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笔下的“烛影摇红”疑案

汉字中的这个“弑”，专用于卑幼者对于尊长者的杀害。

下属把皇帝杀掉了，子女把父母弄死了，要用准确的汉语来表达，就得用“弑”。由于我国有数千年封建史，登上龙位的帝王达三百多位，被“弑”掉的数量不少。因此，这个“弑”字，在汉语系统里，便和“朕”、“陛下”、“寡人”、“万寿无疆”、“万岁万万岁”一样，成了最高统治者的专属词汇。

当然，所有当皇帝的，都对这个“弑”字不感兴趣。相反，所有想当皇帝的人，对这个“弑”字，总是情有独钟。阿q在未庄的大街上嚷嚷造反造反，要革这伙妈妈的命，心中也有这一个“弑”字在的。你别瞧不起他，他未必不敢当皇帝，他要坐在金銮殿上，照样人五人六。

英语中相当于这个意思的词汇，与汉语不尽相同，他们还加中国文人的活法以弑君（regicide）和弑父（patricide）的区分。我一直不解，方块字难道会比英语粗疏吗？后来我悟出来了。原来西方历史中的封建统治时期，比我们短，帝王少，被弑者也少，出名的有英国的查理一世（charles i），法国的路易十六（louis xvi）；不过，他们那里，逆伦者大概要比讲孝道的中国多得多，所以，弑皇帝和杀父母要分用两个词汇。

希腊神话中有位俄狄浦斯王，此人就是最出名的弑父者。杀了爹以后，还娶了自己的娘，居然生出来四个儿子，真是生猛得厉害，对比较古板的中国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弗洛伊德的一本书，《梦的解析》，将“恋母情结”，称为“俄狄浦斯情结”，即由此而来。这个词汇，老外堂而皇之挂在嘴边，说出来不觉得不好意思。中国这块土壤，臣弑君，家常便饭，小事一桩，儿弑父，比较个别，甚为罕见。因为，不孝，或忤逆，是要被社会诅咒的，人神共弃的乱伦行为，更为天理难容。所以，汉字就无必要如英语那般精确，专门造一个类似patricide（弑父）的方块字，一个“弑”字，也就够用了。

所以，一提“弑”，在中国，专指皇帝脑袋搬家。被“弑”，很不快活，外国有断头台，喀嚓一刀，头颅跌落下来，即使痛苦，也是瞬间之事。而中国皇帝被弑，推翻者绝对不会让万岁爷死痛快的。勒死，淹死，毒死，闷死，吊死，烧死，不一而足。南唐后主李煜，就是被宋太宗赵炅，用其毒无比的鸩酒弑掉的。酒中下的鸩，史称“牵机药”，不知何种化学成分，不让你马上死，而是要你慢慢地死，不让你消消停停地死，而是要你手足相绞，前后扑，抽搐不止，在无穷痛苦的折磨中，耗到死透为止。真是残酷，鬼知道赵炅用的是一种什么药，估计已经失传了，要不然，元、明、清诸帝，会放过这样一种折磨文人的绝招？

李煜，作为诗人，是超一流的，赵光义若不杀他，至少有更多的佳作，留给后世，所以，遭遇这种其实是农民的君王，也是文学老弟弑兄该当何罪活该倒霉的一劫。但作为皇帝的李煜，三流都不及格。赵匡胤派大将曹彬，打到这位昏君的家门口，才想起抵抗。可抵抗派早被他听信谗言处置掉了。剩下的满朝文武，都是投降派，于是，我们这位诗人，白衣白褂，拱手纳土归顺。

宋太祖，要大度些，封他一个违命侯，羁押在开封府，至少还有写“最是仓皇辞庙日，挥泪对宫娥”的自由。宋太宗，心胸狭窄，***对他评价不高，说他“总不省”、“不知兵”、“无能”，所有无能的人都嫉能，所有无才的人都嫉才，所以，即位后第三年，就将其鸩死，够他妈狠。说句迷信的话，宋太宗最后不得好死，也是作恶多端的报应。“后主作小词，有‘一江春水向东流’之句，太宗恶之”，或说：“太宗使徐铉私见煜，煜太息称，当初悔杀潘佑（就是主张抵抗的将领）。及太宗问铉，铉不敢隐，因有牵机药之赐。”（近人陈登原《国史旧闻》）

赵炅堪称弑帝专家，不但弑掉了已经臣服的李煜、刘、钱俶诸帝，还弑了自己的老哥大宋开国之君。此人特擅鸩毒之一道，是个恐怖杀手。中国封建社会的宫禁之中，诸如鸩酒、巫蛊、厌胜、符谶等等黑暗文化，是西方那些希腊、罗马、拜占庭、奥斯曼等庞大帝国的君主，望尘莫及的。他们的宫廷政变，无非行刺、暗杀、决斗、角力，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很小儿科的。

这位诗人，被虐杀的痛苦程度，在中国非正常死亡的文人中，大概要算头一份了。我至今弄不懂赵炅出于什么动机，要如此狠毒地收拾他？想来想去，一个原因大概就是女人了，谁教李煜有一个漂亮的小周后呢？偏偏被这位大兵出身的宋太宗相中了。也是时下一些新贵，粗粮吃腻了，换换胃口，想吃细粮，玩一玩具有文化品位的女人，来点情调什么的古代版。经常一顶小轿，将美艳的小周后抬进大内，一住好几天，玩个够，才放回来。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赵炅权力欲的恶性膨胀，所形成的赶尽杀绝的变态心理。你曾经当过皇帝，现在虽然不当了，但未必不想再法当皇帝。所以，可怜的诗人，只好喝下这盏鸩酒，死得难看了。

皇帝其实不好当，觊觎他位置的人，也就是想“弑”他的人太多太多。但有史以来，还是有很多人想谋得这个有可能死得难看的可怕差使，尤其庄稼地里的农民兄弟。一部《二十四史》中数百次揭竿而起者，无一不是铤而走险的农民，因为横竖活不下去，还不如将皇帝弑掉，自己来当。一有无数金钱可用，二有无数女人可睡，何乐而不为？宣泄性欲和攫取财富，是为造反或革命的原动力，大致不错。

1927年，***勤工俭学不成，回到湖南老家考察农民运动，用“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句话，鼓动“痞子”起来造反。但他也看到这些“革命先锋”，是如何想在“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的性诉求。在那篇著名的调查报告中，这几句闲笔，倒是对农民革命家入骨三分、切中要害的心理描写。

农民穿上了龙袍，还是农民，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小农经济思想，像血型一样，至少他这一生，万难改变。巴尔扎克说过，不经三代的熏陶，成就不了一个贵族；同样，不经三代的蜕变，即使当上了皇帝，也还是换汤不换药，新鞋走老路的农民。试看近年来，因贪污而被枪毙的部级、副部级、以及大量司局级的案犯，一查，贫下中农甚多，而且，搞女人，搞票子，均为贪得无厌、永不满足的双搞好手，也证明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痞子精神”，是靠不住的，若不改造小农思想支配下的人生观，是决不能成器的。

赵匡胤、赵匡义（即赵光义，赵炅）兄弟，行伍世家，大兵出身，武装起来的农民，趁周世宗死后，孤儿寡母可欺，发动兵变，一举成功，赵老大得以披上了黄袍。大概权力这东西，如海洛因，上了瘾，无法自拔，尝到甜头的他，舍不得把龙椅交给其弟也来坐坐。赵老二在兵变中最卖力，没当上皇帝，本来窝火，等了十几年，不见动静，更急得五脊六兽。凡权力，皆诱惑，极大的权力，极大的诱惑，使得赵家老二，敢冒极大的危险，逼宫夺权，弑兄接位。这就是发生在公元976年（太祖开宝九年）冬天里那出悲剧的根本原因。

在多子女的家庭中，老大要宽厚一些，因为他出生时，没有竞争者，得到的是百分之百；老二来到人间，最多也只能得到百分之五十，纵使父母偏心，多也多不到哪里去，逼得他必须精明一些。因此，赵匡胤要憨厚些，赵匡义要刁蛮些，大概近乎事实。赵老大若及时发现其弟急不可待之心，主动礼让，也许不至于被赵老二“弑”掉。但赵匡胤最后说出“好做，好做”这句话，可以猜想做兄长的，终属厚道，还是做出让步，准备满足老二一心染指帝位的欲望。

从不足凭信的稗史演义，也能看出赵匡胤有这种大度的可能，这当然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愿有识者指教。记得旧时看过一部古装影片《千里送京娘》，赵匡胤为主人公，那汉子能够义不容辞，单骑匹马，千里迢迢，不避男女之嫌，护送一个毫无干系，只是被他搭救的异乡女子，回返家乡。我很钦佩，因为我做不到，尤其那样一个美丽的小姐。所以，我坚信，如此丈夫气概的赵匡胤，将帝位让出来，交给心急如焚的老弟，是做得出来的。

英雄救美，千里相送，本应是一则非常浪漫的故事，最后，由于赵老大的封建道德，江湖义气，导致一出香消玉殒的悲剧发生，真让人遗憾。这种假道学，肯定为今人所不取。但也看出赵匡胤的诚信，真朴，厚德载物的人格力量，与其急功近利的老弟，迥然相异之处。一路上，她骑马，他步行，晓行夜宿，朝夕相处，从太原到蒲州，一个极标致的女子，对这样一个极伟岸的男儿，又是如此倾心关注她的人，是无法不动情的。先是一再暗示，后是索性挑明，赵匡胤倒也诚实，承认自己绝非铁石心肠：“贤妹，非是俺胶柱鼓瑟，今日若就私情，一片真心化作假意，惹天下豪杰笑话。”拒绝了赵京娘的一片情。

明末冯梦龙的《警世通言》，描写赵匡胤为红脸汉子，赋予他强烈的性格特征。因为在国人的印象中，凡红脸汉，无不赤胆忠心，无不义薄云天，关云长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可惜那时的黑白电影，拍不出他那“面如噀血”的精彩画面。但这部影片中，他那不为情动，坐怀不乱，一诺千金，不畏强恶的人品，在当时民族危亡关头，多少具有弘扬正气的作用，该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作品了。

现在，我已想不起是谁主演的了，也记不得影片中的插曲怎么一个旋律了。

赵老二就差点劲了，无名氏的《赵匡义智取符金锭》（见《全元戏曲》），一出场就是一个纨绔子弟形象，逛花园时，与符家小姐一见钟情，一拍即合，两相情愿，互订终身。而赵老大么，此公的感觉神经，实在迟钝。那赵京娘，为了使他明白自己说不出口的心意，“要公子扶她上马，又扶她下马，一上一下，将身偎贴公子，挽颈勾肩，万般旖旎。夜宿又嫌寒道热，央公子减被添衾，软香温玉，岂无动情之处？”尽管百般挑逗，赵老大兀自冥顽不化。“公子生性刚直，尽心服侍，全然不以为怪。”（见《警世通言》）

赵匡义不会犯这样的傻。当一个无赖，抢了赵匡义的彩球，强娶符金锭时，赵匡义岂能示弱，他是那种想得到什么，就必然要弄到手的强人，怎会甘心服输，召唤弟兄，附耳过来，口授妙计，三下五除二，一顶花轿坐着他的铁杆哥们，将这个求婚者打得屁滚尿流，另一顶便轿，用金蝉脱壳之计，抬着新娘子，洞房花烛，缔结良缘。所以，赵老二之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弑”兄以得帝位，也就不必奇怪了。

于是，他决定夺权了。

宋代文莹的野史笔记《续湘山野录》，描述了弑兄的整个过程：“急传宫钥开端门，召开封王，即太宗也。延入大寝，酌酒对饮，宦官宫女悉屏之。但遥见烛影下，太宗时或避席，有不可胜之状。饮讫，禁漏三鼓，殿雪已数寸。帝引柱斧戳雪，顾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带就寝，鼻息如雷霆。是夕太宗留宿禁内。将五鼓，周庐寂然，无所闻，帝已崩矣。”

大雪天，急召开封王，显然不仅仅是邀他来宫里喝酒的，摒除一切闲杂人等，分明是有重要的话题交涉，不可能单是叙叙兄弟情谊。烛影下的历历镜头，很可能是赵匡胤从坚决拒绝交权，到终于在不情愿的状态下，同意退位的过程剪辑。让不耐再等的老弟，过皇帝的瘾，对赵匡胤来讲，是痛苦的割舍。所以才有在院子戳雪的动作，这是一种宣泄，表明他丧失掉最高权力，绝不是很开心的。然而，作为一个红脸汉子，还是勉励赵老二“好做好做”，终究肉烂在锅里，皇帝还是姓赵的在做。

但是，凡心黑者，无不手毒；凡手毒者，无不往死里整。赵老二懂得，在最高权力的争夺战中，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既然走出第一步，就没法止住脚。这世上哪有心甘情愿拱手让位的皇帝，要不将他“弑”掉，江山只怕坐不牢靠。万一他懊悔了呢？想到这里，一不做，二不休，将毒药下在他的酒杯里，只有让他彻底蒸发，方为上上之策。

那夜，开封城，下着好大的雪，被弑者很快鼾声如雷地睡死过去，弑兄者悄没声地离开了禁宫，脚印马上被厚雪覆盖住，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王府，这就是史书上的“烛影斧声”的千古疑案。

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拥立新主的“苦迭打”，导演是赵匡义，不过字幕上没有打出来罢了。“受禅之事，本起仓卒，其实乃太宗与赵普主谋”（王鸣盛《蛾术编》），“是故太祖之有天下，太宗之力为多”（恽敬《续辨微论》）。大戏开场时，赵匡胤一下子进不了角色，颇有点被动。赵匡义，加上赵普那个村学究，加上石守信、王审琦等几个行伍弟兄，擐甲执兵，敲开他的门：“诸将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逼着他当这个皇帝。

宿酲未消的他，吓得跳下行军床，显然很狼狈，众人哪管这些，“即被以黄袍，罗拜，呼万岁，掖乘马南行”。懵里懵懂的他，被人劫持着，一路呼啸，从前线回到开封。周世宗柴荣的孀妻弱子，哪见过这种刀枪林立的兵变阵仗，早乱了方寸。即使到了此时，赵匡胤还没有找到当皇帝的感觉，认为自己依旧是周世宗的殿前都检点，一位应该秉承太后懿旨的军头。所以，一见到当朝宰相范质，腿软心慌，“呜咽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为六军所迫，一旦至此，惭负天地，将若之何？’”（《续资治通鉴》）

元人罗贯中有出杂剧《宋太祖龙虎风云会》，就写陈桥兵变中赵匡胤初当皇帝时的情景。到底不愧为《三国演义》的大手笔，简直小菜一碟，把赵匡胤捧着烫手山芋，不知如何当皇帝的尴尬，写得活灵活现。

这时候，柴荣的孤儿寡妻，已经拱手禅让，只求留条命在，可赵匡胤还是一口一声地“太后”、“幼主”，这场面，有点别扭，更有点滑稽，不过，情有可原，干什么行业都要有见习期，当皇帝也得有个熟练过程。罗贯中为他设计了一大段唱词，类似西方歌剧的咏叹调：“不争这老鸦占了凤凰巢，却不道君子不夺人之好？把柴家今日都属赵，惹万代史官笑。笑俺欺侮他寡妇孤儿老共小，强要了他周朝。”将这位天上掉馅儿饼，正巧砸在头上的幸运儿，心里面那一份不安和忐忑，侥幸和恐慌，快活和紧张，不知未来和手足无措的懵懂，都和盘托出来。

因此，赵匡义理直气壮地朝他讨这个皇帝当。公元959年，赵匡胤黄袍加身，某种程度上坐享其成，是他老弟给他披上的。因此，我想，这哥儿俩，早期可能有一个轮流坐庄的君子协定。等到坐上龙椅，享受到权力的盛宴以后，老兄欲罢不能，不想履行诺言。“太祖既与太宗同得天下，则太祖传子，自无以服太宗之心”（恽敬《续辨微论》）。于是，老弟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召他进宫时，那鸩药就揣在怀里了。

权力诱惑，常使人目迷五色，失态失常，罔顾一切体面尊严人格道德。在我熟悉的这个无足称道的文人圈子里，那狗屁大的一点权力，也让一班无聊之士，钻营竞逐，排挤角斗，厮杀争夺，咬啃得不可开交的。幸亏赵匡义的鸩药失传，不然，多少次的追悼会大概都开过了。

看来，赵老二在开封府肯定有一间秘密的鸩毒制造工厂，产品不止一种，他下在赵匡胤酒杯里的鸩药，更属尖端。不但死得没有痛苦，而且死出焕然一新之感，真是太神奇了。据《续湘山野录》：“太宗受遗诏于柩前即位，逮晓，登明堂，宣遗诏罢，声恸，引近臣环玉衣以瞻圣体，玉色温莹如出汤沐。”

如此看来，这是一个酝酿已久的阴谋，一切显然都按照早就拟定的脚本进行。

“癸丑，帝（赵匡胤）崩于万岁殿。时夜四鼓，皇后使王继恩出，召贵州防御使德芳（赵匡胤之子）。继恩不诣德芳，径趋开封府召晋王（赵匡义），见左押衙程德元坐于府门与俱入见王，王大惊犹豫不行曰：‘吾当与家人议之。’久不出。继恩促之曰：‘事久，将为他人有矣。’时大雪，遂与王雪中步至宫。继恩止王于直庐，曰：‘王姑待此，继恩当先入言之。’德元曰：‘便应直前，何待之有？’乃与王俱进至寝殿。（皇）后闻继恩至，问曰：‘德芳来邪？’继恩曰：‘晋王至矣。’后见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贵，勿忧也！’”

修正史者，多为名列庙堂的官员，对于人和事，褒和贬，一字着笔，往往思量再三，持极审慎的态度。他们对于家国的盛衰兴亡，人物的悲欢离合，也不是心如枯井，无动于衷的，但提倡什么，反对什么的主流意识，总是要约束个人感情的弛张。野史作者，多为藏身山林的文人，情绪用事，过犹不及，容易沸腾，容易爆炸，容易在笔墨中透露出爱憎分明的态度，所以，这种不受官方箝制的民间话语，或许比正史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

即使从毕沅《续资治通鉴》以上这段文字，也有许多耐人寻味之处。王继恩，怎么说也应该是赵匡胤的嫡系心腹，不然不会让他当大内总管，现在却左袒赵匡义，显然早被收买，成了他埋伏在老哥身边的特工；程德元，似乎是赵匡义的私人医生，半夜三更，大雪纷飞，坐在王府门口等候，更是匪夷所思的行动。皇后不得不走当年柴荣孀妻的老路，只求饶命。近人陈登原在《国史旧闻》中案：“太祖病在壬子，次日癸丑即死，且不及医人一脉，又时当十月，亦无急性疫疠可能。李焘《长编》记太祖后，泣告太宗，母子之命，尽托官家。毕氏《续通鉴》，则记太祖后泣，见晋王至，愕然。何为而泣？何为愕然？事固不难言也。”

谁知是不是王继恩私开宫门？谁知程德元是不是制鸩专家？还有那个“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在这次政变中扮演什么角色，都是大有疑问的。

宫廷里的权力斗争，从来是刀光剑影，血雨腥风，赵匡义的政变，无论怎样掩人耳目，仍是疑窦丛生。尽管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在《涑水记闻》这部记载宋代早期史料的著作中，对这个“兄终弟及”的过程，采取了讳莫如深的态度，但《湘山野录》、《建隆遗事》、《东都事略》等野史，不持官方立场，就没有这种导向上的顾忌了，给后人留下了线索。即使以元代大臣脱脱主修的《宋史》说法：“太祖崩，帝遂即皇帝位”，《辽史》说法：“宋主匡胤殂，其弟炅自立”，一个“遂”，一个“自立”，字里行间，看得出正史也认为赵匡义取得帝位，并不是正常的继承。明代张燧说过：“艺祖舍子立弟，亘古未有，烛影斧声之疑，恐难置喙于后世也。”

赵翼《廿二史札记》认为：“角力而灭其国，角材而臣其人，未有不猜防疑忌而至于杀戮者，独宋实不然。”他认为，这是“宋太祖、太宗，并包天下之大度。”其实，这笔账算不至赵炅头上。

他在“斧声烛影”以后，登上帝位，南唐，吴越，南汉等周边割据政权的降服者，相继暴卒，死得十分蹊跷。据姚叔祥《见只编》：“李后主以七月七日生，七月七日毙，钱俶以八月二十四日生，八月二十四日毙。各以其生辰死者，盖猜忌未消，皆借生辰赐酒，而毒毙之也。”那个生怕喝鸩酒的刘，何其警惧，结果还是进宫吃了御赐的宴席后，得急症而亡。西蜀的孟昶，据《国史旧闻》：“昶为惨死，但观其母不哭可知，与姚叔祥所记李煜、钱俶之死，当为相同。”孟昶五月乙酉抵开封，六月庚戌卒，死得也飞快了一点，那时，赵匡胤尚在，估计负责慰劳这位降主的赵匡义，又请他喝了鸩酒。

赵炅对待已经降服的死老虎，尚不肯放过，必除之而后快；那么，对于活老虎，其弟廷美，其兄子德昭、德芳，这些有条件，有本钱，跟他也能玩一玩“苦迭打”游戏的血亲，从他弑掉老哥那一刻起，就不打算放过的。这一点，太祖后很清楚，她说母子之命，系于官家，赵炅还假惺惺地说共享富贵，其实，流出几滴鳄鱼泪的同时，也在生死簿上，给这三位画了勾。

这个消灭政敌的过程，真可怕。公元979年（太平兴国四年），德昭被迫自杀；公元981年（太平兴国六年），年仅二十三岁的德芳，突然夭亡；公元984年（雍熙元年），廷美在忧悸成疾中死去；还有一个廷俊，太宗根本不承认是兄弟，说是来历不明的带犊子，自然也就不知所终。由于他把所有可能危及他统治权力的亲属，分别用各种残忍手段，一一加以屠灭，赵氏皇族中间的白色恐怖，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以致他自己的亲生儿子元佐，也受不了频繁出现的惊吓，害了一场大病，最后成了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

最后，这位权力狂人，箭创复发，五内俱焚，死于非命，似乎也有一点罪有应得的意思。

强烈的权欲，驱使人堕落，驱使人无恶不作，这对赵炅来说，是绝对应验了的。

康德曾经说过：“掌握权力就不可避免地会败坏理性的自由判断。”这是针对一般握权者的泛泛而言。而那些怀着私念、私心、私欲、私利的握权者，就更麻烦了。因为，即使是芝麻绿豆大小的权力，到了这些人的手中，也可能注入一份邪恶，而权力愈大，邪恶愈多，谁知道会制造出一个什么样的对人对己的灾难后果呢？

我想，历史所以成为一面镜子，就是能够给我们一点清醒。

若是权力加上清醒，足够大的权力，有足够多的清醒，赵氏兄弟的悲剧，大概是不会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