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台湾的佛教青年运动如此热络，但还都只是社会的青年参与；当时，我就感觉到，这些在家的青年，他们有家庭，有职业，要生活，不能常常为了佛教荒废他们的事业。这样的发动青年运动，也不合我的意思。所以我就兴起想办佛教学院，训练出家众的干部，让出家人也能参与佛教青年的运动。
后来，虽然寿山佛学院是成立在小小的寿山寺里，却也连续招收了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三班的学生。没有教室读书，就在纳骨堂里上课；容不下睡觉，青年们觉得睡在走廊上他也愿意。所以，佛教在家的青年运动到了这个时候，已提升到出家的青年一起来参与了。
当时，慈庄、慈惠、慈容、慈嘉、慈怡等都已经出家做了比丘尼，心平、心定也做了比丘。甚至于其他的县市，如台中的普晖、花莲的绍莹、新竹的悟证、头份的真悟、嘉义的道观，以及台中佛教会馆的真芳法师，等等，都成为佛教青年运动的佼佼者。
但我还是感到不满足，终于得到一个机缘。越南的华侨褚柏思（佛林居士），他们夫妇为了办海事专科学校，在高雄县大树乡麻竹园买了一块地，因为经济接不上来，夫妻焦急得要自杀。我于心不忍，就把高雄佛教文化服务处的这一栋房子卖了，赞助他们。后来他们说，这块地干脆就送给你吧！所以就有了佛光山现在这个地方。
从一九六七年开山到一九六九年左右，我一直想要提升佛教青年的运动，于是，我开始招募大专学生参加佛教青年夏令营。
过去，我和社会的青年接触，政府还不太注意，但现在要找大专青年，势必影响太大。因为那个时候，青年是一个很敏感的名词，当时的大专青年几乎没有人敢碰触，只有蒋**先生的“青年救国团”是合法的金字招牌，民间没有人敢办青年活动。但是，我们也想搭上青年的顺风车，希望能有一角之地，带动佛教青年。
佛光山大专佛学夏令营第一期师生合影。前排左四起：唐一玄老师，会性、净空、印顺、本人、心平等法师，方伦居士（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十日）
这最早是在台北和一些青年接触的因缘，虽然后来都交给周宣德居士去继续领导，我也知道，周居士为了领导青年的意见不容易分散，他已经不容许别人掺杂到青年的运动。但对我，承蒙他对我礼让几分，我就跟他说明，我也要在佛光山举办大专青年佛学夏令营，希望他给予资助。当然，他也不会反对。不过，就算不支持我也没有关系，因为后来我获得“青年救国团”执行长宋时选先生的同意，我就正式地对各校招生了。
那是由于我遇到一个很好的机缘，“救国团”南区知青党部总干事张培耕先生忽然皈依在佛光山门下。他是江苏如皋人，我和他谈起佛教青年的发展，他就提议我和宋时选执行长一谈。
我跟宋先生说，青年在你们的战斗训练中精神武装、心理建设也很重要，我们可以来办个禅学营，加入你们的暑期活动，响应你们的青年运动。
他一听很高兴，眉飞色舞地说：“可行，可行。”于是，就在一九六九年佛光山开山第三年，一切设备都还不具足的情况下，就对外宣布举办大专青年禅学营了。
事有凑巧，张培耕后来又调到高雄市做“救国团”总干事，我就一不做二不休跟他说，既然要办禅学营，你要支持啊！因为我什么都不足。他大方地支持了所有的住行，提供几十部大卡车、几百条军毯，因为他们只要向军中申请，都是ok。不然，我也不知道夏令营的青年要怎么睡，乘什么交通工具了。因此，我也就沾了光，让青年们可以安心睡觉，又可以在汽车还没有普及的时代，让他们坐上大卡车在街上呼啸而过，真是意气风发，得意不已。所以，凡事都是逐渐成就的，只要有发心，因缘都会来找你。
那时候，我把寿山佛学院的老师都请到佛光山来授课，有唐一玄教授、黄静华教授、成功大学唐亦男教授、阎路教授、陆军官校的张毅超上校、陈义明教授等。当时，和佛教学院的师生配合，例如：慈惠法师做生活组、慈庄法师做教务组、慈容法师做歌唱组，就这么热烈地展开夏令营的活动。
有的人为我担心，认为我胆大，竟敢率先办起大专青年的活动。我说，不必怕，你没有看到佛光山的大门口吗？那里挂了“救国团”的旗子。
他肯把旗子给我一挂，在那个敏感的时代，这可算是我最得意的事情了。因为，那等于是“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所以警察也不来查问，记者也不来采访，一切都是平安无事。
在台湾那个威权时代，我能召集到这许多青年，当然不敢谈什么运动，但可以说，这是台湾第一个佛教青年夏令营，对佛教有重要的发展。这许多年轻人受佛教的影响，大家上进、发心，后来在社会上也有了许多的贡献。
“换肝之父”高雄长庚医院院长陈肇隆，为当年“佛光山第一期大专佛学夏令营”学员
例如：被誉为“世界换肝之父”，现任高雄长庚医院院长的陈肇隆医师，就是我们当初夏令营第一期的学生。现任台北荣民总医院院长林芳郁，以及在美国开业的医师，如：沈仁义、郑朝洋、李锦兴博士等，也都是那时候的青年，所以我每次旅行美国，承蒙他们为我医治牙齿、皮肤、眼睛等，都不收我的费用。
还有，在日本行医的福原信玄、林宁峰医师，担任中华总会北区协会会长的赵翠慧，做过国民党云林地方党部主委的薛正直，在台大任教三十余年、退休后获聘为台大化工系名誉教授的吕维明，捐赠头山门弥勒佛的朱朝基，以及创作佛光山大雄宝殿三宝佛的陈明吉，后来他还去做了高雄市议员，甚至昭慧法师、依空法师等，也都是我们那时候大专夏令营的参与者。
再有，正台壹工程公司总经理蔡国华的夫人陈素云女士，也是我们夏令营的学生。他们组织佛化家庭后，夫妻俩至今护持佛光山的文教事业不断。后来在台南组成“佛教合唱团”，以歌结缘，以歌修行，也影响了数千人的家庭。
第一年的大专青年佛学夏令营有一二百人参加，到了第二年，报名者就有万人以上，实在容纳不下，我们只能分梯次举行，每次都有千余人参加。也承蒙沈家桢先生从美国寄来美金一万元，给予我算是热烈的资助。
但由于回响热烈，发展太快，实在受不了压力。同时有些寺院的人也来教训我说，你有办法给那许多年轻人吃啊用的，等他们解散以后，就到我们的庙里来，也是吃啊用的，我们可负担不起。对佛教青年运动的发展，假如说我有灰心的时候，就是听到这个话，我也不得不感到灰心了。
此外，因为人数太多，也引起许多流言蜚语，甚至有人诬陷我们。后来，为了避免遭受政府的不了解，对佛光山采取迫害行动，因此在办了五六期的夏令营之后，我们就知趣而暂停不办了。这也算是我的青年运动成功又失败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