将再也不会有类似的机会了，因为他的年龄已经到了提拔的最后边缘，所以这期间一定不能出任何麻烦。“反正已经跑出去了，迟两天去找她又怎样？让她在外面吃点苦头也好。”母亲又提出报案，在报上登寻人启示，父亲坚决制止。“传出去她的名声就完了，她这辈子就完了，女孩子没有个好名声，还怎么活下去？”

他们最后决定，等考察组走了以后，再悄悄去找姐姐，这期间，谁也不许透露姐姐离家出走的消息，就说姐姐转学了，转到外地读书去了，就说外地有我们家亲戚，姐姐借住在亲戚家。

母亲到底还是瞒着父亲去了一趟长途汽车站，一天当中，从长乐坪发往外地的长途车只有那么几辆，母亲向人家描述姐姐的模样，个个都摇头，谁也没有看到过她说的那个高个子女孩。那个卖船票的是母亲的熟人，她也说没有看到过姐姐。

难道姐姐还藏在长乐坪某个角落？

证据不足，莫老师出了看守所。

回去上课已经不可能了，有人接过了他的教鞭。

何况他有新的任务。他一天两趟往我们家跑，他说他非要找到姐姐，非要向她问个明白。“为什么要冤枉我？我怎么可能做出这种猪狗不如的事来？就算我要做，大街上多的是女人，怎么也不会蠢到去找自己的学生。”

他不相信姐姐转学到外地去了，他认定姐姐被我们家藏了起来。

“我保证不会伤害她的，我只想问问她有什么证据，如果你们不相信我，我可以站在门外，隔着窗子问她。”

等他终于相信姐姐确实去了外地，而且父母到死都不会告诉他姐姐的新校址时，他站在客厅中央，满脸绝望，自言自语。“完了，我算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方兵啊方兵，平白无故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害我？我究竟哪里得罪你了你要这样对我。”

他的妻子随后赶了过来。她不哭，只是大声嚷嚷，她要姐姐滚出来，跟她好好讲讲那件事，如果是她亲眼所见，她就必须向她讲清楚，他们两个是如何搞的，搞了几次，所有的细节都必须描述出来。母亲黑着脸说：“我养的是女儿，请你说话文明些。”

“狗屁！你不用装糊涂，她早就是个破烂货了，如果她还是全鸡整蛋，她能说出那种话来？”

莫老师去拦她，让她别再说下去了。“方兵已经转学了，等她放假回来时我们再来。”

她一把打掉莫老师的胳膊。“捅了马蜂窝就一走了之？没这么便宜的事，告诉你们，这个地方我还会来的，你们一天不给莫聪恢复名誉，我就一天不让你们全家安生。”

结果她并没有每天都来，她换了一种方式，她打电话到母亲的办公室。“你家那个破烂货还没回来吗？”“你不要瞒着我啊，我还等着她告诉我细节呢。”这样的电话每天都打，弄得母亲总是噙着眼泪回家。“真丢人，同事们都知道了，天天都等着看好戏呢。”

莫老师倒是没来过我们家了，但他会在学校里找我（他虽然不再教书，但多数时候还赖在学校）。他伸长脖颈，越过那些正在往上窜个子的学生，满校园搜寻我的影子。多数时候我会留心躲着他，但有时我也会迎着他走过去，主动告诉他。“姐姐还没有回来。”“对不起，我答应过父母，不告诉你她的地址。”我清清楚楚看见他的眼睛里有伤痕，好像是这种凝望和搜寻带来的伤痕。他突然老了，嘴唇干枯，眼角下垂，两只颧骨顶着薄薄的面皮，呼之欲出。

父亲的脸阴得像一块抹布。自从姐姐走后他就是如此，在外面得意洋洋，笑口常开，回到家里不是叹气，就是闭目端坐，猛一看，还以为他在练气功。

母亲新买了一盒粉饼，每天出门前都要往脸上搽大量的蜜粉和胭脂，描眉毛，涂口红，为的是掩饰她夜里睡不着觉的痕迹。

除了姐姐，另一件事情也让父亲心焦，他一直在引颈期盼着上级行派来的考察组，因为他是副行长候选人之一，有人给他透露消息，说考察组马上就要来了，叫他要随时做好准备。其实他一直都在做这项准备工作，造舆论，打点各方，频繁造访业务末端，隔三差五请客吃饭，可一直不见考察组的影子。考察组没来，不光是父亲不能出门，母亲也得在家等着，她肩上压着夫人外交的任务，光是衣服，就新添了三套，以她的经验来看，考察组至少得呆三天，她必须端出三个经得起挑剔的形象来。她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父亲出息起来，发达起来，她当时嫁他就是看中了他的潜力，她莫名其妙地认为他有某种潜力，前途可期，可她等了一年又一年，最后不得不抱着侥幸心理寄希望于大器晚成。这一次，她感觉他成大器的机会也许就要来了。

考察组像姐姐的死对头，紧紧拉住父母，不让他们去找她。

母亲甚至比父亲还期待那个考察组，这样的机会她也遇到过，可她最终没能抓住它，失掉机会如同割肝割肺，何况这是父亲有生之年的最后一个，等于是母亲有生之年的最后一个，等于是我们全家的最后一个。

母亲最后的机会是在前年失掉的，她突然得到通知，可以参加一个竟职演说，在她这个年纪，她本来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她放弃添置新衣服新鞋的计划，渐渐懒于人际应酬，她准备挂上空档，随便这辆车走到哪里。可是突然来了那样一个通知，她全身都调动起来，她找出长久不看的书本，购置新的衣物，好的护肤品，就像青春重新回归她的身体。她准备了很长时间，每天晚上放录相，观摩别人的演说，白天四处求人修改她的演说稿，如果她能获得那个职位，她至少可以推迟五年退休，对她而言，这样的五年，等于延长了十年的寿命，也许还不止。她就是这样看的，一个人有了事业，就有了一切，青春，金钱，地位，甚至生命。她一直在机关工作，这样的事情她看得太多了，有些人从原来的职位上刚一下来，没多久就死了，无缘无故地死了，有些人退休以后得了抑郁症，还有些人因为无名的失落与愤恨，不小心踏进了犯罪的深渊。演说的那一天终于来到了，她穿戴一新，走上演讲台，滔滔不绝声情并茂地背完了她的演说稿。她没想到参加演说的人有那么多，在她之后，至少有二十多个人走上那张演讲台，他们几乎都比她年轻，有些人的实力可以说相当强，她不由得一阵紧张，躲进了厕所。后来她听见了主持人的致词。“这次活动非常成功，报名参加竟选的人十分踊跃，既有参加工作不久的初生牛犊，也要极富实战经验的少壮派，还有重新焕发青春的老同志。”她的脸当时就白了，她知道她上当了，她根本不可能获得那个职位，她参加竞选的全部意义，仅仅在于让竞选人员在年龄层次上变得丰富起来。

母亲再没对我们提过她演说那天的事，她回家后把所有新添置的衣服都收了起来，把新买的护肤品送给了我和姐姐，又从柜底深处找出一身运动装，从此开始了让人纳闷的长跑。她以前几乎是个不爱动弹的人，她最看不起的就是那些一有机会就锻练身体的人。“干嘛这么怕死？等我老了，既不做操也不跑步。”她没想到自己这么快就食言了。第一天跑步令她极度不适，她佝偻着腰回家里里，脸色苍白，直奔厕所。剧烈的运动打通了她在机关枯坐多年的肠道。一个月下来，她爱上了跑步，开始是每天晚上绕城一圈，后来是两圈，三圈，再后来，午休她也放弃了，她顶着烈日奔跑，冒着小雨奔跑，顶着雪花，以及闲言碎语奔跑。她的确是个引人注目的长跑者，幸好她有足够的定力，路两边的议论她都只当没听见一样。

姐姐出走的事，让母亲的跑步中止了一天，第二天她又擦干眼泪跑了起来，不同的是，她戴了一顶帽子，她以前不喜欢戴帽子，无论干什么都不喜欢戴帽子，她认为头顶是接受天地精华和排除体内不良气体的唯一通道。可有一天，我无意中发现了母亲戴帽子的秘密，天还没亮，我被一阵内急憋醒，完事后，正好碰上母亲推门进来。她一直喜欢在黎明前跑步。取下帽子的一刹那，我看见母亲两眼通红，满脸泪水。见我看她，一低头进了卫生间，门在她背后关上了。

难道她躲在帽沿底下哭泣？一边奔跑一边哭泣？我决定跟踪她一次。

她轻手轻脚关上房门的时候，我也猫着腰跟了出来，她活动活动手脚，慢慢跑了起来。她很快就拐出了马路，奔上了河堤。就在这时，哭声清晰地响起，很大的哭声，不加掩饰的哭声，类似受到惩罚的孩子的哭声，前后左右看了又看，没有别人，整个长乐坪此时睡得正酣，只有母亲一个人大幅度挥动手臂，矫健的影子映在潺潺作响的青河里。是母亲在哭，母亲一边奔跑，一边大声哭泣。

啊——啊——啊——

跳跃的步伐切断了母亲的哭声，它们听起来像一种不太动听的鸟鸣，久久萦绕在青河两岸。

脊梁骨一阵凉，一阵麻，我跑不动了，悄悄从原路折回。屋里静悄悄的，父亲的鼾声很有规则地传出来，那是很愉快的鼾声。一个在失声痛哭中奔跑，一个在甜梦中酣然长眠，我原来不知道自己的父母竟是一对这样的夫妻。

从这天起，我再也不敢在天亮前起床，我怕看见母亲的泪脸，就算醒来，也要躺在床上，直到母亲煮豆浆的声音从厨房里传来。早餐整齐地摆在餐桌上，营养丰富，品种繁多，甚至还有刚刚剥开的核桃或花生。母亲已经换下了长跑服，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脸上干干净净，丝毫看不出痛哭过的痕迹。

在这样的早餐桌上，母亲照例要跟父亲说说考察组的事情。“放心，他们会来的，就算提拔的事情有变，考察组也一定会来，不然他们有什么理由放弃对你的提拔呢？”话没说完，父亲的脸沉了下来，母亲知道自己说错了，便闭上嘴，一早上不再说话。

有一天，父亲来不及吃早餐，很早就出门了，大门刚一关上，母亲就趴在餐桌上嚎啕大哭。哭够了，才抬起眼睛对我说：“我们每天有吃有喝，养得白白胖胖，你姐姐却下落不明，生死未卜。”

我提出我去找姐姐，我不上学了，我早就想去找姐姐去了。母亲赶紧过来捂住我的嘴，我们家住在一楼，所有从楼上下来的人，都会经过我们窗前，稍稍留神，就能听见我们家在说些什么，吃些什么。母亲小声说：“千万不能让人家知道，这事一传出去，你姐姐这辈子就别想活了。”

“你的意思是让姐姐在外面自生自灭？你们的心也太狠了。”我终于喊出了早就想说的话。

母亲又哭了起来。“等你爸爸的事过了再说，已经到接骨眼上了，错过了这个机会，他这辈子都没戏了。”

“提拔了又有什么用？当官就那么重要吗？比女儿的生命还重要吗？”

“当然，等他当了官，你姐姐，还有你，你们的将来就有了指望，为了你们的将来，只好让她在外面先吃几天苦，以后她会得到补偿的。”

见我瞪着她，她又说：“你记住，无论何时，前途都是最重要的，任何事情都不能成为前途的障碍。”

那是我唯一跟她顶撞的一次，我们家的小孩都不许顶撞大人，那不仅仅是不礼貌，还是不孝顺。我质问她：“你这么看重前途，这辈子究竟搞出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业呢？你不就是个机关小职员、小应声虫吗？”她望着我，半天不吭声，脸却越来越红，不是害羞或愤怒的红，而是脖子里卡住了什么东西，呼吸不畅而引起的红。我以为我会挨打，可她只是说：“如果我不看重前途，我的处境会比现在更糟糕。”这一点我相信，从她以前断断续续的讲述中，我知道她有些同学，现在不是在小工厂里做着体力活，就是在街边摆着小摊，天天风吹雨淋，露出大板牙向路人招揽生意。

一个多月过去了，望穿秋水的父亲终于得到消息，上面发生了一个突发事件，领导换人了，好几个副手也即将换掉，所有跟人事有关的工作暂时冻结。这意味着，上面要重新洗牌了，父亲的期待终于彻底落空，原本就子虚乌有的考察组更是像水汽一样，在空气中消失得干干净净。这天晚上我们家异常寂静，晚饭摆在桌上，热气静静地升起来，又慢慢消失，油和汤汁开始凝固。母亲不敢看父亲，父亲呆呆地看着墙角，好像那里有他期待已久的副行长位置，好像他可以用深深的注视把它唤回来。

“明天去请假，去找方兵，就算是大海捞针，也要把她给捞回来。”父亲终于收回视线，故作轻松地从椅子上站起来。“不当这个副行长也罢，其实也是个苦差事。”他的腿脚突然变得有点不利索，踉跄了好几下才站稳。

他们决定分开寻找，先由父亲去寻找，等父亲回来，再换母亲出去，他们已经准备悄悄地打一场持久战了。父亲早早上床，他要为漫长的旅程养足精神。

把父亲的行李收拾好后，母亲换上她的长跑服，开始夜间奔跑。天亮前的奔跑已不足于承载她的痛苦，她又给自己加了一段睡前奔跑，这样算起来，一天当中，她差不多有四个小时处于奔跑状态。奔跑像魔鬼一样抓住了她，奔跑中的痛哭是另一个更加厉害的魔鬼，她必须每天向它们两个报到，否则她别想安安静静躺下来睡觉。有天下大雨，吃过晚饭，干过不多的家务活后，她最后看了一眼窗外的瓢泼大雨，无望地洗澡上床了，夜里十一点多，大雨慢慢转成催眠曲似的小雨，母亲像收到指令似的，陡地从梦中醒来，一跃而起，穿上她的长跑服，奔了出去。母亲终于满意了，她的这一天终于圆满了。与此同时，她头发渐渐变得稀薄，变得干枯，食量却越来越大，早餐桌上二两一个的馒头，她一眨眼功夫就干掉了两个，这都是长期的室外奔跑在她身上留下的痕迹。

母亲在晚上八点开始她的夜间奔跑，一般来讲，会持续一个多小时，时间最长的一次，她跑了两小时零十五分。我想她已经越来越适应这种自虐似的长跑了，当她刚开始跑步的时候，每次进门，隔老远就能听见她喘气如牛，现在，她跑完回来，只不过轻轻吁一口气而已。

我没想到这是母亲的最后一次奔跑，父亲也没想到，那个消失的考察组让他顿时心如死灰，还让他变成了一个嗜睡的人，他躺在床上，正准备好好伤心一番，不料刚一碰上枕头，睡意就来了，他很快就打起了鼾。我还在灯下写作业，通常都是母亲回来，洗完澡，我才能勉强结束我的家庭作业。这天的作业似乎比平时少一些，当我写完的时候，母亲还没有回来，我蹑手蹑脚来到电视机前，打开电视，将音量调到最小。这样的时刻不多，父母不让我们看电视，除非是节假日，才允许每天看一个小时。因为长久不看电视，我都不知道该看什么才好，拿着摇控器，惬意地靠在沙发上，一个一个往后翻。我终于选定了自己喜欢的节目，高高兴兴地看了起来。我不知道时间正像梭子一样往后飞去，等我意识到该睡觉时，已是凌晨两点。我站起身，伸了个懒腰，准备上床睡觉时，猛地反应过来，母亲好像还没有回来，定了定神，回忆了一下，是的，母亲没有回来，如果她回来，见我这么晚还坐在电视机前，一定会大发雷霆的。悄悄推开大卧室的门，大床上只有一个隆起的人形，父亲的鼾声沉重而均匀，母亲真的没有回来。想了想，我推醒了父亲。

以后很长的时间里，我都不想原谅他说的那句话，虽然他是在半梦半醒间说出来的。“不管她！疯子！”他嘟嘟囔囔地坐了起来，看了看时间，又看了看我，露出怀疑的眼神，好像我和时间都值得他怀疑似的。

在我的引领下，父亲第一次踏上母亲的奔跑路线，他一路东张西望，处处都觉得新鲜好奇，好像我把他带到了另一个国度来了。“她为什么净选这些偏僻路段呢？为什么不去大操场光明正大地跑呢？”我想告诉他，一个人在大操场跑步，是没法边跑边嚎啕大哭的，可我没功夫说这话，我开始感到紧张，这是不祥的预兆。

天亮之前，四野微微放明的时候，我们终于在路边一个瓦砾堆里找到了母亲，她蜷曲着，俯卧在地，手指在干硬的地上挖出几道槽痕，嘴里流出来的东西泡软了干泥，唇边还粘着一堆泡沫。她浑身冰凉，双目微睁，脸颊上泪痕犹在，不知道母亲是在失声痛哭中倒了下来，还是倒下后因为身体上的痛苦才流下了眼泪。

母亲死了，长期孤独而痛苦的奔跑，她的心脏承受能力终于达到了极限。她再也不会在黑夜里推开家门，流着眼泪奔跑在无人的小路上，再也不会因为哪一天没有奔跑，就吃不好饭，睡不好觉，那两个魔鬼终于把她打倒在地，扬长而去了。

母亲出殡前夜，一个小伙子径直闯到家里来。

李安生完全变样了，除了头发略微有些发黄以外，整个人都跟当年都没法比，而且他莫名其妙穿了一身迷彩服，恍惚间，我觉得自己不是在面对一个人，而是一条刚刚出山的巨蟒。

他对我说，他手上有一辆中型货车，明天如果需要用车，他会准时把车开过来。

真的是雪中送炭，父亲联系了几辆车，刚好就缺货车。

得到答复，他转身就走。父亲奔出来时，只来得及看到他的背影。我告诉他，这人是姐姐的同学，父亲一听姐姐两个字，就像中弹一样，僵在那里，动弹不得了。

从火葬场出来后的第三天，我悄悄来到那个汽修厂。我从李安生寄给姐姐的信上知道他在这里。

“我姐姐最近有消息给你吗？”我跟他隔着四五步远，尽量不皱鼻子，哪怕我闻到汽油味就想吐。这是我能想出来的最狡猾的问话，这句话可以藏着姐姐离家出走的秘密，又可以探听出很多东西来。

他摇头，然后用安详的目光望着我，他似乎有着跟我一样的动机，他也在等我先开口。

“我们把母亲的消息瞒着她，因为不想影响她的学习。”

“是吗？”他问，眼里却不象有疑问的样子。

然后我们就站在那里，各自憋着，静等对方再次发问。

“好吧，”我可没他沉得住气，我说：“那天我就想问你，但时机不对，今天非问不可，你知道我姐姐在哪里，是吗？否则那天你不会告诉我你有货车，你会把这事直接告诉我姐姐，她才是你的同学，可你进门就找我。”

他的表情骤然紧张起来。“你们家真的不知道她在哪里？”他从我脸上移开视线，“那天我就有点怀疑，但她说情况紧急，来不及给我解释，我也就没多想了。”

他告诉我，那天姐姐破天荒到汽修厂来找他，说出来的话把他吓了一跳，姐姐开口找他借钱，她问他有多少钱，有多少她借多少，她会给他写张借条，她过些时候一定会还给他。他告诉我：“我没什么钱，但我全都给她了，口袋都翻过来给她看了。”他说姐姐似乎嫌少，她看看厂里开进开出的汽车，又问我能不能帮她找一辆便车，这样可以省去车费。我问她要去哪里，她说哪里都行，越远越好。过了一会，我就给她找了一辆到广州的便车，上车前，她再三交代我，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她的行踪，家人问起来也不要说。我问她原因，她只说是因为苗苗的事，她说了实话，惹下了麻烦，如果她再不走，有人就要把她送进精神病院去。

“李安生，我现在有点后悔当初跟你的约定，我没想到说真话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我快承受不起了。”

这是姐姐上车前说的最后一段话。李安生告诉我，望着那辆绝尘而去的车，他突然意识到他干了一件影响姐姐一生的大事，他心里很不安，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帮了她，还是害了她，他跟在车后边跑边喊，要她到了目的地以后马上跟他联系。姐姐两手贴在玻璃窗上，频频向他点头，答应了他的要求。李安生告诉我，好长时间以来，他夜里总是做梦，梦里总是姐姐那双又瘦又长的手，五指叉得开开的，贴在玻璃上，掌纹一清二楚，可她的脸却隐在车厢里，隐在人海里，隐在很暗的地方，总之，他从未在梦里看清过她的脸。

沉默了好一阵，我突然转过身，向李安生发起脾气来。“你在报复她对不对？你当时本来可以拦住她，可以及时告诉我们，但你不想那么做，因为你想让她跟你当初一样失学对不对？你终于逮到机会了对不对？”

李安生张嘴望着我，既不承认也不争辩，良久，他垂下了脑袋。“我不能拒绝她的要求，你不知道，我真的无法拒绝她的要求，她的眼睛就像一把抢劫犯的枪，逼着我的脑袋，她怎么说，我就乖乖地照她说的办，除此以外，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哼！”

“要不，我现在就去找她？”

“你怎么找？什么线索也没有。”我突然想起母亲说过的话。“而且，我警告你，你不许登寻人启事，不许报案，也不许向人打听，一句话，除你之外，你不能让任何一个人知道姐姐下落不明的事，因为这关系到她的名誉，关系到她的一生，知道吗？”

李安生又张开嘴来望着我。“你们俩多么相像啊，你们都喜欢用命令的语气说话，而且都不喜欢汽油味。”

正感到不好意思，一个小男孩跑了过来，指着一个地方说：“师傅，能不能麻烦你过去一趟？刹车片子好像出了点问题。”

李安生一听，拔腿就走，边走边吼：“猪脑壳！这么简单的东西，你自己说，教了你几遍了？”

难道说，李安生已经从学徒变成师傅了？看来他倒不是个笨人。

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把姐姐可能在广州的消息告诉父亲，也许失妻的悲伤打垮了他，也许他还沉浸在考察组半路消失的后遗症里，他听了这个消息竟无动于衷。“人是有腿的，谁能保证她现在还呆在广州？”他的眼睛定定地盯住某个地方，顺着他的视线看去，那里是一面空墙，我不知道他一动不动盯着那面墙是什么意思。

第二天，我想起李安生说过的那个司机，也许我应该去找那个司机谈谈，看看他还记不记得姐姐当时究竟在哪里下的车，她在车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我突然有个预感，姐姐不一定真的去了广州，她很可能会中途下车，因为她担心李安生会泄露她的行踪。我跳起来，拼命往汽修厂跑。

李安生不在，他没来上班。有人建议我去办公室问问。我去了，人家说，李安生请了长假，说是家里突然有急事，需要他去广州。

这么说，李安生真的去找姐姐了？他知道姐姐在广州，还是只凭猜测？这些问题都无法找到答案了，我站在汽修厂门口，呼吸突然有些困难，那感觉就像手中好不容易有了根绳子，不知不觉间又滑了出去，再也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