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支持微信或下载APP继续阅读

微信扫一扫继续阅读

扫一扫下载手机App

书城首页 我的书架 书籍详情 移动阅读 下载APP
加入书架 目录

小说杂拌 §漫说林斤澜

《随笔》发表评论汪曾祺、林斤澜二位作品的文章,很有收获。作者凸凹先生如此有见地,令人赞佩。

谈这二位的作品,已有不少文章。对其为人,还没有太多人来写。如果汪先生会唱歌,在歌坛上有文坛上这般地位;或是林先生长得像国共两党中任何一方的领袖,成了演艺界大腕,只怕副刊、小报上早填满介绍其生平琐事、个人隐私特写、探秘之类的文章了。那样我或许也借机发点小财。因为我认识这二位都快半个世纪了。

两位中我先认识的谁,有点马虎了,可能是林先生。

如今林先生已经是头发斑白,背部微驼,还少了颗门牙。一派老作家形象了。我们相识时,他可是风度翩翩。胖而不肥,两眼有神,面色红润,发黑齿白。有一年北京市举行戏曲汇演。我和林先生同时拿到戏票。我临时有事看不成,把票送给了文学研究所一位女同学肖慎。肖慎回来我问她戏怎么样?她说戏倒不错,可是身边挨着个唱小生的,油头粉面,引得许多女士都看他,使她坐在一边很不自在。弄得连戏也没看好。我极力为林辩白。说他是作家不是演员。天生长得漂亮。绝没有诚心修饰。肖慎说:“作家长得这么漂亮,大概有少不了的浪漫新闻。”

这可是天大的误会。我向上帝起誓,林先生是我见过爱情最忠贞,婚姻最美满的男人。他在台湾闹革命,被国民党抓去坐牢,九死一生,太太天天到监狱送饭,立下“情愿共死”大志。林先生意外地逃出虎口,两人结伴躲进货船煤舱,返回大陆,这才实现了“相爱同生”的愿望。举案齐眉,从没发生过口角。林先生处理家庭关系有一套学问。举例来说,我相信广告,看到“新产品”就买,买了新鲜玩艺又爱作宣传。最忠实的听众就是林太太。于是我买一件她就跟着买一件,我上当她也就跟着上当。林先生心中不快,只是冲着我发火,从不向太太表示不满。对我发火不生效,就派小姐来进行说服:“邓叔叔,求你了,别再上我们家宣传你买的新产品,我家的废物已经没地方放了……”我改正了错误,林先生不记旧恶,再去他家,他仍以酒相待。

不过我家人又埋怨,是他培养了我喝酒的坏习惯。

五十年代初,我们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创作组工作,我才刚满二十岁,不会喝酒,他已经深解其中味了。大家都很穷。谁拿到点稿费,或是开春后卖掉了冬装,总要打一次共产主义牙祭。每逢这时他就提出买酒,酒买来他喝得最多。林先生虽爱喝酒,但很少喝醉,真喝醉了也不承认。有次在他姐姐家喝完酒,剩下不少菜,姐姐给他打包带回宿舍。他一走出王府井南口就撞到了一棵树上。菜也洒了,裤子也脏了。回来后见他如此狼狈,我问他是不是喝多了?他摇头说:“没有的事,我早看见那棵树了,我判断照直走会撞上,就为了试试我判断的是否正确,才直冲它走去的,结果证明我判断的完全正确,非常清醒。”

他刚进剧院时,任务是替老舍先生采访写作素材。老舍先生要写个一家之内出了几名人民代表的故事。采访对象有好几家。有一家好像就是女明星向梅和舞蹈家武季梅的家庭,不过采访的是她们的父母。数年后我有幸到这个家庭去时,向梅小姐也还在上中学,而季梅小姐只扯着别人的衣襟,连喊带叫的瞎捣乱,还没显出舞蹈天才。林的工作很得到老舍赞许,作为奖励,常常在他汇报完一段材料后慈祥地说:“这段材料不错,留着你自己写吧……”

林没写过这些素材。但老舍先生的影响和采访中得到的体会,都对他以后写北京味小说,起了启蒙作用。他刚从江苏调到北京时,说得还是尖团不分的官话,后来他小说中出色地写出了北京人的风貌,而且是用地道的北京话,他是下功夫磨练过的。

说到磨练,得感谢他带领我走进读书之路。他有学问,但从不以此自居。我是从他言谈中,从他对作品作家评判中感知到他有学问的。我印象中他花时间最多的是读书。在一起工作时我见他读了许多剧本。也读了许多小说。不过他读书不肯跟着潮流走。那时正时兴读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著作。他却偷着在屋里读沈从文、周作人的作品。我从小失学,没正规读过书。看到他读这些书才引起我读这些书的愿望。他对这些书的评论,对我起了导读的作用。我甚至怀疑我有些错误观点是不是也受他的影响。不过我坚信,如果我在写作上有点什么长进,这位朋友对我是起了引导作用的人之一。

从他早年的作品中,是能觉察到他读书所受的影响的。翻开《台湾姑娘》看看,您不感到有屠格涅夫的影子吗?

除了读书,林先生年轻时感兴趣的就是看戏看电影,他把这也当做学习。他很少有娱乐活动。他不打扑克(会打桥牌,技术不怎样。)不跳交际舞(他是会跳舞的。在大后方时他还跟着戴爱莲先生正经学过舞。)也不下象棋。有时下下围棋。下围棋耍赖。我跟他下围棋,他赢了就叫我数子儿。他输了就抢着自己数,在数时作手脚。把我的活子当死子给我拿掉。

一九五一年冬天,我和林同时参加了中央土改团。我到安徽,他到湖南。这期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进行改组。创作组被取消了。我早回来一个月,被调到北京文联工作。一个月后,早晨我上街去吃早点,忽看见林先生潇洒地顺王府井大街走来。我问他何时回京的,要去哪里?他说刚回来不久。剧院要他自己联系工作单位。他去电报局给延边的一个朋友打电报,打算去延边工作。我想延边是朝鲜族自治区,对他这南方人来说未必合适。就说:“你等等再发电报,我跟文联领导商量一下,如能到北京文联,何必要去延边?”他表示无可无不可,对是否留在北京并没太大热情,但也不反对。我就去跟文联秘书长、诗人王亚平谈了一下。王亚平马上说:“这个青年可用。来吧。”就把他调到北京市文联,在研究部工作。研究部主任是评书艺人(现在时兴叫表演艺术家)连阔如,副主任是位老报人,一位研究员是相声艺员孙玉奎。林到来不久,领导号召文艺工作者下厂下乡深入工农生活。连先生和孙玉奎有演出任务,老报人年纪过大不适应艰苦生活。林先生就作了深入生活的代表,一头钻进北京西郊的八角村。成了编外村民。我曾随他到八角村去住过几天。正碰上刚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分配到北京的两位青年来这里锻炼。村干部忙于春耕,叫林先生照顾这两位青年,向他俩介绍村中的情况。领着他们参加劳动。前两年,北京电视台播出名震一时的电视剧《红楼梦》,我越看大导演王扶林的名字越觉得熟悉,后来想起,就是那两位学生中的一位。

林斤澜深入生活的踏实劲,在别的青年作家身上少见。除去开会,过年过节,他极少回城。过年过节回来,是因为太太谷叶女士在天津的中央音乐学院上学,只在放假时才能来京。林平时节俭,但太太来时则保证她过两天轻松而富裕的生活。他那时对写小说没有兴趣,醉心于戏剧创作。戏剧中只限于话剧,话剧里又单写喜剧。所以写的剧本没有地方发表。更别提排演。太太上学,他拿不到稿费,按说应常处在“经济危机”中。可他竟能打点得满舒服,还不用借债。其秘密除去平时节省外(其节省方法包括自己喝酒只喝二锅头,若我请客就指名要西凤),还从不进百货公司。买什么都上旧货摊或寄卖店。他的鞋是在旧货摊上买的,小工艺品是在旧货摊买的,唯一书橱也是旧货摊买的。给太太置办贵重的猫貂皮大衣,花了人民币四十元,也是花在寄卖行里。太太来京,他就能用小电炉做点吃的表爱心,每逢这时,不管请不请我,我都赶去吃。不过他造厨的手艺有限,根本不能跟汪曾祺相提并论。他看家菜谱是煮红枣加花生米,雪里红烧黄花鱼,外加一盘猪头肉。

林先生在八角到底呆了多久,我记不清。他下乡后好久我才进文学研究所进修(后改为文学讲习所,丁玲同志创办并任所长),我毕业了他还没回来。他去时是个不为人所知的小干部。等我毕业,他已发表了《新生》,《春雷》红极一时的小说。老舍先生看了《新生》打心眼里高兴。马上就写了篇评介给以赞扬。这好像是老舍先生五十年代写的第一篇为青年作者叫好的文章。我从文学研究所毕业后,响应“到生活第一线,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号召,转到建筑工地上做基层工作去了。那里也是林斤澜辅导的单位。林常来工地上和业余作者们见面,替他们看稿,提意见,开座谈会并把改好的稿子推荐给《北京文艺》等刊物。像《台湾姑娘》这些名篇都是他在忙于辅导之余,挤休息时间写的。

一九五五年,我发表了《在悬崖上》,他很为我高兴。但指出来我在文字上很不讲究的毛病。后来我写作注意在文字上严格要求自己,跟他的提醒分不开。

一九五四年召开第一届全国青年作者会议,我俩一起参加会。但不是正式代表,只是北京团的列席代表。有些文章在提到那次会时,把我俩也列入代表之中,这是误会。

一九五七年那场风暴,林斤澜逃脱了。我认为这要归功于他的女儿。坦白的说,当时某位有权势者想把他打成右派的热情很高,大概在预备打成右派名单中我是排在他后边的。他侥幸逃过此难,得感谢他的女儿和医院。正是召开“鸣放大会”那天他女儿出生了。过了几天开第二次会,医院偏巧又给小孩开错了药,差点造成事故。而参加这两次会的人,大部分被打成了右派,其“反动言论”,都是这两次会上的发言。

我定成右派,他的压力极大。有人是叫他用揭发、批判我来表明他的立场的。他什么都没讲。而在此后二十年间,不管我是在北京劳动改造,还是发配东北时,他都是我最亲近的朋友。我忙不过来,他替我送妹妹上学,我不在北京,逢年过节他到家去看望我的母亲。有些我想不到的家务事,他想到都提醒我。一九七九年,我“提前退休”后回到北京。他被分配到一个电影院当勤杂工。但因病没有上班,没事在家中练习写篆字(曾给我写过一封完全是篆字的信。一看那字就是从康熙字典抄来的),我三天两头到他家聚会。有一天我在公园打拳,忽听到广播中报告重要新闻时,没提伟大的旗手和张春桥、王**的名字。此事不能跟别人讨论。我就忙去他家,故意卖关子说:“有件重大新闻。你知道了没有?”他问:“什么新闻?”我说:“今天的广播你听没听?”他说:“听了没发现什么?”我就说了我的发现。他也觉得不一般。我俩猜了一阵猜不出原因,我就回家了,第二天我又到他家去,这回轮到他卖关子了。他说:“你听到什么消息没有?”我说我不知道什么。他端着架子说:“我这才是重要新闻。可不能随便就告诉你。你得付点代价。”我听了就再三追问。并答应如果消息真有价值,我请他喝酒。他才告诉我说,昨天我走后他就去了杨沫那里。从杨沫处知道了打倒“***”的消息。听了又惊又喜,又怕是误传。经过分析,两人都认为这样的谣言是没人敢造的。兴奋得想欢呼,但又还不敢声张。他不坚持要我请客,自己找出瓶酒来我俩举杯庆祝。几年来我们没少在一块喝酒,但从没像这天喝得那么痛快、高兴。

形势发展飞快。我俩又有权拿起笔写作了,北京出版社要出北京作家个人选集,林斤澜说:“出北京作家的选集,不能少了汪曾祺的一本。”但汪自己对此却不热心。他对编辑说自己建国后写的小说不多,字数不够,不出也罢。林知道后马上去找汪曾祺,激动地说:“你的小说有自己的风格。为什么不出呢?字不够赶写几篇就成了嘛。你积极点好不好!”汪很感动。赶紧又写了几篇,这一写不仅把这本书的字数凑齐了,而且从此又燃起了写小说的热情,掀起汪曾祺小说写作第二次高潮,新时期文学史因此多了极为光彩的一页。

一九八四年我奉命到中国作协工作。在北京文联的同行给我送行的会上,斤澜坦率地说:“友梅去当书记,对他个人还是对工作,都未见得是好事。是得还是失很难说。恐怕还是失多得少。因为他的性格就是个作家,并不适合担任行政工作。”

我到中国作协后,工作有了成绩,他表示赞许。有失误他更毫不保留的当面指责。他却从不怒形于色。我们相识数十年,他对任何人都没有怒形于色过。他会气得发抖而不会气得发火。最恼火时也只是摇摇头结结巴巴地说“你瞧,你瞧,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我呆的地方是个是非焦点,我工作上,做人上确有缺点。但人们对我也常有不少误解。我极想离开这个岗位,但出于从小养成的组织观念,不得到批准,我做不出拂袖而去的事。这在特殊时期就引起非议。斤澜听到过非议,并且同意人们的看法。但他不在私下议论,也不因此而疏远我。而是当面对我说:“你把身外之物看得太重了吧!适可而止吧。”我很为他的诚恳和友情而感动。林斤澜是个好人,是个好作家。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为有这样的朋友感到幸福和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