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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文说三教九流 唐朝的歌手

先从王昌龄,高适,王之涣这三位诗人的一次长安郊游说起。

那是一个冬天,天空中飘着不大不小的雪花。按照如今西安的气候,度量唐朝开元年间的这座都城,也应该是天寒地冻,冷得伸不出手,人们尽量蛰居在屋里的季节。现在弄不明白究竟是诗人们事先商量好了,临时无法通知更改,不得不冒雪应约而去呢,还是一千多年前,关中地区的大气环境要温湿些,要煦暖些的缘故,不像现在这样的干冷干冷,诗人根本没把这点雪花,这点寒意当回事。倘若,这两个原因都不存在的话,那就是在太平岁月里活得太滋润,太舒服,太过温饱,太过丰裕的唐朝人,一种排遣时光的浪漫了。

当时,这三位诗人,都在风尘未遇之时,诗名是有的,功名却未必。因此,也没有私家车,可以自驾出游,也不好意思向哪家出版社,或哪家文学杂志社打秋风,借用他们的公家车。这样,诗人们在西市集合,出春明门,任由蹇驴驮着,在飞舞的雪花里,在透着格外清新的冷空气里,往郊野蹀躞而去。

也许一路走来,有些累了,也许本来就没有什么一定之规,只不过文人雅趣罢了。恰巧路边有座旗亭,便跳下驴来,自有人为你拴好牲口,进得店中。唐朝到了开元年间,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大富足的状态之下,以致像这类官道上的驿站,都免费向过往人等,提供食宿便利。

不过,终究是文人的缘故了,多少还有一点儿潇洒,还有一把风流。当然,他们属于进京待考的举子,非今天那些没着没落的北漂一族可比,是可以亮出身份,掏出官牒,享受这种优渥待遇。但怎么说,他们已是小有名气的诗人,便格外付了点儿银子,讨了个雅座,要了一壶河东桑落酒,把杯弄盏,兴高采烈地谈天说地起来。文人在一起,能有什么别的话题呢?无非谁写得好,谁写得坏,无非谁写得不好,偏派红包要大家说他好,无非谁写得很坏,居然恬不知耻地捣弄到一个什么奖之类,属于言不及义的闲扯淡而已。

正当他们三位高谈阔论之际,忽然,几辆应该称之为轩的高盖马车,停在旗亭外边,立刻,人声笑语,喧然而来,诗人们望眼窗外,只见一行人,悉皆丽服盛妆,奢华妖冶,花枝招展,灿若桃李的妙龄靓女,加上若干她们的跟包听差之流,进到店堂之中。听她们的口风,毫无疑问,这班欢场人物,显然也抱着诗人同样的心思,步履出闹市,踏雪望终南,寻求一份野趣而来。

公元713年到公元741年的唐朝开元年间,说来不长,却也不短的二十八年间,大概算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最好年月了。惟其难得,所以杜甫有诗云,“忆昔开元全盛日”,总是忘怀不了。这之中,除了物质因素外,更憧憬的,或者更神往的,则是开元年间那种难得的浪漫精神。

惟富足,才有可能浪漫,惟太平,才有条件浪漫。而整个社会能够浪漫起来,有得浪漫,可以浪漫,是建筑在相当长时间的国泰民安上的。

若是兵荒马乱,疲于逃命,路有饿殍,民不聊生,大概很难有创作的强烈冲动。肚子都吃不饱,还有心思作诗吗?饿得前胸贴后胸,即使美人裸呈在你面前,想风流也是风流不动的。三年灾荒期间,作家几乎没有什么作品拿出来贡献给大家,就是一个雄辩的证明。应该说,文学也好,艺术也好,只要赶上一个相对平稳,相对温饱,而且,相对来说还是不怎么苛虐文人和艺术家的年代,总会有一个长足的进展,庶几乎无负于这个大时代的。

其实,这三位诗人,准备一捷春闱,拿得进士名头,攻读黉门,勾留长安,偶尔兴起,踏雪郊游的这个冬天,还只能算是“开元全盛日”的初始时期,好日月还在后边呢!

可文坛的盛唐气象已经显现出来了,像李白,贺知章,王维,孟浩然等名气更响的诗人,他们的作品,不仅为宫廷慕名,为帝王瞩目,甚至连日本、朝鲜,鸡林,西域各国,都不惜重金收购,视若瑰宝。那时的中国诗人,要比当下中国的小说家牛皮一些,不是他们巴结外国的汉学家,而是外国的汉学家跟他们猛套近乎。就看李白那首《哭晁卿衡》,他与那位日本人阿倍仲麻吕的交往,便知大概。

这时,旗亭里又走进四位绝姣好,绝艳丽的女子,毫无疑问,她们才是这次欢场聚会的主角。一时间里,竟十分热闹起来。这群吸引眼球的美女,鬟香鬓影,秀色可餐,令诗人目荡神移,遂不觉沉醉其中。可男欢女笑,打情骂俏,视觉上享受,听觉上痛苦,坐了一会儿,终于也打算离开了。

没想到,有人提议,藉此良辰美景,何不请这几位姐姐拿出看家本领,唱上几首从教坊里传出的曲子,令吾等一新耳目呢?唐朝的歌手,在宫廷的,属于教坊,均系大腕,在藩邸的,属于乐坊,也为名角,而在民间的,属于唱班歌社,便是大众娱乐的明星了。

这三位诗人,王昌龄居长,便在阁子里低声对高适、王之涣讲:此辈不知我们是谁,既然要歌,必歌时人之作,这倒不失为对吾辈之诗,一次难得的评断机会。到底要看看这些歌手,会唱出些什么来?

说话间,音乐声起,一位歌手引吭而歌:

风雨寒江夜入吴,

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

一片冰心在玉壶。

这是王昌龄的诗,他当然喜不自胜,竖起拇指,表示得中。接着,又一位歌手也款款地站起来唱道:

开箧泪沾臆,

见君今日书。

夜台何寂寞,

犹是子云居。

这是高适的诗,他也竖起一指,面露春色。随后,第三位歌手被众人推上前来,她一张口,使得王昌龄笑逐颜开,简直合不拢嘴了。

奉帚平明金殿开,

强将团扇两徘徊。

玉颜不及寒鸦色,

犹带昭阳日影来。

王昌龄竖起两指,表示他连捷二元。

王之涣自以为得名要较之他俩早一点,却没想到歌手们不唱他的作品,使他很没面子。遂一摆手:“此辈皆潦倒乐官,所歌皆下里巴人。俗物岂敢近哉?”他指着那四位歌手中未献唱的一位,也是最出色,最俊美的一位,说道:“待此子所唱,若非我诗,即终身不敢与君等抗衡矣!若是我诗,君等皆须列拜床下,奉我为师。”

大家笑着说,就依你,我们等着听她究竟会唱什么。

她姗姗地走到众人面前,樱唇初启,玉喉高啭,唱出来的果然是王之涣的成名作。

黄河直上白云间,

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

春风不度玉门关。

王之涣也将指头竖起:“田舍郎,吾岂妄哉!”

“因大谐笑,诸伶不解其意,皆起身曰:‘不知郎君,何此欢噱?’昌龄等因语其事,诸伶竞拜曰:‘俗眼不识神仙,请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者从之,饮醉竟日。”(《说郛》卷二五载薛用弱《集异记》)

由此可知,唐诗之所以繁荣,因为唐诗是可歌的。

诗可歌,诗不可歌,是大有分别的。诗不可歌,干巴巴地停留在文字的审美意义上,诗的活力便先衰减了大半。后来的宋、元、明、清,也就休想超越中国诗歌史上的这座巅峰。再后来,民国了,“五四”了,诗变成白话,变成逐句拆开分行的散文,连顺口都说不上,何从歌起?这样,中国的诗也就走到了尽头。

正是因为诗之可歌,在唐朝,遂出现了歌手这一崭新的行当。

在中国,只有唐朝,这些职业歌手的名字,是正经八百地印在史籍上,写在文人的作品里。我很钦佩唐朝的歌手,他(她)们没有禁忌,没有教条,没有框框,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心理阻隔,也没有任何香花毒草的选择踌蹰,面对那些瞪着牛大的眼珠子,视他(们)为异端的正统派,敢把西域胡人的音乐引进中原,敢将龟兹苏祗婆琵琶七调视为华夏正声,敢将本土诗人的词章,大歌而特歌之。

在印刷术还没有出现之前,是歌手的声音,将诗人的文字,覆盖在整个大唐王朝的全部版图之上。无妨如此说,实际上是唐朝的歌手,将唐朝的诗人,送上缪斯的神殿。

“武元衡工五言诗,好事者传之,往往播于弦管”。(《旧唐书·武元衡传》)

“李益每作一篇,教坊乐人,至以贿求取”。(《旧唐书·李益传》)

“军使高霞寓,欲聘诸娼伎,伎大夸曰:‘吾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哉?’”(白居易《与元九书》)

诗人成为香饽饽,诗篇成为抢手货,而那位李白,竟大马金刀地不买唐玄宗的账,“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种盛况,既空前,更绝后,也就只有浪漫的唐朝才会出现。

盛唐诗歌之所以盛,很大程度上,是诗人和歌手珠联璧合的结果。诗到盛唐,蔚为大观,云蒸霞蔚,众星璀璨,歌手对他们作品的演绎,传播,推广,媒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强大作用。同样,诗人的华彩词章,珠玑文字,为歌手们的演唱,拓展想像空间,深入情感境地,扩大美学视野,放眼广阔世界,在艺术的完美创造上,也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在这种相得益彰的精诚合作中,诗人和歌手,常常结下深厚的情谊。

我估计,当时的诗人,相当感念这些歌手,至今,在《全唐诗》中,我们还能读到留在诗人笔下的,如李氏兄弟,如米氏父子,如八郎李衮,如念奴等等歌手名字。因此,玄宗开元年间,既是唐朝的鼎盛时期,也是唐诗的鼎盛时期,更是唐朝歌手这个行当的鼎盛时期。

说来也许要让今天那些当红的歌星嫉妒,别看她们在屏幕上连跳带蹦,连吼带叫,和她们一起疯狂的歌迷,基本都是她们的同辈人,更多的是中学生。而当唐朝的歌手出场献艺的时候,谁是她们的追星族,恐怕当今那些红歌星连做梦也不敢想的。

一国之主,九五之尊,人称风流李三郎的李隆基,居然带头为之鼓掌叫好,为之神魂颠倒。“宫伎永新者善歌,最受明皇宠爱,每对御奏歌,则丝竹之声莫能遏。帝尝谓左右曰:‘此女歌直千金。’”“念奴者,有姿色,善歌唱,未尝一日离帝左右。每执板当席顾眄,帝谓妃子曰:‘此女妖媚,眼色媚人,每啭声歌喉,则声出于朝霞之上,虽钟鼓笙竽嘈杂而莫能遏。’宫妓中帝之钟爱也”。

领衔文坛的诗人李白,翰林待诏大学士,也不嫌肉麻兮兮地来凑这份热闹,甘为女歌手的“粉丝”。“宁王宫有乐妓宠姐者,美姿色,善讴唱。每宴外客,其诸妓女尽在目前,惟宠姐客莫能见。饮至半酣,词客李白恃醉戏曰:‘顷闻王有宠姐善歌,今酒有醉饱,群公宴倦,王何吝此女于众?’王笑谓左右曰:‘设七宝花障。’召宠姐于障后歌之,白起谢曰:‘虽不许见面,闻其声亦幸矣!’”(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

由于帝王的提倡,由于诗人的支持,唐朝的歌手也自然成为快活一族,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享受豪华奢侈的生活,府邸不亚贵族,车马拟于王侯。以开元时期最有名的李氏兄弟为例,据郑处诲的《明皇杂录》:“乐工李龟年、彭年、鹤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学盛名,彭年善舞,鹤年、龟年能歌。尤妙制《渭川》,特承顾遇。于东都(洛阳)大起第宅,僭移之制,逾于公侯。家在东都通远里,中堂制度,甲于都下。”这三弟兄在洛阳盖的连跨数坊的大宅门,恐怕当下那些红得发紫的歌星,未必有这份财力。若是在五环路外,买幢花园洋房,在远郊区县,盖栋郊区别墅,应该不算困难。而要她们投入上亿资金,去修一座恭王府式的建筑群,估计是力不胜任的。

所以,真浪漫,要有真本钱。开元年间这种自上而下的浪漫,就是建筑在这样一个雄厚的物质基础上的。说实在的,在玄宗开元之治前的唐朝,并非如一些历史学家所鼓吹的,是那样一个尽善尽美的大唐盛世。

据近人钱穆的观点,“(唐)贞观时代的社会情况,实未必胜于(隋)大业”,他认为,“隋室虽祚短运促,然其国计之富足,每为治史者所艳称。自汉以来,丁口之蕃息,仓廪府库之盛,莫如隋”。隋朝的综合国力,远胜于李世民、李治、武则天所经营的唐。“在其(隋炀帝)末年,天下储积,足供五六十年”。(《国史大纲》)

李唐王朝的统治者,从贞观开始,不过只是给中原百姓,创造了一个休生养息的安定环境罢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其人口生丁的繁殖,是与社会大环境的安定丰足,有着莫大关系。唐也是直到玄宗朝的开元十四年,有户七百零六万;开元二十八年,有户八百四十一万,与隋开皇中有户八百七十万,差可比拟。所以,钱穆认为,“一到唐玄宗时,社会富庶已与隋代相似”。

中国人的那种百折不回的顽强抗力,那种承受磨难的经久耐力,也真是令世人赞叹不已。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无论是旷日持久的折腾,还是疾风暴雨的摧残,只要能让老百姓喘口气,假以时日,很快,这块国土上又将春风和畅,焕发生机的。

同样,盛世文章,自然也是随之而来的一片繁荣景象。

在这二十八年间,“是时,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岁入之物,租钱二百余万缗,粟千九百八十余万斛,庸、调绢七百四十万匹,绵百八十余万屯,布千三十五万余端”。(《新唐书·食货志》)

这二十八年,才真正称得上盛唐。要没有这点本钱,李隆基也不敢放开手脚浪漫。

可浪漫过了头,便是精神的堕落。据唐刘肃《大唐新语》:“开元中,天下无事,玄宗听政之后,从禽自娱。又于蓬莱宫侧立教坊,以习倡优萼衍之戏。”现在也很难分得清楚,耽安宴乐的这位风流李三郎,是他带领着歌手和诗人,沉迷于物欲的渊薮中,一劫不返呢,还是整个社会已经形成的腐朽败坏风气,簇拥着这位陛下,大家一起走向覆灭。

正如《旧唐书》对他的评论一样,“方其励精政事,开元之际,几致太平,何其盛也!及侈心一动,穷天下之欲不足为其乐,而溺其所甚爱,忘其所可戒,至于窜身失国而不悔。考其始终之异,其性习之相远也至于如此,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这大概也是握有最高权力的中国皇帝,几乎不能逃脱的,必将走向自己反面的命运。公元756年(天宝十四年)冬,他的宠将,平卢、范阳、河东节度使安禄山,在范阳举兵叛变,南下攻入洛阳,次年占领长安,所过烧杀抢掠,生灵涂炭,中原化为丘墟。其部将史思明攻占河北十三郡地,更是燹毁夷灭,神州陆沉。史称“安史之乱”的这场浩劫,就是这位原来的有道之君,后来成为无道之君的李隆基一手造成的,从此,李唐王朝一蹶不振,走向衰亡。

那些曾经快乐过的诗人,那些曾经快活过的歌手,也无法再快乐和再快活了。

大约在公元770年(大历五年)左右,由于战乱的关系,流落到潭州(今湖南长沙)的诗人杜甫,恰巧遇上了同样流落到江南一带的李龟年,故人相见,一言难尽,彼此潦倒,惟有哽咽。诗人当时为了觅食谋生,到处投奔,无所傍依,而这位开元年间排行榜总在榜首位置的名歌手,混得似乎更惨。“每遇良辰胜赏,为人歌数阙,座中闻之,莫不掩泣罢酒”。(郑处诲《明皇杂录》)

到了沿街卖唱的地步,能让杜甫那颗诗人的心平静得下来吗,于是,就有了这首脍炙人口的诗:

岐王宅里寻常见,

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

落花时节又逢君。(《江南逢李龟年》)

这位盛唐歌王,这位盛唐诗圣,随着盛唐的不再,也终于鞠躬谢幕,相继退出人生舞台。也许从这一天起,中国的诗便哑巴了。

其实,回顾整个中国文学史,一个大时代的开始,总是一次新文学运动的开始,同样,一个大时代的终结,也必然是这个文学进程的终结。唐朝的歌手也好,唐朝的诗人也好,兴也固然由于盛,这是不必说的了;其实,衰也不由此盛时种下的苦果所致吗?

因此,总结一下时代更迭,文学盛衰的历史教训,对后人而言,也许不无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