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当时是和汤显祖齐名的剧作家，但五百年过去，已不大被人提起；文学史总是这样无情而且势利的。

屠隆（1543一1605），字纬真，一字长卿，浙江鄞县人。“生有异才”，万历五年进士，官至礼部主事。他比汤显祖出道早，才气大，据说他“落笔数千言立就”，“诗文率不经意，一挥数纸。尝戏命两人对案拈二题，各赋百韵，咄嗟之间二章并就，又与人对弈，口诵诗文，命人书之，书不逮诵也”。（《明史》）

在中国戏剧史上，他与汤显祖是同时代的剧作家。

不过，到了今天，知道汤显祖者，尚有人在，当然也不是很多的了。而知道屠隆或屠长卿者，则更为寥寥，少得可怜。文学史真是一面很无情的铁筛，它只留下筛不掉的、确实具有长久价值的东西。而经不起时光磨炼，耐不住潮流销蚀，曾经红得发紫的文人，曾经洛阳纸贵的作品，先是慢慢淡出，接着渐渐受冷落，最后彻底被遗忘，这种文人不可逃避的被旁置、被冷落、被湮没、被消解的过程，构成了一部文学史。

即便是赫赫扬扬的不朽文人，家弦户诵的经典作品，虽然还会留存在书架上，但也挡不住蒙上厚厚尘土的命运，成为再也无人翻阅的故纸堆。新陈代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一代读者自有一代读者的爱好，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文人，没有一个想速朽的，都有名垂青史、高标千古的强烈愿望，哪怕写得极狗屁，极狗屎，也以为是珠玑，是瑰宝，恨不能存放在银行保险箱里。然而，存起来又如何，该狗屁还是狗屁，该狗屎还是狗屎。在敦煌石窟里发现的众多文物当中，文学方面可堪一提的，也就是唐代白行简的《大乐赋》和五代韦庄的《秦妇吟》，但这两位先生的本意，倒不是求不朽，而是希望速朽的。

希望不朽者速朽，盼着速朽者倒不朽，这当然很具讽刺意味。

万历年间，屠长卿写的戏，如《昙花记》、《修文记》、《彩毫记》，《明史》称其“大行于世”，誉满京师，“声名大噪”，是要比汤显祖略占优势的，因为屠在戏剧方面更行家里手一点。在英国伊丽莎白时代，莎士比亚的戏，为什么叫座，而本·琼生的戏，为什么冷场，就因为这两位剧作家，莎在舞台上跑过龙套，本则从来没有粉墨登场过，本找不到只有在戏台子上才能体会到的感觉，写出来的戏就书本气，观众坐在剧场里，是要看戏的，不是读书去的。

屠长卿，世家子弟，风流倜傥，蓄有戏班，聘着名角，声色犬马，吹拉弹唱，琴棋诗画，无不涉猎。情致上来时，束发勾脸，披绣着锦，吟唱念做，客串红毡，并不比当时那些名角差到哪里去。因此，他积累了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非纸上谈兵者所能企及。他熟悉编剧门道，深谙观众口味，他的编剧主张，倒有点时下“三贴近”的文艺路线：贴近群众，贴近现实，贴近时事；主张“针线连络，血脉贯通”，主张“不用隐僻学问，艰深字眼”，甚至编过整出戏无一曲，尽用宾白演出，类似现代话剧的本子，通俗易懂，颇受市民欢迎。

这两位剧作家，屠的年岁略长于汤，在写戏的宗旨上，两人志趣不一，因之风格迥异。屠长卿是戏剧家写戏，汤显祖则是文学家写戏了。汤显祖着意诗情画意，追求至美境界，雕琢文词，竭尽精粹，刻画情感，努力细腻，无论清雅或典丽，简洁或浓艳，尽管为文人戏，曲高可并不和寡，同样也在学屠之所长，深入浅出，雅俗咸宜，具有不错的票房价值。他的《牡丹亭》、《邯郸记》，多用唐人诗句点缀，吻合得如同自家手笔，很让读者和观众情为之痴，意为之移，玩味不已，吟哦再三。不仅当时，“京华满城说《惊梦》”，而且数百年来，《牡丹亭》始终盛演不衰，真不知赚了世上痴男怨女的多少眼泪。

明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里说“汤义仍《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绝非夸张的表述；不过，在肯定他的才华同时，也指出剧作本身的微疵。“奈不谙曲谱，用韵多任意处，乃才情自足不朽也。”这便是诗人写戏的美中不足了，恐怕也是汤对屠这位熟悉舞台的同道持礼敬态度的缘故。

我记得上世纪40年代，在南京读国立剧专的时候，校长余上沅先生讲过他在英国求学的经历，他说他学戏的同时，还参加过莎剧《哈姆雷特》的演出。听讲的学生，自然肃然起敬，这是在莎翁的故土演莎剧呀！有人举手提问，余校长，您在剧中出演何角？他回答说，就是一开幕的那个只有几句台词的鬼魂。大家不禁哄堂大笑。余校长一脸正经，等笑声落下去，他说，演戏的写戏和不会演戏的写戏，是有着很大差别的；休看不起这个小角色，你再写戏，心里就有了舞台，就有了观众，那是很不一样的感觉。

屠略胜于汤，仰仗于这种近乎科班出身的职业优势。汤后来居上，又超过了屠，就是沈德符所说的“才情”，使其作品在数百年后，仍有相当的生命力。所以说，文学这东西，一时输赢，定不了终身，只有经过长时间的淘汰以后，才知道其是否具有久远的价值。短期炒火的作家，瞬间泡沫的作品，很快就会烟消云散，化为乌有。余生也晚，所谓新时期的文学，多少红遍天、红翻天的作家，才过去三十年不到，仿佛都从人间蒸发，打着灯笼也找不着了。

但是，镜头返回四百年前，时值万历，屠长卿却是一位真正的热点人物。

明代出才子，凡才子，皆风流，屠是最典型的一位。他的风流，相当出格，非一般文人所能达到的。他交游广，他才气大，他新闻多，他钞票不少，他支持者也众，他的同性恋、异性恋的绯闻，更是轰动京城，他被弹劾，弄得丢官失职，卷铺盖回家，成为朝廷上下议论纷纭的焦点……这一切，都还不足以表现他的出格，他最令人惊异的出格，是你绝对想不到的出格，他是中国文人中第一位得梅毒病的患者，他是中国文学史上不是唯一也是第一的死于花柳病的文人。

对这样一位创吉尼斯纪录的风流才子，后来的任何中国文人，都不得不甘拜下风。

这位在官场、在文坛、在娱乐圈、在色情场合，不断制造头条新闻的风流才子，用北京话来说，是个“不识闲儿”。可是，从他的著作《婆罗馆清言》和《续婆罗馆清言》，看其所写的那些看透人生、参悟尘世的名言隽句，又严肃得要命，清雅得要命，正经得要命，道学得要命。

很难相信说出下面这些话者和做出上面那种事者，是同一个人。

三九大老，紫绶貂冠，得意哉，黄梁公案；二八佳人，翠眉蝉鬓，销魂也，白骨生涯。

饧粘油腻，牵缠最是爱河；瞎引盲趋，展转投于苦海。非大雄氏，谁能拯之？

明霞可爱，瞬眼而辄空；流水堪听，过耳而不恋。人能以明霞视美色，则业障自轻；人能以流水听弦歌，则性灵何害？

美人傅粉涂香，终沦于粪土，猛士格虎□象，死制于蝼蚁。古簇锈刀，旧日战争之地；蚀钗灰袄，昔时歌舞之场。英雄漠漠精灵，秦*茫茫岁月。婆罗居士，酿酒治蔬，无日不延宾客；杜门禁足，经年懒过邻家。白香山云，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游，人家有美酒鸣琴者靡不过。吾甚愧其言。

这就是中国文人的说一套、做一套的两面特色了。

当然，这也是一种本领，一种超生存状态下的特技表演，也不是每个文人都能玩得转的，但高手就例外了。该哭时哭，该笑时笑，该喊时喊，该叫时叫，正确的话，在高八度地讲出来的同时，见不得人的猫腻，诸如贪婪之欲啊，好色之心啊，求名之瘾啊，为官之望啊，也无妨并行不悖地实施。

可是，屠隆到底不是罗马神话中的那个两面神雅努斯（janus），他的神通并不广大，最后还是玩砸了，被褫夺礼部主事职务。

但是，这位北京土话里所说的那种“不歇台儿”的人物，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回到家乡的他，也仍是高谈阔论，吟诗作画，听曲饮酒，看戏论文，引吭高啸，踏青放歌，骑射蹴扑，浅酌低唱，将风流进行到底。甚至死前三年，万历三十年（1602年）中秋，还在乌石山邻霄台，连开三天三夜的“无遮大会”呢！

“无遮会”一词，原出佛经，有自由论坛之义。但这次会，倒是他给自己找乐的超级堂会。加之这一年，他59岁，中国人习惯做九不做十，别人不给他祝寿，他自己给自己办花甲寿诞大典。那场面之大，节目之多，招待之周到，宴席之丰盛，令人咋舌。那么一折腾，寿诞大典竟成为文坛一次另类的嘉年华盛会。那几天里，乌石山下，邻霄台上，唱和的文人学士，相好的名媛秀妇，助兴的僧道侠隐，帮衬的美娼俊童，如众星捧月似的围着这位大哥大。

政治家怕糊涂，更怕老糊涂。文学家则怕不清醒，尤其怕越老越不清醒。一些老前辈，老同志，老作家，老先生，老了老了，闹出很不清醒的名堂，进退失据，出丑丢人，洋相十足，也是颇叫人啼笑皆非的。

那些捧场文章是能当真的吗？那些出钱买来的好评能作得数吗？那些关在一间黑黢黢屋子里捏弄出来的排行榜有权威吗？那些册封为文坛齐天大圣、文化界天王老子的尊号能唬住三岁小孩吗？

要知道，聪明的中国人，无不懂得逢场作戏的规矩，既然老爷想听，大家一律阿弥陀佛，口吐莲花，把屠捧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架，手舞足蹈，魂飞魄散，真所谓大开心，大畅快，大欢悦，大通泰，达到了死也无憾的境界。

消息传到江西临川“鸡埘豕圈，接迹庭户，萧闲咏歌，俯仰自得”的汤显祖那儿，这位“穷老蹭蹬”（《明史》）的义仍先生，也目瞪口呆，摇头不迭。尽管自惭弗如，但也不能不长叹一声，阁下，您可真能闹啊！虽然屠、汤二位，同为进士出身，同放外省知县，同升礼部主事，同被逐出国家机器，但无论为人，无论行事，敛约自重、清高自守的汤显祖，和恣情放纵、狂诞任性的屠长卿相比较，同命不同途，有着很不相同的处世态度和人生哲学。

但是，汤显祖要是能够了解屠隆的病情，也许就不忍苛责了。

他当然不可能知道，自己再有一千天就呜呼哀哉，但他不可能不明白，自己所患的梅毒，在明代绝对是百分百的不治之症，它正一天一天地促使他接近死神。因此，爱抢镜头、爱出风头、爱搞声势、爱闹名堂的屠长卿，需要这种精神上的鸦片，给他以强刺激。一般来说，凡热烈的掌声、捧场的词语、谄媚的笑脸、悦耳的马屁，对需要者而言，会起到伟哥或者摇头丸的兴奋作用。

所以，他举办这次“无遮大会”，肯定是预感到来日无多，利用自己尚有力气、犹有资本，举行一次告别仪式；肯定是趁活着还有口气，先给自己开追悼会，省得死后听不到阿谀之词而遗憾。

这份良苦的用心，是作为纯文人的汤显祖，对既是文人、更是风流才子的屠长卿，不够充分理解的地方了。汤应该明白，一个穷其一生都在不停折腾的人，一旦偃旗息鼓，鸦雀无声，岂不比死还难过？

万历年间，那时的北京也好，南京也好，大小城市，妓院娼馆，充斥市廛，神女娈童，诱色卖身，媚药秘方，大行其道，淫具亵器，公开买卖。而在街市集镇，茶楼酒肆，那些御女之道，房中之术，淫秽文字，春宫图画，更是堂而皇之摆在那里。因此，实际上全社会对于淫荡，已到了毫不以为羞耻的田地。

像屠隆这样的才子，引娼狎妓，眠花宿柳，平康冶游，招蜂惹蝶，弄出一身病来，是不必大惊小怪的。然而，得了性病，多少有点中奖的荣耀感，实在是匪夷所思。在今天说来，某位作家从三陪小姐那里染上淋病白浊，顶多从电线杆子上贴的小广告，找江湖郎中私下治疗，绝不愿意大事张扬。无论如何，这是不大名誉的事情。可在明朝，这却被视作风流，才子们不但不感到难为情，不觉得这是个多么难以启口的话题，还要堂而皇之写进诗文里。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在江西临川的汤显祖，写了一组七绝，共十首，慰问他的好友，已经病倒不起的屠隆。从“戏寄十绝”的这个“戏”字，当然可知是略带调侃口吻的。在汤看来，屠隆害了梅毒，不过和伤风感冒一样，既未感到惊讶，也不认为奇怪，更没有责备其不检点的意思。估计17世纪的明代，性病的普遍发生率高，是那个淫乱社会的必然现象。讵知屠长卿风流出格，性生活过于糜烂，以致最后不治，首开中国文人性病死亡记录。

明代中后期，是个淫风甚炽的年代。据明谢肇涮《五杂俎》：

今之娼妓布满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它穷州僻邑，在在有之，终日倚门献笑，卖淫为活，生计至此，亦可怜矣。两京教坊，官收其税，谓之脂粉钱。隶郡县者则为乐户，听使令而已。唐、宋皆以官伎佐酒，国初犹然，至宣德初始有禁，而缙绅家居者不论也。故虽绝迹公庭，而常充牣里闬。又有不隶于官，家居而卖奸者，谓之土妓，俗谓之私窠子，盖不胜数矣。

因此，汤显祖，这位与莎士比亚同年死去的剧作家，就认为屠长卿把感情寄托到婊子身上，婊子又将梅毒螺旋体传染到他身上的“情寄之疡”，是风流，不是丑恶。作《拍案惊奇》的凌濛初曾经对15、16世纪的中国人的心理状态，作过这样的表述：“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淫。”其实，民风的淫佚，是由于帝王、臣宰、整个国家机器中的大小官僚的带动，再加之商人性消费的勃兴与文人自命风流的推波助澜，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才形成这种全民参与的世纪末淫风。

风气这东西，一旦形成，便会左右社会，左右人的意识，作家也不能例外。我记不得是公安三袁中的哪一位了，竟认为妓女能给予离乡背井者灵肉满足，实在有其存在的必要，并为之论证，振振有词，颇理直气壮的。这也就是一代人说一代的话，一代作家写一代的作品。现在回过头去看我们亲历过来的上个世纪，20年代的尝试，30年代的拓展，40年代的跌宕，50年代的惶恐，60年代的矫情，70年代的伪善，从作家的话语中，可以揣摸出那个时代的大致脉搏和基本面貌。

所以，作家，作品，时代，风气，说到底，其实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明代中后期，在当时那种世纪末的极端颓废风气下，文人的不护细行，也是令人不敢恭维的。戏曲家何元朗，能够当场脱下妓女王赛玉的绣花鞋，作饮酒的杯托，传行席间，先嗅脚臭，后品酒香，划拳行令，这种变态的恋物癖，实在是相当下作的。大文人王世贞还作长诗，以记其盛。视淫乱为风流，视荒唐为正经，视无耻为潇洒，视低级趣味为高尚行为，便是那个时代的神经错乱了。

所以，万历十二年（1584年）十一、十二月间，汤显祖的长诗《怀戴四明先生并问屠长卿》，径直写到他朋友的私生活，坦白道出他同时与男与女的性关系，略无顾忌：

赤水之珠屠长卿，风波宕跌还乡里，岂有妖姬解写姿？岂有狡童解咏诗？机边折齿宁妨秽，画里挑心是绝痴。古来才子多娇纵，直取歌篇足弹诵。

对屠这种与同性苟且、与异性淫荡的荒唐生活，虽说不上是赞美褒扬，但没有任何责备和不以为然的口吻，恐怕是时代风气使然耳。次年，乙酉三月，在《送臧晋叔谪归湖上，时唐仁卿以谈道贬，同日出关，并寄屠长卿江外》一诗中，汤显祖更写道：

君门如水亦如市，直为风烟能满纸。长卿曾误宋东邻，晋叔讵怜周小史。自古飞簪说俊游，一官难道减风流。深灯夜雨宜残局，浅草春风恣蹴球。

这首诗，干脆美化起这两位因同性恋而丢官的才子来。臧晋叔，戏曲家，他编纂的《元曲选》，至今仍是研究元人杂剧的典籍。据徐朔方先生《汤显祖全集》笺注：“臧懋循字晋叔，长兴人，官南京国子监博士。每出必以棋局，蹴毬系于车后，又与所欢小史衣红衣，并马出凤台门，中白简罢官。”这个男性“小史”，就是他的“性伴侣”。

而“长卿曾误宋东邻”，则是使屠隆大出其名的一桩风流官司。这位才子在礼部任主事时，因与西宁侯宋世恩交好，属同性恋关系，气味相投，情好甚昵，共嬲俊童，形影不离。同时，屠隆又与宋的姬妾有染，放肆不检，秽闻狼藉，闹得满城风雨，遂遭弹劾，以淫纵罪，削籍，这是前一年之事。第二年，臧晋叔又因情色被贬，谪归故里。于是，汤显祖在送行的诗中，旧事重提，一并谈起。从“一官难道减风流”诗句看，汤绝对把这两位朋友的性丑闻看做是一种高尚的风流，认为，即使丢官，也要风流，那是值得肯定的。

所以，屠隆死前，汤显祖写去慰问诗十首，诗题里提到了他患的“情寄之疡”，没有任何隐讳和回避。在那个对淫乱不以为耻的年代里，丑恶与美好，整个都颠倒了，即使道出其所患之恶疾，也不存有中伤朋友的意思。那时的一个才子，得了杨梅大疮，烂了鼻子，对他的人格品德，不但无碍无损，相反，还被视为体面的、光彩的风流韵事，当做美谈呢！

这就真令人忍不住要咄咄了。

屠长卿终于在苦楚与肮脏的恶疾中死去，画了句号。似乎同命同运，病得不轻的明王朝，也进入回光返照期，终于走向覆灭，画了句号。

现在，除了研究文学史和戏曲史的专家外，绝大多数当代读者，已经不大关注屠隆了。他是谁？他写过些什么？他的传奇戏剧有些什么影响和价值？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了。但他是一个死于梅毒的中国文人，他与那个时代的炽烈淫风，与那个时代的文学浊流，这种互依共存的关系，倒是值得后人玩味的。

钱穆在《国史大纲》里，论述明末遗民之志节：“清人入关，遭遇到明代士大夫激昂的反抗，尤其是在江南一带。他们反抗异族的力量是微薄的，然而他们反抗异族的意识，则极普遍而深刻。中国人的民族观念，其内里常包有极深厚的文化意义。”

翻开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危殆相继，灾难重重，不知有多少次覆灭，更不知有多少次沦亡，但每一次，都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神州赖以不堕，华夏得以长存，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民族的薪火相传的“文化意义”。

而维系这个“文化意义”的中国文人，则是支撑着中国人的精神中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