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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天津 穿红戴绿天津人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人生四要素,衣食住行度日忙。这衣,被排在了生活的头一位。为什么?因为除去避风挡寒,最能衬托人的风度、最能反映人的审美也最能概括时代情趣的就是那常变亦常新、流行复回归的衣裳。

天津依河傍海,按说,穿着上应该偏好河的碧绿,海的蔚蓝,可是不,天津人,特别是天津女人,朝朝代代中意的都是从里到外的一身红衣,走在街上,如同一簇簇跳动的火苗。

专家们追根溯源,发现街上流行红衣衫绝非简单的个人好恶,而是表现了天津人心理和信念上的一种祈盼。一则红色代表热烈,与天津人豪爽、直率的性格相合;二则红色历来被看作吉色,民间认为有它遮身,尽可躲灾避邪;三则天津人普遍崇拜海神天后(俗称“娘娘”),而她海上救难时的红衣装束也便成了一种时尚的模板。

但是天津红又不拘泥于正宗的“妈祖装”。南海一带妇女着“妈祖装”,梳“妈祖髻”,红裤半截为黑色,红衣的一角也要缀以黑布(名剪衣),这是自谦的选择。因为传说中的妈祖“海上翻飞着朱衣”,妈祖尊贵,民间妇女自然不能像她一样全身皆红,而要缀上黑布以示位置的差异。天津女子则不然,既然崇拜,那就彻头彻尾的模仿,原样照搬,穿无禁忌,不单红衣红裤红鞋红袜,还要头簪红花、襟掖红巾,家里更是红窗花、红窗帘、红台布、红桌椅围子,从头红到脚,从里红到外,俨然一束束燃烧的火焰——这就是天津改裁后的“妈祖装”,而这“妈祖装”里裹着的是她们营造的独具天津韵味的妈祖氛围。

而且,一改不可收。到今天,天津人仍然对红情有独钟,谁赶上本命年(因为这一年是一个人的属相和该年干支排列的生肖重叠的年份,12年一轮回,传说人多有难),不论俗雅,至少在除夕之夜,都要系上一条红腰带、套上一件红内衣,以求来年能有一个平坦的开局。

天津人的穿着,比颜色变换更快的,是款式。

天津和平区东南角兴安路的一个普通居民小区里,住着65岁的天津市文物博物馆学会民间收藏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何志华。他家的不同凡响在于,五六十平米的小单元里竟藏有上千件自清代至上世纪50年代的典型服装,就像一个专业的服饰博物馆,吸引着海内外的目光。

那些“宝贝”平时都锁在柜上、床下的箱子里,目录却是刻在何志华心中的,想找哪个式样,随手开箱,第几层,一准平展地拿出来。

对那些一般人根本看不出门道的旧衣服,何志华不光赏藏,还重研究。他说,清代以来,旗人的着装习惯开始影响中原地区,是历史上“胡服骑射”、“开放唐装”之后的第三次明显突变。

天津当时笼罩在漕运文化的风格下,居民来自五湖四海,各地域有特点的服饰全都集中在天津,使天津形成了一个中国服饰文化的汇集地。当时的天津虽然不能说出服饰有什么特点,但看到全国各地区的民间服饰。

历时数千年的宽袍大袖拖裙盛冠,潇洒富丽,纤细柔弱,与衣身修长,衣袖短窄的清代服装形成鲜明的对比。天津及各地区也受到了旗装——“袍”的强烈影响。清代的服装用料节省、制作简便、穿着方便,这是后人易于接受的主要原因。清代天津的服饰内容主要以旗装为主,基本都是“袍”。男人有长袍马褂,女性有旗袍罗裙。这类服饰多为合领、右衽,领、襟、袖使用宽大的襕边作为修饰,袖子短而口宽,长及手;袍在身侧开高衩,下穿宽口大裤,足穿花盆鞋。部分清代的服饰沿袭明代的风格,以大褂和大衫为外衣,合领右衽,短袖而宽;下穿宽大的百褶裙,裙长及足,内穿宽口大裤,不穿绣花鞋。天津妇女的服装面料上比较考究,衣服图案多取吉祥的寓意,领部、袖口、下摆都加有施绣的“绦子”,现在的天津人还一直沿用当时的俗称——“花边”。

清代的八旗军事分为满八旗、汉八旗、蒙八旗。很长时间以来,许多人都认为,天津离北京很近,没有多少旗人居住在天津,其实天津当时就有了旗人,而且天津的旗服是由葛沽发展起来的。

雍正四年(1726),清朝在天津设立了水师营,并分设府治驻防在葛沽卢家嘴。当时,满八旗在葛沽“建驻防城堡,内盖兵丁营房4000间,堡门4座,炮台4座,八旗衙门及火攻营、火药房、演示厅以备守望……”。随着驻防八旗兵民的迁入定居,这里渐渐成为了满族聚居的地方,在天津乃至全国形成了八旗子弟大分散小聚居的形势,而旗服也随着八旗兵民与天津人的接触被天津人所接受和效仿。

何志华拿起一件蓝色的长袍,指着长出袖口的一块有弧形的布说:“这就是大家一直熟知的‘马蹄袖’,因为把它打开后,形状与马蹄差不多,所以被称为‘马蹄袖’。”据他讲,这是清代满族男女服装的袖式,也称箭袖。清初,满族男子所服旗袍,袖口较窄,袖端多加一块长可露指的半圆形兽皮(后改布质),因其状酷似马蹄而名之马蹄袖。征战、打猎时射箭方便,御寒保护手背。

清中期以后,该袖式的服装渐从便服转为礼服,便服多为平袖,礼服仍为马蹄袖。平时多卷起,在办公事、喜庆节日、拜见上司、叩见长辈时,必须先左后右地放下马蹄袖,才可行拜见礼。亦有将马蹄袖用纽扣系于便服袖口以为礼服之用者。满族妇女礼服亦多为马蹄袖式。

“天津由于离北京较近,服饰融合了汉满两族的风格。”天津男子的服饰以长袍马褂为主,此风在康熙后期雍正时期最为流行,而妇女服饰则有些像现代服饰特点,样式和款式都比男子的多,形成满、汉服饰并存的情况。满族妇女以长袍为主,汉族妇女则以上衣下裙为时尚。乾隆年间以上身着镶有花边的袄、衫为主,式样比较宽大,长度一般在膝下。

嘉庆、道光以后,镶有花边的衣衫趋于窄小,长度也明显缩短。有的再加一件较长的背心并边缘都装饰有花边。下身除穿裙外,也有穿裤子的。裤子的样式也有变化,初为大裤管,后逐渐改为小裤管,裤口镶有花边。从光绪年间起,由于穿裤子行走做事更方便,妇女穿裙的逐渐减少。袄衫的特点是在领底及袖口镶有宽花边为装饰,并且不同时期袖子流行的宽窄也不一样,时而流行宽,时而流行窄。

男装中以褂最为盛行,马褂是满清男子四种制服之一。四种制服为礼服、常服、雨服和行服,马褂即行服。马褂自康熙年间进入富家后,军服也用此制。马褂罩在长袍之外,做工、材质、图案、点缀不可或缺。马褂作为外用,有单、夹、棉几种不同做法,一般采用石青、绀色、黑色等较素的颜色,习惯上不用亮纱原料。清初马褂采用天蓝色。乾隆时以玫瑰紫为佳,清末深绛(赤、大红)最流行,民国时期流行浅灰和浅驼颜色。

马褂有长袖短袖之分,但无论长短马褂之袖都是宽肥的。马褂有对襟、大襟和琵琶襟等几种式样。以衣襟区别使用范围。对襟马褂是礼服,右大襟镶黑边饰的马褂是常服,而缺襟马褂,就是行服。

春节期间,北方正值寒冬,作为外套功能的马褂自然以皮棉为主,马褂有对襟(中间系扣)、大襟(右侧系扣)和琵琶襟(上下与右侧系扣)等几种式样。按衣襟区别,对襟马褂是礼服,右大襟镶黑边饰的马褂是常服,而缺襟马褂,就是行服。马褂的特点是比较肥大,特别是袖子,总是肥得可以容下一条大腿。清代与民国时期,马褂的区别除流行色不同外,最主要的区别是袖子的长短。内行人从马褂袖子的长短可以断定马褂的时代,影视剧中清代人穿民国马褂的破绽,就是这样产生的。“满族人以骑射著称,在林海雪原策马驰骋,必须有足以挡风御寒的服装,而上下身连成一体的掩襟长袍,上可遮挡胸前背后,下可盖住两腿,左右开衩又便于上下马匹,窄袍袖在射箭时灵活利落,又可以套上坎肩、马褂,接上护手的毛皮”袖头“清代演变成宫服上的箭袖,俗称”马蹄袖“,无一不是适应当时环境和生活特点的结果。由于它确实比明朝服饰简便实用,很快就被汉人男子接受,直至民国年间仍是男人最普遍的中式便装。官员绅商、文人墨客穿着体面大方,农村的车老板等常出门在外的人冬天穿棉袍仍是为了御寒。”过年期间,长袍马褂既是身份的象征,也成了实用的代表性服装。

“清朝时期,妇女服饰形成满、汉服饰并存的情况。满族妇女以长袍(旗袍)为主,汉族妇女则以上衣下裙为时尚。嘉庆、道光以后,镶有花边的衣衫趋于窄小,长度也明显缩短。下身除穿裙外,里面也要穿裤子的,但裤子多为小裤管,裤口镶有花边,并用腿带子将裤口扎紧。宽口裤子要是穿出家门被人看见,会被人笑话。一则是认为不检点,二来因为过去冬天取暖多用炭炉或煤炉,室内为了通风,不得不将门窗留些缝隙,冷风会从缝隙吹进室内,用中医的眼光看,这样风邪会入侵体内,用腿带子将裤口绑好不失为良策。从光绪年间起,由于穿裤子行走做事更方便,妇女穿裙的逐渐减少。过年时,穿着红色裤、袄的妇女多了起来。”

民国女子:旗袍改良显婀娜

汉族女子穿旗袍,则是民国以后的事。清朝满族妇女的袍子有一个从简朴向华丽变化的过程。乾隆以后,皇帝后妃和八旗贵族女眷的袍子,不仅面料讲究,而且身前背后都装饰着彩绣、平金的花卉、蝴蝶、彩凤、福寿等图案,襟口、袖口、下摆、开衩等边缘的“绦子”有织有绣,越镶越多;在式样上也有所改变,最明显的是袖子由窄变宽,靠袖口的里子绷上一尺多宽的绣花缎片,空的时候翻卷过来露在外面,称为“大挽袖”,颇显华丽富贵之气。这样漂亮的服装,不能不引起汉族女子的羡慕,但不“在旗”人家的妇女,无论家里有多少钱,也不能穿这种“高档”服饰上街。其原因不仅是制度、风尚方面的限制,还在于她们的“三寸金莲”比不得旗人妇女穿高底儿鞋的大脚,穿上袍子也美不起来。因此,那时的旗袍确是“名副其实”。

民国以后,特别是1925年末代皇帝溥仪被赶出紫禁城后,旗袍才真正在妇女中普及。先是一些照相馆有了旗装照相的业务,很多非旗籍妇女也去试个新鲜。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后,从女学生、女记者等‘摩登女性’开始,把旗袍作为时装穿上了街。经她们领导潮流,追随的人逐渐多了起来,到三四十年代进入极盛时期,旗袍成为中国妇女的最普遍服装。不过,民国以后时装旗袍已对清末‘旗女’所穿的‘老古董’作了许多改变:中国妇女的服装,在裁制时多采用直线,胸、肩、腰、臀完全呈平直状态,没有明显的曲折变化。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后,中国妇女有了‘曲线美’的意识,一改传统习惯开始将衣服裁制得称身适体,这种服装不仅装有垫肩、硬领,而且放大了胸裥。领子的样式、制作的方法和合用的面料等,也都随着时代不断变化。旗袍变化主要集中在领、袖及长度等方面。先是流行高领,领子越高越时髦,即使在盛夏,薄如蝉翼的旗袍也必配上高耸及耳的硬领。转而又流行低领,领子越低越摩登,当低到无法再低时,索性穿起无领旗袍。袖子的变化也是如此,时而流行长袖,长过手腕;时而又流行短袖,短至露肘。至于旗袍的长度,更有许多变化,曾经流行长式,走起路来衣边扫地;后来又改为短式,短至膝盖,甚至将大腿露出。那个时代的妇女,冬天当然也会穿上鲜艳的棉旗袍,但也有穿着短袖棉旗袍出门的,不过她们会披上一件保暖的斗篷,遮挡住凛冽的寒风,成为当时时髦女性的流行穿着。虽然旗袍这几年有些‘重温旧梦’,但斗篷却始终回不到往日的辉煌。

男子:西服革履吹洋风

清朝灭亡、民国建立的第一年,新政府就将西服与中式的长袍马褂并列为官定“礼服”,如此一来,与世界接轨多时的天津,立时成为西式服装的t型台,燕尾服、西装、高顶帽又成为了过年的新宠。就像如今的赶时髦一样,与洋人接触,穿西装成了新的规矩。即使一些老派的大家庭,主人外出也都换上西装以示庄重,回到家再换回长袍马褂。

当年最有名的西装裁缝都来自宁波,被称为“红帮裁缝”。上个世纪20年代小白楼一带专售洋酒罐头、日用杂品的商店有裕恩永、祥泰义、福兴太、大昌和等,裕恩永初设在英租界中街南端,由于业务兴旺,后在海大道(今大沽路)增设分店,在分店对过有独特的小商店天香室,经理曹天佑是上海人,这个商店以经营针头线脑(小百货)驰名于小白楼。像天香室所出售的商品,在过去是肩挑木提盒、手摇小鼓串巷的小贩才卖的,而有门面的座商干针线买卖的还是少有的。所卖的针全由德商世昌洋行进口,早年做西装、军服、制服的一级技师,有小白楼江夏里的何庆昌、法租界的王阿明,都是宁波人。何庆昌做西装手工精细,完全合乎于英国绅士派,合体大方。当时英租界工部局巡捕制服一律由何庆昌包做,故而他和工部局关系密切,每当他出门坐包月车上街,英国巡捕见他都行礼以表尊敬。为什么把宁波裁缝称为“红帮裁缝”,这里还有一些历史的原因,古时中国以天朝自居,西洋外国被称为“外番”、“红毛国”,所以制作西洋服装的中国裁缝就被称为了“红帮裁缝”。

长袍有单袍、夹袍、棉袍之分。单袍就是俗称的“大褂”。

马褂,身长齐脐,袖长齐肘,四面开杈,穿起来很是宽松,特别是身材魁梧之人,

坎肩、衬衫、袄、裤、短打儿、腿带

帽子,便帽、风帽、将军盔、毡帽、恭喜帽、鸭舌帽

天津人的穿是各成系列的,除去成人装的,童装更是百花争艳。

月科儿服 做成带大襟的道袍式,不能用新布,用穿过的衣服改制而成,不钉扣,不钉绊,只用带子系上,下穿开裆的连脚裤。

百家衣、被

蓝紫裤

孩子在百岁或周岁时穿的服饰,由孩子的姑姑亲手做,一条腿是蓝色,一条腿是紫色,取“拦子”谐音,意为将孩子拦住,免得灾病缠身。天津有“姑蓝紫,永不死”的俚歌。

五毒衣

儿童在端午节时穿的衣饰,背心式。用黄布或黄绸做成,上绣蝎子、蜈蚣、蟾蜍、蛇、壁虎,可避毒虫叮咬。

肚兜、围嘴儿、屁股帘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