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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而立 §心香祭故人——送别端木

端木同志谢世,我等候讣告,准备告别,始终没有消息。后来才知道,他留得有话:不举行仪式,不通知亲友。耀群同志忠实于他的嘱托,悄悄把后事办完了。

我该早想到这做法,这才符合他的秉性。只得呈心香一缕,送别故人。

新中国成立之初,端木刚从香港回到北京,还没安排工作就参加“北京市大众文艺创研会”的活动,我在会上和他相识。北京市文联成立,端木任创作部长,我是他的“部下”。我俩同时入党,又并排站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台下举手宣誓。近半个世纪里,不论顺境和逆境,都没断了联系,这该算作缘分!多年来他都以老大哥的身份待我,其实不论按自然年龄还是按文学辈分,我都应尊他为长辈。我在文工团唱过《嘉陵江上》,初学写作就读他的小说。想像中他是个才华出众,倜傥不群的样子。所以那天看到一个30多岁,谦恭平常的人随老舍、赵树理走进“创研会”客厅,压根没想到是端木!这三人打扮各不相同:老舍西装笔挺,头戴礼帽,手持司提克,标准的英国绅士;赵树理穿粗呢制服,脚蹬家做千层底布鞋,典型才进城的“科以上干部”。端木身穿又肥又大,新买乍做的干部服;脚上却蹬着质高色亮,尖头刻花港式皮鞋。不洋不土又洋又土。赵树理一说他的名字,大家惊叫着站起来欢迎,他有点手足无措。开会时他还有点拘束,坐在一边点头,捡笑,却不发言。有人请他发言,他说:“刚回来,听什么都新鲜,很兴奋。先听吧,熟悉了才有话说。”

我觉得他够慎重的。但慎重的人也有大意的时候。过了不久,报上批判电影“武训传”他不甘寂寞,热心写了篇文章。发表后却被认为“明批暗保”。文联开座谈会他检讨过失。文章内容我已忘记,但他作检讨时样子忘不了。据说是头一次当众检讨,他声音压得很低,充满自责却说不清错在哪里,为什么会错!有人问他:“写这篇文章的动机是什么?”他瞠目结舌,摊开两手像回答别人又像是责问自己:“除了想做点工作,还能有别的动机吗?真不可解!真不可解!”但他只是困惑,自责,并没有反感和气恼。我第一次发现名人也有不知所措的时候。

此事过后,他到大红门、鹿圈一带参加农村改革,深入生活,加强改造去了。在下边时不断写信来,把工作感受与思想变化向党组织汇报。这哪像刚从外边回来的专家?解放区来的干部也未必都能做到。同志们很赞佩。不久之后,他成为新回来的人中最早入党的一位,反而没人感到意外了。

入党后端木自律颇严。他没想好新的写作路数,暂停写他擅长的小说,散文。但并没停笔。他配合宣传婚姻法把赵树理小说改编成评剧《罗汉钱》,为“反对武装日本”与人合编京剧“戚继光斩子”。《罗汉钱》发表了但没演出,“戚”剧演出后效果平平。他都处之泰然,他思想有准备:只要完成政治任务,不计较个人得失。我无能力评判这样做对文学运动的利弊,但确信他是出于政治责任感才这般行事。

那以后端木没再因为发表作品惹麻烦。但从胡风事件起,直到“文化大革命”,过去的人与事,文坛旧案,士群传闻之类仍使他没得到几天安宁。

写作停顿,端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与热爱,只能从读书和生活情趣上看到了。

端木和赵树理是我们宿舍藏书最多的两人。他俩希望我把小说写好,都主动借书给我。树理拿给我的是“七杀碑”;端木则借给我了“宋人话本七种”。一位劝我“参考其写法”。一位叫我“领会其神韵”。两位的忠告我都听了,对我的写作风格都起了作用。我还随他两人逛过街。端木爱去琉璃厂,树理去钻和平门破烂市。端木买小瓶小罐,寿山石、山核;树理则买生锈的钢笔架,日本三弦琴。端木没事拿着放大镜看他的小古董,赏心悦目;树理闲来弹日本弦子,有板有眼。这增加了我的文化情趣,为后来写“烟壶”种下了远因。

端木还曾经喜欢过临帖写字和种花养草。种花成绩不佳。养了一棵河柳,不死不活。种的兰草,也没见开花。临帖却大有成绩。文联开会曾请他为会场写过篆字楹联。但写字也给他添过麻烦。有位朋友初学国画,却自视过高,以专家自居,听不得批评。有天画了幅写意“红牡丹”。坚请端木为之题词。端木碍于情面,不好拒绝。思忖再三,题了数行。大意是“人说洛阳有白牡丹,色如何纯洁,形怎样完美,堪称盖世绝伦”。完全是夸好。我看到后问端木:“这是您题的?”他说:“人家要我题字,我怎好拿架子?”我犹疑着说:“这画有这么好吗?”端木笑着说:“你没看明白,我夸的洛阳白牡丹。他这画的是红牡丹……”

瞧他这机敏劲!既表达意见又不伤感情。可见在创作上施展才情的机会如果更多些,他为人们留下的佳作更多!

那几年,端木文采也曾有两次闪光。批判“红楼梦研究”引起的热潮中,他在文联内部作过个“红楼梦札记”的学术报告。大家公认“真有学问”,“真下工夫”、“真有见解”!另一次是1956年秋至1957年反右前,他连续发了《马戏》、《山核桃》等几篇随笔,看得我目瞪口呆,至今连篇名都没忘。我相信那是解放之后,拨乱反正之前,最见端木本事的作品。才华,灵气绝不在“科尔沁旗草原”时期之下。且有上升之势。

也就是在发表这两篇作品之后,北京文联开展了“大鸣大放”。热心人出了张墙报起名叫“仙人掌”。要发挥端木书法特长,请他题写报头。端木当然答应。答应后却沉吟起来。小声说:“仙人掌,浑身是刺,这有点犯忌吧。”抬头见我在旁边,就问:“小邓,有一种开花挺漂亮的仙人掌科植物,叫什么?”我说:“你说的是不是令箭荷?”“令箭荷?对,就是令箭荷!”他爽朗一笑,铺纸润墨,提笔写下了七个大字“仙人掌上玉芙蓉”!自己端详着说:“不光有刺,也有花,好!”

结果也没好到哪儿去,编辑和投稿者大都摊上事了。端木擦边儿,虽没有戴帽,从此却步履维艰。谈不上写什么作品了。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忙于狗咬狗无暇旁顾时,我溜回京探亲。悄悄到北京文联,想看望一下故旧。刚进楼门就看到一个老年人,旧毛衣外套件破棉背心,一手拿笤帚,一手端簸箕,低眉塌眼,弯腰驼背在大字报缝中扫地。我走近时他一抬头,我俩都愣住了。他骨瘦如柴,面色死灰,乱发夹有白丝,额头带有伤痕。眼神先是意外,随后惶恐,再后悲凄。“端木”两字我还没出口,他吸口凉气,做出不认识状,扭转身低下头继续扫地去了。不一会有只猫从大字报后蹿出来到他面前,他不高不低地冲那猫说:“别显魂了,快走吧!别人躲还躲不及,你上这,你找麻烦!”说完头也不回,匆匆端着簸箕走到楼后去了。我望着他的背影,默默离开了北京文联,这个引我走上文学之路,又使我落进苦难深谷的所在!

千幸万幸我们熬到了***同志举起帅旗的年代。赶上拨乱反正,幸逢改革开放。我们等到了第二个春天!端木不仅宝刀不老,而且创作上进入了第二个青春期。当我拿到《曹雪芹》第一卷时,我为端木,也为我们一群朋友感到幸运和安慰!

当我为端木晚年的成就而庆幸时,不会忘记这也有另一个人的心血辛劳,为此我借此机会向耀群大姐道一个谢字。你以自己的整个生命,默默地支撑着端木的拼搏,从而才使他的理想实现,把你们共同的心血化作文字,呈现在读者面前。

端木一生逆境比顺境多,但对新时期以来难逢的机遇悟得早,把得牢,在贤内助支持下,短短数年完成了本需大半生时间才能完成的工作,为我辈做了光辉示范。

只要中国有文学,小说有读者,端木蕻良这名字是不会被忘却的!

安息吧,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