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夕是我为本书选定的最后一位采访对象；而真正了解她，却是在采访之后。

大概是2017年7月，我收到她的来稿，标题是《最好的父爱，是父亲拼了命地呵护母亲》。我一眼就看出文笔不俗。短短2000来字，她以叹惋的笔调，追忆了二十五年来，母亲如何饱受精神疾病（精神分裂症）的折磨；以及父亲为保护子女不受影响，如何一人独自照顾母亲，不离不弃。

这是一个哀婉动人的亲情故事。几乎未加思索，我在公号上发表了这篇文章。当然后来我承认，当时我并未能读懂这篇文章的全部含义。

文章发表后，我把晨夕拉入“渡过”作者群。一天，我在群内讨论本书的写作，她看到了，和我私聊，希望加入写作计划。当时我略有迟疑，因为这个亲情主题对我已经不新鲜。不过，这个故事的另两个元素：家族遗传、农村精神疾病——是我感兴趣的。我决定了解一下再说。

我向晨夕提出了采访要求，她一口答应了。晨夕是河南人，十二岁离家寄宿求学，大学四年获得理学、法学双学士，毕业后当了一年多村官，又考至东南某省体制单位谋生。恰逢她国庆要回乡探亲，我们约定在她的家乡会合。

2017年9月23日，到达她老家时，天正下雨。我运气不好，那几日秋雨连绵，淅淅沥沥一整天，以至于现在回忆起这次经历，伴随的都是湿漉漉的感觉。

晨夕在车站接到我，说她家还远，在城郊一个村庄，请堂兄开车送我们过去。是一辆机动四轮货车，前面载客，后面拉货。她的堂兄开着一个私人家纺工厂，这辆车既是他的货车，也是他的客车。

晃晃荡荡一个多小时，这辆车把我们拉出城，在村庄与田野中转悠。眼前平地而起一个院落，一道两扇的红色大铁门，一个空落落的院子，一间大厂房，两进连在一起的房间。车停了。

“这是违建啊。”我不合时宜地说了一句，“嘘，别乱说，”晨夕说。堂兄笑了。

这么多年，我一直做农村题材报道，对农村是了解的。晨夕堂哥的工厂，严格说来，确是一个违章建筑。不过，正是这些散布在田间的一个个小作坊，支撑起中国农村的经济增长，让本乡本土的村民们过上了相对宽裕的生活。当然得承认，这些作坊对耕地和环境是有影响的，好在我此行不是做暗访，而能顺便看一眼真实的中国乡村，也算是意外收获吧。

堂哥带我参观了他的作坊。主体是一个高顶棚屋，既是仓库，又是车间，到处是红红绿绿的布匹和半成品。几个乡亲在一个角落头也不抬地干活。晨夕告诉我，堂兄是退役军人，某年去亲戚家串门，一眼瞧上了聪慧漂亮的堂嫂，一心迎娶，奋发创业。本来小富即安，没想到婚后接二连三育得四个儿女（其中有一对龙凤胎），为了交罚款、买奶粉，不得不拼命扩建厂房，购置店铺，才有了现在这个规模。

晚饭时，堂兄兴致勃勃讲述了他的“发家史”：如何批地，如何盖房，如何雇人，如何处理邻里关系，如何和浙江商贩斗法，等等，涉及很多农村的潜规则。他的故事为我构建了一幅中国农村社会化大生产的生动场景。“什么也不靠，就靠自己两双手，不受人管，不用看人眼色，有了这个家业，四个儿女，虽然辛苦，但我很满足。”他最后说。

在讲述时，最小的龙凤胎女儿坐在他腿上，乌黑的大眼睛一刻不停地瞅着我们，不放过每一句话。我猜测多年之后，她一定还会记得这个风雨之夜，家里曾来过一位陌生人；无论理解多少，这个记忆会刻在她心里。

晚饭后，堂哥一家散去，连那个精灵古怪的龙凤胎小丫头也哭喊挣扎着被抱走了。诺大的厂房只剩下了我和晨夕。

晨夕开始谈自己。她说，三十年的记忆整日在脑子里打转，很辛苦；梳理是迟早的事，只是不知道如何开始。

这句话激起了我的好奇。这几年，我一直对农村精神疾病状况感兴趣，可惜从来没有机会实地采访。我请她详细讲讲她的家族；我想知道，在具有代表性的中原农村，一个家庭有她母亲这样一位精神疾病患者，会承受怎样的磨难。

晨夕沉思着开始谈。她的讲述，给我展示了一个家族在时代大潮下的爱恨情仇。

母亲的病历显示，她首次发病就确诊为精神分裂。那一年，我七岁半。后来我才知道，其实至少两年前，也就是怀着弟弟的时候，她就已经出现了焦虑、被害妄想等一系列异常。

母亲的职业是教师，最初在乡里教书。22岁生日那天生下我，而后申请从乡里调回村里的小学。小时候的我，总觉得上苍让我和母亲同一天生日，就是赋予我承继母亲的一切使命；也曾固执地认为，如果不是因为我，母亲就不会回到村里，与父亲繁琐的大家族产生纠葛。那样的话，或许她就不会发病，不会葬送自己原本美好的一生。她本值得拥有更好、更多。

（一）

从满周岁到四岁半，母亲把我放在外婆家抚养。外公在村外建了个园子，很大很偏僻。除了偶尔来串门的表哥、表姐，我很孤独。据说三四岁之前小孩子是没有记忆的，但我却对母亲每次看望我后，骑着自行车远去的背影记忆深刻，终身难忘。

四岁多时，母亲怀了弟弟。问我意见，我说我非常想要个弟弟。我知道，母亲很想再要个男孩。她总说，一个女人有一儿一女才完整。弟弟出生那天，半夜我被啼哭声吵醒了，“妈，我弟弟呐？”，“在这呐。”“真的是弟弟啊，”衣服都没穿就溜过去瞧。母亲常说，弟弟专挑好的基因，她就爱盯着弟弟看，说见到他第一眼时多么欣喜。不像我，从出生就不好看，落地还不会哭。

从回到母亲身边到母亲发病前三年，是我与母亲最亲密的记忆。每天似乎都与母亲有说不完的话。除了上课，她忙到哪我跟到哪。做饭跟着，批改作业跟着，上学嫌我走得慢，就一路小跑也跟着。后来，大学里有个学长想表白，故意放慢步伐来适应我，第一反应居然是有点心酸。想当年母亲整日风风火火，我其实是很希望她可以停下来等一下我吧，哪怕一次也好。

母亲是公认的好老师，教学严谨，责任心强。给学生改卷子，她会先标记出错误，课堂上再一个个“审问”。如果学生真的不会，就再讲一遍；如果是粗心大意犯错，那这人就惨了。

记得生平唯一一次挨父母打，是在母亲课堂上。小学二年级，赶巧母亲教我数学，测验考了九十八分，“告诉我是因为什么错的？”“小数点点错位置了。”“自己站好。”“啪！”手指粗的棍子打在小腿肚上，记得很清楚，五下。一周后，回到家中，偶然给母亲说到腿痛，她问怎么了？我说，“你自己打的，五道红印可还在呐。”母亲看了一下，向我道歉，说“以后不打了”；又说，“如果是别人家孩子，打坏了可不好。”

从识字开始，我就翻看母亲的书。印象深刻的是契诃夫的《小公务员之死》，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还有沈从文的《边城》。为了那个葛朗台，一个春天的午后，母亲在院子里给我讲了好久。我喜欢依偎在母亲的身边，那阳光暖暖、甜甜地，照得人陶醉。

曾经试想过，如果母亲当年不是置身于生计繁杂的境遇，是否会不断滋养我那个饥渴的灵魂？但终究还是没有。上初中时，这些书连同书架被老鼠啃得不成样子，索性扔掉了。我想，母亲扔掉那一架子书时，心里应是五味杂陈吧；毕竟被一起扔掉的，还有她曾经的希望与寄托。

母亲回忆说，小时候外公家教极严。外公稍微大点声说话，她都能紧张地缩缩脖子，但还是经常不小心打碎碗盘、茶壶之类。因为知道母亲胆小、敏感，外公也不敢体罚母亲。但整日看着兄弟与妹妹挨打，也够她受的了。

最先触动外公敏感家规的是小姨，她跟一个已经订了亲的男人好上了。漆黑的夜，闷声的棍棒打折了，跪地的小姨还是硬撑着。“快向你爸求个饶啊，”外婆已声音嘶哑。怒火中烧的外公，拿起绳索勒紧了小姨的脖子，一丝微弱声飘过，“爸，求你留我一条小命，以后决不牵连这个家半分。”从此，小姨开启了她的“叛逃”，一生未曾领取她视为“牢笼”的一纸婚约。

小姨说，她不喜欢男人给她的世界，包括外公给她的。她可以盘起长发扣在帽子里，穿梭在满是男人的工地上搬砖漆瓦；也可以一头扎进满是棉絮的纺织厂织布制衣。当然，她也可以在领到工钱的几个月内，拉上喜欢的朋友去挥霍。

花季时的母亲，总是捡小姨剩下的衣服穿，难得有一件新衣，多少是委屈的。母亲一直以为，自己没有小姨漂亮、机灵，不得外公欢心，所以一直承受着这份不平等。

母亲生病之前的父亲，也是我记忆里最喜欢的父亲。每次赶集市，父亲总喜欢带着我，我会欢快地站在自行车后座上给父亲唱歌。父亲会昂着头地说，“我家这个野丫头，就是胆儿太大。”

儿时的我，喜欢看父亲做木工活儿。一片片薄薄的木皮曲圈着落下，摸起来滑溜溜地，还伴着木头本身的清香。最喜欢父亲设计家具时的样子，瓦数不高的灯打着我疲倦的双眼，非要死撑着看父亲用折尺、铅笔等画出一个个美丽的图案。大字不识几个的父亲，对图形与线条却有特殊的敏感。当年在工程队下劳力时，他曾用独有的纯手工图纸，协助工程师完成了所负责楼栋的水电工程设计。如果父亲稍微有点灵活与坚毅，我想他不会因为自身学识不足，断然拒绝工程师提出送他去进修的提议的。

父亲无疑是踏实、勤奋的，一生都在辛苦付出。外出打工累出关节炎，背朝黄土晒脱皮。父亲又是个单纯善良的男人，具备现在“暖男”的所有潜质，但在彼时恶劣的农村生活环境下，却被认为缺乏些许血性，以及统领一个家族的能力。

善良是本性，这与你用尽力气去保护家人并无本质冲突。而父亲的善良是无底线的，他根本分不清楚别人是真的需要他，还只是在利用愚弄。这样的性格，注定会被人看轻，在一个大家族内是必然没有威信可言。

我想我的内心也曾是极度分裂的。一个声音告诉我自己，做人做事要善良；另一个声音又说，一个连自己境遇都一团糟的人，对别人再过善良，不过是对家人另外一种形式的残忍。但后来，我也渐渐懂得，或许也正是父亲的单纯心态，才得以保全母亲生病后的大半生吧。

（二）

母亲发病如果有诱因，大约是在学校处罚了七叔家调皮捣蛋的儿子。那个从小众星捧月的独子，因为口出污秽之词，母亲推了推他的头。这个力度并不大的处罚，最终掀起学校与家族两方的惊涛骇浪。母亲对外接受不了校方的批评，对内更无法理解家族成员对她的不尊，甚至辱骂与人身攻击。

我相信，当年的父亲也是气愤的，但最终只会劝母亲“息事宁人”。在日常的生活中，父亲遇事大都也是消极处理，母亲累积的失望与苦闷只会更多。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单纯而又固执地把母亲的发病，归结于父亲未能给母亲提供一个安稳、踏实的生存坏境，归结于母亲当初执意要嫁给父亲，才会陷入她根本适应不了的大环境，最终导致此生的困苦境遇。

那天，苦闷的母亲原本只是想借个自行车出去散散心，劫难却已悄然尾随。滚动的车轮撵不走她现实的困苦，裹着雨水的秋风带不去她心中的哀愁。无数清晰地漫骂声、指责声充斥她的耳畔，无奈的她，失望的她，自尊的她，敏感的她，无处倾诉，无人理解。在一个摊贩旁，小偷瞄上了她停靠的车子。那时，一辆凤凰自行车是母亲两个半月的工资，一家人小半年的口粮。秋雨延绵的夜，一个孤零的身影不断追寻，向西向西再向西。终于，她迷失了回家的路。

母亲走失的一周时间里，父亲焦灼不安，动员了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去寻找。在母亲归来的那一天，我冲到大门外去迎接。我被机动四轮车上那个陌生的女人完全吓坏了，本能地退了几步。她已不是我那个原本刚强、开朗、知性、大方的母亲，成了一个陌生的、目光呆滞、行为狂躁的女人。我眼睁睁地看着叔叔伯伯们把这个疯女人拖进家，她张牙舞爪地说着不着边际的话。最关键的是她不认识我，眼神中没有丝毫的停留。真的，不认识我了。婶婶大娘们把我拉到室外，我呆呆地在墙角听着一切。我听着那个疯女人貌似用凳子砸了父亲，听着他们把母亲捆起来。然后，我被大人们先送走了。

母亲第一次被送进医院的日子里，放学后，我围着学校的花坛转了一圈又一圈。父亲不允许我看望母亲，说可以给她写信。于是我趴在花坛上用铅笔给母亲写信，“病痛吗？什么时候回来？我想你了。”

那些日子，弟弟白天放在伯伯家，爸爸一早骑车四十公里路去医院，很晚才回来，第二天凌晨四五点再爬起来去医院。家里刚忙完秋收，院子里有很多粮食和机器，父亲叮嘱我看好家当。我乖乖地躺着院子的竹床上，看风吹叶子的摆动，看叶子搭成的轮廓，时而像兔，时而像狗，时而像凶猛的野兽。我把头蒙起来，竖起耳朵听外边的动静，瞪到天亮了，就帮弟弟穿衣服送他到大伯家。

成年后的我，第一次鼓起勇气完整回忆当年母亲发病的这一幕，强忍的压抑与不安令我伏案痛哭。这么多年了，我一直不敢面对。这个陌生女人的形象一猛子扎进了我七岁的脑海，然后肆虐地蔓延了二十多年。我希望我可以把现在的自己带入到当年，一把拉过那个惊慌的小女孩，蒙上她的双眼，给她一个结实的拥抱。我希望我可以平躺在竹床上，陪伴那个不安的小女孩，一起看黎明前的月亮，迎接新一天的曙光。一次，两次，三次，可终究无法靠近，我就站在旁边眼睁睁地看着她的惊慌、她的无措，她的不安、她的孤寂。

母亲第一次发病后，小姨在我家破口大骂。骂这个家族对母亲的亏欠，骂父亲的无能，骂不争气的母亲瞎了眼非得嫁给父亲。姐妹之间的感情就是如此，又爱又恨。一方面会暗地里较劲看谁过得好，另一方面又接受不了对方过得比你惨。很多年后，我才觉察到，自己对母亲的感情又何尝不是又爱又恨。心疼她的付出，她的委曲求全，也同样痛恨她的逞能。既然是自己选择的路，为何还要轻易妥协？当一个个现实袭来，她节节败退，最终没把命运怎么样，反倒被命运给击垮了。而作为长女，我不得不仓促应战，及时填补她的空缺，与她的队友结成护卫家庭的盟军，与该死的命运提前进入殊死搏斗。

直至今日，当我追溯至此，才发现我倔强的母亲，又何曾真正向命运低头？二十五年中，母亲的病复发多次，绝大多数都是母亲变着法子减药造成的。一直好强的母亲，始终无法接受生病的事实，直到今年才在觉察到不舒服时，第一次主动要求去了医院。

二十多年里，她一直想靠自己的努力恢复正常，摆脱常年服药的耻辱，她以为她可以。她不想这么卑微憋屈地活一辈子，不想愧对家人，她也想给予子女最细致的呵护，但大多时间她是做不到的。她控制不了自己去抱怨，感受不到家人对她的关爱，觉得生是件太过痛苦的事。那是一种生而不得、死而不能的孤独的痛。

（三）

生病后的母亲曾说过，她这辈子最大的幸运是嫁给父亲。而很长时间，我都固执地以为，嫁给我父亲才是她此生最大的劫数，就像曾经的我也固执地认为，命运只是操蛋的假命题一样。但冥冥之中，该发生的总会发生，躲都躲不掉。直到有一天遇到自己喜欢的人，才觉察到父亲母亲之间爱的模样;长大后，也才慢慢懂得，其实每种性格都有其致命的诱惑。

茫茫人海，每个人都在找寻他内心最缺失的部分。在母亲的人生轨迹中，外公和小姨都是她的心结，她需要寻找一种平衡来弥补缺憾。外公过于强势与严厉，而小姨的漂亮与洒脱，深深反衬出她敏感的自尊心。所以，当母亲看到父亲第一眼，就懂得这个年青貌美、善良体贴的男人，就是她此生最想找的那一个。后来我才知道，年轻时的父亲，还是很招女人喜欢的。父亲说，母亲嫁得义无反顾，他此生都必须对她好。

追溯起来，父亲单纯善良、隐忍的秉性应是完全继承了爷爷。爷爷在家排行第二，在我的印象中，是个蒙头苦干、整天被老婆臭骂的窝囊男人。但在爷爷的葬礼上，整个家族的人都来了，三爷爷和四爷爷哭得痛不欲生。爷爷们哭着说，没有我亲爷爷，整个家族早就不存在了。

当年太爷爷被一起做生意的伙伴沉到井里，霸占了钱财。太奶奶独自一人撑家，交代下来的是“隐忍”二字。太奶奶过世后，步入官场的大爷爷耿直气盛，英年早逝。双亲与长兄相继离世，十五岁的爷爷，不得不隐忍抚养十岁和三岁的两个弟弟，直至他们成家立业。排行最小的父亲，一直牢记着爷爷善良、隐忍的教诲，同样也真真地承继了一种特质，“做人气血不能太盛”。

小时候，父亲看我跟他吵架瞪眼，就会拿大爷爷教育我。等到大一点，父亲撑得辛苦的时候，总说我骨子里就应该是个男孩。如果是个男孩，该多好啊，就可以把家早早交给我了。母亲因为生病没有能力再保护我；而母亲发病后，父亲对生活各种困局的处理，让我过早觉察到父亲也不是我可以依靠的人。从此以后，我的路只能自己走，我不会再有任何恣意妄为的资本，也注定要与其他孩子走一条不一样的路。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心里悄悄地住进了一匹狼，一匹微笑的狼。很多年，每次放假回家，父亲都会去车站接我，进入村子后我感觉他的腰板直挺了许多。我总是面带微笑坐在车后，从前街到后街。遇到曾经真正帮助过我们的人，我会真心打招呼，真心地笑；对于曾经冷嘲热讽或伤害过父亲的人，我也面带微笑，但我知道我的内心，在那一刻就是一匹狼；如果可以，一个猛扑就可以把对方撕碎。

生命伊始，我像一只饥渴的羔羊，渴望可以酣畅淋漓地吮吸母爱的甘甜，但似乎总在吮吸的中途，被活生生地扯开。不得不在外婆家等待母亲的光临，不得不退让于她的工作，不得不妥协于她的生计，不得不撕扯于她的疾病，不得不被她的儿子、我的弟弟分享。

我喜欢曾经那个富有灵气的母亲，渴望那个可以引领我灵魂的母亲。她可以不必照顾我的生活，也可以不懂我的世界，但至少希望她的精神世界是与我相通的。曾经就那么固执地认定，我就是她的一个魂魄，只是调皮地游离出来化成了人形，来壮大她的力量，达成她所有未完成的心愿。

可走着走着，通道在身后悄无声息地关了一扇又一扇。虽然她还是爱我的，但在心理上，我像极了那个被中途遗弃的小孩。不管她是被迫还是自愿，终究剩下我一个人。

我想，我是抵触这种剥离与孤寂的。但终有一天我要长大，不再那么眼巴巴地渴望索取，等待关注。既然所有的通道都已关闭，那就打包好行囊，独自一人嗅着味道去寻觅。

（四）

说到这里，已是深夜。晨夕的家离这还有一段距离，天下雨，又黑，爸妈多次仓促，她冒雨走了。我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房间，想了一会她的故事，打算睡觉。

我一定是被多年舒适的城市生活惯坏了，白天折腾了一天，不洗漱好像没有完成一个仪式，躺不住。雨还在下，耳边是隔壁房间晨夕堂兄的鼾声，我爬起来，走到院子里，借着飘落的雨水擦了把脸。回屋和衣躺下，又被蚊子咬得翻来覆去。就这样迷迷糊糊地，快天亮时，我在朋友圈发了一句话，“夜宿豫西农家，听尽一夜秋雨”，然后沉沉睡去。

天亮后，晨夕来接我。在村里的窄巷，坑坑洼洼、高高低低走了一阵，到了她的家。从外面看，非常不起眼的一个小院落。其他邻居都起了楼房，看得出她家还是贫寒的。

进了院门，感觉立刻不同。不到二十平米的小院子，有水泥砌的路道，两边是石榴、樱桃、柿子、梨树；枝叶茂盛的秋菊和月季，还未再含苞；闲置的土块上垄了几道沟，种着小葱和青菜；院角墙壁上爬着一株掉得只剩残叶的葡萄枯藤。

房子是红砖盖成的，颜色已经黯淡；房屋内，空间虽小，但收拾得整齐、干净。摆放和陈设井井有条，家具都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老旧款，岁月留深，不曾叨扰。晨夕说，所有家具都是她当年亲眼看着父亲制作的。

因为晨夕预先通知过，她的父母已在等待。晨夕告诉我，她母亲知道我要来，惴惴不安，反复问，“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这让我很内疚，感觉她妈妈是希望我赶紧来，好了一件心事。好在他们的故事晨夕已经讲过，所以我想我不必详细追问，只需静静观察一下就行了。

晨夕的母亲，在农村同龄女性中是一眼可以分辨出的。她面庞光洁，额头很高，给人聪慧的感觉；头发虽然花白，但一丝不乱，显出曾经受过很好的教育。不过，岁月和疾病还是在她身上留下了痕迹，她举止显得局促，眼睛虽然很亮，眼神却略见茫然和漂移。

晨夕的父亲则是坦然而快乐的，自始自终，叼着一根香烟，嘴角露出满足的笑容。确如晨夕的描述，他长得很“有型”，50多岁了，体型和面庞都还没有走样；他的眼神是明净的，显得心地善良而简单，给人一览无余、一眼望到底的感觉，这恰恰又是让晨夕曾爱恨交加、纠结分裂的。

谈了一会，因晨夕还安排上午去城里见医生，我们得走了。天仍下着雨，到村口还有很远。晨夕的父亲发动了他那辆农用机动三轮车，我们挤上去，“蹦蹦蹦蹦”坐到村口。

进城的人很多，车还没来。等车的时候，晨夕父亲从口袋里掏车钱，递给女儿。我看到他掏出来的是几元几角的零钱。不记得晨夕是否接了，因为我当时忙着用相机把这个离别的场景拍下来。后来，我把这张照片发给了晨夕，晨夕只说了一句，“他还是很帅喔”——很久之后，我才真正理解这一句感叹所蕴含的复杂情愫。

进城后，我和晨夕直接打车到医院，访谈晨夕母亲的主治医生。短短的谈话让我对中国基层精神科医生的看法有所改变。这位医生表现出良好的职业素质，她首先让晨夕签署了一份知情同意书，即授权她对来访者讲述患者的状况；随后，详细为我分析了晨夕妈妈的病因、病况和治疗过程，专业而清晰。

访谈中，晨夕听得很专注，不断插问。这也成为我和晨夕下一段谈话的契机。

一小时后，我和晨夕到一个茶馆歇息。我等待下一班火车去另一个城市。我夸奖晨夕，和医生谈话时，她的插问显出她对精神疾病已有相当深的理解。我问她，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这方面知识的？是为了更好地帮助妈妈治疗吗？

晨夕回答：“既是为了我妈妈，也是为了我自己。”

略停顿了一会，她又补充：“包括要写这篇文章，是为妈妈，更是为我自己。”

我听了一愣。直到此时，我对这篇文章预设的主题，还是农村精神疾病和亲人间的陪伴扶持。我意识到对晨夕的采访很不充分，而分别的时间快到了。

我赶紧调整思路，就这个话题讨论下去。最后的结果是改变了预设，文章变成现在这个主题——“丢失的母亲”。

母亲怎么丢失的？晨夕说，母亲在她童年时发病，对她的打击是灾难性的。幼小的她，需要的不仅仅是母爱，更是精神层面的引导。思想养分突然中断，比物质匮乏更加可怕。

十几岁时，她就从医生那里得知，母亲的病不排除遗传给她的可能。学生物科学的她，对母亲家族的身体特质心知肚明。幼年时，母亲发病的情形如影随形，恐惧与不安令她不敢恋爱，不敢跟朋友诉说。她由一个活泼开朗的女孩过早地变成了一座坚强的城堡。

今年夏天，她反复出现失眠、早醒，脖子疼、颈椎疼，情绪急躁，这个感受诱发了她两年前产后的痛苦记忆。她估计那时她应该算产后抑郁。她猛然觉得，离家多年后，她对老公抱怨、发脾气，说的话、脸上的表情，都和当年母亲一模一样。

“有一天，一大早起来照镜子，觉得那个人就是我妈妈。我吓坏了。”晨夕说。

正是从那时起，晨夕觉得，假设真的存在命定，她要抢在疾病到来之前，趁还清醒，尽自己的能力做好准备。她更想看清楚，那些曾令她惴惴不安的疾病也好，心结也罢，究竟都有多可怕？

“我拥有一个感情洁癖、让我痴迷又害怕的母系家族。”晨夕明白，命定的东西无法改变，她能做的，是了解疾病，了解母亲，了解自己。她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用自己的精神力量来拯救自己。

窗外，秋雨还在飘落。在这个慵懒而沉郁的午后，晨夕对我敞开了内心。于是我知道了一个背负着沉重家族重担的女孩，经历了怎样一个寻求精神独立的自救历程。

今年5月28日，端午节假期。我对老公，春，爆发了有生以来最深的抱怨。而后与父亲通话，闪烁的言辞令我敏感地捕捉到了不祥的讯息。在确定母亲又住院后，下意识地发觉，自己没有像以往那样坐立不安。既然已不过度害怕母亲的病，我想可以试着去了解它了，"爸，以后妈妈生病不用再瞒我，撑得住了。""爸，你辛苦了，请好假我就回家。"

曾经，我知道我离抑郁是如此接近。两年前儿子出生，产后第三天感染肺炎，后来又急性慢性腹泻交叉，反复呼吸道感染。半年内，我跑遍了全市所有医院的儿科门诊，儿子一不舒服，就神经紧张。而所有的情绪，不能给父母诉说，不能给公婆抱怨；甚至因异地相处，也没有丈夫分担。

儿子五个半月大，腹泻痊愈时，我没有任何征兆地病倒了。拖着高烧又疲软的身躯，一个人去诊所，某一瞬间想，如果撞上飞驰的汽车，或许会轻松一些吧。

哺乳假期间，被调换至偏远的新工作岗位。人情冷暖，你无力计较，却本能地失落。拖着整日昏沉的大脑，适应新环境。从个人价值，到晋升提拔，一路被碾压。蜗居的空间，每日积攒的情绪，只能在班车上靠听音乐尽力调节。分不清身体所有的不适，是来自新妈妈必然的疲劳还是抑郁所致，只记得在连续一周白天黑夜几乎零睡眠的状态下，担心自己会猝死。

后来，每天下班回家，除非必须出门办事，根本不愿动弹。有一天，回到家躺在床上，双手低垂，忽然想像出手腕血液慢慢流淌的画面，冒出的居然是轻松感。被自己惊到后，用指甲狠狠地划向左手腕，疼痛瞬间赶走了可怕的念头。之后，每天回来，都刻意地带孩子一起侍候花草，写写画画；利用上厕所或洗澡等一切时间，努力调整自己。

这应是我度过的最难熬的一个端午节。失眠比前一周加重，不是烦躁，就是简单地睡不着。由着自己的性子，想睡就睡，不想睡就不睡，一天加起来也睡不到三个小时。床上，地板上，沙发上，飘窗上；坐着，躺着；白天，晚上，能闭一眼是一眼。自成年之后，求学也好，工作也罢，都多少夹杂了出逃的味道。第一次有强烈的欲望，要游回母亲身边；哪怕只是静静地待在她身边，什么都帮不了，也什么都做不了；即使她疯了，傻了，不认识我了，也想要回到她身边。

从二十岁到三十岁，用宝贵的十年换来现有的一切，虽抵不过别人一出生就拥有的，至少还是理直气壮。可这之中，自己的心路历程却比常人要多出许多倍。哪怕我只能活够六十年，至少下一个三十年，要给自己一个完整的交代。我想清晰地看一下，长久以来，令自己恐惧、困惑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我需要一次全面的人生溯源，亲手打开所有的心结。

（五）

第一次意识到母亲的病有可能遗传，是在高一的生物课堂上。我最爱的学科除了数学，就是生物，尤其关于基因遗传。某次验算家族遗传疾病概率，思维迅速检索到的，就是多年来耳熟能详的母亲家族里的爱情故事。如果说，爱是一种能力，那么掌控这种能力的，也必定是一种独有的生命特质。

这是个被下过情感魔咒的家族。为情疯癫的外公的堂弟，为爱自杀的外公堂弟的女儿，爱而不得出逃大半生的小姨，义无反顾嫁人的母亲，爱中撕扯十年终无善果的大表姐，还有情路坎坷、婚姻分合不定的大表哥、二表姐。在感情的道路上，每一辈总有人被折磨地遍体鳞伤。我爱他们每个人的至诚至真，被这个有感情洁癖的魔力家族所吸引；却也为之深深恐惧，那份灼热的痛。

高一寒假前一个月，母亲复发了，临近除夕才出院。那是我人生中最难熬的一个冬天。那段日子我内心极度不安，害怕当年所目睹的一幕再发生。恐惧那种感受，更害怕自己有一天也会变成那个样子。我无心学习，每天看着窗外发呆。漫天飞舞的雪花，让我想起母亲生我那天难产的情形。然后，我第一次做了关于迷失、无助的梦，至今记忆犹新。

……弥漫的山林大雾之中，找寻不到任何一个人，不安之中掠过一个像极了父亲的身影，却转瞬即逝，拼命追赶又迈不开步伐，嘶哑着叫不出声……我把梦境连带那份不安写进了周记，老师说，“读起来有感觉，但就是看不懂，不知道想表达什么。”我没有接话，想来那应该算我第一次用写作来自我排解，也渴望有人能真正看明白吧。

熬过中学，进入大学的那一刻，我对自己说，可以自生自灭了。前两年的大学生活，状态堪称“癫狂”，如今会不愿忆起那个曾经不管不顾的傻瓜就是自己。

疯狂至巅，沉寂至深。空闲的时候，那个自卑、焦虑、懦弱的自己会冒出来。自上大学以来，每次家里有事父亲都会打电话与我商议。母亲疾病复发，父亲的简单，无论哪一点，都是我致命的情绪燃点。那一刻，我会瞬间引爆，情绪失控；等冷静下来，又会自责、压抑、悲痛、无助。

无数个奔溃的夜，抱着篮球疯狂投球；或是躲到无人的角落偷偷地哭泣。一次在天台哭，突然害怕自己跳下去。大二那年，大伯去逝，母亲犯病，几乎每天都在梦中迷失，夜夜狂奔。所有困苦，都发泄似地写进日记。待情绪平静，从来都没敢再看过写的内容，害怕有太多字眼扎伤自己的本心。一页一页地撕碎，或一张张烧掉。看着它们沉落的遗骸，一个声音会跟我说，“一切都会过去的，你很善良，你很好。”

大二伊始，申请助学贷款。父亲每个月会打三百块钱，我每次都说够了。永远记得，用挣到的第一份大额奖学金交了二学位的学费，用挣来的第一份钱买了手机。它们在告诉自己，“你拥有得起最好的。”

大三时，认识了春。曾经设想过自己将遇到怎样的另一半，简洁、温软、自信，如春这般。只是未曾想，一出门就能遇到，忐忑不安。我不确定这就是我想要的，也不确定他可以承载我的全部。

初冬的夜，夹杂着潮湿的空气有些凉，公园的喷泉已经关了，“嗯……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我不打算欺瞒你，”眼睛是望着前方的，我不确定春是不是在看着我的神情，“我妈妈有精神分裂症，医生说，不排除遗传的可能。”迎来的是停留的寂静，“这样的话，以后可能要计划一下，是不是可以不要孩子。”回去的路上，春没有说话，路过饼店的时候，他进去帮我买了一个。

春会记得我什么时候要充话费，提前帮我打印好准考证等等。他是春风化丝雨，一次次告诉我，你只是个小女孩，不需要撑起全世界。不再是东躲西藏，不再是夜晚、篮球场，也不再是日记本；终于有一天，我学会了面对活生生的人，光明正大，肆无忌惮，畅汗淋漓地哭。

（六）

毕业后，我回乡当了大学生村官。周遭人的眼中，写满了鄙夷、嘲讽、疑惑。在家吃住的我，时常听到母亲的叹息。比起我给母亲带来的失望，我何尝能承受我曾最崇敬的母亲对我的落差。至于这种悲哀，是源于母亲还是环境本身，都已不再重要。

计划做两年的大学生村官，我只待了一年零八个月；而后参加考试，辗转至南方，进入体制工作。这个决定，对于当年的我，别无选择。多待一刻，我都会害怕岁月无情，令我也像母亲一样，步步紧逼，直至无路可逃，俯首帖耳。

我原来的母亲，到底被什么悄悄地消灭了？是疾病，还是罪恶的贫困？疾病亦或是贫困，最可怕的从来不是身体上的亏空，它们最最卑劣的手段，是对你思想的侵蚀，对你意识的强奸。你每前进一寸，它就削你一尺，直到你认输屈服，不敢出头为止。

初到南方的日子，一直觉得肉身留存至此，而自己的魂，四零八碎地游荡着。开始学着收住性子，按部就班地讨生活。春说，你在一个地方不开心，换一个地方还不开心，不是城市有问题，就是你心态有问题。

我在外省工作，弟弟在外省上学，身边没有子女陪伴的母亲，又赶上更年期，情绪异常低落。每次打电话，怀揣着对家乡的思念，最后都会很伤心地挂掉，思乡成了一种奢侈。

每次通话，母亲最好的状态就是听到她说，“不知道讲些什么，给你爸讲吧。”大部分时间，母亲都会感叹，“活着没有意义，活着好累，你为什么要离我那么远？”

长期的负面情绪之于我，无疑是一种强烈的干扰，而每次还要强颜欢笑去开导母亲。那种与亲生母亲周而复始、不眠不休，走近了会痛、会窒息，离远了又会疼、会内疚的折磨，谁能真正体会？

（七）母亲的一双儿女，她担心的还是弟弟。思想直线退化的母亲，看到的只是弟弟刚工作时的低薪，忧虑他娶妻生子问题。每次打电话，不是抱怨“读书还不如打工”，就是让我帮忙安置弟弟的房子。

情绪最崩溃的，是听到母亲说，她好累，她想死，要把弟弟托付给我。一瞬间，气血上涌：“你死了，我什么都不会管，那是你的儿子，不是我的。如果你想看着你儿子去受苦，你就先走。”待情绪平复，我又会让父亲联系医院，复查住院还是调药；掉过头再去安慰母亲，告诉她一切都在我预想之中，很快就会实现。

在外的孤寂，事业的不顺，生活的焦虑，对家乡的思念，都不能给家人诉说。更大孤寂的是，恰巧买到了能买得起的房子，也根本无法真正与家人分享喜悦。父母不会心疼你背后的付出，而会直接刺激他们念及儿子还一无所有。母亲，终究是逃不出那块贫瘠了。

我不懂，曾经那个主张男女享有平等权利的母亲哪里去了？那个每次回家都先关心我“在学校待得开心不开心”的母亲哪里去了？我不停地在寻找答案，在等待一个答案，每次换来都是杀人于无形的内伤，连伤口的鲜血都要一口口生吞下去。如果早已签署了我生的契约，那又何必注养于我灵魂，让我看清这外面的世界？抹杀一个注养过灵魂的雁，远比宰杀一只圈养的鸡更加残忍，不是吗？每次挂完电话的我，都会嚎嚎大哭，世界都是塌陷的。

母亲常说，弟弟与我不同，我经历的，他都没有能力承受得起。我想我的确与弟弟是不同的。在母亲思想最鼎盛的时候，我努力地吮吸她所给予的灵魂养分。而令母亲深感自责的是，她一直没有太关注我的生活，所以就想在弟弟身上尽力弥补不足。此时母亲的灵魂，在长久与生计、疾病的撕扯中，已经越来越干瘪。

首次与父母公开对话，是源于春的一席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即便是父母或是兄弟姐妹，都有各自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过去，我总觉得，父母过得不好是因为我不够努力，还不足以拯救母亲；也是因为自己不够好，所以才不能更好地帮助弟弟。现在我发现，我把自己绑架到了一个至高点，怎么也下不来。

第一次与父母推心置腹谈话，我说，从他们想把家交给我，想把弟弟托付给我，我就感受到自己的担子。曾经自以为无所不能的女儿，在现实面前，渐渐感到体力透支，根本无法承担，“我让你们失望了。”

父母毕竟还是爱我的，只是多年来，他们从未想过，看似铜墙铁壁的女儿，原来并没有那么战无不胜。待各自情绪平复后，开始设定每个人在家庭责任中的分工，这是我必须狠下心的第一步。一切都没有想像的那么难。母亲没有因此崩溃而住院，父亲没有感到伤心失望，弟弟也没有责备姐姐的自私与无能。

（八）今年升级为母亲的我，第一次近距离地陪护住院的母亲。6月3日，从南方归来赶至医院。入院第一天，发现自己并没有想像的那么恐惧时，我在朋友圈写下了“与命运握手言和，不抗争，不妥协”；然后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往，以及周遭的一切。

只要母亲想吃的东西，父亲必定都会捧来给她；母亲羞涩地在我面前，展现她少女般的笑……看着父亲对母亲每日真切地呵护，我再一次反问自己，如果有一天，自己病了，能否享受这般的怜惜与待遇？

一直以来，我都在时刻警醒、调整自己，不让自己陷入母亲那样的境遇。买保险也好，金钱储备也好，都是想在极端的情形下，力求把对亲人的伤害降到最低。至于自身，我想到的只有消逝。从来不敢设想，万一到时死不了，那又是怎样的情形？

曾半开玩笑地问过春，“如果有一天，我也发了病，你怎么办？”“你有我，不会的。”“万一呐？”春诡笑着说，“你猜？”“那样的话，你会再找一个，然后我的儿子，我的男人，我的钱就都是别的女人的了。”“你说的一点没错，所以你要好好活着才行。”

今天的我认识到，对于母亲的疾病，父亲确实应当负一定的责任，毕竟环境诱因是至关重要的。但全责怪父亲也没有道理，父亲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一个男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人，面对家庭的突然变故，他也本能地手足无措，想寻求依靠。

作为精神疾病患者家属，最痛苦的莫过于日夜被侵蚀的折磨。事事需安抚，事事需迁就，不正常时的疯狂，正常时的忏悔，周而复始，每一项都不是常人能理解的。二十五年的侵蚀，足以把周边的每一个人拖下深渊。

是的，身为子女，我们可以选择逃离不堪的家庭，去上学或工作。在茫茫人海，至少我们有自由去寻找弥补空缺的机会。而身为丈夫，父亲不能有片刻停息，最崩溃时也只是出去多抽两包烟。

这么多年，父亲几乎都没让我们姐弟俩去过医院，即便去也是在母亲基本稳定的时候。父亲其实一直在尽量降低对孩子们的伤害，维护一个母亲的良好形象与地位，努力营造一个正常的家庭。无论我们走多远，父亲也只仅有一句：家里有我，万事皆好，照顾好自己。

父爱，不仅仅是生活中的照拂，更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精神力量，一种可以赋予你爱的能力。正是父亲对母亲无微不至的深深爱意，让我拥有了判断爱、珍惜爱、经营爱的能力。虽然曾经的我从不知晓我具备这些能力，我如今完全可以驾驭得好这些能力。面对命运曾经的伤害，爱又怎样，恨又如何？它没有给你一把好牌，但并不能成为你不认真生活的借口，更不能因此而把自己的人生堕落地稀巴烂。

（九）

回家调整两周后，睡眠基本恢复正常。伴着心结的渐渐疏解，我开始重新打理那个一塌糊涂的自己，拾起被生活摧残一地的自我。

溯源途中，我对母亲疾病的诱发、病理以及防治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对父亲母亲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也让自己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探究过往的勇敢与无畏。

自我梳理中，我逐渐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母亲当年的发病、我对父亲的误解、关于疾病遗传的心理暗示、心无居所的漂泊感——都会引起我的情绪波动，令自己恐惧和无奈。

一些尘封的过往，久久不能释怀的心结，分析，解决，消融，过眼云烟般地自行消失。你仿佛看到了一个越来越清晰的自己，简单而美好。

我人生的前三十二年，是活得拧巴的三十二年。我无法接受母亲病发对我母爱以及灵魂养分供给的突然中断，抗拒在日积月累间，母亲被生活与疾病撕扯后思想的支离破碎，依恋着她过往的知性、坚定、自信、果敢，久久不愿被生生剥离；眼睁睁地看着她软弱、畏缩，被陈旧思想深深束缚，自己却势单力薄，无力拯救；自责、愧疚、无助，无处安放。

我的内心是分裂的，对所有不满充满了恨，即便是曾经深爱的父亲。不愿接纳父亲生活困局的专属性格，不理解父亲母亲的婚姻结合，甚至把母亲的发病归咎于父亲。因为疾病也好、贫困也罢，我都深深地抗拒它们给我带来的思想禁锢与无助。

我恐惧陷入母亲般的生活困局，甚于疾病本身有可能带来的生物基因。不管是哪一种，我都不甘心被命运一次次踩在脚下，听它发出轻蔑的笑。一头狼在内心厮杀，嚎叫，却又要劝自己善良地活着，渴望得到温柔与爱。就像坠入地狱的恶魔，只要有一束光，就足以起死回生，重返人间，化为美好。

其实，我努力的方向一直都是错的。面对生活的困局，一个人其实不必承载全世界。需要做的，只是尽力把自己以及周遭处境导入良性循环。即便走得慢一些，但终究是前行的。当你着力点准确，你才可以确保不被责任、生活打趴下。等你足够强大、有力，可以拉动的就不只是自己，还包括家庭、家族，甚至更多。

所以，大可不必一味地把情绪妖魔化。问题还会有，冲突也会不时发生，但都要更理性地着力、发力，抱着解决问题的态度，去处理工作、生活的事情。所有的一切，将会简单而清晰。

就在昨天，母亲突然问我：为什么会想起来联系人来家采访，而且还要去医院？是不是你哪里不舒服了？

怕母亲担忧，我没有正面回答。母亲接着说，“从小到大，只知道你被我的病吓到了，整天担惊受怕的。从没有意识到，家里的事还有弟弟的事都是你的精神负担”；“不要介意工作的调整，不要在意家庭的细节，努力工作、生活，但都不要强求。”

我强忍着眼泪，听着母亲的话语。那一刻，我知道，那个曾经“不关心结果，只在意我每一天过得开心不开心”的母亲；那个曾经对我说，“只要今天比昨天做得好”的母亲，在千转百回间，又真真切切地回到了我身边。

较之母亲，我是何等地幸运，可以有机会把一切都归尘于我的前三十年；而后轻装上阵，更加坚定、从容地拼尽余生，活出属于我和母亲两个人的精彩。

其实，命运从来都不欠我什么，倒是我一直欠它一个温暖的拥抱。冥冥之中，它一直在默默地赠予我那么多美好，而我偏就是不领情地固执地活着。“自此，我与你握手言和，不抗争，但也不妥协。谢谢你，曾经赋予我的一切。”

晨夕讲完了。

“在母亲患病的25年里，从小女孩起，一直到成年，我无数次在内心找寻母亲最初的模样。多少次午夜梦回，迷失于茫茫黑夜，寻不到家的方向。一次次追溯，一次次寻觅，一次次搭救起曾经遗失的自我，却还是到不了，梦最开始的地方......”

说这话时，她目光迷离，仿佛灵魂已经飘荡到很远的地方。

蓦地，我脑海里涌出一幅绮丽的图景：大海中，有一种鱼，叫“鲑鱼”，幼小时成群结队，从淡水河顺流而下，游入大海；成熟之后，依靠对母亲味道的本能回忆，克服一切阻碍，逆流而上，返回出生的河流，交配、产卵，孕育出的新生命，开启新的生命旅程。

千回百折，归入大海。

在谈话的最后，晨夕说，她曾无数次地为自己营造过一个梦境：小时候，在外公的园子里，她爬在高高的枝丫上，去摘够娇艳欲滴的桃子......在她的想像中，有这么一段对话：

“小心点儿，不要摔下来了”。

“不怕，你会接住我的”。

“一只小馋猫”。

“我想摘一个给妈妈吃。”

“摘好了就下来吧，外公接着你。一会儿，妈妈就要到了”。

温婉的风吹落一路的尘，急促的车铃清脆且美好。

“看，妈妈回来了。”

（本文自述部分为晨夕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