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至圣先师（公元前562年——前500年的鲁国）

一

众所周知，鲁国的大半股份，是持在了季孙、孟孙、叔孙三家。此三家都是二百年前鲁桓公的后人，所以号称“三桓”。[1]

鲁桓公一共生了四个成气候的儿子，按年龄顺序排：鲁庄公、庆父、叔牙、季友。这四个活宝经过血腥斗争，鲁庄公自然死亡，庆父、叔牙被赐死，季友掌权，但是“鲁难”并没“已”，庆父、叔牙的儿子分别被封为孟孙氏、叔孙氏，连同季友之子季孙，成为新灾难的开始，是为“三桓”。（鲁国是个讲礼仪的国度，推崇“亲亲”、“仁义”，对坏蛋家属不为已甚，照样袭承贵族身份，这在诸侯之中是绝无仅有的。）

“孟孙、叔孙、季孙”，如果你觉得不好记，只需记住“伯、仲、叔、季”四个字就行了，它表示“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二庆父一支成为“仲孙氏”，也叫“孟孙氏”，老三叔牙一支成为“叔孙氏”，老四季友一支成为“季孙氏”。“季孙”最显赫。

国君的权力向这三大家族被迫转移，是一个逐渐的过程。“三桓”并非生性残暴，整天赤裸裸想蚕食国君大权。实际上，他们如果不掌握一定政治权力就难以庇护其家族，仅仅依靠经济势力是不足以“保室宜家”的。同时“三桓”也注意抚慰人心，收拢百姓，建立了一个n的人际环境，适合家族的持续发展。比如说“季孙氏”的第一任家长季友，是有名的贤人，第二任“季文子”（就是被《谷梁传》说成是秃子的）更是贤名远播国外，他家里小妾都不穿帛，不涂雪花膏，厩马都不吃粟。于是人心归附“季孙”家。当然季孙不是家里穷成这样，涂不起雪花膏，他是怕影响不好，这是他有心机的地方。他还经常三思而行，孔子说其实想两遍就行。想太多了，说明盘算自己的欲望和利益太细致。他想得这么多，难怪脑袋秃。[2]

靠着这样复杂心机的苦心经营和收买人心，季孙等“三桓”家族的势力终于盖过了国君一族，闹得君权旁落了。

君权旁落也不是坏事，它实际是“一元君主政治”向“多元贵族联合体政治”（类似罗马元老院）的递变，带有贵族民主色彩。但东方人毕竟喜欢让一个人说了算而不是多人发言，我们伟大的“保皇党”大圣人孔子，因此非常看不惯“三桓”的分享君权，总是伺机骂他们犯上，骂他们礼崩乐坏，乃至“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孔子于是提出“君君、臣臣”的主张，臣子要听君主的话，给君主磕头，不许僭越，以便实现隆主、崇君。韩非子也说：“腓大于股，不能趣行”——小腿比大腿还长，人就没法走路了。[3]

尽管“君君、臣臣”这套主张，在霸权强起、乱云飞渡、“卿”势甚嚣的春秋时代，像道士的黄表纸，只能蒙蒙诚恳的老实人——孔子带着自己的观点四处碰壁，但同样是这个主张，在随后的两千年里，却成了皇权时代中央集权的统治者们餐桌上最受宠爱的一道“儒家”之菜。

话说回来，“三桓”到底都怎么“坏”了呢，要讨孔子的骂？“三桓”家族在两百年中，最上纲上线的错误，是把国有资产私有化（其实是“国君资产”三桓私有化）。在鲁襄公十一年（晋悼公十二年，公元前562年，三驾之战的时候），鲁国被“三分公室”了。“三桓”把鲁国的两军分成四半，季孙氏（其时掌门人是季文子的儿子季武子）取其二，孟孙氏、叔孙氏各取其一（都连同兵饷）。于是“三桓”各自都拥有战车一千乘，抵一个中等诸侯国军了。

手里失去军队，公室开始卑弱，鲁襄公招待晋国使者吃饭，行射礼，想找几队善射的人都没有，只好去大夫家里借。[4]

四十五年后（专诸刺吴王僚的前两年），“三桓”更把鲁昭公（鲁襄公的儿子）驱逐出境。实际上，这次是鲁昭公自找的，他在几个“左派”的怂恿下，趁“三桓”闹内讧，居然攻打“三桓”中最厉害的季孙氏。季平子（季武子的孙子）得到另外“两桓”的支援，使鲁昭公失去信心，又羞又恨，只好出奔，颠沛展转于齐、晋两国，八年后客死异乡。

这位可怜的鲁昭公长着一副大胡子，据说他十九岁的时候还是孩子气（“犹有童心”，就是傻乎乎的）。楚灵王演小品的时候，安排了个大胡子b角，给鲁昭公配戏，站在鲁昭公旁边像克隆人似地侍候着鲁昭公。细腰老楚在演出结束后，还送鲁昭公一把宝弓，旋及舍不得了，又要回去了（这帮大孩子）。

鲁昭公也是太天真，贪心不足，非要打破君臣间世代沿袭已久的权力格局，要通吃三家，鸡蛋碰石头，结果自取其辱。

鲁昭公在流亡过程中还一度骑马——这是史书上关于中原人骑马的首例。估计他像唐僧一样，骑着马，在徒众追随下流外八年，客死晋国。

鲁昭公死后，他弟弟被“三桓”立为“鲁定公”，有名无实（时间是蔡昭侯开始被囚禁，因为狐狸裘的事，公元前509年）。

“三桓”的坏处，大约就是上面这些，但是不宜把他们想象成三个魔王。即使在他们和鲁昭公动手的时候，季平子还是拱手卑辞，只做自卫，不做进攻。鲁昭公逃跑以后，季平子还光着脚，穿着素色麻衣，跑到晋国请罪，伏地请鲁昭公回来继续当国君。虽然这只是作秀，但毕竟还尊重国君那一席之地。

“三桓”的势力不论如何嚣张，始终不肯篡夺国君的位置，这也是鲁国“礼义之邦”的文化使然。（齐国国君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齐国讲究“竞争”和“尚武”，国君没几个善终的，包括齐桓公在内。最后齐国还是被陈氏篡了权。）

从经济角度看，“三桓”的剥削形式比国君进步。“三桓”采取了比鲁国国君更为进步的剥削方式，他们出租土地，收取一定百分比的地租（基本上跟大地主刘文彩家一样）。这个创举两千多年来一直沿用，很了不起，它比起“井田制大锅饭”的上千人集体劳动，更使劳动者有积极性。

不管孔子怎么诅咒，由于“三桓”的土地改革代表了新的生产力方向，人们前来依附，“三桓”的盘子越坐越大。他们爱民如“侄”，即便驱逐了鲁昭公，人们也并无意见，这一点在《左传》中有多处有印证。

类似“三桓”这样的强宗大族，各国都有，多是在春秋早期的九十年中确立的，多是国君亲族或者功臣家族。到了春秋中期，这些强宗大族开始衰败，灭族的灭族（如晋栾氏），流放的流放；到了春秋后期就变得寥寥无几；到了战国时代，纵横朝野，运动诸侯的，多是个人（indivadual）而非family，像商鞅、范雎之类的人，都没有任何家族背景却能跻身相国，这在春秋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一部春秋史，就是一部大家族的兴衰史。其实，每个国家或朝代的兴起和衰亡，都实际是若干大家族的兴起与衰亡，这就类似于《红楼梦》里的“贾、史、王、薛”四族，最早因为战功而受封得田，又因为子孙败家和政治形势变化而被历史淘汰。

伴随着旧家族的衰弱和淘汰，新的家族也在崛起。晋国的赵、魏、韩三族，以及齐国的陈氏一族，不但没有衰灭，反而最后上升为了诸侯。（当然其实这四家其实也不新，开始建立的时间不比“三桓”晚多少，这里说的“新”只是说其崛起的时间相对晚罢了。）

而鲁国的“三桓”家族，运气就没有这么好了，他们到了春秋末期，已经度过了当初鲁昭公时代的黄金岁月，到了如今的鲁定公时代，竟然迅速地、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下坡路，其标志就是“陪臣执国命”，即家臣掌政，所谓“祸起萧墙之内”（孔子语）。

“阳虎”先生，就是藏于“三桓”家族内部的家臣，“三桓”的大克星、大祸害。[5]

二

阳虎作为季孙氏的一介家臣，是如何发迹成精的，不为人知。总之，阳虎作为一个人精，掀起了池塘中的沉滓，震动了整个鲁国的中枢。

作为一个家臣，阳虎出身不高，只相当于王熙凤，是个能人，泼辣厉害，却不过是贾府里的总管家而已，不是什么千金大小姐。可是你不要小看管家，当一个家族开始老朽坏败，子孙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只混在脂粉堆里吟诗作赋、吸食鸦片，那么管家就足以强到一手遮天了。

就在楚昭王回到郢都的那一年，鲁定公五年（公元前505年），山东半岛的鲁国这里，季孙氏的老东家“季平子”巡察完了自己的一处处封邑回来的路上，没等到家，突然死了。阳虎觉得是时候了，就把少东家“季桓子”给软禁起来了（达三年之久），自己掌了季孙家政。凭借着季孙氏的封邑和武装，阳虎胁迫了其它“两桓”跟自己盟誓，使自己在同年即成为了整个鲁国的主宰。这也就是所谓的“陪臣执国命”，陪臣就是家臣。陪臣的崛起标志着“三桓”家族的衰亡的开始。陪臣阳虎有野心也有干才，在他接下来的三年执政期间，鲁国在政治、军事上一时颇为活跃，改变了一贯忍耐退缩的国策，在打退了齐国进犯的基础上，甚至进攻齐国（虽然结局相当于猫去进攻狗）。阳虎给文质彬彬的鲁国带来虎虎生气，这大概就是阳虎在“造反”之前能够获得季氏宠信，得以亲近权力，“造反”后又颇能服众的原因吧。

公元前502年，阳虎掌政的第三年，他策划对齐国的军事侵袭，攻打阳州、廪丘等地，虽未获大胜但抢了东西。在战斗的危急关头，鲁军看看不行了，阳虎想出个办法，假装没看见冉猛，故意说：“要是冉猛在，必败齐人。”冉猛听了，哇哇暴叫，猛扑敌阵。（呵呵，阳虎此举有曹阿瞒之风啊。）

阳虎常常遗憾他的出身，以他的智商，应该比那些大家族的公子干出一番更了不起的事业，把他治理着的鲁国建设的更好，但是“三桓”家族作为国内割据势力，是鲁国发展的绊脚石。

阳虎为人勇猛、果决而又从容不迫，趁着对齐作战，有战功于国家，他又谋划除掉“三桓”的三个掌门人，以便扶助鲁定公（按“阳虎帮”的解释）。

于是，当年冬天十月，阳虎坐着兵车开路，把软禁中的季桓子偷偷押往刑场枪决，然后再准备去解决其它“二桓”。季桓子坐在第二辆车上，行至半路，看看路线不对（像是去乱坟岗），季桓子心中有了感应，就对本车驾驶员说：“你的先人都忠于我们季氏，奈何你帮助阳虎做事。”

驾驶员的回答侧面反映了阳虎的成功，他说：“阳虎为政，国人都心服。我们怎么，也是斗不过他的。对不起，我帮不了您了。”

季桓子好说歹说，终于使驾驶员反水，拉着他就跑。后面“阳虎帮”追击，射箭不中，季桓子逃进孟孙氏大院。孟孙赶紧闭门，和外面的“阳虎帮”展开激战，阳虎之弟被人从门缝中射死。

阳虎临乱不苟，掉过头，劫持了鲁定公（有头脑，当年范小宣也是如此），然后再次攻打孟孙氏。孟孙氏预有准备，奋战以后打散了“阳虎帮”。

阳虎脱掉皮甲，不慌不忙地睡在大街上休息，让别人做饭，饭后，阳虎结束了他主宰鲁国政治的三年生涯，退至泰山脚下的阳关大本营，正式叛乱。

阳虎很有黑社会老大混迹鲁国政坛的派头啊！

阳虎，一个单身匹马的人和一整个庞大沉重的世族集团对抗，他的羊肠小道到底能走出多远呢？答案是，没多远。到了次年，公元前501年六月，世族集团（三桓）的部队进攻阳关，把阳虎围了三匝。混战之中，阳虎几乎要举剑自裁，守大门的搭救了他，护他出去。阳虎出城，反手就给了守门人一剑，后者气得哇哇大叫。可是，当“三桓”盘查到底是谁放走了阳虎的时候，守门人因为受伤而被免于怀疑，甚至受了奖赏，心中这才分外感谢阳虎。

阳虎之智慧，常如此。

阳虎向北逃跑，亡奔至齐，齐景公（在位第二十四年）一向很佩服阳虎，准备帮助他发兵击鲁，却被属下劝阻（这些属下是嫉妒+害怕呀）。

结果，齐景公反把阳虎当作黑社会老大囚禁起来。阳虎两次被抓，又两次脱逃。具体第一次逃脱办法是这样的，齐景公想把他关押在东部某邑，阳虎故意表示愿意去，于是齐景公故意把他关在了西部边境某邑，其实阳虎正想往西边晋国逃。然后，阳虎某让自己的“帮众”把该邑里所有马车都借来，把马车车轴全部刻断，用麻绳暂时缠好，然后还回去。阳虎在这个荒僻的小邑里大约还可以自由行动，这一天他坐着一辆四面围档只有两个黑咕隆咚的辎重车，偷着出逃。齐人发现之后，刚要撒丫子追，车轴全部折断。但齐人还是把阳虎给追回去了。但是阳虎再次脱逃。阳虎简直又成了一个多智的“飞贼”。

阳虎逃到中原巴尔干地区，经过宋国，逃到晋国，在赵简子那里，得到录用（即赵氏孤儿赵武的孙子，名叫赵鞅，简子是谥号，牛人！）。

晋国社会结构与众不同。当初，晋献公杀光群公子，防止他们抢位子，所以晋国公族势力单薄，外来打工人员云集，新的异姓家族不断崛起，家族相对多元化。这种开放的机制，才最终容纳阳虎这样桀骜不驯的能人。正是这种开放的机制，才促使了晋国霸业百年之久。

春秋时代三百余年中，晋国一共有七十二名执政官竞争上岗，平均任期三到五年。而干部终身制的鲁国不过十数人而已。齐国也好不到哪去，出现了晏子执政四十年的怪现象。

阳虎也算最终找到了归宿，修成正果（类似从国企去了深圳）。四年后即接替范鞅成为晋国执政官的赵简子是个有魄力的私企老板，他收容了阳虎，甚至让阳虎做了自己的总管家。

他下面的人不明白地说：“阳虎这人专善于偷窃别人家的家政和国政，干吗用他当管家？”

赵简子说：“他可以来偷，我可以来守，我以术驾驭他，有何担忧，不患他不为我所用。”是啊，一匹千里马，役之不以其道，尚且乱蹄乱咬，何况一匹千里烈性骡子人呢。役之以其道，就能奔跑得达到第一宇宙速度乃至绕月飞行。

阳虎凭着自己的智谋和勇猛，为赵简子效力，立功于赵家，终于使得赵家“几至于霸也”。

阳虎是个生不逢时、生不逢地的大能人，他出身是家臣，那就说明他自己的家族是很一般化的卑弱家族，被迫给人当家臣。所以他基本上可以算作是布衣出身。而在当时强调血统的时代，一个布衣再有能耐，也最终只是给人（譬如给赵简子家）打工来释放自己的才华。

但是，阳虎以一介家臣，并无强大的宗族势力做依托，却能一度问鼎鲁政，在鲁国政坛纵横驰骋三年之久，显示了一介布衣要求参政议政的强烈愿望。然而，在那个“以血统论高低”的“世族社会”，岂能承认阳虎地位的合法性。

然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胸怀大志之士，崛起低微，虎视眈眈，一有机会就要展示自己的身手才华。一种大的变动，正在潜滋暗长，只是“布衣从政”这一“理想国”的来临，还要等到战国时代。（春秋时期，仍然是世家——卿大夫大家族子弟垄断和承包了政府一切肥缺。）

三

“为富不仁，为仁不富”是阳虎创造的口头语，阳虎重点在于后半句。“仁”是传统世家贵族的价值观，但是布衣出身在阳虎并不看重它，相反则认为富是更大的目标。所以，一般布衣出身的人，功利心都比较强，对传统贵族价值观比较藐视。他们追求的最大目标就是富，为了富可以忽视和打破各种传统思想和常规的桎梏，舍不得孩子套不得狼。阳虎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主宰鲁国国政期间，他破格延揽人材，甚至在第二年谦卑地亲自拜访我们的大圣人孔丘，邀请孔丘担任政府职位，并且在邀请时说出了“日月逝矣，岁不我与”一句极富哲理和忧情美感的话。[6]

但孔子怀疑阳虎政权的稳定性，没有接受。这个时候，孔子四十八岁，就快“知天命”了，但他仍不过一介平头老百姓而已，干过“乘田、委吏”这样子的仓库inventory clerk，以及牛羊倌之类的小差使。最忠于国君的孔子，一心火热地去抱鲁国国君，国君却只给他了一个冷脚，到四十八岁孔子还是个白身。倒是这位整天被后代儒家口诛笔伐的阳虎小人，发掘出了孔子的当官才能。唉！可叹啊。

阳虎按他宣称的，要铲除“三桓”，并且还政于鲁定公。在这一点上，他和孔子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孔子的崇君是用文的，阳虎是用武的。孔子跟他手段不同，这大约也是没有谈拢的原因吧。阳虎找了孔子两次，最终孔子谢绝了他。

公元前501年，“小人”阳虎败逃以后，“三桓”对孔子拒绝跟阳虎合作这点印象深刻，鉴于此，就在当年任命五十岁的老孔子担任了“中都宰”（一个县长），开始了孔丘荒谬可怜的仕途生涯。

“三桓”还真把孔子当根葱，不久又提拔孔子当司寇（国家警察局长），得意起来的孔子立刻提议“堕三都”。堕就是堕胎的意思，意思是要把“三桓”自行武装起的三座核心私邑，全部堕去城墙，从而使他们无法对抗中央。（孔子真是个处心积虑的保皇派呀！）

“三桓”惩于从前的“阳虎之乱”，害怕自己的封邑再次被家臣据以反叛，所以一度同意孔子给他们“堕胎”。不过，等他们悟出了孔子的真实用意以后——三个城池已经堕去了一半儿，鼻子气歪，立刻举起小指头，一弹，把孔子弹下了野。统共在岗没超过三年。

即便是今天，每有祭礼、葬礼或者婚礼，就会有懂行的人在一旁指挥，喊号子，嗓门很大，里外张罗，像个导演。这在古代，就是“儒”。依照《周礼》，管理下葬仪式，像乌鸦一样肃穆地站在坑上，指挥喊号，这就是专业的“儒”。他们还有专业的工作服，“儒服”。[7]

既然主持仪式是“儒”的拿手戏，于是公元前500年，也就是孔子当大司寇的第二年，鲁定公与齐景公，在“夹谷”举行猫和狗的会盟，孔子虽然级别不是卿，但临时缺人，就让他这个大司寇上台主持了，非常骄傲，地点在山东莱芜。

齐国人包藏祸心，安排了一群印第安人（从山东黄县俘虏来的东夷）头戴羽冠，身披兽皮，手执矛、戟，嗷嗷呼啸着向旋风一样往三层土台上跑。场面非常混乱，就像球迷闹事。

孔子立刻护着鲁定公后撤，举起袖子朝齐景公嚷嚷：“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夷不乱华，俘不干盟！”

脑顶上有很多包的孔子模样很凶，据说他还露齿翻鼻，白眼仁儿多于黑眼仁儿，模样狰狞，跟阳虎相像（因此后来他还在匡国被人当成阳虎围攻）。孔子这么狰狞地一叫唤，真把齐景公给吓着了，齐景公肝儿颤，赶紧挥散他手下那些夷人（有时候，猫的尖叫是可以吓走狗的）。

等场面平息以后，双方开始发誓，齐景公说：“以后齐师出境，鲁国必须派三百乘兵车相随，否则，有如此盟！”

孔子对答：“齐国必须返给我们汶阳之田，否则，有如此盟！”

最后，齐景公要请鲁定公吃饭，孔子怕他是酒没好酒，宴没好宴，就借口郊外吃饭奏乐，不符礼仪，牵了鲁定公袖子，急急撤退了。

这件事是孔子仕途中最光彩的一页，随后齐景公送回汶阳之田。

据说（当然不排除门生吹嘘），孔子担任警察局长（大司寇）三年期间政绩显著，卖猪羊肉的都不敢哄抬物价；外地人找曲阜政府部门办事，不会遭到“拖、硬、卡”，章子很容易盖到；治安最好的时候，曲阜甚至“道不拾遗”。有一个商贩，早晨给羊喂水，拉到市场去卖注水羊，在孔子教化下，不敢了。还有一个人，他老婆是破鞋，他原本不以为意，在孔子教化下他赶紧打了离婚。[8]

这种“美政”对于立志称霸东方的齐景公是个压力，于是孔子在岗第五年的时候（这是司马迁说的，可能孔子在岗没有这么久），公元前496年，齐景公挑选了八十名会唱靡靡之音的齐国美女，组成歌舞团，穿着华丽的衣裳，坐上三十辆华贵马车，跑到曲阜南门外开演唱会。

季孙家的掌门人季桓子（就是刚被阳虎软禁完的那个窝囊家伙）是个好色之徒，一天之内，化装三次出城们偷看演唱会，然后又拉着鲁定公一起去看了一整天。真是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最后，季氏和鲁定公瓜分了这些美女。孔子一看没分给自己，气得不行（假的），拉了子路就挂冠辞职，周游列国去了。孔子三年的从政生涯，就这么结束了。

孔子的孙子在回忆到这件事的时候说：“我听说君子就像鸟一样，受到惊吓就要飞走。”

君子神经之脆弱，一至如此。

这话的意思是，见到不道德的行为和人，君子就会离开。

其实，孔子的孙子大概也并没有抓准孔子离开的原因。孔子辞职的真正原因，不是因为齐国的离间计，而是孔子的政治活动的核心宗旨就是压制“三桓”，使之不能犯上，这与“三桓”的上侵君权的现实格格不入，自然被“三桓”弹下了马。

孔子和阳虎一样，在与三桓的斗争中，落得失败。

真正要想斗败三桓，靠的是未来商鞅改革那套从土地到政治经济上的全套措施。

但是，阳虎和孔子虽然在和“三桓”的斗争中都相继失败了，他们那种锲而不舍、毫不妥协的精神，是值得我们佩服的。这也是齐国的晏子所根本做不出来的！

四

“奴隶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孔丘……”

如果你有幸（或不幸）生活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你就有机会从高音喇叭里听到这样的播音。虽然声嘶力竭讨厌地很，但它这个定义却下得是满准的，除了“奴隶主”一词欠妥以外。

“奴隶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孔丘，于公元前551年出生在鲁国。孔丘排行老二，所以又名仲尼，祖先本是宋国贵族，父亲孔纥是个破落奴隶主。孔老二念念不忘自己是奴隶主贵族后代，他从小迷恋贵族老爷的生活，喜欢用小碗小盘做祭祀演习……”呵呵，还是大喇叭。

实际上，孔子的父亲叫叔梁纥，前面介绍过，是“逼阳大战”力举悬门的鲁国勇士，是一个大夫。叔梁纥虽然力大无穷，但生孩子方面并不理想，六十六岁高龄时才和孔子的妈妈结婚（孔妈妈二十），但是似乎这个年纪他已有生育障碍。所以根据孔圣人的信徒宣称，孔子是他爹和妈共同祈祷山神后而怀上的，未经父母交媾，直接从上天下载的，非常纯洁，和五百年后的耶稣一样都是处女所生。（但你实际可以从这种说法中分析一下，折射出在生育环节上叔梁纥并没有参与。）

公元前551年，孔子生下来以后，据说长相奇丑，白眼仁多于黑眼仁，翻鼻露齿，脑袋上都是山丘。他妈妈一看，怎么下载了这么一个丑小孩啊，于是叫他孔丘。

在中国，十有八九的人都认为，喔，孔子嘛！就是那个文绉绉的家伙啦。其实孔子不文绉绉，他是个举重的大力士。孔子小时候干过脏活累活，又从他爹继承了举悬门的基因，所以喜欢“翘国门之关”，就是举起诸侯国都城门的大门栓。一般城门四、五丈阔，门栓合抱粗，几十斤重，一头搭在城门上，另一头用人力单臂举起（像手托炸药包那样），这就是“翘关”。孔子少年时候可喜欢这种举重运动了。

孔子年少时候，也是年少猖狂过的啊，喜欢当众出风头啊。这大约也是他老时所说的“吾少时且贱，故多能鄙事”中的一种“鄙事”吧，带着自嘲和自豪的复杂感情。但是，据说孔子虽然力气大，但并不肯以力气闻名。[9]

孔子十五岁，开始不练举重了，而是“志于学”，一直到了三十岁，才算学完了。这时候，我国辽阔的土地以西南，尼泊尔境内有一个城邦小国，它的太子则到了娶亲的年龄。这位太子旋即娶到了两三个媳妇，整天在花天酒地的后宫里享乐，突然他发现媳妇们、婢女们的睡姿很不雅，嘴巴歪着还直咕囔，于是他被气得愤然出走，从此离家流浪，开始了锻炼成佛的悟道生涯。这个人就是“释迦牟尼”，伟大的佛祖。佛祖出走的这一年正好三十岁，也算是三十而立了。

孔子立得却很慢，一介平头老百姓而已，三十前后只干过“乘田、委吏”这种科级干部的职位。

孔子为什么当不上大官呢？因为周时代当官有个特点，主要看血统，血统高的——所谓世家，也叫君子，西方叫贵族，我这里叫大家族，也就是卿大夫家族，就比较好混。而一般百姓们是难以挤入政坛的。孔子的爸爸虽然是大夫，大夫分三级，上大夫为卿，孔子的爸爸大约能算上“第五级”大夫，死的又早，死时孔子还是个三岁孩子，自然家道败落了，能有“乘田、委吏”这样的官给到孔子做，已经算了不起了。

孔子当不了大官，就打算办学。从前的学校都是官办的，专给君族和卿大夫家族这些贵族子弟用，王宫左侧有小学，出城郊外有大学，周王室的大学称辟雍，诸侯的大学叫泮宫，贵族子弟在那里学学《尚书》、练练御射什么的。这些贵族子弟未来也会当官，所以还要学“礼”，就是当官的礼仪，互相递名片什么的，以及说官话——叫做雅言。

贵族子弟学的这些课程，普通平民是没有学习机会的。但是孔子有志气，他开始办私人学校，把授课面推广到市民阶层（比如子路之徒），教他们学礼仪、讲官话什么的，类似新东方，使他们学成以后可以“出国”——也就是当官。于是大家报名热情还挺踊跃，子路等人也确实当上了一官半职。孔子作为民办教师，也就出了名。[10]

孔子教授的内容，《诗经》、《尚书》、《周礼》、乐经、《周易》、《春秋》什么的，严格来讲版权属于周天子。从前周天子管理很严，孔子是无法偷着讲这些课的。后来随着周的式微，孔子就开始能讲盗版课了。现在中国的一些培训师也跟孔子一样，把外企譬如诺基亚的培训课件，盗出来在外边讲。

讲盗版课的孔子，在他的三千学员中，六门课全部学习及格了的（身通六艺者），一共有七十二人。

由于周天子式微了，盗版课出现了，知识开始在民间大爆炸，知识越滚越多，出现百家争鸣。学者们纷纷研发出新的课程和学说，有了新的学说，就又立刻忙着办学、辩论，不亦乐乎，这都是官方垄断知识局面被打破以后的繁荣景象。

举个例子来说，比如墨子办的私学，就传授自然科学，讲到了点、线和球体的概念，以及力的性质，运动，力的平衡以及简单的机械、光学基本原理，这都是他自己研发的。这是当时中国的麻省理工。

这种民间教学，打破了贵族（卿大夫家族）对知识的垄断，为未来战国士人登上政治舞台打造了基础。

孔子讲课讲到了三十五岁，公元前517年（专诸刺吴王前两年），在位二十五年的鲁昭公被他下面的“三桓”给驱逐到国外去了。孔子觉得国内很乱，没法待，就去了齐国，想向齐景公找一个高级点的工作。他得到了一个跟齐景公见面的机会，把自己的中心想凝练成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臣子要听君主的话，给君主磕头，不许犯上，当儿子的要听爹的话，学习顺从，将来好时刻准备着去顺从国君。权力正在松动的齐景公听了非常高兴，想让孔子留下来多讲讲。但齐景公的臣子们，并不愿意齐景公搞集权，也不让持此观点的孔子留下来当官。

晏子带头发出强烈反对，某些人甚至要谋害孔子，孔子只好又离开齐国回到鲁国。[11]

孔子回去接着讲课，讲到了三十八岁，一边在讲课，一边听说晋国人铸了刑鼎，把范宣子起草的刑法公布于众。孔子对这事大加反对，气呼呼说：“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晋国铸刑鼎，岂不要闹得贵贱不分、国家不像国家的样子了吗！”

孔子的意思，是这样的：刑法呢，不要写出来，而应该让国君含在肚子里——所谓口含天宪。这样老百姓才敬畏国君，因为国君本身就等于法律。如果把法律刻在鼎上了，一是一，二是二，老百姓就依鼎行事好了，国君特殊的地位就从崇高跌落下来了。弄不好，就成“君主立宪”了，即“君主权限屈从于法律条文”，这很不爽，削弱了君权。还是实行君主专制更爽。这就是孔子的意见。同期晋国的保皇派叔向先生（叔向家族是君族的分支），也持同样观点。

孔子一心火热保皇，可是“皇”却没有能力授予他官职，因为“三桓”掌握着实权，“三桓”发现他骨子里其实是保皇的，于是就让他在五十岁时开始当了三年的大司寇后即刻下去了。

孔子总是苦心积虑地维护国君的地位，总是试图挽住国君正在日益丧失的东西。他一切学说的中心思想就是“维护既有的等级秩序”，也就是“崇君”，这是“三桓”不允许他再干下去的原因。

孔子的这“一个中心”，如何实现呢，孔子还有“两个基本点”：一是“仁”，一是“礼”。这是实现孔子一个中心的两个手段。“仁”，就是当国君的主要职责不光是发展经济，而是要起到道德楷模作用，而道德中的最高等的道德就是“仁”，通过仁的教化，和国君作为仁的榜样的带动作用，使得各个等级都学仁，大家都仁起来，下级也就不会向上级造反了，孔子的中心思想（维护既有等级秩序和君权）也就实现了。孔子还给大家竖立了一个仁的榜样，那就是他的学生颜回。颜回不苟言笑、文弱无力、行为刻板、老实听话、循规蹈矩，而且很穷——光吃蔬菜，中年早衰，头发早白，连养活自己的能力都没有，最后被饿死了。这却成了全国学习的楷模、仁义形象的代言人。颜回有什么可值得讴歌和学习的呢，最了不起是能够忍饥受穷罢了。孔子为什么不让大家学习能办事的管仲？而学习颜回？因为颜回老实、听话、不侵害别人，具备“仁”的特点，是个大绵羊。这也就造就了未来中国人的温顺和注重德行。考核干部要看他是不是仁，是不是有德，是不是很乖，很尊重上级，老实听话，而不是着重看业绩。这固然维护“既有的等级秩序万年不倒”这个中心了，但是代价是未来的中国发展停滞。所以，孔子是保皇派和守旧派。

孔子用以维护他的“一个中心”的第二个基本点，就是“礼”。礼，就是要求“三桓”以及其他臣子所用的音乐、舞蹈不能超过国君的规格，车马丧葬也要按照国君定给的标准，这就是礼。坐着的时候不许翘腿，见长辈不许咳嗽，国君招呼你，你不能等着备车就得赶紧跑去觐见，见国君必须衣冠整齐，不许磨蹭，凡此种种，就是礼了（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吃人的礼教，用礼去约束和教化，就叫“礼教”）。它其实等于用一套标准化的程序来无形中维护长辈对晚辈、上级对下级的特权地位，把下对上的服从固化在礼仪和习惯中。礼，相当于是加给贵族（卿大夫）们的刑。如果贵族和民众都守了礼的约束，习惯了见了上级就卑躬屈膝、毕恭毕敬，就不会犯上了，不造反了，不上侵君权了。孔子维护既有等级秩序万年不倒（其重点是崇君）的这“一个中心”，也就实现了。

比如说，后来有一次鲁哀公（鲁定公的儿子）请孔子吃饭。席上，孔子抓起一把黍子就塞进嘴里。鲁哀公掩口而笑：“哈哈，这黍子是擦桃子毛的，不能吃。您弄错了。”鲁哀公好心好意地手把手教孔子怎么用黍子擦桃毛。孔子大怒：“黍子，是五谷之长，桃子，是水果之末。怎么能用五谷之长去擦水果之末！”这就体现了孔子的礼，连水果都分出等级，君君臣臣的等级关系就更得维护。可怜的鲁哀公自己被“三桓”逼得非常之“哀”，君臣颠倒，还一不注意把水果顺序也弄错了。

孔子附带着还呐喊：“老爹的地位也不允许动摇，家族内父子长幼之礼慢慢可以培养出君臣等级之礼。”（所以后来皇权时代中国家庭就像一个皇权社会的缩影）。有一次，有人问孔子：“我有一老乡，为人正直，他父亲偷了羊，他就去揭发，这算不算讲道德？”孔子回答：“老子偷羊，儿子应该进行隐瞒，这才叫为人正直呢！”后代人根据孔子的这个口谕，把“儿子控告老子”定为犯罪，从而导致了中国人无与伦比的“孝顺”，孝到了懦弱不堪、失去创新挑战的地步。是啊，如果父亲就等于“皇帝”，儿子控告父亲，当然是罪大恶极、十恶不赦的了。而孔子讲这个的实际目的，是着眼于强调子对父的孝，继而实现臣对君的忠。忠和孝完全是一个概念。

孔子这个中心思想——维护既有等级秩序，实在是逆潮流而动。这就是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了。鲁国的“三桓”怎么可能接受孔子的学说，把权力交还国君呢？于是“三桓”僭越使用国君的礼仪和乐舞，三分公室，上侵君权，孔子气得七窍生烟，但没有办法。

孔子呆不下去了，从三年的“司寇”下岗以后，去周游列国。实际上是带着自己的观点，去各个国家碰壁。他穿着木底鞋在周游期间还得了胃病——这是鲁迅在小品文中的推论。鲁迅说：“当时花旗白面尚未输入，土磨麦粉多含灰沙，所以分量较今面为重；国道尚未修成，泥路甚多凹凸，一颠一顿，一掀一坠，胃被沉重的面粉坠得大起来，消化力随之减少”，于是孔子就得了“胃扩张”。鲁迅这里有两点值得商量：一是说孔子吃面。当时北方最流行的主食是小米，士大夫的俸禄和兵粮都是小米，汉朝以后吃面的才多了些。二是说当时没有“国道”，其实是有，而且很多。诸侯大国之间都有大道直通——这从商朝、周朝就开始营修了。所谓“王道荡荡”，就是当时的国道洛阳段非常宽阔平坦而且笔直。路面经过人工夯实，军队出征动辄就是三五百辆兵车从这上边走，可见道路规模和质量不会差。对国道的维护修理也是政府专项职能之一，并且道上还设关口，向往来商人征收过路费（叫关税）。遇上军队来了，道边每三十里固定距离就有驿站传舍，供军人依附，露宿休息使用。传舍还有专用马车（相当于公共汽车）在国道上跑，但只给公家人预备，供他们出差的时候（传递公文啊，出使它国啊什么的）使用。孔子是下岗官员，是不能坐的。当然孔子有钱，有自己的私家车坐，那谁也管不了他。总之，这个道路及辅助设施相当完善，足够称为“国道”了，鲁迅是不必太为孔子的宝胃被颠坏而担心的！况且车子坐垫是真皮的，也蛮软和，车轮具有减震性能：它的辐条不是正垂直于地面的，而是在车轴结合处，向车厢内侧凹，使得车轮像一口凹锅，如此就具备了一定弹性。

当时，两千五百年前的华北平原，覆盖着百分之四十的森林，就是说，孔子这一队人向左扭头，可以看见茂草摇转的田原和城邑农舍，向右，则是野兽们的乐园，阳光钻不进的大森林里穿行着披毛犀、板齿犀、三趾马、剑齿象和李氏野猪。

孔子坐着私家车，走遍大半个中国，惶惶如丧家之犬（孔子自嘲语），他说，我们也不是大老虎啊，也不是母犀牛啊，为什么我们跟它们一样在旷野漫游没人理啊，命运真是糟透了。然而，尽管个别弟子（颜回）给他打气，但跑来跑去，除了疲劳，还是没捞到一点好处。诸侯国的实权派——卿大夫家族们都不喜欢留下他来帮国君一族打气撑腰。最后，孔子双手空空回到曲阜老家继续专心教书，教出七十多个高级博士，都是儒者。

所谓儒者，因为从原始出身来讲，是葬礼上负责指挥喊号的，他们不断地扩大业务范围和学习面，最终掌握了各种各样的礼仪。孔子把这种礼仪的政治功能试图发挥到极致，再加上自己研发出来的仁——也就是道德教化，准备把它们用到解决当时鲁国乃至诸侯各国普遍面临的等级秩序发生错乱乃至颠倒的社会矛盾上去，使君主的权力重新得到匡正和尊崇。它的这套东西，便变成了一套社会政治学说，叫做儒学。

而人类社会的历史是这样的，先是一些原生态的部族，后来这些部族凝聚成诸侯，所以诸侯内部必然是多头的大家族联合掌政，实行着权力相对不够集中的分封制。所以在分封制下，很容易权力从国君沉到卿大夫家族那里。春秋时代后期正是这种现实。孔子的儒学学说希望权力停留在最尖顶的国君手里，而且它用以实现这一点的两个手段（两个“基本点”，仁和礼）其实都并不怎么有效，所以国君得到了它，也不会发挥出什么扭转现实的作用，同时“三桓”这种中层的权力的实际拥有者们更不可能接受这种伤害本基层目前既得利益的学说，于是孔子周游列国也就只能碰壁了。他的儒学也就沦为被人冷落。

但是到了皇权专制时代，皇帝一元专制，没有卿大夫和封邑这些牛气的可以抵抗君权的社会元素存在了（都被消灭了）。皇帝以派遣官僚直接到各郡县的方式来管理全国，这些当官的，只是职业官僚，被皇帝任意聘免，并不能把这些郡县当作他们私人封邑，他们在地盘上是外人，所以他们完全仰仗皇帝的意愿而存活。皇帝的专制力度相比分封制下的天子或者国君大大提高了，所以皇帝有能力维护自己的皇权，也需要一种旨在于维护皇权的绝对性的思想体系，于是主张“崇君”的儒家就从失落的角落被提升为官方宠爱的国教了。

不是汉武帝促成这个改变，是社会结构的改变使然。

虽然儒家用于崇君的那两个基本点其实对于强化君权并不怎么管用，但是皇帝通过取缔分封和打击民间豪族，已经解决了实现君权强化最关键的障碍了，它只要过来再帮点忙就行了。

所以孔子的儒家学说，在春秋时代时虽然喊了半天“沽之哉！”但还是“沽”不出去。因为他的这个产品，单独销售，就像一个软件一样，不能帮上客户（国君们）忙。那硬件产品是什么呢？就是未来的法家了。法家完成了取缔分封和建立便于皇帝直接控制的职业官僚系统的工作。

毕业后跟着孔子主动送货上门了一圈的这些儒家弟子们，因为产品不够适销对路，终于没能怎么受聘出仕。这些儒者，最终能够主持一国政事，还要等上一千年，直到皇权专制体系日渐强化，皇帝对帝国的控制能力甚强，相应表现为科举制度大流行以后（硬件产品已经非常稳固），才出来帮忙（或者从某种角度来讲，其实只是“帮闲”）。[12]

由于儒者在春秋时代还远无出头之日，孔子的高级博士们就跟他一样都活的不爽。在孔子七十岁那年，孔子最喜爱的“仁的形象代言人”弟子颜回，才二十九岁，头发雪白，穷困死了，不能继续完成代言工作了。孔子悲痛连连：“老天爷啊，你简直要了我的命啊。老天爷啊，你简直要了我的命啊！”上一年，孔子唯一的儿子死了时，孔子照样吃吃喝喝说说乐乐的，如今颜回死时，他却比死了儿子还难过。

到了孔子第七十二岁时，他可恨又可爱的弟子“子路”同志，也在一次大家族内斗中当了炮灰，死了。当时子路在卫国一个大家族里当家臣，他的主子被卫国“流亡公子”蒯聩俘虏了去。子路遵守“君君、臣臣”的等级意识，效命于主子，也不管谁是谁非，赶紧去救主子。蒯聩不放，子路便在台子底下放火。蒯聩派出两个大侠跟他格斗，子路武功还不错，是个有力的文人，可是不小心冠的绳儿被打断了。子路想：“君子的冠是不能歪戴的，这是老师说的礼。”于是子路放下兵器扶冠，结果被人家趁机剁成了肉泥。唉，他就这样活活被他老师给“害”死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为子路的死而伤痛欲绝的孔子，天天做恶梦。一天夜里，恶梦做得没完没了，不等天明，他就挣扎着爬了起来，拄着手杖在门口站着。他培养出来的一个博士但却放弃学问下海经商发了大财的“子贡”来看望他。孔子长叹一声，有气无力地吟道：“巍峨的泰山啊，快要崩倒了；粗壮的梁柱啊，快要折断了；一代哲人啊——也要像草木一样地枯萎了。”

子贡把他扶进屋里，安置在床上后，孔子对子贡说：“我梦见在一个很大的厅堂里，放着一口棺材，里面躺着我。通常，夏代人的棺材停在堂东台阶上，周代人的棺材停在堂西西阶上，商代人的棺材停在两个柱子中间。而我呢？是在两个柱子之间。我是商人之后（祖籍宋国，商的遗民国），如今和自己的祖宗躺在一起，怕要跟他们去了——我大概活不多久了。”孔子的病势日重一日，他的孙子和弟子们侍奉了七天之后，孔子悄悄地离开人世。

如今，孔子的第七十六代孙还活着，是个小年轻，出生于美国，几乎不会说中国话。他放弃了做孔子七十六代孙这个很有前途的职业，而宁愿勇闯台湾歌坛，被包装成“滚石新人”，这就是穿着肥大牛仔裤大唱“should i stay should i go.”、“hey girl,looking over here.”的嘻哈歌手孔令奇。

这个会唱“为什么你看到我就走，为什么那么害羞，那么秘密，那么摸不透，不应该哈过头，你干嘛都不理我。hey girl,looking over here”的abc（america born chinese）的rap歌星，颇接近一种特立独行，至少唱的歌词都属于非礼勿听的范畴。什么“我变得懒惰，又特别脆弱，把所有的镜子都踩破，连你都一起搞坏，把自己逼到跳海，我居然开始吃起青菜，为什么非要等到分开”。

如果伟大的孔子（研究起古典音乐美得三月不知肉味的）有机会听到伟大的贤孙如此另类高妙的邪门饶舌小调，他老人家一定要被气得在坟墓里要再死一次，直拿自己的“花岗岩脑袋去使劲撞墙的”（文革语）。

五

孔子在思想界有三大对手：一是“老子”以及后来的“庄子”，一是法家的几位，如“韩非子”，一是“墨子”。这里我们多说说墨子，他是极力反对孔子的一个中心（保皇）和那两个基本点（礼、仁）的。

墨子是在孔子一死，就紧接着出生的（当然他并不是故意如此）。墨子出身低微，在手工业场里当工人，由于出身太低微了，大家甚至搞不清他是哪国人，哪年出生。但他博学多才，科技发明很多。

当时有很多手工业场，主要是官办的，慢慢转型，私人经营的多了，像陶朱、猗顿都是有名的私企老板。不管怎么样，墨子在里面当工人，是“无产阶级”。

墨子和鲁班是同一时期的人，都是春秋后期。鲁班是木匠（architecture），发明了刨子、锯子、直角尺、墨斗。鲁班刨木头的时候，让他老婆用腰杆顶着木头，他拿刨子刨。他老婆很不愉快，日子久了，鲁班就发明了一个带木橛的木凳，替老婆倚木头，这个东西现在的民间师傅还在用，叫“班妻”。鲁班的老妈也参与到发明的行列中来，她在干家务的同时，老是替鲁班捏着墨斗另一头的墨线，也很讨厌，于是做了一个小钩子，固定在木料的一端，鲁班从另一端绷紧墨线，一弹，就可以画线了。所以这个小钩子叫“班母”。

当然，鲁班还为楚国制造攻城云梯，和平主义者墨子前去与他斗法，挫败了楚国的战争阴谋。鲁班气不过，又做了一个木头的小鸟，里边装上永动机，使这个小鸟在空中连续飞翔三天三夜不停息。墨子就赶紧去车间，在很短的时间内削五寸之木，做了一个轴承，竟可以承载六百斤重压，然后墨子教育鲁班说：“你制造出来的东西，要有利于人民，才叫巧，无利于人民那就叫拙！知道了吗！所以你的飞鸟是奇技淫巧，光给富人家看着玩的，全然没有我的车轴有用！我的车轴是帮助劳动人民干活的！”

鲁班很快被说服了，接受教育，从而放弃了对古代飞机的深入研究，改按劳动人民的需要而创造了，于是创造出了傻大黑粗的石碾子，就是现在倒霉的驴子蒙着眼睛围着绕的那个东西。

种种迹象表明，墨子作为最早的“工人阶级”，反对富人享乐，反对大家族垄断政府。他说，我们工人虽然出身不高，但一样也有贤人，应该让这样的贤人主宰天下。或者退而求其次，组成联合政府，让贤人参政议政，做到“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倘如此，则阳虎、王熙凤这类出身低贱的能人，就有出头之日啦！事实上，到了战国时代，布衣纷纷参政，诸侯任人唯贤，墨子思想获得部分实现，墨家也成为“显学”，就是时髦专业的意思。甚至真有国君要把位子禅让给“贤人”们）。这种“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贤人可以窜上去当政，就否定了孔子的血统观和国君一族至高无上观。

为了能让布衣贤人参政和当政，墨子不惜伪造了古史，编造出尧舜禅让的故事，以兜售自己的“尚贤”主义。

那么，布衣参政以后，要把国家建设成什么样呢？墨子刚刚已经通过“尚贤”来撼动和反对孔子的“既有等级秩序万年不倒”（而这相当于强调爱有等差、尊卑有序），于是墨子描述自己要建设起来的美好社会，其所遵循的最高纲领，凝结为两个字是“尚同”，就是没有等级差异，爱无等差。进而引申成了人人相爱，没有战争，没有剥削，兼爱非攻，社会大同，每个人都把别人的家当成自己的家，别人的身体当成自己的身体。这也许是共产主义思想的雏形，墨子是中国古代的马克思。

墨子“尚同”，主张没有等级，“尚贤”，主张下面的“贱人”（出身一般的人）可以上来，都是在反对孔子的极力维护旧有等级秩序。

墨子批完了孔子的“一个中心”——维护既有等级秩序，又接着批判了孔子的两个“基本点”。

孔子的第二“基本点”是用一套礼仪的制度来维持既有的等级秩序（即“一个中心”），墨子狠狠批判了孔子的那一套礼，指责孔子的礼乐奢侈而无用。孔子的礼要求厚葬，守丧三年，期间什么都不能干，墨子骂这是对社会财富的白白浪费。

为了反对奢侈的礼仪，墨子遂提倡艰苦朴素，要求自己和追随自己的人刻苦自砺，吃饭用最难看的陶碗，不吃肉，吃藜藿煮的羹（藜藿是当时流行的蔬菜，大约是蒿子杆），而且食求无饱。住三尺高的黑乎乎的茅草房，穿葛衣鹿裘，不穿丝绸，粗衣草鞋，日夜劳作不休，总之，向丐帮的“污衣派”看齐就是了。他还杜绝六情五欲，好吃的不要，好闻的不要，好看的不要，好摸的更不要，不许听音乐，反对礼仪，反对形形色色的奢侈，进而反对艺术（因为艺术往往也是奢侈的，雕刻、建筑、芭蕾舞、美术、煎炙烹调、青铜器、玉器、高台华榭，这都是奢侈的！）。

墨子带头反奢侈，苦行自虐，住茅草房，吃破菜破饭，穿破衣破裳，背着行李光脚走路，拒绝打出租车。

墨子还积极实践，组织了一个武士团体，去实现他朝思暮想的尚同（没有等级）。团体首领时称“钜子”，是“天”在人间的首席代表，类似欧洲的教皇。（钜子这个词现在还在用，商界钜子。）

中国古代第一个教会出现了，教父就是“钜子”墨子，对徒众有决定生死的权威，对干犯教规者，一道惩戒的命令下去，分散全国的追随者都会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个教会的主要功能是促使全社会都不听音乐，没有等级差别，天下大同，兼爱非攻。于是，这帮人“摩顶放踵以利天下”，意思是帮人做好事，类似王朔的“三t公司”，替人解难、替人解闷、替人受过，以体现墨子爱无等差的观点，反对孔子极力维护的等级社会。

于是这帮被称为“热腹”的家伙开始闯荡江湖，到诸侯列国去做官，积极宣导墨子主义，身体力行，参与时事，成为各国一股不小的在野势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墨子的死去，他们终于离墨子的共产主义思想越来越远，为了自己的生存而苦苦寻找业务，浑不管对方持的是什么学说，接受不接受自己的“尚同”，只是忙着结好诸侯卿相，替之消灾办事（以换取生活费），终于变成了游侠帮派。一旦诸侯与卿相之间闹矛盾，互相打起来了，钜子就出现了，帮助其中某一方打击另一方，以效忠恩主、不畏生死为己任，一死就是战到最后一名，一个活口都不留。虽然墨子的大同思想没有实现，却铸造出了一种“游侠作风”（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如赴汤蹈刃，死不旋踵），风行战国一时。

终于到了汉朝的时候，国家统一了，墨家的这种准军事化组织不利于社会安定，被依法取缔。墨家的党徒只好奉旨参军，或者回家务农，老死于窗下。墨家终于销湮于历史，侠士变成历史的绝唱。

下面说说晚期墨家。

墨子的门徒们，跟老师一样，一贯喜欢跟别人打架斗嘴，以维护老师的学说。出于辩论的需要，他们顺便还研究了自然科学，于是他们成为了科学家，对几何学、力学、光学都有研究，在全世界最早认识到了光是直线传播的。他们还记述了物体成影，光与影的关系，光与光源的关系和影的大小，光的反射，小孔成像，以及平面镜、凸面镜、凹面镜什么的。

这些墨家的高材生们还认识到浮力、惯性、重力，以及力的性质、力的平衡，给出了力的定义：“力，形之所以奋也。”与现代物理所谓“力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正好符合！

在这些墨家门徒们写的《墨子》一书中所阐述的时间、空间、静止、运动等概念，与牛顿的第一运动定律暗合。他们还有轮轴和斜面的应用力学研究，并且比希腊的阿基米德更早一百年研究了杠杆理论。墨子本人曾对战争攻防有研究，善于防守（所以叫墨守成规）。《墨子》书中则说，当敌人挖隧道进攻城池的时候，我利用风箱把在炉子里燃烧的芥子气体打入敌军隧道，熏死敌人。这是古代的芥子气。这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利用堑壕芥子气早两千三百年。

六

公元前六世纪尾巴上的时候，公元前500年左右，山东半岛因为阳虎、孔子相继执政而分外热闹，南方是吴楚争霸的好戏连台。这时候，西边的晋国，很遗憾地，已基本上失去了霸主地位。

在阳虎开始为政的第二年，公元前503年，齐国、郑国都已经叛离晋国，两国结盟，并且，齐国把卫国从晋国座下也同年拉拢到自己的联盟。三年后，公元前501年孔子参政第二年的时候，齐景公又通过“夹谷之盟”（孔丘主持的那次），退还汶阳之田，拉拢鲁国入伙。次年，齐鲁再次盟会。不久齐国又吸收了一向仅跟着晋国的铁杆小弟宋国，齐景公与宋结盟，并随后与莒、邾、杞等君结盟，终于使得巴尔干地区全都成了齐国的势力圈（晋国成了光杆国家）。

以齐为首的东方各国联盟与晋形成对抗，晋国的盟主地位至此告终。（几年前，公元前506年的召陵十六国之会——中行寅向蔡昭侯索贿的那一次，实际上已成为晋国霸权地位的告别会。）

实际上，试图成为东方霸主的齐景公国内，已经走下坡路，他所结成的中原联盟，也并没有什么作为。据他的宝贝相国“晏子”早在三十多年前（公元前539年，齐景公八年）出使晋国时对晋国人叔向透露政府消息说：

“齐国快完蛋了。社稷多半要转到陈氏手里了。在我们齐国，老百姓把三分之二的收成上缴国税（很高的税！齐景公这个坏蛋，横征暴敛）。国库里东西堆得都腐烂了，老百姓却冻馁啼号，很多人没有鞋，因为他们已经没有脚了——我们的刑法太滥。

“趁这个悲哀局面，陈氏一族抚恤百姓，散发家财。陈家大斗出，小斗进（注意，是大斗借出，小斗还回），让借贷的人白占便宜，从而收买人心。陈家卖的木材，市场价跟山里价一样，陈家卖的鱼虾鲍盐，也跟海边产地平价。陈家赔本赚吆喝，老百姓敬爱他们如同父母，追随陈氏好比江河。所以说，陈氏快接管齐国了，陈家祖上的鬼，已经附在我们的宗庙里了。”（一百五十年后，陈氏代齐。）

晏子说的这还是三十多年前的情况，现在只能更甚。

已经自顾不暇的齐景公，居然在自身统治危机重重的时候，还跑到国外去抢滩、争霸，也真有他的。终于是并无什么作为。但是齐景公当政时间极长，长达五十八年，创下了世界记录，我们无论如何，为了鼓励他，还是封他为春秋第八大蜥蜴——“老不死蜥蜴”吧。

齐景公、晏子同志二三事：

据说齐景公是个美男子，有一天他发现有人色迷迷地在注视着他看，就抓起来盘问。原来是个同性恋，于是判处砍头。这时候晏子劝道：压抑人的正当性欲是不道德的，仇视人之所爱也是不吉利的。齐景公觉得有道理，不但赦免了他，还命他在洗澡时服侍自己，免费观看。还可以摸。

其实同性恋不是我们的专利，同时期的欧洲，古希腊也盛行同性恋。城邦的富家儿子年满十三岁就托付给一大男人，由他用全部智慧和关爱去培养这名少年，包括一起睡觉。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柏拉图都有同性恋事迹，老柏的“精神恋爱法”，就是针对同性的。据说，斯巴达军队很少战败的原因之一，也在于士兵间盛行同性恋，“爱人”在身边，宁愿战死也耻于退缩。

齐景公为政，一贯特别懂得享受，大造宫殿、广聚狗马，厚敛重刑，穷奢极欲，残酷盘剥贫下中农。野有饿殍的季节，齐景公后宫的马儿却吃着香喷喷的小米，住在文绣绫罗披挂的台阁——可能齐景公觉得反正齐国迟早也不是我们姜子牙的子孙家的了，不如自己把家产造光。

齐国滥刑到了戏剧化地步，被刖了脚的老百姓太多了，只好买假脚装上。市场上的真鞋很少有人问津，假脚倒是非常走俏。走在临淄的穷人区里，鬼影比人影多，鬼们衣衫破烂，面黄肌瘦。鬼孩子们瘦骨嶙嶙，瞪着大眼；老年的鬼佝偻着身子在地铁口乞讨，晚上就睡在建筑物的排气孔旁边（这是纽约）。

晏子对齐景公说，咱们收的税太重了，政府必须厉行节俭。齐景公当即表态，以后少砍些人脚，多砍些政府预算。可是没过两年，齐景公又要大修宫殿了。晏子没办法，就请愿负责监工。

于是，晏子以修建宫殿为名，增加工钱，放慢工程进度，定期交换民工，让穷人都来打工，以便有饭吃。这样，整整修了三年，老百姓免于饿死（跟罗斯福的新政差不多）。

齐景公越老越喜欢饮酒，有时候招人聚饮，连饮七天七夜，饮一阵，乐一阵，睡一阵，房事一阵，朝廷政事全部荒废。（不干政事也好，干政事也不过就是琢磨着怎么收税、刮地皮）。

陪酒的官员和宫女都累坏了，齐景公醉得摇摇晃晃，还毫无收场之意。大夫弘章以死相谏，齐景公不以为然，哈哈大笑，说：“弘大夫，来，跟寡人一口闷。”

晏子拱手对弘大夫说：“恭贺大夫！你有幸遇上了我们的贤明国君，善于听从臣下劝谏。如果你遇上桀纣那样的暴君，你早就身首异地了。”

齐景公一看晏子都把桀纣抬出来了，酒吓醒了一半儿，晏子趁机规劝。

齐景公改正，不喝酒了，改出行了。阳春三月，风和日丽，齐景公带着小老婆和宦官们前呼后拥，笙歌乐舞，到鸟语花香世界游玩，不料遇上一堆白骨精。齐景公大喊晦气，晏子说：“国君您每次出游，方圆几十里内的老百姓，都得献出财物供您消费，交出车马供您驱使；而他们自己却在饥寒交困中化为白骨。如果老百姓造反闹事，外寇趁机侵入，国家就完蛋啦。”

齐景公赶紧谢罪，收敛白骨，赈济百姓，还给自己下禁令，三个月内不出游（等秋天树叶红了再玩！）

齐景公的一生大体如此。他死后，子孙们成了陈氏板子上的肉，被宰了好几个。

晏子真能让齐景公这么听话吗？反正上边都是《晏子春秋》写的，是不是给自己贴金，谁知道。

如果说孔子是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理想主义者，那么，同时期的晏子就是个“知实务者为俊杰”的明哲保身派。

晏子同志最大的特点是身高不足一米五，性格刻板，寒酸悭吝。作为相国，乘坐彩车，身穿美服，显示国君的恩宠，大国的威严；跟随狡童美姬，围拢丫鬟奴仆，烘托相国的权势，其实是少不得的。当官就要有当官的样子嘛。（名相管仲就是这样的，排场很大）。

可是晏子反其道而行之，天天穿旧衣服，一件皮袄穿了八百年。（当然，后代更穷的士大夫，还羡慕晏子呢，毕竟还有件皮裘呀）。晏子祭祖，猪肘子块头微小，连祭器底儿都盖不过来。晏子出门，坐二手车，驾一匹瘦马，让人感觉他好像——好像国君从来不给他发俸禄似的。

去晏子家里一看，更寒碜，地势卑下潮湿，而且喧嚣聒噪，就住在农贸市场边上。（在古代，做小买卖的不是像现在这样散落在街道两旁商店里，而是有固定区域，跟居民住宅区分开。叫做市。有围墙，有专门胳膊带红箍的官员，负责收税。日出开门，日落关门。除了做买卖，这里还兼做杀人的法场，是娱乐群众的表演项目，苏秦啊，商鞅啊，都是在这种地方车裂的。现在你去逛商场，是看不到这样的表演了。齐国临淄有不止一个市，甚至还有个“女市”，里边专卖sex。）

齐景公趁晏子出差期间，就把他的家给搬了，离开农贸市场，换到干燥寂静的富人区。晏子回来，气得要命，硬把新房子毁了，就剩一件破屋子住。

齐景公又派人把农贸市场一部分税收送到晏子家里，增发给晏子相当于两个采邑赋税的工资，看到晏子的老婆又老又丑，齐景公就把自己的女儿赐给他。所有这些，都被晏子一次次婉言谢绝了。（该要的不要，则是乱法。应该批判。）

最惨的是晏子的老婆，她一天只有一顿饭里边有肉，且只是一盘，还不穿丝织品，不知道是买不起还是老公不让买。晏子的老婆，处境真是活地狱。

李白说，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晏子却违逆人性，猥琐小器，喜欢过原始社会穴居生活，“开历史的倒车”。也许，晏子可能是被当年“崔杼、庆封”家败人亡的故事吓出恐惧病来了，所以物质生活上，格外知道装孬种（其实晏子很有钱，他自己有封邑，当然不是穷人，但他偏不肯花，也没有拿出去接济穷人。据他自己骄傲地讲，钱是都给了亲戚们，让亲戚们享受富贵。亲戚长辈们拿了好处，自己却装作清廉自守，真是一举两得。晏子这么干，不表明他清廉，只说明他世故，是个老油条。）正是如此装孬种，他才历事三代君主，从政长达五十余年，执政将近四十年。

晏子执政长达四十年，如此长期的“不倒翁”当政，也不知道这算是齐国人的幸事，还是不幸。（晏子老霸占着茅坑，别人怎么拉屎？贤人怎么发展。晋国就很好，执政官平均任期三到五年）。

关于晏子扑杀人才，最著名的就是“二桃杀三士”。

据晏子自己在《晏子春秋》中交代，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三个人是齐国的勇士，号称“齐人三杰”，都能赤手空拳打死山东老虎，名冠一时（现在，全国的野生老虎合计起来，也就剩几十只了。熊还有一些，但正在吃毒药和洗硫酸澡）。

有一天，晏子从这“齐人三杰”身边经过，这哥仨可能一贯看不起晏子，或者干脆是没看见晏子，所以就没站起身来打招呼。于是晏子老羞横怒，当即找齐景公告状，说这哥仨无礼，不讲究长幼之序，简直是祸国殃民，不如除掉。

于是他教齐景公派使者送了俩桃子去，说：“你们哥仨按功劳大小，吃桃子吧！”

公孙接仰天长叹：“晏子果是聪明人。我不要桃子，那是不勇敢；我要了桃子，别人又怎么办呢。不管怎么样，国君命令我们，按功劳大小吃桃子，我们别无选择。那我就先说吧——我第一次打死过一只野猪，第二次又打死过一只母老虎。像我这样功劳，可以吃桃子。”于是，拿了个桃子啃。

田开疆说：“我带兵埋伏着，两次打退了敌人三军的进攻，我够资格。”于是，也拿了一个桃吃。

古冶子说：“我保着国君横渡黄河到晋国去，一只大鼋咬住了我们的马，拖到河中间。我跳下黄河，逆流潜行百步，又顺流起伏九里，才抓住那大鼋，把它杀死。我左手握着马尾巴，右手提着大鼋头，像仙鹤一样跃出水面。渡口的人惊讶呼喊，都以为河神出来了。像我这样的能耐，理应独吃一个桃子。”说完就站起身来。

前面那俩人说：“还是你厉害！我俩的勇敢赶不上你，能耐赶不上你，拿桃子却不谦让，这就是贪婪啊；知耻不死，算什么勇敢？”于是，这俩交出了桃子，刎颈自杀了。

古冶子说：“其实你俩合吃一个桃子，我独吃一个，就可以的。可惜你俩都死了，唯独我活着，这是不够哥们；羞辱别人，吹捧自己，这是不义；自我悔恨，却不敢去死，这是无勇。”于是放下桃子，也拔剑抹脖子了。

晏子真不是东西啊，真毒啊。“齐人三杰”深明大义，从容蹈死，气度宏远，飘逸绝尘，令人仰慕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可恶的晏子却硬说他们仨是祸国殃民，真缺德啊。晏子“二桃杀三士”的损招，对君子有用，于小人无效。这哥仨中招，就是因为他们是君子。好人都活不长啊。（又，三人言谈之中恪尊君命，怎么会是晏子所指责的不讲长幼之序。）

后人把对三士的哀怜和对晏子的鞭挞，写在古诗《梁甫吟》之中：

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

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

问是谁家墓？田疆古冶子。

力能排南山，又能绝地纪。

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

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

“一朝被谗言……国相齐晏子”就是说晏子进谗言。“梁甫”是泰山旁边的一个小山，古人以泰山比喻君主，以“梁甫”比喻君主身边的小人，“梁甫”就是对晏子的类比。

如果说齐人三杰只是个孤证，那么，晏子还曾经排挤走了来齐国找工作的孔子。齐景公本来想留下孔子为官，但晏子说儒家滑稽、倨傲等四大罪状，说不适合齐国，还是劝齐景公赶他走了。他的指责也许不为错，然而晏子又没拿出比儒家更高明的什么东西。

晏子执政的这一漫长时期，齐国没有像管仲齐桓公时代那样建立霸业，反倒民生悲惨，政治腐败，家族哄斗，君权旁落。当然，在《晏子春秋》中这些责任都被推给了齐景公，说他昏庸腐败，而晏子作为相国则一点儿责任都没有，反倒是被打扮成不断提意见的“忠良”！其实提这点鸡毛蒜皮的意见管什么用呢？

晏子在出使晋国期间，向晋国的叔向拼命埋汰自己的国君，说陈氏已经快抢走我们国君的权柄了。国家闹到这个地步，首先是晏子的责任，他不知引咎辞职或者发展改革兴利除弊，而只能出去哀叹和抱怨。除了抱怨陈氏之外，史料上却并没有他跟陈氏做斗争的记录。相比之下，阳虎和孔子都跟“三桓”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失业的代价。而晏子对于陈氏只有哀叹以及虚与委蛇、苟且自保罢了。晏子浪费时间不干正经大事，整天处处盯着齐景公提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意见管什么用呢？

后来齐景公死时，用六百匹活马做了陪殉，非常阔气和浪费，现在都挖出来了，在山东临淄附近的高速公路下边，可以去参观，场面宏伟得紧，马的白骨和石化了的车轮，让人联想起当年让人感喟的奢靡庸陋的君臣。