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到老，不难；
活到老写到老，也不难；
活到老写到老还写得好，就难了；
而活到老，写到老，还写得好，居然竟是写诗，那就更难了。
所以，袁枚建议诗人，要懂得适可而止，见好就收的道理，上了年岁以后，就不必现丑了。
此言，出自清代乾隆年间的才子袁枚的诗。
诗载《小仓山房诗集》卷二十五。
莺老莫调舌，人老莫作诗。往往精神衰，重复多繁词。香山与放翁，此病均不免。奚况于吾曹，行行当自勉。其奈心感触，不觉口咿哑。譬如一年春，便有一年花。我意欲矫之，言情不言景。景是众人同，情乃一人领。
香山，即唐代的白居易（772—846年）；放翁，即宋代的陆游（1125—1210年），两人都为高龄诗人，同时，还是高产诗人。高龄可以高产，但高产不见得高质，后人对这两位大师的晚年之作，颇有一些负面评价。若白居易，明人王世贞称：“极其冗易可厌者。”清人王夫之称：“一失而为白乐天，本无浩渺之才，如决池水，旋踵而涸。”若陆游，清人朱彝尊称：“诗家比喻，六义之一，偶然为之可尔，陆务观《剑南集》，句法稠叠，读之终卷，令人生憎。”清人田同之称：“不免于滑易。”
袁枚的另一部脍炙人口的《随园诗话》，卷十四，第五十九节，也说到类似的这层意思。
诗者，人之精神也；人老则精神衰葸，往往多颓唐浮泛之词。香山、放翁尚且不免，而况后人乎？故余有句云：“莺老莫调舌，人老莫作诗。”
由此看来，不得不承认，写诗属于年青人的专利，你就看俄国的普希金、莱蒙托夫，英国的拜伦、雪莱，中国的李白、李贺、李商隐、杜牧等诗人的创作经历，就知道他们都是在生命史上的黄金时代，写出一生中最好的诗。休看这些外国的、中国的诗人，寿命都不长，有的甚至等于夭折早殇，但他们却像苍穹里一闪即逝的流星，将他们最绚丽，最光彩的一刹那，照亮天际，划破长空，留下难能磨灭的印象。
因此，体会袁枚的思路，不妨作如此理解，先生们，女士们，到了谈不动恋爱的年纪，最好就不要写诗了。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写诗，恋爱谈不动，诗也写不好的。
我们知道诗人写诗，是一次心血的煎熬，需要热血沸腾，需要心跳加速，才能迸发出“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诗句，与谈恋爱一样，是很费精神，很用力气的事情。有人说，诗和爱是孪生兄弟，有人说，诗是爱的副产品，也有人说，爱有多深，诗有多好，道理就在这里。由此推论，一个文人，老了，见到明眸皓齿，婀娜动情，青春亮丽，笑靥迷人的小女子，竟然槁木死灰似的无动于衷，竟然心如古井般的波澜不惊，你还指望他会涌出什么诗情来呢？
所以，基本上失去性趣（系“性”趣而非兴趣）的文人，说句不中听的话，只不过是苟且地活着罢了，既谈不上什么勃勃生机，也谈不上什么创造精神。不但莫作诗，连小说最好也莫作才是。在文学领域里，诗和小说，纯粹是形象思维在起作用的天地。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写作诗与小说的心路历程，基本也是这样的。而达到如此三种境界，而源自本我，始自潜意识的性之趣，爱之情，欲之真，望之切，虽然不是构成文学艺术魅力的全部，但却是起到关键作用的因素，这也为中外古今文学史所佐证了的。
你已经干涸了，你已经枯竭了，你已经不再是鲜活的血肉之躯，你已经成为木乃伊状的文学人，还能写出什么爱恨情仇，教读者为之歌，为之泣，为之呐喊，为之怒吼呢？诗就是要人血液沸腾的，温吞水的诗叫诗吗？小说就是要人精神激动的，看了直打瞌睡的小说叫小说吗？我们常说，性情性情，必须有真性情，才是真文学。汉语中的这个词汇，“性”虽是“性格”的“性”，但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衡量，这个“性”，其实更接近奥地利那位医生弗洛伊德所说的“性”。
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的行为、行动、思维、欲望，感情、性格、禀赋、天资，乃至所有一切精神现象，都是体内性激素的衍生品，这种论断当然过于绝对化；但人的新陈代谢的总规律，大致是符合《红楼梦》中“护官符”所云的“一荣俱荣，一衰俱衰”的规律。当阁下的头脑有点胡涂，记忆有点失灵，胃口有点减退，手脚有点迟笨，那也就是说，到了这一天，你老先生的性能力，不可能一枝独秀，独领风骚，你老太太的荷尔蒙，还继续斗志昂扬，百折不挠。由于到了这把岁数，性之不振，情之式微，心之无力，气之不继，那性激素就像散了黄的鸡蛋，拿捏不起，动弹不得。因此，灵感也就难以升腾，思路也就不能畅通，风雅也就无从得起，文采也就黯然褪色。在这种状态下写出来的诗或小说，肯定就不好看了。所以，性趣（系“性”趣而非兴趣），可以作为文人自我观察的一个指标，若是不战而降，雄风不振，就要考虑是不是还继续写诗下去？是不是还继续写小说下去？
所以，袁枚说：“香山与放翁，此病均不免。奚况于吾曹，行行当自勉。”既是当头棒喝，也是至理名言。这种“人老莫作诗”的提醒，真是太适时的警示。
每个人在其生命周期里，感性的自己，和理性的自己，总是处于不停适应、磨合、调整、改变之中，这既是一个相辅相成，相制相克，此消彼长，逐步成熟的过程。也是人在各个年龄段得以充分发挥所长的过程。少年期和青年期，血气方刚，不平则鸣，冲动、激动、躁动、骚动，适宜于写诗歌，做小说；中年期和老年期，知性理智，求真务实，沉静、文静、安静、稳定，应该做学问，搞研究。因此，文若河悬，思似泉涌，笔底生花，倚马可待，是年青诗人，年青小说家所拥有的强势，而埋首书海，剔微钩沉，钻研学问，深入堂奥，是那些有了点年岁，有了些识见的文人，所拥有的长处了。
老猫躺在沙发上打呼噜，晒太阳，正常，小猫在屋子里跳跳蹦蹦，难得安闲，也正常；反过来，小猫吃了睡，睡了吃，懒得动弹，就不正常，老猫精神百倍，上蹿下跳，撞倒瓶子，打翻葫芦，肯定是不正常而且反常了。因此，一位诗人，一位小说家，活到老，写到老，还执迷不悟地要去写不好的诗、不好的小说，真是教人不敢恭维的。
在文学世界里，感情膨胀，血性方盈，天马行空，无拘无束，是年青诗人展现才华的大好时光；意气风发，活力充沛，自由驰骋，浮想万端，是年青小说家笔走龙蛇的丰收季节。而上了年纪的文人，深刻思考，是其强项，逻辑推理，是其擅长，知性认识，是其特色，经验积累，是其财富，这种理性思维应该是适合于非感性，非形象的文体创作。而对诗和小说而言，固然也是不可缺少的因素，但绝非必须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这就好比做豆腐时，卤水或石膏，是不可少的，但添多了，倒有可能将一锅豆浆做坏，只好倒进泔水桶里当猪食。这也是当前，好多无性趣之人写出来的诗，有一股泔水气味；好多谈不动恋爱之人写的小说，有一种猪食感觉的原因所在。
话说回来，“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或者，“老夫聊发少年狂”，“将谓偷闲学少年”，这种偶一为之的颠倒差错，在人的一生中，是难免要发生的。不能因为过去领导潮流，现在还领导潮流，就必须继续写诗，领导潮流到底；不能因为曾经名满天下，现在还名满天下，就必须继续写小说名满天下到底。这种永远感觉不到“时差”的文人，自我感觉良好，一首一首地写，一篇一篇地写，让大家知道他活着，实在是够累的。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但终于遮掩不住“一饭三遗矢”的尴尬。要知道，雄风的零状态，激素的空洞化，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血液流动的速度放慢，亢奋不起来；必然是感情膨胀的系数降低，激动不起来；必然是形象思维的能力变弱，浪漫不起来。一个老作家，一个大作家，一个名作家，既不亢奋，又不激动，更不浪漫，才气何在？灵感哪有？能写出什么好诗，好小说呢？
他忘了，他的文学春天已经是过去式，上帝不会为他创造奇迹，更不会给他百分百，早把脸掉过去，拿背脊冲着他了。正如秋后拉架的老黄瓜种，与早春顶花带刺，碧绿鲜嫩，清香扑鼻，露水犹存的当令黄瓜，不可一比的道理相同。一个文人，无论古今，无论中外，到了不再有孩子气，不再做白日梦，不再心潮澎湃，不再浮想连翩，甚至不再惹是生非，不再君子好逑，不再心猿意马，不再好色如好德，以至贼心贼胆统统付之阙如的年纪，还要搜索枯肠在那里“挤诗”、“挤小说”，真是一件对自己，对别人，都是苦不堪言的事情。
如果我们翻检一下《鲁迅著译年表》，这位大师的创作经历，对我们便更有启发了。
他活了56岁，早期的文言文写作略去不记，用白话文写作，始自1918年，至1936年病逝。
先后共十八年，前九年，主要是写小说；
38岁，作《狂人日记》、《孔乙己》；
39岁，作《药》、《一件小事》；
40岁，作《风波》、《头发的故事》；
41岁，作《故乡》、《阿q正传》；
42岁，作《端午节》、《白光》、《补天》；
44岁，作《祝福》、《在酒楼上》、《肥皂》；
45岁，作《高老夫子》、《伤逝》、《离婚》；
46岁，作《奔月》。
后九年，主要是写杂文。
47岁，出版《华盖集》、《坟》；
48岁，出版《华盖集续编》、《而已集》；
52岁，出版《三闲集》、《二心集》；
53岁，出版《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
54岁，出版《准风月谈》；
55岁，出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集外集》。
虽然，他曾经有过一部长篇小说《杨贵妃》的写作计划，甚至为此还到过唐代古都长安去考察过。据他给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信，“五六年前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去过长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被打破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原来还是凭书本来摹想的好”。试着想一想，即使像鲁迅这样的大师，尚有心劳日拙，力不从心之憾，尽管生活之树常绿，但由于光阴催生华发，青春不再我有，已经不能心飞神驰地去展开想像的翅膀，还能虚构出什么精彩呢？他在写了几篇历史小说以后，戛然而止，再也没有写过一字小说，完全投入杂文写作当中。
等而下之的我辈后人，到了这把岁数，感觉迟钝，神经麻木，脑细胞僵化，审美能力低下，还能给读者虚构出什么为之心动的美学形象呢？
年纪，要紧的就是这个年纪，什么年纪上该干什么，什么年纪上不该干什么，都是有一定之规的。而如果翻翻文学史，巴尔扎克，那个债鬼，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个赌棍，卡夫卡，那个肺结核患者，查查他们的创作年表，都是在什么年岁上，写出他们最好的小说，恐怕就有更清醒的认识。甚至那些得享高寿的文学大师，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如雨果的《九三年》、《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也都是盛年期结出的丰硕之果。由此，不能不想到袁子才的这句诗，“人老莫作诗”，确实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对文人而言，要是你不再年青，写诗、写小说，就得谨之慎之了。
民间有一句谚语，曰“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表明年龄差别的重要意义。所以不建议年青人读《水浒传》，因为担心经受不住梁山好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的诱惑，而越位造反，而铤而走险；同样，也是害怕老年人读了《三国演义》之后，会被书中之计谋，之盘算，之权术，之吊诡，所吸引，所影响，而心思多端，谋划成精，老奸巨滑，难以叵测。这句谚语，尽管消极，但也无妨我们作积极的理解，这就是说，人活一辈子，年青时感情丰富，神气十足，下笔千言，出口成章，正是写诗、写小说的绝佳时期；而老年人，到了“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岁数上，其睿智、成熟，其圆通、豁达，哪怕是只语片言，断篇残简，也是弥足珍贵的经验之谈，恐怕最好写一些诗和小说以外的东西，量身订做，自娱自乐，那是再开心不过了。
《随园诗话》卷十四，第三十三节，说明袁枚也是老了以后，才悟到理性之长，感性之短，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余七十以后，过宴饮太饱，夜辄不适。读黄莘田诗曰：“老似婴儿防饮食，贫如禁体作文章。”叹其立言之妙。然不老亦不能知。古渔有句云：“老似名山到后知。”
所以，写了一辈子诗，年过80岁的袁枚，得出“人老莫作诗”的结论，也是体会太深的经验之谈吧？而他在诗中援引的陆放翁，与他同时代的另一位诗人赵翼，对陆的晚年之作，有着相当详尽的考证。
放翁万首诗，遣词用事，少有重复者。惟晚年家居，写乡村景物，或有见于此又见于彼者。《老境》云：“智士固知穷有命，达人原谓死为归。”《寓叹》又云：“达士共知生是赘，古人尝谓死为归。”《晨起》云：“大事岂堪重破坏，穷人难与共功名。”《客思》又云：“壮士有心悲老大，穷人无路共功名。”《夜坐》云：“风生云尽散，天阔月徐行。”《夜坐》又一首云：“湖平波不起，天阔月徐行。”《冬夜》云：“残灯无焰穴鼠出，槁叶有声村犬行。”《枕上作》又云：“孤灯无焰穴鼠出，枯叶有声村犬行。”《郊行》云：“民有袴襦知岁乐，亭无桴鼓喜时平。”《寒夜》又云：“市有歌呼知岁乐，亭无桴鼓喜时平。”《羸疾》云：“羸疾止还作，已过秋暮时，但当名百药，那更谒三医。”《题药囊》又云：“残暑才属尔，新秋还及兹，真当名百药，何止谒三医。”此则未免太复，盖一时凑用完篇，不及改换耳。（赵翼《瓯北诗话》）
虽然，赵翼说得相当委婉，而且，对这位宋代诗人评价也相当地高，“今合计全集及遗稿，实共一万余首。自非才思灵敏，功力精勤，何以得此，信古来诗人未有之奇也”。但活得太老之后，写得太多之后，气力不足，用心不够，就免不了瑕疵，免不了遗憾。
袁枚，赵翼，还有蒋士铨，统称之为“江南三才子”或“乾隆三大家”。袁枚生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卒于嘉庆二年（1797），81岁；赵翼生于雍正五年（1727），卒于嘉庆十四年（1809），82岁；蒋士铨生于雍正三年（1725），卒于乾隆五十年（1785，一说卒于1783年，约60岁左右），他们三人，既是交往甚得的文友，也是互不买账的同行。这其中，论快活自在，论滋润自得，论无拘束无羁绊，论不官不民却名闻天下者，当数袁枚。加之擅炒作，广交际，常出游，好招徕，活跃诗坛六十多年。生前有名，死后仍旧有名，生前有人对他不以为然，死后对他也是议论纷纭。
民国期间，佚名所著《慧因室杂缀》载：
随园生前，才名遍海内外，高丽琉球，争购其诗。其实借名诗话，以结纳公卿，招致权贵，颇有一种狡滑手段。当时同辈如赵瓯北等，已多诋哄之。及其身后，诟之者犹众。袁之门生某尝私刻印：“随园门下士。”后受舆论攻击，乃复刻曰：“悔作随园门下士。”张问陶初亦崇拜子才，名己之诗集曰《推袁集》。袁殁后，更名《船山诗抄》。
袁枚之被人不屑，是一回事，他的文学观点，又是一回事；他自称“好味，好色，好葺屋，好游，好友，好花竹泉石，好璋彝尊鼎，名人字画，又好书。”此言此语，此德此行，颇受訾议，是一回事，而他总结人到晚年的作诗得失，提出来“人老莫作诗”一说，则又是别一回事了。
为什么中国文人老了以后，会出现这种“往往精神衰，重复多繁词”的现象呢？《随园诗话补遗》卷四，第十三节，道出其中真谛：
引浦柳愚山长云：诗生于心，而成于手；然以心运手则可，以手代心则不可。今之描诗者，东拉西扯，左支右梧，都从故纸堆来，不从性情流出，是以手代心也。
“以心运手”，从心中“流”出来的诗，是真性情的诗，“以手代心”，系无中生有“挤”出来的诗，永远也引不起读者共鸣的。但有的文人为什么还乐此不疲地“挤”？为什么要使出吃奶的劲去“挤”？为什么坐在恭桶上，憋得额头青筋突出，汗珠直冒，连个屁也放不出来，还要“挤”呢？为什么哪怕大把大把吃伟哥，也要“雄起”，也要“挤”出一点残渣呢？
说到底，原因无非是中国文人最不愿意面对，更不甘心承认的“江郎才尽”这个事实。也许客观地讲，有的人并非完全“江郎才尽”，但诗这种东西，小说这种东西，非散文，杂文，随笔，报告文学，文学评论可比，这个文学领域中，需要灵感，需要激情，需要冲击力，需要爆发力，需要具象和细节的震撼力，需要虚构和创造的想像力；尤其需要大憎大爱，大热大冷，欲跳欲蹦，欲叫欲吼，欲上吊、欲寻死、欲打架、欲革命的强烈感情，才能写出具有分量的作品。对年纪一把，胡子一把，白发一把，慢性病一把的诗人，作家来说，这种奢侈的精神耗费，根本就是力不胜任之事。可是，埋不起单，又不退席，便是中国文人特别恋栈的痼疾了。
公元前47年，恺撒大帝率领部下，在小亚细亚的吉拉城下，一举击溃帕尔纳凯斯，给他在罗马的友人报捷时，只用了三个拉丁词：“veni,vidi,viei”，译成英语，为“i came,saw and overcame”，译成中文，为“我来了，看到了一切，取得了胜利”，这种成就感的极度满足，也是他一生之高峰。这就是等于告诉我们每个人，你做到了，你完成了，你没有必要一定东方不败到底。新陈代谢，人之常态，大江东去，世之常理，这是谁也不能逆转的。
立万世不朽之业的恺撒，曾经是何等了不起的英雄，最后不也终归要退出历史吗？因之，袁枚这句“人老莫作诗”，应该说，是值得大家细细玩味的忠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