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 第一章

很多年以后，我还是无法忘掉那样的黄昏，我牵着姐姐的手，跟着母亲匆匆走上长乐坪街头，献福路，解放路，珍珠路，左拐，进入两臂宽的漆家巷，到了尽头，再向右拐，侧身进入另一条更小的巷子，这条路艰辛又漫长，我们必须夹紧胳膊，缩着脑袋，躲躲闪闪，沿途绕过十几个裸露在外的水槽，三十多根晾衣杆，以及无数搁着砂锅的蜂窝煤炉子，架着搓板的洗衣盆，积满水垢的铝炊壶，反扣在墙上的穿洞的铁锅。路的尽头，是一扇紧闭的窄小木门，母亲伸出两根手指，捏住生锈的圆门环，轻叩三下，门嗄地一声开了，迎接我们的是一片黑暗，以及扑面而来的类似腌咸菜的味道。进门之前，我最后看了一眼头顶仅剩一线的天空，突然有种感觉，长乐坪像一颗巨大的毛板栗，我们三个像三条喜爱甜食的小虫子，正在一点一点朝里面钻。那个苍老的声音照例在黑暗中咳嗽了一下，在我听来，那正是长乐坪这颗毛板栗最最深处的声音。

请注意我刚才的说法，一路上，是我牵着姐姐，而不是姐姐牵着我。

这正是母亲在黄昏时刻，拖着两个女儿匆匆外出的原因。这一年我七岁，姐姐大我一岁，正在上二年级，可有人说，她看上去更应该去幼儿园。姐姐有着洋娃娃一样的面孔，五岁以前，人见人爱，五岁以后，再也不肯长一厘米，母亲眼睁睁看着我从后面追上来，超过姐姐，径直向上窜去，脸上一天比一天焦急，她不再带姐姐出去散步了，她不喜欢听人夸她大女儿“玲珑可爱”，也不喜欢“娇小”这个词，除了黄昏时分那扇老式木门，她不带姐姐去任何地方。

母亲不相信医院，因为那个带眼镜的胖医生总是一脸不耐烦。“遗传变异，听说过么？概率，听说过么？暂时没有办法，只能物理治疗。”

母亲也不相信物理治疗，一位热爱双杠的体育老师告诉她，所有的田径运动都可以让人身材颀长，她平视着体育老师的眼睛，心想，他本人却是个头大肩宽的小矮墩。

母亲宁肯相信那扇隐藏在长乐坪深处的带圆环的木门，她从那间昏暗的屋子里带回一瓶瓶神秘的清水，逼着姐姐当她的面喝下去。她想起那个胖医生，模仿起他的语调来。“精神变物质，听说过么？”

然而姐姐很满意自己的身高。“排队时从来没人跟我争第一名。”姐姐喜欢站在第一名的位置，课间操，跳舞，开会，课外活动时拿着小铲子去除草，她总是奔跑在最前面。她知道奔跑比行走更能吸引人的目光，何况她的身体条件决定了她必须奔跑，否则就有可能被自己的同学淹没，更何况老师们很可能就悄悄站在玻璃窗后面，走廊的阴影下面，楼道的拐弯处，她喜欢有老师看她，即便不是她的任课老师，她也希望他们认识她，喜欢她。从学校大门到教室有两条路，一条是绿树成荫的公共甬道，一条是教师办公室门口的走廊，除非是送交作业，或者有问题需要向老师陈述，学生很少去走那条教师走廊，只有姐姐例外，上学放学，她无论如何要拐个小弯，装出走错路的胆怯样子，迈着急急的碎步，吐着舌头走完整条走廊，再用几个欢快的蹦跳，结束这场模拟的冒险。

我从教室出来，径直穿过甬道，在大门口气鼓鼓地等她，她朝我飞奔过来，短裙像花伞一样撑开。

裙子是姐姐特有的。母亲爱美成癖，她不想看到姐姐平庸的短腿套着更加平庸的长裤，正如她不想让人看见她胸部平坦的缺陷一样，她给姐姐设计了一系列上身短小腰部打褶的短裙，无论春秋冬夏，她让姐姐穿着同一款式的裙子。山地寒湿，母亲就给姐姐准备了一双又一双颜色鲜艳的御寒长袜，袜口缝着松紧，外侧织进可爱图案。简直是化腐朽为神奇，她把姐姐从一个平庸的典型，提拔到无人可及的高度，姐姐穿着那些裙子，配上小靴，奔跑在校园里，如同一个公主，在自家花园里扑捉蝴蝶。与之相比，我这个发育起来按部就班的妹妹，看上去却像她身边老实憨厚的粗使丫头。

也许因为她的身高，也许因为她的可爱面孔，姐姐成为长乐坪最最著名的小女孩，她的头像被放大了，挂在长乐坪照相馆的橱窗，她的四寸小照被孕妇们拿去贴在床头，她参加学校的文艺演出，不用打扮，原样登台，就把画着大红脸蛋黑虫子眉毛的同学们比下去。有人向母亲建议，不妨带着姐姐去一趟北京，每天在儿童艺术剧院门口走上几个来回，走上一百天，不怕她不被童星探子发现。

这个建议让母亲很愤怒，她错误地理解了人家的好意，以为人家在咒她女儿永远是个小矮子。事隔多年，当她因为一些事沉浸到坏情绪里，不无惋惜地说：“也许那时候真的应该带你去北京。”对于长乐坪来说，北京像天堂一样遥远而美丽，充满了温和而幸运的事物。

据说姐姐的身高一度影响了父母的感情，那时我们都还小，以为父母就像房子和马路一样坚固耐用。我依稀记得有段时间父亲不在家，我和姐姐挤在母亲的大床上，挤在母亲的左右两腋。母亲望着蚊帐顶说：“过了四十岁，男人就是多余的。”后来父亲又回来了，他看上去果真有点多余，母亲在饭桌上摆放碗筷，再把姐姐那张加高了不少的进餐椅从一个隐蔽的地方拖出来，常常一不小心，就把父亲那份搞忘了。

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东西，在我看来，只有身体和器官，只有硬件，其他一切，诸如性格脾气和命运之类的软件，都是在硬件上发展起来的，可是，等一等，我又要否定自己了，既然这些软件是从硬件上发展来的，而硬件又是天生的，这不等于说，人的一切都是与生俱来的么？人活一辈子，就是要验证那个密封到死才打开的答案么？这么说来，人的一生只不过是命运跟自己玩的一个游戏，类似于把手背在背后，让你猜他手里拿着什么东西的游戏。

姐姐的软件像泡在显影液里的照片，大致轮廓正在那套洋娃娃一样的硬件上形成。

我猜她有时会产生这样的错觉，我是她的姐姐，而她是需要我照顾的妹妹，也就是说，在这个四口之家，她应该得到我们三个人的珍爱。她经常把《安徒生童话》翻开到“豌豆公主”那一页，她曾经向母亲要过一颗豌豆，我猜她把那颗豌豆悄悄塞到了棉被底下，很明显，别说隔着二十床棉被，仅仅隔了二床棉被，她的身体就感觉不到那颗豌豆了，否则她会嚷得尽人皆知。当然，这只是她内心深处无人知道的狂想，表面上，她并没有公主梦，虽然她实际上已经得到了公主般的待遇：除了跨上一层台阶，亲自爬到母亲为她特设的就餐椅这件事，其他事务，不论是公共的还是她个人的，她一概不予理睬。

她清早从床上坐起来，揉着眼睛喊我的名字，她需要我给她取出当天要穿的衣服，衣柜里有许多格子，最下面一格挂着裤子，有时也有短一些的上衣，第二格才是她的衣服，可她够不着，除非站在一张小凳子上。她刚刚起床，不乐意马上就去搬小凳子。

她把梳子递给母亲，她永远梳那种蜈蚣辫，那是母亲给她设计的发型，从头顶开始，顺着发际线，不断挑起发股往后编进麻花辫里，两股麻花辫汇合的位置每天都在变化，唯一不变的是麻花辫的装饰，母亲似乎不喜欢看到光裸的辫子，她一定要在辫缝里插进一些花样，有着彩色圆点的瓢虫状夹子，细巧如星的花朵，光亮如水晶的丝带。编一头这样的发辫，即使是母亲这样的熟练工，至少也要二十分钟。

她吃饭，最好吃成本最贵的菜总是摆在靠近她下巴的地方，偶有疏忽，她没吃几口就一声不吭从专座上溜下来，谁劝都没有用。

她没有目的地大喊一声“我要洗澡”，就像电话来了总有人去接一样，不管是谁，谁最先听到谁就默默地走过去，拿下淋浴喷头，架在她够得着的地方，睡衣放在盖着塑料布的篮子里。

还在秋天，母亲就开始酝酿去一趟山外，采购最最纯正的丝棉，姐姐个头娇小，普通棉衣会把她穿成大棉球，丝棉又轻又薄，又保暖，只是比棉花要贵出许多，不过，仅仅只给姐姐做一身的话，我们家还是可以承受的。

姐姐唯一的优点是把上学看得比天还大。她感冒，需要去医院输液，上课前二十分钟，她要求拔掉针头，母亲反对，她拿起盐水瓶就往墙上砸，母亲只得依了她。外婆过世，全家奔丧，我替她请了一天假，她冷笑一声，第二天照常背起书包，在门口和我们三个人分道扬镳，母亲只得强忍悲痛，安排父亲留下来照顾她。

到了四年级，姐姐想竞选班干部。我说：“你算了吧，至少别人跑起来比你快，站起来比你看得远。”

姐姐一点都不示弱：“是当班干部，又不是比体能。”她思考片刻，痛下决心。“别看我个子小，我在同学中有号召力，这是老师说的。”

我还是无法想象小蜜蜂似的姐姐，能在那群哥哥姐姐似的同学中当好班干部，我担心她会惹下笑柄，让我跟着难堪，就轻蔑地说：“不当班干部又不会死。”

“是不会死，但会被人忘记。”

她精心准备了一篇竞选演说，她的目标是文艺委员，因为很久以前，一个客人曾经夸她嗓音漂亮，她便牢牢记住了。在我看来，她的竞选毫无希望，不光是她的身高有问题，她的演说稿也有问题，她不顾自己的实际情况，想到哪里说到哪里，简直是想入非非，她甚至许下这样的诺言：如果她能当上文艺委员，她将组建一支班级合唱团，带着同学们每天练唱，她要让这个合唱团成为学校的一张名片，要让它的歌声蜚声海内外。我偷看过她的演说稿，千真万确，最后一句话的确是这样的，尽管这句话选自别人的文章。据说，当她在讲台上念到这句话时，全班同学，包括老师，都笑了起来，她也笑了，她想，她的演说打动了他们，她的文艺委员十拿九稳了，最后的结果却是，她输给了另一个女生，一个非常朴素的大眼睛女生。她回到家，高高地坐在特制餐椅上，攻击别人，泪痕未干，又淌下新的泪水，但不妨碍她拿起饭勺。“脑后扎个刷锅把子，暗淡无光，一点都没有文艺委员的气质。”

也许是为了照顾情绪，老师专门给她安排了一个职务：班务助理。这在全校都是个创举，说到底，班务助理就是班主任老师的小耳目，诸如同学当中有什么可疑迹象，替老师跑跑腿。她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替老师跑了一趟校门口的小商店，买了一块手绢，就像包袱雨伞我那个著名笑话里的和尚，“白底蓝花”四个关键字，姐姐是一路不停地念叨着跑过去的，那是暑假前的最后几天，太阳把光秃秃的街道烤得冒烟，姐姐终于把手绢和多余的零钱交到老师手里时，脸上淌下的汗珠子已经浸湿了她的小小衣襟。

班务助理这个职务，让姐姐越来越爱“多管闲事”。有段时间，学校从某个地方接到某种指示，开始检查起学生的个人卫生状况来，每周一上午十点，做完课间操，全校在操场上整队集合，挨个挨个接受检查，衣服鞋袜之外，还要检查指甲长短是否合乎要求，指甲缝里是否藏有污垢，脖子是否搓洗干净，是否每天刷牙，头发丛里是否有皮屑，是否生了虮子。因为是预先有通知的检查，所以从来没人被查出过问题，直到有一天，姐姐抢在课间操之前去了一趟教师办公室。

照例是集合，宣讲个人卫生的重要性，卫生与健康的关系，然后由班主任对各班进行检查，当检查到一个男生时，班主任突然改变了检查部位，径直去看他的耳后。姐姐站在第一排，此时早已背对着主席台，不错眼珠地望着班主任，她注意到，班主任皱了一下眉，又查看了另一边耳后，眉头皱得更深了。男生被班主任从队伍中拽了出来，站到大家面前，他有一头少见的又黄又软的头发，类似于金黄小猫，原本白得像布一样皮肤，此时血红一片，连耳朵都是红的。在班主任的指点下，全校师生都看见了他耳后的耻辱，一边一块揉搓不掉的乌云一样的东西，用班主任的话说，“那里是一片干旱的沙漠，至少一年没沾过水。”这句俏皮话引来一阵轰笑，班主任一得意，又说了另一句俏皮话：“相信你身上这样的沙漠还有不少。”遗憾的是，班主任并没打算去解开他的衣服，也许她觉得时间不够了，因为马上要上第三节课了。

人潮散开，向教室涌去，姐姐略一回头，黄头发男生还在原地逆流而站，奔跑的学生不时撞到他，他低着头，东倒西歪，但他顽强地保持自己的姿势，不让自己倒伏在地。第三节课上到一半，姐姐突然向老师请假，去了趟操场，那里空无一人，她拔腿就往教师办公室跑。班主任很快就出来了，她朝操场方向瞄了一眼，带着姐姐一起去了传达室，值班老头证实，黄头发男生出去了。

第二天，那个叫李安生的黄头发男生没来学校上课，第三天也没有。

一些消息慢慢传到学校来，李安生是个没有母亲的孩子，他母亲很早就去世了，他父亲在煤矿工作，据说是在井下操作的那种人，这些消息似乎给李安生耳后那两片乌云的存在找到了理由，好几个男生向姐姐投来异样的目光，姐姐告密的事不知怎么竟泄露出去了，我怀疑是姐姐自己不小心说出去的，“我最先发现了李安生耳后的秘密。”这种话她是说得出来的，她不喜欢隐瞒自己的成绩和优点，正如她从没想过如何掩饰自己的身高一样。

李安生的失学让姐姐不自在了一阵，但她马上让自己从隐隐约约的不安中解脱出来。“都四年级了，还不会洗脸么？班上没有一个人还要母亲给自己洗脸。”她的话很有道理，别说洗脸，很多人已经开始洗衣服了。

第四天，李安生来了，他没带书包，径直走到姐姐面前，他仰起下巴，眼皮朝下，板着脸要她跟他出去一趟。姐姐拼命咬住发抖的嘴唇，问他有什么事，为什么不肯在教室里当着大家的面说。李安生的眼珠子在睫毛间闪出一线亮光。“你真的要我当着大家的面说？你不后悔？”姐姐搞不清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他的声音告诉她，他不怀好意，才三天不见，李安生就不是原来那个闷不吭声的李安生了，他像一个在森林里失踪多日的人，身上凭添了一股林莽间的野气。姐姐还在犹豫，李安生伸出一只手，卡住姐姐的小肩膀，不由分说，把姐姐推了出去。

下面这段对话是姐姐回家后哭着告诉我的。

“我是长嘎子（长乐坪方言：人身上的积垢）了，我喜欢长嘎子，又没长在你身上，跟你有什么相干？你凭什么多管闲事？”

“如果我不是班务助理，我当然可以装着没看到。换了是你，你也会这么做的。”

“狗屁，我才不会像你一样去当哈巴狗，去拍老师的马屁，别废话了，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我长没长嘎子，跟你到底有什么相干？你为什么要去打小报告？”

“我已经说了，我是班务助理，我有我的职责。”

“狗屁职责！那么多人喊你矮子，喊你小丁壳，喊你小虼蚤，我一次都没有喊过，你反倒要算计我，老实人好欺负是吧？”

“好吧，作为同学，我向你道歉，作为班务助理，我不道歉，因为我没有做错。”

“你没有做错？真是好笑！你害得我退了学，你害了我一辈子，还不是错？”

“你才好笑呢，我又没叫你退学，是你自己不来的。再说，我冤枉你了吗？难道你没长嘎子吗？告诉你，我长这么大，从没说过一句假话，我只说我看到的。”

“……好，那我问你，你能不能保证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死，一句假话都不说？”

“岂止这辈子！到了下辈子，我还是只说我看到的。”

“要是你说了假话呢？”

“不会。”

“万一你说了呢？”

“没有万一。”

“万一有万一呢？谁也不能把话说死。”

“万一我说了假话，我把眼珠子挖出来给你。”

“这话可是你自己说的。”

“是的，我说了，万一我说了假话，我把自己的眼珠子给你。”

“我劝你还是收回刚才说的话，我是个非常认真的人，这一点我有必要告诉你。”

“笑话，说出去的话还能收得回来么？”

“那你记好了，我会检验你今天所说的话，只要我还活着，我会一直盯着你，希望你到时候不要食言，不要忘记把你的眼珠子挖下来给我。”

“哼！”

姐姐走了几步，回头一看，李安生还站在原地，他冲她一笑，大声说：“别忘记你今天说的话。”

走出好远，直到看不到李安生了，姐姐才在花坛边坐下来，她感到两条小腿突然变成了别人的，她再也无法指挥它们了。

那张特制的进餐椅，跟母亲亲手设计的短裙一起，陪伴姐姐一直走到她十岁。

准确地说，是姐姐十岁生日那天。

我知道没人相信这样的奇迹，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那时街上还没有蛋糕店，只有一种类似煎饼的薄薄的面包，装在透明塑料袋里，在货架上一摆就是几个星期。母亲却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只蛋糕，金黄的蛋糕底子，上面堆着雪山似的厚厚奶油，红绿两色奶油笔精心绘制出三朵玫瑰——母亲告诉我们，那就是我们从没见过的玫瑰，长乐坪瘠薄的土壤无法种植的玫瑰，生日快乐四个字是英文的，斜斜地飞在玫瑰的上方。

这样的蛋糕完全把我们震住了，我们三个（父亲恰好不在家）静静地望着十根飘摇的生日蜡烛，谁也没有吭声。我在想，我一定要把这个蛋糕看仔细，看清楚，明天到校，才有吹牛的资本，我相信他们谁都没有吃过蛋糕。蜡烛融化，滑进奶油，母亲轻声说：“不要紧，这是可以食用的蜡烛。”母亲真了不起，什么都懂，有了她，我和姐姐才能吃上长乐坪从未出现过的生日蛋糕，姐姐才能当上长乐坪唯一一个在冬天穿裙子的女孩，并且从一个小矮人一跃而成“美丽的长乐坪小公主”，我们一个老师就是这么叫她的，她是我们的自然常识兼音乐老师，她上音乐课的时候，喜欢把姐姐叫到风琴旁边，一边弹奏一边指点姐姐给全班领唱。

蛋糕的美味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母亲刚刚吃下一小块，就被单位里的人叫走了，她身上有一串重要的钥匙，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被叫走。母亲一走，我和姐姐就饿狼似的扑向蛋糕，很快，桌上就只剩了几把吮得跟洗过一样的勺子。

我们是晚上七点整开始吃蛋糕的，姐姐的第一阵不适在八点半发作，肚子疼，头疼，喉咙疼，也许她疼糊涂了，她说手指也疼，还伴随着惊天动地的间歇性呕吐，蛋糕和奶油的混合体像浅黄色的稀泥巴，从她嘴里倾泻而出，一阵赶一阵，远远比她吃进去的要多得多。到了十点，她呕出来的东西变成墨绿，我想去叫母亲，可姐姐拉住我不放，求我不要丢下她一个人。母亲终于回到家时，姐姐已经光有呕吐的动作，再也吐不出任何东西了。见到母亲，趴在地上的姐姐猛地向上一蹿，两眼一翻，昏死过去。

醒来过后还是吐，我觉得呕吐的姐姐像一种软体虫子，头一下一下有节奏地往前伸，腿随之往后蹬。尽管两只手都挂着液体，医生还是诊断不出姐姐的病症，但他肯定，绝不是食物中毒。天亮之前，姐姐莫名的呕吐终于止住了，她像刚刚从死亡线上爬过来的小战士，蓬首垢面杂乱无章地躺着，沉进深深的睡眠。将近中午，姐姐悠悠醒来，她睁开异常清亮的眼睛，让我看看她的脚尖，她说那里很不舒服。

直到今天，我仍然无法相信我当时看到的情景。姐姐的脚趾挤破鞋帮，像破壳而出的小鸡，活灵活现地挤了出来。往上一看，齐膝小裙子突然短了一截，大腿赫然露在外面。再往上看，原来搭在肩头的小辫子，晃悠悠地吊在耳后，她连脖子都长了一截。

母亲闻讯赶了过来，她不出声地看了姐姐一阵，猛地将姐姐从床上拉起来，她要姐姐走路给她看，走过来，走过去，她要她不停地走，不停地跑，问她这里疼不疼，那里疼不疼，让她弯腰，转身，让她跳起来，去够墙上某一点。姐姐都按她说的做了。母亲再也想不出别的考验她的花样，就盯着她看，看来看去，一把将她搂进怀里。“好了，好了，我们正常了。”

可是母亲又错了，姐姐的正常只持续了不到一年，又朝不正常的方向发展过去，姐姐的个头像一列刹不住的火车，轰隆隆不顾一切地向前冲，她长得实在是太快了，有时，似乎是一夜之间，她的手腕脚腕就从刚刚添制的新衣服里钻了出来，一副捉襟见肘窘迫不安的模样。姐姐很快就从一个穿短裙的小不点，变成了四肢细长的钓鱼杆。

母亲合掌祈祷：“够了够了，我可不希望她将来去打篮球。”父亲手拿铅笔和直尺，把姐姐拉到门框边，一边叹气一边划下姐姐的最新高度，不到半年，他在门框上划下的刻度密密匝匝，像另一根没有尽头的直尺。

最终不得不像几年前一样，在黄昏时分匆匆走上街头。献福路，解放路，珍珠路，左拐，进入两臂宽的漆家巷，到了尽头，再向右拐，侧身进入另一条更小的巷子。路还是那条路，心情却变了，母亲新添了坏脾气，她走在前面，不时回头瞪一眼姐姐。“走快点，你就不能叫人少操点心？”姐姐低着头辩解：“长得高又不犯法。”我却在想，这才叫一成不变的生活，街道，食物，病情，一切都还是原来的样子。

“原来恨不得往上扯起长，现在恨不得往下拽起长，看来我的水还是有效嘛。”听到黑暗中传来这样的欢迎词，母亲羞愧地低下头。这一次，除了在昏暗中捏着鼻子喝下一杯，她没有多余的水给母亲带回家，原因是母亲以前曾经对人说，“没有效，一点效都没有，害得我白白在那里又是磕头又是烧香。”母亲没想到，她虽然腿脚不便，又终日藏在黑暗之中，却能眼观八面，耳听六方。

才十二岁，身高就已达到一米七七，母亲只齐她胸口，父亲也只勉强够到她的下巴，就连班上最高的男生，看上去也像是她的小弟弟。在鲜有外地人进来的长乐坪，在世世代代精瘦矮小的山地人中间，这样的身高绝无仅有，史无前例，而脑袋还是那么小巧，四肢还是那么纤细，远远看去，姐姐就像是五根细棍子的组合体。

人人都说她丑，丑得让人又惊诧又嫌恶，看见她走过来就若无其事地转过身去，等她走过了又回头贪婪地盯着她又细又长的腿，众口一词。“女孩子怎么可以长这么高？人怎么可以长成这种样子？”

母亲又开始开动脑筋，她永远都在为她的大女儿动脑筋，至于她的小女儿，她完全不必操心，她甚至看都不必看她一眼，她就顺理成章中规中矩地成长起来了。

这一回，母亲的智力显得很不够用。她给她烫了一个短蓬蓬的爆炸头，希望大头可以压缩身高，却不知道这样的发型反而显得脖子又细又长。她给她定做了最肥的裤子，希望用宽来冲淡长，却没想到大面积的宽反而强化了长。她给她买泡泡袖的窄身上衣，没想到肩部的体积上来了，腰肢却更显柔细，简直像要折断了似的。

迅速长高的那段日子，是姐姐生命里的低潮期。当她还是个穿短裙的花蝴蝶时，她满世界飞来飞去，每到一处，都能惊起一片诧异的目光，小小胸腔里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现在，往日的繁荣和生机早已不再，姐姐穿着肥肥大大毫无个性的长衣长裤，活像一根豆芽菜套进了罩子里。没有了惊羡的目光，姐姐活得灰头土脸。

何况她还有非常现实的苦恼，她常常感到全身疼痛，大腿，屁股，后背，前胸，皮肤慢慢出现孕妇似的斑纹，她的骨骼长得太快，而皮肤的弹性跟不上来，里面的韧带被扯坏了。

她不止一次说，她情愿是个小矮子，矮一点怕什么，只要矮得光彩，矮得可爱，矮得引人注目，总比现在普普通通差不多被人遗忘要强。她常常翻开影集，望着自己的小身子和小短裙发呆，那时候，她多么快乐，她从教师走廊里一脸矜持地走过，没有一个老师不抬起头来看她，望着她笑。她在音乐课上被老师挑出来，站在风琴旁边领唱，小身子不易察觉地摇晃，给自己打着拍子。她原以为做一名高个子同样会得到当初做矮个子的待遇，她没想到人们对高个子一点都不感兴趣，她发现，当一个人打量身边的高个子时，他的眼神是斜斜的白眼，似乎嫌高个子挡住了自己的阳光，看矮个子时就和善多了，就像看一只小蚂蚁，一只小瓢虫，一只小蚱蜢，有时还会流露出一点友爱和欣喜。

话说回来，身高是个客观事物，它可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它想长就长，想停就停。

直到一个夏天的傍晚。奇怪，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傍晚，在蝙蝠出没的昏黄时刻。那天傍晚，姐姐背着书包，走在一群花花绿绿的女生中间，她一直望着她们说个不停的嘴，她高举在细长脖子上的脑袋轻轻垂下来，望望这边的嘴，又望望那边的嘴，转来转去，不亦乐乎。姐姐班上的语文课代表看到了这一幕，他在第二天的作文中写道：方兵是全校个子最高的女生，我怀疑她总有一天会得上难以治愈的眼疾，因为她总是垂下眼皮跟同学们说话，就像一只浮在水面上的天鹅，弯下脖子打量身边的小儿女。把人比作天鹅，这种反拟人化的写法引起了语文老师的兴趣，他在课堂上把它念了出来，全班笑得东倒西歪。就是从这天起，天鹅正式成为姐姐的外号。

那时他们口中的天鹅，还只是从一篇作文中下载来的中性词，当中不含任何褒奖成份。

事隔半年，这只天鹅突然从水面上优雅地飞了起来，她变成了一只穿着白色短裙的芭蕾舞里的天鹅。最具飞跃性的变化往往发生在一瞬间，就像我和姐姐曾经想要观察一朵花开的全过程，坚持了大半夜，最后还是错过了，一觉醒来，花蕾已经彻底绽放，最最美好的时刻总在无人处悄悄溜走。

姐姐最最美好的时刻也是这样。那天，姐姐遇到了一条伞形小裙子，表面是洁白的卡其布，底下衬着无数层轻柔的白纱，那时我们并不知道它其实是芭蕾舞裙，我们甚至不知道有芭蕾这种舞蹈。店老板一直将它穿在玻璃橱窗里的模特身上。姐姐久久望着那裙子，突然宣布要买下它。店老板似乎有点为难，他闪烁其辞地告诉姐姐，它最好只是作为橱窗里的一种装饰，而且，很少有人只有那么小的腰围，再说，人们也不习惯在日常生活中穿它，可是，如果有人真心想买的话……他绕来绕去，把自己弄得不耐烦了，索性把它取下来，不抱希望地递给姐姐，他不相信这个穿着密实长裤的女生，真的会买下一条不食人间烟火的超短裙。

当姐姐迫不及待地穿上它时，我突然不认识姐姐了，就像变魔术一样，眨眼间，姐姐就变成了另一个人，我总感觉那裙子不是一条普普通通的裙子，而是某个魔术道具，它让姐姐从一个丑小鸭一跃而成白天鹅。

镜子里的姐姐，双腿修长笔直，腰肢细不盈握，胳膊在空气中优美地划动，她扭动身体，抬起胳膊，越过右肩，扭头去看自己的脚后跟，她轻盈地转了两圈，裙子神奇地活了过来，层层叠叠的轻纱簌簌上卷，簇拥着姐姐，姐姐像一只落单的天鹅，缓缓收拢翅膀，停歇在那个小而杂乱的服装店。店老板愣了一会才醒过神来，“太漂亮了，太合身了，可实不相瞒，这并不是给真人设计的裙子，不不，我的意思是，唉，你穿上它实在是太完美了……”

这里面一定隐藏着某个深奥的道理，姐姐穿那些长衣长裤总是不太相宜，不是土得让人难堪，就是让她瘦高的身材显出贫气来，显出寒酸气来，而这条短短的裙子，表面上看，似乎把她的缺点暴露无遗，事实上恰好相反，因为纤瘦，她的暴露对人的眼睛毫无冲击力，露在外面的地方越多，越发显得简单柔弱，纯洁无邪，我不知道这是个什么道理。

姐姐的身高终于在这个傍晚显出它非同一般的魅力，原来那个电线杆子似的高个子也可以变得这么美丽，而且美得与众不同，好像天与地给了她某种神秘的暗示，令她有了一种胜券在握的从容与自得。

姐姐坚持要穿它上学。第一次穿它，她所有的课余时间几乎都在回答在哪里买的问题。第二次穿它，姐姐被逼进厕所里，女生们轮番试穿过后，个个变得垂头丧气，缄口不语，因为她们没有一个人穿得进去。第三次穿它，姐姐变成了形单影只的一个人，她用两条赤裸的长腿激怒了所有的女生，没有一个人愿意作为陪衬去站在她的旁边。第四次穿它，语文课代表红了脸，大家都在说，他给了她一个天鹅的名字，她就努力把自己变得名符其实，她大概以为她真是天鹅呢。又围在语文课代表身边起哄，说他创造了她。他对创造这个词毫无来由地敏感，再也不肯看姐姐一眼了。而他们，再也不想大声叫出天鹅这两个字，够了，他们从来没有如何热烈而持久地赞美过一个人。

沉寂了一段时间，四万这两个字突然被传得爆响，并且在一天之内取代了原来的天鹅。这是他们偶尔从英语课上得来的灵感，swan（天鹅）这个单词的发音，有点像麻将牌里的四万，他们心照不宣地爱上了这个不太优美的发音，还没熬到下课，就压低声四万四万地叫了起来，每叫一次，感觉就像有一桶污水，哗地泼向那只看上去高处不胜寒的天鹅。

“四万！四万”

每天每天，他们快乐地叫着，泼着。

姐姐昂着头，两手交叠在蓬松的裙摆上，甩甩长长的披肩发，就像一只天鹅，优雅地扇扇翅膀，抖落身上的水滴。她假装听不出他们的叫声里隐藏的恶意，她很快就学会了从别人的妒嫉中体会愉悦。

谁能想得到，那个中途退学的家伙，跟姐姐发生过争执又正在被姐姐遗忘的那个叫李安生的家伙，他也得知了四万这个名字，有一天，他竟给姐姐写了一封信来。

四万：

都说女大十八变，都说你从一个小虼蚤变成了白天鹅，希望你不要因此得意忘形，忘了我们当初的约定，无论何时，一旦我发现你没有遵守约定，不劳你动手，我可能会亲自来取走你许诺给我的东西。你应该没忘记那是什么东西吧？

姐姐一看就白了脸，她把那张纸扔给我，像扔一条毛毛虫。“他怎么是这样的人？他是什么意思？他到底想要怎样？”

她当然知道她的问题不需要回答，她只是用这样的提问来表达愤怒和恐慌而已。李安生的书法称得上良好，这样的书法可以减弱文字的暴虐性。我安慰吓坏了的姐姐。

“虚张声势而已，如果他真的想要取走你的眼珠，他就不会给你写这样的信，你想想，他肯定知道那样做的后果，知道后果还给你写信，白纸黑字地留下证据，那不是太傻了吗？”

有意思的是，从这以后，李安生竟像着了魔似的，每年都给姐姐写一封类似的信，提醒她遵守他们之间的约定，否则，他就要追究她当年害他失学的责任，就要来取走她许诺给他的眼珠。也许李安生自以为他在恐吓姐姐，骚扰姐姐，他怎么也没想到，除了第一封信，他的信对姐姐而言，早就不是骚扰，而是一个笑话了，她把他的信撕成碎末，摊在手心里，轻轻一吹：“一个浑身油叽叽的汽修工，也配跟我谈什么约定！”

退学后的李安生后来去了汽车修理厂，当起了汽修工学徒，姐姐在街上遇到过他一次，她说她当时真想送他一个外号：严禁烟火。她说他简直就是一块从汽油桶里捞出来的抹布，一粒芝麻大的火星就可以要了他的命。

我提醒姐姐注意，李安生似乎在执行一个大的计划，从已经收到的几封信来看，每封信末尾的落款时间都是一样的，都是四月八日，四月八日到底是个什么日子呢？姐姐想了想，突然惊叫起来，那正是李安生因为耳后有嘎子，被揪到全校师生面前示众的那一天。

姐姐的脸顿时白了。“他还没完没了了！”

有一天，学校拉出了一条标语：热烈欢迎著名科学家黄达教授莅临我校！

科学家到达的前一天，学校安排了大扫除，全校学生，各班级的老师，甚至包括校长，都拿着抹布和扫帚行动起来，学校上空充满了灰尘与清水的混合味道。一些消息灵通的学生三五成群，议论纷纷，他们说这个叫黄达的科学家，其实是我们学校英语老师莫聪的大学同学，他这次来长乐坪中学，并不是来办公事的，一个科学家在一所小小的中学有什么公事可办呢？他其实是来看他的同学莫老师的。有人说，莫老师的面子真大，居然有外面的科学家专程跑到长乐坪来看他。还有人说，难怪莫老师平时那么傲气，同学是科学家，他肯定也差不到哪里去。不过也有人说，这个黄达，肯定是莫老师专门请来替他撑面子当靠山的，听说现任教导主任下学期就要调到山外去了，这可是难得一遇的好机会，难道莫老师不想趁这个机会上来？一个女生打断了这番话。“别把莫老师想得这么俗气，他不会是那种想当官的人。”这话引来男生们一阵嘘声，那个女生一点都不生气，继续说：“真正有水平的老师根本不稀罕什么官不官的。”

在长乐坪中学，莫老师身上集中了三个唯一，唯一一个毕业于名牌大学的老师，唯一一个用发胶的老师，唯一一个用普通话讲课的老师。他是长乐坪中学的骄傲，他的家庭却因为他低下了沮丧的脑袋，他们以为他上了那么好的大学，一定会跳出长乐坪这个小地方，理直气壮地闯进大城市，没想到他最后还是回来了。他是跟着他的爱情一起回来的，他在省城遇上了他的爱情，一个同样是来自长乐坪的大他两岁的女大学生，她毕业后分回了家乡，他想也没想，愉快地步她后尘，来到长乐坪中学当起了一名英语老师。据说学英语的人多半有点与众不同，他果真如此，从回到家乡报到那天起，他就一直用普通话教书，用普通话交谈，同事们建议他就说家乡话，他们听得懂，可他说他习惯了。大学四年，他完全告别了以前的生活，养成了新的习惯，而他的妻子，当年的恋人，现在的财政局干部，早就回乡随俗，放弃使用普通话了，并且对他的固执很是看不惯，认为他应该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可他认为，如果教师都不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那普通话就没法推广了。至于发胶，那是我们后来才认识的，开始我们只是感到奇怪，为什么莫老师的头发看上去总是湿漉漉地发亮呢？毫无疑问，一头又湿又亮的头发，要比又枯又乱的头发好看得多。

科学家一亮相，我们就知道那些传言是真实的，莫老师自始至终跟科学家走在一起，他们相似的地方很多，个头差不多高，都喜欢用发胶把头发弄得又湿又亮，都说普通话，都喜欢在黄昏时分沿着青河堤岸一个劲地走。不同的是，科学家有点秃顶，戴副眼镜，这使他看上去比莫老师略略显老一点。他们在青河边不慌不忙并肩而行的时候，我们当中有人听得清清楚楚，那个黄达，身为科学家，却喜欢骂人，一路上，他对莫老师至少说了五个“他奶奶的”，莫老师很快就被他带坏了，居然开口闭口“娘稀匹”。

科学家给我们作了一个多小时的报告，说实话，他讲了些什么，我们多半没有听懂，我们满以为他会给我们讲一些科幻方面的故事，哪知听了半天，只听到他总在说什么大脑小脑的，加上那天麦克风的效果也不好，时不时发出尖利的嚣叫，电工师傅几次猫着腰跑过去修，有一次居然莽里莽撞地撞翻了科学家的茶杯，惹得台下一阵哄笑。最后十分钟，麦克风终于修好了，我听见科学家在说：“人类的认知是没有止境的，以前我们知道大脑皮层会对发生过的事件留下一些记忆，现在，科学研究已经发现，脑磁场能够感知到人的思想，感知到人的心理活动，打个比方，此时此刻，你们的莫老师心里在想些什么，我的脑磁场就能够捕捉一二。”

科学家最后那个比方激活了全场，台下响起一阵激动的嗡嗡声，他似乎预料到了这种效果，不失时机地泼下一瓢冷水：“当然，这一研究暂时还停留在理论阶段。”

报告结束以后，科学家给我们留出了十分钟的提问时间，他拿起放在讲台上的茶杯，一副大事已毕，挂靴回家的样子。足有三分钟，会场一片寂静，我想，他们大概都跟我一样，脑子里迷迷登登，根本没想好要问的问题。

终于有个胆大的男生站了起来，他问：“以前我听说有人的耳朵能识字，请问这有科学根据吗？”

科学家笑起来。我不喜欢他的笑，那种笑我们经常在大人脸上看到，可以把它看作包容，也可以把它看作轻蔑，还可以把它看作敷衍。科学家笑着说：“任何一种事物，任何一种现象，都可以找出它的科学根据来，当然，有的是支持它的根据，有的是反驳它的根据。”他的回答异常短：“因为时间关系，我今天就不给你展开来说了。”

谁都听得出来，这样的回答根本不是答案，他等于什么也没说，男生不甘心地站在那里，正要追问下去，一个女生不失时机地站了起来，他不得不坐下去了。

女生的问题比较长。“请问，星象研究是科学吗？如果不是，西方一些国家政府里为什么设有专职的占星师？还有，我国的风水和黄道吉日之说算不算科学？如果不算，为什么商店开张，结婚祝寿，甚至发射人造卫星，都要请人测算一个黄道吉日？”

科学家示意女生坐下，他笑得更厉害了，但笑容背后的内容还是一样的。他先表扬她这个问题提得很好，然后十分肯定地说：“占星，看风水，测黄道吉日都不是真正的科学，但它们里面有科学。”大约他从台下张张脸上看到了期待下文的表情，接着说：“什么是真正的科学，这个问题要等你们长大些才讲得清楚，你们现在还没有那个知识储备，所以说，你们现在要好好学习。”

又冷场了，科学家依旧用那种笑容看着我们，临时充当主持人的教导主任抬腕看表，正要终止提问，一个男生突然站起来说话了。

“我有个感觉，您在回答问题时，从来没有一个明确而肯定的答复，难道科学本身就是这么含糊这么有弹性吗？这跟我们对科学的想象不一样，我们一直认为科学像数学一样精确而严密。”

我们全都刷地回头，用崇拜的眼神看着他，只差给他来一阵掌声了。

科学家笑得更灿烂了，连牙龈都露了出来。“我给你打个比方，冬天穿大衣暖和不暖和？当然暖和，但光穿一件大衣，不穿毛衣毛裤暖和不暖和？当然不暖和，大衣就是科学，毛衣毛裤就是数学，数学只是局部，当然要精准，科学却是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它没有尺寸，或者说，它没有边界。”

也许是受到这个男生的鼓励，同学们纷纷举起胳膊向教授提问，主持人却宣布，时间到了，教授一听，马上站了起来，笑容可掬地跟我们告别。

不管怎么说，科学家的到来，还是极大地调动起了全校爱科学学科学的热情，特别是科学家关于脑磁场的讲述，更是成为我们在课后争论不休的话题。

“他在吹牛，如果人人都能感知他人的心理活动，人与人之间就没有距离了。”

“没有距离还不好？全世界一片透明，既不会有阴谋，也不会有人使奸耍滑。”

“好什么好，一目了然，尽收眼底，一点美感都没有了，打个比方，谈恋爱都不会有心跳的感觉了，因为你已经知道对方爱不爱你。”

他们拿这些问题去问莫老师，他们想要质问科学家，干嘛要研究这个问题，这个研究的结果只会给人添乱，干嘛不去研究别的更有用的问题。莫老师听了，呵呵呵地笑出声来。“他不是说过吗？这个研究现在还停留在理论阶段，你们不知道，大多数研究最后都没有结果，都是不了了之，科学家就像农民，一天到晚都在不停地种地，不一样的是，农民播下种子就一定会有收获，科学家却不一定，否则，这个世界未免太可怕了。”

姐姐当时也在这群学生当中，莫老师微微笑着，目光从面前这堆黑脑袋上轻轻掠过，最后停在姐姐的脸上，这很自然，即便是在男生们中间，姐姐也是最高的，此时，莫老师的目光正平视着姐姐，莫老师是学校里个头最高的老师，他很难找到一个跟自己平行的视线。作为回应，姐姐待他们的闹嚷声平息下来后，提出了自己的问题。

“莫老师，科学家们到底是怎么研究脑磁场这个问题的？是用小白鼠的脑袋还是人的脑袋？他们是用活的脑袋吗？”

莫老师脸上似笑非笑，他只选了最后一个问题来回答。“当然是活的脑袋。”

姐姐做了个奇怪的表情。“什么人才会捐出自己的脑袋用作科学研究呢？”

“不用捐，我想只是在必要时到实验室去做些实验，留下一些记录。”莫老师接着说：“这些问题你们那天应该当场问他才对，他肯定会比我回答得更好。”

学生们嗡嗡议论着散开去，这些天，他们一直在回想科学家的话，他们想来想去，觉得科学家的报告像一件稻草人穿的衣服，到处都是将破未破的洞，根本不堪一击。

莫老师望着渐渐远去的同学们，又开始微笑起来。他的微笑很特别，没有声音，像一朵开在深夜的花。如果有人留意他的眼神，会发现他的视线只落在姐姐的后背上。那天姐姐照例穿着她的天鹅裙，因为季节的原因，她在细长的腿上穿了一双棉毛长袜，不是连裤袜，那时我们还没用过这种东西，因为母亲觉得那是成人用品，在她眼里，我们还是两个学生妹，离成人还有一截子距离，为防袜子掉落下来，每天早上，母亲在姐姐面前蹲下来，用一根黑线把袜口缝在内裤边缘。黑色连帽短夹克，白色蓬蓬短裙，黑色连裤袜，脚蹬一双卡其布球靴，姐姐高高在上地走在同学们当中，想不引人注目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