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贞（1526—1590） 明朝文学家、政治家，苏州太仓人。他为官多年，官至南京刑部尚书。后来独领文坛近二十年的风骚，被合称为“后七子”。

感觉，很重要，就文人而言，尤其重要。

文人的感觉，分两类，一是为文时的感觉，二是做人时的感觉。前者很重要，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其实，后者更重要，却未必是很多人真正知道的。

从文学角度看，前者压倒一切，再正常不过，你连文学感觉都没有，即使加入作家协会，也不过徒有虚名，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而已。至于扎一锥子放不出一个屁来的文学感觉迟钝者、麻木者，或者根本连一个文学虫子也算不上的凑热闹者，尽管非常努力写作品多少部，尽管非常刻苦出文集若干卷，说了归齐，在文学史的眼光下，充其量也只能算是菜鸟一只。

我从来相信，一个作家，没有迅捷灵敏的文学感觉，没有举一反三的联想能力，没有丰富充沛的反射思维，没有望风扑影的虚构功夫，这四个“没有”统统付之阙如，哪来灵感迸发，哪来创作冲动呢？一句话，文学这个职业，还真有点特殊，大概得有一点天赋。这样说，颇有点唯心论，但事实摆在那里，每朝每代都有存诸史册的皇帝，但不等于每朝每代都有垂誉千秋的作家。说得吊诡一些，能捧文学这碗饭吃，三分努力，七分天赋。没有天赋，你十分努力，十二分努力也白搭。所以，想搞文学和能搞文学，是两回事；爱好文学和擅长文学，是两回事；从事文学工作（哪怕你当上了“文学总司令”）和从事文学写作，也绝对是两回事。而不能混为一谈的道理，其实也很简单，你有没有文学天赋？你有没有文学感觉？这是作为作家最起码的刚性需求。

因此，拥有好的文学感觉，能够写出好的作品；拥有差的文学感觉，大概也就只能写出滥竽充数的作品了。至于那些文学大师，无不因为拥有超好的文学感觉，才写出存世不朽的超好作品。然而翻开文学史，拥有好的文学感觉者，未必拥有好的做人感觉。结果，为文甚佳，为人失败，这样的例子实在很多。曹丕在短短的《典论》里，还说到两位东汉文坛大腕班固和傅毅掐架的故事。“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

什么叫“不自见”，就是对自己失去感觉，麻木不仁；就是用放大镜看自己的长处，用显微镜看他人的缺失。“自见”者，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也知道别人几斤几两，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自见”者，既不知己，更不知彼，光看到别人的不足，看不到其实自己更狗屎，摇头晃脑，神气活现，感觉失灵，贻人笑柄。这种“不自见”的现象，颜之推在其《颜氏家训》中，举了不少例子：“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宋玉体貌容冶，见遇俳优；东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马长卿，窃赀无操；王褒过章《僮约》；扬雄德败《美新》；李陵降辱夷虏；刘歆反覆莽世；傅毅党附权门；班固盗窃父史；赵元叔抗竦过度；冯敬通浮华摈压；马季长佞媚获诮；蔡伯喈同恶受诛；吴质诋忤乡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笃乞假无厌；路粹隘狭已甚；陈琳实号粗疏；繁钦性无检格；刘桢屈强输作；王粲率躁见嫌；孔融、祢衡，诞傲致殒；杨修、丁廙，扇动取毙；阮籍无礼败俗；嵇康凌物凶终；傅玄忿斗免官；孙楚矜夸凌上；陆机犯顺履险；潘岳乾没取危；颜延年负气摧黜；谢灵运空疏乱纪；王元长凶贼自诒；谢玄晖侮慢见及。凡此诸人，皆其翘秀者，不能悉纪，大较如此。”

颜之推正统一点、正派一点，因而对以上这些名流大家，责切言厉，刀刀见骨。这是当下那些红包文学批评家，绝对做不到的，并非他们眼拙，也并非他们胆怯，而是有钱使得鬼推磨。批评家心中的那个“鬼”，看到人民币，立刻没了脾气，立刻敬礼鞠躬，立刻伸出舌头，立刻溜舔金主。颜老先生活着的南北朝时期，没有作品研讨会、推介会、首发式，没有这个奖、那个奖，自然也就没有饭局、没有红包、没有整版唱赞歌的文章和大把大把的奖金。因而颜之推心中坦荡，上溯秦汉，下至魏晋，批了一溜够。还应该看到，从上古到中古，文人并不太多，再加之造纸术很落后，印刷术不发达，作家相当有限，颜老先生就有可能综观上下数千百年，做出“自古文人，多陷轻薄”的结论。要是颜之推从棺材里爬出来，看到如今作协的省市会员成千上万，出版的文学作品成千上万，发出的文学奖金成千上万，养活的批评家也成千上万，恐怕再写《颜氏家训》的话，对于当下那些分明什么也不是，却颇洋洋自得，“得瑟”没完没了，“发飙”无休无止，不知东南西北，不知天高地厚，老子天下第一，谁也不在话下的轻薄文人，要进行批评的话，就非上面那305个字而是305万字也未必能概括得了吧。

看起来，文人的这两种感觉，非同小可，马虎不得，缺一不可。

如果说文学感觉有高低之分，那么做人感觉则是优劣之别。前者的高和低，不过程度上的差别；后者的优和劣，则是本质上的不同。文学感觉的高低，体现在作品上，无非好差之分；做人感觉的优劣，表现在处世上，则是是非之别，这也是做人时的感觉要重要于文学感觉的原因。遗憾的是，很多古往今来的文人，文学感觉好了以后，做人感觉不知为什么就差，甚至很差？颜之推文中提到那位刘宋时期的谢灵运，中国山水诗的开山鼻祖，诗写得那个好，好到无人敢贬一词；人做得那么差，差到无人敢道他一个好。***读其诗《登池上楼》，批注曰：“此人一辈子矛盾着，想做大官而不能，做林下封君，又不愿意。晚节造反，矛盾达于极点。”可见这位诗人，其做人的感觉是多么差劲了。老子曾经说过：“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难道人望高了，名声响了，就一定要走向反面吗？一些前辈、权威、要人，上了年纪以后，不顾令名，不拘小节，不知轻重，不识大体，而为人诟病，而被人非议，无论过去，还是当下，都是文坛上断不了乌烟瘴气、乱七八糟的缘故。***注中的“晚节造反”四字，虽系指诗人最后弃市广州的结局，但言简意赅，深意存焉，也许这是所有“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人士，值得记取的。

按《明史》所说，明朝的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江苏太仓人。也是一个在文学感觉上、为人感觉上，逐渐离谱的大人物。因此，归有光“诋王世贞为庸妄巨子”，汤显祖“至涂乙其四部稿，使世贞见之”地加以攻讦，而稍后的“公安三袁”，则“乘其弊而排抵之”，屡出不敬之词……然而，按其毕生的声望行状、等身著作、不朽价值、深远影响，在中国历史上，堪称“有明以来的第一文人”，这是当之无愧的。犹如我们谈论文学史，说到唐朝首先想到李白，说到宋朝首先想到苏轼，那么，说到明朝首先就会想到王世贞。他不但是大家公认的文坛盟主，同时还是人所共允的史学巨匠；特别是在才俊辈出、云蒸霞蔚、文章璀璨、风流尽显的明朝文坛上，他成为一个拥护者甚众、追随者甚众，反对者不少、诋毁者更多的焦点人物。

一致看好的作家，未必真好；一致看坏的作家，未必真坏，这大概也称得上是真理了。王世贞的文学成就如日中天，但王世贞的为人处世却臧否不一，唯其有人赞、有人弹、有人捧、有人棒，才是值得刮目相看的真作家。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里也持这样的观点：“王世贞与李攀龙齐名而才实过之，当时娄东历下狎主文盟，奉之者为玉律金科，诋之者为尘羹土饭，盛衰递易，毁誉迭兴，艺苑纷呶，终无定说。要之世贞初时议论太高，声名太早，盛气坌涌，不暇深自检点，至重贻海内口实。逮时移论定，向之所力矫其弊，以变为纤仄，破碎之习者已为众所唾弃，而学者论读书种子，究不能不心折弇州，是其才虽足以自累，而其所以不可磨灭者，亦即在此。今其书具在，虽未免瑕瑜杂陈，然举一时之巨擘而言，亦终不能舍世贞而别有所属也。”

而王世贞能够到达《明史》所称的“独操柄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的名望高度，乃形势造就，乃潮流推动。这也是元帝国摧毁中原文明，灭而不绝，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深厚渊源，将他推涌到这样一个尊崇的位置。中国文化之起复兴衰，多因入主中原的边疆民族，对先进文化的地区和人民，实施其恐怖统治。元统治者征服中原后，除了进行掠夺、抢劫、蹂躏、践踏外，人分十等，九儒十丐，屠灭文人士子之斩草除根，抵制中原文化之不遗余力，根除传统思想之干净彻底，否定历史渊源之全面虚无，实施全面的反文明的精神荒漠化政策，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试想一下，20世纪60年代的“文革”浩劫，仅十年工夫，造反派就将整个国家搞到濒临破产边缘的地步。由此可知，从公元1206年到公元1368年的162年间，元统治者能不造成华夏崩毁、文化断绝的下场嘛？

民国初年的柯劭忞著《新元史》，在《文苑传》中写到：“然蒙古初入中原，好问之学不甚显于当世。”其实，这一百多年的统治，整个中国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于非命。公元1109年（北宋徽宗大观三年）全国户数为2088万，人口约11275万；到公元1265年（元世祖至元二年）全国户数为1500万，人口约7500万。在触目血腥、朝不保夕的日子里，中国人（特别是文化程度较高的汉民族）死了这么多，文学还能有一丝生气吗？明朝出现中国历史上继唐、宋以后的又一次文艺复兴运动，乃时与势的必然，既是中国文化生命力屡兴屡灭的强韧，也是中国文人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坚定。时代的造就，形势的必然，王世贞应运而生。

如果不是朱元璋这个心理极端变态的农民，也许轮不到弇州先生享此殊荣。朱元璋就是个冥顽不化者，一旦拥有权力，必然要泄愤、要报复、要整肃、要收拾，等到君临天下，坐稳江山，唯辟作威，唯辟作福，必然要焚书坑儒、大开杀戒。这个流氓无产者，不但杀尽了一大批在元统治下勉为其难的知识分子，也杀光了一大批与新朝合作并且卖力奔走的知识分子，最后连与他一起打江山比他多识几个字的革命同志，也被他消灭殆尽。有一个最说明问题的例子，中国文人中只有两个受到腰斩极刑，一为秦朝的李斯，一为明朝的高启；李斯只被拦腰铡了一刀，而高启却从头到脚，铡成八段。文学这东西，胆小怕惊吓，哪禁得起朱重八这种将文人剁成肉糜的歹毒？本应在明初出现的这场文艺复兴，一直到正、嘉、隆、万，才姗姗来迟。

斯其时也，明朝文学史可谓兴旺发达，花团锦簇，继杨升庵之博、文征明之雅后，就是王世贞的风头了，加上李攀龙的复古、李卓吾的异端、何心隐的侠游、唐顺之的史著、归有光的制艺、李时珍的本草、汤显祖的惊梦、屠长卿的风流、徐文长的孤绝、吴承恩的《西游》，一直到万历年间《金瓶梅》问世，明朝文艺复兴运动，至此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文人写作，心境很重要，而心境取决于环境，环境决定于气候，乌云密布，电闪雷鸣，作家很难静下心来执笔为文。在这样一个各展风姿，各呈异彩的氛围里，王世贞一人突起，独领风骚。由于他出身官宦之家，受到良好熏陶，博览群书，勤奋为文。嘉靖年间，他文章脱俗，令人一新耳目，议论出众，左右社会舆情，唱和应制，无不得心应手，才华横溢，被目为一时之秀的时代先锋。他这一生，虽说不上顺风顺水、一路鲜花，但也少有波折、无大罣凝。只是“嘉靖三十八年，父忬以滦河失事，（严）嵩构之，论死系狱。世贞解官奔赴，与弟世懋日蒲伏嵩门，涕泣求贷，忬竟死西市”，受到打击，到了隆庆朝，他该有的全有，该得的全得。甚至连《金瓶梅》这部“天下第一奇书”，著作权也算到他的名下。

这则奇谈怪论，事发于公元2013年春天有关王世贞的最新新闻，我也不知道应为王世贞喜还是悲，同样，我也不知应为中国出版业喜还是悲？

将《金瓶梅》的作者，认定为王世贞，犹如给断臂的维纳斯装上另外一只胳膊，要多别扭有多别扭。我颇诧异中国的一些好事者，这种自作聪明、弄巧成拙的行径，所为何来？近些年来，《红楼梦》被糟蹋一个够后，现在又来算计《金瓶梅》了。我也记不得哪位研究者、哪家出版社，在新出的《王世贞全集》中收进《金瓶梅》，并哓舌不已地，颠三倒四地，强词夺理地，无中生有地，说兰陵笑笑生即王世贞，将一个五百多年来在中国历史上给读者留下无数遐想的“谜”坐实，真是太煞风景了。

本来，中国人就是一个不大具有想象力的民族，现在，连这一点点想象余地，也被极其武断地扼杀，真让人感到痛苦。退一万步，如果《金瓶梅》确实出自王世贞手笔，至少也应尊重他不署自己真名，而偏要署兰陵笑笑生的本意吧；如果《金瓶梅》果然不是王世贞的手笔，而兰陵笑笑生另有其人，那王世贞岂不是窃取他人知识财产的贼吗？英国有个莎士比亚，我还曾到艾玛河畔斯特拉斯福镇上，参观过他的故居。但一直不断有消息传来，英国很有些研究者相当认真地考据，这个小楼里住过的莎士比亚，不是写出几十部戏剧的莎士比亚。人家那里在将实证虚的时候，制造无限的想象空间，我们这里却将虚坐实，将读者当做阿斗。

五百多年来，至少有五十多种关于兰陵笑笑生，究竟是何方神圣的推断，这不很好吗？至少说明在明朝这场文艺复兴的大潮中，有五十多位可以写出《金瓶梅》这种重量级文学作品的巨匠，留下这样的群星闪烁的谜，何其令人神往，一定要解开吗？有必要解开吗？拿得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兰陵笑笑生和王世贞能画上等号吗？我始终认为，一个能被王锡爵女儿昙阳子的邪教，迷得魂不附体的、简直浅薄得可笑的王世贞，这样的作家人格，与兰陵笑笑生笔墨中那份冷静、那份严峻、那份清醒、那份睿智，对于那个时代的深刻洞察，对于那个社会的辛辣批判，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如果也许是王世贞在天才爆发的情况下，写出这部不朽之作，他自己不愿坐实，五百多年来无人坐实，那继续让维纳斯断臂下去，不也是一种残缺的美、遗憾的美吗？这又能碍着谁呢？

要知道，越是难解难分的谜，越有吸引力；越是众说纷纭的谜，越耐人寻味。谜在未解之前，那朦朦胧胧的、模模糊糊的一二体会，那神神秘秘的、影影绰绰的印象碎片，那感觉得到、可捉摸不定的行云流水，那接近破解、然一纵即逝的吉光片羽，不也是一种难得的美之享受吗？我想到梁启超怎样去读李商隐的《锦瑟》了，他说：“义山的《锦瑟》《碧城》《圣女祠》等诗，讲的什么事，我理会不着。拆开来一句一句叫我解释，我连文义也解不出来。但我觉得它美，读起来令我精神上得一种新鲜的愉快。须知美是多方面的，美是含有神秘性的。”（《饮冰室文集·中国韵文内所表现的情感》）

后来，我悟到了一些，也许一部足本的对性描写未加任何删节的原本《金瓶梅》，用这种附带有奖赠品的方式打开图书市场，其商业行销促售的苦心孤诣，我也只好无语。

回到万历朝的王世贞，他的同年张居正当上首辅兼帝师后，对他而言当然是再好不过的消息，在旁人眼里这可是大树底下好乘凉。虽然《明史》说“张居正枋国，以世贞同年生，有意引之，世贞不甚亲附”，但实际上，从张居正的文集中所收录的给这位大文人的回信来看，还是对他关照有加的。而王世贞写给张居正的信，在其全部著作中只字未留，可以理解的理由，因为张居正最后完蛋了、清算了，怕沾包、怕惹事，偷偷地销毁了。我们不能就此断定王世贞小人，至少他在做人上有点不够意思。无论如何，嘉靖二十六年，王世贞时年十九，张居正时年二十，相差一岁的两人，如兄如弟似的联袂应进士试。榜发俱中，张居正为二甲第九名，王世贞为二甲第八十名，这份情谊何等难得。同年，在科举社会里，可比如今同学会、校友会的关系更铁。王世贞仰仗这位年兄，张居正拉扯这位年弟，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张居正一任首辅，马上就提拔他为右副都御史，抚治郧阳。张居正是政治家，王世贞是文学家；张居正从来不染指文学，王世贞却吃着碗里看着锅里，不但想在文学上开一片天地，在政治上也要大踏步前进，而且迫不及待。因此两人常常课不到一块儿去。“居正积不能堪”，就对他说，老弟，你是一把莫邪干将式的宝剑，可不是随手可使的大刀片子，金镶玉嵌的宝剑应该存放在锦匣里，只供赏鉴，不能使用，那就只好请阁下恕我敬谢不敏了。

两人从此分道扬镳。不久，就到了1582年（万历十年），张居正积劳成疾，一病不起，起初卧床还要处理政务，后来实在支持不了，熬到六月，呜呼哀哉！随后，神宗朱翊钧这条白眼狼，对自己老师发起满门抄斩式的清算，所有张居正的敌人也趁此跳出来踩上一脚。在这场大清洗中，王世贞对他的同年有没有落井下石，不得而知。但是，他绝不厚道，他不够朋友，是可以肯定的。对于张居正病根在“得之多御内而不给，则日饵房中药，发强阳而燥，则又饮寒剂泄之，其下成痔”的绯闻透露；对于张居正巴结大太监冯保，竟在帖子上卑称自己为“门生”的嘲讽揭发，口诛之、笔伐之，相当不讲义气。这与他对待张居正前任首辅高拱的轻薄，如出一辙。因为高拱在隆庆年间任首辅，权高位重，说话算数，但迟迟不给他父亲王忬平反昭雪，让他记恨在心，等到他撰写《嘉靖以来首辅传》时，字里行间，足足将他丑化了一番，因而颇为时人疵议。“第此公文字，虽俊劲有神，然所可议者，只是不确。不论何事，出弇州手，便令人疑其非真，此岂足当钜家？”“凡请弇州作传志者，虽中才亦得附名，未请传志者，虽盖代勋名节义，亦所不载。后之耳食之言，未可以为之定案云云。”但是，时已58岁的王世贞，认为即将一甲子的人，已是真正的老爷子，允许自己可以不在乎，或者，不必在乎了。

这种感觉错位，同样表现在他的文学生涯上。他未中进士前，即以诗文闻名。出道后，则更与李攀龙、谢榛、宗臣、梁有誉、吴国伦、徐中行相唱和，继承“前七子”复古理论，史称“后七子”。据《历朝诗选》，起初，有一个叫李伯承的举子，在京会试期间，组织诗社，邀同好者参加。“伯承未第时，诗名籍其齐鲁间，先于李于鳞（李攀龙）。通籍后，结诗社于长安，元美（王世贞）实扳附之。又为介元美于于鳞。”后来，“王、李名成，而伯承左官薄落，五子七子之目，遂皆不及。伯承晚岁，少年若以片言挑之，往往怒目啮齿，不欢而罢”。本来，王世贞年轻时得以跻身诗坛，其引路人为李伯承，与李攀龙结识，其介绍人亦为李伯承，然而，作为诗坛新秀的王世贞，进得诗社，拉帮结派，联手才气并不高野心却很大的李攀龙，将创社元老李伯承挤兑出诗界。接下来，又将当时诗名胜于他俩的谢榛，逐出这个圈子。据《明史》：“迨嘉靖朝，李攀龙、王世贞出，复奉以为宗，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李攀龙、王世贞辈结诗社，（谢）榛为长，攀龙次之，后攀龙名大炽，榛与论生平，颇相镌责。攀龙遂贻书绝交，世贞辈右攀龙，力相排挤其名于七子之列。”据称，谢榛眇一目，凡有这等身体缺憾的人，俗称“独眼龙”，多有强烈的自尊意识和挑战心理。后唐的李克用非要把黄巢赶尽杀绝的狠劲，即是一例。于是，谢榛、李攀龙之间，产生龃龉。

文坛，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江湖。而按江湖的规矩，第一论胳膊，第二论辈分；胳膊代表力量，辈分代表资格。谢榛有理由不买李攀龙的账，你算哪根葱，你来当“一把手”。但王世贞愿意这个虚荣心重，而才气有限的李攀龙为首，却不愿意那个“独眼龙”领袖群伦，于是王世贞联合他人“抬李压谢”，从此，谢榛只好成为离群的孤雁，云游天下，老死他乡。可王世贞也并不因此高看李攀龙，清朝朱彝尊说过“元美才气十倍于鳞”，他也许觉得自己百倍于这位同行，他奚落李攀龙的作品，“于鳞拟古乐府，无一字一句不精美，然不堪与古乐府并者，则似临摹帖耳”，极尽挖苦之能事。明朝诗坛的这份乱象，明朝文人的这份德行，不觉眼熟，似曾相识。敢情，五百多年前一台戏，五百多年后接着演，看来文人的感觉，无论古今，无论中外，大概是有一些共同点的。

纪昀在《四库总目提要》里说过：“当太仓（王世贞）历下（李攀龙）坛坫争雄之日，士大夫奔走不遑，七子之数，辗转屡增。一时山人墨客，亦莫不望景趋风，乞齿牙之余论，冀一顾以增身价，诗道之盛，未有盛于斯时者；诗道之滥，亦未有滥于斯时者。”李攀龙殁世，王世贞独操文柄，此刻可是真正的老太爷了。据陈继儒的《狂夫之言》，1585年（万历十三年），乙酉闰九月重阳，在他弇园里的缥缈楼请客，应邀者甚众，终生不仕的陈继儒也在座。这个有点体制外意思的文人，对王世贞崇拜是有的，但不迷信；朋友是做的，但不佞从。

酒间，座客有以东坡推先生者。先生曰：“吾尝叙东坡外记，谓公之文虽不能为我式而时为我用，意尝不肯下之。”余时微醉矣，笑曰：“先生有不及东坡者一事。”先生曰：“何事”？余曰：“东坡生平不喜作墓志铭，而先生所撰志不下四五百篇。较似输老苏一着。”先生大笑。已而偶论及光武、高帝，先生云：“还是高帝阔大。”余曰：“高帝亦有不及光武一事。高帝得天下后，枕宦者卧；光武得天下后，却与故人子陵严先生同卧。较似输光武一着。”公更大笑，进三四觥，扶掖下楼。

席间闲话，概属戏言，但看似无心的话，就怕有心人听，文学感觉和做人感觉双输的王世贞，也就只好借着酒喝得高了点的理由，退席而去。

由此可见，文人的感觉相当重要，而对于上了年纪的文人来说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