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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而立 §永远的巴金

巴金先生百年寿辰,对有社会责任感的中国文人,对有理想追求的读者,都是一个喜庆的日子。

50多年前读先生的书,想像中的作者形象高大而严肃。“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日,团长是巴金,我被任做秘书。第一次在这位大家身边工作,就出了个大娄子,刚到东京宾馆,就发现团长的行李不见了。到机场去找,机场说北京根本没运来这件行李。第二天一早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就要接见巴金和全团。巴老的衣服和准备送大平首相的礼品都在行李中。这下可把巴老女儿小林、翻译陈喜儒和我这个秘书急坏了。日中友协古川先生和我国驻日文化参赞听到后亲自出马和机场交涉,请他们与北京联络。查问结果是巴金的行李被发往上海去了。急得我们连晚饭都不想吃了。巴老虽然也着急,却不生气,反倒和颜悦色地来安慰我们说:“先去吃饭嘛,这又不是你们的责任。不要急!尽量想办法补救。看看谁还带有合适的礼品,另选一件。给我临时借件衣服穿就是了,把你们急坏就更麻烦了,是不是?”

幸好经过多方联络交涉,上海方面在半夜把行李急运到了东京,解了燃眉之急。从此我格外小心,怕再出纰漏。不料有天坐大巴旅行时,我身边的日中友协负责人秋岗先生突然问我:“邓友梅先生,你想不想到你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去看看?要去我们可以安排一下!”

我毫无准备,一下被问蒙了。“文化大革命”刚过去,我谨言慎行,从没跟人说过自己在日本劳动的经历。没想到日本人的档案却如此清楚。我慌忙说了声:“谢谢,请让我跟团长商量后再回答您。”马上走到林林副团长身旁,胆怯地向他忙做汇报,并说明我绝没有对日本朋友说过我的历史,是他们主动提出来的。林林同志点点头,低声说:“我理解你,好,等我跟巴金团长商量以后再作回答。先谢谢人家。”回到座位上向秋岗先生再次致谢意,坐下来心中忐忑不安,猜想领导研究起来一定要很费时间。车子到游览地,刚下车就见林林同志走到巴金先生面前低声商量起来,不一会就招手把我叫了过去。林林同志笑着说:“团长同意叫你去。”巴金先生温和地笑着对我小声说:“去吧,去吧。当年的小苦工,今天以中国作家代表团身份回来,显示了中国的变化嘛!好,好!”

这样,到达广岛后,全团都去宫岛参观时,由秋岗家荣先生陪着我去了山口县德山。本来我对这一个人活动很胆怯,正是巴金先生这几句话,大大增强了我的自豪感自信心。使我重访30年前的劳动故地之行,顺利而得体。

自此之后,我对巴金先生的文章就格外细心阅读,进一步体会到巴金先生洁身自律,真诚做人的高尚风范。他像一面镜子,面对其慎独反思,自我解剖的文字,人们会照清自己灵魂中的不洁。

去年我到巴黎,走到“先贤祠”的卢梭铜像下站住了脚步,耳边就响起了巴金先生1979年站在这座铜像下的独白:

“我想起52年前,多少个下着雨的黄昏,我站在这里,向‘梦想消灭压迫和不平等’的作家,倾吐我这样一个外国青年的寂寞痛苦。我从《忏悔录》的作者这里得到了安慰,学到了说真话。”

从那时开始,半个多世纪以来,不论是“激流三部曲”那样的巨著,还是有感而发的随笔散文,发出的都是一个爱国者,一个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文人心声。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青年,有无数人是看过《家》《春》《秋》后,决心推翻专制,腐朽,残酷的旧社会,投身参加革命的。拨乱反正后又有多少人读了《随想录》的“说真话”文章,引起反思自剖,精神上跨入一个新境界。

“说真话”三个字,绝不像有人讥讽的只有“小学二三年级的水平”。说别人的事讲真话不易。讲自己说真话就更难。“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近30年,当年紧跟“旗手”裙带,批斗别人起家,靠写大批判文章,演革命样板戏受宠的人物,今天谈起往事时,能“说真话”的占几个百分点?但巴金先生曾在当时被打翻在地踏上千百只脚,却仍在反思中自我忏悔,早在1978年拨乱反正初期,巴金就提出要超越个人苦难来诉说历史,每个知识分子乃至每个人都应反思自己的责任。

说真话,做真诚人,要以道德为准绳,敢于并勤于对自己的灵魂开刀,自责自审。达到“慎独”境界。“说真话”,有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次。本人经过十年磨难,重新“出土”后,也曾写过倾诉,揭示过某些人在那历史环境中的恶行,自以全是“真诚”,但很少谈自己当时隐蔽的心态。更没想到我本人对这场“文化大革命”也有应负的责任。经巴金先生这块明镜一照,就看到了自己灵魂深处的软弱和虚伪。看看巴金先生是怎样说自己的——

我想,我是在官僚地主的家庭里长大的,受到旧社会旧家庭各式各样的教育,接触了那么多的旧社会、旧家庭的人,因此我很有可能用封建地主眼光去看人看事。越想越觉得“造反派”有理,越想越觉得自己有罪。说我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我承认,说我写《激流》是在为地主阶级树碑立传,我也承认;1970年我们在农村“三秋劳动”,我给揪到田头,同当地地主一起挨斗,我也低头认罪……我完全用别人的脑子思考,别人大吼“打倒巴金”!我也高举右手响应。这个举动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不大好理解,但当时我并不是作假,我真心表示自己愿意让人彻底打倒,以便从头做起,重新做人。我还有通过吃苦完成自我改造的决心。我甚至因为“造反派”不谅解我这番用心而感到苦恼,我暗自对自己说:“他们不相信你,不要紧,你必须经得住考验”,每次批斗之后,“造反派”照例要我写《思想汇报》……我总是承认批判的发言打中了我的要害,批斗真是为了挽救我,“造反派”是我的救星。

记得70年代初我在奉贤“五七干校”的时候,有一个参加监督组的造反派(也作过我的专家组或“打巴组”的头头)发表过一篇“看牛小记”,得意地嘲笑“牛们”的丑态……我在病床上反复回想十年的非人生活,我不断责备自己,只有盲目崇拜才可以把人变成“牛”,主要责任还在我自己。

在那个时候我不曾登台批斗别人,只是因为我没有得到机会,倘使我能够上台亮相,我会看作莫大的幸运:我常常这样想,也常常这样说,万一在“早请示,晚汇报”搞得最起劲的时期,我得到了解放和重用,那么我也会做出不少蠢事,甚至不少坏事。当时大家都以“紧跟”为荣,我因为没有效忠的资格,参加运动不久就被勒令靠边站,才容易保持了个人的清白。

抚躬自问,像这样的心理活动,我又何尝没有过?在二十几年的监督改造中,我想过。做过的丑事远比巴金先生多得多,但就没勇气把它亮在光天化日之下。

巴金先生怀着忏悔心情把剖析自己灵魂的结果公之于众,恰在这无情的自剖中闪耀出道德光芒。看了巴金先生的《随想录》,令人感到道德人格上的复苏,因为他在审视自己在这些运动中的表现时,看到了与自己当年确立的道德人格标准有了差距。脱离了他在20年代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时所信奉的正义、互助、自我牺牲等做人标准。他承认在历次运动中没有用这些准则去生活去做人,而是为了保全自己而去写检查,去讲假话,去批判人。这无疑是他道德人格上的一次升华。

他在世界笔会东京大会上演讲“文学生活50年”时讲到“文化大革命”,他说:“我认为那十年浩劫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不仅和我们有关,我看和全体人类都有关,要是它当时不在中国发生,它以后也会在别处发生。”

演讲完后,一位日本朋友赶上前来对他说:“你批评了自己,我还是第一次听见人这样讲,别人都是把责任完全推给‘***’。”巴金先生当时只是笑笑没说什么,事后巴金先生对我们说:“他的话是我没有料到的,使我头上直冒汗。我清夜深思,我只是轻轻地碰了一下自己的良心,离解剖自己,还差得很远,要继续向前,还得走漫长的路。”

朋友们对他如此严厉地自我解剖,自审自责,也有不同看法,有人为他担心,有人替他不平。有人说:“你的心是好的,可是你已经不行了,还是躺下来过个平静的晚年吧。”也有人说:“永远正确的人不是有吗?你怎么视而不见?听我劝不要写了,不要出什么集子,不要留下任何印在纸上的文字,那么你也就不会错了。”还有人更直率地说:“你还要接受审查?难道十年的牛棚生活不曾使你厌倦?”

但是巴金先生说:“对一个作家来说,更重要的是艺术的良心。”“我这样想:要是我不把这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从彻底解剖自己开始弄清楚当时发生的事情,那么有一天说不定情况一变,我又会中了催眠术无缘无故地变成另一个人,这太可怕了!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它像一根皮鞭抽打我的心……”

因此巴金坚定地说:“我还要续写《随想录》。我是从解剖自己,批判自己做起的。我写作,也就是在挖掘,挖掘自己的灵魂。必须挖得更深,看得更加清楚。但是越往深挖,就越痛,也越困难。写下去不是容易的事。不管怎样,我要努力写,努力挖,我相信我的努力不是白费的。”

巴金所以有这勇气与毅力,因为他60年前就立下过誓愿:“就让我做一块木柴吧。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点温暖。”

今天,对巴金先生百年寿辰最好的纪念,是记住他的座右铭:尽可能多说真话;尽可能少做违心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