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过日本电影《东京大地震》吗？我以为那是至今世界上对地震的恐怖表现得最为惨烈的一部灾难片。但它并非出自虚构，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是世界著名的一震，顷刻间将东京都化为废墟，死亡近30万人。那个时候的东京都总共才有多少人呢？

如果没有看过那部电影，现在你随时去东京，还照样能感受得到那次大震的绪余。我于2003年11月中旬在东京停留了五天，五天里竟赶上了两次5级左右的地震，真可谓三天两头的就要晃悠一下。

一次是刚到东京的第二天下午，我们正在一个日本作家的客厅里聊天，房子突然唏哩哗啦地摇荡起来，我身后有个精致的柜子，感到有小东西落到后背上。但对面的主人面带微笑，纹丝不动，只是怕柜子倒了会砸伤我，请我站起来用后背顶住它。摇荡结束后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继续我们的谈话。

第二次是在隔了两天之后的夜里，睡得好好的猛然被惊醒，门窗乱响，床铺摇晃……我住在新大谷饭店的15楼，是洁净舒适的套房，厅倒是靠里，卧室则贴近窗户，不晃的时候看东京都的夜景很不错，碰上闹地震悬在这样的高度就不好玩了。要知道我是经历过唐山大地震的，夜里抱着一双儿女向外跑，赤脚踢上了木头，竟把右脚大拇指的指甲掀掉了……你想想，在异国他乡又这样被晃悠醒了，还能再睡得着吗？开灯看表是凌晨四点，外面很安静，饭店的总服务台也没有通知或压惊之类的电话打来，我只好打开电视机，日本的新闻播报倒很及时，通报了刚才的地震是5.0级，震源是哪里、震中是哪里我已经记不住了。

之后我离开东京都去关西，在大阪又赶上了一回地震。这些是我感觉出来的，我没有感觉到的还不知道有多少次，据日本的统计资料显示，他们全国每天平均要发生四次地震。不然也不会被称为“地震之国”。

我在日期间一直想一个问题：这么频繁的震荡，对这个国家以及这个民族的性格不可能没有影响，这是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外人说的不算，先看看日本人自己是怎么说的。日本著名思想史和文化论学者、日本思想史学会会长源了圆，在《日本文化与日本人性格的形成》一书中说：纵断日本本土的中央山脉，由此派生出的众多支脉和与之交错的无数火山，把日本分割成几个部分，在气象上兼有热带性和寒带性双重特征。突发的台风，频繁的地震，又带有很强的季节性和突发性，这就培养了日本人“台风式的忍从，在持续反复的忍从中每一瞬间都隐藏着突然爆发的可能。总结日本人的国民性格，便是静穆的激情，战斗的恬淡。丰富而外露、活泼敏感、于变化中见沉静，且持久。相反也造就了日本人易疲劳、无持久性，崇尚昂扬的感情，又忌讳执拗……这使日本人的性格具有柔软的、适应力强的特征，也削弱了日本人的长期计划力。因而不会产生耗费千百年才完成的万里长城和大圣堂式的建筑。”

难怪日本人喜欢榻榻米，凉席一铺，进门都是炕，省却了床和许多箱子、柜子。一是不怕震，二是震坏了不心疼，重建起来也简单方便。即便是京都德川家康的二条城，又称“元离宫”，并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其实就是一座巨大的木房子，里面用木隔断根据居住者的级别分成大小不等的房间，不论什么房间无一例外都铺着榻榻米。木板墙上有壁画，但房内没有多少摆设，不要说和中国的一些王宫相比，就是和一些大财主的豪宅相比都显得非常俭朴、洁净。

这倒在其次，是外在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生活在这种环境下日本性格，源了圆所说的“台风式的忍从，在持续反复的忍从中每一瞬间都隐藏着突然爆发的可能”……1945年战败之后，日本“忍”了许多年，尽管“心里对历史问题一直有很多想法，却认为还是不说为好而保持了沉默。”现在则觉得可以把自己想法说出来了，又是要改宪法，又是出兵伊拉克……再加上过去经济上的成功，这便染上了“大国病”。鉴于日本人是世界“步行速度最快的”民族，有人就说他们是“慌慌张张地建成大国”。那他们为什么要当大国？为什么非要争世界第一？莫不是又要“爆发”点什么？

还有，日本对其在二战中的恶行，几乎从没做过真正的忏悔。有时不得不说上几句，过后又推翻，半个多世纪来就这么反三复四，惹得深受其害的东南亚诸国十分恼火。我也一直想不明白，日本为什么会这样呢？读了源了圆的书才知道，“地震性格”也表现在日本人缺乏罪恶意识上：“战争中，盛行的‘拨释’人们大概仍记忆犹新吧。这种将罪与恶‘随波流去’的生活态度至今仍未消失。在这里看不到祈神释罪的深深忏悔……”（见此书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的第57页）。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在接受新加坡记者采访时说：“日本硬得像一根铅笔芯，但这根铅笔芯太狭窄。与中国相比，日本给人一种难以理解和没有明确方向的印象。”是啊，地震的晃悠不是人工的定向爆破，会砸向哪里谁能说得准呀？经常生活在晃悠中的人，想要脾气不乖戾、不反复无常，恐怕也是相当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