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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而立 §别愿坚 忆当年

1月23日晚上,张锲来电话说愿坚托他带话给我,希望能见我一面,张锲还说他刚从医院回来,愿坚情况不好,怕就是一两天的事了!

知道愿坚病重,已有好久,总是想看他去又不敢去,我怕承受不住这诀别的场面,又不知对他说些什么,到了这时刻,空泛的安慰还有什么意思?

这一夜我通宵没合眼,第二天到医院去的路上,我心情还很沉重,但进了病房,见了愿坚,反倒冷静了些,轻松了些,他比我想像的状态好,很清醒,不沮丧,但很亢奋,一见我就伸出手来说:“友梅,你来了,好,我好像又挺过来了,我看见死亡像一团黑雾,慢慢向我靠近,我咬咬牙把它又推了回去,现在又走出低谷了,看样能稳定一段时间,我大概三五天就可以出院……”我说:“这就好,你少说话,别累着。”可是他不肯停嘴,我说:“你住嘴,听我说好吗?我们认识多少年了?”他说:“四十五六年了……”我说:“是的,你好好养着,到50年时我们庆祝一下,把老战友们都找来。”他高兴地笑了,并提起几个熟人,没有一点悲戚样子,我心头的重压似乎轻了一点,我想他也许是有意安慰我和在场的家人,也许对自己装糊涂,不论哪种都比我看到过的一些诀别的情景好。

我不愿离去,我知道这一走就是永别了,但我不能总待在那里,我不走他会说个不停,其实我想叫他多说几句未必是坏事,可我怕大夫和家人担心他太疲劳。我向他告别了,走出病房门,在门外站了好久,然后走到院中,又呆立了一阵,我没怎么悲哀,我对自己说,愿坚能这样充实地度过一生,把《党费》和《七根火柴》常留人间,对人对己都交代得过去了,当然是走得早了点,可是这条路大家早晚都是要走的……但是我的泪水还是顺着脸颊流下来了,心中怎么也排解不开一种说不出的空寂清冷。和愿坚初次相识,那年我15岁。

1945年冬或是1946年春,山东滨海军区宣传队调到鲁南八师去,从新四军军部驻地经过,军部文工团演出话剧《气壮山河》表示慰问。这是个写抗日战争的戏,我在里边演个通讯员,演出结束后他们到后台来致谢,大人找大人们谈,孩子们自然也凑在一块东拉西扯,一个和我年纪差不多的小宣传员笑嘻嘻地看了我半天说:“你演的真不错,我看得都掉泪了,你的国语说得挺好,怎么学的?”我说,“我在天津出生,在北京住过。”旁边另一个孩子就向我介绍,这是他们分队长,叫王愿坚,是诗人王希坚的弟弟,我那时正迷着写诗,对王希坚挺崇拜,能背好几首他的诗,听说眼前这位是他的弟弟,我自然格外重视,从此就记住了这个名字,并为他对我的夸奖而高兴,近年有朋友把我这“演员出身”当作笑柄,我倒并不因此自惭形秽,回想起那段生活,还是很珍视的。

过了不久,国民党军队向山东解放区发起进攻,抗战胜利后的短暂和平时期结束了。新四军军部文工团派出一个小分队,到前线去作火线文艺工作,到达鲁南前线后,陈毅军长要我们下到八师部队去,鲁南八师是山东的主力军,出过安保全、郭继胜、陈金合、张明等著名的战斗英雄,而且铁道游击队的许多人就编在这个师里,能到那里去,大家那股高兴劲绝不亚于今天有些人拿到出国签证,虽然那是走向火线,走向危险。可就在我又喊又跳之际,却又传来个坏消息,说是前线危险艰苦,年纪太小去不得,要把我一个人留下来,我听了后那股沮丧劲也不亚于今天有些人被外国领馆拒绝签证,虽然这是出于爱护。为此我去找戏剧股长丁世贤,就是现在的电影界名人丁峤,我求他带我去,他说要去也可以,但必须服从命令听指挥,我满口答应下来。他们就带我到师部,到师部后丁峤就把我寄存在师部宣传队,我已作过保证,无价钱可讲,眼巴巴地看着他们下了团、营,自己到宣传队报到,宣传队把我分在一个分队里,分队长正是王愿坚。

和王愿坚相处后,我反倒对他缺少好感了,他也不过十七八岁,个头比我高不了多少,却总是装作一副大人相,说话面带笑容,口气严肃正经,而且满嘴政治术语,他自己军风纪整齐,对别人也要求严格。那一阵没有战斗,每天只是出操、唱歌、排练节目,分队长轮流值日管集合、作息这些杂事,每逢他值日,好像总爱挑大家点毛病,集合时哪一分队慢了,谁的背包打得松了,队伍解散前他还要批评两句,我心里就叫他“假积极”,我是从军部来的,自认为是上级机关来的,应对我客气点,谁知他对我却一视同仁,军帽戴歪了,他会叫我扶正,绑腿散了,也要批评,虽然是尽量笑着说:“小邓同志,你这个绑腿怎么总像二大娘的腿带子似的。”我心里就不痛快。为了逃脱这类的管束,我提出来不参加他们的节目排练,我要写剧本,他们也同意了。这样除去出操、行军、开会我和大家一起行动外,其余时间我就蹲在屋内写剧本,愿坚偶而也进屋跟我聊几句,拿起稿子看两页说:“真不简单,你能写出这么多来,什么时候写完给大家读读,讨论一下?”我答应着,但始终也没读过,因为我始终也没写完。就这样,在这个宣传队里我还是过得别别扭扭,也交了两个朋友,但不是王愿坚。一个是郭允泰,倒不是我崇拜明星,那时连郭允泰自己也不知道啥叫明星,他虽比我大两岁,并且喜欢人称他“老郭”,却并不真以大人自居,跟我既说笑话,也发牢骚,行军还一块掉队,掉了队我们俩就凑在一块胡扯,我觉得他以平等待我,于是引为同志。还有一个是小丁,是个小姑娘,出身名门,是丁肇中的本家,是唯一比我还小的队员,也是我唯一敢指挥又指挥得动的人。我那时还学画画,一有空就拿着纸笔找模特,可是谁也不肯叫我画,我就找小丁,我说:“坐在那儿别动,等我画完再起来”,尽管满肚子不愿意,她也不敢走开,所以我把她当作朋友。

现在想来,我在宣传队的别扭和对愿坚不喜欢,除去我个人毛病之外,还由于两个团体作风的不同。军部文工团有不少从上海、济南等大城市来的知识分子,还有几位在全国颇有名气的大明星,比如与石挥搭档的白文,演《秋海棠》出名的郑重,洋戏可以演《前线》、《俄罗斯人》,大戏可演《雷雨》、《李闯王》,平日业务演习,基本功的训练都较重视,艺术空气较浓,作风上也多少有点文艺作者的浪漫劲头。有人还有点个人癖好,比如我们的画家彭彬,不论发了什么军装,他自己一定要改一下,主要工程是把帽檐加长,领子放大。还有位潘今席,他怕背背包沉重,总是把被子的棉花拆去,打背包时用秫秸扎成架子,外边包上被单,作成一个空壳。当然碰到开会时,别人坐在背包上他只好蹲在地上,蹲久了就会假装上厕所出去休息一会儿。这些我们只觉得有趣,并不看成是什么缺点。这些人是我的偶像,我曾有意无意地模仿一二。到了师宣传队这就不行了,这里有严格的军事作风。我的有些习惯就成了自由散漫、军事观念不强的缺点,我觉得人家对我要求过苛,其实人家还是格外客气了的。我对愿坚的不满其实是误会。

没多久,这误会意外地解决了。

开始了“宿北战役”,头一天出发,当夜就行军120多华里,从鲁南一口气走到了苏北,走到80多里时我的腿简直就不像是长在我身上了。每迈一步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气,脚一落地就痛得咬牙呻吟,王愿坚看了看我,悄悄到指导员那里说了几句什么,指导员就叫住我,要我伏到他背上去,要背着我前进。我认为这是寒碜我,坚决予以拒绝,指导员就把小丁背走了。我正背着背包一步一拐往前挪,忽然有两只手伸进我的两肩,抓住了背包带,不由分说把我的背包抢了过去,驮在了自己的背包上,我一看,就是王愿坚,我强充英雄地说:“不用,我可以……”他说:“我知道你可以,这是头一天,明天还要行军呢,你留点力气给明天吧,我比你大,吃得也比你多,这在我不算啥。”其实我早就背不动了,就顺坡下驴,把背包给了他,心里觉得以前对愿坚的反感有点过分了,我真怀疑,他要不给我背背包,这最后20里地我能不能坚持到底。

从这开始,我和愿坚也有话说了,并且发现他的长处很多,比如,我唱歌跑调,他不跑,到了驻地看房子,铺草他动作比我麻利。小组会上我把这些优点提出来并表示愿意向他学习,他却说:“你的优点更多,在业务上我要向你学的多了,这么小就能写剧本啦,我多久能学会?”终于我和他也成了朋友,过了许多年后,有次在北京我和他谈起那时的事来,他说:“那时你说你要写剧本,我们就都依你,你写的我看了,算个啥玩意呀,俺就装糊涂,不打击你的情绪就是了,就你自己认真当回子事。”说完我们大笑,我才觉得愿坚当时最大的优点是比我成熟。

后来我们回到了野战军政治部。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和愿坚他们还经常有碰面机会。1947年刘邓部队从大别山转战到河南,我们曾一起到豫西一带去慰问,受到刘邓首长的鼓励,洛阳战役,开封战役,我们都在同一条战线上做宣传工作。渡江之后,我们在南京,他们进了浙江,见面少了,后来我调整到北京,并且离开了部队,就没再见过他。1954年再见到时,他已在总政文化部编《红旗飘飘》了,我觉得那是件很繁杂、很辛苦,甚至有点枯燥的工作,可是他干得任劳任怨,而且接二连三看到他的《七根火柴》《党费》等作品发表出来,思想性艺术性在当时都算得上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顶峰作品。我着实为他高兴,也有些纳闷,愿坚平日拘谨理智,他的作品怎么这样感情丰富,这么生动活泼,这么有灵气,这里有什么秘密?另外他又是什么时候学会写作,并把文字功底打得这么扎实的呢?我们从小当兵,上学的机会都不多,我只上过4年小学,愿坚比我多些,但也有限,他当分队长时不过十七八岁,已经有好几年军龄了,他能比我多上几天学呢?在战争时期我自学文化和写作,发了几篇稿子,就自我膨胀,到处张扬,现在才知道人家王愿坚闷声不响埋头苦干,比我有出息多了,这对我实在是个教训。从此对愿坚我又多了几分尊敬。这一段时间,我们常见面,多半是在各种会上,也有时是在双栅栏总政文化部的宿舍,每逢我称赞他的作品和刻苦,他总是说自己不行,这时我已不认为他是“假积极”了,而是极佩服他这种谦虚的品德。他对我的创作不仅当面给了许多鼓励,在背后也曾为我某篇作品被误解而替我辩白。

反右开始后,周扬同志曾找文学界几个年轻人谈过一次话,关照一下大家,要严于律己,谨于言行,实际是爱护与保护的意思。我和愿坚都被召去,那天很热,所有的人都是短袖薄衫,唯独愿坚是全副军装,还扎着武装带。我说:“这个天你怎么还穿这个?”他说:“部长召见,哪能随便呢?”我问他在干什么,他说打算写一篇小说。听周扬同志谈话后,想先放一放再说了,先整顿一下思想。没想到从此一别就是20多年,因为我不久就成了右派,离开正常的生活轨道了。这20多年中我只有两次想起过他,一次是1958年反右倾时,他有篇作品被批了,说是他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我很奇怪,心想王愿坚别的毛病有,可跟资产阶级怕是很难沾边吧?他干嘛要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呢?想不明白也就不想了,我不是连自己怎么成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也没想清楚吗?再一次想起他是“文化大革命”时,又从油印的传单上看见他的种种罪行了,这一次倒很容易就想明白了,我很为他担心,因为我知道他是个谨慎小心,自制自尊的人,不像我这么脸老皮厚,经打又经踹。我怕他想不开,受不住,心想如有机会见面我要和他谈谈我对诸如此类事的看法,哪知我们再见面已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了,这些已用不着再说,于是又和20多年前一样,说些创作打算和生活体会之类的话。

40多年,我和愿坚就是这样的淡淡的交往,见了面推心置腹,无话不谈,不见面也很少找机会故意相会。从来没亲昵过也从来没有疏远过,平时相忘于江湖,裉节上又会互相想到。从病房走出来,我才感到失去了多么难得的一个伙伴。

晤别的第二天,愿坚走了。这样的生活,这样的写作,这样的离去,对人对己都可以交代了。旧朋云散尽,余也等轻尘。这条路大家都要走的,只希望自己也能像愿坚那样有拼搏,有成绩,对人对己都交代得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