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1328—1398） 明朝开国皇帝，濠州钟离人。他在位期间，社会生产逐渐恢复和发展，并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但他晚年偏好诛杀，未能善始善终。

明朝无名氏的《翦胜野闻》载：

太祖视朝，若举带当胸，则是日诛夷盖寡。若按而下之，则倾朝无人色矣。中涓以此察其喜怒云。

这个嗜杀的太祖，就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在中国三百多个帝王中间，也就只有他是真正来自草根阶层的卑微人物。几千年来，农民起来造反者无数，失败者也无数，而他却是成功坐上龙椅的“唯一”。与他景况相类似者，还有一个，那就是汉高祖刘邦。近人钱穆说：“除却汉高祖，中国史上由平民直起为天子者，只有明太祖。”不过，刘邦非绝对之平民，当过泗水亭长，介乎派出所长与街道委员会主任之间，官职不高，但吃公粮，领取九品或从九品的俸禄，用公帑支付工资，那就是官员。在中国，再小的官也是官，官就是管，管就是权。亭长，管辖约方圆十里的范围，后来他发达了，又回到他当亭长的老家，一张口，“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那底气，那声势，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也绝非一个升斗小民吼得出来的。

朱元璋好杀人，这一点刘邦有点惭愧，但要论牛气、大气，朱元璋就差池多了。明朝陈继儒《狂夫之言》中载：“太祖常躬祭历代帝王庙，至汉高像前曰：‘我与公皆布衣，起得天下。公是好汉子！’命再加一爵。”其实，朱元璋这个赤贫无产阶级，或流氓无产者，根本没法跟泗水亭长相比。从他自叙《朱氏世德之碑》，“某自幼多疾，舍身皇觉寺中。甲申岁，父母长兄俱丧，某托迹缁流。至正二十四年，天下大乱，淮兵蜂起，掠入行伍……”来看——

明太祖朱元璋来自草根阶层，但却嗜杀成性。图为明朝陈洪绶所绘的朱元璋像。

他的职业：第一，当过和尚；第二，混过盲流；第三，干过兵痞；第四，做过蟊贼。

他的履历：第一，在地主家放过牛；第二，在庙宇里挂过单；第三，在流浪时讨过饭；第四，在落草中打过劫。

虽然按照曾经流行的观点，这都是他的优势，他比刘邦更无产阶级、更苦大仇深、更彻底革命、更立场坚定。但在封建时代的人们眼里，这都成为他的劣势，这些不光彩的过去那是上不得台盘的。为这些胎记，当上皇帝以后的朱元璋，很自卑，很恼火，很觉得玷污自己，很感到耻于谈论。他说，可以；别人说，不行。就构成他绝对碰不得、始终解不开的心结。

洪武年间，开科考士，太祖翻阅考中的生员名单，一名来自江西婺源的姓朱的举子，吸引住他的目光。如果此人是南宋朱熹后裔的话，排个转折亲，攀上一位先贤当祖宗，岂不很是光彩么？那个考生当然了解太祖杀人不眨眼的脾气，哪敢撒谎，连忙申辩与朱熹并非同宗，连远房也不是。朱元璋一想，这样一个学子，都不冒认圣人为祖，朕就更犯不着了，遂寝息了这个认祖的念头。

这是一件小事，但可了解朱元璋心底里的这个“结”，左右着他的一生。

现在无从知道，明太祖在他闯荡江湖、厮杀搏斗、走投无路、跌倒爬起的早期岁月中，是如何饱受生员官吏、豪门士族、衙隶差役、地主富户欺压的？当初游方乞讨、流浪为生之际，没有机会读书、没有可能成为读书人，是如何被同龄人笑话他不识字，笑话他大老粗，耍他蒙他，从而产生对知识分子的嫉妒和厌恶心理的？一个活生生的人，被迫害而无法抗争，被镇压而不能反弹，郁积于胸，深藏于心，总有爆发的一天，何况朱元璋？积怨生恨，久恨成仇，就像酵母一样膨胀，便酿成对官员、对富户、对文化人的血海深仇。待他有了报复的机会，有了报复的手段，嗜杀——便是他那数十年积郁心结的一次释放、一种补偿。

所以，他老婆马皇后跟他厮守一生，最后沉疴不起，知道死之将至，无法挽救。太医们虽精心会诊，尽力治疗。谁知她宁可等死，坚决拒绝用药。朱元璋大火，跑到后宫去，责问她为什么？马皇后说：“我吃药也是死，不吃药也是死。可我吃了药死后，你一定要杀这些太医们的头。与其如此，还不如不吃药而死，可以保全这些太医们。”这一段野史，人称“马皇后怜惜太医”。由此可见，这位皇帝的嫉恨心结，发作起来，其残忍，其猜忌，其动辄杀人之不问情由，与他同生死共患难的老婆，对他无所不用其极的狠毒，斩草除根的决绝，也是无可奈何的。

清朝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载：“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皆兼而有之者也。”清朝万斯同论朱元璋：“盖自暴秦以后所绝无而仅有者。此非人之所敢谤，亦非人之所能掩也。”按照近代精神病学的研究，他的这种近乎疯狂的嗜杀行径，基本上属于心理变态。清朝谈迁的《谈氏笔乘》中提到：“太祖好微行，察政理，微行恐人识其貌。所赐诸王侯御容，盖疑象也。真幅藏之太庙。”看来，他的嫉恨心结，随着他登基以后愈演愈烈，他的嗜杀之性随着他为帝以后变本加厉。据吴晗的《朱元璋传》说，他打江山30年，坐江山30年，当上皇帝以后杀掉的人，要比他未当上皇帝前所杀掉的人，至多不少。仅一个“胡惟庸案”、一个“蓝玉案”，株连人数之多，牵扯地域之广，前后共屠杀五六万人，真是骇人听闻的人口灭绝。“村墟断炊烟，陇上无行人”，这是当时诗人笔下的大案开杀的惨状。

在明人笔记中，关于朱元璋私访而大开杀戒的记载颇多，如无名氏的《翦胜野闻》中载：“太祖尝微行京城中，闻一老媪密指呼上为老头儿。帝大怒，至徐太傅家，绕室而行，沉吟不已。时太傅外出，夫人震骇，恐有他虞，稽首再拜曰：‘得非妾夫徐达负罪于陛下耶？’太祖曰：‘非也，嫂勿以为念。’亟传令召五城兵马司总诸军至，曰：‘张士诚小窃江东，吴氏至今呼为张王。今朕为天子，此邦居民呼朕为老头儿，何也？’即令籍没民家甚众。”如马生龙的《凤凰台记事》中载：“元宵都城张灯，太祖微行至聚宝门外，见民间张一灯，上绘一大足妇人，怀一西瓜而坐。上意其有‘淮西妇人好大足’之讪，乃剿除一家九族三百余口，邻里俱发充军。”

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决定了个体农民的生存状态。他们无非四件事：春耕、夏播、秋收、冬藏；无非四个“头”：生活在炕头、劳动在地头、最远到村头、最终到坟头。终其一生，仅此而已。在一个农民的心目中，地头乃维系生存的根本，对朱元璋这样一个当了皇帝的农民来讲，国家就是他的地头。所以，他把宰相取消，耕耘、灌溉、锄草、施肥，事无巨细，无不亲手操持，即或佣工，两眼也盯得溜直。清朝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说：“有明一代政治之坏，自高皇帝废宰相始。”凡农民（或原来的农民），凡庄稼汉（或早先的庄稼汉），只要手中拥有权力（上至一个国家，下至一个单位），都崇尚高度集中，绝不相信他人，更不假手他人。然而，国家那么大，你朱元璋纵有三头六臂，日理万机，也有管不过来的时候。具体而微的国家行政事务，唯有托付给有知识、有文化、有能力的人进行管理。正如一个老农忙不完地头的庄稼活，不得不请邻居帮忙，不得不雇长工、短工，尽管他信不过，但也不得不这样去做。

如果说朱元璋借微行察访，是因为他不放心老百姓，而他主持朝政那就更加不放心读书人了。因为他内心中这个“结”，总在提醒他，这些知识分子，会不会给他耍心眼，会不会跟他不合作，会不会看他的笑话，会不会出他的洋相。尤其那些有思想、有才能、有威信、有人望的知识分子，更被他视作心腹之患。朱元璋这种残暴阴刻的念头、自负褊狭的行为、猜忌怀疑的心态、与人为敌的戒惧，自然与他早年受欺压、遭摧残、被排斥而抬不起头来的成长历程有关。自然也与过去人家不把他当人对待，现在他也不将这些人当人对待，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有关。他对手下的这些功臣夙将、文武官员，总提防着、总戒备着、总敏感着、总介意着，甚至有点病态的神经质，而神经绷紧到一定程度就要开刀问斩。

在《国史大纲》中，钱穆分析朱元璋的这种与读书人为敌的意识形态之形成渊源时说：

宋太祖惩于唐中叶以后武人之跋扈，因此极意扶植文儒。明太祖则觉胡元出塞以后，中国社会上比较可怕的只有读书人。但是所谓传统政治，便是一种士人的政治。明太祖无法将这一种传统政治改变，于是一面广事封建，希望将王室的势力扩大。一面废去宰相，正式将政府直辖于王室。既不能不用士人，遂不惜时时用一种严刑酷罚，期使士人震慑于王室积威之下，使其只能为吾用而不足为吾患。

早年间，朱元璋与其他起义军作战打天下的时候，还是很注意延揽士人，以为己用的。譬如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高升，譬如提出“不嗜杀人，故能定天下于一”的唐仲实，再譬如刘基，譬如宋濂等等。而且，他能够从淮北起家，渡过长江，西与陈友谅战，南与方国珍战，东与张士诚战，然后定鼎金陵，为他出谋划策、运筹帷幄者，都是这批由他敦请入幕的知识分子。但江山坐稳，这些有着自己观点信念的军师谋士，这些在征战中立下卓著功勋的名帅夙将，很有碍于他的统治，他登基没几年，就开始收拾这些老伙计、老战友，和那些不得不使用可又不得不防范的文人了。

明初，元朝知识分子看不起朱元璋，就因为他小和尚出身、为兵为匪的经历，并不和他积极合作。加之后来他对待臣下的手段恶劣，名声不佳。尤其是他暴虐的“廷杖”，当着陛下，当着朝廷，揍他的臣下，令人生厌。当众脱下裤子被按住打屁股，每五棍换一个打手，这种施之于朝臣的“廷杖”，不仅受人饱尝羞辱，即使被杖者命大，不致毙命，也将终生残疾不起。中国历史上的“廷杖”，以明朝最为盛行，就是太祖带的头，一直到末帝崇祯，终明之世，不绝于书。因此，当时的士人以服官为畏途，清朝赵翼《二十二史札记》载：“时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

朱元璋一看文人纷纷借故推托，指名也不来，给官也不做，顿时火起，下了一道御旨，叫做“寰中士夫不为君用”的律例。这意思就是，别以为朝廷多么待见你们这班人，可我需要尔等为朕效力的时候，必须马上报到上班，不来就是犯罪行为。“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断指不仕，苏州人才姚润、王漠被征不至”，就按照这条“不为君用”的律令，将他们“诛而籍没其家”。

如果说，引发朱元璋对开国元勋大开杀戒的借口，是谋反叛乱，那么他对知识分子的镇压，就是不能容忍这些读书人对他的“讥讪”，尤其不要碰他的“忌讳”。他的心结，是绝对的禁区，谁碰谁就遭殃。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因为头秃，连“光”、连“亮”都在忌讳之列，这种农民心理可算是一脉相承。那个小d，曾经语带不逊地讥讽过，阿q不但怒目而视，还扭抱住他打了一架。如果阿q成了皇帝，金口玉言，那小d肯定被抓起来拉出去毙了。说到底，朱元璋是农民，而农民在小农经济状态下形成的狭隘、封闭的意识，就免不了要有阿q这种由极其自卑转捩成极其自尊的护短心理。

明朝黄溥《闲中今古录》载：杭州教授徐一夔撰写了一份贺表，上呈朱元璋讨好。马屁拍得够响的，其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阿谀奉承语句。谁知朱元璋阅后大怒，他说：“‘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无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下令把教授斩了。《闲中今古录》又载：洪武甲子，朱元璋开科取士，一些功勋大臣不服，认为他轻武重文。朱元璋讲：“世乱则用武，世治则用文。”勋臣们提醒他：“此固然，但此辈善讥讪。”并举了朱元璋当年的死对头、另一位起义军领袖张士诚的例子告诫他。张士诚原名九四，对儒士相当礼遇，因嫌“九四”做名不雅，请教这些儒士，才改为张士诚这个名字的。朱元璋一听，说：“这名字不是蛮好吗？”哪知道这些勋臣说：“《孟子》里有一句‘士诚小人也’，这根本就是在变着法儿骂他，他不明白罢了！”这正好碰上朱元璋的心结上，从此对士人和他们的文字，挑剔找碴，没完没了。

明朝皇甫录《皇明纪略》载，太祖曾命令状元张信教他的儿子们写字，张信用杜甫诗“舍下笋穿壁”作为临摹字式。朱元璋一见这五个字，莫名其妙地大怒：“堂堂天朝，何讥诮如此？”说话间把这位状元推出去腰斩了。僧人来复上谢恩诗，其中有“金盘苏合来殊域”、“自惭无德颂陶唐”两句，朱元璋阅后发火了，认为头一句“殊”字是“歹”和“朱”二字合起来的，是在咒骂他；认为后一句是讽刺他无德，“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也，遂斩之”。

这种毫无理性的“忌讳”，这种纯系脑残的“找碴”，其实是和这位皇帝的文化弱势相联系，是受到他那可怕的阴暗心结所驱使，也是历代草根阶层出身的帝王仇视知识、痛恨文明、轻蔑文人、憎恶文化的必然结果。现在，我们终于读懂《阿q正传》最后第九章《大团圆》中，为什么阿q使尽了平生的力气画圆圈，立志要画得圆了？说白了，这个末庄农民，也是生怕别人笑话，与当上皇帝的农民朱元璋一样，有着与生俱来的对于读书人、对于文化人、对于知识分子的嫉恨心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