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还记得他吗?记忆同健忘一样总是有选择的。
被人忘记,不正是他近几年来所追求的结果吗?他好像成功了。也许是因为历史原本健忘。历史果真如此健忘未必是好事,一个丧失了记忆的民族也就失去了过去和未来。也许是因为他当初身居要职时谨小慎微得过分,不显山不露水。虽掌管着全国的工业和交通——国民经济建设中举足轻重的两大块,却从未轰轰烈烈过,从来不是风云人物,人们对他的记忆本来就不够深刻。
他可以安安静静过普通人的生活了。
在我们这个视政治为生命、注重政治履历的国家里,他曾经染了那么一水,可算是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他还能成为真正的普通人吗?
我一直在打听他的消息。
1987年初,天津机械厂召开表彰大会。厂部给为数不多的几个厂级先进人物准备的奖品是纯羊毛毯。当厂长念到孙健的名字时,他脑袋“轰”的一下。20年转了一圈儿,又回来了,跟过去的生活接上了茬儿。当年他曾经多少次上台发言,接受奖状,厂级的、局级的、市级的,先进生产者、红旗突击手、劳动标兵,他获得的荣誉可不少。而如今天机厂的群众又连续三年都选他当先进,但最高只能当到厂级的。厂长们不敢把他的先进事迹往上面报,怕给他帮倒忙,弄巧成拙地被市里批驳,甚至惹出麻烦。不出厂门口就由天机厂的职工和领导说了算。尽管孙健是位奉公守法的公民,是天机厂的中层干部(技术改造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由厂级领导挂名,他抓全面工作),经过党员登记他仍是中共正式党员。但他毕竟是从国务院副总理的位置上走到天机厂来的,这一变动是非常的,不能以实心实意的公事公办去触动政治上的敏感部位。
大礼堂里响起《运动员进行曲》,先进人物该上台领奖了,孙健却犹豫着。前两年发奖都是蔫捅,没有这么张扬,如今人们讲究的是实惠而不是形式。他上台去,有种莫名的不安,怕工人笑话,怕被人议论和指指戳戳。不上台去,又没有理由,也会让别人多心、疑心。事后他对我描述当时是怎样下决心的:
“我是谁?是老百姓。我就应该是我自己,一个普通的干部。不应该把别人以为你是什么样子,应该是什么样子,曾经是什么样子当成你自己。上!”
当他从厂长手里接过奖品的时候,工人们为他鼓掌好长一阵子,其热烈程度在工厂的大会上很少见。有人还站起来喊:
“应该!”
“孙头儿,你这个先进名副其实!”
他又站在台上了,又面对着热情的群众。他没说一句话,笑得像哭。毛毯很暖和,把他的前胸焐热了。他超越了自身的限度,向世界重新证实了他的存在。
人民的记忆就是历史。原来群众一直在关注着他。
1985年初,上面来了精神,孙健可以当个中层干部。厂长把被称为“天机厂重点的重点、天机厂的未来和希望”的那个工程交给了孙健——投资4000万元,全部引进德国的设备,两年后成批生产摩托车发动机。
孙健要求他的办公室成员每天提前十分钟上班,晚十分钟下班,任劳任怨,干实事,讲效率。他自己每天则提前半小时进厂,打水扫地。紧张时他就吃住在厂里。在中国办事之难尽人皆有体会,何况是办一件大事!孙健丢掉所有的心理负担,以一个兢兢业业的业务员的姿态重新打入社会。每天脚不拾闲,上至市政府、各部委、区局等大机关,下至厂矿、街道、个体商贩、农村包工队。用技改办公室干部田大凯的话说:“孙主任不愧见过大世面,到哪儿去都不怵阵。”上级机关里有不少孙健过去的上级、下级和熟人,他忘记了过去,以新的最基层办事员的面目出现,反而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因为谁也不会忘记他曾经是本市管工业的书记,曾经是国务院副总理。是中国人同情弱者的善良天性使然?还是由于欣赏他重新投入生活的勇气?大家都尽力帮助他解决问题。因为人们见惯了能上不能下的干部,下来以后不论是出于骄傲,出于不满抑或是出于自卑,反正是架子不倒,再也不会开辟新的生活领域了。人已经死了,活着的只是他的影子,充其量是个“会走路的骨灰盒”。孙健则相反,处处证明他还活着,有生气。
孙健的妻子摔断了腿,家里无人照顾。吃饭的时候他赶回家做饭,服侍妻子吃完饭,再骑车赶回工厂,该干什么还去干什么。他的风格是中国式的,有传统的毅力,具有献身精神。谨慎细致,不爱激动,不说走板过头的话。不管多累多急多气,从来没有跟人红过脸,吵过架。他好像死过一回,活转来变成了一个宽容的更热爱生活的人。他的声音甚至不带性格特征。每月的奖金发下来他绝对搞平均主义,全室每人一份,数目也一样多。同事的家里有病人。他定去看望。年轻人的爱人生孩子,他会送去小米。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当过大官的孙健为什么没有娇惯坏自己的脾气和身体?工作又苦又累,他根本不觉得苦,反而觉得比过去轻闲多了。他一直在第一线没松过套。当天津市工业书记的时候,他就跑下去看过近600个企业,是第一线的书记。进京后第一次参加国务院会议,***总理给副总理们分工时说:“孙健最年轻(当时他39岁),多到下面跑跑,花三年时间掌握情况,便于今后工作。”他仍然是第一线的副总理。
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盖起了近两万平方米的三层楼主厂房,安装好设备。天津机械厂又一项拿人的产品——摩托车发动机正式投入生产。机械局基建处的同志讲:“这个大楼有一半是孙健的。”
我闻讯找到天机厂,孙健却调走了。现在是中国机械工业安装总公司天津开发区公司的“经营经理”——多么时髦的头衔儿。每月工资升到97元。他当副总理的时候月工资62元,由于单身在京每天补助伙食费九角。1985年之后他连跳三级,才调到了97元。不过,现在这97元也许还不如过去那62元经花。
我打听到了他家的地址,在一个炎热的下午拜访了他。
“没有太大的本事,只混下一个好人缘儿”
我在一大片地震前盖的老楼群中找到了“七十七号”。从外表看这房子实在不怎么样。我向站在楼洞口的一位老太太打听孙健住在几楼,老太太尚未开口,一楼的一个房门开了,是孙健听到声音迎了出来。
我吃了一惊,不是惊奇他有什么变化,而是惊奇他没有变化,与十几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他时几乎没有什么两样。皮肤黝黑,没有褶子,身材不高,微胖——或者说还称不上胖,只是看上去很结实,且行动利索,有股沉静的力量。生活中悖逆层出,为什么没有给他留下痕迹?至少外表是如此。我真没有想到。
正巧他的妻子庞秀婷也公休在家,怀里抱着才刚出生几个月的孙子。我开玩笑说:
“添丁进口,你好福气。”
这位红旗垫圈厂的工人显出一副老实厚道的气质,却也不无得意:
“大女儿生了个小子。大儿子也得了个小子。”
“你们不是还有个孩子吗?”
“二小子刚上大学二年级。”
“行啊,你们算熬出来了!”
“大女儿高中毕业就参加工作了,大小子大专毕业,二小子上的是本科。”
我咂摸这话的意味。子女的“步步高”是不是说明这个家庭的政治、经济情况正在好转?
他们住着一个偏单元,阴面儿的小房间10平方米左右,搭着一张大床,有几件旧式家具。阳面儿的大房间有14平方米,收拾得完全像个简单的小会议室。除了墙角的两个小书架(里面放着马恩列斯毛刘周朱等经典著作和二十四史)和另一角上的冰箱,其余的家具就全是沙发,一对三人大沙发,一对单人沙发。沙发上罩着套子,扶手和靠背处在套子外面又垫了毛巾,用大号别针固定在套子上。由此也可看出这个家庭的勤俭和风格。屋里很整洁,水泥地面擦得一尘不染。我问孙健:
“你难道还经常在家里召开会议吗?”
他说:“我自己家的人口就不少,到我家里来的人更多。特别是家乡的亲戚朋友,来天津旅游、订货送货、做买卖,不愿住旅馆,都是在我家里安营扎寨。白天,这间屋里可以吃饭待客,晚上打开沙发是两张大床。”
他们夫妇都是河北定兴县人,乡亲自然少不了。陈永贵不是也曾经常为家乡的“旅游团”找旅馆、租车、买票,成了昔阳县和大寨的农民驻北京的办事员吗?
“我没有什么太大的本事,几十年来就混下了一个好人缘儿。”
他1951年来天津内燃机厂学翻砂,以后成了一名地道的铸工。他当过生产组长、班长、车间主任、团委副书记、保卫科长、党委书记,几乎在所有的台阶上都站过。从副总理的位子上跌下来以后,他要求回内燃机厂。市里管分配的同志却叫他去天津机械厂,这个厂对他不熟悉,估计麻烦会少一点。但仍然有些不放心:
“内燃机厂的人会不会到天机厂贴你的大字报?”
“不会”。
“你这么肯定?”
现在他走进内燃机厂没有3个小时出不来,工人们都愿跟他说几句话。但从不问他到底犯了什么错误,他也从不讲过去的事情。只有一个工人实在忍不住了,问过他国宴上有几道菜。
刚到天津机械厂的时候,他去趟厕所,工人们也在背后议论:
“孙健,别看当过副总理,大小便去公共厕所,不去党委的厕所。”
他每天从家里带一盒饭,早晨吃掉这盒饭的1/3,中午吃掉另外的2/3。有时在厂里吃午饭,总是排队买一碗豆腐脑、四两大饼或四两馒头,一共花不了两角钱。工人们问他:
“你怎么老吃这个?”
他回答得很坦然:“这对我的胃口,也符合我的经济条件。”
他去起重设备厂买吊车,厂长正在接待外国人。听说孙健来了,叫供销科把他扣住,非要请他吃饭。这位厂长过去在机械局生产处工作,有一次到市里开一个长会,散了会已是晚上八点多钟了。大雨如注,他和另外两名基层干部饿着肚子在门洞里等待雨停。孙健出来撞见,让司机先送他们三个,自己等在宾馆的门洞里,小事一桩,孙健记不得了,别人却记得很牢。此类事情还有不少,他倒霉以后开始收到回报。
他刚回到天津,市里要召开一个小范围的批判会,参加会的人都是区局以上的领导干部。机械局的党委书记尹敢坐在第一排。此人曾是孙健的老上级,以后又变成他的下级。见到他走上被批判台,立刻站起来,伸出手:
“老孙,身体怎么样?”
“挺好,谢谢!”这件事该轮上孙健记一辈子。那是什么时候,什么气氛,台上坐着市里领导干部,可谓众目睽睽。尹敢正应该跟自己划清界限,他却跟自己握手打招呼……
***送桃,吃也不是,扔也不是
孙健见到我,无论是他,还是我,都无法不谈过去。说来荒诞,促使我们相识的竟是***。
当时我是天津重型机器厂锻压车间的负责人。我的车间里有一台自己制造的6000吨水压机,是那个时候天津工业的“代表作”,国内外的重要人物到天津来都要去视察一番。厂部通知我,***要来视察,全厂进入一级战备。全车间700多人停产打扫卫生,给道路两旁的杨树刷上白粉,新修一个高级的厕所——当时不知为什么,老把***跟厕所联系起来,接待***必须要有个好厕所。车间的厕所,老天呐,不习惯车间生活的人是难以忍受的。厂部还把招待食堂装饰一新,改做接待室,找来全厂会念诗,会唱歌唱戏的人。准备得太周到了,***点什么有什么。晚上也不许我回家,住在车间里随时等候命令。于是心里更紧张,惟恐哪儿没想到,临时出事。李**夫妇来的时候,由于事先没向工人交代好,大家一窝蜂围过来,使来视察的人变成了被参观的对象。***来的时候刮大风,车间顶上的窗户没关好,玻璃摔碎,如万箭齐下,险些没把亲王的脑袋给开了。纪登奎陪着另一个***来的时候,正要进行操作表演,天车的链条突然断了……
几天后市委工业书记孙健来检查接待准备情况,我们自然就认识了。其实我早就知道一点关于他的情况:他在内燃机厂当铸工时连续七年不回家,父亲和妻子儿女都在农村,住一间土改时分的破房,冬天透风,夏天漏雨。父亲病重,妻子上侍候老,下照顾小,还要下地挣工分,积劳成疾,身体也很虚弱,以后他被提拔到机械局当负责生产的革委会副主任,局里派人到他的老家调查,调查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孙健在天津好赖也算个人物,想不到家里如此艰难,回到局里向领导汇报:“只有孙健才能忍受这种困境,再不解决就要给社会主义抹黑了。”机械局出面把他的家属调到天津,安排庞秀婷当了工人。孙健当市委书记,她是工人。孙健当副总理,她还当她的工人。孙健倒台了,她仍旧是工人。我所以记住了孙健这个名字,是因为他讲稿的题目吸引了我——《朝着共产主义大目标,两步并做一步跑》。他是全市“活学活用***著作积极分子”,他的学习体会是登了报纸的。
孙健通知我们,第二天上午9点钟***来视察。厂党委书记跟我约定,***一进厂门口就从传达室给我打电话,我便指挥工人出炉锻造。75吨的大钢锭在炉里烧了好多天了,就等着表演给***看。
第二天早晨7点钟,全厂就从一级战备进入临战状态。那个时候“全民皆兵”,我们厂的民兵有师、团、营、连、排的建制,大家喜欢用军事术语赶时髦。8点30分,其他没有接待任务的车间大门上锁,不许工人出入,免得围观***。9点,10点,11点,12点,全厂像傻老婆等痴汉子,心在嗓子眼儿提溜了4个小时,没见***的影儿,也没有得到市里的任何消息。解除警报吧,怕她会突然大驾光临,打个措手不及。不解除警报吧,这样傻等下去也不是办法。各车间开锁,先让工人去食堂吃饭。大家在心里埋怨孙健,怀疑是他故弄玄虚把我们给耍了!
下午3点钟,孙健风风火火地来了,说***一会儿就到。对上午***为什么没有来,没有一句解释的话。我怀疑他是否知道真正的原因,也许***故意虚晃一枪,不让别人掌握她的行踪。“一会儿”就真能到吗?“一会儿”是多长时间?大家嘴上不说,心里已经懈怠了,不再像上午那样紧张。孙健像个高级通讯员,给我们送完信儿又急急忙忙走了,他还要把相同的内容通知另一个工厂,***视察完我们厂还要去那里观察。看来受折腾的不只我们一家。工人们说,孙健是给***蹚道,如果有地雷、有刺客,替***先死。他也够辛苦的,身为工业书记,不是陪着***视察参观,而是像个小跑一样地蹿来蹿去。工人干部终归要受气。
连“一会儿”都不到,突然又来了两卡车解放军,进厂后跳下汽车急速散开,把住了大门口、各个路口和通向锻压车间的大道。看来人家对早就站在那里的警察并不信任。
这回要动真的了,我让工人们各就各位,该上场了。
庞大的车队出现了,威风八面,其气势压过了以前所有到我们厂来过的参观者。他们下车后,工人们看见***的随员里有许多熟脸的人物。党委书记请***先进接待室,书记要亲自向她汇报全厂的工作情况。接待室里有吃的、喝的,集中了全厂的尖子人物。***刚迈进去一只脚,看见里面红红绿绿的气氛,立刻抽腿转身,嘴里嚷着:
“我要看工人,看你们那个大机器!”
大概市里头头在她面前把6000吨水压机狠命吹了一通,让她只记住了那个“大机器”。计划全打乱了,参观队伍浩浩荡荡地奔我的车间来了。天车钳着通红的75吨的大钢锭,在水压机的重锤下像揉面团一样。无论是什么人在这种气势面前也会被震慑。车间里一片通红,参观者站得远远的,所有暴露的地方还被烤得生疼。
党委书记把我介绍给***,让我汇报车间和6000吨水压机的生产情况。我只讲了几句就觉得不对头,她眼睛盯住你,似乎听得很专心,其实根本没有听进去,或者听不懂、没兴趣。不知她心里在想什么,有自己固定的思路,你正讲到半截儿,一件事还没有说完,她突然插上一句别的与此不相关的什么话,提一些让你哭笑不得的问题。跟她讲机器,讲生产,简直是白费劲。我改变策略,用最简短的有兴味的介绍,引导她去多看几个地方。
6000吨水压机只是车间的一个工段,另外还有2500吨水压机、锻工、热处理、粗加工等四个工段。让她看我们不是目的,让我的工人们看他们才是目的。特别是跟在***后面的那几位明星,平时老百姓花钱也看不上。为了接待他们全车间忙乎了一个星期,他们来了以后工人们还要坚守岗位,摆出一副大干苦干的样子,不准走动,不许围观。我再不把***领到工人面前,让大伙瞧上她两眼,将来群众会埋怨我的。最要命的是看守高级厕所的两个女工,保卫科还特意关照她们,寸步不得离开,这有关***的安全。工人中喜欢恶作剧的坏小子不少,他们挖空心思想钻到高级厕所里去排泄一番,“***的厕所”——这太有诱惑力了,想体验一下排泄时其痛快程度有何不同。两个女工要挡住这些人,保护好厕所。当***来方便时要服务周到,男警卫进不来,***的安全也由她们负责。***走后还得拆掉马桶,搬走瓷盆,恢复生产调度室的原面目。忙得屁滚尿流,***并无去厕所的意思。当她准备撤退的时候,我让人赶紧通知两个守厕所的女工,警报解除,赶紧出来看看她们准备服务的对象。
我把***送到车间门口。***问身边的人:
“还要去哪里?”
被***改过名字的市委第一书记答话:
“按计划您不是还要去视察发电设备厂吗?他们都准备好了……”
***打断了他的话:
“不看了,不看了,我累了,我要回家。”
车队一溜烟地开回宾馆了。不知有没有人通知发电设备厂和孙健?他们还在傻等着呢!
我松了一口气,总算应付过去了,没出大乱子。今天晚上回家好好睡个美觉。
快下班的时候孙健又来了,提出要给***送礼,让我用不锈钢打了两块键,处理后用铇床铇光,上面刻上字:一块送给***,一块送给***。放在一个极精致的呢绒盒子里,周围再放上两种不同的铁刨花。忙乎完又到下半夜了。
孙健进京后一直没有见到***。在一次讨论经济形势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常务副总理把他介绍给***。***说:
“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了!”
孙健紧张了,急忙解释:
“您工作很忙,我不敢去打搅。”
“活该!”***气呼呼的。
孙健有点慌神:“活该”是什么意思?是说她自己工作很忙活该呢,还是咒骂他不敢去看她是活该?不管是什么意思他必须去看望一次***。
让秘书联系了几次,终于得到允许,到钓鱼台去了一次。回来时拿着一个***送的桃,恭恭敬敬地将桃放在办公桌上。别看就是一个简简单单、普普通通的桃,却不敢把它的意义理解简单了。什么意味深长呀,虽是一个桃却重如千斤呀。两天后桃开始糜烂,他感到不好办,便把秘书边少林找来:
“首长送的桃,烂了怎么办?”
“这桃又不是金的、银的,细菌钻进去能不烂吗!”
边少林原是天重厂的年轻工人,也曾管我喊过几天师傅,跟孙健的关系比较随便。他们至今还是经常联系的朋友。
孙健担心的是让桃烂掉容易被人误解成对***的不尊敬,甚至惹出不必要的麻烦。吃掉它似乎也不是好办法,但比扔掉要好。他对小边说:
“要不,你把它吃了吧。”
“首长送给你的,还是你自己吃吧。”
第二天那个桃就不见了。不知是吃了,还是扔了?孙健没说,别人也不问。
上去糊涂 下来糊涂
糊涂到家 就是明白
我问孙健:“你是怎么被相中当了副总理的呢?”
“我也不知道。经过的手续是这样的:先是政治局研究,报***批准,再交十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由***总理提名被选为副总理。”
“手续齐备。当时我听到一种说法,在中央的领导群中上海人太多,为了便于协调和平衡需要在天津选一个副总理。”
“不知道。”
一问三不知。他不是有意守口如瓶,确实说不清楚。那个时代的主要特征就是莫名其妙和让你一言难尽。
“我一直都是夹着尾巴做人,从不搞特殊。钓鱼、打猎、玩玩闹闹的事更从不沾边。无论到哪里去从来不要开道,自知是小马拉大车,水平不够……”
他愿意干实事,能长期忍耐。他手下的秘书和那几个工作人员对他的感情也是复杂的:一方面觉得他是好人,没有架子;同时又觉得跟着他倒霉。别人的首长有许多丰富美妙的活动,最诱人的就是调来内部电影看看、出国、搞到各种各样的好东西。这些好事都没有孙健的份儿,他似乎摸不着大门,即使想看电影也不知到哪儿调去。
他打发那点少得可怜的业余时间,是动员工作人员种白菜,种大葱,亲自做示范:怎样培土、浇水,施什么肥,间隔多大为宜。工作人员当面不会顶撞首长,背后骂他一声“土老帽”是理所当然的。
谷牧问他:“你怎么还不把家属接来?”
孙健说:“你这当师傅的还不知道有这么一条规矩吗?学徒期间不许带家属。”
他把自己当成一个真正的学徒工。但是心情并不像说的这么轻松。他必须严格自我控制,谨小慎微,忍受意想不到的困难和微妙复杂的斗争,在老百姓眼里他身居高位,其实他并不掌握政治漩涡深处的底蕴。他从来不敢春风得意,靠的是身上那股坚韧的气质。当市委书记不久就得了失眠症,升为副总理后愈发严重了,紧张时整夜清醒。糊涂的清醒。
“***”垮台后他又干了两年,1978年夏天他正在外地检查工作,接到电话,通知他停职检查。
他的世界开始缩小。才40多岁的他只能是属于过去了。世界多变,难有永恒。他要求回天津。他还能选择,不是很不幸。幸好他还没有染上骄傲的恶习,虽然要为那三年的副总理生活付出昂贵的代价,但他相信自己的风格和人品并未受到政治与权力的严重毒害。他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能为自己的灵魂当一半家就很不错了!
孙健回到天津要隔离审查,但允许庞秀婷来见他一面。他对自己善良、温顺、胆小的妻子讲了三条:
“一、我不会自杀,我对自己心里有底。二、相信现在的政策。三、你从来都是我的靠山,这次更得依靠你,别人说我什么也别当真,带着孩子好好过日子。”
任何职务都是暂时的,家庭是永久的。
孙健从来不给人以强者的印象。他的性格是顺从自然,默默地接受和理解命运。凡是发生的就应该发生,有些事情不能细究,不必非问出个为什么。知道太多太细不仅没意思,反而会被污染。过去对别人也许有趣,对他可是有趣到没有趣的地步了。相信物质不灭吧——事情糟透了就会开始变好。
他一走进天津机械厂,就闻到了那种熟悉的生命的气味——浓烈刺鼻的机油香,铁腥,烟火热气。生命原是要不断受伤,不断复原,不断地创造,不断地被创造。世界上没有永恒的东西,烦恼和痛苦也是如此。因为生活不会停顿,很快又吸引了他的心灵。
严重的失眠症在被监督劳动中一下子好了。不要说晚上睡得踏实而深沉,就是中午,饭碗一放,或躺或坐,不消10秒钟就能入睡。年轻人在旁边甩扑克、聊大天,丝毫不影响他的鼾声。
有人说打呼噜是男人的歌。这歌声标明孙健渐渐恢复了内心的宁静和饱满,作为一个正常人的力量又开始复苏、生长、壮大。至于他的智慧更不会衰老,而且恢复力惊人。必须行动起来,只有行动才能培养起对自己的信心,才能真正的投入生活。没有行动的人是“彻底完蛋”了。
孙健用行动证明自己又属于这个世界了,而且他的世界在不断扩大。这位循规蹈矩的前副总理结交三教九流,拉买卖,签协议,为了在商品经济的竞争中做优胜者,甚至学会了送礼,小到烟酒,大至毛毯(又是毛毯,不知是天津毛毯出名,还是天津气候寒冷,人们喜欢毛毯)。孙健眼下所在的“天津开发区公司”,年产值指标是60万元,仅他揽来的一项工程就可完成200万元。他的上司刘总经理说:“老孙一来我们这里就活了!”
祝他好运。
1988年7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