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结核病的恐怖
世界卫生组织,从来没有就癌症的发生和发展趋势向全球发布过紧急通告,也没有为发现艾滋病毒而发不紧急通告。但是,1993年6月,在伦敦举行了紧急会议之后宣布:“全球进入结核病紧急状态,结核病在世界100多个国家蔓延,上升为造成人类死亡最多的疾病,成为全球第一大致命的传染病!”
紧急通告还说,全球约有17亿人被隐性结核菌感染,占世界人口的1/3。每年还有新发病人800万,死于结核病的是300万。如果不在全球范围内采取积极措施,借用哈佛大学医学院《1998年关于结核病的报告》里的话说:“结核病将传播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此后每年因结核病丧生的人数将达到3000万。
最可怕的还不是有这么多人感染了结核病菌,而是这些结核病人中有近1/3的人得的是用现代医疗手段治不了的耐药性结核病。这就是说,现在的结核病发展趋势正在重新成为不治之症。
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结核病曾经是不治之症。到60年代,人类用抗生素治疗此病,一度极为有效地控制了结核病的发展。当今的地球人想说明什么问题都喜欢以美国为例,那我们也来看看美国的结核病情况。在过去的33年中,他们的结核病发病率每年降低6.7%,有些结核病院已经撤销了。可是,到1986年以后,结核病发病率开始回升,每年增加2.6%。从1998年开始,美国各州和联邦政府机构,加强了对边境的严密监视,安装了新型x射线装置,使用上最先进的筛选检测设备,简直是如临大敌。然而,他们的目标并不是恐怖分子的渗入和走私者的夹裹。美国人要防范的是致命的正在大举进入美国边境的结核病菌。又岂止是美国,在欧洲的14个国家中有9个国家的结核病患者增加,它们是瑞士、丹麦、意大利、挪威、瑞典、奥地利、荷兰等。而且,在这些结核病患者中有相当多的人患的是“耐多药结核病”(mpr—tb),又称“多重耐药性结核病”——像雷米封等西药曾经是治疗结核病的特效药,现在对“耐药性结核病”却不起作用了!
目前估计全球感染了多重耐药性结核菌的人数有5000万,1994——1997年,国际防痨病协会对全球35个国家进行耐药性监测,美国纽约的耐药性结核病人达到30.1%,印度是33.8%,尼泊尔是48.0%……
那么,中国呢?
中国有结核菌感染者近3.3亿,现有肺结核病人590万,其中感染了“多重耐药性结核病菌”的人数不会少于30%。全国每年死于结核病的25万,是各种传染病死亡人数总和的2倍。
“结核”是富贵病还是穷病?
也许有人会问,肺结核是富贵病,还是贫穷病?也就是说,富人得此病的多呢?还是穷人得此病的多?
一种观点是富贵人家得此病的多。世界上最著名的肺结核病例,都非等闲之辈,最著名的要属林黛玉过早地香消玉殒。谁也不能说,黛玉小姐是穷人吧?
林黛玉是小说里的人物,怎么可以用来支持一个医学论点?如果是这样,那中国治肺痨最好的药方就是鲁迅开出来的:馒头蘸人血。这是他在《药》这篇小说里写的,里面得肺痨的人可是个贫苦人家的子弟。即便以林黛玉为例,她心强体弱,生性敏妙,再加上长期寄人篱下,多疑多愁,经常抑郁不舒,焉有不得病之理?
心性过于敏感脆弱,偏又压抑着精神的人,自然容易患肺结核。这方面最典型的病例应该说是波兰著名的作曲家肖邦。自1938年被确诊患有肺结核之后,肖邦和他的情人乔治·桑就被迫经常改变居所,有时不得不躲到山上的修道院里去。肖邦曾这样描述他的住处:“我的房间就像一口巨大的棺材,房顶落满了灰尘,窗户很小……”在那个年代,肺结核病人要受到社会严重歧视和排斥,乔治·桑在《马略卡的冬天》这本书里说:“我们变成了人们恐惧和害怕的对象。他们指责我们有肺结核,以西班牙医学界的偏见来看,这种病在传染方面和鼠疫是一样的。”
肖邦去世时只有39岁。
由于得病的人著名,使这种病也出了名,肺结核仿佛成了“名人病”。
其实,还是穷困潦倒的人得这种病的多。最近从《参考消息》上看到,前苏联监狱里肺结核流行,一个叫比诺格拉夫的自行车惯偷,18岁那年被关进了监狱,一年后被告知染上了结核病,他吓得浑身发抖,因为他看到周围的人在一个个地死去。又过了一年,比诺格拉夫彻底绝望了,因为他身上感染的是无特效药医治的抗药性结核病菌,这种结核病人即便是在欧美国家设备先进的医院里也难以治愈。
自以为能上天入地无所不可的现代人,突然发现,许多年以前困扰人类的一些可恶的传染病正在死灰复燃。曾在欧洲肆虐数千年的结核病,正从前苏联的监狱里向外蔓延开来。结核病是通过空气传染的,只要接近带菌者就有被传染的可能,而人满为患的前苏联监狱,便成了结核病菌繁殖的温床。
美国公共卫生研究所的专家说(真是奇怪,爱管闲事的美国人几乎没有他们不知道的事情),前苏联监狱里的囚犯大都染上了结核病菌,而每年从监狱回到社会上的人大约有30万,这些人中估计有1/3的人感染的是抗药性结核病菌。
惨啦,惨啦!
命运引导和鼓舞人类,又嘲弄人类。今天的命运应该能使人类清醒,重新认识自己的道路:任何结果都有理由,发生的一切都有其缘故,因此是必然的。
但愿自作聪明的现代人,不光受欢乐的控制,也接受痛苦的制约。根据欢乐和痛苦决定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
被烧死的中国女孩
我要命也想不到,都到了这种年月啦,居然还会发生这样的事!
1998年8月2日的清晨,贵州省有名的贫困地区普定县西北面的大山里,有个土庙乡朱家村,在村外一块草坎上架起了一堆柴火,四周满山满田里围站本村的男男女女、大人孩子。不一会儿,本村的农民朱某,他的连襟刘某,还有本村专会掐尸入殓、操办丧事的贾某,用滑竿抬着朱某17岁的女儿来到草坎中央。
这个女儿两年前得了肺结核,当地人叫“干痨”,一下子全村人都躲着他们,走到哪里背后都有人在指指戳戳。朱某把家里仅有的一头牛和两只猪卖掉,带女儿到县里治病,钱花光了,女儿的病却没有治好。他认为这个女儿是来讨债的,“干痨”治不好,日久天长若再传染给小女儿就更惨了。
朱某便跟妻子商量,不如一把火将大女儿烧了干净!他妻子居然也就同意了,还哄骗女儿是去姨家里呆几天——于是就有了上面提到的那种场面。
一到烧人现场,看见阵势不对,姑娘本能地感到了危险。但她骨瘦如柴,已经没有反抗的力气,只是挣扎着滚下滑竿,问她的亲姨夫:“姨爹,你们要做哪样?”
刘某再混蛋,这时候也哭了:“送你归天呢,儿!”
姑娘一阵惊恐,立时吓瘫了。向着站在几步外的亲爹嚎啕起来:“爹,饶了我吧,我不想死!饶了我吧,爹!”
此时的朱某,难受归难受,心疼归心疼,竟面目恐怖地向刘某和贾某下令动手,把姑娘放到柴火堆上,点着了大火……
这样的事怎么能瞒得住,有人给捅到了公安局,第二天警车来把三个火烧活人的家伙给铐走了。朱某的妻子又急又怕,当场一口气没上来竟活活吓死了,也许是出于自悔自责,悲痛过度而死。
后来,朱某被判了12年徒刑,另外两个人都被判了11年徒刑。
一个完整的家庭就这样在顷刻间坍塌了,只剩下15岁的小女儿。姐姐被烧死后她的境况不仅没有得到改变,反而更糟了,村人们依然像逃避魔障瘟疫一样地躲着她。她也确实早就感染了结核病菌,手心潮腻,身淌虚汗,四肢无力,并伴有阵发性咳嗽……但不能向别人说,每天躲在自家的房子里不能出门,等待着她的又是什么呢?
子宫在哪里?
这是从最近一期《文摘报》上抄下来的题目,讲的是一位妇产科的医生做流产手术时,找不到该流掉的孩子,误把子宫当孩子给拽下来了。
还有,吉林一位盖姓男子,在做b超检查时竟查出体内有子宫,且“大小如常,回声均匀”。沈阳一家医院给已经死了数天的“病人”照常打针吃药……
在《人命关天》一书中披露了这样一些数字:有20%至30%的结核病人,在来到结核病医院之前都有被其他医院误诊的经历。为什么这些过去连乡村的游方郎中都能诊断的常见疾病,在现代医院的高级别医生手里反而诊断不了呢?
原因有二:
一、过于依赖现代检验和监测技术,使自己的诊断水平和观察能力下降,即所谓现代化程度越高医生的技术水平则越低了。
二、医生缺少人文精神,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对生命的责任感。因之发生了失衡状态,用美国生理学及医学奖得主卢里亚的话说,“原本是人与人之间的医学故事,变成人与金钱的故事和人与机器的故事。”焉有不出事故之理?
医学包含着两块内容,一块是技术科学,一块是人文关怀。中国医学向来属于“仁术”,仁爱、生生、恻隐之心与遣方用药同样重要。医生也跟其他人一样,都要经历生老病死的过程,都有体验病人角色的机会,不了解和不关心病人痛苦的医生怎么可能成为好医生?
可惜,重技术轻病人的医生却越来越多。
为此,历史已经深刻地教训了人类。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达到匪夷所思的地步,人类的麻烦可曾减少?人类的痛苦可曾减少?
似乎倒更多了。
战争、饥饿、高温干旱、洪水泛滥等人为的和自然的灾害姑且不论,单讲人的病痛,不也是更多了吗?一个肺痨好像已经被降服住了,却突然又卷土重来。还有癌症、艾滋病以及许许多多五花八门的怪病,似乎在证明着一个老掉牙的辩证关系: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现在,该说到这篇短文的正题了。目前全球有3100万人感染艾滋病毒,其中1/3合并有结核病。1/3的艾滋病是死于结核病。
这可真是祸不单行啊!
印度的艾滋病毒感染者中,2/3合并有结核病。
中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我们有庞大的结核菌感染者,眼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也已达到30万至40万人,预计到2005年将达到100万人。一旦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合并结核病,将对我国结核病控制造成极大的威胁!
惟愿医疗界能将误诊率减少到最低限度,提高对结核病合并艾滋病的诊断,及时地进行隔离和治疗。
则国家幸甚,百姓幸甚!
麝香
世界濒临物种的保护组织设在亚洲的监督机构通报我国,仅今年1-5月,从中国走私到日本的麝香多达1.41万两。自1978年以来,走私到日本的麝香至少有4.4万两。
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我国国家药材部门同时期从传统麝香产地四川、西藏、青海收购量的总和。
日本是无麝国,而近年来日本的中药业却乘风直上,所需的大量麝香完全依靠从中国内地途经香港走私输入,制成药后又大量倾销世界市场。中国丢了麝香,反过头来又花高价从日本进口成药,比如“救心丹”,就是用麝香为主要原料。仅此一味药,日本每年在国际药品市场上就创汇8000万美元。
这个数字,超过了中国年出口近千种丸散膏丹的全部换汇额!
我们怎么会蠢到这个地步?
国家也曾动用价格杠杆试图改变这种局面,1公斤麝香的国家收购价上调到1万元,黑市价格却随之上浮到6万元。调价不仅未能保护麝香资源,反而雪上加霜,把野麝推到了万劫不复之地。
获取1两麝香,至少要猎杀10只野麝,4.4万两就意味着有44万只珍贵的野麝已经毙命!
麝香其实是鹿科动物的腺囊,其香气过于浓烈,几乎近于恶臭。麝俗称獐,存放麝香的腺囊就生在雄獐的肚脐眼上。所以猎杀者必须一枪封喉,否则雄麝一旦发现自己处境危险,便会首先咬破自己的香囊——这是一种对人类了解深刻,又非常刚烈可敬的动物。
许多这类的报告中都有触目惊心的描写。屠杀者们为了弥补自己枪法不准造成的损失,就在地上下套,满山沟里铺成天罗地网,獐子无论大小公母,无一幸免。早先是麻绳子套,赶上阴雨天有两三个月就腐烂了。现在则改用编渔网用的尼龙绳,支上以后两三年还张着,早晚套住为止。獐子被套上以后就拼命挣扎,越挣越紧,当场勒死。不光是獐子,凡长蹄的动物都没法跑,只是近三四年,在四川的茂汶、宝兴、南坪等几个县,獐子套连大熊猫也套死了,少说有十几只。
“越少越贵,越贵越捕,越捕越少——这态势已经成为套在药用野生动物脖颈上越勒越紧的绳索。”在西藏与四川交界的阿坝、甘孜等一些历史上出名的产麝区如今已成为无麝区。
麝香被称为“百药之王”。一旦麝香消失,将造成270种传统急救中成药的停产,从而引发整个中成药精华部分的“雪崩”,那是中国中药业的一场大灾难。
《本草纲目》里收入的动物药材有444种。谁能说得出现在还剩下多少种?
我们只知道生产“羚羊感冒片”的地道原料、新疆塞加羚羊已经绝迹了,因此影响了120种中成药的疗效。牛黄是人造的,虎骨、犀牛角是替代品……病人抱怨,好医生开出了好方子,却抓不齐药。医生抱怨“病明方准药不灵”,因为中成药本身也“病”了!
许多年前,一位老中医就大声疾呼:“中医将毁在中药上!”
这绝非危言耸听。古罗马、古埃及、古印度三大传统医学,不都先后失去光彩,默默地被淘汰了吗?对比他们,我们曾无比骄傲地宣称,历经数千年人类文明的筛选,惟我中医药始终岿然不动!
——如此下去,这样的信心我们还能保持多久?
钱对药的验证
中药者,中国之药。
可是,我们今天还敢说,中国是中药大国吗?
每年在国际市场上,中成药的贸易额高达150亿美元,中国却仅占其中的3%。就在这3%中有70%以上是药材,而不是成药。日本倒在中成药的国际市场上占了90%的份额,连韩国的中成药出口量都超过了中国。
日本从中国大量进口中药材,用生物、化学及物理等先进的科技手段提取有效成分,进行定性、定量的科学分析,而后制成口服药、片剂、针剂、胶囊,轻而易举地打开了传统中成药长期未能打开的国际市场。以中国家喻户晓的“六神丸”为例,日本人利用科技优势对其配方加以分析,改进传统的制作方法,还加入丹参、沉香等制成所谓畅销国际市场的“心脏灵药”。每年中国进入国际市场的中成药贸易总额,竟赶不上日本这一味药的销售额!
难怪日本人扬言,21世纪,中医中成药将改名为“东方医药”。而日本,就是“东方医药”的霸主。
我国每年的药业总产值约为1250亿元,只相当于英国一家葛兰索制药集团的年销售额。这也不能全归罪于中药的落后,我们的化学药品中,据说不少是外国药的仿制品。
目前,还没有一味中国药在国外获得专利。
新中国成立半个世纪啦,而德国、日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重新强盛起来又用了多少年?我们的制药业还如此落后,实在是说不过去了!中药的落后,就更是匪夷所思了……自神农氏尝百草、黄帝著内经开始,中医中药历经数千年,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今天怎么会失去了应有的光彩呢?
科学技术落后固然是一个原因,我们国内对中药材缺乏管理、质量退化、材质变异才是更重要的原因。我们不自重,越是急功近利,却越是赚不到钱。比如,全球约有70%的中药材产自中国,为什么销售收入却只占全球该项销售总额的3%呢?滥施低级农药,残留污染严重,这样的药材很难直接进入国际主流市场。只能低价卖给外国收购商,他们重新加工后再卖,其价格高于在中国收购价的十几倍。“肉头”都叫外国商人赚走了,最后是外国的制药厂家赚大头,我们辛辛苦苦跟着瞎忙活!
世界中药材的市场明明在我们手里,长期以来却不知道爱护,不懂得扶植自己的名牌,树立产品威信,滥采乱种,你争我夺,以至于砸了自己的牌子。如地道的黄芪在内蒙古,偏偏让内蒙古的黄芪越来越少;地道的地黄在河北,河北的地黄却出不了口……自古中药就有著名的六大产地:关药(东北)、冀药(华北)、淮药、浙药、川药、云药。
我们真的连老祖宗给创出的牌子也保不住了吗?
注:洛林十字是国际抗痨协会的标志。
写于2001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