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为作家编书,这对一个文人来说,是极高的褒誉了。记得郭老晚年,唱和领袖,连篇累牍,甚是卖力;可未见对其作品(除了抗战时期的《甲申三百年祭》外),有什么只言片字的称道。相反,倒有“十批不是好文章”、“劝君少骂秦始皇”之类的讽喻。王渔洋则不同,诗写到被皇帝亲自编纂的地步,那还了得,有了这份殊荣,他不想当官也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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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为作家编书,这对一个文人来说,是极高的褒誉了。记得郭老晚年,唱和领袖,连篇累牍,甚是卖力;可未见对其作品(除了抗战时期的《甲申三百年祭》外),有什么只言片字的称道。相反,倒有“十批不是好文章”、“劝君少骂秦始皇”之类的讽喻。王渔洋则不同,诗写到被皇帝亲自编纂的地步,那还了得,有了这份殊荣,他不想当官也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