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和酒，往往要发生密切的联系。李白嗜酒，自称“酒中仙”，是有名的；但杜甫的嗜酒实不亚于李白。我曾经就杜甫现存的诗和文一千四百多首中作了一个初步的统计，凡说到饮酒上来的共有三百首，为百分之二十一强。作为一个对照，我也把李白现存的诗和文一千五十首作了一个初步的统计，说到饮酒上来的有一百七十首，为百分之十六强。当然，不能仅仅根据这样的统计而得出结论，说杜甫的嗜酒还甚于李白。李白的诗文，遗失的比杜甫更多：李阳冰《草堂集序》谓李白在安史之难以来的八年间“著述十丧其九”，其后虽然屡经补辑，但散佚依然是不会少的。

因此，要肯定杜甫嗜酒不亚于李白，还应该从杜甫诗中去找进一步的证据。

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

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

饮酣视八极，俗物多茫茫。

——《壮游》

请看，这是杜甫的自白。十四五岁时他已经是位酒豪了！因此，到了壮年时期，他和李白与高适相遇，同游梁宋齐鲁，一同饮酒赋诗、打猎访古，气味十分相投。高李死后，杜甫有《昔游》《遣怀》二诗反复追怀，其情甚哀，愈令人想见当年浪游的豪迈。

李白和杜甫，他们两人那时候是特别情投意合的。他们有酒同醉，有被同共，有手同携，有景同登临，似乎比起一般的兄弟来还要亲热。

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

这是杜甫《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诗中的几句，正是他们在山东一带漫游的时候，他们是多么亲热呵！

杜甫有《赠李白》七绝一首，大约是和《同寻范隐居》一首同时做的。但这首诗一向被人们误解得很厉害。

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

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一般的研究家们都认为杜甫在规戒李白。大家都知道李白好仙，故“丹砂葛洪”句是指李白；李白好酒，故“痛饮狂歌”句是指李白；李白好任侠，故“飞扬跋扈”句也是指李白。因此，不久前还有人在说，这诗是“李白一生小像”。这才真是片面的见解。人们不仅看漏了第一句中的“相”字，而且对于杜甫的真相根本没有明确的了解。实际上杜甫是同样好仙，同样好酒，同样“痛饮狂歌”，同样“飞扬跋扈”的。

要说杜甫也“飞扬跋扈”，或许有人要特别反对。但请实事求是地来看看问题吧。杜甫自称“饮酣视八极，俗物多茫茫”；请问，这是不是“飞扬跋扈”？杜甫有一首诗叫《今夕行》，叙述他在咸阳客舍无事可做，敞开衣服和旅客们一道赌博，“凭陵大叫呼五白”，自称为“英雄”，要像南朝刘毅那样“家无儋石输百万”；请问，这是不是“飞扬跋扈”？杜甫自己是承认的，他自称为“狂夫”，而且到了老来他还在说：“自笑狂夫老更狂”（《狂夫》），可见杜甫并不自以为是文质彬彬的圣人君子。因此，《赠李白》那首七绝，决不是“李白一生小像”，而是李白与杜甫的双人合像。

其次，广文馆博士郑虔，是杜甫的另一位酒友——不，不是友，而是“师”。请读那首慷慨激昂的《醉时歌》吧，诗题下原注“赠广文馆博士郑虔”。

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

甲第纷纷厌粱肉，广文先生饭不足。

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过屈宋。

德尊一代常坎坷，名垂万古知何用！

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鬓如丝。

日籴太仓五升米，时赴郑老同襟期。

得钱即相觅，沽酒不复疑。

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

清夜沉沉动春酌，灯前细雨檐花落。

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

相如逸才亲涤器，子云识字终投阁。

先生，早赋《归去来》！石田茅屋荒苍苔！

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

不须闻此意惨怆，生前相遇且衔杯。

这是天宝十二年（753）潦倒在长安时做的，时年四十二岁。痛快淋漓，仿佛在读李白的作品。请看他对于郑虔是如何敬佩，对于“痛饮”是如何倾倒！

这位郑虔，倒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老“博士”。他能诗，能画，会写字，会弹琴，而又是星历家、医药学家、兵法家。他最有趣的是饭吃不饱偏好喝酒，没有钱便向朋友讨钱去喝。好朋友苏源明便是他讨钱的对象，“赖有苏司业，时时乞（给）酒钱。”（《戏简郑广文虔，兼呈苏司业源明》）酒后爱向天弹琴（“嗜酒益疏放，弹琴视天壤”，见《八哀诗》之七），又常常自称为“老画师”（“酒后常称老画师”，见《送郑十八虔贬台州司户，伤其临老陷贼之故，缺为面别，情见于诗》）。

这位先生在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叛变时，陷没在洛阳。后来逃回了长安，但仍然被谪贬为台州司户参军，以广德二年（764）卒于台州（浙江临海县）。杜甫既尊敬他，也同情他。死后有诗哀悼，认为从此天下没有文章了。（“文章扫地无”，见《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苏少监即苏源明，与郑虔同年去世。）杜甫还在长诗《八哀诗》中加以哀悼，郑与苏是和李光弼、张九龄等人被同等看待的。

其后肃宗乾元元年（758），在长安任左抬遗，杜甫也并没有因官居谏职而停止好酒。《曲江二首》之二是最真实的纪录。诗是七律，只切取其前四句如下：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

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

这和李白的“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襄阳歌》），有什么不同呢？不同之处，仅仅是浪漫与写实有所偏重而已。每天都要质当衣服来喝酒，而且要喝到“尽醉”。没有衣服进当时，便赊债，而且处处都有“酒债”。酒太喝多了，不伤身体吗？顾不了那么多，反正人活到七十岁是很少有的。杜老实在是拼命在喝酒——说他“拼命”，一点也不夸大，这是他自己的说法。另有《曲江对酒》一首是同时之作，中有这样的两句：

纵饮久拼人共弃，懒朝真与世相违。

为了要“纵饮”，便不惜抛开职务——“懒朝”。虚应故事，上朝应卯，有什么用？别人看不起，只有那么回事。和世道合不来，倒是千真万确的。

在长安任左拾遗时分的诗，不妨再引两例吧。

街头酒价常苦贵，方外酒徒稀醉眠。

径须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

——《倡侧行，赠毕曜》

这就是《醉时歌》里面的“得钱即相觅，沽酒不复疑”的漫衍了。

数茎白发那抛得？百罚深杯亦不辞！……

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

——《乐游园歌》

就有几根白头发，哪里就能把酒抛掉？就用大海杯罚我一百杯，我也不推辞！别人不理我，我只朗诵我自己的诗。没有穿戴上朝衣朝冠的杜甫，和“斗酒诗百篇”的李白，为了纵饮不惜倾家破产的李白，似乎没有两样。

杜甫这样拼命嗜酒的态度，从少年到老，一直到他临终，都没有改变。

浅把涓涓酒，深凭送此生。

——《水槛遣兴二首》之二

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

——《绝句漫兴九首》之四

以上是在成都时的诗。

寇盗狂歌外，形骸痛饮中。……

此身醒复醉，不拟哭途穷。

——《陪章留后侍御（彝）宴南楼》

以上是在梓州时的诗。

早岁与苏郑，痛饮情相亲。二公化为土，嗜酒不失真。

——《寄薛三郎中据》

以上是在夔州时的诗。苏即苏源明，郑即郑虔，杜甫说他们去世之后，自己依然在认真好酒。

特别是在夔州，有一首诗活画出了杜甫好酒的情况，也活画出了一个真正的杜甫。诗的题名是《醉为马坠，诸公携酒相看》，七言，凡十四韵。那时杜甫已经五十六岁了。这位老诗人本来是一位骑马的能手。他也喜欢马，诗集中歌颂骏马或哀怜老马的诗屡见。有一天，夔州刺史柏茂琳招宴，他骑马醉归。从白帝城跑下瞿唐，“低身直下八千尺”，使路旁的白垩粉墙像电闪一样急转。他因为有本领，满不在乎，把马鞭垂在手上，不提缰绳，放马飞跑。马跑得来浑身是汗，雄猛难当。诗人自己很得意：“向来皓首惊万人，自倚红颜能骑射。”（“我这个白发老人一向是使万人骇目的，我自己有本领，年轻时就能骑马射箭了。”——这倒不是虚夸，他曾同李白、高适一道骑马打猎，有诗纪其事。）但哪料得马失前蹄，一下把他摔下鞍来，跌伤了，在寓里睡在床上养伤。就在这时候，朋友们来慰问他。诗人拄着拐杖，还由童仆搀扶着起来应酬。慰问者是携带着酒肉来的，于是宾主都开口大笑，相互提携，在一道流泻着清泉的溪边，席地而坐，开怀痛饮。

酒肉如山又一时，初筵哀丝动豪竹。

共指西日不相贷，喧呼且覆杯中渌。

好不痛快！又有酒，又有肉，酒坛酒罐，肉盘肉串，堆积得如山如峦。还有琵琶和羌笛的合奏，大叫大喊，干杯干杯！太阳西斜了，哪用管它！诗人完全忘记了自己受了伤，而且对于别人的关心还认为是多事呢。

何必走马来为问！

君不见嵇康养生被杀戮？

这是诗的最后两句，是诗人在“喧呼”中的“喧呼”。——“不要管我！落马受伤有什么要紧呢？不用谈它！嵇康做过一篇《养生论》，会讲究卫生的吧，然而杀了头！你难道不知道？”这真可以说是要酒不要命了。（“走马”二字当是指自己“醉为马坠”那件事，不是怪客人骑马而来。）

大历三年春，由白帝城放船出峡以后，沿途都在喝酒。特别在江陵，遇见了尚书李之芳、秘书监郑审，他们一同会集，《宴胡侍御书堂》，饮酒赋诗。杜甫所作的五律一首，有“吾侪醉不归”之句。但在席散后，接着他又同李之芳两人月下对酌赋诗，诗题为《书堂饮既，夜复邀李尚书下马，月下赋绝句》。题上虽然没有说到饮酒，但诗里面是叙述得很明白的，竟然喝了一个通夜。

湖月林风相与清，残尊下马复同倾。

久拼野鹤如霜鬓，遮莫邻鸡下五更。

这时杜老五十七岁，身体已经很衰弱，然而酒兴却是一点也不衰。“久拼野鹤如霜鬓”，就是说我总要拼掉这条老命。“遮莫”是尽管，尽管邻家的雄鸡叫破五更天，使得东方发白。实在是豪情不减当年。（“下五更”的“下”字，我解之为破，攻破城池曰“下”。）

饥藉家家米，愁征处处杯。

这是《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中的一韵，就和离不开吃饭一样，也离不开喝酒，而且都要靠朋友周济。

酒酣耳热忘头白，感君意气无所惜。

这是《醉歌行，赠公安颜少府，请顾八题壁》中的一韵，具体地提出了一个靠朋友慷慨的例证。

人人伤白首，处处接金杯。

这是进入湖南境内的诗，题为《发白马潭》，白马潭在岳州巴陵县。杜甫进入湖南以后，他一直住居在船上。但他的船是被酒坛酒罐挤满了的。《回棹》一诗中有这样的两句：

巾拂那关眼？瓶罍易满船！

不想再征引了。总之，杜甫的嗜酒并不亚于李白，有他的大量诗篇可以证明。新旧研究家们的眼睛里面有了白内障——“诗圣”或“人民诗人”，因而视若无睹，一千多年来都使杜甫呈现出一个道貌岸然的样子，是值得惊异的。

最后不能不接触到杜甫死于牛肉白酒的那一场公案了。杜甫以大历五年（770）夏四月到了耒阳，不久便突然死去了。唐人郑处诲的《明皇杂录》载其事：“杜甫客耒阳，游岳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县令具舟迎之。令尝馈牛炙白酒，……甫饮过多，一夕而卒。”处诲，郑余庆之孙、郑澣之子，《新唐书》作“处晦”。案兄弟四人名《唐书·郑余庆传》作允谟、茂谌、处诲、从谠，均从“言”旁，当以作“诲”为是。太和中（827—835）进士，上距杜甫之死仅六十年左右。史称其人“方雅好古”，所述杜甫死因不会是无稽之谈，故新旧《唐书·杜甫传》均从其说。

关于在耒阳阻水、县令馈送酒肉事，杜甫有诗纪之。题为《聂耒阳以仆阻水，书致酒肉，疗饥荒江，诗得代怀，兴尽本韵，至县呈聂令；陆路去方田驿四十里，舟行一日，时属江涨，泊于方田》。诗系五言，凡十三韵，叙述到聂县令由耒阳送信去，在渺茫的大水中找到了他。他称聂令是聂政和聂嫈姊弟的后人，义士和烈女的流风余韵由县令承继下来了。说到不久前由诗人的朋友狄博济——狄仁杰的曾孙，曾经称赞过聂令是一位人材，是前朝翰林的后人，做一个小小的县令是委屈，是大才小用。这样看来，这个聂令显然不是什么坏人。

聂县令知道诗人为洪水所阻，经历了“半旬”，他便送了酒肉去慰劳。杜甫认为礼遇甚厚，可以解忧。“礼过宰肥羊，愁当置清醥。字面上说的不是“牛肉”而是“肥羊”。但肥羊在这里是修辞，出处是《诗·小雅·伐木》：“既有肥羜，以速诸父。”既言“礼过宰肥羊”，可见是牛而不是羊了。

诗中还夹叙了长沙臧玠之乱，诗人是因为避难而至耒阳的。这一方面表明了诗人关心国家大事，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诗作于大历五年夏季。臧玠之乱在四月庚子（初八日），杜甫为避难而至耒阳，时令毫无龃龉。

但在这里却产生了问题。人们以为牛肉白酒无致死之理，说杜甫死于牛酒是诬枉杜甫，丑化杜甫，是有意的捏造。

首先是有人假借韩愈的名义，做了一首《题杜子美坟》，提出了这个问题：

当时处处多白酒，牛肉如令家家有。

饮酒食肉今如此，何故常人无饱死？

作伪者加以揣测，以为杜甫是在水中淹死的，他和屈原、李白一样，“三贤所归同一水”。杜甫死后，“朝廷”追问，聂令便伪造了一座假坟，并诡称杜甫死于牛酒，以蒙蔽上方。这样便使杜甫受了诬枉：“坟空饫死已传闻，千古丑声竟谁洗？”

诗为韩愈集中所不载，风格不类。李白死于腐胁疾，不死于水，韩愈也不会不知道。故该诗断然不是韩愈做的，估计是五代或北宋的人所假托。

又有李观的《杜拾遗补传》，和这首诗的说法大抵相同，但却在一处大闹笑话。《补传》里说：“江水暴涨，（子美）为惊湍漂没，其尸不知落于何处。洎玄宗还南内，思子美，诏天下求之。聂令乃积空土于江上，曰：子美为牛肉白酒胀饫而死，葬于此矣。以此事闻”云云。文章非常可笑。唐玄宗死于宝应元年（762），杜甫死于大历五年（770），玄宗之死，早于杜甫有八年之久！

李观如果是唐人，唐人有两李观。一与杜甫同时，官终于检校工部尚书。一与韩愈同时，乃李华之从子，贞元进士，年二十九卒，为文不袭前人，与韩愈不相上下。无论是前一李观，或后一李观，都不至于这样胡涂，连唐玄宗死在杜甫之前都贸贸然无所知。《补传》也是假托是毫无疑问的。

尽管韩愈的诗、李观的《补传》都是假托，但新旧研究家们却一致倾向于否认郑处诲和新旧《唐书》的纪载，力辨杜甫不死于牛酒。在这里对于怀疑派有一个仿佛可靠的根据，便是元稹的《杜君（甫）墓系铭》。《墓系铭》中说“扁舟下荆楚间，竟以寓卒，旅殡岳阳，享年五十有九。……嗣子日宗武，病不克葬。没，命其子嗣业。嗣业以家贫，无以给丧。收拾乞丐，焦劳昼夜，去子美没，馀四十年，然后卒先人之志”。文中没有提到死于牛酒，可见真是出于虚构了。

然而元稹的《墓系铭》非常简略，它没有说到杜甫的死因。所谓“扁舟下荆楚间”是说他由夔门东下；如果不是东下，则应该说作“北上”，然而不是这样。所谓“旅殡岳阳”，安知不是宗武由耒阳启发其父的尸骨，仅运至于岳阳而自己病没，因而暂殡。而且“旅殡岳阳”的应该还有杨氏夫人的尸骨以及宗武的尸骨，这些在《墓系铭》中都被省略了。杜甫的长子宗文也没有下落。（可能在杜甫出峡时，留在了四川，不则也当死于湖南境内。）因此，元稹的文章并不能作为坚强的反证。

其实死于牛酒，并不是不可能。不过不是“饫死”，或“饱饫而死”，而是由于中毒。聂令所送的牛肉一定相当多，杜甫一次没有吃完。时在暑天，冷藏得不好，容易腐化。腐肉是有毒的，以腐化后二十四小时至二十八小时初生之毒最为剧烈，使人神经麻痹、心脏恶化而致死。加以又有白酒促进毒素在血液中的循环，而杜甫的身体本来是在半身不遂的状况中，他还有糖尿病和肺病，腐肉中毒致死不是不可能，而是完全有可能的。

腐肉中毒而死，是杜甫的不幸，但并不是什么侮辱，也不是什么丑化。为了美化杜甫之死，而把那位“义士烈女”的后人武断地判定为坏人，倒是有点不公平的。

为了美化杜甫之死，人们还煞费苦心地从杜甫诗作中造内证。一般编年体的《杜甫诗集》，大率在耒阳一诗之后还有所收辑，多至五、六首，表明杜甫不是死于耒阳，亦即不是死于牛酒。为了把事实弄清楚，有必要加以检讨。今举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以为例。

仇氏集本在耒阳诗之后还收有六首诗：（一）《回棹》，（二）《过洞庭湖》，（三）《登舟将适汉阳》，（四）《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慕府亲友》，（五）《长沙送李十一衔》，（六）《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据这六首诗看来，编者的意向是很明了的，即杜甫最后决心北归，离开耒阳而下洞庭，结果在未到岳阳之前死于途中。以“三十六韵”的长诗殿尾，意在证明诗人的超凡入圣，在临死之前都还能做出那样的长诗。但仔细研究起来，都成问题。

（一）《回棹》：这一首的编次早有争论。黄鹤以为“旧编大历五年作，然诗中不言臧玠之乱（案在大历五年四月湖南兵马使臧玠杀了观察使崔瓘），当是四年至衡州，畏热，将回棹，欲归襄阳，不果，而竟留于潭（长沙）也”。这说法是对的。诗中明言“火云滋垢腻”，又回忆襄阳岘山的凉爽，显然是在盛夏或早秋时所作。如果作于大历五年，何以像臧玠之变的那样大事，诗中毫不涉及？但仇兆鳌反对黄鹤的说法，依旧编于大历五年。仇云：“杜诗凡纪行之作，其次第皆历然分明，不当以欲行未果之事载之诗集。”其实杜甫诗集中正有“欲行未果之事”的编载。例如在四川梓州作的《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那时连饯行酒都吃了，因严武第三次入蜀，再任东西川节度使，杜甫没有走成，率性又回到成都。仇兆鳌是研注杜甫的专家，这首诗被编入他的《详注》第十二卷，请问：何以又“以欲行未果之事载之诗集”？

（二）《过洞庭湖》：这首诗最成问题，根本不是杜甫的诗。潘子真《诗话》：“元丰中有人得此诗，刻于洞庭湖中，不载名氏。以示（黄）山谷，山谷曰：此子美作也，今蜀本收入。”蜀本究何所依据，是大成问题的。原诗是五律，不长，不妨把它抄在下边：

蛟室围青草，龙堆隐白砂。护堤盘古木，迎棹舞神鸦。

破浪南风正，回樯畏日斜。湖光与天远，直欲泛仙槎。

由“破浪南风正”而言，的确是在向北走。时令是在夏天，故下句又言“畏日”，即夏日可畏。如果真是杜甫的诗，则应该是北上过洞庭湖之作，故可编于大历五年。但诗所表现的是壮年得意者的情趣，特别是末联：“湖光与天远，直欲泛仙槎”，或作“云山千万叠，低处上星槎”，两种句子都表示出作者的心情舒畅，前程万里，得意十分，和贫病交迫的杜甫晚年情趣大有天渊的距离。然而仇兆鳌认为“此诗之精练，非公断不能作”。彻底武断，毫无道理。而且与下列数诗的时令互相抵触，在编列次第上不知道他如何能心安理得？

（三）《登舟将适汉阳》：此诗，黄鹤也认为“作于大历四年之秋，欲登舟而不果行”。仇兆鳌斥为“无据”，而他所据的却只是“王彦辅、郑昂、鲁訔皆谓作于大历五年之秋”。这样采取多数决是可笑的。据我看来，黄鹤的说法倒不是“无据”，而是有据。诗中同样不言臧玠之乱，而却言“中原戎马盛”，是指回纥、吐蕃之扰攘。又有句云“秋帆催客归”，与《回棹》当是同时之作，略有先后而已。

（四）《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幕府亲友》：这首诗，黄鹤的见解却和王彦辅相同，以为作于大历五年秋。诗意的衰飒确是老杜所作，与无名氏的《过洞庭湖》恰成对比。这倒可借以证明《过洞庭湖》决不是杜甫之作，既经在夏天过了洞庭湖而北上了，何以在“暮秋”还在长沙告别幕府亲友？这不是有点滑稽吗？但这诗作于大历五年秋之说却是毫无根据。诗当作于臧玠之乱发生以前，故能从容向幕府亲友告别，结果仍是“欲行而未果”。杜甫入湖南后，一直是以船为家，他要南走北走尽可以随心所欲。故本诗也同样作于大历四年的暮秋。

（五）《长沙送李十一衔》：这首诗的问题稍微复杂。诗里面有纪年的数字：“与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他和李衔在西康州避地之后，又在洞庭附近相逢已经“十二秋”了。西康州就是同谷县，杜甫以乾元二年（759）冬寓同谷，历“十二秋”则为大历五年（770）。在仇兆鳌看来，这就成了“五年秋自衡归潭之一证”。如果杜甫在大历五年“秋”都还在长沙，他自然不能在夏季死于耒阳，但何以在夏季又已经过了洞庭呢？今案：问题是在这个“秋”字。“秋”字在这儿并不是春夏秋冬之秋，而是等于一个年头。以杜甫在同谷的时期来说，他以乾元二年冬初寓同谷，以季冬去成都，在同谷还未住满一个冬季，然而却称之为一“秋”了。准此，可知大历五年的一“秋”同样也可以解为一个年头。“秋”字在诗里是韵脚，为了押韵，故采用了“秋”字。这不能作为大历五年的秋天杜甫还在长沙的证明。如果杜甫在当年春初与李衔相别于长沙，也尽可以算作“十二秋”了。诗中有“朔云寒菊倍离忧”句，长沙地暖故在春初犹有“寒菊”，不能以为秋季的证明。

（六）《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这诗同《长沙送李十一衔》一样，也有纪载年岁的数字。“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户砧”。杜甫以乾元二年入蜀，大历三年出蜀，前后有十个年头，故言“十暑”。以大历三年入楚至大历五年，则为“三霜”。但这儿的“暑”和“霜”，也同前诗“秋”字一样，只代表一个年头。杜甫到同谷是冬季，根本没有经历过在岷山附近的乾元二年的暑天；以大历三年春季出峡，也根本没有经历过在夔州境内的大历三年的暑天；然而他却称为“十暑”。“三霜”也值得推敲。“霜”是代表秋天的，杜甫以大历三年的冬天由公安赴岳州，他虽然没有在湖南经历那年的秋天，湖北也是“楚”，自然可算作一“霜”。但假如他以大历五年的春天打算北上，准冬季或春季可以算作一“暑”之例，则春季也尽可以算作一“霜”了。诗人为了修辞，往往使用些不准确的字眼，解诗的人是不好看得那么死板的。

但注家也注意到诗中有“群云惨岁阴”和“郁郁冬炎瘴”等句，认为杜甫是以大历五年的冬天才离开长沙。其实这些句子是大历三年冬初来长沙时的回忆，诗中另有“春草封归恨，源花费独寻”，要这才说的是当前的实景。

因此，这首《风疾舟中伏枕书怀》，同前面五首中的四首（《过洞庭湖》一首非杜甫作品，故除外）一样，是作于耒阳诗之前。这些都不能作为杜甫非死于耒阳或非死于牛酒的证据。死于牛酒，并不是什么丑事，也不能算作诬蔑，没有必要一定要在这些地方替杜甫斤斤计较。

不久几年前的研究家们也很不喜欢杜甫死于牛酒的这个故事。有人说：“这传说从唐中叶以后便传布得很广，它和李白醉后水中探月而死的故事是同样地荒诞无稽。”（冯至《杜甫传》181页）李白死于“腐胁疾”（见皮日休《七爱诗》之一，是由于酒精中毒而诱致的脓胸穿孔症），水中捉月的故事诚然是“荒诞无稽”；但杜甫死于牛酒，既见诸史籍，又可以用腐肉中毒被酒所促进而加以科学的说明，怎么能够同样斥为“荒诞无稽”呢？

要之，杜甫死于牛酒是毫无可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