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著有诗集《钤山堂稿》，是个正经八百的诗人
明朝大奸臣严嵩，其实是个正经诗人。他的诗，应该说写得不错，甚至可以说写得不俗。
当个奸臣也颇不易，为臣本难，而为臣还要奸，真得有点功夫。严嵩与周作人的命运不同，是属于因人废文的一种，谈到他的名字时，不会想到他除了奸臣的名分外，还具有诗人的身份。
明·沈德符撰《万历野获编》载：“严分宜自为史官，即引疾归卧数年，读书赋诗，其集名《钤山堂稿》。诗皆清利，作钱刘调，五言尤为长城，盖李长沙流亚，特古乐府不逮之耳。”然后，他的结论是：“故风流宰相，非伏猎弄獐之比，独晚途狂谬取败耳。”从这同时代人的评论看，严嵩的诗，说不上非同凡响，但不同于一般，是可以肯定的。对作家来讲，能够写出有别于他人的作品来，就很足以自豪的了。
此人活到八十多岁，与周作人差不多，是一位长寿文人。我觉得，时下某些上了年纪的作家或诗人，终其一生，还未必能达到严嵩在《四库总目提要》被论及的水平。隔代以后，后人们谈到他名下的《钤山堂集》时，还认为他的文学成就，“在流辈中乃独为迥出”，能够在清朝的皇家典籍中，获得如此评价，可见其作品确实有独特不俗之处。《明史》称他：“为诗古文辞，颇著清誉。”这也是个相当褒扬的说法。
严嵩在江西老家分宜县一个叫钤山的地方，面壁十年，苦读诗书，声誉卓著以后，也就“文而优则仕”，被召回来京城做官了。“进侍讲，署南京翰林院事，召为国子祭酒”。一个读书人，囊萤凿壁，悬梁刺股，熬到国子监首脑这样尊崇的位置上，也就是学术界、文化界的顶尖人物了。在封建社会里，当别的什么官，是比较容易的，只要有钱，有势，有关系，有门路，有裙带的援引，能巴结攀附，摇尾示好者，没有不达到愿望的。但要在翰林院混事，肚子里只有《三字经》、《百家姓》，或英文abc之类，恐怕还是不行的。即或扛着圣旨去了，坐在杏坛上，我想，那被众文人干着的滋味，那假充内行的心虚状态，那说不了三句就露馅的尴尬，也会是挺受罪的。从这点看，奸臣归奸臣，坏蛋归坏蛋，严嵩在文学成就上，是货真价实的。
要不然，“居南京五年，以贺万寿节至京师”，就不会把他留下来了。当时，“会廷议更修《宋史》，辅臣请留嵩以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董其事”，要他领衔修史。这是个油水不大，但享有崇高威望的荣誉差使。看来，他当时的文望与人望，比之后他两朝的周作人，任伪华北政府教育总署一把手时要高得多多。因为无论王揖唐、殷汝耕，还是汪精卫、***，都不曾有过想请周先生去修《清史》的意思。在中国，凡被统治集团认为有资格修正史的文人，都应属于文坛公认的泰斗之辈。例如宋代的司马光、欧阳修，元代的脱脱，当然更不用说汉代的司马迁了。
严嵩到底有没有在嘉靖年间新设的《重修宋史》编审委员会里，担任过什么重要角色？是不是有什么高级职称？拿不拿额外的津贴补助？配不配供他专用的小轿车？史无记载，也就无从说起。但由此可知严嵩的文学地位，在当时，确实是众望所归。不过由于他的奸臣名、贪官名，压倒了他的文学名，而使他这方面的“清誉”被湮没了。如今，周作人被某些先生们不遗余力地抬得这么高，严嵩地下有知，一定会埋怨这些鼓吹者，对他的才华，也好像应该得到一些张扬才是。
当时，嘉靖皇帝很赏识他，而且，一直恩宠不减。朱厚熜迷信道教，还自号“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这种一本正经的滑稽，也只有像梁武帝出家做和尚的昏君做得出来，可堪与之比拟。于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文武大臣及词臣入值西苑，供奉青词”，跟着皇帝一齐向太上老君膜拜了。所谓“青词”，就是写在青藤纸上打醮祷祝的疏文。在中国，只要是皇帝提倡的东西，不管好坏，马屁精们立刻会趋之若鹜，加油添醋，蔚为风气的。严嵩自然不甘人后，加之他善揣摩，巧逢迎，有眼力，肯无耻，所以，出自他手的“青词”，仙风道骨，典雅华彩，朱厚熜特别欣赏，褒誉有加。这块敲门砖，就成了他晋身之阶，一天天发达起来。
先前，“帝以奉道尝御香叶冠”，为此用沉水香木做了五顶道冠，赏赐臣僚。严嵩竟成为获得这种殊荣的五个人之一，要比今天某些作家忽然被外国人看重而骨头顿轻，更加荣耀，也可见其受嘉靖赏识的程度。因为中国的士，信孔夫子，“子不语怪力乱神”，不大肯拜神礼佛，别人虽受赏赐，有的还不愿意戴。严嵩青词写得好，溜舔尤具功夫，他在朝见皇帝时，特地在道冠外蒙了一层薄纱，以示珍惜，“帝见，益内亲嵩”，这马屁算拍到了点子上。从此，“醮祀青词，非嵩无当帝意者”，应该承认，早年的严嵩，确是文章高手，倘若一个草包，腹中空空，敢坐在那里跟嘉靖谈诗论文吗！
古往今来，能够得以与帝王、领袖、最高统治者咏觞唱和的骚人墨客，肯定是文化界领一时风流的扛鼎人物，就以曾经和***对过诗的柳亚子、郭沫若两位先生的身份，便可证实。因此，严嵩的诗作，到了清朝编《四库全书》时，任总编纂的纪昀，也不忍一笔勾销，还引用了王世贞的一句诗，“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表示不能因人废文，来肯定他“独为迥出”的文学功力。作为诗人的奸臣严嵩，当不弱于作为散文大家的汉奸周作人，这是可以肯定的。
我们试来读他的一首七绝：“山泉野饭聊今夕，金谷铜驼非故时。随缘自有数椽竹，题俭真成一字师。”假如，不是标明严嵩之作，准以为是哪位尚未脱贫、甘于清苦的诗人，在什么远离尘嚣，还具有一丝黍离之感的故国荒园，孤独行吟呢！可是，当了解这不过是那个穷奢极欲，贪婪搜括，无恶不作，祸国殃民的大奸臣，大贪官，在那里装孙子的时候，就觉得是莫大的讽刺，天大的笑话了。
为文和为人的抵牾，严嵩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但奸臣名压倒了他的文学名，在《明史》中，将他和他的儿子严世蕃，都列入奸臣传了。然而，到了更后来，在人们心目中，他的贪官名，又压倒了他的奸臣名。如果有人搞一份中国贪官排行榜，我想严氏父子，很可能在前几名之列。若是把宦官中的大贪污犯如刘瑾、魏忠贤，还有清代的和珅之类不计在内。在政府官员的贪污犯中，严嵩父子很有希望夺冠，而跃登榜首。
在《二十四史》的各史中，对唾弃之辈，如奸臣、佞幸、酷吏、乱贼、宦官、阉党等，中国正史的体例，无不有分门别类的章节。很奇怪的一点，独独没有专门的贪官列传，使我纳闷不已。是因为历代没有贪官呢？抑或由于贪官不多而无此必要呢？这当然不是理由。中国的贪污文化或传统，可谓绵绵不绝，源远流长。有一则笑话，说旧时，一位地方官员离任，将他在职期间搜括的钱财，全部装车运走。这位官员巡视长长的车队，走到末尾的那辆车上，发现还坐着一个小老头，便问，你是谁？小老头回答，我是本地的土地。这位官员颇为惊讶，便说，土地爷，我已不在你的地面上做官了，你还跟着我干什么？这位土地苦着脸子说，老爷！您把本地的地皮，都搜括走了，我不跟着您，跟谁？
这虽是笑话，但反映了封建社会中，从上到下，无官不贪，四海之内，不贪不官的现象，有时连皇帝本人，也可能就是首席贪污犯。民谚曰：“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这种现象的写照。一个相当于地市级的干部，在一个油水不大的府州，能在三年之内，吞噬如此大量的民脂民膏，老百姓还有活路吗？正因为贪污之官，比比皆是，腐败之风，泛滥成灾，对史家来说，记不胜记，倒莫如搁笔不记了。
如果全是清官，只有一个贪官，记史者可能有兴趣做做文章；相反，遍地贪官，清官成了稀有品种，也就只能让那些一尘不染、两袖清风者，在史书上占一席之地了。正如陈寿在《三国志》里记下东吴顾雍不喝酒一笔，初读时，甚不解，不喝酒有什么稀奇，但读到孙权这个大酒鬼，谁不陪他喝到醺醺然的程度，他还要发脾气。便知道当时喝酒，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不但不喝，还敢抵制，这种罕见的例子，才使陈寿觉得有付诸于史的必要。因之，在史书里，有良吏、循吏的传，肯定恪尽职守，公平正直，爱民恤民，清廉方正的官员，实在稀少的缘故。而至今尚无一部《贪污史》或《贪官列传》出现，恐怕与历来贪官多如牛毛有关，若我是一位记史者，一天到晚写不完的贪官，也会倒胃口的。
大贪官严嵩、严世蕃到籍没时，《明史》称，抄出来“黄金可三万余两，白金二百万余两，他珍宝服玩所直又数百万”。在一本《天水冰山录》的书中，更刊有查获出来的赃物详细清单，其中：“纯金器皿共三千一百八十五件，重一万一千余两，玉器共八百五十七件，耳坠耳环共二百六十七双，布缎绫罗纱共一万四千三百余段，扇柄二万七千三百余把，南昌和分宜的第宅房店两共三千三百间。”据沈德符《野获编》，说抄严家时，光碧玉白玉的围棋就有几百副，金银象棋也是数百副。这位老学究感叹：对弈本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拿着一颗颗足赤纯金浇出来的棋子，沉甸甸的，岂不累煞人也。
明代的衡制，一两相当于公制的36点9克，乘以11000的话，应该是405900克，按近日黄金市场价，每克为120元计，光这些金器就值人民币五千万。若以《明史》的三万余两计算，仅黄金一项，值两亿人民币，遑论其它。据《明通鉴》：“所籍嵩等家财银两，诏悉送太仓，以一半济边饷，一半充内库取用。”这后一半，也就是进了朱厚熜的腰包。
抄家，是皇帝发财的一道，据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王振籍没时，“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余株”。“李广殁后，孝宗得其赂籍，文武大臣馈黄白米各千百石。帝曰：‘广食几何，乃受米如许？’左右曰：‘隐语耳，黄者金，白者银也。’”刘瑾败后，抄家得“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七百两。元宝五百万锭，银八百万，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以上金共一千二百五十万七千八百两，银共二万五千九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钱宁籍没时，“黄金十余万两，白金三千箱，玉带二千五百束”。另一说为“金七十扛，共十五万五千两，银二千四百九十扛，共四百九十八万两”。江彬籍没时，“入公帑者，黄金七十柜，柜一千五百两，银二千二百柜，柜二千两。”……看来，明代是中国历史上的贪污大朝，当不会错。
赵翼认为，以上这些贪污犯，都比不上严嵩在任时间长，所以，他搜括得也应比他们多。“籍没时，金银珠宝，书画器物田产，共估银二百三十五万九千二百四十七两余。又直隶巡按御史孙丕扬所抄嵩京中家产，亦不止此数。而所估价，又不过十之一。即如裘衣，共一万七千四十一件，仅估银六千二百五两零，帐幔被褥，二万二千四百二十七件，仅估银二千二百四十八两零，则其他可知也。计其值，不下数十倍。”因此，严嵩的贪污记录，是可以上吉尼斯的，“则史传所载，尚非实数”，这就是赵翼的结论。
一般来讲，小贪如鼠，昼伏夜行，鸡鸣狗盗，提心吊胆，贪也贪不出多大油水。而大贪如虎，无所顾忌，光天化日，明火执仗，才能贪出金山银山。“稗史所载，严世蕃与其妻窖金于地，每百万为一窖，凡十数窖。曰：‘不可不使老人见之。’及嵩至，亦大骇，以多藏厚亡为虑。”严氏父子之所以敢如此放开手脚的疯狂贪污，聚敛如许钱财，还不是当皇帝的包庇和纵容的结果！这两父子斑斑劣迹，早就民怨沸腾，“南北给事、御史交章论贪污大臣，皆首嵩”。但是，“嵩每被论，亟归诚于帝，事辄已”。而且，“帝或以事谘嵩，所条对平无奇，帝必故称赏，欲以讽止言者”。正因为有倚仗，严嵩才能有恃无恐，正因为他支持，严世蕃才敢胡作非为。
赵翼说：“是可知贿随权变，权在宦官，则贿亦在宦官，权在大臣，则贿亦在大臣，此权门贿赂之往鉴也。”从近年来所揭发、所暴露、所法办的贪污案件，主犯要犯，哪一个不是带“长”字的手中握权之辈呢？作家手中，不过有杆笔，谁会在乎你呢？是做一个才华出众的文人，死守清高呢？还是做权力更大的官僚，因而也能捞到更多的油水呢？严嵩自然会选择后者了。
尤其，嘉靖十八年葬章圣太后以后，这位皇帝就不上班了，也就是不视朝了，连皇帝这项最起码的本职工作，也不干了，这就给了严氏父子更大的贪污空间。“自二十年宫婢之变，即移居西苑万寿宫，不入大内，大臣希得谒见，惟嵩独承顾问，御札一日或数下，虽同列不获闻，以故嵩得逞志。”这样，等于纵虎归山，更是不可一世，严嵩在里面将嘉靖哄得团团转，严世蕃在外边大肆搜括，敛财聚钱。
这一对贪污父子，同声共气，合作默契。“短项肥体，眇一目”的严世蕃，比其“长身戍削，疎眉目，大音声”的老子，更能作恶。由于严嵩“旦夕值西内，诸司白事，辄曰以质东楼，东楼，世蕃别号也。朝事一委世蕃，九卿以下浃日不得见，或停至暮而遣之。士大夫侧目屏息，不肖者奔走其门，筐箧相望于道。世蕃熟谙中外官饶瘠险易，责贿多寡，毫发不能匿”。凡贪污，必腐败，凡大贪污，必大腐败，于是，卖官鬻爵，贪赃枉法，敲诈勒索，横行都门。严嵩“窃政二十年，溺信恶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为奸臣”。
严嵩最初以文邀宠于上，平步青云，飞黄腾达。最后的失败，也是老暮以后，文思日退，诗情大减，做不出令皇帝高兴的文字来，才失去圣眷的。说实在的，一个诗人，总有江郎才尽的一天，也许七老八十，还能写出分行的文字，但银行账目，商店流水，同样也是一行一行，难道那能叫做诗吗？除非打算将缪斯气死。再说，在帝国宫廷最高层面上的厮杀，并不亚于西班牙斗牛场的角力，你不将刀插在牛身上，牛就会将你顶死，因此，作为诗人的严嵩，究竟还能有多少诗情画意，涌上心头，是大可怀疑的。更何况，他必须干净利落地排除政敌，必须不露声色地告密陷害，必须殚精竭虑地获得好处，必须恬不知耻地曲意媚上，当一天到晚尽琢磨这些外务的时候，他还会爆发创作的灵感吗？
结果，朱厚熜所下手诏，老迈的严嵩，竟“语多不可晓”，好像有些老诗人看不懂年轻诗人写的东西一样，只有一个劲地摇头。幸好，独眼龙严世蕃能“一览了然，答案无不中”。但“严妻欧阳氏死，世蕃当护丧归”，于是，“嵩受诏多不能答，遣使持问世蕃，值其方耽女乐，不以时答。中使相继促嵩，嵩不得已自为之，往往失言。所进青词，又多假手他人不能工，以此积失帝欢”。这样，就走到了末路尽头。
嘉靖四十四年，严世蕃终因外投日本，内怀怨望罪被劾，“斩于市，籍其家”。但世宗还是给严嵩留了条命，削籍为民。“又二年，嵩老病，寄食墓舍以死。”这个大奸臣，大贪官，就这样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真遗憾，他没有周作人那样幸运，至今还在翻来覆去地出知堂先生的书，而同是“堂”的《钤山堂集》几乎不为人知。早在前清编《四库全书》时，就因“迹其所为，究非他文士有才无行可以节取者比，故吟咏虽工，仅存其目”给否定了。
以两“堂”的遭遇而言，看来，古人较呆，不灵活，认死理，还是今人聪明，脑袋瓜子转得快。要是周作人生在明朝或清朝，会被视作贰臣的，怕就得不到今日的风光了。
从这个角度比，真有点为严嵩的诗文叫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