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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杂拌 §无事忙侃山(上)

“无事忙”三字见诸于文字,最早怕是《红楼梦》,大观园的小姐们给贾宝玉起了这么个雅号。这个雅号起得不错,既无事又忙,是矛盾统一体。我从北京人口语中也听到过这个词,但不知是《红楼梦》作者从民间吸取的智慧还是老百姓从《红楼梦》书中搬来的学问。小时听到这个词只觉好笑,既然无事怎么还忙呢?年过花甲之后才体会到人活一生能修炼到身外无累心中无事的地步,实在是难得的幸福境界。退休生活有点近似。我虽尚未退,便有意地推掉一切俗务,先行实习,实习的收获是,发现真的什么负担都没有了,整天躺在床上看天花板,坐在街头数汽车,也不是打发日子的好方式。人在没什么正经事可干时,最好找点可干可不干的事忙活着。彻底停摆,反会减寿。(以上说的不包括狠斗私字一闪念,发挥余热不偷闲的革命者,只指我这类不成气候的老人。)

这样我就应天津一家报纸之约,开了个专栏,名之曰“无事忙杂记”。

不久前,中国医药报的朋友,约我为该报也写点东西。我本想偷懒推辞,一看该报信封,心有点活了。他们地址在陶然亭!我在陶然亭旁度过数十春秋。收到那里来信,有故友重逢之感。

常去陶然亭的人都知道,那里有的亭子无名。却未必知道还有的亭子是有名无亭(从历史上说,“陶然亭”就不是个亭子。这我在后文中再说)。文化大革命后期,我们一些在陶然亭避难的人还共同建立一座亭子,经荀令文兄命名为“侃山亭”,因为天天有一群人坐在这亭里侃大山!十几年过去,当年亭友逐年减少,真所谓“旧朋去散尽,余也等轻尘!”我给这组闲文起名叫“无事忙侃山”,以示纪念。

“无事忙杂记”以写天津掌故旧闻为主,既叫“杂记”,就带有正经味,值得一记。这“无事忙侃山”,就纯属闲侃了。看时解闷,看完权当耳旁风,甭叫真,甭记忆,别在这上边找学问,免得瞎耽误工夫。闲言表罢,书归正传,还从陶然亭侃起。

现在外地人到北京,总要看故宫、长城、颐和园。这合情合理。但千万别产生误解,以为这就是老北京的生活环境。不是这么回事。辛亥革命前故宫和颐和园是皇室禁地,长城只允许军队把守,跟北京平民没有关系。皇宫、边墙(长城根下的人这么称呼它)之外,还有另一个北京。把北京比作一座宝塔,故宫、颐和园只是塔尖上赤金的宝顶。下边还有十三层,那才是塔的主体。民间另有民间的名胜和景点。

举例来说,清末民初时,北京的文人学子不知故宫什么样,没人奇怪(多数人都没去过),若没游过陶然亭,就有冒充斯文之嫌了。还有一节,经过几十年风雨,北京许多古迹都遭到不同程度破坏,唯有这陶然亭,不仅没颓圮,反而鸟枪换炮,大加发展。就凭这两条,陶然亭就有了学问。

如今的“陶然亭公园”真是个以亭取胜的园林了,在湖水之滨,杨柳深处,仿造了各式名亭、古亭。在复制的“兰亭”下还有曲水流觞,再现了王羲之写兰亭序时的环境气氛。谁能想到这片以“亭”闻名的景区从前并没有亭子!

陶然亭以前不仅没有亭子,而且也没多少景致可观。元明两代,这里只是几座烧砖瓦的土窑和挖土挖成的深坑,久而久之坑中储了水,并和城外的河流沟通成一气,便有了一弯翠湖,数亩苇塘。此外无景可观,无奇可探。它的出名,是占了天时、地利两项优势。

先说地利:当年各省赶考的举子,有两条进京路线。一条走水路过通州,在东便门登岸,一条走旱路经宛平、卢沟桥进广安门。水旱两路的文士们来到前门外都筋疲力尽了,便要投宿,前门外旅店业就发达起来。各省会馆也大都设在此区。包括鲁迅先生借住的绍兴会馆也在这里。成了各省文人云集之处。文人们吃饱了,喝足了,书念累了,总要找个地方散心解闷。文人们也最能炒新闻,立名堂。

再说天时,天上诸神中有一位文昌帝君,分管知识分子升沉起落、士途财运等事。当时北京没有独立的市政府,在行政系统上,由中轴线划分两半,前门大街以西归宛平,以东归大兴。赶考的举子们多住在西半边,这是给宛平增光的事。地方官也要对知识分子关心,才显得尊儒重道。知道赶考来的知识分子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功名,进考场前想给文昌帝君烧炷香,许个愿。真的得中,更要有烧香还愿磕头谢恩的地方。没比修个文昌阁更能表现对他们关心的了。但京城乃寸土寸金之地,虽系善举,也要省钱。就选中这块苇塘边上。远离尘肆,偏僻荒芜。除去湖水芦苇之外就是荒冢,土地来得个便宜。于是便在这里修了个文昌阁。

果然,文昌阁一修成,这里便成了进京赶考学子们必拜之处。先是来上香许愿。磕头磕热了,上完香站在窑台上喘口气,风从水面刮来倒也凉爽,秋天湖边的红叶看着也算鲜亮。便引起文人的雅性,再来烧香便索性带上老酒佳肴,烧过香后找干净地方席地而坐,一边赏湖水堤柳,一边饮酒赋诗,还给它起了个雅号叫“锦秋墩”。人无外号不富,地无雅称不灵,这一来就渐渐出了名。康熙年间,有位曾在这里拜过文昌帝君的文人江藻先生,考中后当上工部郎中,他不忘这块地方的好处,工部郎中又有权派工用料选地施工,他就在这文昌阁盖起一圈廊宇,四面开窗。夏天在这里喝酒很凉爽,秋天在这里赏红叶菊花很敞亮。便取白居易诗意“更待菊黄家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取名陶然亭。高台上一周廊子,严格的讲并不能算亭。但物以稀为贵,从此这地方就成了文人雅客的游览胜地了。以至到不到陶然亭游玩成了判定一个人是雅还是俗的坐标之一!再发展一步,则知识分子闹革命,搞串连,开秘密会议在这里也比较容易隐蔽。就埋下了解放后陶然亭更加走红的伏线。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政府整理档案,发现毛泽东和***都是陶然亭的长客,在那里树上了革命纪念地的标牌,从此再除四旧也轮不到它头上。随着建设发展,它成了民众性的名园。

陶然亭过去虽然没多少景观可看,却出过一次大风头。

光绪甲午年,忽然传出消息,说陶然亭水中出现了水怪。清晨和夜晚,吼声如牛,吓得周围住户都睡不着觉。不久就又说有人亲眼看见,水怪半夜从水中跃出,头如磨盘,两眼如铃并射出刺眼的光芒。张开血盆大口,用地道的北京话喊口号:“吃尽洋鬼子!”这没腿的小道消息远比有腿的马车跑得快,没几天就传遍了内外九城,人们成群结队到陶然亭来看水怪吃洋人!一时间陶然亭四周,包括中国医药报现在的办公楼前,看热闹的人挤得水泄不通。那时陶然亭等于郊区,人们走这么远路来了,会渴会饿。这就给小贩们创造了做生意的机会。这里离牛街近,清真的小吃向来是精美的。一听这消息就有人推了车子来卖切糕、驴打滚儿。随着汉人就挑了挑子来卖凉粉、扒糕、素丸子。卖吃食的既然来了,别的买卖也不落这个空子,卖针头线脑的,卖洋广杂货的,卖胰子,卖水梢,磨剪子,炝菜刀。再后来打拳卖艺的,耍猴唱戏的全赶了来,这里竟出现了一个集市,比城隍庙庙会还热闹。

堂堂国都闹得乌烟瘴气且不说,满城喊“水怪吃洋鬼子喽!”洋鬼子听了也不舒服,就向大清国通商大臣提出抗议。大臣报给太后,太后降旨给京兆尹:立即禁止闲杂人等围观;驱散陶然亭集市;限期降服水怪!

京兆尹当天就贴出告示来,严禁围观水怪。不贴还好,这一贴几乎倾城出动,全北京的人口有三分之二都集中到了陶然亭。俗话说法不责众,再说大清国律条也没有不许看水怪这一款。观众既然不走,商贩岂会离去?不光做买卖的没减少,还有人搭了帐篷在这里出租床位,专供要在夜里看水怪的人享用。

官家一看这办法不行,便改为釜底抽薪之法,派了绿营兵到水中捉怪。怎么捉的咱没赶上,但有文字记载说:官兵从东边下去,水怪便从西边出来;官兵从西边入水,水怪又在东边出现。有一篇押韵的文章还写道,有洋鬼子也来看捉水怪,那水怪跳出来叫道:“叫一声洋鬼子你别逞凶,你那个小模样跟我一般同……”我怀疑这水怪跟唱西河大鼓的艺术家可能有点瓜葛,但其本事可比曲艺演员强多了。这么多兵居然捉不住,京兆尹无法,只得如实向太后老佛爷禀报,请求处分。太后见来武的不行,就改“剿”为“抚”。请来二百名和尚道士作法事。搭下大棚,诵经念咒,拜佛祭仙,烧香焚表,声明愿和水怪交朋友。作法事是积善,当然更要允许民众观看助威。这一来陶然亭前的集市就不仅超过了土地庙,连白塔寺也赶不上它了。

本来说法事要做七七四十九天。可是还没做完,倭寇在大东沟外打起仗了,把个北洋水师整个给泡汤了!和尚道士们各自归庙。这水怪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但从此在陶然亭外就有了个集市!

此事我小时见过有关文字记载,解放后似乎也出过一本什么书,说这水怪事件是中国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曲折反映,很有爱国主义和反帝革命性。

真正使陶然亭闻名海内,并把它视作风雅景区,头功怕不能归于水怪,还得算是文人。除了文人,就得算京戏艺术家们了。

封建社会中,演员地位很低,摆在娼女之下,称为“娼优”。皇太后虽然离开“戏子”吃不下饭,对程大老板、谭叫天、杨小楼等都给予恩宠,却始终不准他们在内城居住。他们的集中地也在前门外,许多演员生于斯,学于斯,红于斯,连墓地与祠堂也在这里。所以三庆、广和、广德、中和等著名戏院和几个科班也都设在前门外。

唱戏是要喊嗓儿的。天亮之前,放声高喊:“啊……依……”还要念对白练喷口。场面上也要练功夫:嘴里念着锣鼓经,左手提一块砖头,右手甩锤练习打锣;把一块石头光面朝上,抡棒练习击鼓。这些不能在住宅区进行,必须找空旷地方。最好是在水边,据说那能练出水音来。前门外既空旷又是水边的只有陶然亭。这就成了一代又一代京剧演员的摇篮。不仅喊出过四大名旦,四大须生,还喊出过小翠花、金少山、杨小楼。袁世海十几岁时认识张君秋也是在这个地方。给程砚秋打鼓的白登云,被内行尊为权威,他从小在这里拿一块石头练打鼓,一打十几年,竟把那块石头中间打出一个窝来!陶然亭边培育了几代名优,同行们便把“梨园先贤祠”和“梨园公会”连“梨园义地”一同都设在近旁。使它在京剧界和爱好者心目中有了圣地的感觉。

第三件使陶然亭出名的,是它兼作无主墓地!正因为无主,无人过问与监察,就埋葬了一些烈士、名人和奇人。烈士有革命前辈石评梅、高君宇;名人有一代名妓赛金花。还有两个奇人之墓,一个“醉郭墓”,一个叫“香冢”。“醉郭墓”碑记载此人满腹学问,一生聊倒,以酒为友,长醉不醒。香冢的墓碑则是一首绝妙的骈文。其中写道:“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终,明月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也有时竭,一缕烟痕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最特殊的,是一座鹦鹉墓。这墓中葬的是一只鹦鹉。主人为它写了个极有感情的墓志。说它正因为会说话,会唱歌,遭到猫的妒忌,趁主人不在家猫把它咬死了。因此最后做出极痛心的结论:“文兮祸所伏,慧兮祸所生,呜呼!作赋伤正平!”

我说过,这片地方在过去除去一池清水,几亩苇塘,并没多少景致可看。可是你瞧:有了文昌阁(为全庙不大,比起北京许多大庙来数都数不上个儿),有了“陶然亭”(我也说过,严格讲,它算不得亭),就带来了文人;梨园界在近旁建立先贤祠,公会,立了科班,带来了艺术家。那位功不可没的水怪先生一闹腾,把门口变成集市,使普通市民也对陶然亭有了印象;荒凉使它充当无主墓地,无主墓地又给它带来特有文化意境。使它成为近一个世纪以来北京文人聚会之所,因此就又引出毛泽东、***等前辈在此闹革命,而这件以前最不为人知的事才真是使陶然亭越来越红,永不掉价的资本……

我们常说人生多变,命运无常。看看陶然亭您会想开点。岂止是人,一幢建筑,一片景区,其命运也是受条件制约,靠机遇发达,客观自有规律,半点不由人。

自陶然亭前出现了小市场,北京的普通老百姓来逛陶然亭的人多了,游客突破了文人雅士的范围,无意中把它北边的“窑台”也给捧了起来。这窑台只是个土堆。上边有三间房供着真武大帝。《燕京杂咏》记载,“黑窑厂为前明制造砖瓦之地,今废。窑上建真武殿三楹,翼以小屋。坡径迂回,盘折而上,可以眺远,名曰窑台。”并有人咏诗说:“劫火前朝冷,荒台此日游,花间疑冒雪,客到为悲秋。”可见在以前此地是个荒凉所在。

那时,时兴九九登高。北京人要登高,远处是西山,近处则去左近门外的法藏寺,广安门外天宁寺,再不就去西郊钓鱼台。闹过大老妖后,人们发现这窑台高出平地数十丈,正是个九九登高好所在,何必舍近求远呢?每到旧历九月初九,天不亮北京人就带着大人孩子奔往陶然亭来了。老太太们穿着蓝布旗袍,大襟上还要挂一袋山茱萸,藉以驱秽避邪。

当年不通地铁,也没面的。这里距城市中心较远,来回多半天总得带着吃的。而九月九又有应节食品,名叫“花糕”。按《燕京岁时记》的说法,“花糕有两种,其一以糖面为之,中夹细果,两层三层不同,乃花糕之美者。其一蒸饼之上星星然缀以枣果,乃糕之次者也。每届重阳,市肆预为制造以供用。”就我所知,家境差点的全是自己蒸。富裕点的人家则去买,买花糕则以“正明斋”产品为正宗名牌。上边说“以糖面为之,中夹细果,两层三层不同”就是他家产品。这家花糕做得体面,外边是福寿字或双羊图,里边是山楂、枣泥、松子等果馅,浮头还贴上几片香菜叶,看着就叫人眼馋。现在的点心外观和配料什么样的都有,可就是没有放香菜的了。

“正明斋”由山东掖县人孙氏创办,开业于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第一代掌柜本是逃荒进京的穷苦庄稼人。那时山东人到北京多半是推水车卖水(《城南旧事》中有这个场面),摆摊卖馒头,挑大粪,最好的机会是进山东人开的饭馆学徒,但那要有人介绍和担保。孙氏进京后没找到这个机会,就跟老乡借钱在肉市摆了个小摊卖酒。没多久竟卖出了信誉,成了卖力气人爱去的一个酒摊,从这里起步,后来开了正阳楼、正明楼数家店铺,成了位著名殷实的商家。黄金时代的“正明斋”饽饽铺除总号外,全城竟有六处分号。

据说有人问孙老板:“都是一样的摆摊卖酒,怎么就你发财?”

他回答说:“三个字的秘诀:不掺水!”

而“正明斋”的花糕所以出名,却不是由于不掺水。除去做得好,真材实料之外,“正明斋”的地理条件怕也起很大作用。它的总店开在煤市街,六个分店除了前门大街就是东西珠市口,从内城去陶然亭,不管走哪条路,都要从它店门前经过。把住了登高的要道,不顺手在这里买“花糕”倒成了奇怪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