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木子到我家里来打秋风。他单身一人，总是轮番着对朋友们搞突然袭击，不请自到。他跨进我的家门之后，就像鬼子进村一样，神经紧绷，面色冷峻，一声不响地往楼梯上跑，径直闯入阁楼上我的画室，把我近期完成和未完成的画作一幅幅翻开来，仔仔细细看，掏着耳朵，挖着鼻孔，挪前退后地看。看完之后，他松一口气，嘴巴一咧，自己对自己笑起来。我的画作还是那个水平，没什么创新，也没什么突破，位置介于画匠和画家之间，勉强能卖几个小钱。他放心了。
木子是个鬼头鬼脑的小个子男人，心眼儿也小，自己在事业上一筹莫展，就总是担心朋友们一夜成名，把他一个人孤另另地抛在原地。
他的担忧实在有些多余。吃艺术饭的人，三十岁之前还没有折腾出什么动静，以后的日子，纵有出息也不会太大。像法国画家享利．卢梭那样，五十岁从海关退休才献身艺术，而后在主流之外独树一帜，成为大师，恐怕是艺术史上少之又少的特例。我今年已经四十岁了，成名成家的好梦早就止息不做，有一门手艺能够令我月月小有进帐，全家衣食无忧，我已经心满意足。
木子从楼梯上轻轻松松下来，到厨房监督我做饭。他对饭菜的精美程度要求不高，一般情况下，油水足一点就行。也难怪他，平常一日三餐总用微波炉食品打发日子，嘴巴里肯定寡淡至极，对大鱼大肉的迫切向往是可想而知的事情。
他叉开双腿，反身骑坐在一张靠背椅上，下巴垫着椅背，笑嘻嘻地盯着我看，把我心里看得发毛。
“有毛病啊！”我把菜刀重重地剁在砧板上，指责他。
他说：“我没有毛病。我要是出毛病，那就是有了情况，你该为我庆贺。”
“那你什么意思？你不正常。”
他“嗤”地笑出来：“是马宏。”
我说：“马宏？”
他点头，非常肯定：“马宏。”他又说：“马宏这个家伙啊！”
我愣愣地张开嘴，一时间都忘了砧板上还搁着一块等待切割的肉。用不着木子再说，我已经明白了大概是怎么回事。马宏一定又被哪个女人粘上了，他有了新的爱情。不管他愿意还是不愿意，爱情漫溢的最后结果，他将要再一次步入婚姻殿堂。
“谁？不会是又一个待业女青年吧？”我问木子。
“不，人家在外事单位工作，正经八百的法语翻译。”木子语调怪怪的，显而易见地带着一种嫉妒和酸涩。
我又一次惊讶：“学法语的？”
“是啊。”木子说，“不是因为法语，他们之间还接不上碴。”
我在心里长叹了一声。可怜的马宏啊，哪怕他跟一百个女人缠绵交欢，爱了再恨了，结婚而后离婚，他心里始终横亘着居真理的影子――去法国读书，在法国定居，漂亮的、现代的、思想自由的居真理。他是一个生活在梦里的人，他的身子在现实的世界里随波逐流，好脾气地把迎向他的女人一一地接纳过去，抚慰和安置她们，不让任何一个人失望而去。他的灵魂却站在高高的云端，凝视居真理的身影，想她，爱她，渴望着有一天能够跟她终成眷属。他们一次次地相会，见面却又分手，完全是马宏个人的悲剧，性格的悲剧。
八十年代中期，马宏是市里一家历史最悠久的影剧院的职工，专门从事影院大门外电影海报的制作。木子刚从师范美术系毕业，教中学美术。我在出版社画封面插图。我们三个人分住在三家单位的集体宿舍里，在一次画展上偶尔相识，成为朋友。马宏的女友居真理那时候大学在读，学的是法语，高高的个子，有两条小马驹一样健壮漂亮的长腿，脑后束成一把的长发也总是像马尾巴一样快活地扫来扫去，把我们看得眼睛发直。马宏很为他的女友骄傲，他常常坐在城中广场的石凳上，眯起眼睛看身边来来往往的年轻女孩，而后挺直了腰板，不容置疑地向我们宣布：“走遍全城，你们找不出第二个像居真理这样的，绝不可能！”
这话我们同意。好女孩子可遇而不可求。我们很羡慕马宏的手段和运气。但是公平的说，马宏自己并不比居真理逊色。马宏那时候已经是本市美术界小有名气的人物，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年轻轻的就加入了全国美术家协会，接下来有望成为新一届市美协的理事。他体型硕长，衣着整洁，常年跟颜料打交道的那双手总是洗得干干净净，手指修长柔韧，显得敏感而又多情。他的发式不像大多数年轻画家们那么夸张，长短修剪得恰到好处，发梢微微有一点自然卷曲，仰天或低头的时候，柔软滑顺的头发会跟着他的动作无声流动，时而披散时而聚拢，黑色细沙从指间簌簌泻下那样的感觉。最出奇的是他的眼睛，羊羔一样漂亮和温顺，眼中总含着笑意，温润和略带羞涩的笑，瞳仁的颜色还特别浅，眼皮四周是一圈油润的光晕，这就使他的目光特别温暖而朦胧，带着冬夜炉火的诱惑，会把女孩子的身心看得发软，融化，战栗，甚至迷乱。
马宏自己并不清楚他目光的杀伤力，那时候他只对居真理忠诚，对别的女孩子，无论是妖娆的，娇媚的，还是清纯的，似乎都没有太多兴趣。这使得我和木子嫉妒得咬牙。我们一直都渴望得到哪怕只有他十分之一的体貌上的优势，这样就不至于让我们在对女孩子的进攻中屡战屡败。
认识我们不久，马宏遭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打击。
那一年，省外文书店在新落成的营业大楼里举办了一次规模甚大的国际图书展。无论从展览的内容还是形式来看，那一次的活动都是盛况空前的，是令我们这些没有机会出国见世面的小人物大开眼界的。
我们三个人结伴去看过一次。而后马宏陪居真理去看过一次。最后一次马宏是一个人去的。马宏在一本图文并茂、装帧精美的法文图书前徘徊良久。那本书的题目是《 le
souterrain
de
paris 》，翻译成中文，应该是《巴黎的地下世界》。前一天居真理跟他一块儿翻看这本书的时候，对他讲过这本书的大致内容：在巴黎的城市街道下面30米的深处，还有另外一个被禁止通行的地下城，面积七百多公顷，纵横延伸近三百公里。过去的几百年间，这个神秘的地下世界里吸引了众多的走私犯、密谋革命者以及年轻的洞穴爱好者、酷爱猎奇的先锋艺术家。每年都有成千上万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秘密潜入进去，或者企图在非同寻常的世界里从事艺术创作，或是为了享受那里寂静的氛围，甚至为了举行某种神秘的仪式。这本书里写的就是巴黎地下的故事。书中大量的图片，拍的也是这个幽秘神奇的地下世界。
马宏徘徊在法文版图书展销柜台前的时候，心里有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念头：他要得到这本漂亮得像圣诞礼物一样的书，为居真理。他认为学法语的居真理会渴望拥有这样的一本法文原版书。
马宏指着书问书展的工作人员：“它卖吗？”
工作人员不屑地瞥了马宏一眼。马宏穿一条皱巴巴的卡其布裤子，手织的睛纶线毛衣，鞋跟磨损得半边高半边低的猪皮船鞋。工作人员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卖。”但是他接着又说：“你不会买。”
“你怎么知道？”马宏好脾气地问。
“太贵。”
“有多贵？”
“四百法郎。”
“……”马宏不说话了。画海报的马宏别说四百法郎，就是四个法郎都拿不出来。他连常见的美金都没有摸过，法郎对于他来说该是一个多么遥远的东西。
但是马宏没有死心。他一心一意要得到那本书，其念头强烈得近似魔狂。趁展台工作人员转身去招呼另外一个顾客的当儿，他居然鬼使神差地抓起书来，迅速地塞进毛衣胸前，两只手交叉抱在胸口，面色紧张地往展厅大门处突围。
他不知道国外图书那时候都用上了条形码，购买之后要进行消磁。他走到门口，一只脚刚刚迈出门边，报警器嘀嘀地响了，他被展厅里的保安扑上去逮个正着。
在派出所拘留他的那段孤苦无助的日子里，他尝试着给他认为靠得住的所有朋友们打电话，寻求大家的帮助。结果去探望他的人只有我和木子。我给他带去一只烧鸡。木子带给他一套换洗衣服。木子的衣服他穿着太小，上衣紧绷绷绑在身上，裤子可怜巴巴地吊在脚踝处，这使他看上去更加落拓和悲惨。我给他带去烧鸡的同时，还带去了一个报社的记者朋友。我的用意十分拙劣：想借报社的势头吓唬一下派出所民警。我当着那些监督我们会见的民警的面，故意粗声大气地问他：“你有没有受到什么不公平待遇？”我看见他一边的脸颊肿了，眼眶处有一块青紫，嘴唇还留着血痕。我这么问的意思，是要他自己当记者的面痛诉其不人道的遭遇，让一旁聆听的民警们自惭形秽。可是他不敢说。他用眼角的余光瞥着旁边穿制服的民警，一再地强调，他在拘留室过得很好，人们对他都很客气，彼此之间相敬如宾。他反反复复提醒我的是，千万别把这件事告诉居真理，一点点口风都不能透出去。一个戴眼镜的民警同志听了之后问他：“谁是居真理？女朋友吧？”他又冷笑说：“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马宏就悔过似的低下头，面红耳赤。
木子找他在市公安局搞宣教工作的同学帮忙说情，我卖掉了一幅林散之的草书条幅和一只下乡支农时收集来的古董笔洗，凑齐必要的罚款，这才把马宏领出拘留室的铁门。
马宏出门之后，被头顶灿烂的阳光照耀得无比幸福，他一手抓住我，一手抓住木子，感激涕零地说：“从此以后，我只有你们这两个朋友，我们是同甘苦共患难的兄弟。”
居真理很快知道了这段喜剧式的偷书故事。居真理知道之后非但没有疏远马宏，反而对他更加迷恋。她告诉我们说，马宏是为她的需要而犯罪的，世界上有多少男人肯为他们心爱的女人做出为人不耻的事情？她还说，如果有第二个肯为她偷书的男人，她也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爱上他，她把自己的身子一劈两半，一半给他，一半给马宏。
居真理这么说的时候，我看到了木子在旁边偷偷摩拳擦掌的样子，好像他已经决定了也去为居真理偷上一本书，他要靠这本偷来的书得到居真理的半个身子。可是我知道，木子不是马宏，他没有这种奇思异想的浪漫，更没有这样孤注一掷的疯狂，所以他是得不到居真理的。
很久以后，我们三个人又一次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马宏坦白道，其实他偷书的动机不完全是为居真理，他自己也对书中的内容十分好奇。他看见图片上拍摄出来的巴黎地下世界石壁上的涂鸦，那些流浪者和先锋艺术家们写上去、画上去、喷涂上去的五彩缤纷的文字，心里有非常强烈的愿望，想弄明白那些文字的内容是什么，那些人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和心理，想要面对这片幽冥之境表达出什么样的奇特心声。他对我们描绘出一幅温馨至极的情景：他和居真理双双脱光了衣服，躺在床上，他的光裸的胸口上竖着这本精装豪华的法文版图书，每翻到一幅图片，居真理就用她细长的手指点着图片中横七竖八的文字，一句句地读出来，半猜半蒙地读出来。然后他们为那些文字的荒唐和混乱而大笑。居真理会笑得把头埋进他的肩窝，抽筋样地喘不过气。
那样并肩读书的一幕该是多么有趣！
不管怎么说，经历过这样一件令人尴尬的事情之后，我们不约而同地明白了一个真理：人在世界上必须有尊严地活着。怎么样才能获得尊严？一是有钱，二是有名。有钱，多贵的东西都可以不眨眼皮地买下，小至一本《巴黎的地下世界》，大至罗浮宫的藏画。不光在中国的书展和画展上买，还可以亲自出国，雇人出国，到巴黎去买，买得痛快淋漓，尽兴而返；有名，那就更加简单。名气虽然不如钱来得直接，但是在需要一本书的时候，只要稍稍地张一张口，暗示一下，自然会有人替你买下，恭恭敬敬送到你的手上。起码在误入警局之后，人们会客客气气地请你说明情况，绝不至于上来就是一顿老拳，打得你鼻青眼肿。
就我们这样的三个人来说，钱和名如何才能得到？靠家庭无望，靠天上掉馅饼是梦想，只有老老实实奋斗，面壁十年，终成正果。
其时我们的生存环境都不尽如意，我们住的都是单位宿舍，一个十五平米的房间起码塞着三四个单身小伙子，不说是随意作画，连看书都受着灯光和时间的制约。这样，我们决定共同出资，到城乡结合部租农民的房子住。我们必须给自己创造出施展拳脚、大干一场的自由天地。
八十年代的城市建设远不如今天这样完美和辉煌，我们租下的那个农民小楼座落在一片开着金黄色油菜花的庄稼地中间。农民盖它本来是自用，好歹改善一下家居条件，听到我们报出来的还算丰厚的租金，农民就动心了，生活暂时不作改善，先收上几年租金再说。
农家的小楼，简陋是肯定的，四壁水泥墙之外，我们住进去的几乎就是一个空壳子房间。好在我们也不是什么讲究生活的贵人雅士，我们自己动手，把楼下隔成三间住室，楼上隔成三间画室，每人都摊得上“一楼一底”，可以算得上奢侈。农民为了挣他的租金，对我们简直就是言听计从，让他在楼顶开个天窗，他二话不说拿锄头捅个窟窿；让他打掉墙壁安上半面墙的透光玻璃，他立刻叫来兄弟子侄，叮里咣啷动手砸墙。当然我们决不是无理取闹，我们反复跟农民解释，明亮的自然光线对画家是多么重要。农民两眼茫然，并不能懂，但是一脸肃穆的面容表明了他对我们三位艺术家是多么的崇敬。
为鼓舞士气，我们为自己封了一个爵号：画坛三剑客。我们还抄录了1917年在巴黎诞生的“达达运动”的一段宣言，贴在我们餐室的墙上：
达达就是我们的强力所在，正是这一强力将德国婴儿的头颅挑在刺刀尖上；达达就是既无拖鞋也无类似东西的艺术……我们十分清楚我们的头脑将要成为柔软的靠垫，我们反对教条主义，同样也反对官僚阶层，我们唾弃人道说教。我们没有自由，所以我们坚信没有纪律管束、没有道德教唆的自由是十分必要。达达主义仍然局限于欧洲弱者的范围之内。虽然它现在十分弱小，但我们希望从现在起让艺术的动物园被装点得五彩缤纷。咚咚锵！嘿啵哈啵！嘿啵哈啵！
万事俱备，现在我们要拼命地作画，狂热地作画，画出我们崭新的人生和光辉灿烂的前程，画出马宏和居真理的幸福，我和木子以及我们未来女朋友的幸福。
我们三个人当中，无论从年龄还是画坛的地位来说，马宏都是老大。马宏已经是中国美协会员，作品参加过画展，上过杂志的封二和封三，甚至还卖出过钱，说明这世界上已经有相当数量的人在肯定和欣赏他了。相比之下，木子的色彩感总是欠缺，画面上经常是乌糟糟的，说不出来的一种混乱，他怀疑自己的眼睛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不能说色盲吧，色差，有没有这种说法呢？他经常长吁短叹，对自己的前景不十分看好。当然他后来还是摸索出了一种画风，能够把他那些混乱的色彩恰到好处地包容进去，成为另外一种和谐。这是后话了。
我呢，因为本职工作是出版社的书籍装帧，基本上是个杂家，什么都能够学上两手，什么都学不出精髓。好在我这个人本性平和，是个随遇而安的人，我不着急，慢慢画，时间长了，也有了自己的一些市场。实际上，在我们出版系统内部，我的作品和成就还是能够让众多的编辑和作者趋之若鹜的，点名找我设计封面和插图的人如此之多，需要排队等候，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马宏作品对我的压力。
我绕了一个圈子，把我们三个人的情况作了一个大概介绍，最终还是要回到马宏身上，我还想对他作一些进一步的说明。
我一向认为马宏是个有实力的画家。如果他愿意，他可以比现在更加轻松地出名，比如把色彩弄得更热烈一些，把笔触弄得更狂野一些，往当下各种各样的“主义”和“流派”上靠拢得更近一些。不管他内心对这一切是否苟同，现实当中这就是出名的捷径，你只有被人们归纳入某一个“主义”或者“流派”，人们对你的作品才能够有话可说，你也才能轻而易举地跟着这些潮流一荣俱荣。
马宏想出名，却没有学会借势出名。相反，在我们租下了农民的房子，生活在简单、平静、自然的环境之中，某种程度上避开了城市的喧嚣和骚动之后，马宏的画风慢慢地趋向纯朴和稚拙。他喜欢用纯色，绿就是绿，黄就是黄。他的人物基本是平面的，大大的脑袋，笨笨的手脚，木偶一样的眼神，透着儿童画的稚气和可爱。他哪怕是画一棵树木，用的都是儿童画的笔法：从根到梢一笔不差，每一片树叶和每一串花朵都是脉胳清楚，轮廊鲜明。他的想像力和画面变形的程度都有孩童的率真，完全的不受规矩约束，那样一种简单和大胆，常常令人匪夷所思，只有不谙世事的儿童才能有那样的尖锐和荒诞。
暂时还没有人欣赏马宏的画风。他需要等待。连我和木子对他都不能理解。我们认为艺术家都是攒着劲儿往前走的，只有马宏闭上了眼睛一步步地退缩，退到原始和童稚，退回他的内心深处，那一片幽秘昏暗不可知的世界。
我们集体雇了一个钟点女工，帮我们打扫卫生和做饭。是房东家的女儿，名字特别朴实，就叫丫头。
丫头在家里是老巴子，平常挺受宠。那年她二十出头，初中毕业，在乡办厂里做工，好像是缝制劳保手套吧。我们租下房子搬过来的那天，她刚好休息，很勤快地帮我们楼上楼下洒扫除尘。她身材小巧结实，腰肢胳膊圆鼓鼓的，胖胖的手背上有几个可爱的梅花坑，引得我们的眼睛老是要往她手上瞄。那一天她好像也特别卖力，丢了水桶拿扫把，身子蹲下去又直起来，腰眼里安了弹簧一样，没有一点疲倦的意思。干到最后，她热得脱剩一件紧身棉毛衫，脸颊浮着两团艳艳的红，头发粘在额头上，鼻尖上的汗珠子一颗一颗米粒一样排列着。我们都很感动，觉得农民的女儿就是跟城里姑娘不一样，她们想要帮你的时候，那就真是掏心窝子的帮。
第二天我们就对房东提出来，要请他帮我们找一个钟点工。丫头听说后，连工钱多少都没有问，自作主张地辞了厂里的工，到我们小楼里上班来了。她的理由是：钟点工活不累，跟文化人相处着还能长学问。丫头来了之后的确是尽心尽责做她份内的事，为把我们的那顿晚饭做得丰盛可口，她还自己掏钱报了商业学校的一个烹饪学习班，每星期两个晚上，骑车进城上学。
丫头刚来时，还不懂得装扮，穿的衣服比较土气，而且还总是把好好的衣服穿出乱七八糟的效果。比如说吧，她新买了一件浅绿色格子的上衣，本来挺不错，高高兴兴穿到小楼里给我们看。可是她为这件上衣配了一条深绿格子的裤子，这就很可怕了，颜色绿到了一块儿不说，大格子小格子又连到了一块儿，南美洲沼泽里的绿蜥蜴一样，效果令人恐怖。再比如说，她有一件粉红色的尼龙花边衬衫，颜色非常娇嫩，是她的一个表姐从上海带给她的，也是她最引以为自豪的出客衣服。粉红颜色本来就难搭配，偏偏她别出心裁地配上一条铁锈红的裙子，好端端的衣服一下子变得万般俗气，简直就有了暴殄天物的意思，让我们气不能平。
但是丫头的爱美之心非常强烈，她勇于学习。
有一回，马宏要去参加美术界的一个会议，穿戴整齐了走下楼来。丫头站在楼梯口，她先看见从高处踩下来的一双咖啡色半旧的皮鞋，又看见一条咖啡色的灯芯绒裤子，再看见一件磨得发了毛的驼色花呢短大衣。丫头看得目瞪口呆，也对马宏佩服得五体投地。她第一次明白了衣服不可以随便穿着，颜色和质地、款式的匹配非常重要。回家以后，她把身上的那条深绿裤子换掉了，浅绿格子的上衣配了一条黑色裤子。过一天再穿绿格裤子时，又配了一件纯色毛衣。粉红色衬衫很难配色，她虚心请教马宏，马宏建议她配一条乳白长裤。果然是好，清新，而且娇嫩，很符合丫头的年龄和身份。
居真理的大学同学中有一个法国女孩，是到中国学汉语来的，跟居真理结成了互帮互学的对子。那一年圣诞节，她回法国度假，居真理托她在巴黎买了四顶法兰绒的贝雷帽，一顶浅灰色，三顶墨绿色。浅灰色的那顶她戴了，墨绿色的三顶送给了我们三个。那个冬天里，我们的四顶贝雷帽在全城出尽了风头。居真理给她的浅灰色帽子配上了黑色高领毛衣，黑色的直筒呢裤。她淡妆素抹，再加身材修长，穿戴上这样一身行头，优雅得叫人惊叹。而我们三个男人从小楼里走出来的时候，三顶墨绿色的帽子齐唰唰扣在头顶，帽子下面是艺术家特有的苍白而颓废的面容，随随便便搭配上一件毛衣夹克什么的，回头率都是百分之一百。
我们第一次戴着帽子出门，刚巧丫头拎了满篮的青菜从外面进来，她一下子吓住了似的，一只手飞快地捂住嘴巴，眼睛瞪成了两个铃铛。我们得意地朝她笑笑，有点炫耀，也有点恶作剧的使坏，不约而同地挺起胸脯，甩开胳膊，迈出了军队出操时的整齐正步，从她的眼前昂扬而过。
她的那只手一直捂在嘴上，着了魔一样地跟着我们走，穿过菜地，转上大路，一直跟到公交车停站的地方。在她的一辈子当中，可能还没有见到过如此帅气、如此不羁的男人。
后来她又看见了戴浅灰色贝雷帽的居真理。她的震惊更加明显，因为居真理出现在门口的那一瞬间，我看见丫头的脸都红了，她的眼珠像是粘在了那顶帽子上一样，手里的抹布一个劲地滴水，把她自己的鞋袜都滴湿了，她浑然不知。
居真理进门之后，把她的帽子摘下来，挂在门后。那里已经挂着我们的三顶，现在又多了一顶。四顶帽子一般大小，活像放在那里接受检阅，很有威势。
丫头打扫卫生的时候，眼睛就不住地往那门后墙上瞄。她还借拭擦门框的机会凑过去，伸手在那些帽子上摸了摸。
当天回家后，丫头就拆了她妈妈的一条紫红色毛线围巾，照葫芦画样子的织成一顶扁圆形无檐帽，第二天得意洋洋地戴到小楼里给我们看。
不能不说丫头是个手巧的姑娘，可能她从前缝制那些劳保手套也为她积累了经验吧，她织出来的帽子圆圆扁扁无可挑剔。但是那不是法国贝雷帽，只是一顶普通的中国毛线帽。细微的、说不上是哪儿的一点点区别，使得二者迥然相异，有了本质的不同。而且，丫头圆圆的脸型和过于健康的肤色不适合戴这种款式的帽子，这使得她的脑袋像一颗过于饱满的紫红色的葱头。
丫头把身子扭来扭去，羞涩地笑着，问我们：“好看吗？”
我们朗诵一样地齐声答：“好看！”
可是丫头不傻，在居真理戴着帽子第二次出现在小楼里之后，丫头对着镜子认真地比照了自己，觉得情况不对。后来她就把她的帽子藏了起来，再也不戴了。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丫头都对住在小楼里的我们充满好奇和敬畏。尤其对马宏，她认为他简直不是人，是神。他精细的生活，考究的衣着，修剪整齐的头发和指甲，都使她惊叹，着迷。她为他服务时，要比为我们另外两个人服务多加十倍的细心。她察言观色，举止小心，注意不留指甲，不掉头屑，棉毛衫的领口没有污痕。她要努力以自己的优雅来适配他的优雅。
纵然如此，出错的情况还是不能避免。
我们楼上的画室是水泥地面。水泥地面的特点是任何时候都能够扫出灰尘。灰尘这玩意儿，你不动它时，它静静地呆着，对你没有妨碍。你的脚步一动，或者扫帚一起，它就活跃起来，四处飞扬，无孔不入。有一天，马宏画了一幅桌面大小的油画，是透明花瓶和玫瑰。他把画布摊在地上晾干时，人出去了，丫头趁他不在进画室打扫，灰尘扬开，落到了没有干透的油画上。
马宏从外面回来，看见画面上他精心调配的色彩不再纯净，透明花瓶的玻璃显出混浊，凝着露珠的玫瑰花瓣也变得污糟糟的，滞重得令人难以容忍。他绝望地发一声大叫，脸色倾刻间发白，连肩膀都耷拉下去，痛不欲生末日将临的模样。
丫头哭着站在他的门外，一声又一声地道歉：“对不起，对不起。”
马宏隔着房门，瓮着鼻子答：“这不是你的错，因为你不懂，我事先没有告诉你。”
丫头说：“你要是原谅我，就下楼去吃饭吧，今天有你最喜欢的清蒸鱼。”
马宏回答她：“我不饿。我吃不下。”
丫头说：“你吃不下就是生我的气。”
马宏答：“我生我自己的气，我要处罚我自己。”
丫头哭着下楼，守着她做的清蒸鱼，哀哀地告诉我们说：“他这样不吃不喝，又不肯出门，我真是心疼死了。”
我们都笑话丫头的单纯。我们安慰丫头说，马宏生气是生不长的，他也不会为一幅画绝食，饿狠了的时候，自然会出门。
丫头决定要赔马宏的画。木子逗她：“你又不会画，你拿什么赔？”丫头说她可以赔给他颜料，让他自己画。她说完真的出了门，骑车进城买颜料了。
她买回来的是水彩颜料，不是油画颜料。
但是马宏没有说破，他站在门口，郑重其事地接过颜料，道了谢，放进一只画箱，然后下楼吃饭，吃清蒸鱼。第二天，他画了一幅小尺寸的油画送给丫头，作为对她赠送颜料的回礼。
马宏就是这样一个不肯委屈别人的人，尤其当对方是女人时。
最早发现丫头情况不太正常的是居真理。女人对女人就是有那么一点非同寻常的直觉。
那天马宏把居真理带回到农家小院吃晚饭。在此之前，居真理来过，停留的时间总不太长，更没有吃饭和留宿的先例。马宏是个很义气的哥们儿，他怕居真理的存在给我们过多刺激。我们搬过来的时候曾经约法三章，谁都不能带女朋友在这个小楼里过夜。
居真理的到来使我们快乐异常。我们最喜欢仰起脑袋看着她上楼下楼，因为她那两条包在牛仔裤里的小马驹一样的长腿如此性感，她每抬升一次腿面都能使我们心中一颤，就像心脏的某个部位被牵扯在她的腿踝上一样。还有她脑后扎成一束的马尾似的长发，总在她笔挺的后背和深凹的腰窝里飘来荡去，飘出一片风光无限的迷离之景。居真理的为人还特别爽气，一点点小事就会哈哈地大笑，面孔仰起来，肩膀放松，眉眼如花，直笑到我们每一个人都咧开大嘴，眯缝着眼睛，一副傻乎乎毫无立场的样子。
丫头当时在厨房里给我们做饭。
那一天，我已经不记得马宏说了一句什么好笑的话，居真理仰面朝天地笑，开心得像个孩子。于是我们全体都笑，小楼里一片嘻嘻哈哈声。这时候厨房里忽然砰地一声响，有瓷器落地破碎了，是砸在劣质地砖上的，尖锐得让人惊心。我们一下子止住笑，奔到厨房里看丫头。丫头打破了一只粗瓷碗，手指上也割伤了一道口，正在渗出红豆样的血珠子。居真理惊叫一声，奔上楼，找出马宏画室里的一张“创可贴”，撕去包装纸，急慌慌地要为丫头处理伤口。丫头冷着脸，一把推开她，自己把受伤的指头含进嘴巴里，吮一口，吐出血水，再吮一口，连血带口水咽下去。伤口很快止了血，泛着一层灰灰的白。她翘着那只手指，不声不响接着干她的活儿了。
傍晚六点钟，我们都围坐到饭桌前，准备由丫头开饭。丫头好像才知道居真理这一天会留下来，“哎呀”一声说：“我没有做第四个人的饭。”马宏赶紧说：“没关系，她吃得少，我们一人省一口就行。”丫头不吭声，开始一碗一碗地上菜。其中有一碗炒青菜，颜色是不正常的黄，木子尝一口，皱眉叫起来：“丫头你今天怎么回事啊？你炒菜放的不是盐，是糖！”我们都伸筷子去夹炒青菜，果然尝出一嘴的甜。
丫头被木子这一叫，愣了愣，盯住木子的脸，忽然之间眼泪就出来了。她流着眼泪拔腿就跑，出了大门，穿过菜地，不见了影子。
我们面面相觑，不明白怎么回事。闷闷地吃完那顿饭，居真理噗哧一笑说：“知道吗？她肯定爱上你们当中的哪一位了。”
她坐在桌前，目光调皮地在我们脸上轮番地扫，从马宏看到木子，又看到我，然后再回过去，意味深长地扫视第二遍。
我们紧张地接受她的审视，一声不响，气氛很严肃。
她盯住了我，莞尔一笑：“就是你，没错。她是因为爱你才失态。”
我慢慢地张开嘴巴，眼睛瞪出一副惊诧的模样。居真理的指认使我刹那间受宠若惊，又觉得啼笑皆非。我开始细想我跟丫头交往的每一个细节。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我从来没有招惹过她，她怎么可能会不声不响地爱上了我？然后我再想，这屋里的三个男人，马宏已经有了女朋友，剩下来的我和木子，易而显见我在丫头的眼睛里比木子要优秀，起码是更帅更有男子气吧。我心里得意起来，乐滋滋的，不知不觉中有了一点踌蹰满志的轻狂。
居真理问我说：“有人爱你，你幸福吗？”
我绷起脸，矜持地皱一皱眉头：“一般吧。”
木子扑上来挠我的痒痒，趁机发泄他的酸意。我们又一次在小楼里笑成了一团。
从那之后，我和木子开始留心丫头的每一个举动和神情。不是用陷入情网的恋爱者的目光，是用另外一种比较暧昧的隐私偷窥者的目光。木子比我更加热衷于这件事，有时候他会故意给我和丫头制造机会，把我们两个人单独留在一个房间里，然后他躲在门背后，尖着耳朵听，扒着门缝看。我知道门外有耳，就会特意对丫头说几句有情调的话，或者做一两个滑稽的动作，逗丫头笑。木子这时候会在门外听得咬牙切齿，恨不得冲进屋去，把我和丫头的爱情扼杀在萌芽之中。
我知道我和木子这样的行动不太光明，从丫头的角度来说也有欠公道。可我们正当年轻，渴望爱情，所有一切与这个词有关的事物和联想都能够使我们兴味盎然。
丫头爱上我之后，并没有太多的开心，反倒显得抑郁。可能她明白我对她没有太多的兴趣吧。从前她是个傻乎乎的直肠子的女孩，现在她有话不肯说出来，却喜欢在干活的时候独自发愣。一旦发现我们注意到她发愣的样子，又慌忙做出满不在乎的动作，把尘土扫得四处飞扬，或者把厨房里的水龙头开到最大，弄得水花四溅。木子认为她这是欲盖弥彰。有一次她给我们洗衣服，木子看见她抱着马宏的一件衬衣嗅了很久，模样非常陶醉。木子跑来告诉我，笑得东倒西歪，说丫头真糊涂啊，认错心上人的衣服了，她抱着马宏的衣服嗅个什么劲儿啊，那是人家居真理的专利。
我这个人不像木子这么促狭，丫头如此爱我，痴情至此，我就觉得如果不做出回应有点对不起她。那时候我们三个人经常喜欢聚在一起争论问题。有一天晚上我们的话题是：爱一个人和被一个人所爱，哪种情况更加幸福？我说可能是被人所爱更好一点吧，像丫头这样，她爱我，我又不爱她，显而易见地她是在痛苦着。
马宏慢悠悠地说：“我们的确冷落她了，这样不好，女孩子总是需要有一些温暖。”
木子异常兴奋：“怎么温暖她？跟她上床？”
马宏指责他：“可不可以想问题不要这么形而下？”
木子嘀咕：“我只是比较爽直而已。”
马宏出了一个主意，由我们集体雇她做模特儿，给她提供一个融入我们集体的机会。马宏说，丫头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自卑，我们要尽量培养她的自信。马宏特地扫我一眼，又说，其实，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我知道马宏是在责备我，他知道我看不上丫头，还知道我和木子常常拿丫头的感情开心。平心而论，我们这样的行为挺不厚道。马宏这个人，天生就有那么点不合时宜的骑士精神，他不能容许这世上有任何一个女人在他的眼皮子下面活得委屈。
马宏以为他请丫头做我们的模特儿是体恤了丫头，其实他自己不知道，体恤的背后就是高高在上，是精神上的不能平等。这就像天鹅和老母鸡，天鹅即便拿绳子捆住鸡脖子，要吊着它一同上天，事实上也是徒劳，老母鸡上天不成，反而会徒生悲伤，意识到自己天生的蠢笨和无能。
一开始，丫头做的是肖像模特儿。我们请丫头侧身坐在马宏画室的窗户前，头上装模作样地罩一块蓝印花布头巾，额前刘海梳下来，剪得整整齐齐，弄成水乡姑娘的打扮。然后我们三个人在她的对面呈半圆形地散开，分别从她的左前方、右前方和正前方为她画像。
我们总是画不出想像中的力度和神韵，因为丫头的面部轮廓过于平淡，线条含糊不清，圆不溜丢的像块稍事雕刻的马铃薯。她的眼皮还有点泡，肿肿的，眼角下垂，这就使得她整张面孔更缺乏神采，叫我们打不起精神。所以我们在画板上随意涂抹的过程中显得三心二意，眼睛并不多看丫头的脸，而是信马由缰地胡乱发挥，一边还扯闲话，争论问题，互相之间善意攻击，热闹得很。
撑过半小时的时间，马宏先站起来，宣布休息，郑重其事地代表我们向丫头道谢。丫头脸红红的，绞着双手，一副很兴奋很受用的模样。她提出要求想看我们画出来的“相片”，但是画板一打开，我们三个人画了三张不同的面孔，没有一张跟她本人相似。
在短暂的沉默之后，我们异口同声地告诉她：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她似懂非懂，心存疑虑，但又不敢深究。
月底，马宏要付给她一百块钱的“模特出场费”，她推让，死活都不肯要，几乎要发火。她说，她是喜欢我们才给我们帮忙，收钱的话，就成了“卖脸蛋”，她不能接受。
有一次，我们三个人合伙请回了一个真正的模特，关起门来画了她整整一天。我们画的是裸体，各种姿态，各个角度，画得淋漓尽致，激情飞扬。一直到送走模特，聚在厨房里吃晚饭的时候，我们仍然兴奋不已，在饭桌上把我们的画稿传来传去，交换着看，一张张地点评，欣赏。
丫头给我们端菜盛饭，听我们眉飞色舞的谈话，也探头看了我们手里的画稿。她一声不响，却多多少少显得神色黯然。
又到了她给我们做模特的那天。一早，她走向马宏画室窗前为她准备的那张椅子的时候，就开始心神不宁。她手抚着椅背，迟迟不肯落座，头低下去，又抬起来，脸颊飞红，呼吸粗重，眼睛里还闪着难得一见的光亮。
我们三个人把画板搁在膝盖上，屏气静气地看她，闹不清楚她如此挣扎是什么意思。
她用手揪着胸前的钮扣，终于从牙齿缝里挤出一句话：“我也能够……脱了衣服让你们画吗？”
我们先是一怔，面面相觑。接下来之后，我们的反应便是兴奋。想想吧，在我们面前横陈玉体的将是跟我们朝夕相处的女孩，这跟面对一个陌生的、把模特当职业的女人是多么的不同！而且，从画家的眼光来看，丫头做肖像画的模特不尽如人意，但是她极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理想的裸特女模，她的胸膊高耸，腰窝深陷，屁股浑圆，隔着衣服都能够感觉到她身体上呼之欲出的美妙曲线，这真是上帝送到我们手上的宝贝。
木子仍然怀疑，结结巴巴问她：“你确信？你真愿意？”
丫头点头，不等我们表态，便背过身去脱衣服。她三下五除二地扒去外衣，又松了裤扣，褪下那条皱巴巴的蓝布裤子，身上只剩一件白底小圆点的乳罩背心，和一条自己缝制的花布短裤。她的肌肉果然结实，皮肤也算光滑，浅褐色的光泽显得很有质感，非常棒。
我们手忙脚乱地安置座椅，争抢最好的角度，准备画纸画笔，现场忙成一团。
可是丫头保留着花背心和短裤，不肯再往下脱了。她有点害羞地告诉我们：“我不想让你们三个人画。”
我们抬头，张嘴，愣愣地看着她，不解其意。
她紧抿着嘴，用手掌把背心的下沿卷起来，又放下去，然后说：“一个人。只能有一个人。”
我跳起来，非常激动，张开两只手臂，老鹰赶鸡似地把马宏和木子往外赶。“请吧，”我说，“请你们自觉地回避，对不起了。”
丫头睁大眼睛，有点着急地纠正我：“不是你，是他。”
她的右手低低地放在胯前，手指翘起来，摆出一个兰花造型，指尖朝向马宏。
马宏很突然。我是气愤和不服。木子朝我吐舌头，有点幸灾乐祸。一时间我们全体都尴尬。
丫头开始反客为主地催我们：“你们怎么还不出去呢？快走吧。”
我上去把木子用劲一拉，扭头出门。丫头跟过来，把门仔细地关上。木子不死心，还想从宽宽的门缝里往里面偷看，我硬是把他拉走了。
闹了半天，丫头看上的人居然不是我，这使得我深受打击。此前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丫头，这样一来，我又觉得丫头也不是一无是处，起码她脱光衣服的身体是能够让人怦然心动的。
关于马宏和丫头的事，我不想多说。马宏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又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面对一个野性女孩的主动进攻，他守不住阵脚是意料之中的结局。
很显然，他们双双都没有从这件事情中得到满足。在唯一的一次上床之后，马宏非常后悔，自怨自责，觉得对不起居真理。他开始故意地疏远丫头，不光禁止她踏入他的卧室，连晚饭也常常地不回家吃了。他告诉我们说，怕跟丫头见面。不了解马宏的人会以为他在“作秀”，明明他是刺破了丫头下体的第一个人，听上去怎么好像他的贞操被丫头夺走了一样？然而马宏的为人确实如此，他总是与人为善，不想伤害对方，到最后又总是鼻青脸肿落入别人的暗道。
丫头自然也不高兴。她爱慕马宏到了主动献身的程度，却好心得不到好报，被马宏看成仇人，心里的怨气是怎么也顺不过来的。马宏不在家的时间，丫头干活儿就不老实，摔摔打打，死眉死眼，对我和木子爱理不理，做出来的饭菜也很是糟糕。
终于有一天，丫头走进我们小楼的时候，头脸收拾得光鲜照人，身上穿着一件新的宽松型蝙蝠袖衬衫，一屁股在厨房餐桌边坐下来，鼻尖渗着汗，神采飞扬地说：“我怀孕了。”
她说完这句话，抬着头，目光在我们三个人脸上来回地扫，观察我们的反应。
马宏的脸色涨红了片刻，而后就变成死白，站起身，一声不响走出厨房，回他的卧室，房门砰地一声关上。
我瞪着丫头，没有说话。我想，她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差不多就该是威胁，恐吓，撒泼，寻死觅活，要马宏承担责任。我心里鄙夷着丫头，她用自己俗不可耐的行动把一种美好变成了丑恶。同时我心里还不无自私地庆幸：亏好丫头看上的不是我。
木子自然是要帮着马宏说话的，他眼珠一转，假作关心地为丫头大出主意：“你可以打胎。让马宏出钱，我帮你们找人。我有学生家长在医院工作。”
丫头眉头一扬：“谁说我要打胎？我要生下这个孩子。”
木子又结巴起来：“你你你是未婚先孕。”
“这又怎么样？我是个能生孩子的女人。”丫头很自豪的样子。
木子咽一口唾沫，开始循循劝诱：“丫头，你听我说，马宏的心上人是居真理，他不会娶你……”
“我一个人能够养活孩子。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要跟他结婚。”
“不妥当吧？单身母亲的生活是很困难的，何况你的户口还在农村。可是如果你一咬牙，把胎儿打了，我负责找最好的医生帮你补上处女膜，以后你再结婚，鬼都不会知道你把身子给过别人。”
“不，”丫头扭着身子，一脸决绝地说，“不，我想要生个马宏的孩子。我都到庙里求过签了，是个男孩。我想要。”
木子碰一个钉子，气得鼻孔里哼哼着，第二个离开厨房。
剩下我，我对丫头的决定感到吃惊，因此盯着她的脸琢磨了半天。听上去，丫头并不打算从马宏这里讨要什么。她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世界上真有丫头这样痴情又愚蠢的人？我起身回房间，准备把这事好好想一想。
丫头一个人在厨房里，自得其乐地做出了好几个菜，摆好在饭桌上。可是我们为表示对马宏的声援，谁都没有去吃，各自拿方便面充了一顿饥。饭桌上的菜当夜爬了蚂蚁，只好便宜了房东家的肥猪。
马宏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天一夜后，出来宣布了他的决定，是我和木子谁都没有料到的：他要跟丫头履行结婚手续。
“如果我的孩子没有名份，是私生子，在农村里根本就无法健康成长。我不能让他生下来就受委屈。”他满眼血丝地解释给我们听，好像在反过来哀求我们的同意。
我立刻想到了居真理，我问他，是不是打算跟居真理分手？我当时的私心杂念是，如果他们分手了，或许我还能有一点机会。谁都看得出来，居真理对我一直也都不错。
马宏立刻堵死我的路：“我先跟丫头结婚，然后再跟她离婚。”
我说：“恐怕没这么简单。”
马宏回答：“她会同意的。她既然不肯打胎，结婚再离婚是最好的办法。总能找到让她有面子的理由。”
我还是觉得这是马宏的一厢情愿。可是马宏却认了死理，非如此不可。他还说，最多离婚时再付她一笔钱，钱总是一样重要的东西，可以买回另外的幸福。马宏说了个数目：“我给她两万元。每月另付孩子的抚养费。”
我吓一跳。那时候两万元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我敢断定马宏抽筋剥皮也拿不出这笔钱。
“我会挣的。”他两眼望天，面色凝然，有那么点背水一战的沉重。
居真理对这一切的惊变反应平静。这也许是出于她对马宏这个人的非同寻常的了解。她对我说，搞艺术的人，要是谨小慎微地活一辈子，一点儿风流韵事都没有，那才叫不好玩呢。她在这里别出心裁地用了“不好玩”三个字。她还说，只要马宏最终爱的是她而不是别人就行。很显然她对这一点甚有把握。
可是，居真理毕竟又是个有自尊心、爱面子的女孩子，如果让丫头在她的眼皮子底下跟马宏结婚生子，她还是无法忍受。正好她毕业前夕申请去法国留学的事情有了结果，便选择一走了之，眼不见心不烦。她想，三四年之后她学成回国，马宏跟丫头的事情肯定已经了结，那时候他们还是一对琴瑟相合的爱人。她略去了过程，只享受结果，这样最好。
马宏把婚事的每一个步骤都安排得无可挑剔。拍结婚照，领取大红结婚证，广发喜糖，还在丫头家的村子里摆下几桌婚宴，故意把事情做开了给丫头的亲戚邻居们看。他要顾丫头家人的面子。只是新房有点简陋，不过是把马宏床上的被褥换了一套新的。只有我们小楼里的人知道，新被褥也是个摆设，马宏从来不让丫头留宿。
婚事弄完，房东家门口满地的鞭炮屑还没有扫掉，马宏已经开始琢磨挣钱的事情。
他的一个朋友给他递过去一个信息：无锡的外事车队要更换车辆，其中一辆老旧的伏尔加轿车，作价一万元，问马宏要不要？马宏当即应承：要。要下来干什么，他没有想，反正是要了再说。
马宏东挪西借凑了一万块钱，拉上我，到无锡提货。拉上我的原因，是他不会开车，“伏尔加”买到手，得求着我开回来。没钱，也不会开车，却偏要买下那部车，这就是马宏。
我们坐火车去无锡。我们是分头从各自单位出发去火车站的，结果我一个人上了车，马宏没赶上点，被列车甩在了站台上，急得跺脚。我到了无锡之后，两眼一抹黑，根本不知道去哪儿，找谁。这一切事先都没有沟通，一环脱节，环环相脱。我只有傻乎乎地坐在出站口的石墩子上等。偏偏我身上还没有带钱，钱和行李包都在马宏那儿。天已经入冬，很冷了，我又冷又饿，伸着脖子，望眼欲穿地望着出站口涌出来的一拨一拨的人流，心里把马宏骂个贼死。
马宏到傍晚时分才出了站门。那时候的车次稀少，车票很不好买，他到最后还是借了人家的站台票混上车的，一直站到了无锡。
当天是提不到轿车了，我们找个五块钱一晚的小旅馆安顿下来。我受了风寒，当晚开始发烧，额头热得烫手。马宏张罗着送我去医院，挂了一天一夜的水，才算缓过了劲儿。我对马宏说，出师不利，恐怕不是个好兆头，那车我们还是不要了吧。马宏责备我说：“你还信这一套！”他没有摸着车门，已经对那车走火入魔，这也是男人的通病。
几番周折，我们总算把车开回到家里。车虽然老旧，倒也没有太大的毛病，猛一看还是挺像回事。村里人都涌来看稀罕，啧啧地称赞，说马宏到底脑子好，会想主意挣钱。
其实马宏是真没有想好拿这车怎么挣钱。
当务之急的事情，是学会开车，再弄本驾照。说起来马宏这个人也真是聪明，他拜我做师傅，刹车油门离合器一一弄清楚之后，上车在村里废弃的打谷场慢慢开了几圈，就踩着油门上了乡镇公路，而后又一鼓作气冲上国道。也就是一个下午的时间吧，速战速决，他已经把一辆“伏尔加”玩得进退自如。而后他还是托朋友，从下面县城的车管所里弄出一本驾照。他怀揣驾照，开着私家车进城，脸上笑眯眯的，感觉好到不能再好。
他用这辆车为各家影剧院跑片。
时间倒回去十五年，录相机没有普及，英特网从未听说，电视连续剧少之又少，人们喜欢的消闲和娱乐方式还是看电影。电影院的生意非常红火，逢到好片子上映，拷贝要在各家电影院之间鸡毛信一样地传递。马宏的“伏尔加”这时候派上用场了。他收钱：汽油费，折损费，人工费，甚至还有加急费，一晚上跑下来，收入很可观。他后来还跟好几家影剧院签了“包车跑片”的合同，收入就更加稳固。
马宏还是觉得财富增长的速度太慢，他急于攒足钱离婚。丫头已经足月生产，果然是个儿子，只不过模样不像马宏，像丫头。马宏认为现在他离婚的事情更有把握，几乎就是距他咫尺之遥，因为农村女人再婚时带着儿子不犯嫌，相反倒是个有利筹码。丫头有一个儿子，儿子每月有一笔固定的抚养费，任何农村家庭都会把这母子俩视为福星。
马宏想要把白天所有的时间利用起来。那时候城市里出租车还没有普及，普通市民没有这样的消费习惯。马宏跟一家家外事宾馆联系，希望人家雇佣他的车做外宾生意。遗憾的是“伏尔加”太过老旧，形像不佳，宾馆不予接纳。后来他三弄两弄，跟机场挂上了钩，被允许到机场拉客。机场离市区较远，拉客的油水很大，马宏一时间踌蹰满志。
老话说得好，“欲速则不达”。马宏一心一意要快快地挣满两万块钱，命运就偏要跟他开个玩笑。
他有一次在通往机场的公路上试图超车时，被迎面而来的“东风”卡车撞个正着。七老八十的“伏尔加”顷刻间分崩离析，马宏血人儿一样被抬进医院。
我和木子去医院看他，都以为他活不成了。马宏偶尔清醒过来，也以为自己活不成了。他给我们口述了遗嘱：全部财产留给儿子，全部画稿留给居真理。马宏一点儿都没有想到，他那时候的全部财产还不够还清欠朋友们的一万元车款。
所好他大难不死，断断续续昏迷十几天后，生命重新回到他的身上。出院之后活动活动腿脚，竟然没有留下丝毫的后遗症。
他出院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打听到宝贝“伏尔加”的废弃地点，千辛万苦地找了过去，在堆积成山的废铜烂铁中把他的车辨认出来，看了又看，摸了又摸，那副难分难舍的劲儿，引得我这个旁观者都为之动容。
车没了，钱还是要挣的。马宏通过他的朋友结识了一个香港过来的画商，开始了为港商复制大量西方现代名画的幽秘生涯。
最早他的胃口很杂，几乎有一点饥不择食，什么样的订单都肯接受，任何一个画家和画派的作品都愿意临摹、复制。他炮制出来的作品中有莫奈和雷诺阿的，也有凡高和高更的，更有马蒂斯和毕加索的。我前面说过，马宏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想做的事情，总能够做得漂漂亮亮。港商每月都来一次，开车到我们楼下，从马宏的画室里搬出一幅一幅绷好在画框上的油画，运出国门，销往东南亚各地。港商赚了大钱，马宏赚了小钱。
港商偶尔也会迫于马宏的压力收购我和木子的几幅画作。他总是皱着眉，翘着肥肥的小指头，在画面上点点戳戳，说这儿不好，那儿不行，总之是不能入流。然后他把价钱压得极低，比马宏弄出来的仿制品的价钱还要低。他一边数钱付款，招呼他的马仔搬画，一边在心里窃笑。
马宏拍拍我们的肩膀说：“已经很好了。凡高在世时一幅画都没有卖出去。毕加索刚从西班牙到法国时，住在蒙马特高地的廉价租屋里，一幅画才卖二十个法郎。我们这样已经很好了。”
的确如此。人在没有成名之前，金子贴在脸上人家都会当狗屎看。
可是马宏毕竟又是马宏，在大量炮制仿制品的狼狈日子里，他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追求。他在仿制了无数的名家名作之后，坚定不移地爱上了马蒂斯。他喜欢大师作品中的自由、奔放和华丽，喜欢他的平衡、纯粹和宁静。有一段时间，他嘴巴里总是着魔似的念叨着“色彩”这两个字。色彩，色彩，色彩。除了色彩，还是色彩。马蒂斯有什么样的魔力，能够把那些红、蓝、黄、绿调配得那样绚丽和谐？仅仅是一个墙面石块的颜色，到底是粉笔白呢，还是银白？石膏白？抑或是铅灰色？他只要是睁着眼睛，就分分秒秒地揣磨和思考着，在脑子里把马蒂斯的画作一幅幅地重现和还原着。他慢慢地让自己的仿制菜单不再杂芜，而专攻马蒂斯，连大师的那些胶彩和剪贴画都不肯放过。他的仿制品渐渐地能够以假乱真，使我们这些专业搞画的人都莫辨真伪。据说这类仿制品在国外的市场很好，因而他的酬劳也跟着水涨船高。有一次画商对他刚完工的一幅《花园里的雕像》赞不绝口，结果他慢吞吞地道出事实：“这是我的创作。马蒂斯从来没有画过这幅画。”画商面红耳赤，先是生气，而后却又大喜，宝贝似地把这幅画买走了。听说画商在香港为这幅画做了很好的包装，拿到某个级别不太高的拍卖会上，谎称是新发现的大师作品。真就有马蒂斯的发烧友拍走了这幅画。
不过这事也难说，有那么一些有钱人，明知东西是假的，却偏偏将错就错，买的就是这份独一无二。不存在什么欺骗之类的说法，彼此心照不宣吧。
就这样，马宏几乎是一分一毛地攒够了离婚要用的两万块钱。他甚至还存下一笔去法国探亲要用的路费。他终于跟丫头协商离了婚。丫头拿到这笔钱的反应是大喜过望。丫头说：“我当初真没有想图你什么，我只是喜欢你这个人，想留下你的种。”丫头还说：“儿子的抚养费我不要了，你给我的钱足够我养大他。”马宏不容置疑地回答：“不，我做的事情，我会负责到底。”
这一天，距居真理离家出国的时间整整三年。
马宏拿到了三个月的旅游签证，办齐结婚要用的一切文件，坐上中国民航飞巴黎的班机，跟居真理鹊桥相会去了。
在巴黎戴高乐机场见到居真理的一瞬间，他惊讶地发现分别三年的女友有了太大的变化。不是容貌，女孩子过了二十岁，容貌已经基本定型，岁月只会在这张面孔的神情气韵上作一些雕刻，眉眼不会有什么改变。居真理的变化是渗透在她的骨骼、皮肤和每一根头发丝里的。从前那个长发长腿、笑容明朗的阳光女孩，现在的举手投足间开始暗藏风情，说话的声音低柔含混，带着一点性感的鼻音，让听话的人不可能不屏息静气全神贯注，因而不自觉地处于一个从属的地位。笑容从眉梢间一掠而过，而后只固定在嘴角的一小块地方，变成一种令人捉摸不定的笑意，你绝不能说她是傲慢，可也不能误解为她对你有什么好感，你只能认为自己面对的是一张普遍意义上的公关面孔。就连她的打扮，也已经非常的巴黎化了：一件朴实无华的黑色直腰长大衣，下摆处露出穿薄丝袜的纤细小腿，只在脖颈处松松地系一条艳色丝巾，使一切显得漫不经心，却又绝不寒酸，是巴黎街上最常见到的不动声色的优雅。
居真理含笑着拥抱了马宏，礼节性地亲吻他的脸颊，一只手搭在他推出来的行李车上，引领他走出机场。上机场班车时，司机帮他们安置那个超大的行李箱，一边对居真理说了几句玩笑话。居真理含笑作了回答。她的法语讲得轻柔好听，语调拐弯的地方像白帆从海面上轻轻滑过去一样，流畅漂亮得令人惊叹。
马宏坐在车上，嗅着居真理耳后飘出来的法国香水的味道，忍不住地就想，居真理在法国生活得如鱼得水，她的人已经和她暂时共存的社会融为一体，她会不会认为他的到来毫无必要？
不管怎么说，在他熟悉了巴黎地铁的构造，拿着居真理为他找来的标有巴黎大大小小博物馆艺术馆位置的图册，每天早出晚归辛辛苦苦读完这本大书之后，他不能不承认巴黎的伟大。他明白了巴黎何以被称为艺术家的天堂，在这个一石一木都浸透了浪漫和情趣的城市里生活，每天耳濡目染的都是经典和崇高，想不艺术都难。
他不止一次地去到蒙马特高地，那个自由艺术家们聚集的场所，想为自己寻觅一些能赚钱的活儿。在他随身带来的巨大皮箱里，放着他出国前特意购买的成包的画纸，成盒的颜料，成把的画笔。他期望自己能够凭借实力，在这个艺术家的天堂里占据一个很小很小的栖身角落。
然而他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不切实际的打算。他每次走到高地上，看到方圆不过篮球场大小的广场上密密聚集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前卫或传统的画家们，看到他们为争抢一个画肖像的游客而摇唇鼓舌、施展浑身解数、甚至不惜扮出小丑的模样时，他就知道自己绝对不行。不是他手上的功夫不如他们，是他的语言拖了后腿，他不能跟游客沟通，无法了解他们的想法和要求，连必要的讨价还价都不能进行，他又怎么能指望自己从这么多画家的碗里抢出一口饭来？
时不时的，他会想起很早以前那一次盛大的外国图书展销会，他因为走火入魔地想得到其中一本图书并茂的书籍，而羞愧难容地进了派出所拘留室的事。他记得那本书的名字《巴黎的地下世界》。他渴望了解神奇的地下世界里到底有一些什么。现在，他已经身在巴黎，有了亲身进入那个地下世界的机会。应该去作一次探险，他想。
但是居真理没有兴趣了。“就那么回事吧。”她用一种见怪不怪的口气回答他。
是的她到法国已经三年，见识过了太多的东西，古老的地下世界就显得微不足道。何况那里面会充满阴气，潮湿肮脏，机关重重，既便有幸没碰上抢匪，也有可能误入岔道，永难再见天日。她劝马宏不要孩子气地去冒那个险，不值。
世界上什么是值，什么是不值，马宏觉得这个问题很难界定。但是居真理不支持的事情，马宏就不可能办到，这一点毫无疑问。他在巴黎是一个活生生的哑巴和盲人，离了居真理，他将一事无成。
他心里有一点哀伤，淡淡的，不多也不少，恰好把他在巴黎客居的日子调节得阴晴相间。
几乎每晚作爱，他和居真理。把三年中欠下来的爱做完了，把一辈子将要有的爱也做得差不多了。在法国就有这样的好处：除了杀人放火，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充分自由的，结婚也罢同居也罢，彼此都以快乐为准。
有一段时间，马宏几乎已经忘了登记结婚这档子事情。他拥着居真理甜蜜入睡的时候，感觉是他们的婚姻早已存在，当中做梦一样地跳过去三年，续上之后一切如故。
一天居真理枕着他的胳膊问他：“你是不是觉得同居比结婚更加宽松和自由？”
他茫然了好久，好像思绪飘浮在很远的地方，怎么也扯不回来。后来他猛然一惊：是啊，他们还没有履行结婚手续，是情人而不是夫妻。
他问居真理：“你现在还爱我吗？”
居真理的回答是：“爱。”
他问她为什么？像他这样的一个人，把他放在法国这样的环境里，毫无优势可言，很有可能成为居真理的负担，她为什么还要爱他？
“我爱你脸上的沧桑和皱纹。”居真理捧住他的脸，轻轻地吻着，用的是法国女作家杜拉斯小说中的一句名言。
马宏不免失望。他原先以为居真理会一二三四地列出一堆爱他的理由。
居真理开始筹划一个只属于他们的婚礼。来宾将是她的导师和留法中国同学会的朋友，租用房东太太的草坪，借两只烧烤炉，买足肉食、蔬菜、水果、饮料，再加一个像模像样的婚礼蛋糕，一切就都齐了。居真理还说，她不要婚纱，也不要婚戒，那只是形式上的东西，跟真正的爱情无关。
马宏从心底里为居真理感动。他认为她在本质上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守信用的人，纯粹和可爱的人。他知道她在法国不是没有爱别人和被别人爱的机会，他亲眼看见那些法国人跟她说话时闪烁的目光，他们亲吻她的手背时流露出来的浪漫念头，甚至她的单身导师对她也总是另眼相看。可是居真理在等待三年之后仍然选择了他。不管相爱的理由是多是少，是崇高还是平淡，事实就是居真理要跟他履行婚约。
马宏反过来想，他在法国以一个无业游民的身份跟她结婚，是对她的负责任吗？他既然爱她，就应该给她自由，让她拥有更多的选择。离开她是痛苦的，可是如果结婚之后她感到痛苦，他的痛苦会双倍地增加。他把轻率的婚姻视同为谋杀，作为一个热爱自由的艺术家，他绝对不可以谋杀一个人的前途和幸福。
马宏对居真理提出来，他要走，回国。他说，在她毕业之前，如果没有更好的婚姻选择，如果她毕业之后还愿意考虑回国发展，他会以最大的快乐跟她举行婚礼。他要租国内最好的饭店，买最时髦的婚纱，最漂亮的婚戒。他想他有这个能力。只要回到中国，他就跟居真理在法国一样的如鱼得水。
居真理答应了。她说：“你是自由的，我尊重你的一切想法。”分别的时候，她眼泪汪汪地吻着马宏的眼睛，信誓旦旦答应他，最多一年，一年之后她肯定回国，找他结婚。
马宏回到国内，发现很多的事情都有了变化。
其实变化早就开始了。在他拼命为港商工作赚钱的时候，我和木子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艺术的追求之中，我们也在拼命地画，画自己想画的东西，这样，由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我们悄悄走过了一个小有成就的画家必须要走的路。
开始有画商上门收购我的作品。
画商姓钱，叫钱运，名字很男性化，长相也透着男人气。尤其她的眉毛，卧蚕一样，长而且直，在眉心处几乎连成整条，使她脸庞的上半部分看上去黑压压一片，很沉重也很压抑。为了抵制这种压抑，她上衣的颜色总是选择鲜艳的色彩：红、蓝、黄、绿。遗憾的是，她的皮肤本就晦暗，过于鲜艳的颜色夸张了她身上的明暗对比，使她的整个人看上去有点古怪，透着一种说不出来的冷漠，决绝，以及与世人绝不合作的傲慢。
她第一次被我的朋友带到小楼里来看我的画，似乎是很不情愿、被人胁迫之后勉强而来的。我记得她穿一件很古怪的披肩式样的鲜黄毛衣，腋下有毛线编成的绳扣，下摆短及腰部，配一条带毛边的牛仔裤。她走路的步幅很大，男人式的往前一耸一耸，脚底不带停顿，跟“轻摆杨柳”之类的描写完全对不上号，跟居真理上楼时那种性感十足的体态也差之甚远。她居高临下地伸出两根手指让我握了一握，然后就问我：“画在哪儿？”
她在楼上我的画室里一声不响看完了我全部的画，包括我的一些草图和未定稿。我朋友在旁边喋喋不休吹嘘我的伟大，最起码是我将来的伟大。她脸上没有笑容，五官纹丝不动，自己动手，从我的画作中挑出四幅，放到了旁边。她的眼光很毒，这四幅画都是我的得意之作。
“五百。”她说。
“每幅吗？”我心中一喜。
“不，全部。”她伸出胳膊画一个半圆，四幅画全部被她囊括怀中似的。她那件披风式的毛衣被她的胳膊带动，鸟翅般地一煽，我闻到了画室里特有的松节油的气味。
“太便宜了。”我说。“这都是最好的作品。”
她把横贯脸部的卧蚕般的黑眉凭空抬上去半寸：“最好和最坏都是对你自己而言。我认为它们只值这个价。”
朋友开始帮我讨价还价。但是她咬定了价钱绝不松口。我们之间的这笔生意没有做成。当时她哪怕每幅加价十元，最起码也是对我的一个尊重，我就会让步。毕竟我那时每月的工资数还不到三百。但是她就是不松口，真叫气人。
过了一个星期，我父母要添置一台彩电，责成儿女们凑钱。月月总是捉襟见肘的我只好找到钱运的门上，带着我心爱的四幅画作。
“四百。”她很不屑地从齿缝里吐出这个数字。
我愣住了，开始据理力争：“上星期你还说五百。”
“那是上个星期。你要是第三次来，我还要再降一百。”
“你怎么可以这样！”我愤怒。“我画这四幅画用的材料钱都不止这个数。”
“可是，你如果卖不出去，不是连材料钱都扔进了垃圾堆吗？”
我咽不下这口气，扭头就走。
又过了一星期，我想不出筹钱的办法，还是腆着脸皮去了她的画廊。反正我年轻，又是个不出名的小人物，丢点面子也算不上耻辱。
她果然只肯出三百。我气得几乎要当场晕倒。
最后我还是咬牙切齿地把这四幅画脱手了。人在矮檐下，不能不低头。君子复仇，十年不晚。
果然，在这个不十分光彩的开头之后，我的画作便打开了销路，逐渐被市场接受，画价随之节节上扬。钱运再去小楼收我的画，就开始要看我的脸色，受我的揶揄了。
木子给我出主意说：“谈价钱你还是不行。这样吧，我来做你的经纪人，下次钱运再来，由我接待。”
下一次，在钱运约好过来的时间里，木子事先约了另外一个画商，两个同行加冤家几乎是在同一时刻跨进我们的楼门。
木子笑容满面地迎出来，对钱运说：“请你稍等。”对另一个画商说：“请跟我上楼，他在画室里恭候。”
这里的“他”指的就是我。
钱运的脸立刻就白了，两条浓眉越发的漆黑、阴郁。
木子使出浑身的解数，尽可能地拖住楼上的画商，给他泡茶，请他抽烟，还拆开一包瓜子，就差没有打电话叫上一桌酒宴。我们三个人天南地北地穷聊，从画坛现状聊到画家逸事，又把我的画作一幅幅地拖开来看，评论，欣赏，随意地估价，好像时间这玩意儿在我们之间根本就不存在。当中木子下楼看过一次钱运，发现她双眼闷红，笼中猛兽一样地走来走去，神情非常失落也非常愤慨。木子就上楼对我挤挤眼，意思是事情有眉目了。
好不容易等我们送走那个画商，钱运三步并作两步地奔上楼去，扑到靠墙堆放的我的那些画作前，双手飞快地翻动，一口气挑中了其中的十幅。木子双手抱胸在一旁看着，故作矜持地开出了一个很高的价钱。钱运昏头昏脑，一口答应。回去之后再仔细想这件事，她又觉得后悔，怨自己太不冷静，打电话过来骂木子做出圈套给她钻。木子用肩膀夹着话筒，一边对我做鬼脸，一边乐哈哈地说：“你还是别吃后悔药的好，否则等你下次再来，每幅涨价一百。哥儿们今非昔比，伸脖子挨宰的时候早过去了。这也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吧。”
钱运在电话里“嗷”地一声怪叫。是木子形容给我听的。木子说，就像老母鸡下不出蛋来的惨号。木子形容一个他不喜欢的人时，用词通常都这么尖刻。
在这段时间里，木子有过一次短暂的、可以说是毫不成功的恋爱。
起因是木子收下了一个年幼的学生，那学生有一个姿色还算不错的母亲，年龄比木子大五岁，单身。学生到小楼里来学画时，母亲就跟随过来作陪伴。木子跟这个女人同坐一起，被她丰满身体中的强烈的荷尔蒙气息迷倒了，他开始对她想入非非。有一次，女人不经意间遗在木子画室中一条束发的丝带，木子拣拾起来，如获至宝地藏进衣橱。女人下一次来，又遗下一管口红。木子依然收藏了，不肯还她。女人心里有了数，再一次来小楼时，是独自一个人袅袅婷婷走进门的，没有带着她学画的孩子。他们没有去楼上画室，去了楼下木子的房间。木子关上房门就把她扑倒在床。不，准确一点说，是女人在木子扑过来之前，自动倒在了床上。女人是离异之人，木子还是处男，云雨之中，她让毫无经验的木子大长见识，此后木子便对她爱到疯狂。
女人对“模特”这个职业有特别的迷恋，她主动提出来让木子画她。她在他的画室里脱光衣服，摆出各种各样迷人的姿态：纯情的，羞涩的，性感的，夸张的，淫荡的……她让木子不停地画她，一张又一张，而她自己长时间地对着木子保持一个姿态，毫无怨言。
有一天她过来的时候，木子正好出门，她就敲开我的画室，问我需不需要模特？她展露了一个风情万种的笑容，说：“免费的。”我想，既是免费，不画也对不起她。我为她画了一张半裸体：衣服从肩膀滑下，刚好滑到乳房附近，露出香肩和若隐若现的一侧乳房。
木子回来看到了这张画，他当时阴沉着脸，没有吭声。第二天，他从玩具市场买回来两把威力足够大的钢珠手枪，扔了一把给我，说：“我要跟你决斗。除了眼睛，哪儿都可以打，伤着了活该。”我没有想到他对这个女人如此认真，只好自认理亏，赌咒发誓从此不再看她一眼。
他们曾经热络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木子给所有的朋友都发去一份“预备请柬”：
值此良辰美景，我和我的女友将在一个月后举办订婚喜宴。
一个月过去了，木子毫无动静。我试图提醒他有这么一个宴请的许诺，他神色愤怒地说：“我们吹了。”
好多年后，有一个下午我们在临湖的茶座里喝茶聊天，木子的目光不断睃巡湖边走过的年轻姑娘，满足他对美色的那一点可怜要求。忽然他脖子一僵，下意识地挺直身体，一动不动。我好奇地顺他的目光看去，发现从远处走过来一个肥胖的女人，穿一件面料极薄的真丝连衣裙，乳间、肚腹和大腿的赘肉从衣裙下鼓出来，一块块的历历在目。我看了好久之后，才恍然醒悟：这就是木子当年的女友，比他年长五岁的学生母亲。
我说：“木子，你要为你的今天喝一杯。”
钱运又一次来到我们的小楼。那一次在木子的成功运作下，她从我这儿高价拿走的十幅画，已经全部脱手了，虽然赚头不多，毕竟没有赔本。我的画基本由线条和色块组成，装饰意味很浓。恰逢中国第一轮家庭装饰的热潮开始，很多人喜欢在客厅和房间里悬挂我这样的画：价钱不是太贵，风格现代，色彩亮丽，不必担心所谓的“品位问题”。相比用同样的价钱买下那些蹩脚的原创油画、中国画、或者匠气十足的仿制品，当然是买我这样的作品更为妥当。
总之，是广大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给了我发财的机会。
钱运坐在我们的饭桌前，双腿曲起来，膝盖顶住桌边，同时身体舒舒服服地往后靠，把椅子的两条前腿顶得离开了地面。她喋喋不休地责备我和木子的忘恩负义。用她的说法，我和木子都是由她这个伯乐发现的，包装的，推向市场的，没有她的慧眼识画，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某种意义上来说，她可以算是我们再生的娘亲。
“娘亲啊！”木子嘻嘻哈哈地喊了她一声。
钱运尽管作风泼辣，被木子冷不丁这么一喊，还是愣了一愣，暗黄色的面颊上慢慢浮出两团红晕，显出从未有过的羞涩，多少有一些可爱。
就在这样一种气氛微妙的时刻，马宏从楼梯上梦游一样地走下来，端着一只大号的雀巢咖啡瓶，到厨房里找开水泡茶。
那一天距马宏回国不到一个星期。他好像一直都没有倒回时差似的，整个人总是恍恍惚惚，人在心不在，所有的事情都反应迟钝。我知道，其实是因为他在巴黎看了太多的名画真迹，灵魂上受到震撼，回来之后又目睹了朋友们的小小成功，一时间不能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对将来要走什么路感觉茫然。
那天，马宏穿着黑色的针织套头衫，一条白色纯棉灯笼裤，脚上是轻软的泡沫拖鞋，走起路来飘飘欲仙，完全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他的目光内敛，甚至是虚浮，从钱运身边走过去的时候，对眼面前坐着的这个人视而不见。我认为他当时脑子里是在构思什么作品，或者重现在巴黎看画时的某些场景和感受。他走过钱运身边之后，又从我和木子之间穿过去，进了厨房，提起一只热水瓶，往大号雀巢瓶里注满开水，褪出小半截袖管，包住滚烫的瓶身，端着回到楼上。
但是在那短短的一刻钟内，钱运注意到了他。或者说，她一下子被他吸引了，迷住了。我前面说过，马宏这家伙是很有女人缘的，从来不见他主动地招蜂惹蝶，偏就有那么多长相和性情各异的女人喜欢往他的身边靠。她们到底是喜欢他的外表整洁呢，还是性格的柔顺呢？或者是他目光里的温暖和朦胧？他笑容中的温润和羞涩？我实在说不清楚。
总之，钱运看见了马宏走过来的刹那，下意识地放下顶住桌沿的膝盖，让椅子恢复平衡。而后她坐直身体，脑袋抬起来，脖子扭过去，目光跟着马宏身体的移动而移动，脸上浮起一种并不常见的惊讶、好奇和专注。
马宏上楼之后，钱运马上向我们提出了一连串问题：他是谁？从前怎么没有见过？他画什么画？画得如何？最后一个问题是：他结婚了吗？
钱运在第二天又来到我们的小楼。如此频繁的拜访实属罕见。并且那天钱运还将自己好好地收拾了一番。她把头发松松地挽到脑后，盘成一个乌油油的髻，髻上别着一枚银制发夹，好像是蜘蛛形状的，造型有点怪异。她穿着一身做工考究的连衣裙，翠绿底子，撒满大朵的红花。如此冲突的色彩，却因为衣料和款式的精美，显出一种相得益彰的和谐，而且非常跳眼，让人一见难忘。想必这是从国外带回来的大师手笔的服装，普通成衣店根本驾驭不了这样喧闹热烈的色彩。
还是一句老话，钱运穿上这件连衣裙并不合适，怎么看都是怪怪的，眉毛更浓更黑，鼻子嘴巴的线条也更加生硬。这衣服让居真理穿，会高贵脱俗。让丫头穿，会有村姑的可爱。唯独钱运穿，不合适。
但是钱运偏就穿着这样一身衣服，感觉良好地来到我们小楼。
“他在吗？”钱运问这句话的时候，脸上掠过一丝丝的羞涩和温柔。
“谁？木子？”我逗他。
“别这样，我不会喜新厌旧的，放心好了。”她马上就恢复了商人的本性。
我只好往楼上指了指。“右手那间画室。”我说，同时心里多多少少有那么点失落。
钱运用两只手拎起连衣裙的下摆，小心翼翼地往楼梯上走，脚步是从未有过的轻柔。
钱运敲响马宏画室的门时，马宏正坐在窗前发呆。出国之前为跟丫头离婚而拼命赚钱的那股子狂热劲没有了，画坛这段时间的重新整合因为他的缺席而令他出局，他感觉郁闷而痛苦。
钱运敲开他的门，手扶着门框，直截了当地说：“我想买你的画。”
马宏眼睛都没有抬：“我很久没有画了。”
“我可以看看你的旧作。”
“我对旧作不满意，不想拿出去。”
钱运有点没撤。但是钱运是个画商，商人都有点死缠烂打的劲儿。钱运低头想了一想，很快有了主意：“这样吧，我想请你给我画一幅肖像画，价钱肯定会让你满意。”
“请我？画你？”马宏抬了头。
“对，请你，画我。”钱运说得斩钉截铁。
“为什么？”
“直觉。我相信你能够令我满意。”钱运扬起脸，递上一个灿烂的笑容。
马宏这时候才突然发现，眼前这个女人的面孔非常特别，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醒目，而是一种向内审视的阴郁，尤其她那两条连成一条线的卧蚕般的黑眉，使她整个的面部有一点尖锐，有一点荒诞，又有一点狂野。这样的面孔又匪夷所思地配上一条艳丽夺目的连衣裙，更加具有马宏非常熟悉的野兽派风格。
马宏冷不丁地有了冲动，感觉他能够画出一些不同寻常的东西。他请钱运在一张靠背椅上坐下，他自己趋前退后地看着，调整了几次角度和姿势，一直到十分满意。他开始在绷好的画框前工作，弯着腰，利索地运动他握笔的小臂，勾勒肖像的底稿。
那段时间里，钱运几乎每天都来，每天都穿着那件绿底红花的连衣裙。来了之后她就上楼，坐在椅子上，摆出熟悉的姿势，一动不动，很有耐心。她明白画一张肖像油画必须要有的时间和过程，所以她非常配合，显得温顺和乖巧。
肖像画完之后，钱运非常满意。马宏在画作中恢复了他从前那种儿童画风格的纯朴和稚拙，大红大绿的色彩显出孩童的率真，人物的眉眼有一点夸张的变形，这反而掩盖了钱运容貌的短处，而突出了她脸上的坚毅、野性和一种不屈不挠的气质。
钱运付了马宏可观的一笔钱，用一块毛毯包着油画，心满意足地带回画廊，挂在进门最显眼的地方。
“这是马宏为我画的。他是个很有前途的画家。”钱运逢人就这么介绍，眉眼里甚至还透着莫名其妙的幸福。
很多年后，有一次我在杂志上看到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的介绍，看到画家的一幅自画像。我突然想起来，钱运的那幅肖像跟弗里达的自画像有某种相似的地方。弗里达的眉毛也是同样的浓黑，并且在眉心几乎相连。她头上的花朵，她的墨西哥民族风格的艳丽衣裙，同样令看画的人产生出视觉的震撼，有着惊世骇俗的效果。
当年，弗里达画的是她自己，马宏画的，不过是他想像中的钱运，他赋予了画面很多主观内容的钱运。
肖像画的成功唤起了马宏的信心，他意识到他还不是一个无可救药的蠢才，在英雄辈出、硝烟弥漫的世纪未的中国画坛上，通过搏杀，他应该能为自己赢出一小块立脚的地盘。
马宏又一次将自己逼入绝境。这回他不是按订单批量生产复制品，而是按自己的意愿、自己的喜好、自己的观点随心所欲地创造。相比那段疯狂生产复制品的日子，他的精神更加亢奋，劳作也更加艰辛。
钱运像一个万恶的监工，不断过来监督马宏闭门造画的过程。她来了之后总是不跟我们招呼，一头钻进马宏的画室，喀嚓一声将门反锁，而后房间里悄无声息。
木子按捺不住心里的好奇，到厨房里洗了两个苹果，用一个托盘郑重其事地装着，端到楼上马宏的画室门口。
“开门！”他喊。“给你们送点吃的。”
“自己吃吧，马宏他没空。”钱运在门内发话。
“吃点儿吧，是水果，补充营养的。车开久了还要加油呢。”木子死皮赖脸，不温不火。
钱运高声斥责他：“你烦不烦？”
木子于是也火了：“马宏首先是我们的朋友，其次才是你的控制对象。”
钱运只好来开门，一边嘟囔：“说些什么呀？不要挑拨离间啊，这可是嫉妒行为，不光彩。”
她把门开了一尺来宽的缝，用半边胸脯顶住门页，伸手把装苹果的托盘接了过去，随即就又把门关死，一点余地不留。
但是，片刻功夫她就主动地开了门，嗵嗵嗵地冲下楼，到厨房里东张西望。
“还有苹果没有？”她问。
木子阴阳怪气：“说是不吃不吃，吃得比兔子还快。”
“我们没吃。”她解释。“苹果太漂亮了，马宏要拿它们画静物。还有没有？”
“没了。”木子摊摊手。“都被我们吃下了肚，快变成屎了。”
钱运狠狠地瞪木子一眼，像是责怪他的粗俗和不文明。然后她就出门，打一辆车到果品市场，买来一箱等级最高的苹果，巴巴地送到楼上马宏的画室。
房东的女儿丫头带着她的丰厚嫁妆和儿子嫁人之后，改由丫头她妈来为我们打扫和做饭。
在楼里的三个房客中，丫头妈对她的前女婿明显偏爱。炒三碗蛋炒饭，马宏吃着吃着，会在他的碗里吃出两个埋藏很深的油煎蛋。炖鸡汤，两只肥肥的鸡腿总是盛在马宏的那一大碗汤中，盛给我们的却是脖子、脚爪和翅膀。哪怕是煮一锅粥，老太太都要给马宏捞干的，让我和木子喝稀的。
我们因此而提出严重抗议，理由是大家都交一样的钱，手心手背都是肉，丫头妈不可以将事情做得如此明显，伤害了我和木子的感情。
老太太理直气壮地说：“马宏是我外孙子的爸，他让丫头生了儿子，你们谁有这个本事？”
我和木子就面面相觑。我们心里说，何以见得没有这个本事？是没有运气罢了。
丫头隔三差五回娘家的时候，会抱着她的儿子来小楼看看我们。丫头从生了儿子开始一年年地发胖，原本丰满结实的身体像发面团一样酵开，整个地成了一只圆不溜丢的皮球。冬天有衣服罩着还好一点，夏天穿短衣短裤时，她胸前背后的肉简直晃得人眼晕。我们都说，丫头现在的生活太幸福了，马宏的好运气起码被她分走了一半，所以马宏迟迟出不了名，也抓不住钱。
马宏的儿子不像马宏，像丫头，也生了一张略微扁平的面孔，一双肉泡泡的眼睛。木子有一回跟马宏开玩笑，说：“马宏你真应该去做个亲子鉴定，如果这孩子不是你的，你每月还要辛辛苦苦养他，岂不是太冤枉？”
马宏很不高兴，认为木子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痛心疾首地说，丫头当初来到小楼的时候是个多么纯朴天真的小姑娘，如果不是耳濡目染，她甚至不知道什么叫“模特”，当然就不存在主动要求脱光衣服让他画裸体的问题。总之一句话，丫头的问题都在他身上，他令她失去了贞洁，所以心甘情愿为这一切结果买单。
木子原本是好心，怕马宏心太软上大当，谁知讨一个没趣，还被说成是“小人”。木子冷笑着对我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你看着好了，马宏这个人，一辈子都跳不出女人的手心。”
钱运终于为马宏筹办了他的第一次个人画展。为此钱运租下了市美术馆的一个大厅，光请柬就发出了三百余份。加上给来宾赠送的礼品，给记者递过去的红包，和一个中等规模的冷餐会，七七八八，花了不小的一笔钱。效果是有的，那就是第二天的早报晚报都在文化版上刊发了茶干大的消息。市电视台的“文化新闻”中也播出了画展开幕式的一个镜头。
画展过后，马宏倒还是那个马宏，钱运却从此有了居功自傲的本钱，俨然成了马宏的经纪人、代言人、形像顾问、服饰参谋、营养专家。她甚至自作主张地偷配了一把马宏卧室的钥匙，有一次趁马宏去外地两天，把他的衣橱里春夏秋冬的衣服来一次彻底清除，留下一部份她认为好的，又去商场配齐了不足的那一部份，当然花的是她自己的钱。马宏回来之后跟她大吵一通，因为她扔出去的衣服中有几件是居真理在法国买的。居真理绝对不是一个没有品位的女人，她不会给马宏买乱七八糟的衣服。钱运之所以把这些衣服排斥在外，无疑是因为女人间的嫉妒。钱运本能地从衣橱中识别出了居真理的印记，她要及时地、不遗余力地给予消除。
马宏从未有过的暴跳如雷，立逼着钱运要把他的衣服找回来，哪怕一直找到旧货市场，找到垃圾焚烧场。钱运气得小脸灰黄，两道浓眉紧锁在一起，完全地连成了一条直钱。他们两个人在楼梯口剑拔弩张，看上去简直就是势同水火。马宏对女人向来宽容温和，有求必应，此番这样的大动肝火，想必也是因为居真理的缘故。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块圣地是私闯不得的。
丫头妈在厨房里做着晚饭，听清楚他们争吵的原因，颠颠地跑回家去，把马宏的一包衣服背了过来。原来那天是她捡了破烂。钱运给了丫头妈两百块钱，算是对她的奖励和补偿。钱运逃过一劫，不必千辛万苦追到垃圾场去。
衣服回到身边，马宏仔细查点一遍，发现居真理给他买的衣服都在，情绪才恢复正常。他对钱运道了歉。他认为无论如何男人都不该对女人动火。
钱运就像缠在许仙身上的白蛇一样，始终把马宏缠得死紧。以我的看法，马宏那段时间的感觉应该不是幸福，而是窒息，因为马宏明显地瘦了，人变得更加飘忽，也因此更多了一点颓废和迷茫的味道，更能够让女人疯狂。以马宏的性格，如果不是钱运的严防死守，他这一年中又不知道要多少次地误入人家的温柔乡中，欠下一堆孽债。从这一点来说，钱运倒又是个有功之臣。
但是，钱运和马宏之间的关系到底纠缠到何种程度？比如说，他们上床没有？偶然一次，还是固定下来成为程序？我和木子始终无法确认。木子认为钱运肯定已经把马宏拉进了怀中，这娘儿们不可能做活雷锋，放着一个活色生香的马宏不用。我说那也不一定，人若是对一样东西着迷过份，反不敢轻易亵渎。
有一点非常奇怪，在我和木子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中，不约而同地把钱运当成了主体，是两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一方，决定了事情朝哪个方向发展的一方。事实上，马宏在跟所有女人的相处中都是一个被动的人，一个被支配和被利用的人，被人迷恋而后又深受其害的人。唯一被他迷恋的是居真理，偏偏就是这个居真理距他迢迢万里，天水相隔。
有一次，钱运和马宏又把他们自己悄无声息地关在楼上画室里，半天都没有动静。我正好上楼去自己画室，在楼梯口偶尔一抬头，发现马宏画室门上的气窗是开着的，整块的玻璃窗成一个倾斜的镜面，恰好映出了马宏对着一块立起的画板专心作画的身影。他画的是一些静物，画布上已经有陶罐、水果、咖啡杯的轮廓。他的神情异常专注，似乎画室里除了眼中的静物之外再无其他。
我很奇怪钱运在场景中的缺席，想弄清楚她此时此刻的确切位置和她在干些什么。我轻手轻脚地在楼梯口蹀躞，往前一步，再往后一步，往左偏偏，再往右偏偏，调整各种仰视气窗玻璃的角度，希望能发现那个干瘦女人的哪怕一条胳膊和半片屁股。可是玻璃映照的面积有限，我踮脚或蹲下都没有任何收获。
我就脱了鞋子，赤着脚下楼，在厨房里找到一节竹棍，又赤着脚上去，尽量不发出任何可疑的声音。我上去之后站在那片气窗下方，小心地举起竹棍，顶住窗框，上上下下轻轻移动。这样一来，窗玻璃终于捕捉到了钱运穿黑色软底皮鞋的脚，然后是她的蓝印花布的裤子，蓝印花布的对襟小袄。她整个人像一条色彩斑斓的菜花蛇，冷峻而又招摇地立着。其实她站立的位置距马宏并不远，也就在一米开外吧。她手里举着一把刀，是细长的水果刀，紫红色的刀柄，尖尖的刀刃上戳着削得光溜溜的苹果，苹果皮逶迤着挂下来，弯弯曲曲，也像一条蛇，青绿色的小蛇。看那个架势，她费心替马宏削好了苹果，差一步就要喂进马宏的口中，但是又不敢造次，不敢惊动马宏作画时的神思，只好委屈自己在一旁等待。可惜的是，在气窗玻璃上钱运脸部的位置，有一片发亮的光斑，她的五官在光斑中漫漶不清，还有些许的变形，所以我无法看清楚她此时的神情，她屏息静气站在马宏身后的时候，眼睛里有怎样的期盼和渴望。
我走进自己的画室，随手涂抹了一些东西。半小时之后，我再赤脚出门，站到马宏画室的气窗下方。马宏仍然全神贯注于他的作品，而钱运已经不在原先的位置了，地上只有一条掉落的果皮。我用竹棍重新调整窗玻璃的角度，最后在靠墙的角落里找到了钱运。她蜷缩在一堆麻袋片似的废弃画布上，歪着头，闭着眼，已经进入了工间小寐的状态。她身上盖着一件马宏的工作服，睡梦中的一只手紧紧抓住了衣服的一只袖子，生怕那衣服会不明不白飘然飞走一样。
我不敢断定这件衣服是她自己盖在身上的，还是她睡着了之后马宏帮她盖上去的。
时间又过去半年。钱运到小楼里来的次数日渐稀少，大概是马宏对她的进攻既不作抵抗、又不肯受降的缘故吧。想必钱运也没有足够的耐心跟马宏打一场持久的攻坚战。她在作退却的准备。我们都替马宏庆幸，他总算可以摆脱这个试图控制他的可恨的女人。
忽然有一天，马宏把我和木子叫过去，语气沉重地向我们宣布说：“我要跟钱运结婚了。”
我们两个大张着嘴，被这个突然而至的消息惊得说不出话。
“别这么看着我。”马宏把他的脸深埋在两个掌心之中。“我受不了你们这种目光。”
木子小心翼翼问他：“你最近没有感觉有什么不好吧？神经方面？脑子里没有觉得有小虫子在咬？”
我喝住他：“木子你瞎说什么？”然后我接替木子开始盘问：“是不是你让她怀孕了？你老实跟我们说，任何事情我们都能够接受。”
马宏放下他的胳膊，一脸无辜地看着我们：“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我只是想帮她一个忙。”
“结婚能算帮忙？有没有搞错？”木子学着时下流行的广东腔调。
“真的是帮忙。她有个姑姑在国外，病了，想她去照顾，可能还要继承遗产。可是她的探亲申请被拒签，因为她是单身，被认为有移民倾向。”
马宏说了那个国家的名字，好像是瑞士还是荷兰吧，我已经记不清了。
木子冷笑：“你们就想出这个结婚的主意？结了婚再去签证？”
“怎么办呢？”马宏困惑地摊摊手。“她已经帮过我很多，我不能不帮她这一次。她在这里是孤身一人，挺可怜的。再说，反正我已经有过婚史，有一次和有两次没有本质的区别。居真理那里，我会跟她解释清楚。”
我和木子无言。马宏就是这么一个人，他有这样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一点也不奇怪。
马宏给居真理写去一封很长的信，信上反反复复说的都是一句话：我爱你，这世上我爱的人只有你，唯独死亡可以阻止我们的结合。
马宏写在信上的这句经典名言，是居真理回国之后告诉我们的。居真理说，我相信他，因为我也爱他。我爱他才让他自由。他可以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我不会强令他违背自己的意愿。
一对奇怪的情侣。这世界上，恐怕只有死去的萨特和波伏娃与他们的行状相似。
登记结婚之后，马宏搬到了钱运的房子里。钱运的房子有一百平方，做过装修，在当时算是豪华。马宏非搬过去不可的原因，是钱运有个七岁的儿子，在钱运出国的这段时间里，马宏要担负起照顾孩子的责任。
钱运有过婚史，还有个儿子，这又是令我们无比吃惊的事。之前马宏一直对我们隐瞒了这个情况，大概是怕给我们增添更多的反对理由吧。这事情确实够窝囊的。
没有举行任何的婚礼仪式。但是马宏执意要在钱运家里搞一个朋友聚会，也是强迫我们大家都来接受这段婚姻的意思。我和木子都收到了请帖。同时收到请帖的还有另外六七个朋友。
不想让马宏难过，我们还是去了。进门之后才发现钱运的家里冷锅冷灶，一点没有请客吃饭的意思。马宏解释说，钱运不太会做饭，他已经订好了外面餐馆的菜，下午六点钟会准时送上门来。
也没有太多要说的话，我们就拉开桌子打牌，客厅里一桌，厨房里一桌，闹哄哄地把气氛调节起来。玩到六点钟，饭菜还没有送到。马宏说：“接着玩接着玩，餐馆做事不总是那么守时守刻的。”
七点钟，大家都已经肌肠碌碌，仍然不见饭菜的影子。马宏把电话打到餐馆里责问，餐馆老板惊讶道：“你不是订的明天吗？今天几号？6 号不是？你这儿写的是7号，你自己写的。”
马宏慌了手脚，觉得很对大家不起。幸好都是知根知底的朋友，都能理解这种糊里糊涂过日子的荒唐。我们撇下了钱运和那个孩子，拉马宏出门，找地方喝啤酒去。
马宏基本上是个没有酒量的人，那天却豪气万丈地喝了许多。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心里郁闷，借酒发散。我们都劝他说：“别喝了别喝了。”他两眼血红，大着舌头坚持：“还能喝还能喝。”
到最后他已经摊软到桌子下面，是我和木子一边一个硬把他架着出门的。我们招手打了一辆的士送他回家，结果他上车就吐，把人家的车子里弄得一塌糊涂。木子多付了司机一百块钱，才算是摆平。
马宏第二天酒醒出门，巧巧地又碰上那个司机，司机见了他心有余悸，吓得把油门一踩，呼地一下子从他身边掠过去了。马宏对我们讲到这件趣事时，自嘲地摇头说：“居然也有人怕了我。”他感觉到不可思议，好像还有那么点惊喜莫名。
钱运如愿以偿地签证出国了。
钱运在出国之前，完成了另外一件令马宏、令我和木子、令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都目瞪口呆的壮举：她去派出所找了熟人，把她儿子的姓改成了“马”。马宏的马。
马宏向我们转述钱运为儿子改姓的那段故事，很有戏剧性。
马宏搬进钱运的小楼之后，两个人一直分住两个房间。我们去参观新居时，马宏毫不隐瞒地对我们公布了这个秘密。他先推开一个房间的门，指着东西方向并列的一张大床和一张小床说：“这是钱运和她儿子的卧室。”又推开另一个房间的门，指着唯一的一张大床说：“这是我的卧室。”当时我和木子曾经交换过一个心照不宣的眼色。我们由此知道马宏和钱运的关系比我们想像中的要更加复杂。马宏是个心地单纯的男人，如果不是实际情况如此，他不会故意制造出这样繁复的假像。
钱运拿到了签证、要走未走之前，有一天早晨马宏在他自己卧室的床上睁眼，赫然发现身边多了一个孩子，是钱运的儿子。他蜷着小小的身体，柔软的头发披散在额头，睡得天使一样安静。马宏惊跳起来，刚要叫出声音，旁边坐着的钱运将一根食指放在唇上，提醒他不要吵醒孩子。
钱运眨巴着眼睛，非常满意地告诉马宏：“昨晚你睡熟之后，我就把他抱了过来。你们父子俩在一张床上睡了一夜，相安无事。”
马宏听到了“父子俩”这个陌生的词。他觉得十分别扭。
“你一直宣称不习惯跟别人同床睡眠，事实证明不是这样。你跟这孩子很投缘，你们以后会相处很好。”
马宏说：“不，只说明我们男人睡觉很死。”他还开了个玩笑：“你不怕我翻一个身压死他？”
钱运很有把握：“我观察了你们夜里睡觉的样子，你们两个人都是蜷着身子，相向而卧，说明你潜意识里是在保护着他。”
马宏哭笑不得。碰上这么一个自作聪明的女人，他实在无话可说。
孩子这时候醒了，睁开眼睛，对自己置身在一张陌生的床上充满惊讶。
钱运抓住孩子细细的胳膊，一把将他拉了起来：“快叫人，叫爸爸。”
马宏慌忙阻拦：“哎哎你别……”
钱运斩钉截铁说：“从今以后，他必须叫你爸爸，因为我已经给他改了姓，他姓马，是你的儿子。”
马宏惊愕：“你这是什么意思？”
钱运嫣然一笑：“不好吗？方便你跟他相处，免得那些陌生人说三道四。”
马宏眉头紧皱，看着面前这个瘦弱、文静的男孩，心里有一种本能的抗拒。
“不行。”马宏说，“真不行。我既没有播种，也没有除草施肥，不能够凭空收获。”
钱运站起身，居高临下地看着马宏，把一本棕色封面的户口薄啪地扔在床头柜上：“户口我已经改了，你不能够逃避责任，算你为社会献一份爱心，培养一个祖国的接班人，行吗？”
就这样，世上多了一个姓马的男孩。马宏成了两个儿子的父亲。
我们都感叹钱运这一手做得太绝，她用“姓氏”这根看不见的缰绳，轻轻地就把马宏拴在家里，成了她儿子不花钱的保姆。
钱运走了，居真理却完成学业从国外回来了。
马宏得知居真理将要回国的消息，心里面轰然地一声爆炸。他知道事情有点糟糕，不，简直就是十分糟糕。他不可能让居真理平白无故接纳一个被称为“儿子”的孩子。
我们聚集在马宏家里，为他出着各种主意。大家一致的看法是，马宏应该在居真理踏上国土之前，重新去派出所改回钱运儿子的姓，他该姓什么还姓什么。大家还说，如果派出所嫌事情麻烦，我们大伙儿去帮忙搞定，总是能找到关系的。
马宏优柔寡断，手指插进头发缝里，使劲揪扯着，模样非常为难：“这对孩子的心理会有什么影响？改来改去，是不是让孩子觉得谁都不想要他？”
马宏偷眼瞄着儿童房里钱运儿子写作业的身影，脸上开始浮出慈父才有的怜爱。
我知道马宏堕落了，他真的是堕落了，年轻时候对自己的亲生儿子都没有过多关注，如今却对一个莫名其妙的继子施以爱心，这绝对是一个男人开始衰老的标志。
马宏因此而不敢去见居真理。居真理回来一个星期了，给马宏住的房子里打电话，马宏拿起话筒，听到居真理的声音，赶紧把电话挂断。去影剧院马宏的工作单位找他，他躲到放映间里，叫人家传话说他不在。没有办法，居真理请我和木子吃饭，再通过我们去请马宏。马宏一点都不上当，推说拉肚子，急性肠胃炎，拒不赴席。
马宏知道他对不起居真理，辜负了居真理，所以做贼心虚。“我做贼心虚。”他自己在电话里对我坦白。“在我跟钱运的婚约解除之前，我不能见她，也无脸见她。”
我说：“你就不怕居真理一怒而去，你们这一对人间佳偶从此劳燕分飞？”
马宏在电话里静默了很久，然后开始说话，语气十分忧伤：“你知道我有婚约在身，还多了个姓马的儿子，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对她作什么解释都是虚伪。 我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希望她感觉自由。她如果对我彻底失望，选择跟我分手，我会尊重她。”
“你不难过？”
“我肯定会难过。”
“难过到什么程度？”
他在电话里又一次地静默，而后轻轻地说：“如果她嫁给了别人，我今后的日子就是生不如死。”
我约见居真理，把马宏的这番话转告了她。居真理手里端着一个玻璃的茶杯，对着阳光，转了一圈，又转了一圈，杯中的茶叶就随着水波荡漾起来，一片浮起，一片落下，起起落落，像电影中慢镜头的舞蹈。
“我能理解他。还是那句话：我爱他，所以我愿意给他自由。”居真理扬眉对我说了这句话后，一仰脖子，把一杯茶水喝得干干净净。
茶叶失去水的滋润，立刻变得干瘪，瑟缩着贴在杯壁一侧。她放下茶叶，对我点一点头，起身便走。她的背影依然娉婷，臀部的线条浑圆紧致，两条紧包在牛仔裤里的长腿性感得让人呻吟。
居真理在国内住满一个月之后就走了，还回法国去了。在一年之前，马宏离开法国的时候对她说过，如果她毕业回来，他会以最大的快乐跟她举行婚礼，要租国内最好的饭店，买最时髦的婚纱，最漂亮的婚戒。结果便是，居真理回来了，马宏却没有履行诺言，他又一次眼睁睁地看着他的恋人从他面前失望走开。
马宏一心一意地盼望钱运探亲归来，彼此皆大欢喜地解除婚约，他交还她的儿子，搬出她的房子，做回居真理所希望的“自由人”。
但是马宏只盼来了钱运的一纸离婚协议和一封信，信上说，她已经决定嫁给一个荷兰的画家，所以不再回国，房子和儿子都归马宏，房子折算为儿子的抚养费，马宏应该不算吃亏。
马宏接信后火冒万丈，当即用特快专递回过去一封信：我有什么义务要替你抚养儿子？你有什么权利对我提这个要求？
钱运回信说：那怎么办？既不能把儿子杀了，又不能带到国外让老外做父亲，你说我应该怎么办？
两个人往返写信，彼此都是怒气冲冲，又都是理由十足。特别是钱运，没有一丝一毫的羞愧之意，她大概觉得领养一个孩子跟领养一条小狗一样，顺带的事儿，费不了多大的精力。
信件往来的结果，自然是马宏认栽。钱运她人已经到了国外，马宏就是想把那孩子送过去都没有可能。
木子对我说：“钱运是不是出国之前就有了这个安排啊？要不然她怎么想起来要把儿子的姓改成'马'？”
我不敢乱猜，可我的心里又忍不住地嘀咕：如果真是这样，钱运这个女人就太阴险了，她简直就是一条缠人的毒蛇。
再想一想，钱运真是毒蛇吗？在这漫长的一年当中，她对他的欣赏、仰慕、柔情和痴心，都是设计好了的表演吗？想起她举着削皮苹果站在马宏身后苦等他张口的样子，她盖着马宏的外衣蜷缩在墙角画布里的幸福和满足，我觉得钱运未必有木子所说的那么复杂，充其量她也就是个心血来潮或说是我行我素的另类女人。
不管怎么样，事情的结局是：钱运对马宏构成了伤害，某种程度上她毁掉了马宏一辈子的生活。正因为此，好长时间里我看见马宏就心生愧意，说来说去，是我和木子把钱运引领进了他的命运圈，我们是对他有罪的人。
马宏的生活变得沉重起来。那个八岁的小男孩成了他肢体上新长出来的一块赘生物，顽固而醒目地存在着，割又割不掉，甩又甩不脱。
比如说，影剧院的工作一向自由，马宏早晨是习惯了睡懒觉的，为了孩子的上学，他不能不买回一只报时准确的闹钟，以便一清早能够挣扎起床。开始的时候，起床到学校上课之间的时间，他只吝啬地留了半个小时，两个人穿上衣服，上完厕所，刷牙洗脸，剩下十来分钟只够马宏骑自行车一路急奔，把孩子送到学校门口。马宏自己一向都不吃早饭，他以为孩子也可以不吃。结果一个月之后，那孩子得了胃病，时不时地捂着肚子，小脸煞白，叫人可怜。马宏才知道是自己照顾不周，酿成大错。他只好把闹钟上的时间往前再拨半个小时，而且记得提前一天买回牛奶面包。于是每日一清早从梦中惊醒，头晕脑胀地钻出被窝，马宏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生活痛苦不堪。
晚上和节假日的时间也不能属于自己了。要么他出门必须把孩子带着，弄得跟真的似的；要么他只能窝在家中，看孩子读书。他有过一段在国外生活的经历，知道把这么小的孩子长时间留在家中是违法，也有违人道。为此他不止一次地放弃了聚会的快乐，呼朋唤友结伴云游的快乐，昏天黑地玩牌和醉酒的快乐。他从来没有这样深切地认识到婚姻的艰辛，生儿育女的艰辛，做一个有责任的男人的艰辛。
马宏终于熬煎不了这样的日子，登报找到一个退休的小学老师，把钱运儿子全托到那个老师家中。
接踵而来的问题是，马宏的经济状况立刻窘迫。全托要付不小的一笔开支，此外他还要付他另外一个儿子的抚养费，如果业余作画没有什么收入，马宏每个月就总是捉襟见肘。
马宏已经三十多岁了，他在艺术上肯定没有太大的指望了。关于这一点，我们都很清楚，他自己也很清楚。不光是他，我和木子的情况同样如此。我已经放弃追求，谈好了女朋友，准备结婚。木子的个人条件困难一点，也还是在不懈努力。从前我们曾经拼命地作画，狂热地作画，期望着画出我们崭新的人生和光辉灿烂的前途，画出马宏和居真理的幸福，我和木子以及我们未来女朋友的幸福，结果我们未曾如愿。我们依然活得普通而又平凡，艰辛而又暗淡。
有一天我们三个人买了一箱啤酒聚集在小楼，喝到酒酣耳热的时候，忽然发现当年贴在餐室墙上的“达达运动”的宣言还在，虽然纸质暗黄，有大大小小虫咬的洞眼，字句还能够辨认：
达达就是我们的强力所在……达达就是既无拖鞋也无类似东西的艺术……我们没有自由，所以我们坚信没有纪律管束、没有道德教唆的自由是十分必要……
我们希望从现在起让艺术的动物园被装点得五彩缤纷。咚咚将！嘿啵哈啵！嘿啵哈啵！
“我的天哪，这真是我们当年头脑发热写出来的东西吗？”木子撮着牙，像个历经沧桑的老头儿一样摇着脑袋。
马宏纠正他：“是我们抄录下来的别人的东西。”
“不管怎么说，往事不堪回首。”木子闭上眼睛。
我们陷入沉思，都觉得被一种尖锐的东西穿透了身体，感觉到疼痛。
又过了不久，木子跑来找我，忧心仲仲说：“你不能只顾过自己的小日子，也要关心关心朋友。”
我以为他指的是帮他介绍女朋友的事，就如实相告：“人选暂缺。”
他说：“我无所谓，有人够呛。”
“谁呀？”我问他，“还有谁比你更加狼狈？”
他一脸认真：“据不少人向我反映，马宏经常在一些熟识的餐馆和茶馆里混吃混喝。”
我觉得不太可能。马宏生性浪漫，却绝不流氓，他怎么会堕落成一个黑社会的角色，到人家的餐馆里吃霸王餐？
木子说：“我给你说过这事了，信不信由你。万一哪一天在街上碰到他，你不要吃惊。”
还真是被他不幸言中，有一次我陪女友在一家兼营简餐的茶馆里喝茶，亲眼见着了令我啼笑皆非的一幕。
当时我和女友坐在大厅比较昏暗的一个角落，旁边还有棕榈之类的高大盆栽半遮半掩，不注意的人基本上不可能发现我们。选择这个稳秘的地点，目的非常简单：能够做一点公开场合允许的小动作。
我们双双并肩倚在沙发式的圈椅里，她的头靠在我的肩上，右腿沉甸甸地搁在我的左腿上。我的左胳膊从后面绕过她的腰肢，手腕以下的部位穿山甲一样地迂回插进她的裤腰，掌心紧贴住她柔软滑腻的小腹。她的呼吸开始急迫，而我则在思量下一步的动作做到何种程度，才能让她舒服而又可以接受。
这时候我看见马宏从外面走进来。他穿着一件纯棉布的立领宽袖白色衬衣，一条质地柔软的黑色休闲裤，进门的瞬间，洒落下一身的灿烂阳光。我吃惊地注意到马宏的外表一点都没有变老，乌黑柔软的头发依然会在耳后细沙一样滑动，羊羔般漂亮的眼睛里含着湿润、谦和、羞涩的微笑，带光晕的眼圈使他的面部表情非常温暖，温暖而且有贵族气，因而十分迷人。
我的女友是认识他的，所以一下子挺直身体，一边把右腿从我的左腿上放下，一边抓住我伸进她裤腰里的手腕，恶狠狠地拔出来，看样子是要迎上前去招呼。此时我猛然想到木子说过的话，就眼疾手快地摁住她，对她做了个“噤声”的示意。
马宏根本就没有打算往茶馆的大厅深处看，所以没有发现我们。他在近门的一张小方桌上坐下，拎一拎裤腿和衣袖，好让自己更舒适一些。然后，他用细长的手指推开面前的杯碟和茶垫，变戏法一样地从袖筒里取出一小卷速写纸和素描笔，纸铺好在桌面上，笔握在手中，抬头捕捉柜台后面的人。他抓到了戴着眼镜、脸型略胖的茶馆老板，眯眼看了对方约摸一分钟的样子，埋头动笔。从我坐的地点，只看见他握笔的手在速写纸上急速地移动。三分钟过去，他抬头，面带微笑，看也不看地在纸的右下角签上他的名字，交给好奇地朝他走过去的老板：“送给你。请上一份简餐。”
我的女友再也按捺不住，冲过去要看那张肖像速写，我只好跟着过去。
马宏看见我，并没有惊讶，稳稳地继续坐着，问我：“你鉴定一下，水平如何？”
肖像的确画得不错，线条简洁准确，人物神情捕捉得恰到好处。
老板笑起来，挥手喊一个服务生：“给这位先生上一份牛肉烩饭。”他还客气地问了我们一声：“二位也需要吗？”
我连忙摇手，表示我们已经吃过了。老板就叫人把我们泡的那壶茶送到马宏的桌上。
我坐下来之后，对马宏的行为表示不解：“不至于需要这样吧？”
马宏笑眯眯地舀一勺烩饭送进口中，抿着嘴巴略嚼一嚼，咽下，说：“是不至于。我只是觉得很有意思，好玩。”
我说：“没这么玩的。”
他做了个满不在乎的手势。“我在巴黎的时候，每天都看到街边和地铁里有吹拉弹唱的艺术家。我想他们也不会是没有饭吃，只不过是喜欢，开心，需要有这么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我的情况同样如此。我每次用一幅肖像画换来一顿饭吃，就感觉自己成功了一次，舒服得很。”
“不是所有的老板都有这种幽默感。”
他耸耸肩：“那是他的损失。”
“你不怕别人说三道四？”我女友一脸好奇。
他温和地笑着，眼角堆起细密的、有几分优雅的皱纹：“什么是最大程度的身心自由？”
我女友瞪大眼睛，无比崇拜地看着他。如果不是我已经早早下手和她做成了好事，没准儿她又是一只死心塌地撞到马宏身上去的飞蛾。
居真理一去了无踪影，没有信，更没有电话。科技和文明已经发展到令人惊讶的程度，有了“全球通”的手机，又有了电子信箱和邮件，网络在地球的表面四通八达，可是居真理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有一阵子马宏发疯一样地找她的家里人，找她的老师、同学和朋友，试图打听到她在法国的地址。不知道是事先约好了还是怎么的，谁也不肯告诉他，都回答不知道，不清楚。
马宏猜测她是不是嫁人了，嫁给法国人了。他非常忧伤，经常把自己喝得烂醉，或者半天半天地坐在影剧院里看电影，朱丽叶．庇诺什主演的法国电影。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居真理的眼睛始终在看着他，隔着蓝色的地中海、黑海、里海，隔着广袤的俄罗斯大地，一时一刻也没有错过地看着他。
上帝是存在着的，当我们缺席的时候，上帝从不缺席。
马宏把自己飘泊放逐了一段时间之后，不知道是经济上的需要，还是精神上的需要，他决定辞职下海，办公司。
从专业特长出发，他办的是一家广告公司，用钱运留给他的房子做抵押，从银行贷了一笔款，三两张桌子，四五个人，小小不然地折腾起来。
他来找过我和木子，问我们愿不愿加入？我是因为刚结婚，需要安定，更需要时间满足老婆的各种浪漫要求，木子则因为懒，都对他摇了头。我们说：“要发财就发你一个吧，发了财之后别忘了到海边盖间大画室，让我们都沾沾你的光。”
他笑，目光柔柔的，眼角的皱纹碎碎的，标标准准的一个新好男人。
早些时候的广告公司还没有普遍用上电脑之类的高科技制作，尤其是马宏这类资金微薄的草台公司。他们打出来的是“传统”牌：如果接下一单户外制作的大型广告，就在广告牌前搭起高高的脚手架，人爬上去，一手拿画笔，一手拎颜料桶，农民工一样地爬上爬下，把自己弄成一个油彩斑驳的猴儿。
马宏是老板。马宏这样的老板是需要亲自上阵干活儿的老板。马宏有一手干活儿的绝技：他哪怕猴在脚手架上整整一天，手里的颜料红的换成绿的，黄的换成蓝的，他的手上和身上依然干干净净，不见一星颜料点儿。他最后从脚手架上一步一步后退下来的时候，头发和衣服一丝不乱，脸上是永恒不变的微笑，眼睛里的目光像冬夜温暖的炉火。
有一次他在闹市区做一幅化妆品的大型广告。从竖广告牌、搭脚手架开始干起，前后忙了二十多天。
第二十天的黄昏，太阳落山了，街上的玉兰花灯亮起来了，光线已经改变，影响了画家对广告画面色彩的判断，马宏才恋恋不舍地拎着颜料桶从高处下来，准备收工回家。
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忽然从街角幽暗处闪了出来，手里捧着一只带保温功能的银色茶杯。
“你在上面呆了一个下午，肯定渴了，喝口热茶暖和暖和吧。”
季节已经是深秋，高处不胜寒，马宏的确觉得身子有点发僵。
“你认识我？”马宏惊讶地问了一声。趁着黄昏橙色的光线，他上上下下打量这个女孩，拼命回想他曾经在哪儿和她相识。
“不，我们不认识。”女孩笑起来，露出两颗雪白的小虎牙，面相非常生动。“我每天都在这里看你画画，看了一星期了。”她抬手指指广告上的浓妆女郎。“她真漂亮。你怎么能把一个人画得这么漂亮啊！”
马宏觉得这女孩很逗。他揭开杯盖，喝了几口保温杯里滚烫的茶水。是福建乌龙茶。他想她还挺会挑选茶叶，如果泡进去的是苏州碧螺春，在保温杯里闷一个下午，就有烂熟气了。
“要把一个人画得漂亮，再容易不过，不算什么本事。”马宏随口答了这么一句。
“啊，真的？”女孩露出一脸的敬佩。“难吗？我是说，学会画这样一幅画？”
马宏笑着，没有回答。问题太过幼稚了，他没法回答。对一些人来说轻而易举的事情，对另外一些人也许难过上天入海。他心里想，她问这话什么意思？难道她想要学画？
女孩叫常宝，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待业在家。想找的工作找不着，能找到的工作又不想去干，就这样踟蹰了下来。因为没有工作，有大把的时间在外面闲逛，有一天逛到马宏的广告牌下，抬头看见马宏攀爬在脚手架上的山鹰一样的身影，她着迷了，停了下来，痴痴地一看就是几个小时。她从马宏一笔笔地在广告牌上勾勒出模特脸部线条开始，一直看到他给人物着色，向满大街的行人展示出一张冷艳性感的巨大面孔。她目睹了美女诞生的全部过程，因此而对诞生美女的画家充满景仰。
马宏喝过常宝的茶水之后，常宝还是每天都来。现在她不在街角的幽暗处躲着了，她一身阳光地成了马宏广告公司的义工，任劳任怨地守在脚手架下，按照高高在上的马宏的吩咐，递上各种型号的画笔，各色标号的颜料，各样用途的刮刀，以及钉、锤、剪、尺各种工具。她总是快快乐乐，呲着两颗雪白的虎牙，穿一件淡绿色的滑雪棉袄，把脚手架前的风景弄出几分青春明亮。
第二十五天的傍晚，全部工作宣告结束，脚手架已经拆除，美女头像的化妆品广告在落叶凋零的深秋街头凌空高耸，无比醒目。
马宏收拾了他的全部画具，背在肩上，准备骑车回他的公司。他转过身，用目光寻找常宝，跟她告别。马宏是个重情重义、彬彬有礼的男人，哪怕一个闲荡街头的小姑娘，他也不会表现出一丝一毫对她的轻慢和冷漠。
常宝躲在广告牌后，身子一耸一耸，哭得非常伤心。
“嗨，怎么啦？”马宏弯下腰，勾着脑袋，问她。
“你要是走了，我就再也不能看你画画了。”常宝抬起泪水涟涟的小脸，眼睛和嘴唇都哭得有些发肿。
“傻丫头，你也不能一辈子站在大街上看人画画。”马宏温和地劝慰她。
“可是，可是……”常宝抽抽噎噎说：“我就是想天天看到你，我喜欢看你站在高处画画的样子。”
马宏被女孩的痴情打动，他的本就柔软的心一下子浸得化开了一样，他走上去，揽住了常宝的肩：“走吧，我请你吃晚饭。你帮了我们好几天的忙，我都没有开工钱给你。”
常宝破涕为笑，高高兴兴地跟在背画具的马宏身后，伸手拉住他的一只衣袖，一步不离地，走进巷子里的一家“川妹子”菜馆。
他们点了“水煮肉”、“夫妻肺片”、“麻婆豆腐”、“毛血旺”，还要了一小瓶酒，是四川酒，烈性的。喝完酒，两个人的身体里都涌动起了滚烫的激情，马宏就把常宝带回到钱运的那套公寓房里。
马宏并不清楚男女间的事情对于常宝是不是第一次。当他温柔地解开常宝的衣服，温柔地进入她身体的时候，他看见常宝那双毛茸茸的眼睛蝶翅一样眨了一眨，嘴角一咧，小虎牙微微露了出来，不知道是因为痛楚还是快乐。马宏给她垫在身下的浴巾上有血，蚕豆大的一块，很淡，稀释过了一样。马宏记得他跟丫头有第一次的时候，丫头流出的血有茶杯大的一块，而且鲜红浓艳。所有的迹像都是似是而非，这样，马宏就无法判断常宝在性方面的启蒙程度。
马宏不很在意，无所谓。反正他也不打算跟常宝结婚，她的既往历史他没必要关心。
常宝在马宏的床上自得其乐地躺着，她指着对面木架上一个灰扑扑的土罐，问马宏：“这是什么？”
“汉罐。出土文物。”马宏答。
“这个呢？”
“捷克的玻璃酒杯。”
“这个？”
“俄罗斯的单筒望远镜。”
“……？”她不说话了，只用手指。
“非洲木雕。”
“……？”
“扇面条幅。xxx的真迹。”他说了一个已经去世的当代大书画家的名字。
所有的东西林林总总，杂乱无章，东西方文化并存，古今历史遗物共享空间。这是马宏生活的痕迹。
常宝抬起光裸的、浑圆的手臂，划了一个大大的圈：“它们都很值钱吗？”
马宏温和地一笑：“对于我个人来说，它们都是无价之宝。”
“哪样最贵？”常宝孩子气地盘根究底。
马宏摇头：“不知道。我没有作过比较。”
马宏第二天下班回家时，常宝已经早早地在他门外等着了。她穿得非常单薄，鼻尖冻得红艳艳的，有一点点透明，却把一件厚实的外衣脱下来，抱在怀中。
“不冷吗？”马宏摸摸她的脸。
“不冷。”她回答。
她跟着他进门之后，从怀抱的外衣里变戏法样地剥出一只大号保温瓶，又熟门熟路地去厨房里拿碗，倒出一碗黄灿灿香味扑鼻的鸡汤。“你喝。”她把滚烫的鸡汤碗送到马宏手中，就差没有喂进他的嘴巴。
马宏有滋有味地喝完了那碗鸡汤。他的身体从内到外地温暖。
放下汤碗，马宏觉得有必要回报给常宝一些什么。他浑身上下一通乱摸，摸到了脖子里挂着的一块玉佩，立刻解下来，塞到常宝手中：“送给你。”
常宝热泪盈眶，马上把带着余温的玉佩挂到自己脖子上。紧接着她把手伸到腰间，抽出一条大红丝络编成的腰带，不由分说地掀开马宏的衣服，给他系到了腰上。“是我的本命年腰带，希望带给你好运。”
马宏被眼前的恩爱和幸福熏蒸得昏头胀脑，感觉上好像扶着常宝的身体飘飘忽忽进入了天堂。“天哪，”他嘟囔，“心意太重了，我受之惶然。”
常宝指着挂在墙上的扇面条幅，嘻嘻笑着：“那你就奖赏我一次，把这个东西送给我。”
马宏想都没想，欣然摘下墙上的字画，递给对方。
过了一星期，马宏偶然去城南的“书画一条街”办事，路过拐弯口的一家小店时，他眼角瞥到了一件熟悉的东西。驻足扭头，看见他送给常宝的扇面条幅赫然挂在墙上醒目处，标了一个相当高的价钱。
马宏哑然失笑。原来常宝懂得字画的价值，她给他送上那罐鸡汤的同时，目标已经瞄准了她想要的东西。
马宏觉得常宝的这种索取非常可爱，简单，透明，直达目标，不拖泥带水，又不失天真浪漫。他喜欢这种通俗化的行为方式。所以几个回合之后，他宣布跟常宝正式同居。
马宏私下里对我和木子说，女人总归是要有一个，只是他现在不想再找居真理和钱运那样的人，那太累，还是小常宝这样的，简单一点的好。
我们附合说，是啊是啊，简单一点好，只要你确认她足够简单。我们又警告他说，但是你不能让她生孩子了，你已经有了两个儿子，再添一个的话，负担太重，难以对付。这一点你一定要注意。
马宏感谢我们的提醒。在正式确定了他跟常宝的同居关系之前，他们之间签定了一份由马宏起草的协议，其中的一条是：永不结婚，双方拥有随时提出分手的自由。另外一条是：不要孩子，无论男孩女孩。协议由我和木子做证人，签妥之后，马宏就带着常宝去了医院，请医生在她的子宫里放进一个节育环。
常宝带着她的全部衣物和一套琼瑶小说，搬到了马宏家里。
谁都没有料到常宝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女孩，爱干净，手脚勤快，做得一手可口饭菜，心甘情愿地伺候马宏，从来也不跟他摔脸子，使性子，耍那些疯傻痴娇的心眼子。她不工作，但是她一时一刻也不闲着，家里总是擦得镜面一样光亮，马宏的衣服一件件洗过，熨过，该迭的迭好，该挂的挂起，晚饭桌上的几个小菜，红是红，白是白，汤汤水水毫不含糊。逢到我们去马宏家里打个秋风什么的，常宝总是笑嘻嘻出来欢迎，给我们泡茶，拿烟，上水果，然后拎上菜篮出门采购，到饭时就会有一桌子的美味让我们惊喜。
木子在马宏家里喝着小酒，嘴巴里嚼着常宝炸出来的油汪汪的花生米，意不能平地骂了一句：“他娘的，哥儿几个的艳福都让马宏你一个人享光了！”
马宏笑眯眯地看着他，给他把空了的酒杯倒满，又舀一大勺花生米到他的碟子里，像是为此而表示道歉。
“马宏啊，”木子感慨道，“大好的姻缘，你要珍惜啊！”
马宏温和地回答他：“喝你的酒吧。”
木子就喝酒，一杯又一杯，猛灌。喝到八九成醉的时候，他终于把憋在心里好久的话说了出来：“马宏，你现在还想着居真理吗？如果你的心是一间房子，你准备把她放在什么地方？”
马宏挺直了腰背坐着，脸色由红变白，由白变灰。他忽然站起身，一声不响地走进房间里，砰地关上门，把我和木子不客气地晾在了饭桌旁。
人心里的伤疤，有一些在隔了时日之后可以揭开，有一些却是终生都不能够去碰。
不知道是不是生活安定和心情快乐的原因，常宝慢慢地胖了起来，腰腹变粗，两只乳房沉甸甸的，屁股也往下拖，开始呈现出一个妇人而不是可爱少女的模样。我们都惊讶蝴蝶变蛾的过程怎么会如此短暂，开玩笑地让马宏逼常宝减肥，跳操跑步什么的都要开始去做了，别等到肥得不可收拾再动脑筋。马宏听我们胡言乱语，不觉唐突，只道好玩。他坚持他的观点，那就是：女人在性满足之后总是会胖的。
有一天他们在床上脱光衣服做爱，马宏把头枕在常宝的胸口，慢慢地用掌心抚摸她肥软的肚腹。抚着抚着，他突然看见常宝肚皮的某个部位“啵”地一跳，鼓出一块东西。过两秒钟，“啵”地又是一跳，又鼓出一块东西。马宏大惊，不知道眼面前出了什么邪魔。他坐起来，盘腿在常宝身边，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紧她古怪精灵的肚皮，脸色不由得发白。
常宝哭了，老老实实招认了她已经怀孕，六个月了，孩子已经会拳打脚踢，现在就是想打胎也找不到肯冒风险的医生。
常宝说，是她母亲出主意要她这么做的，母亲带她去医院拿掉了节育环。母亲告诉她说，她只有跟马宏生了孩子，马宏才会下定决心娶她，一辈子不离开她。常宝眼泪汪汪地问马宏：“我妈妈说得对不对？有了孩子你会跟我结婚吗？”
马宏如梦初醒，懊恼得一夜都没有睡觉。他聪明了半辈子，结果却是被待业在家的常宝母女玩倒。他想，协议签了有什么用啊？没有公证处的公证，缺乏法律效应，完全是对君子不对小人的东西。他还想，早几个月怎么就没有听一听朋友们的话呢？如果及早注意到常宝不正常的发胖，做人流是来得及的。
可怜的马宏，到那时才知道了人的一厢情愿是多么可笑。
常宝在医院里生了一个大胖儿子，七斤二两。现在马宏总共有三个儿子了。我们都惊奇他在“多子多福”这方面的好命。木子说，要搁在农村，马宏会被全村里的人嫉妒得眼睛发绿。马宏却苦着脸说：“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你们谁想要儿子？谁要，我肯定送他一个。”
我们谁也不要。这年头养孩子不是一件好玩的事。
常宝刚从医院回到家里，她娘家的父母、兄嫂、叔舅浩浩荡荡开进马宏的家门。三方四国会谈开始。常宝的母亲首先发难，问马宏到底准备拿她女儿怎么办？身子给了你，儿子都为你生出来了，你心里面到底拿她当什么？常宝叔叔比较地有点文化，意味深长地看马宏一眼：保护妇女儿童的权益，这是写到我们国家法律上的，事情跟法律挂得上钩，就好办了，啊？常宝舅舅则流氓气地哼了一声：未婚同居，还弄出了孩子，派出所管不管？
马宏孤独地坐在审判席上，表面沉默不语，心里面却是在顽强地抗拒。他反感常宝家人的做事方式。他是一个内心柔软、骨头坚硬的人，如果要让他接受强迫去做某件事，他宁愿引颈被杀。
还好常宝的父亲比较识做，看出了马宏心底里的不屈不挠，站出来打个圆场，说是婚姻的事情怎么讲也是大事，可以再给一点时间让马宏从容考虑。
一干人马雄赳赳气昂昂起身撤退，留下马宏一个人“考虑”。
马宏同意结婚。不是迫于外力，是对常宝和孩子的负责。想想看，当年丫头生的儿子他都认了，常宝的这个怎么可以不认？不认，世上又多了一个可怜的私生子，这是他马宏的罪过。
木子得知此事后为马宏愤愤不平，认为他在这方面太好说话，简直就是软成了一块泥巴。木子最讨厌被别人强迫着去做某件事，也不能容忍自己的朋友接受强迫。我说，不是马宏好说话，是他不愿意为这样的凡俗小事弄得鸡飞狗跳。女人是带回来宠爱的，不是树敌的，何苦要把一朵原本鲜艳的花伤害成一根硬梆梆的刺呢？
木子深深地叹一口气：马宏在我们当中最有女人缘，可他前世里欠女人的债也最多。木子还说：从今以后，我一点都不羡慕他。
马宏和常宝结婚之后，有一段时间家里热闹得翻天。常宝的父母每天都要来看他们的宝贝孙子，来了就摆出老主人的架势，不是批评马宏抽烟，就是责备马宏喝酒，连马宏晚上出门应酬客户，都要对两个老人请假，忍受他们不满的唠叨。
马宏对常宝说，你爸妈这么喜欢孩子，干脆让他们把宝宝带回家领着算了，每月我贴他们钱。
常宝父母求之不得。他们两个退休的退休，下岗的下岗，闲得拿时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巴不得眼面前有个会哭会笑的玩物。于是一阵风的功夫，马宏家里床空人静，又恢复了从前那个温馨舒适的两人世界。
常宝却是静不下来了，没事老想着要往外面跑。她的几个小姐妹都在“青年休闲广场”、“环城市场”那些地方租了柜台，卖仿真手饰、化妆品、内衣裤，本小利不小，常宝去看了几次，心痒痒的。
一天晚上，马宏回家得比较早，准备好了要跟常宝来一次亲密接触。他把自己洗得很干净，又敦促常宝好好地洗，完了就躺到床上，反手到床头抽屉里拿安全套。现在他对所有的女人都开始不放心，觉得安全措施还是自己操心的好。
常宝腻在他身上，一把夺过他手里那个小小的塑料包装袋。
“马宏，你要先答应我一件事。”
马宏不愿意兴致被打扰：“回头再说嘛，你的事情我总是答应的。”
“这回不一样，我要用你很多钱。”常宝一脸大孩子的稚气，光身子趴在他身上，眼巴巴地看着他。
“多少？”
“……两万。”常宝的声音很小，像是自己被自己吓住了。
马宏松一口气。他脑子里想到的数字起码是两万的倍数。
“要两万干什么呢？买衣服？那也没这么贵呀。”马宏和颜悦色。
“我不买衣服，我要卖衣服。”常宝吐字清清楚楚。
原来常宝的一个表姐在大学区里开了一间新潮时装店，最近要嫁人了，而且是嫁到浙江去，她要把小店盘给别人做，如果常宝想接手，表姐只要她两万块。
“两万啊，店租、装潢还加那些卖剩下的衣服，不贵的。”
是不贵，马宏同意这个说法。但是常宝选择在性爱前的微妙时刻对他提出这样的要求，就不上档次，有点要挟的意思，令马宏很不舒服。马宏心里已经答应她了，嘴上却矜持着：“我想一想吧。”
那个晚上的娱乐活动，常宝就非常努力，非常巴结，小狗一样在马宏身上亲来亲去，非让马宏满意不可的样子。马宏却提不起劲，感觉上总好像花两万块钱在外面打了一炮，很昂贵。
常宝盘下那个小店之后变得异常安静，早晨九点兴冲冲出门，中午守着店铺吃一个盒饭，晚上九点之后才肯打烊回家。在家里也不闲着，不是拿出计算器按来按去地算帐，就是捧一本时装书细细琢磨，有时候还找出马宏的速写纸，无师自通地创造一些服装的样式，用胶带纸粘得满墙都是。
马宏有点啼笑皆非，本来是从大街上拣回来一个崇拜他的稚气女孩，结果却在他家里诞生出一个雄心勃勃的时装店老板。现在他享受不到美食和熨衣的周到服务了，常宝没时间，她找了一个钟点工，每天两小时对付家务。
常宝总是要求马宏：“去看看我们的店子嘛，你花钱买的，你是老板噢。”
马宏没兴趣。马宏现在自己的生意也做得很大了，有了稳固的客户群，有了客户皆知的经典作品，气象欣欣向荣。马宏能够想像出来常宝那个小店的样子：开在大学边门处的小街上，一扇低矮的玻璃小门，推门时会有门铃叮咚一声响，给顾客带来一点小小的情趣。进去之后是窄窄的店堂，两边挂满奇形怪状做工粗糙的衣服，中间只留一个人侧身而过的通道。四五步走到通道尽头，是一尺见方的小木桌，下面有个带锁的抽屉，便是收银台。店堂里灯光不甚明亮，是故意的，这样，那些年轻的大学生们拿起一件衣服比划或者试穿的时候，不会注意到米粒长的针脚和裸露的线头这一类细节。
马宏拍拍常宝的脸颊说：“我出了钱，可我不是老板，老板是你。我们之间不分这些。”
常宝抱住马宏的脑袋亲了他一口，心情非常快乐。她趁着快乐的心情开始展望前程：“要是我们的资金再多一些就好了，我可以多进一些货，品种更齐全，回头客就会更多。”
马宏要出门谈一单广告生意，在对着镜子打领带，看着镜子里常宝那张欲望十足的脸，随口答：“可以。”
常宝猴上去：“真的可以啊？”
马宏从皮夹子里摸出一张卡，交给常宝：“去提两万块钱吧。”
常宝感激涕零，眼泪都要出来了。她使劲儿地抱住马宏，要把她的感激传递给他，弄得马宏一个劲后退，生怕新换上身的衬衣被她揉得不成样子。
“嗨，嗨！”他说，“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用不着这样。”
常宝说：“当然是了不起的事情。从来都没有人对我有求必应，你是这世上对我最好的人。我以后一定会感谢你，报答你。”
常宝对马宏的奉承和感谢话总是一串一串，甩过去的时候根本不需要考虑。而且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身体的动作会同时搭配上来，千方百计让马宏舒坦和喜欢。
常宝其实是个很有点计谋的小女人。
两万块钱提走之后，仅仅才一个月，常宝又一次在家里长吁短叹。马宏问她是不是生意不好，进来的衣服卖不出去？常宝愁眉苦脸道：“哪儿啊，是生意太好了，我每天都怕那些大学生们把我的店门玻璃挤破。”
马宏心里闪过一个疑问：既然生意这么好，怎么没见她往家里拿过钱？但是他只是略略想了那么一想，没有追究。他觉得一个做丈夫的查点这些小事有点猥琐。反正就那么点钱，只要常宝折腾得高兴，怎么都行。
常宝充满爱意地看着马宏坐在桌前吃饭，喝汤，忽然问他：“马宏，你希不希望我把生意做大？”
马宏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做到多大？”
“比如说，”常宝双眸闪亮，“加盟一个休闲品牌，做成专卖店。”
“你从哪儿来这么多资金？”马宏觉得好笑。
“我没有，你有。”常宝笑微微地，呲出两颗可爱的虎牙。“你不是刚刚签到了二十万的合同吗？”
马宏倒吸一口凉气，开始吃惊：“你想要我二十万？”
“我的不也是你的吗？你说过，我们之间不分这些，是不是啊，马宏？马宏你要是还不放心，法人代表可以写你的名字。马宏！”常宝站起来，离开餐桌，走到马宏身边，从背后抱住他的脖子，热烘烘的脸颊贴住了他的后脑勺。
马宏觉得自己的世界开始崩溃。从那个广告牌下的黄昏开始，他又一次地、彻头彻尾地失去自我，成为异性者的俘虏。
女人但凡打定主意要做一桩事情，十有八九是能够做成的。因为女人都比较坚韧不拔，她们除了本身的毅力之外，还拥有撒娇、眼泪、性和孩子，种种武器一齐上阵，男人少有不败。
常宝索要二十万创业资金的过程基本如此，写出来可能会跟别人的故事雷同，所以我不想赘述。
平心而论，常宝倒还真是一把会做生意的好手。有一次我路过大学附近她的某品牌服装专卖店，看到五、六十平米的店堂窗明几净，门前一边站着一位小姐，另一边站着一个小伙子，都是眉清目秀非常阳光的年轻人，看到来人有进店观望的意思，他们就同时弯腰鞠躬，唱歌似地喊出脆脆的一声：“欢迎光临！”
常宝迎出来，亲热地招呼我：“大哥你来啦。大哥你看中哪件衣服，我给你打折。我们这个品牌的衣服，歌星影星球星都喜欢买，穿出去很年轻的。”
她用“穿出去年轻”这句话来引诱我，显然是研究过了我这个年龄层的人的心理。而以马宏和我的交情，她不说“送”，只说“打折”，可见是个手指缝很紧的角色。做主意真是需要这样的清醒和冷静。
我称赞她：“你把这儿打理得不错啊。”
她笑嘻嘻地：“谢大哥夸奖。还行吧。混口饭吃呗。”
“马宏来看过吗？”我问她。
“来。”她点头。“终归他是老板，我做得再好，也是给他打工啊。”她说话的样子，像是表白，又像是委屈。我拿不准具体该怎么理解。
可是我听马宏说，他从来不管专卖店的事，常宝赚多还是赚少他根本就不知情，因为她从来不往家里拿钱。她对马宏的解释是：资金在外面周转着，钱是能够生钱的，拿出来花掉太不合算。
我认为马宏适当地还是要过问一下，亲兄弟还要明算账呢。
马宏坦白道：“我没这份精力，也没这个兴趣。”他说话时的表情似笑非笑，有那么一点悲凉。“二十万买一份夫妻感情，还算值吧，你说呢？她要是成天窝在家里没事情干，想出花头跟我搅和，我不是更惨？”
马宏的语气里，对常宝已经谈不上感情，只有一份责任。
居真理又一次从法国回来了。这一回是她任职的那家跨国公司来本市考察投资项目，谈判，她随行当翻译。
她给我打电话：“你来看看我，好不好？一个人来，不要叫马宏，否则我谁也不见。”
在此之前，她已经先给木子打了电话，有过约见。大概她认为木子是个碎嘴的男人，从他口中容易了解到关于马宏的一切。木子当晚就来电话，把会见过程对我作了汇报。木子说，居真理在法国一直没有嫁人。他猜她男朋友肯定有过，同居的事情也肯定有过，就是没有婚姻。她一直在等马宏，可惜她等到的是马宏和常宝结为夫妻的消息。可以想像这个消息对她会有什么样的打击。木子啧啧地哀叹说，居真理是个痴心的女人，也是个不幸的女人。她摊上了马宏这样的男朋友，真是恼也恼不成，恨又恨不得的。
按照居真理报给我的地点，我在约好的时间里独自到达。居真理正在宾馆楼下的咖啡座里等我。她坐在紧靠通道、面朝大门的地方。选择这个位置，我猜她肯定是做了准备：如果她看见我跟马宏同时出现，可以很方便地起身撤退。如此看来，她已经对马宏彻底绝望，不想再跟他发生一点点藕断丝连的私情。
我在她对面坐下来之后，劈头就说了一句话：“这样不好，你既然回来了，怎么也要跟他见上一面，把该说的话都说清楚。”
我的忧心忡忡的表情感动了她，她眼睛里刹那间有那么一点泛红。她赶快扭过头，招呼侍者给我上咖啡，借以掩饰她的悲伤。她说：“一杯卡布基诺。”她又回头问我：“可以吗？”我点头表示：很好。她那天穿的是一件烟灰色长裙，配以点到为止的简单首饰，眼角和脸颊处有很细很细的皱纹，细到了有比没有更好，更见女人的成熟和风韵。
“一切都结束了。”她伸出一根涂了银色指甲油的手指，把侍者送来的热腾腾的咖啡往我面前推了推。“我只是不想再见他，可我没有一点责怪他的意思。我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性格决定一切，这是谁说的话来着？”
我在心里想了几秒钟，同样想不出来是谁说的。熟得不能再熟的话，就是想不到出处。我为此感到欠疚。
她还记得丫头，很关心那个孩子的情况。我告诉她说，好像已经读高中了吧？马宏一直负担着那孩子的费用。她吃惊地睁大眼睛：“读高中了？时间过得这么快呀！”她下意识地伸手摸了摸脸颊，好像要从脸上摸出时间流逝的痕迹。
我又一次试图劝她：“还是见一见马宏吧，回来一趟很不容易。你在他心中始终都是唯一的，没有人可以代替。”
她斩钉截铁地阻止我说下去：“不，这个问题我们不要再谈。”
她脸上的表情，显见得是受伤严重，以致于往下的谈话中我不敢再提到马宏的名字。
马宏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只问了我一句话：“她在国内呆多长时间？”
我说：“可能有半个月。因为她那个公司要考察好几处地方，项目谈判也需要时间。”
马宏说：“好。”他就把电话放下了，那副心急火燎的架势，弄得我莫名其妙。
我一点儿都没有想到，马宏问清时间的目的是为了离婚，他要在居真理逗留本市期间，十万火急地跟常宝分手。这个可怜的马宏，他的心是永远栖息在居真理的身上的，哪怕他跟一百个女人缠绵交欢，爱了再恨了，结婚而后离婚，他心里始终横亘着居真理的影子，他的灵魂一直站在高高的云端，凝视着远在法国的这个女人，想她，爱她，渴望着有一天能够跟她终成眷属。
常宝已经是一个八面玲珑的专卖店老板，她在自己的生意中游刃有余，面对马宏离婚的要求，她的态度总体上客观而且冷静。她同意签字，但是代价不菲：除了马宏投资的服装专卖店归入她的名下，她还要分享广告公司的一半股份，以及他们所有家庭财产的一半：房子、股票、存款、汽车。另外，她还要求儿子的每月抚养费。
这个貌似天真的女孩，关健时刻能有如此贪得无厌的胃口，如果不是她的家人在背后串掇，那只能归结为人性之恶。
马宏像是疯了，豁出去了，不顾一切了，只要常宝同意在最短的时间内签字离婚，他什么都能够答应。
马宏拿着离婚证书走出民政局小楼的第一时间，用手机拨通我的电话。
“你替我约见居真理，无论如何要约到。”他一字一句说得清清楚楚。“你告诉她，如果她还不肯见我，我就在她走的那天赶到机场，吊在她的飞机翅膀上。”
马宏和居真理终于见面了。据马宏后来告诉我说，他们面对面地坐在宾馆房间里，谈了很久，很久很久。可是他们没有亲吻也没有拥抱，连拉手的动作都没有发生。不是刻意，是很自然的，在他们目光对视的最初一刻，他们就已经明白，性这个东西在他们中间不复存在了，风一样地飘去，云一样地散开，永远不能再回到从前。
他们回忆到了在小楼里发愤作画、一心一意要成名成家的日子，也顺便说起马宏为居真理偷书的趣事。马宏对居真理坦白，他偷书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制造一个跟居真理并肩读书的机会。他那时渴望着跟她两个人双双脱光衣服，靠在床上，他把那本精装豪华的法文版图书砖头一样竖立在胸膛，而后他一页页地翻，居真理为他一页页地读，先用柔软好听的法语读，再用直白平实的中文讲。讲到图片中那些荒唐混乱的文字时，他们就乐，就大笑，就笑到抽筋和疯狂。
说到这里的时候，他停下来，两个人都开始微笑，为从前的率性纯真，为那件仅存于想像而实际没有发生的事情。居真理一笑，脸上的细纹就略微变深，弯弯的，像柔软和荡漾的水纹，美好得令人心动。
马宏趁这个机会，忽然地问出一句话：“还能吗？”
居真理的笑容消失了，她明白他问的是什么。没有丝毫迟疑的，她摇一摇头：“不能了。”
马宏沉默了一会儿，扭过头。他不想让居真理看见他脸上的眼泪。男人的眼泪。
居真理一眨不眨地盯住他侧面的轮廓。泪水也慢慢地盈满她的眼眶，亮晶晶地滚动，坚持了好几秒钟之后，才“叭嗒”一声落下来。
他们友好而忧伤地分别。居真理出境回法国时，马宏一直送她到机场。当着居真理那些法国同事和上司的面，马宏张开双臂拥抱了她，然后他们互相亲吻了面颊。他们一直是微笑着的，两个人都是。在外人看起来，男的潇洒体面，女的优雅漂亮，是一对经历过风雨而爱情尚存的幸福夫妻。
这样，我们又回到了小说的开始，木子不请自来地跑到我的家里，打秋风，要求吃红烧肉，水煮鱼片，什么什么的。他反身骑坐在靠背椅上，下巴垫着椅背，监督我烧菜的过程，一边笑嘻嘻地告诉我：“马宏又出毛病了。”
马宏走到哪儿都会被女人喜欢，他自己也充满激情地喜欢、怜惜和接纳那些女人，木子把这称之为“毛病”，我不能同意。马宏对每一个女人都付出过真心，他把自己半生的精力、全部的财产都奉献给了她们，这是出于他天真、善良和骑士风度的本性，也是他身上最可爱最闪光之处。
马宏最后遇到的女人是市外贸公司的法语翻译，名字叫刘克拉。
马宏去小区里的美发店洗头，坐在椅子上等着洗头妹往他头上倒洗发液的时候，注意到了这个举止异常的女人。当时刘克拉坐在马宏身后的一排椅子里，背对着他。从墙上的大镜子中，马宏看见对面的镜子里映出她的全身。她脖子里围着一件紫红色的围单，头发上堆满了雪白的泡沫，拼命在湿漉漉的水汽中睁着她的眼睛，高举着一本薄薄的印着外国文字的诗集，大声地、充满喜悦和激动地叫道：“写得多好啊！多漂亮动人的诗句啊！你听你听……”
马宏转动着脑袋，四下里寻找这个“你听”的对象。结果发现店堂里除了他和为他服务的洗头妹之外，只有一个满脸憨气的农村小伙子，十六七岁的年纪，正站在刘克拉的身后，很专注很勤奋地替她抓挠头发中的污垢。刘克拉这个“你听”的对象，显然就是他。
刘克拉举着那本小书，脑袋动来动去，情绪不能自抑地开始朗读书中的诗句：
sous le pont mirabeau coule la seine
et nos amours
faut-il qu'il m'en souvienne
la joie venait toujours après la peine
vienne la nuit sonne l'heure
les jours s'en vont je demeure
刘克拉刚一开口，马宏的心里就像有铜钟敲响了一样，发出震动他全部神经的“嗡嗡”的长鸣。他听出来了，她朗读诗句用的是法文，纯正的、优雅的、绵软而令人心碎的法文。他曾经在法国住过那么久，虽然不会讲，还是能够分辨得出来。
他屏息静气，听着刘克拉继续朗读：
les mains dans les mains restons face à face
tandis que sous
le pont de nos bras passe
des éternels regards l'onde si lasse
vienne la nuit sonne l'heure
les jours s'en vont je demeure
马宏从镜子里清清楚楚看见，刘克拉手舞足蹈，脸上的表情是喜悦、欣赏和全身心投入的陶醉。如果不是她戴着紫红色的围单，不是顶着高高的一头白色泡沫，她说不定就会忘情地站起来，在店堂里一边读，一边走，一边做那些辅助性的手势。
可惜她激动的情绪没有丝毫回应，她身后那个勤谨而憨气的男孩木然着一张肥厚的面孔，两只手只顾动作，在她的头发里抓来揉去。不知道他是很多次地遇上她，熟悉了她的性情和作派，因此而见怪不惊，还是天生的反应木讷，总之，他一丝不笑，一声不吭。刘克拉的周围仿佛只有空气，她是在对着空气赞美、冲动、发癫。
马宏情不自禁地为她难过，为优美的法语难过，为写出漂亮诗句的法国诗人难过。
刘克拉的头发终于在她自己的激动情绪中洗完，吹干。是一头很长的丝一般柔滑的长发。她摘下围单，付了小伙子十块钱，把那本小书放进提包，起身要走了。在这一瞬间里，马宏一把揪掉自己的围单，同样掏出十块钱拍到洗头妹的手中，顶着湿漉漉的头发追了上去。
“请等一等！”他对刘克拉说。“能问问你刚才读的是什么吗？”
刘克拉站住脚，惊讶地看着面前这个彬彬有礼的男人。她目光一闪，笑了，从提包里重新拿出小书，在马宏的面前扬了一扬：“法国诗人阿波里奈的《米拉波桥》。不，其实他不是法国人，他母亲是波兰人，父亲曾经是西西里岛的军官，说不清哪国人。可是这不妨碍他成为法国最伟大的诗人。”
马宏做了个手势：“你读得太好听了。可惜我不知道内容。”
刘克拉热情万分地表示：“我翻译给你听。”
她咳嗽一声，清了清嗓子，开始照着诗集翻译：
米拉波桥下塞纳河滚滚地流
我们的爱情一去不回头
哪堪再回首
为了欢乐我们总是吃尽苦头
夜幕降临钟声悠悠
时光已逝唯我独留
我们脸对着脸手拉着手
那永恒的目光
在我们臂膀的桥下
漾着疲惫的涟漪消逝在心头
夜幕降临钟声悠悠
时光已逝唯我独留
刘克拉翻译到这句话时，马宏举起一只手，不无歉意地打断她：“对不起，我认为这样的诗句不适合站在大街上朗读。这样好不好，我请你吃晚饭，我们去西餐馆，点一支蜡烛，要两杯波尔多葡萄酒，然后我听你读。用法文读。”
刘克拉合上诗集说：“太好了，再好不过了。”
就这样，他们像慧星和地球相撞一样地碰到了一起。偶然，却又是必然。偶然是因为他们生活和工作的环境相距万里，之前不大有相遇的可能；必然是因为刘克拉会讲法语，这是居真理擅长的语言，是马宏的心上人一辈子都要使用的语言。
我的可怜的兄弟马宏，他一生注定了不能摆脱法语带给他的魔咒。
有一天，我和朋友们在餐馆吃饭，我们要了一瓶法国红葡萄酒。电视里正在播放新闻，今夏全世界普遍酷热，欧洲尤甚，过惯了优越生活的法国人不堪其苦，一下子死去上万人。一个惊人的数字。电视里同时又说，法国的葡萄酒商们却为此欢欣鼓舞，因为高温导致葡萄的糖分极高，会酿出历史上少有的优质葡萄酒。
朋友们嘻嘻哈哈说：“记住这个年份啊，二零零三年。五年以后我们再喝法国葡萄酒，就认准这个年份的要。”
话音刚落，桌上的葡萄酒瓶突然地就炸了，毫无缘由地炸裂开来，蚕豆大的玻璃碎片纷纷散落，血一般的酒液在白色桌布上流淌得像一幅现代派画作。
我的手机铃声就在这时候惊心动魄地响起来。我接到一个令人悲伤的噩耗：马宏死了。他在安装一个室外广告的时候从脚手架摔下来，头部着地，当场死亡。他是老板，做这样的粗活本来不需要亲自上阵，可是他嫌工人的安装质量不尽人意，发了火，把工人吆喝下来，自己爬上去，就失足落地。
在葬礼上，穿一身黑色长裙的刘克拉手捧阿波里奈的诗集，对他朗读了《米波拉桥》的最后两段：
l'amour s'en va comme cette eau courante
l'amour s'en va
comme la vie est lente
et comme l'espérance est violente
vienne la nuit sonne l'heure
les jours s'en vont je demeure
passent les jours et pssent les semaines
ni temps passé
ni les amours reviennent
sous le pont mirabeau coule la seine
vienne la nuit sonne l'heure
les jours s'en vont je demeure
爱情如滔滔河水滚滚而去
永远不再回头
岁月是这样的缓慢
希望强烈难羁留
夜幕降临钟声悠悠
时光已逝唯我独留
日复一日周复一周
岁月滚滚
爱情已休
恰似这塞纳河水一去不回头
夜幕降临钟声悠悠
时光已逝唯我独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