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真够迅猛，这么快就被安排写回忆文章了。

专业人士都说，所有的文学写作都是一种回忆。但在写作者自己，还是因情感驱使而自动发生的事件，还是出于青春的冲动和青春的茫然，让所有生活中不可逾越与触及的东西在虚拟的文字中找到可能。现在，读了一些专业书，仔细想想，我们真的是在写作伊始就在回忆了，但归根结底，最初的写作，还是冲动遮蔽了所有这一切。读专业书的好处是，我们可以找到成套的语汇解释些什么。同时也有一个麻烦，当我们学会了人云亦云地解释一切的时候，曾经无处不在的冲动却消失了。所以我对进入专业性的阐释领域有种进退两难的感觉。对于一个当代作家来说，阐释——更准确地说是向别人说明自己变得非常重要。因为大家都只能承认那些配搭了专业术语的句子，段落和文章有思想，所以，作家常常要摆理论家的派头。同时，自己还是相信，文学写作最有魅力的因素，并不是这些可以轻易进入阐释层面的东西。我自己就在早在的诗歌中直接写下这样的渴求：“智慧，最初的智慧，不叫思想的智慧。”

这是1986年……瞧，当写下这样年份的时候，我知道自己确实是在回忆，对自己的成长历程进行情感考古了。

还想起一个汉学家的话：“在回忆的行动中我们暗地植下了被人回忆的希望。”也就是说每一个写作者，通过回忆是在追求自身的不朽。但我怀疑自己刚开始写作时就有这样的意识，可是一想到“暗地”两个字，我的怀疑就开始动摇。

想当年加入“文学新星丛书”时，那些与我同列这个名单上的大多数人，都是相当有名的青年作家了。而我这颗“新星”还是非常喑哑的，只发表过很少一点作品，而且都是在一些非常不著名的杂志上。不要说在全国，就是在省内，数上十个青年作家的名字，我的名字仍在孙山之外。

八十年代的文坛是多么喧哗啊！

那时我写诗，诗坛就更加热闹了。诗坛的喧哗是集团性的喧哗，革命和造反的喧哗。革命总跟激情与野心有关。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慢慢离开诗歌，开始悄悄转入小说写作。一来，是不想加入某个团体去拥戴充满领袖欲望的人；二来，喧哗太甚的结果是，主张太多就失去了主张，标准太多就失去了标准，诗歌从其看起来最繁盛之时已然开始失序与凋落。革命的成果如何是不重要的，革不革命更加重要。新创的标准符不符合根本的诗学原则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能不能提出几条大胆的标准。于是，我刚开始的诗歌写作渐渐终止，然后转向了小说写作。也写得不多，都发在一些很不重要的刊物上。也没有参加过什么像样的文学集会与活动，也没有打算去那些文学重镇去认识什么文坛上的重要人物。就是默默读书，默默写作。我的写作始终像是对于文坛的逃离，而不是进入。

我想进入吗？也许。真要逃离吗？也许。

偶尔参加一次文学集会，也最讨厌正走红或自认走红的新秀大谈文坛逸事，大谈和一些文坛重要人物的交往。无论如何，最后还是进入了。而且是自愿进入。那一年，看到一个四川作家协会的通知，说是要与北京某杂志开一个笔会，在全省征集短篇小说，经过初选的作家有机会参加这个笔会。当时手头正好有两个短篇，一篇写什么忘记了，一篇是写当时一伙人一起半夜爬上马尔康镇北面的山头去等待彗星出现。为什么要看彗星呢？所有看彗星的人都不是天文爱好者。所以要去看，是因为那颗彗星叫做哈雷。每七十六年才出现一次。也就是说，下次它再出现时，我们这伙二十多岁还觉得前程茫然的人都早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从某种程度上说，在中国，当你身处在一个像马尔康那样一个僻远的所在，也就跟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一样。彗星终于出来了，我们却什么都没看见。没有观测器材。然后，一群人带着一身尘土，或者失望，或者仍然兴奋着回到了山下那日复一日的生活中了。

我就把这样两篇小说寄给了四川作协。

信是春天寄出的，到了秋天得到通知去参加这个笔会。信不是作家协会这个机构某个下属部门寄来的，寄信人是四川作协的领导之一，当时很有名气的作家周克芹。那时，看过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没有看过他的小说，但知道他的名字。从一个农民到一个名作家，他是媒体上宣传的用文学改变命运的一个传奇。

信写得很平和，很节制，有限度地表扬我很有小说感觉。并且说，如果有机会去成都，希望见面谈谈话，如果不愿意到单位，请到他家里去。后来，我们若干次见，确实都不在他办公室，都在他家里。也没有说过很多很多话。谈读什么书，读书的大致感觉。我觉得这个朴素的人，给我的好感比他小说给我的好感更多。我也谈一些关于写作的想法。那时，一个少数民族身份的人写作，总被认为有很多优势，但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谈用汉语表现非汉语生存与思想的困窘。

参加那次笔会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北京的杂志来人了，自信得有些傲慢。这也阻碍了和他们正常的交往。后来，我被告诉，两个短篇都被留用了。我也没有多么高兴。散了笔会，坐长途车回家。记得公路经过的大山上已经积雪了，雪下露出未被完全覆盖的秋草，很萧然的样子，心境差不多也是一样。当然，也一直盼着那杂志发表我的小说。来年一开始，杂志发表的一篇小说成了一个事件。事件上了电视新闻，我在一个招待所的床上看见的。为此，我翻身起来出去散步，回来趴在桌上给被撤职的主编写了一封信。我觉得要写一封信表达一下，让这位倒霉的主编知道一下，并不是每一个某族人都对借某族人民的名义进行的讨伐表示同意。我想，他可能没有看到这封信。但我知道，那两篇小说是永远不会在这本杂志上发表了。而且，这两篇手写的没有复本的小说再也不会回到我手中来了。编辑部总被受宠的作者描绘成温暖的摇篮，须知很多时候，也可能是座用偏见构建的坟场。我有远不止一篇东西沉没不同的编辑部，再无消息。

有了这次经历，克芹老师再告诉我，他推荐我的小说作为作家出版社的新星丛书时，我是不抱什么希望的。但为了不拂他的好意，也为了一点不肯熄灭的希望，把当时得以发表的小说汇集起来，寄给了他。没想到，这书真的得到了出版，而且，还意外地看到了他写在书前的序。其间，我们见过一面，但他并没有提起写序的事情。那次，是到西昌市参加一个他主持的省内文学会议，那个晚上，在晃晃荡荡的卧铺车厢里，他说了最多的话。他一直在谈他的构思中的短篇小说。这个谈到生活常常会陷入沉默的人，谈到工作时总有些无奈的人，这时却生动起来。直到今天，想起这个真心帮助过我的人，就是两个形象。一个是他在抽烟，再一个就是谈自己小说时终于生动起来的人。也许，我们的小说是不大一样的，我们对生活与文学的理解也不大一样，但这两个形象，可能也是我容易留给别人的印象。

这个逝于盛年的人，我并不常常想起他。想起他的时候，曾经想也要像他一样对待和帮助后进的作家，一起谈谈文学，一起感到无话可说的时候，就把脸藏在烟雾后面。但我承认，我没有做到。书里遇到的不算，克芹老师是我青年时代唯一遭逢的著名作家。但我去看他，只是要谈谈小说。他帮我出版了第一本小说，但我从来没有提过这样的要求。他替我写了序，我也没有提过这样的要求。我没有做到像他对待我那样对待后进的文学青年。不是说我没有遇到，我遇到过很多。只是今天的文学青年有些不一样了。如果有人找你，不是要跟你谈谈文学，大多数人都省掉这个环节，直接要你写序言，让你介绍出版。现在更直接了，序那么长的东西都不要了。就要腰封上那句表扬话。那些表扬的话大多是过头的。现在这个社会有一种病，就是怕青年人不高兴。我也染了这种病。所以，我也写一些这类话，真诚的不到两三本，真想表扬的也就这两三本，其余都是扯淡。我不止一次检讨自己，警告自己在这些方面要检点。但是，警告总是不能奏效。即便如此，我在很多人眼中，还是一个很不通人情世故的人，前些日子，还收到一个作者责怪我的短信，说从此不喜欢你了，你太骄傲了。其实我就是想对自己稍稍严格一点。一张嘴巴说话多少有人听时，还是稍稍把紧一点。这跟骄傲有什么关系呢？其实，骄傲一点有什么不好呢？这样人至少可以有点自重，有点自尊。所以，今天来回忆自己第一本书的出版，其实就是回忆一个人，回忆一种风范，一种文人之间互相交往的方式：不计功利，回味悠远。

克芹老师逝去后，又过了些年，一次在青城山下一个常开文学会的地方，午睡的时候，我梦见了他。他还是那副有些心事的样子，场所也很真实，就在房间外面的花坛旁边。我醒来，走出屋外，那花坛的青碧与梦中所见一模一样。我燃了一支烟，放在青草之上，一丛栀子花前，我自己也点了一支，烟雾升起来，模糊了视线。如果这算是一次祭奠，那也是唯一的一次。但这并不表示我不在怀念。我只是不愿仪式性地频频显现自己的此时与往事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